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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中国古代早期的工艺美术中，如果说陶器是原始社会新石器时期的象征，那么青铜工艺便可成为奴隶社会工艺美术的典型代表。 人类经历了原始公社时代的漫长跋涉之后，进入了奴隶制社会。在中国，作为奴隶社会文明标志的，是青铜工艺。史家把奴隶制时代称为“青铜时代”。 青铜器的发达的铸造工艺充分体现了中国奴隶制社会时期高度发展的生产力水平，它的丰富多彩的造型和纹饰，集中反映了中国劳动人民杰出的艺术创造。 1．什么是青铜器 青铜是铜和锡铅的合金，因为红铜（纯铜）的熔点很高（1083C），而硬度较低，加入锡，可以降低熔点（700—900C），而且增加硬度，在应用上具有广泛的适用性。人类在使用铁器以前，广泛地使用青铜铸造各种器具。 2．青铜器的分类 青铜器的范围非常广泛，从功能上大体可分为四类： （1）礼器：商周时期，一些日用青铜器由于用作祭祀和典礼时的陈设而被赋于特殊意义，成为青铜礼器。如鼎、鬲、尊等。 （2）乐器：到春秋时期，乐器在祭祀和典礼中更是不可缺少，所谓“钟鸣鼎食”即反映了当时的情况，如饶、钟、铃、鼓等。 （3）兵器：现出土的兵器以春秋战国时最多。有戈、钺（yue）、矛、剑、镞（zu）等。 （4）工具及车马具：如犁、锄、镰、铲、斧等。 此外，青铜日用器从用途上的主要分类有：食器、酒器、水器、日用杂器四种。其中以食器、酒器为主。 3．青铜工艺在造型和纹饰的主要特征： 从艺术欣赏的角度来看，中国古代青铜工艺的突出 成就，是丰富多样的造型和纹饰，以及不同历史时期不同的艺术风格。 中国的青铜工艺，以商、周两代的青铜器为代表，如最重要的是所谓青铜礼器——鼎。鼎是古代的煮食器，其造型特征为由腹、足、耳三部分组成。腹可以盛物，足可以扬火，耳可以穿杠搬运。鼎是青铜礼器中最为重要的一个品种，它的实用意义是盛放或烹煮食物，但它的价值却体现在对礼治的维护上。一般多用于奴隶主阶级的祭祀和宴饮，具有区别尊卑贵贱的功能，是奴隶主统治权力的象征。文献记载：“天子九鼎，诸侯七鼎，大夫五鼎，元士三鼎或一鼎”。（又有成语“一言九鼎、问鼎中原、三足鼎立”） 如《司母戊方鼎》，形式厚重华丽，充满了神秘、威慑的色彩。司母戊方鼎是迄今出土的所有鼎中最大最重的，它还有一段传奇的经历。1939年3月，这只鼎出土于河南安阳侯家庄武官村吴玉瑶家的农田中，因鼎太重太大，移动困难，人们便想锯断大鼎，然后运出，但仅锯一足，便锯不断，于是悄悄地把鼎埋起来。后来消息走漏，日本人来搜索未成，便出价70万圆伪币收购，当地人们巧妙地送出另外一鼎，算将此鼎留下。 抗战胜利后，1946年6月，大鼎重新掘出，但已失去一耳（后来补上），先存放于安阳县政府。同年十月底，当时国民政府主席蒋介石60寿辰，当地驻军将大鼎作为寿礼，用专车运抵南京，保存在中央博物院筹备处。后来，国民党政府曾想将此鼎运往台湾，终因过于困难，才打消了这一念头，建国后，此鼎存于南京博物院，1959年拨交中国历史博物馆，现已成为镇馆之宝。 西周中期以后，青铜器的神秘色彩逐渐淡化，风格趋向简朴，追求朴素、典雅之美。如《孟鼎》，造型雄伟凝重，纹饰简朴。 春秋中期以后，青铜器逐渐变成供统治阶级享用的生活用品。青铜器的造型趋向轻灵、奇巧，装饰手法写实，纹饰也易于理解。如，莲鹤方壶》，便是这方面的代表作。 另外《曾侯乙编钟》是最重要的出土文物，编钟共56件，分上、中、下三层。经检测每件编钟不仅都能发音，而且能发两个不同的音，可以 演奏各种现代乐曲，而且音质纯正，音色优美。这是 目前世界上仅有的保留着原有音响的一套特大型定音古乐器，也是世界上保留下来的最古老的12个半音的乐器。 （录象：曾侯乙编钟） 秦、汉时期，由于铁器和漆器比青铜器更方便，从 而逐步取代了青铜器，青铜器便向轻便、精巧、实用的生活用器和观赏器方向发展，它们往往以实用和美观的高度统一而引人注目。 （录象：青铜工艺） 这个是青铜器辨别真伪的论文 伪造青铜器主要是为了牟利，而仿造青铜器则是出于对古代文化的尊重与爱好，或是出于复古以宣扬传统礼教之目的，所以仿古与伪造二者制作的目的与性质均不同，由此在器物上也表现出某些不同的特点，有必要加以区别。唐代以来各个时期仿古作伪的情况大致可概括为四句话：唐宋为仿，元明是变，清代在改，民国是。现将其基本情况概述如下。 古代青铜器的仿造 仿造先秦青铜器的历史约可以追溯至宋代，当时金石学兴起，公私皆以收藏商周青铜器为乐事，宋宫廷曾据内府所藏商周青铜礼乐器大量仿造，以为郊庙之用。特别是政和年间，由于徽宗酷喜古物，常命良工仿制新得之古器，故所制尤多(见翟耆年《榴史》)。但南宋之后，铜器常被销毁铸币，宋代仿制古器传至今日者为数较少。但宋代仿古之风延续至元、明、清时代。元代时诏修诸路府州邑县之庙宇以供春秋祭祀。元成宗时为此设置了出蜡局(《元史·祭祀志》)，以仿制古祭器。明代的仿造规模甚大，留传于世者亦较多。明宣德年间，宣宗朱瞻基因见郊坛宗庙及内廷所陈设之鼎彝均非古制，遂生复古之心，于是在宣德三年敕谕工部仿照宋人《考古图》、《博古图》诸书所记商周青铜器器形，铸造仿古铜器，此外亦令仿造内府所藏名窑四款式典雅者铸铜器 。当时所铸以上两类仿古铜器达三千三百余件。这些仿古铜器，除部分归宫廷留用外，还奉敕分与诸王府，因而得以流传至各地(《宣德彝器图谱》)。明末崇祯年间潞王朱常汸(号“敬一主人”)亦曾大批仿制古铜器。 仿古铜器有以下特征： 一是常铸有铭文表明是仿制品，宫廷所仿多铸有本朝年款，例如宣德三年工部奉敕仿制之商周青铜器器底多铸有篆文书写的“宣德”二字。明末潞王所仿制器则有“潞国制”字样，并有器物编号。北京故宫博物院藏乾隆年间宫廷仿商周铜器亦有“大清乾隆年制”铭文。历代地方官吏仿制品除注明年款外，还注明官称姓名。 二是仿制品在形制与气韵上多与原器有差异。这是因为既是仿造，不像作伪，故不必追求逼真，往往是只求形似，而不严格遵从古制，甚至还有所变化，体现种种时代风格。宋代仿古器因多以商周原器为模式，故在形制上较为相像，但与原器相比，造型略显呆滞、粗拙，且体形一般较大，特别是鼎、爵、斝等器。此外将仿古器纹饰与商周器物纹饰仔细对照亦可看出其不够准确，形象多有变异，如北京故宫所藏宋仿商簋与商簋形制颇相如，但其颈部与圈足所饰夔纹形象与地纹均较商代纹饰失真且粗糙。元代时仿古铜器往往有自行改造之处，并不拘泥古代形制，如1981年从湖南常德慈利征集所得元代铜簠，双环形耳与波带形足均为随意改造之表现，而且口下有直壁，是春秋早期以后形制，但纹饰却饰西周晚期与春秋早期的重环纹，亦与真器不合。明代宫廷仿制品因多据宋人著录书铸造图样，宋人所绘本就有不严格处，故明代仿制品即更走形，其中有的虽与商周真器外形相近，但纹饰变形却十分严重、此种情形由上文所举宣德三年所仿制之商簋即可得见。又如：明宣德三年工部所铸“周公乍文王”鼎，引自《宣德彝器图谱》，虽亦有用早期青铜器之大致形象，但无论是扁足与扉棱造型，还是纹饰、铭文，皆非周初之制，而尤以纹饰更显随意性。《善斋吉金录》著录之“永保用鼎”，虽作立耳、蹄足，但颈、腹形制与纹饰及铭文字体均与先秦古器不类，容庚先生指出：“此明代物。1987年12月云南石屏乾阳山玉皇阁修复过程中，曾于石壁发现仿古铜鼎，有可能是明代地方上所铸仿制品，虽大体上是仿照商周鼎形，但蹄足形制相差甚远，颈下饕餮纹变形极明显，鼎腹饰垂叶三角纹颇不合古制，铭文字体取自宋人《历代钟鼎彝器款识》卷九“丝女鼎”。最初曾被发现者定为西周铜鼎。由于判定明显错误，很快即被纠正。 清乾隆以前宋至明代仿古铜器已有不少藏储于清内府，乾隆年间编成的“西清四鉴”等书中所著录铜器，有的 即使从描绘得不甚准确的器形、纹饰中亦能看出是这一阶段的仿制品，例如所谓周蟠龙尊(实是壶形)、周夔风鼎。后一器为错金银器，形制本于商、西周早期鼎制却饰错金银纹饰，显然是一种变通与改造的仿古手法。容庚先生提出：“金银错之商周器十九皆伪"，显然是对的，但这种器物多数当属于仿古器，应被视为艺术作品。 清代宫廷继续铸造仿古铜器，风格与明代近似，即外形有商周铜器部分特征，但往往对局部加以多方面的改造，如上述清仿古方鼎，饕餮纹作蝴蝶状，口颈下夔纹口、身皆臆作，底纹呆扳无变化，扁足形制与其上纹饰亦均不合古制，较典型地体现了这一时期仿古器的风格与水平。 明清两代的仿古铜器，有几种常见而形制较特殊的器型，如百环尊，出戟大尊等。此外，明代仿古器还可见贯耳觚，清代可见方口觚。 综言之，历代仿古铜器最重要的共性即多只是大体取商周铜器之外形，但在局部(如部分结构与纹饰，特别是纹饰方面)多有随意变形。因此即使未有铭文标明为仿制品，只要对商周青铜器的形制、纹饰、铭文之时代特征有一定的了解，仿制品与商周真器不合之处并不难看出。所以从总体而言，仿制器还是较易辨识的。 青铜器器的伪造与辨别 一．青铜器伪造历史之概况。 青铜器的伪造在宋以前即存在，但伪器较大量的出现尚始于宋代，当时金石学之兴起。固然促进了对古代青铜器与金文的研究，但公私收藏之风的兴盛，也使青铜器买卖成为古董商人逐利之手段，伪造之器进应运而生。今日研究青铜器的学者们多认为，宋代宫廷既大量仿铸古铜器，自然就培养出一批作伪器之高手。 宋代赵希鹄《洞天清禄集》中有《古钟鼎彝器辩》一节，曾提到伪古铜器作假色泽与假锈的方法，可见铜器作伪在宋代时已发展为一专门的技术。元明两代亦有铸造伪铜器的，明人曹昭在《格古要论》卷六中有“伪古铜”一小节，专讲伪铜器作假锈色之方法与辨别要点。显然当时作伪铜器与鉴别真伪皆已有相当经验。此外，明人高濂在《论新铸伪造》(《遵生八牋》十四：二八)曾记载，元代时杭州姜娘子、平江(今苏州)王吉二家即为当时铸作名家，其“制务法古，式样可观”。所制器或亦有被充作古青铜器流入市场的。宋至明历代伪制品中较精致者，在清代甚至充斥于内府，故乾隆时所编专著录内府藏器的《西清古鉴》、《宁寿鉴古》、《西清续鉴甲编》与《乙编》四书．(旧称“西清四鉴”。现学者或称“乾隆四鉴”)，有铭之器一千一百七十六件，容庚先生认为其中伪器与可疑器近42％，其中虽有因未亲见而估计不当者，然此种估计总不致太过分。 清乾隆以前之元明两代与清初伪造技术较低，器形、纹饰多仿照宋人青铜器著录书籍中之图像，铭文亦多属杜撰，故伪器较易辨识。清乾隆之后，金石学复兴，此时的情况正如徐中舒先生所描述的：“一般学土大夫们对于铜器的观念跟着也就推进一点。他们要利用这些器铭来解释文字，证明经、子，他们买一件古董，总要注意它有字没字。这中间价钱当然差得很远”。有铭青铜器价值远高于无铭器，这一事实进一步刺激了—些古董商与作伪者渔利之心，乃多于真器上增刻假铭，一般是根据真器铭仿制、照搬，间或亦有改造、拼凑。与此同时，整体铸造伪器、伪铭之作伪业也渐于山东潍县、陕西西安等地形成中心。 民国以后，古青铜器出土甚多，提供了大量真器范本，加之历代作伪技术不断积累，至此时已近于炉火纯青的地步，特别是这时候青铜器海外市场被开拓，于是作伪的水平与数量均大大超过前代。此外，作伪的区域性中心也增多起来，上海、北京均集中了一批作伪高手，除于真器增制假铭外，全器伪造亦较多见。今日国内外公私文物收藏者所藏伪制青铜器有相当大的比例即是属于民国以后制作的。 二. 本世纪青铜器辨伪之主要成果。 伪制青铜器的历史既如此长久，特别是近代以来伪器的大批量制造，便青铜器辨伪问题在民国时期即已成为青铜器研究中一项重要内容。1936年徐中舒先生作《论古铜器之鉴别》文(《考古社刊》第四期，1936年)，开首第一句话即言：“如果要把古铜器当作一门学问看待，那么，我们第一件当做的事就无过于真伪的鉴别了。”可见辨伪在此时已为学者高度重视。在此之前，近代学者中仅有著名学者与收藏家陈介棋，以他丰富的经验对判定伪器提出过具体的见解(《簠斋尺牍》)。此外，1914年王国维撰《国朝金文著录表》(1915年， 上虞罗氏雪堂丛刻本)，于各器类下均开列伪器及疑伪之器。王氏所判定因其多未见原器而所据仅铭文，故未必均得当，然实有开凿之功。l941年容庚《商周彝器通考》出版，不仅在详细地总结历代辨伪经验的基础上归纳了识别伪器的若干重要原则，并首次对伪造作了较科学的分期(书中一些基本观点在1958年出版的《殷周青铜器通论》中又得到进一步的充实)，至今仍有重要的学术价值。在此之前，容先生还曾作过许多具体的辨伪研究，1925至1927间曾因工作多接触清内府旧藏器，因作《西清金文真伪存佚表》(《燕京学报》第五期，1929年)，对所谓“西清四鉴”中所收铜器及铭文作了甄别，其中一部分器物的真、疑、伪差别问题后来在《商周彝器通考》中又作了修订。与容氏所作研究同时，也有学者写过辨伪文章，如商承祚《古代彝器伪字研究》(《金陵学报》三卷二期，1938年)，后又作补篇》(《考古社刊》第五期，1936年)，又如上举徐中舒氏的论文。民国时期重要的有价值的辨伪论著大致如上述。 近二十年来，对于青铜器辨伪问题，又先后有一些重要著作发表，无论在科学性上还是精细程度上都有新进展，作者中有的曾在文物界多年从事青铜器保管、修复工作的，故所论更为经验之谈。七十年代中最重要的带有 理论性的著作是张光裕《伪作先秦彝器铭文 疏要》(国立台湾大学中国文学研究所博士论文，1974年6月)，此书首先详尽地考察了历史上古铜器仿造与伪造的史实，说明了不同朝代仿造与伪造器物之手法、工艺特点与历代辨伪之认识水平；继而详论作伪之方法、类别，尤着重于铭文之作伪的研究。本书还详论了铜器鉴别之态度、方法，对已有成果从方法论角度作了科学的评判与总结。此书还有下篇，名《六十字以上的先秦器疏证》，引五十五件伪器。 八十年代以来有较多的青铜器辨伪论著发表，其中重要的有： 陈佩芬《青铜器辩伪》(《上海博物馆集刊》第三期，上海古籍出版社)，以上海博物馆丰富馆藏标本为资料，从铸造技术角度指出伪器之破绽，说明伪器重于原器之事实(这是以往很少具体阐明的)。该文所论伪铭、伪纹饰多为伪制品中之上品，故分析其漏洞与弊病，极有助于辨伪水平之提高。 程长新、王文昶、程瑞秀《铜器辨伪浅说(上、中、下)》(《文物》1989年8、11、12期)，多举北京故宫博物院藏品中之历代伪器与仿制品之标本，详析历代宫廷与民间所作仿古铜器与伪铜器之形制、纹饰、铭文特点，生动形象，并有重要资料价值。文中还列举、分析近现代作伪高手之作品，在综论辨伪方法时，文章亦多结合实物标本，对作伪的手法之剖析甚为详细。所有这些，对实际的辨伪工作都极为有益。 刘雨《乾隆四鉴综理表》(中华书局、1989年)，在容庚先生研究西清金文基础上，对乾隆时之“四鉴”作了进一步的分析、整理，对容氏判定伪器之器重作审定，提出了许多新见解。书末附“伪及疑伪器号表”，为科学利用“四鉴”提供了极大的方遍。 除以上著作外，尚有罗福颐《商周秦汉青铜器铭文辨伪录》(《古文字研究》第十一辑，1985年)，着重于对清代与民国期间铜器作伪作深入研究；王文昶《故宫博物院藏部分青铜器辨伪》(《故宫博物院院刊》1989年1期)与《铜卣辨伪》(《故宫博物院院利》1983年2期)；王荣达《从修复角度谈商周青铜器的真伪鉴定问题》(《考古与文物》1987年2期)；杜乃松《宋元明清铜器鉴定概论》(《故宫博物院院刊》1990年4期)。杜文对宋至清代的仿制铜器有比较细致的说明，是其独到之处。 近年来，铜器辨伪已由对器表诸方面的考察转向依靠现代科技术手段去考察铜器内部结构，比如用高强度x光透视机观察商周铜器内部的垫片以判定真伪。这方面的研究成果有张世贤对毛公鼎真伪问题的研究，详见下文。 下文对青铜器辨伪的概述即参考了上述诸家之见解。 三．伪造青铜器之主要类型与辨别。 伪造青铜器有四种主要类型，下面分述这四种类型的造伪手法与辨别之要点： (一)真器改造 即将真器加工、改造为不合定规的奇特形制。属此类者还有不同手法。 手法一，将真器主体添加部件。例如北京故宫博物院所藏殷代晚期或西周早期觯，器真，内底有真铭“父乙”二字，现此器口沿部横出一流、颈上又加了鋬，流、鋬皮色皆与器身不同，显然是后配的。又该院所藏约西周早期之卣，失盖与提梁，现此器双半环耳各增加一衔环，意欲改造成西周晚期壶形，但造型、纹饰仍与此期壶有异。 手法二，将分属几件真器的残件拼凑成一件，多数不遵器制，或在部分真器残件上任意新铸接上不符合器制的部件，此种手法造出的器形亦由于非牛非马较易被识破，上引明代高濂《新铸伪造》(《遵生八栈》十四：二八)称此种手法为为“改锹”，并云其曾在京师见到以古壶盖制腹，以旧鼎耳为耳，屑凑古墓碎器飞龙脚为足，以致“小而可用，花纹制度，人莫 不爱”。但如此生拼硬凑，毫无规则，显然很好识别。此种手法伪造出来的器物，在清宫廷内府收藏品中即有，如《西清古鉴》六；十一“蟠夔纹鼎”，为取之上半截甄部，下突接三鼎足，显得颇为怪异。又如同书十：四十“周兽环尊”是在车上添加兽形饰与铺首衔环为双耳，下接三半环以为足，拼成一不伦不类之器.
春秋战国时期青铜器论文怎么写:1、当时青铜器的数量及总体情况；2、多夏商西周时期青铜文化的继承和发展；3、其特点：铸刻文字的青铜器和青铜农具的种类数量；4、青铜器的使用范围；
殷墟青铜器以司母戊大鼎最为有名，器型大气，装饰繁复，是青铜器成熟的表现，同时也折射出殷商社会信鬼神，占卜风靡的神秘之气
中国古代青铜器，是我们的祖先对人类物质文明的巨大贡献。在中国古代青铜器的使用规模、铸造工艺、造型艺术及品种而言。中国古代青铜器在世界艺术史上占有独特地位。商周时期是中国历史上的青铜时代，青铜时代流行于新石器时代晚期至秦汉时代。以商周器物最为精美，品种已很丰富器型多种多样，并出现了铭文和精细的花纹浑厚凝重。商周青铜器艺术装饰承接新石器时代艺术中若干精髓，经过长期绵延不断的变化，形成独特的体系，在成为中国艺术史的一个组成部分。商周时期，青铜的冶炼业作为生产力的标志而达到高峰。是中国古代青铜器发展的鼎盛时期。以下通过中国商代晚期最重的青铜器《司母戊方鼎》图一和西周早期青铜礼器中的重器《大盂鼎》图二来论述商周青铜器艺术特点。一、商周青铜器作为“礼器”的艺术精神特点中国青铜器的大宗是青铜礼器。这是中国青铜器的重要特征，在世界青铜器家族中担任绝无仅有的角色。是强调青铜器在社会物质文化中所起的重要作用。1、例：图一《司母戊方鼎》是中国商代晚期最重的青铜器，1939年在河南安阳出土。通高133厘米,长166厘米，重875千克。为商王文丁祭祀其母“戊“制作的大型礼器，是现存最大的青铜器。气魄沉雄，器形凝重，纹饰华美，是商代青铜器风格的典范。鼎腹内壁有3个字铭文“司母戊”，鼎也因此得名。青铜礼器被统治阶级用来祭天祀祖，宴飨宾客，歌功颂德，死后埋葬于地下。显然它是为奴隶制统治服务的。对于一个奴隶制国家来说，青铜礼器尤其像鼎之类的重器是社稷的象征，它的存亡就是国家的存亡，所以古书有“桀有昏德，鼎迁于商”、“商纣暴虐，鼎迁于周”的说法。2、图二《大盂鼎》大盂鼎是西周早期青铜礼器中的重器，因作器者是康王时大臣名盂者而得名,表示康王（武王的孙子）自己要以文王为典范，告诫盂也要以祖父南公作榜样。对于一个奴隶主贵族及其家族来说，青铜礼器又是他们身份与地位的象征。据文献记载，天子用九鼎，诸侯七鼎，卿大夫五鼎，士三鼎，必须恪守法度，而不能逾越。生前如此，死后埋葬也是如此。所以说青铜礼器被制度化、神秘化、权力化，它就不是一般的实用器了。在形制、纹饰的铸造方面我们就不能简单地用对待实用器的眼光去看待，这是我们在鉴定时必须注意的。很多器物的形制纹饰都表明它不适于生活中使用，原因就在这里。在青铜礼器上，各级奴隶主贵族寄托着他们的信条与期望，反映着他们的思想观念。当这种要求用形制与纹饰表达仍嫌不足时，便诉之于文字。这就是中国青铜器铭文很多的原因之一。青铜器是物质的，但同时又是一种精神产品。二、商周青铜器的造型与装饰艺术特点从造型艺术的观点看，许多青铜器又是精美的工艺美术品。代青铜器的铸造方法与造型及装饰方法的密切联系，说明中国工艺美术中艺术与技术相结合的传统。形成独特的体系。从青铜器的纹饰上看，有饕餮纹、雷纹、弦纹、鱼纹、鸟纹、龟纹等。1、例：图一《司母戊方鼎》、图二《大盂鼎》这两件青铜器造型与装饰上在口端、顶盖、边沿也多铸造有神态生动的造型，动物凌厉的角和爪、卷曲的翅和尾、圆瞪的目、尖锐的牙等又常常被有意地加以突出表现。更多的则是以棱鼻为中心，两个侧身的夔形对接，正好拼成一个正面饕餮，同样形成尖角翻卷、双目圆瞪、龇牙咧嘴、利瓜大张的状态。在众多造型中，饕餮的形象是最为恐怖的，这种造型多见，而且都刻在尊贵庄重的礼器上。久而久之，饕餮便被提炼成一个综合的奇形怪状的兽面。可见兽面纹的确是一种神圣王权的象征。君主掌握了兽面神器，就意味着人神合一，至尊高贵，即拥有神的权力，也成了神之子及其化身。2、商周的青铜礼器中兽面纹是最主要的器饰主题和纹样例：图一《司母戊方鼎》、图二《大盂鼎》。同时也与人面纹、鸟纹、夔纹、龙纹等交替互渗，似是而非，具有演化变体的多样造型，始终占领着象征神灵的主导地位。多数器饰的造型均为兽面纹居中，鼻、口垂直的扉棱两边对称，陪衬的副题花纹则点缀在次要位置。这些冷峻的神态造型，都更多给人以威严神秘的诡异色彩。商周青铜器是中国商周时代生产科技和艺术发展水平的集中反映。造就了以狰狞为美的审美文化时尚也呈现了我国奴隶制残酷本性。综上所述商周的青铜艺术是一颗光彩夺目的明珠。它以品类丰富、造型优美、纹饰华丽、制作精巧、风格独特而著称，在世界艺术史上占有独特地位
120年前的9月21日，历时103天的戊戌变法“结束”。
所谓结束，是这一历史事件结束，而这一历史事件的影响是深远的，而且对其的研究还远远没有结束，为国家发展改革、推动社会的探索和努力，还有很长的一段路程。
本期推荐戊戌变法史研究最经典的7本著作。
◆梁启超《戊戌政变记》（豆瓣评分）
《戊戌政变记》乃梁启超就亲身参预的戊戌变法及继之政变的一个总的说明，意在为变法张目，为改良辩诬。
全书纲举目张，条理俱备，文质并举，慷慨激昂。梁氏的这一文本百年来已成为关于戊戌变法及政变的权威叙事，虽有论者详细抽绎梁氏行文的背景、动机及叙事后果，仍不碍百年后今之读者重温旧事，鼓荡激情焉。
◆茅海建《戊戌变法史事考》（初集）（豆瓣评分）
戊戌变法是中国历史上的重大事件，相关的研究已经很多，本书的研究仍能使人耳目一新。
大量档案材料的披露，包括收藏于北京的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东京的日本外务省外交史料馆，台北的中研院近代史研究所档案馆、故宫博物馆文献处。
重大史实的精心考证与重要场景的细密描述：戊戌政变的时间，过程与原委；中下层官员与民众对变法的建策；张之洞调京主持朝政与机会错失；光绪皇帝的对外观念；日本政府的观察与反应。
旧说的认知、补证与修正，新说的展开、论证与建立，作者集五年半的全部精力于此。
◆《戊戌变法史事考》（二集）（豆瓣评分）
本书是茅海建关于戊戌变法最新的权威研究。
作者由此关注其中的细节：“公车上书”的背后推手，戊戌前后的“保举”及光绪帝的态度，康有为与孙家鼐的学术与政治之争，下层官员及士绅在戊戌期间的军事与外交对策，张元济的记忆与记录，康有为移民巴西的计划及其戊戌前入京原因，康有为及其党人戊戌真奏议之补篇，康有为《我史》手稿本之考察……
◆茅海建《从甲午到戊戌：康有为<我史>鉴注》
研究戊戌变法，康有为的自传《我史》是一本必读的书。康有为的《我史》生前并没有发表，上世纪50年代更名《康南海自编年谱》出版，作为第一手材料的引用率极高；但自上世纪70年代被指出多处说谎。结果造成了当今学术界自困的境地：知情者不敢用，不知情者还在随便乱用。
本书即为作者对《我史》所作的深度整理与研究；最终目的，是厘定史实与谎言，让读者对这部最重要也最常用的文献，可以放心使用。
◆茅海建《戊戌变法的另面：“张之洞档案”阅读笔记》（豆瓣评分）
戊戌变法的主要推动者康有为、梁启超，政变后避往海外，完成一系列关于戊戌变法的著述，也成为后来研究戊戌变法的重要史料。
毫无疑问，康、梁是当事人，他们的著述自然有着很高的价值，但他们著述的目的，不是为了探讨历史的真相，而是其政治斗争的需要，故在其著述中有着诸多作伪。
康、梁作为政治活动家，此类行动自有其合理性，但给今日历史学家留下了疑难，若信之，必有误，若不信，又从何处去找戊戌变法的可靠史料？本书作者茅海建从新近披露的张之洞档案中试图还原戊戌变法的另面。
◆黄彰健《戊戌变法史研究》（豆瓣评分）
梁启超曾说，戊戌变法是新中国史的一章。本书所论康、梁、谭、唐的政治活动，正与新中国史的大事有关。
在清末那个时代，康从事政治活动，是不可避免地要玩弄权术的。康将他的托古改制哲学运用于现实政治，遂改窜日本历史以配合他的变法主张。
康、梁曲意隐讳的真历史，与其有意捏造的假历史，对当时及后世均已发生影响。本书计收论文十二篇，意在揭发被忽略的真历史。
◆汤志钧《戊戌变法史》（豆瓣评分）
戊戌变法中——
光绪与慈禧谁先失去耐心？
康有为与光绪如何以密折往来？
袁世凯怎样走上出卖光绪的道路？
张之洞与康有为，洋务派与改良派如何争夺舆论阵地？
本书涵盖了戊戌变法的真实历史资料，给出了可信的回答。
《戊戌变法史》全面系统地论述了近百年前由康有为、梁启超领导的戊戌维新运动发生、发展及其失败的全过程，用马克思主义观点对主要维新人物及相关者进行分析、研究。
戊戌变法和辛亥革命的异同 （1）相同点 ①历史背景：都发生在世界资本主义进入帝国主义阶段，清政府极端腐败，中国面临严重的民族危机。 ②目的：都为改变现状，救亡图存，发展资本主义。 ③领导阶级及其特点：都是资产阶级领导的，都既有反帝反封建的革命要求，又有对帝国主义封建势力的软弱妥协。 ④最终结果及其原因：都没能改变中国半殖民地半封建的社会性质，根本原因都在于资产阶级本身的局限性和脱离广大人民群众。 （2）不同点 ①政治主张：领导戊戌变法的资产阶级维新派主张君主立宪制，保留皇帝。领导辛亥革命的资产阶级革命派主张推翻帝制，实行民主共和。 ②手段及性质：戊戌变法靠皇帝进行自上而下的改革，是一次资产阶级性质的改良运动。辛亥革命采取自下而上的武装斗争，是比较完整意义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 ③结果也有不同的一面：戊戌变法半途夭折，完全失败，变法法令被废除。辛亥革命毕竟推翻了清王朝统治，结束了两千多年的封建君主专制政体，建立了资产阶级共和国，取得了很大成功。 维新派和革命派的相同点和不同点 1、相同点：向西方学习，试图改变中国的落后面貌。 2、不同点： （1）洋务派主张利用西方先进的军事技术，维护清王朝的统治。他们兴办近代军事工业和民用工业，编练海军等。p （2）维新派主张兴民权，设议院，变君主专制为君主立宪发展资本主义，他们多次上书请求变法，并在光绪帝支持下发动了戊戌变法。 （3）革命派主张实行“三民主义”，以革命暴力推翻君主专制政体，建立资产阶级民主共和国。他们建立了资产阶级政党，发动了一系列武装起义和辛亥革命，推翻了清王朝，建立了中华民国
我在网上帮你找了一篇，希望能够帮到你百日维新历史论文（题目自拟，可以从中摘抄800左右非常简单）1898年（夏历戊戌年）中国维新派在清光绪帝支持下推行的革新运动。又称戊戌维新、戊戌变法。中日甲午战争（1894—1895）后中国民族危机日益严重。维新派康有为、梁启超、谭嗣同、严复等希望按照西方国家的模式，推行政治、经济改革，争取国家富强。维新派在各地组织学会，创办报刊，设立学堂，宣传变法主张，受到少数官僚赞助。光绪接受维新派改革方案，1898年6月11日颁布“明定国是（不要以为我打错了，没错，是“国是”）诏”，宣布变法维新。在103天里颁布数十条维新诏令。新政主要内容为倡办新式企业、奖励发明创造；设铁路、矿务总局，修筑铁路开采矿产；废除八股，改试策论，开设学校，提倡西学；裁汰冗员，削减旧军，重练海陆军。9月21日慈禧太后发动政变，囚禁光绪帝，逮捕维新派。康有为、梁启超逃亡国外，谭嗣同、康广仁、林旭、刘光第、杨锐、杨深秀等“六君子”被杀害。新政全部取消，“百日维新”失败。 百日维新[编辑本段]详细介绍 自清光绪二十四年四月二十三日(1898年6月11日)光绪帝诏定国是、决定变法起，至同年八月初六慈禧太后重新“训政”止，共103天，史称“百日维新”。 四月二十三日，光绪帝毅然颁布“明定国是诏”，决定变法，自是日起，开始了中国近代史上轰动一时的“百日维新”。二十八日，光绪帝在颐和园仁寿殿召见了时任工部主事的康有为，这是他们君臣初次会见。康利用这次面谈机会，重申其全面变法的主张。首先陈述中国民族危机严重到了生死关头，非尽变旧法不能自强。光绪同意，表示:今日诚非变法不可。康又指出，近年来并非不言变法，然少变而不全变，举其一而不改其二，结果必至无功。认为欲变法必先改订制度法律，否则只是变事，不是变法，要求光绪帝“先开制度局而变法律”。并说他研究过各国变法的情形，西方各国讲求三百年而治，日本经过明治维新，三十年而强，相信中国只要认真变法，三年可以自立。光绪帝认为他讲的条理很详备。康又问:“皇上既知非变法不可，为何久而不举，坐视国家危亡?”光绪嘘睨帘外，叹道:“奈掣肘何!”康领会光绪帝是顾虑慈禧太后阻挠，故此建议“就皇上现在之权，行可变之事，虽不能尽变，而扼要以图，亦足以救中国”。指出，现在当朝大臣多老朽守旧，不懂世界大势，皇上若欲变法，不能依靠守旧大臣，只有擢用有才干的小臣，给以官职，准许他们上条陈，若有真才实学，予以破格重用，令其办理新政。至于守旧大臣，可保持他们原来的俸禄，使其无失位的恐惧，他们便不会阻挠新政了。这是康有为在新旧力量对比悬殊的情况下，为光绪皇帝设计的一种带有妥协性的变法策略。康还建议，以后凡变法之事，请皇上多下诏书，“示以意旨所在”，则大臣虽守旧，亦“无从议驳”。为了选拔和造就人才，康又建议废除八股取士制度，强调翻译西书和派人出国游学、游历；并对答了如何筹款以解决财政困难等问题。对康所言，光绪帝均表同意，最后又表示:“汝尚有言，可具折条陈。”康有为大为兴奋，在这不同寻常的百日之内，他和其他维新人士一起，忧国阽危，呕心沥血，屡上新政奏议，频呈自撰之变法书籍，对变法维新提出了许多有价值的建议。光绪皇帝亦“深观时变，力图自强”，“政厉雷霆”，“令如流水”，发布了180条新政诏令，使这昙花一现的百日，曾是一个“谕旨雷厉风行，人心为之一振”的时刻。主要内容有:
公司治理是现代企业制度的核心内容，它的合理与否是影响企业绩效的重要因素之一。良好的公司治理可以促进企业的股权结构合理化，加强企业的内部控制，降低企业的代理成本，增强企业的核心竞争力，提高企业的经营业绩，实现企业的可持续发展。
请联系我邮箱（点我可见）。【篇名】 现代公司治理的关键——两权分离后的两权结合 CAJ原文下载 PDF原文下载【作者】 王爱民.【刊名】 经济师 2004年04期 编辑部Email《中文核心期刊要目总览》来源期刊 ASPT来源刊 CJFD收录期刊【机构】 河北农业大学商学院 河北保定071000.【关键词】 治理结构. 所有权. 控制权.【聚类检索】 同类文献 引用文献 被引用文献【摘要】 现代公司的治理实质上是设计一种制度安排,这一安排无论从人员组成、赋予的权力、各自的职能等,都是围绕所有权对控制权的约束和监督来设置和规定的。这种监督和约束的起因是由公司法人财产制度造成的两权分离;这种约束和监督的目的是使经营者的行为符合所有者的利益。从这一意义上来说,现代公司的治理体现了两权分离后的两权结合。【光盘号】 ELAW0405S18 【篇名】 “德法兼治”是现代公司治理的必由之路 CAJ原文下载 PDF原文下载【作者】 李华.【刊名】 中南民族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 2004年04期 编辑部Email《中文核心期刊要目总览》来源期刊 ASPT来源刊 CJFD收录期刊【机构】 华中科技大学法学院 湖北武汉430074.【关键词】 现代公司. 治理. 德法兼治.【聚类检索】 同类文献 引用文献 被引用文献【摘要】 现代公司治理越来越成为一个世界性关注的课题。在市场经济是法治经济观念的影响下,"法治"在公司治理中的功能越来越强,相对而言,"德治"的作用却日渐被人忽略。而道德规范是对法治失灵最好的补充机制。在现代公司治理中,应当走出几个常见的认识误区,实行"德法兼治",形成德法并举、互为补充的公司治理机制。【光盘号】 SOCI0411S1【篇名】 公司治理危机与公司治理评价 CAJ原文下载 PDF原文下载【作者】 段学平.【刊名】 经济导刊 2004年09期 编辑部EmailASPT来源刊 CJFD收录期刊【机构】 北京银监局.【聚类检索】 同类文献 引用文献 被引用文献【摘要】 近年来,国内外相继发生上市公司财务不实和知名大公司因公司治理制度设计不合理或运行机制不健全造成运营方面的困难,引起公司倒闭、兼并事件,暴露出公司治理方面存在的制度缺陷,进一步导致公司治理危机。如美国安然公司、安达信会计师事务所以及国内的蓝田公司、新疆啤酒花公司等,促使人们有必要对现代公司治理体系的完备性进行审视。从企业运营的表现来看,公司治理危机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一是董事会的独立性问题,独立董事不独立。例如安然公司的17名董事会成员中,除了董事会主席和首席执行官外,其余15名董事均为独立董事。其实,他们并不真正独立【光盘号】 ELAW0503S116 【篇名】 企业家创造力开发——基于现代公司治理结构的研究 CAJ原文下载 PDF原文下载【作者】 顾颖.【刊名】 山西统计 2003年10期 编辑部EmailCJFD收录期刊【机构】 山西省财政税务专科学校 太原030024.【关键词】 企业家创造力开发. 现代公司治理结构. 创新动力. 创新空间. 创新能力.【聚类检索】 同类文献 引用文献 被引用文献【摘要】 企业家是企业的灵魂。企业家创新需要一定的经济条件。因此,对企业家创造力开发机制及其经济环境进行分析研究,有着特别重要的理论意义和实践价值。本文将选择现代公司治理结构下的企业进行初步研究,从中寻求企业家创造力开发的一般性约束条件。【光盘号】 SOCI0312【篇名】 现代公司治理结构新分析——兼评国内外现代公司治理结构研究的新进展 CAJ原文下载 PDF原文下载【作者】 冯根福. 赵健.【刊名】 中国工业经济 2002年11期 编辑部Email《中文核心期刊要目总览》来源期刊 ASPT来源刊 CJFD收录期刊【机构】 西安交通大学经济与金融学院. 西安交通大学经济与金融学院 陕西西安710061 .【关键词】 公司治理结构. 本质. 分析方法. 对策.【聚类检索】 同类文献 引用文献 被引用文献【摘要】 本文对现代公司治理结构的本质与分析方法进行了分析和探讨 ,并对国内外有关公司治理结构研究结果产生分歧的原因进行了剖析 ;在上述基础上 ,运用系统等方法诊断了中国上市公司治理结构的主要症结 ,提出了进一步完善中国上市公司治理结构的基本思路。【光盘号】 ELAW0301
在为客户提供法律支持过程中，“公司治理”是一个高频词汇。我们希望能为客户提供有效的公司治理方案，以此创造价值。有趣的是，“公司治理”一听就懂，但是治什么，怎么治？一筹莫展。多数情况下，公司治理的主要内容成了董监高等机关的议事规则和行为规范，成了员工的管理制度等等。一套制度模板，经过变换修改，给不同的企业使用，这样的做法值得深思。这篇文章中，包含了我们在做公司治理业务中主张的观点及开展业务的方式，希望能为客户、同行及其他参与者提供帮助，更好的理解公司治理，更好的发挥公司治理在现代企业制度中的作用。首先要明白公司治理和公司管理的区别。广义上的公司管理包括公司治理，但二者也有不同。公司治理处理的是所有者（股东）与经营者（董事/经理）之间的关系；公司管理是要解决公司经营者与公司劳动者（员工）之间的关系。公司治理是治本，公司管理是治标。理解这两者的区别，有助于我们在设计公司治理方案时，根据不同层面的特点和需求，筹划不同的措施，避免生搬硬套，方向不对，努力白费。理解公司治理的含义，筹划方案不迷茫。公司治理问题是1975年由经济学家威廉姆森提出来的，到90年代时，公司治理在我国开始流行。在这之前流行的还是“公司管理”。管理可以提高效率、产生收益，但不能防范公司利益侵占，解决治理缺陷。公司治理是解决所有者（股东）与经营者（董事/经理）之间的关系，推动企业高效运作并创造价值的机制。通俗讲，公司治理就是治事、治人。公司治理的实质，是界定企业中最主要利益主体相互关系的制度安排，是要解决企业所有权与控制经营权分离而产生的代理问题，是要平等地保护大小股东的利益，同时解决企业的战略决策和控制管理问题。简言之，公司治理的实质是促进公司健全运作，提高公司价值，实现股东价值最大化。理解公司治理的分类，掌握公司治理大方向。公司治理有不同争议的划分：管家理论、代理理论、不动产保有人理论、资源依赖理论等等。但这些对我们更好的开展公司治理业务似乎没有太大帮助。所以，公司治理绝不仅仅是一个“老三会”（党委会/工会/职代会）与“新三会”（股东会/董事会/监事会）之间的关系问题。所以，从更有效的筹划公司治理方案角度，公司治理结构分为内部治理和外部治理。需要注意的是，公司治理结构与公司治理机制是公司治理的两个方面，但是属于两个概念。公司治理结构包含股权结构/资本结构/治理机构设置等；公司治理机制包含用人机制/激励机制/约束机制等
财务分析论文：浅谈公司治理
公司治理通常包括三方面内容：一是企业控制权的配置与分享安排;二是对董事会、经理人员和工人的监控及绩效评价;三是激励方案的设计与推行(钱颖一，1995)。由于企业是一组契约关系的联结，是一个法律虚构(Jensen and Meckling，1976)，公司治理是在剩余索取权和控制权二者的分享安排中实现的。公司治理的与有效的财务分析体系的相关性可以通过反映在公司治理与财务治理之间的关系之上。
(一)公司治理是完善企业财务分析体系的基础和前提条件
企业建立财务分析体系的.目的是不断完善企业财务治理，而公司治理是财务治理的前提和理论基础，在公司治理理论下所产生的企业所有权与经营权分离，以及由此而产生的委托代理理论、信息不对称理论是所有者与经营者之间、不同层次经营者之间在公司财产占有、使用、处置、剩余分配与监督控制等方面制衡的理论，而这些正是财务治理理论产生的前提和基础。
(二)公司治理的完善程度制约着会计信息质量
财务治理作用于财务会计分析进而生产与披露符合管制要求的财务会计信息，为参与公司治理的各个主体提供了他们所需要的重要的信息来源，减少了信息不对称，使得公司治理能够有效运作。符合管制要求的财务会计信息一方面借助其反映的职能，对企业的财务状况、经营成果和现金流量信息的揭示，为投资者和债权人等信息使用者正确进行相关决策提供指南。另一方面，财务分析体系所揭示的信息，又反映出经营者受托责任的履行情况，是对经营者的业绩进行评价的基础，对经营者真实、客观地评价可以起到降低道德风险、提高激励的作用。
(三)财务分析体系构建的有效性是完善公司治理的有效途径
公司治理理论关于剩余索取权与控制权的实现是通过财权在利益相关主体之间分配的变化实现的，而不同的财权配置又会产生不同的激励机制和机会体系而公司治理效率的高低又完全依赖于激励机制与监控机制的效率，而财务分析的内容中包括公司激励机制和监控机制的效率治理，因此良好的财务分析体系的构建是完善公司治理的有效手段。
是。以鼎泰新建材全部资产及负债与顺丰控股全体股东持有的顺丰控股100%股权的等值部分进行置换，作价433亿元，顺丰控股由此实现借壳上市。
顺丰借壳鼎泰新材的计划经过资产置换、发行股份购买资产、询价募集配套资金三个环节实施进行。1.资产置换2016年5月31日，鼎泰新材发布公告公告表示，公司拟置出全部资产及负债（作价8亿元），与拟置入资产顺丰控股100%股权（作价433亿元）中等值部分进行置换，发生的全部交易事项及其产生的损益就不再与鼎泰新材有关，而由顺丰控股来对其管理。至此资产负债出售完成后，鼎泰新材成为了一个借壳上市中较为理想的干净的壳公司，无资产无负债，为顺丰控股借壳并入提供了有利的条件。2.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公司拟置出全部资产及负债（作价8亿元），与拟置入资产顺丰控股100%股权（作价433亿元）中等值部分进行置换，差额425亿元差额将以发行股份的方式自顺丰全体股东处购买，发行价格为元/股，考虑到鼎泰新材股东大会刚刚审议通过了“10转增10”的利润分配方案，经除权、除息调整后，该发行价格调整为元/股，与之相应的发行数量约为亿股。3.询价募集配套资金鼎泰新材还将以询价方式，向不超过10名特定对象非公开发行股份募集不超过80亿元资金，其中27亿用于航材购置及飞行支持项目来满足货运飞机的部件维修需求及机队规模扩张的需要；7亿用来购买冷运车辆与温控设备，目的是通过加强服务基础设施，提高冷链运输能力；11亿用来信息服务平台建设及下一代物流信息化技术研发项目，提前布局以进一步提高信息系统的稳定性与抗风险能力；35亿用于中转场建设项目，以进一步加强快递骨干网络的处理能力，提高全网运营效率。
顺丰在借壳的时候为保证重大资产重组顺利实施，曾两度调整借壳方案：
7月26日，顺丰控股剥离7亿多的金融资产，将其直接或间接持有的合丰小贷100%股权、乐丰保理100%股权和顺诚融资租赁100%股权，转让给明德控股或其指定的除顺丰控股及其子公司之外的第三方。
9月27日晚，鼎泰新材公布了一份修改版的顺丰控股借壳交易方案。方案显示，计划置入鼎泰新材的顺丰控股，将向控股股东明德控股转让其持有的深圳中顺易金融服务有限公司股权及深圳市物流产业共赢基金股份有限公司10%股权，中顺易、共赢基金主营业务分别涉及到金融服务和投资。
对于剥离这两笔资产原因，公告称，是“为保证本次重大资产重组顺利实施,根据监管和市场环境变化情况”而作出的决定。2016年以来金融类资产的上市受到限制，此前，搜房控股也从拟注入万里股份的标的资产中删除了金融资产。
除了已经披露的金融资产外，被剥离的还包括顺丰商业和顺丰电子商务相关资产和业务。2015年9月30日，顺丰控股决定将顺丰电商、顺丰商业100%股权分别以人民币1元转让给顺丰商贸控股。因此，顺丰控股此次打包上市的资产主要为顺风控股速运物流等相关业务，包括快递、仓配、 冷运、供应链、重货运输等业务板块。
可以从金融资产上市受限分析
清代诗人今浙江杭州人其诗善于描写自然景物也有“拂堤杨柳醉春烟”(《村居》)的佳句
高鼎，清代后期诗人。字象一，又字拙吾，仁和（今浙江省杭州市）人。高鼎生活在鸦片战争之后，大约在咸丰年间（1851～1861），其人无甚事迹，其诗也多不合那个时代，一般人提到他，只是因为他写了一首有关放风筝的《村居》。著作有《拙吾诗稿》等。
清朝（1636年—1912年）是中国历史最后一个大一统封建王朝，共传十帝 ，享国二百七十六年。
《村居》是由清代诗人高鼎晚年归隐于上饶地区，闲居农村时所写的一首七言绝句。《村居》描写了诗人居住在乡村时因春天来临而喜悦，所见到的春天景象和放学后孩子们放风筝的情景。
原文：草长莺飞二月天，拂堤杨柳醉春烟。儿童散学归来早，忙趁东风放纸鸢。
译文：农历二月，村子前后的青草已经渐渐发芽生长，黄莺飞来飞去。杨柳披着长长的绿枝条，随风摆动，好像在轻轻地抚摸着堤岸。在水泽和草木间蒸发的水汽，如同烟雾般凝集着。杨柳似乎都陶醉在这浓丽的景色中。村里的孩子们放了学急忙跑回家，趁着东风把风筝放上蓝天。
《村居》这首诗写的是诗人居住农村亲眼看到的景象，诗人勾画出一幅生机勃勃，色彩缤纷的“乐春图”。全诗充满了生活情趣，诗情画意。诗人采用了动静结合的手法，将早春二月的勃勃生机展露无遗。本诗落笔明朗，用词洗练。全诗洋溢着欢快的情绪，字里行间透出了诗人对春天来临的喜悦和赞美。
参考资料：村居 （清代高鼎七言绝句）-百度百科
高鼎，清代后期诗人。字象一，又字拙吾，仁和（今浙江省杭州市）人。高鼎生活在鸦片战争之后，大约在咸丰年间（1851～1861），其人无甚事迹，其诗也多不合那个时代，一般人提到他，只是因为他写了一首有名的有关放风筝的《村居》诗。著有《拙吾诗稿》。 著名的《村居》就是他写的。草长莺飞二月天， 拂堤杨柳醉春烟， 儿童放学归来后， 忙趁东风放纸鸢。百度搜索关键词“高鼎”，找到相关结果约22,300,000个。
高鼎，清代后期诗人。字象一，又字拙吾，仁和（今浙江省杭州市）人。高鼎生活在鸦片战争之后，大约在咸丰年间（1851～1861），其人无甚事迹，其诗也多不合那个时代，一般人提到他，只是因为他写了一首有关放风筝的《村居》。著作有《拙吾诗稿》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