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楚文化的六大支柱及其精神特质 王生铁 在祖国漫漫的历史长河中，荆楚文化是中华民族古代文化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楚”既是民族概念，又是国家概念，也是地域概念，加上一个“荆”字，时间就延长了。楚文化有800多年的历史，影响深远;“荆楚文化”时间更长，可延伸至2000多年。在荆楚文化研究中，楚文化研究是重点，因为荆楚文化的源头是楚文化。楚文化 是在荆楚大地诞生和发展起来的。它吸取了周边文化之长，同时又保留了自己独有的文化形态和文化特征。 在周代各国地域文化中，楚文化是极其重要的一支。楚文化的主要构成可概括为六大支柱：青铜冶铸、丝织刺绣、木竹漆器、美术音乐、老庄哲学及屈骚文学。从目前的考古成果来看，最先进的青铜冶铸出自楚国;最早的铁器在楚国；先秦漆器的数量之大、工艺之精莫过于楚漆器；最富有创造力的丝绸刺绣出自楚国；先秦金币、银币无一不是楚币。哲学有老庄，文学有屈骚，戏剧的鼻祖是楚人优孟，养由基是楚国著名的神箭手，楚国的音乐、舞蹈、绘画、雕塑超凡脱俗，楚乐“八音”是指金、木、土、石、丝、竹、革、匏。楚国的编钟乐舞水平之高，举世公认。在政体创新上，楚人最早在今湖北荆门设立县制，将其列为一级行政区划，改变了贵族分封制度，进而引发了军事、土地、赋税改革。在天文、历法、数学等方面，楚人都有独特的贡献。总之，在采矿、冶炼、丝绸、漆器等方面，楚人取得了举世无双的成果，而老庄哲学、屈骚宋赋也成为显学。 在世界范围内，从公元前6世纪到公元前3世纪的300年间，东西方文化竞相争辉，我们完全可以把楚文化与同时期的古希腊文化并列为世界文明的代表。楚国的青铜冶炼、铸铁、丝绸、漆器早于古希腊，许多科学技术处于领先地位。在音乐艺术方面，楚人也在古希腊人之上。在哲学方面，二者各有所长。中国传统哲学的重要根基在老子和庄子，而老子和庄子都是楚国人。1993年，湖北荆门出土的竹简本《老子》甲、乙、丙三种，受到国际汉学界的高度关注。在国家政体建设、货币制度方面，楚国则比古希腊更为完善。航海古希腊在前，车运楚人在先。古希腊人在理论科学、造船航海、体育竞技、写实艺术、建筑技术等方面要比楚人擅长。可以这么说，楚文化和古希腊文化从不同方向登上了世界古文明的光辉殿堂。 楚文化除了以上六大支柱外，还有以下四种非常明显的精神特质。 一是荜路蓝缕即艰苦创业、自强不息的进取精神。探寻楚人先辈艰苦创业的历程，可以追溯到公元前11世纪。夏商更替之际，战火连年，楚人先祖辗转迁徙到了荆楚地区。到西周末年，楚人还是一个弱小的部落。熊绎成为部落首领后，率部族居江上楚蛮之地，“荜路蓝缕，以启山林”。正是这种荜路蓝缕的精神成为楚国强盛的立国之本，也成为中华民族史上艰苦创业的典范。周初，周成王盟会诸侯，熊绎出使受到冷遇。熊绎回来后告之群臣，立志发奋图强，发展生产，扩大疆土。通过几代人的努力，从熊绎到熊渠，疆域不断扩展，国力不断增强，由一个方圆不足百里的小国发展成泱泱大国。春秋时期，楚庄王饮马黄河，问鼎中原。楚国经济得到空前发展，当时楚国都城是“车毂击，民肩摩，市路相排突，号曰朝衣鲜而暮衣敝”。正是凭着艰苦创业的精神，楚国才能在强国如林的夹缝中求生存、求发展，由小到大，由弱变强，创造了先秦发展史上的奇迹。 二是追新逐奇即锐意进取、不断开拓的创新精神。楚人的创新精神有很多记载：楚君熊通自行称王，首创县制。楚国灭了权国，便设县治之。秦国设县，在楚国之后。早于商鞅变法的吴起变法，是楚国历史上的一次悲壮的革新运动，也是一次大胆的改革运动。楚人在科学技术、哲学思想、文学创作方面都作出了杰出的贡献。以文学而言，庄周的散文奇诡莫测，变化无穷，气势浩荡，意象峥嵘。屈原是楚辞的宗师，后人对屈原作品的评价是“气往轹古，辞来切今，惊采绝艳，难与并能”，它道出了楚辞惊世骇俗的奇异之美。楚人大胆革新，创造了灿烂辉煌的楚文化。 三是兼收并蓄即融汇南北、海纳百川的开放精神。在先秦的诸民族中，楚人的民族偏见最少，主张民族融合，强调兼收并蓄，能够融合其他民族、国家包括来自南洋、西方的文化。在这方面突出的事例不少，比如称作“蜻蜓眼”的玻璃珠源于地中海东部，其风格似乎凝聚了地中海绚丽的蓝天白云、青山白石、碧波白帆和绿窗白墙。这种玻璃珠和淡绿色的玻璃一起，由南亚传入楚地，成为迄今为止中国最早的中西文化交流的实例，这条中西文化交流的“玻璃之路”比丝绸之路大约早4个世纪。在初创时期，楚王没有与周王室的血缘姻亲关系可依，没有辽阔的疆域可恃，只有积极主动地学习他人之长，补己之短，学以致用，以独立强盛为目标，因而楚文化表现出极大的开放性、多元性和务实性。这些特征多基于楚人的善于学习、包容众长的博大胸襟。青铜冶炼正是楚人学习吴越地区人民的技术发展起来的。楚国曾经兵伐鲁国，鲁国为了避免战事，奉送楚国100名刺绣工、100名木工和100名纺织工。楚国接纳了这300名技艺高超的工匠，迅即退兵。这300名工匠传授了先进的技术，对楚国的手工业发展起到了很大的作用。这些事例充分体现了楚人兼收并蓄，学他人之长，补己之短，发展楚国的可贵精神。 四是崇武爱国即崇尚武装、热爱祖国的爱国主义精神。楚人有尚武之风，如荆州博物馆有一种叫“连发弩”的文物，李白有一首五言绝句，写到秦始皇，其中有“连弩射海鱼”的诗句。连弩可以连发十箭，可见楚人很早就在研究发明武器了。在丰富的楚文化中，有很多例子反映了楚人的爱国主义精神。如申包胥为了求得秦国发兵救楚，在秦国朝廷中哭了7天7夜，终于感动了秦王；楚将屈瑕战败，感到对不起家乡父老，以死谢罪，开了楚国将帅以身殉职的先河；楚武王、楚文王、楚庄王、楚共王等都身先士卒，亲临战阵之中，体现了非常坚定的爱国主义精神。更有代表性的是屈原，屈原有这样的诗句：“鸟飞返故乡兮，狐死必首丘。”屈原是爱国主义诗人，其精神千秋万代为世人景仰，成为民族脊梁的象征。楚被秦灭时，楚人南公说：“楚虽三户，亡秦必楚。”这不仅是预言，也是誓言。果然不过十六七年，秦国就在以楚国后裔为主要力量的农民起义中被推翻。楚人的这种爱国主义精神，超越了时空，融入到中华民族的血脉之中，代代相传。 楚文化博大精深，蕴藏于其中的精髓很多，还有待于我们进一步研究与发掘。 （作者系湖北省政协主席、湖北省荆楚文化研究会名誉会长）
《〈诗话丛林校注〉简说》（第二作者），《西华师范大学学报》2014年1期。《论韩国汉诗文献的整理研究》（第一作者），《天津师范大学学报》2013年1期。《古代朝鲜文人名号的特点》（第二作者），载《国际中国文学研究丛刊》第二集,上海古籍出版社2013年。《〈韩国诗话丛编〉诗话作者及成书时间补正》，载《东亚视域中的汉文学研究》，上海古籍出版社2013年。《136种韩国诗话与中国典籍之关系》，载《东方文化与文学研究辑刊》，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2年。《箕雅诗人名字汉义解诂》，（第二作者），载《国际中国文学研究丛刊》第一集，上海古籍出版社2011年。《韩国汉诗对中国诗歌借鉴与创新的几种形式》，载《东北亚语言文学的历史与现状》，民族出版社2011年。《〈箕雅〉引经考》，《文学遗产》2009年4期。《读詹福瑞〈不求甚解〉》（第二作者），《文学评论》2009年4期。《诗经中贞节受孕母题在历史中的流变》，载《诗经国际学术研讨会论文集》，香港天马图书有限公司1988年。《杜甫议降公主借回纥申说》（第二作者），《杜甫研究学刊》1998年3期。《论楚文化对中原文化的引进》（第二作者），《天津社会科学》1997年4期。《“擢德塞性”考辨》，《南开学报》1994年3期。《论屈原的历史意识》，载《楚辞研究论文集》，文津出版社1990年。《〈史记·乐书〉错简发覆举隅》，《文献》1986年3期。
第一个问题 在前言开头第三段
首先，《诗经》是民间创作，大部分是民歌——十五国风。而《楚辞》是文人创作，所以在这一点上就决定了语言运用和关注方向上及表达方法上的不一样。其次，《诗经》更多的现实主义色彩，因为它以百姓为出发点，大部分以历史什么的现实存在的为比喻，所以是现实主义的发端；而《楚辞》则是浪漫主义的开始，因为《楚辞》里面大量运用了神话等带有明显楚文化神秘色彩的内容，所以被认为是浪漫主义的起点。再者，《诗经》大部分是四言诗，夹杂二言至八言不等的杂言，为后世律诗绝句等格律诗做出尝试；而《楚辞》则以楚方言为特色语言运用，“兮”字为代表，开创了后世“骚体诗”等问题。最后，他们的最后的也是最大的区别就是：《诗经》成为经典，为后世所有学子科举的必读经典及试题出处，入《四库全书·子部》。而《楚辞》则作为辅导书目，入《四库全书·集部》。地位立显。赞同0| 评论
作为一种诗体,楚辞的想象力丰富.楚地巫风盛行,祭祀时往往以巫觋扮演诸神,表演一些神话传说故事,以娱乐神人.这些都培育了楚人丰富的想象力,使作品带有想象丰富、文辞华美、风格绚丽的浪漫主义色彩,如《离骚》、《九歌》等均是如此.楚辞“皆书楚语,作楚声,纪楚地,名楚物[1]”,具有浓郁的地方色彩.楚辞的语句参差,富有变化,常用语助词“兮”、“些”等.并且结构一般比较宏大,篇幅一般比较长.在表现手法上,楚辞继承了诗经得赋比兴,但在此基础上做了重大开拓,也把发挥应用达到极致.辞家们往往寄情于物,托物寓情,使主观之情与客观之物融为一体,创造出许多富于象征意味的艺术形象.在《离骚》中,屈原笔下描绘的善鸟香草、恶禽臭物、灵修美人、宓妃佚女、虬龙鸾凤、飘风云霓、高冠奇服、玉鸾琼佩……,它们或配忠贞,或比谗佞,或媲君主,或譬贤臣,或托君子,或喻小人,或示超俗,或表追求,这些都已不再是作为喻体或借以起兴之物的客体,而是融合了主体情感、品格和理想的象征,而成为蕴含艺术趣味的意象了.这突破了《诗经》以借物抒情为主要特征的比兴手法的局限.这是一种突破、一种创新、一种新的尝试.在中国传统诗歌史上,具有划时代的意义.湘夫人十《楚辞九歌》组诗之一 描写相恋者的思慕,想象中的共同生活的美景合未能相遇的惆怅心情,热烈的追求和期盼终归失败的主题反映了诗人的精神痛苦.特色 1 以景现情,寓情于景,把周围景物环境气氛和人物的思想情感融合一起构成美妙的情景交融的意境 2 章法上,回环跌宕,用赋的铺陈手法反复叙写（例如：意淫中的二人相会,极力渲染相会之处的淫荡.赋） 3 用高洁的事物做比兴,以此歌颂纯洁的感情和高尚的情操 4 刻画人物内心世界,笔触细致而含蓄 5 本诗语言单纯
发表论文数十篇，主要的有：《楚辞研究史略》（《语文导报》1986年10期），《楚辞版本源流考索》（《浙江学刊》1987年1期），《浙江四十年楚辞研究概述》（《浙江社会科学》1990年4期），以上三篇皆经人民大学报刊资料复印中心转载；《论版本和善本》（《杭州大学学报》1988年4期），《〈四库全书总目〉版本考辨》（《文史》第35辑）等。附论文不完全列表： [1]崔富章. 十世纪以前的楚辞传播[J]. 浙江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12,06:74-90. [2]崔富章. 四库提要诸本分析——以《四库全书总目》本为优[J]. 文献,2012,03:3-17. [3]崔富章. 十世纪以前的楚辞传播[J]. 浙江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 [4]崔富章,周晶晶. 《世本集览》手稿本之文献价值[J]. 文献,2010,04:52-58. [5]崔富章. 《楚辞补注》汲古阁刻本及其衍生诸本——竹治贞夫等四家误判辨析[A]. 中国屈原学会、南通大学楚辞研究中心.中国楚辞学（第十八辑）——2010年江苏南通屈原与楚辞学国际学术研讨会论文集[C].中国屈原学会、南通大学楚辞研究中心:,2010:7. [6]崔富章. 读漆雕世彩《梅赋》感言[J]. 职大学报,2010,01:44. [7]崔富章,朱新林. 《古逸丛书》本《玉烛宝典》底本辨析[J]. 文献,2009,03:144-150. [8]崔富章,柯亚莉. 天一阁藏明人奏疏四种经眼录[J]. 文献,2009,01:153-157. [9]崔富章,柯亚莉. 《中央图书馆善本书目·楚辞类》补正[J]. 文献,2008,03:72-77. [10]崔富章. 21世纪楚辞学的开拓与发展[J]. 国际学术动态,2008,03:8-11. [11]方铭,张曦,石川三佐男,陈怡良,崔富章. 中国屈原学会第十二届年会资料汇编[J]. 职大学报,2008,01:35-37+140. [12]崔富章. 天一阁与《四库全书》——论天一阁进呈本之文献价值[J]. 浙江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08,01:148-155. [13]崔富章. 《四库全书总目》传播史上的一段公案——从傅以礼的《跋》谈起[J]. 文史知识,2007,12:44-49. [14]崔富章. 《楚辞书录解题》后记[A]. 中国屈原学会.中国楚辞学（第十四辑）——2007年浙江杭州屈原及楚辞学国际学术研讨会论文集[C].中国屈原学会:,2007:4. [15]崔富章. 《中央图书馆善本书目·楚辞类》补正[A]. 中国屈原学会.中国楚辞学（第十四辑）——2007年浙江杭州屈原及楚辞学国际学术研讨会论文集[C].中国屈原学会:,2007:6. [16]崔富章. 《中央图书馆善本书目·楚辞类》补正[A]. 东亚细亚比较文化学术会议、中国屈原学会.2007年楚辞学国际学术会议论文集[C].东亚细亚比较文化学术会议、中国屈原学会:,2007:4. [17]崔富章,郭丽. 《四库全书总目·韩魏公别录提要》补正[J]. 文献,2007,03:59-62. [18]崔富章. 屈骚精神 互古常新[A]. 中国屈原学会.中国楚辞学（第八辑）——2007年楚辞学国际学术研讨会论文专辑（一）[C].中国屈原学会:,2007:10. [19]崔富章. 屈骚精神 互古常新[J]. 中国楚辞学,2007,01:1-10. [20]崔富章. 屈骚精神 互古常新[J]. 中国楚辞学,2007,01:1-10. [21]崔富章. 屈骚精神 亘古常新[J]. 甘肃社会科学,2006,01:46-48. [22]崔富章. 《四库全书总目》武英殿本刊竣年月考实——“浙本翻刻殿本”论批判[J]. 浙江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06,01:104-109. [23]崔富章. 《楚辞》校勘文献概论[J]. 中国楚辞学,2005,02:99-115. [24]崔富章. 《楚辞》校勘文献概论[J]. 中国楚辞学,2005,02:99-115. [25]崔富章,崔涛. 《春秋繁露》的宋本及明代传本[J]. 文献,2005,03:146-157. [26]崔富章. 文澜阁《四库全书总目》残卷之文献价值[J]. 文献,2005,01:152-159. [27]崔富章. 大阪大学藏楚辞类稿本、稀见本经眼录[J]. 文献,2004,02:232-243. [28]崔富章. 民俗节日里的屈原故事与士人向往的屈原形象[J]. 职大学报,2004,01:40-43+74. [29]崔富章. 陆时雍《楚辞疏》引“晁无咎曰”辨证[J]. 北方论丛,2004,01:1-3. [30]崔富章,石川三佐男. 西村时彦对楚辞学的贡献[J]. 浙江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03,05:31-39. [31]崔富章. 版本释名[J]. 浙江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02,02:101-107. [32]崔富章. 楚辞校勘文献概论[J]. 南通师范学院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1,01:20-25. [33]崔富章. 《楚辞》校勘文献概论[A]. 中国屈原学会.中国楚辞学（第七辑）——2000年楚辞学国际学术研讨会论文专辑[C].中国屈原学会:,2000:17. [34]崔富章. 论嵇康的著述指趣[J]. 浙江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00,01:44-51. [35]崔富章. 嵇康的生平事迹及《嵇康集》的传播源流[J]. 浙江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1999,04:9-16. [36]崔富章. 论嵇康对《诗三百》传统的继承与发展[A]. 中国诗经学会.第四届诗经国际学术研讨会论文集[C].中国诗经学会:,1999:10. [37]崔富章. 班固笔下的屈原[J]. 深圳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1998,04:81-86. [38]崔富章. 屈原《卜居》与嵇康《卜疑》[J]. 云梦学刊,1997,02:6-9. [39]崔富章. 浙江的刻书与藏书[J]. 文史知识,1996,10:65-70. [40]崔富章. 《四库提要·诗类》补正[A]. 河北师范大学.1993诗经国际学术研讨会论文集[C].河北师范大学:,1993:9. [41]萧兵,赵逵夫,戴志钧,刘毓庆,崔富章,汤漳平,曹大中,潘啸龙,江立中,黄中模. 楚辞学:现状与未来十人谈[J]. 云梦学刊,1991,01:1-6. [42]崔富章 ,黄征. 浙江敦煌学研究概述[J]. 浙江社会科学,1991,01:29-32. [43]崔富章. 浙江四十年楚辞研究概况[J]. 浙江社会科学,1990,03:22-25. [44]崔富章. 四库提要补正[J]. 杭州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90,01:46-54. [45]崔富章. 四库提要补正[J]. 杭州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90,01:46-54. [46]崔富章. 四库提要补正四则[J]. 文献,1988,04:236-241. [47]崔富章. 论版本和善本[J]. 杭州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88,04:84-92. [48]崔富章. 《楚辞》版本源流考索——兼及《楚辞要籍解题》之讹误[J]. 浙江学刊,1987,01:120-125. [49]崔富章. 四库提要补正——史部地理类(浙江)[J]. 杭州师院学报(社会科学版),1984,02:89-97. [50]崔富章. 四库提要补正[J]. 文献,1982,03:187-198. [51]崔富章. 章学诚“方志为外史所领”说发疑[J]. 晋阳学刊,1982,02:20-22. [52]崔富章. “秬秠”辨[J]. 杭州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80,04:125-127. [53]崔富章. 沈约籍贯考[J]. 杭州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80,01:109-111. [54]崔富章. 从《秦献记》《秦政记》写作年代谈起[J]. 文史哲,1979,03:77+62. [55]崔富章. 关于《秦献记》的主题及其他[J]. 杭州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78,03:127-133.
先秦时代，楚国历经八百余年的发展，由僻处丹阳一隅，到拥有 中国半壁河山；从跋涉山林以事天子，到问鼎中原，饮马黄河，不断 地发展壮大，成为“天下强国”。此间，楚国不仅位列“春秋五霸”、 “战国七雄”，而且创造了特色鲜明、内涵丰富的楚文化。秦灭楚后， 海内一统，而楚文化在整个中华文化发展过程中的影响则流传至今。 屈原精神与中华民族精神 一个民族不仅要有自己的民族精神，而且还要有体现本民族精神 的典范。楚国的屈原就是这样一位跨越时空、体现中华民族精神的典 范。 屈原见闻广博，“明于治乱，娴于辞令”；为人“正道直行，竭 忠尽智以事其君”，在受怀王重用期间，努力实行其“美政”理想。 他主张以法治国，“举贤才而授能”，并从制订“宪令”入手改革内 政。在外交上，则竭力主张改传统的联秦政策为联齐抗秦政策。这两 方面的改革虽符合历史实际，有利于楚国的发展，但触动了一些权贵 以及秦国的利害关系。内外反对势力因此互相勾结排挤诬陷屈原，怀 王不能明察，怒而疏远屈原。顷襄王即位后，又偏听“短屈原”的话， 将屈原放逐江南。但屈原并不因被放逐而改变“前志”，而是时刻 “眷顾楚国”，为表达其“存君兴国”（《史记·屈原贾生列传》） 之意，以辞赋进谏。他痛恨那些祸国殃民的奸佞党人，同情人民的疾 苦，敬仰人民的英雄，特在《九歌》中作《国殇》一章，热情歌颂那 些为国捐躯的将士。在极度的抑郁苦闷中，他多次产生“远游以自疏” 的念头，但或以“览民尤（灾难）以自镇”（《九章·抽思》）；或 因“怀乎旧宇”，终于没有离开自己的父母之邦，直至以身殉国为止。 正是这种执著的爱国情怀，似“受命不迁”，“深固难徙，更壹志兮” （《九章·橘颂》）的“后皇佳树”，构成了屈原精神的特色。 千百年来，历史选择了屈原这个实有的历史人物，充当体现中华 民族的精神的典范。历代帝王着眼于屈原“竭忠诚而事君”（《九章 ·惜诵》）：唐代昭宗特地追封屈原为昭灵侯，宋代神宗等封屈原为 “忠洁侯”、“清烈公”，元朝仁宗封屈原为“忠节烈公”（《旧唐 书》、《宋史》、《元史》），等等。一些文人学者多从儒家角度， 引经据典评论屈原精神及其作品，汉代刘安首次把屈作楚辞同《诗经》 的《国风》、《小雅》相提并论，并对屈原忠廉正直、出污泥而不染 的操行予以高度评价：“推此志，虽与日月争光可也”（班固《离骚 序》引）。宋代晁补之认为：屈原爱君，“被谗且死而不忍去”，其 行其辞，“实羽翼六经于其将残之时”，可与儒圣同等。故他说： “原之敬王，何异孟子？”（《鸡肋集》朱熹认为：屈原“乃千载而 一人”，其“忠君爱国之诚心”，不辨自显；其书可以发“天性民彝 之善”，“而增夫三纲五典（常）之重”（《楚辞集注》）。皆意欲 将屈原纳入正统的儒家范畴。而人民则因屈原的爱国精神和所受到的 不公正待遇深切地寄予哀思，不仅在他的故里秭归和投水的汨罗江畔 修建了屈原庙、屈子（原）祠和屈原墓，而且还以端阳节吃粽子和赛 龙舟的形式来纪念他。 屈原及屈原精神，在不同的时代、不同的社会、甚至于不同的国 度，都具有强烈的感染力。1953年，世界和平理事会所倡议纪念的 “世界四大文化名人”中就有屈原。诚如毛泽东所言：“（屈原）不 仅是古代的天才歌手，而且是一名伟大的爱国者；无私无畏，勇敢高 尚。他的形象保留在每个中国人的脑海里。无论在国内国外，屈原都 是一个不朽的形象。我们就是他生命长存的见证”（《费德林回忆录： 我所接触的中苏领导人》）。 屈宋辞赋与中国文学 先秦时代，随着（《诗经》）热的衰落，以楚辞楚赋为代表的文 学崛起于楚国，并将我国诗歌创作推向了一个崭新的发展高峰。所谓 “自风雅（指《诗经》）寝声，莫或抽绪（继承），奇文郁起，其 《离骚》（代指楚辞楚赋）哉！”（《文心雕龙·辨骚》）即指此而 言。与此相应，涌现了以屈原为首，包括宋玉、唐勒、景差在内的楚 辞、楚赋的作家群体。其中，屈原以楚辞著称，宋玉等人皆效法屈原 而以楚赋见长。而水平最高、作品最多者，首推屈原，次为宋玉，故 后世或以“屈宋”并称。 楚辞作为一种文体，在民歌体式的基础上，开拓了宏大的篇体和 错落有致的句式。摆脱了《诗经》以四言为主的句式的束缚，节奏韵 律富于变化，表情达意更为深刻而委婉。屈原利用自己所创的这一文 体，“发愤以抒情”（《九章·惜诵》），充分地展现自己的内心世 界，把执著的人生追求与爱国主义思想融为一体。故“其称文小而其 指极大，举类迩而见义远”（《史记·屈原贾生列传》）。屈原还采 用一系列的艺术手法，尤其是把当时流传的巫文化引入辞章，神游幻 境，驰骋想象，开创了以现实为基础、充满积极浪漫主义特色的新文 学天地，从而成为当世及后世文学艺术的典范。 《楚辞》同《诗经》一样，是我国文学两大源泉之一。历代文人 学者几乎没有不读《楚辞》，没有不受屈作楚辞影响的。他们追慕屈 原，摹拟屈作楚辞，宋玉、景差开其端绪，入西汉而形成热潮。汉代 摹拟屈作楚辞的作品甚多，王逸《楚辞章句》所见11篇，如郑振铎先 生所言，“不过百中取一而已”。汉代以后仿屈作者较多，唐代柳宗 元“为骚文（楚辞）数十篇”（《旧唐书·韩愈等传》）；清初王夫 之还将自己的仿屈作《九昭》收入其所撰《楚辞通释》一书中，尤为 典型。屈作楚辞真可谓“其衣被辞人，非一代也”（《文心雕龙·辨 骚》）。至于“其影响于后来之文章，乃甚或在《三百篇》（《诗 经》）以上”（鲁迅《汉文学史纲要》）。 吸引中国乃至世界上一代又一代的学者研究楚辞，是屈作楚辞的 一种深远影响。对楚辞的整理研究当始于宋玉，在汉代、宋代、明清 以及20世纪，都分别形成研究热潮。20世纪的楚辞研究不仅专著多， 单篇论文更多；涉及多种学科，影响更加广泛。此外，楚辞对其他诗 文、戏曲等等也影响至深。 《楚辞》在汉文化圈内影响也很深广，它在唐代传入日本，对日 本文化产生过巨大影响。此外，还被译为多种外语版本流传欧美及俄 罗斯诸国。 楚赋与楚辞是既有联系又有区别的两种文体。楚赋虽“拓宇于楚 辞”（《文心雕龙·诠赋》），但它是在与楚辞完全不同的创作环境 中形成的。宋玉、唐勒、景差等人，本来“好辞”，但因在襄王身边 奉命而作，受宫廷御用性质所决定，结果不是以楚辞见长，“而以赋 见称”（《史记·屈原贾生列传》）。故司马迁将“辞”与“赋”明 确区分开来。但后世学者往往将二者混为一谈，导致了对楚赋的忽略。 楚赋是一种问答对话的方式，铺陈其事，极声貌以穷文，韵散结 合的文体。屈原的《卜居》、《渔父》发其端，宋玉的《风赋》、 《钓赋》，始标赋名，“与诗划境”（《文心雕龙·诠赋》），而宋 玉的《高唐赋》、《神女赋》是赋的成熟之作，其写法开汉赋名篇 《子虚》、《上林》诸赋的先河，对汉赋产生了极大的影响。 宋玉的楚赋诸篇及其楚辞佳作《九辨》，借助《楚辞》、《文 选》、《古文苑》，得以广泛流传，影响后世。李白“屈宋长逝，无 堪与言”、杜甫“窃攀屈宋宜方驾，恐与齐梁作后尘”的诗句，分别 表达了一些文人对屈原、宋玉的仰慕。他们的作品至今仍受到人们的 喜爱。总之，屈宋辞赋作为中国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以其独特的文 化韵味，感染国人，影响世界。 楚人的巫、道与中国的哲学和宗教 楚人的巫、道，是指先秦楚国的巫文化和道家学说。巫以楚为盛， 道家学说是楚文化的特色内容，已为共识。这二者在中国哲学和宗教 的发展过程中都发生过深刻的影响。 楚人的巫文化可上溯到远古时代的楚先祝融。祝融为帝喾高辛的 “火正”，主“司天”，因功显名，故后世楚君多具有巫文化的传统。 熊绎、平王、怀王等，是“巫祝之道”的比较突出的信奉者，而著名 的巫学大师则是被称为“国宝”的楚臣观射父。 就其内涵而言，楚国的巫文化包括多神崇拜、各种巫术、飞升成 仙等等内容。它不仅渗透到楚国文学艺术等诸多层面，而且对后世宗 教信仰影响深刻。如：先秦时代，唯有楚人以东皇太一为至上神。马 王堆3号汉墓出土的帛画《太一出行图》，太一在诸神中处于主神地 位；汉武帝重祭祀亦以太一神为至上神，显然继承了先秦楚人奉太一 为至上神的传统。神仙观念是道教的基本观念，得道成仙是道教的终 极追求。先秦时代的神仙观有两大系统，燕齐方士刻意于海上求取仙 药，楚地则重在借助灵物飞升成仙。楚地这种神仙观及其各种巫术， 都是后世道教神仙观和道教法术的重要来源。 道家学说，渊源于晚商时代的楚君鬻熊，而代表成熟的道家哲学 思想的则是春秋晚期的老子和文子。文子是老子的学生，楚平王的大 臣，他的思想对楚国朝政产生过影响。入战国中期以后，道家分化为 两大派系：即老庄学派和黄老学派。老庄学派以庄子为代表，黄老学 派，主要有�冠子、环渊等人。 道家思想博大精深，在先秦各家学派中最富哲学内涵，对后世影 响极为深广。汉初，黄老之学作为“君人南面之术”，清静无为，与 民休息，治理战争创伤，使天下殷富，社会获得稳定发展。东汉以后， 道教兴起，道家学说成为道教的理论基础。老子被奉为教主，称之为 “太上老君”，其书《老子》被奉为圣典，称之为《道德真经》。后 来，文子、庄子也分别被尊为“通玄真人”、“南华真人”，其著作 《文子》、《庄子》也被视作“真经”，列入道藏。魏晋时代，玄学 兴起，玄学以老庄道家的无为学说为本，探讨纲常名教与自然的关系， 最终使汉末陷入危机的名教重新焕发活力。唐初，李氏帝王出于巩固 统治的需要，信奉道教，尊老子为“太上玄元皇帝”，使老子的地位 达到了登峰造极的地步。儒、释、道三教长期合流兼容，老庄思想对 佛、儒二家产生过重大影响。宋代理学开创者周敦颐的“自无极而太 极”的理论，就来源于道家的“有生于无”，“复归无极”（《老 子》）。老庄道家学说几乎在历史进程的每一个阶段都能发生思想共 鸣。晚清民国初年，受社会危机与西方思想的影响，一些文人志士如 谭嗣同、严复等，重新审视老庄文本，并从中发掘“民主”、“自由” 的思想，再度将道家学说视为匡世安邦理论。当今世界提倡返朴归真， 回归自然，遵从自然规律，加强环境保护，道家“天人合一”的整体 观念，以及“无为而无不为”等思想，不仅在国人中，而且在世界上 都产生了更加强烈的共鸣。 出土楚文化资料与现代学术文化 出土楚文化资料，主要是指考古发现的先秦楚人的文化遗存，包 括有文字的和无文字的两类。其中一些重要的发现，在我国乃至世界 学术界都发生过和正在发生着深刻的影响。 20世纪30～40年代，因盗掘先后在安徽省寿县和湖南省长沙楚墓， 出土了著名的“寿县楚铜器群”和“楚帛书”等重要文物资料。这两 大发现当时就在学术界形成了研讨热点。尤其是楚帛书流落到美国后， 其研究也逐渐国际化，促进和掀起国内外的帛书研讨热潮，并为中国 史研究走出疑古时代提供了帮助。 20世纪后半期，是楚文化考古成就最大的时期。 楚简批数多，数量大，居全国先秦简牍之冠。迄今为止已发现30 余批，其中已产生较大影响的有长沙仰天湖（M25）楚简、信阳长台 观（M1）楚简、荆门包山（M2）楚简、荆门郭店（M1）楚简和上海博 物馆馆藏楚简。尤其是郭店楚简，资料一发表，就引起强烈反响，学 术界接连在北京、美国、武汉举行3次国际学术研讨会。 青铜器及其铭文也有重大发现，如安徽省出土的鄂君启节、河南 省浙川下寺春秋墓铜器群、湖北省随州曾侯乙墓器群，等等。其中尤 以曾侯乙编钟编磬举世闻名，复制演奏，令世人耳目一新，为我国音 乐文化大增光彩。 楚国的货币也很有特色，主要有蚁鼻钱和金币。蚁鼻钱，是一种 有面文的仿海贝的铜质铸币。楚金币是一种称量货币。楚国是先秦时 代唯一通行黄金铸币的国家。据初步统计，20世纪50年代以来，出土 600余件，总重量接近4万克。其中江苏省盱眙穆庄乡南窑庄出土的11 件“郢称”金币里，有一件长12．2、宽8厘米，重610克，有完整的 印记54个，半边形印记6个，是所见最大最重的一件。这些楚币不仅 为楚文化学界所重视，而且也吸引了经济学界人士参与研讨。 中国传统的丝织工艺，在世界上独树一帜，享有盛誉，而领先于 东周列国的楚国丝织工艺则是先秦中国丝织工艺的代表。湖北江陵马 山1号战国楚墓，出土丝织衣物38件，丝绸片452片，既多且精，品种 齐全，色泽鲜艳，被誉为“丝绸宝库”，甚为丝织与服饰研究者所重 视。 楚地多宝，地下矿藏丰富，湖北大冶县铜绿山古矿冶遗址，南北 长2公里，东西宽1公里，开采时间上起西周下至汉代，出产过大量的 铜矿，揭示了楚人，也揭示了我国古代采矿和冶铜的生产情况，填补 了中国冶金史上的一大空白。 楚文化丰富多彩，对楚文化的考察研究既有利于开发地域文化资 源，也有利于弘扬优秀的传统文化，具有重大的学术价值和现实意义。
楚文化是一种神秘想象力的象征。楚文化作为中国农耕文明的代表，其中包含着中国人民最原始的崇拜。楚文化的神秘性正体现在古老的图腾艺术中，古代中国人民发挥想象力，将耕种和祖先的崇拜结合起来，创造了属于各个氏族的图腾文化。主要有凤凰、公鸡等图腾符号。通过图腾艺术传达人们祈福、祭祀等最原始的意识。楚文化丰富的想象空间还体现在人们对文学艺术的热爱和追求，春秋时期我国的青铜器冶炼达到了顶峰，人们将丰富的想象力表现在纸质、青铜、陶器和漆器上，从而成就楚文化中绘画、青铜器、陶器和漆器的繁荣。
早在20世纪30年代，楚文化作为一种区域文化，就引起了学者的关注。新中国成立以后，先秦楚国遗址、墓葬等的发现，激发了学界探索楚文化的热情。其研究范围从先前的文学、哲学领域扩展至历史、地理、经济、军事、文字、建筑、服饰、风俗、科技、歌乐舞等方面；其研究方法也随着历史学、考古学、人类学、民族学、语言学、艺术学等多学科理论和方法的渗透，逐步向综合性研究方向发展。湖北省博物馆常务副馆长万全文告诉记者，上世纪50年代，长沙地区发掘的大批楚墓为楚文化这一学科的创立提供了契机；上世纪70—80年代，鄂、湘、豫、皖等楚国故地的考古发掘层出不穷，特别是随州市曾侯乙墓的发现，使得楚文化研究开始蓬勃发展。湖北省社会科学院副院长刘玉堂也认为，考古发现及其研究和认识的深入，引发了学界对楚文化研究的极大兴趣，也为其拓展和精进奠定了良好基础。“楚文化研究正是在充分占有最新材料的基础上，不断取得新突破、新进展的。”刘玉堂说，“随着大量楚简的不断问世，其所承载的丰富讯息为楚文化研究向纵深推进提供了可能。例如，传世文献记载楚国迁都六七次，都城先后称丹阳和郢，但清华简《楚居》则记载楚国迁都达十四五次之多，且未见丹阳名称，这将引起学界对楚都问题的重新思考。又如，根据传世文献记载，楚人先祖季连活动的年代不会晚于虞夏之际。可是清华简《楚居》中则将季连与盘庚连在一起。若此盘庚即商王盘庚，那么季连活动的年代岂不要向后推约七百年？诸如此类的情况不胜枚举。” 华中师范大学楚学研究所所长蔡靖泉表示，楚文化研究曾在20世纪90年中期掀起一次高潮，其中最具代表性的成果就是由张正明主编的《楚学文库》。这套丛书是20世纪楚文化研究的集中展示。“经过多年的积累，楚文化已经有了全方位、多角度、体系化的研究和总结性、集成性的成果。所以，当前楚文化研究主要是紧密跟踪考古新发现进行深入细致的研究，着力解决其囿于资料而未能破解的疑难问题。”蔡靖泉说除了注重考古发现之外，将楚文化和其他区域文化进行比较，对于推进楚文化多层面、全方位的研究也具有积极意义。万全文向记者介绍说，楚文化与其他区域文化的比较研究，源于20世纪90年代初期。具体说来，可以分为宏观、中观、微观等层面。比如，张正明的《古希腊文化与楚文化比较研究论纲》、王纪潮的《异彩纷呈：楚文化与希腊罗马文化》等，就将楚文化与古希腊、古罗马文化进行宏观比较。中观角度则是将楚文化与同时期中国其他区域文化进行比较。譬如张正明的《秦与楚》，清晰展现了秦与楚的民族源流、历史道路、文化特色和成就、国家发展和命运，深刻揭示了秦与楚兴衰存亡的历史原因、秦人与楚人性格倾向对华夏民族性格形成的决定作用。所谓的微观比较，则是将楚文化与其他区域文化某些具体问题进行对比探讨，这也是目前区域文化比较研究方面成果最多的部分。刘玉堂对此表示赞同。他认为，区域文化比较研究的意义重大。因为只有通过比较研究，才能真正发现不同区域文化的共性与个性；也只有通过比较研究，才能准确把握不同区域文化之间相互碰撞、交流、融合的过程和规律，进而发现中华文化形成与发展的路径。蔡靖泉也表示，将楚文化与并世共存的诸地域文化进行比较探讨，是楚学研究的重点之一。这不仅能够拓展楚文化研究视阈，也必将促进中国区域文化和中国古代历史文化研究在新世纪的深入发展。刘玉堂表示，尽管楚文化研究在区域文化研究中处于领先的地位，但仍然存在一些问题，例如多学科的综合研究还比较薄弱，某些关键的研究领域多年没有突破。他认为，上世纪楚文化研究的辉煌，多半基于震撼性的考古挖掘。一旦楚文化考古缺少轰动性发现，楚文化研究很可能会出现“瓶颈”，甚至无话可说。因此，学界需要对楚文化考古资料作进一步的深入分析，寻求方法论上的突破创新。万全文认为，从楚学研究的现状来看，很大程度上主要依赖楚简帛研究的推动。造成这一研究现状的原因，是由于楚文化考古的重大发现相对上世纪有所减少，一些悬而未决的问题在没有新材料出现的情况下很难得到解决。 针对此种情况，蔡靖泉提出了自己的思考。他说，之所以楚文化研究没有上世纪90年代那么轰动，重大考古发现的稀缺只是原因之一。另外，由于三峡水库、南水北调等大型工程的陆续开展，使得一大批文物被发现，而对这些考古资料进行整理、消化是需要时间的。只有将这些新发现的研究成果逐步推出，楚文化研究者才能据此继续深化研究。武汉大学历史学院教授罗运环则强调说，除了对楚文化考古资料系统全面的整理之外，加强古文字研究也具有重要意义。他告诉记者：“准确释读诸如楚简、玺、货币、器物上的文字资料，不仅能够帮助研究者找寻新的突破点，还能够对过去的成果进行重新审视和思考。提升研究者对出土文献这些一手资料辨识的准确性，对于酝酿楚文化研究下一次高潮不无裨益。
荆楚文化的八大特点荆楚文化是中华民族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她源远流长，博大精深，具有鲜明的地域特色和巨大的经济文化开发价值。荆楚文化作为一种具有鲜明地域特色的文化，其内涵可概括为八大系列：1、炎帝神农文化。湖北随州、谷城和神农架是炎帝神农的主要活动区域，有许多民间传说和文化遗址。在这里，炎帝神农遍尝百草，为民治病，发明农业，教民耕种，其深厚的历史文化底蕴标志着中华文明从渔猎时代向农耕时代过渡。掘《长江开发报》1996年4月10日四版，裴高才同志题为《盘龙考古新发现，“商代”过大别崇山峻岭，我国兴建古城的历史重新改写》文章介绍，由湖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的专家教授20年来潜心研究整理盘龙城遗址及其文物史料得出结论：被誉为中国南方第一古城的商代盘龙城遗址，最近有新发现，该城的兴废历经近300年，它将我国兴建古城的历史从春秋战国提前到商代。“……将武汉城市历史向前推进了两千年。……改写了‘商代文化不过大别山’的历史……”。文章说，盘龙城于1954年防汛时发现，于70年代大规模发掘，迄今共发掘文物二千余件，其中大铜鼎、大铜、大玉戈等数十件文物为罕世珍品，属当今中华古文物之最。……令三十多个国家和地区的专家、学者叹为观止。中外专家们称，盘龙城系我国迄今发现最大最早，保护最完好的商代古城，是古代南方的文化瑰宝，是江汉大地的一座文物宝库，是“研究中国古城不可多得的标本。”文章说，盘龙城遗址东西长二千一百米，南北宽一千八百米，中心面积一百一十万平方米。拥有古城址、古宫殿、古城墙、古作坊、古墓葬等八大古迹景观……在已发掘的两座宫殿中，一座设有四室，周围是回廊的宫室，另一座布局为一大空间厅堂。两座宫殿为前朝后寝格局，系当时祭祀、册命、听政、出师、盟会等举行国家大事的地方，是国家政权的象征。同时，四周作坊林立、酿酒、制陶、冶炼业十分发达，系当时政治、经济、文化的中心。据考古研究所近期鉴定，盘龙城兴建于商代二里岗期，荒废于殷墟一期，历经时间在二百五十至三百年之间。盘龙古城遗址与武汉市城区仅一河之隔。……为古代河流滠水、汉水注入长江的交汇地带！《长江开发报》的上述报道，无疑是“汉江------中华民族的母亲河”这一命题的最新支持论据。一、它有力地证明了我国兴建古城的历史是在汉水之畔开的先河，打破了史学界关于“兴建古城于春秋战国”的统一认识。二、“属当今中华古文物之最”的、代表汉水文化的数十件文物是从汉水之滨出土的；在商代汉水流域就有了“我国迄今发现最大、最早的”古城。三、从它改写了“商代文化不过大别山”的历史，把中国兴建古城的历史由春秋战国时期提早到商朝时期这一史实上看，正召示出了“商代文化过了大别山”，还是“汉江文化影响、造就了商代文化”这一新的急待重写的中华文明起源学说课题。《湖北日报》1996年5月31日第七版报道：“荆州是楚文化的发祥地……楚文化在世界文明史中有着十分重要的地位……据不完全统计，近几年海内外学者近三百人来荆州研究楚文化的冶金、纺织、文学、美术、音乐、舞蹈等。专家们认为，楚文化成就包括铜铁冶炼与铸造技术，磨漆彩绘工艺，丝绸加工技术，道家哲学，楚辞散文和音乐舞蹈，在当时都达到世界领先水平。英国大英博物馆馆长罗森夫人说，“楚文化代表了中华民族强烈的生命力。（汉江流域的）楚文化所创造的物质文明更令人叫绝：世界上第一块可锻铸铁；世界上第一块每平方厘米纺织170根丝的高密度绢；世界上第一件脱胎彩绘漆器；世界上第一架可连续发射20箭的弩，世界上第一张可折叠的大床……楚文化的精髓不仅熔铸于楚人后代的心底，而且成为中华民族所共有财富。”2、楚国历史文化。湖北是楚文化的发祥地，楚国作为春秋战国时期的大国和强国之一，在800多年的历史长河中创造了灿烂辉煌的文明成果。楚国独步一时的青铜铸造工艺、领袖群伦的丝织刺绣工艺、巧夺天工的漆器制造工艺、义理精深的哲学、汪洋恣肆的散文、惊采绝艳的辞赋、五音繁会的音乐、翘袖折腰的舞蹈、恢诡谲怪的美术，都是十分宝贵的文化富矿。3、秦汉三国文化。秦汉时期的湖北地区是当时重要的文化中心之一，云梦古泽、睡虎地和龙岗秦简、张家山汉简、汉明妃王昭君、汉光武帝刘秀、文学家王逸等都是重要的文化资源。湖北境内还是魏、蜀、吴三国犬牙交错、激烈争夺的“四战之地”，政治、经济、军事、外交的联合与斗争波谲云诡，惊心动魄，古隆中、赤壁、乌林、长坂坡等著名文化景区是三国文化的重要载体。4、清江巴土文化。清江流域的土家族是古代巴人的后裔。热情、质朴、勤劳、善良、勇敢，代表了土家人优良的民族素质。其婚丧习俗、歌舞曲艺、饮食服饰、建筑交通等构成了清江巴土文化的鲜明特色。同时，以恩施自治州和长阳、五峰两个自治县为主体的湖北民族地区也是巴土文化的富集之地，这里山川秀美，物产丰富，是发展湖北特色经济的重要地区。5、名山古寺文化。湖北的名山古寺众多，形成了独具特色的名山古寺文化资源。武当山是道教名山，经过几百年的发展，形成了具有丰富内涵的武当文化。此外，荆山、大别山、大洪山、齐岳山、九宫山和黄梅五祖寺、当阳玉泉寺、来凤仙佛寺、汉阳归元寺、武昌宝通寺以及荆州天星观、武昌长春观等众多的名山古寺以及钟祥明显陵等名胜古迹，都有着较高的知名度和独特的文化内涵。6、长江三峡文化。长江三峡是中国最壮观的峡谷，也是世界最著名的峡谷之一，还是举世闻名的水电能源基地和地球上最大的人工湖。随着三峡枢纽工程的蓄水发电和胜利竣工，其举世雄奇的自然风光、色彩斑斓的人文景观、神秘浪漫的神话传说和峡江两岸奇特的风土民俗，形成了具有浓厚峡江色彩的文化流派，构成了三峡文化的鲜明特色。7、江城武汉文化。武汉地处两江交汇之地，素有“九省通衢”之称，早在商周时期就是南方连接中原的战略据点。以商代盘龙城为标志，3500多年的建城史使武汉积淀了底蕴丰厚的文化。明清以后，武汉逐步发展成为华中地区最大的工商业城市，近现代以来更成为中国的制造业中心和重要工业基地之一。在现代史上，武汉曾一度成为中国的政治、经济和文化中心。作为华中地区的特大城市和区域经济中心，江城武汉文化具有鲜明的区域特色。8、现代革命文化。辛亥革命武昌首义，在清王朝的统治腹心打响第一枪，一举推翻了中国历史上最后一个封建王朝，结束了帝制，湖北的革命党人和仁人志士功不可没。以辛亥武昌首义为标志，形成了湖北和武汉近现代史上波澜壮阔的革命文化内涵。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董必武、陈潭秋等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在武汉创立了共产主义小组，武汉曾经是大革命的中心。“二七”大罢工、武昌农讲所、“八七”会议、黄麻起义、鄂豫皖和湘鄂西革命根据地、八路军办事处、武汉保卫战、新四军五师司令部、中原突围和刘邓大军挺进大别山等一系列的革命活动、革命事迹、革命遗址等，构成了湖北近现代革命文化的主要内容，是极其宝贵的革命文化资源。荆楚文化这八大文化系列具有超越时空的强大穿透力和影响力，是我们建设先进文化、进行社会主义文化创新的重要基础。湖北是荆楚文化的发祥地，也是古代楚国的政治、经济和文化中心。从物质文化和精神文化的双重角度审视荆楚文化的发展轨迹，还可以进一步发现它在以下五个方面具有创新特质，是当今发展先进文化的重要精神遗产。一是“筚路蓝缕”的创业精神；二是“抚夷属夏”的开放精神；三是“一鸣惊人”的创新精神；四是“深固难徙”的爱国精神；五是“止戈为武”的和合精神。荆楚文化的这些创新特质，既是时代的产物，又是优秀民族文化和民族精神的具体展现，是中国优秀传统文化的重要资源。
兮是舒缓语气的，你觉得语气有点直接或者是太快的话，就可以用至于楚辞的写法：楚辞是在楚国民歌的基础上经过加工、提炼而发展起来的，有着浓郁的地方特色。由于地理、语言环境的差异，楚国一带自古就有它独特的地方音乐，古称南风、南音；也有它独特的土风歌谣，如《说苑》中记载的《楚人歌》、《越人歌》、《沧浪歌》；更重要的是楚国有悠久的历史，楚地巫风盛行，楚人以歌舞娱神，使神话大量保存，诗歌音乐迅速发展，使楚地民歌中充满了原始的宗教气氛。所有这些影响使得楚辞具有楚国特有的音调音韵，同时具有深厚的浪漫主义色彩和浓厚的巫文化色彩。可以说，楚辞的产生是和楚国地方民歌以及楚地文化传统的熏陶分不开的。 同时，楚辞又是南方楚国文化和北方中原文化相结合的产物。春秋战国以后，一向被称为荆蛮的楚国日益强大。它在问鼎中原、争霸诸侯的过程中与北方各国频繁接触，促进了南北文化的广泛交流，楚国也受到北方中原文化的深刻影响。正是这种南北文化的汇合，孕育了屈原这样伟大的诗人和《楚辞》这样异彩纷呈的伟大诗篇。 《楚辞》在中国诗史上占有重要的地位。它的出现，打破了《诗经》以后两三个世纪的沉寂而在诗坛上大放异彩。后人也因此将《诗经》与《楚辞》并称为风、骚。风指十五国风，代表《诗经》，充满着现实主义精神；骚指《离骚》，代表《楚辞》，充满着浪漫主义气息。风、骚成为中国古典诗歌现实主义和浪漫主义的创作的两大流派。 今存最早的《楚辞》注本是东汉王逸的《楚辞章句》。《四库全书总目》说：“初，刘向裒集屈原《离骚》、《九歌》、《天问》、《九章》……而各为之注。”但刘向编定的《楚辞》16卷原本已佚。《楚辞章句》即以刘向《楚辞》为底本，它除了对楚辞做了较完整的训释之外，还提供了有关原本的情况。在《楚辞章句》的基础上，南宋洪兴祖又作了《楚辞补注》。此后，南宋朱熹著有《楚辞集注》，清初王夫之撰有《楚辞通释》，清代蒋骥有《山带阁注楚辞》，等等。他们根据己见，作了许多辑集、考订和注释、评论工作。 楚辞》可说是第一个将比、兴手法大量使用在政治讽谏上。楚辞》较偏重于宗教政治、个人抒怀。 战国时期兴起于楚国的一种诗歌样式。"楚辞"的名称,最早见于西汉前期。汉人有时简称它为"辞",或连称为"辞赋"。又由于楚辞中最有代表性的作品是屈原的《离骚》，所以后人也有以"骚"来指称楚辞的。如萧统《文选》中的"骚"类、刘勰《《文心雕龙》》中的《辨骚》篇，就是对整个楚辞而言。从汉代开始，"楚辞"又成为屈原等人作品的总集名。 楚辞渊源于中国江淮流域楚地的歌谣。它受着《诗经》的某些影响，但同它有直接血缘关系的，还是在南方土生土长的歌谣。楚地早有歌谣，据刘向《说苑》记载，约公元前 6世纪有《越人歌》和《楚人歌》。《论语》载孔子曾听到《接舆歌》，《孟子》中也有《孺子歌》等等。可是这些楚地歌谣仅一鳞半爪地存于历史记载中，只是到了战国中期，屈原等人的一系列作品出现于楚国文坛之后，楚辞才形成一代文学样式。 楚辞的主要作者是屈原。他创作出了《离骚》、《九歌》《九章》、《天问》等不朽作品。在屈原的影响下，楚国又产生了一些楚辞作者。据《史记》记载，有宋玉、唐勒、景差等人。现存的《楚辞》总集中，主要是屈原及宋玉的作品；唐勒和景差的作品大都未能流传下来。 秦兴，楚辞未有发展。汉初，楚的文学艺术得到复苏。这大概同汉皇室及大臣多楚人有直接关系。汉高祖刘邦就是楚人，他所作的《大风歌》等就是楚声，他的宠姬戚夫人会楚舞，他亲自为她唱楚歌。西汉前期几个皇帝都曾"征天下能为楚辞者"。在这种背景下，一方面屈原作品受到重视，另一方面通晓楚辞的人也受到宠幸，如《史记·酷吏列传》载朱买臣"以楚辞与（庄）助俱幸，侍中，为太中大夫"。此外不少人活跃在朝廷和诸侯王国内，以楚辞体从事创作。今存王逸《楚辞章句》中，还保存了西汉人贾谊、淮南小山、东方朔、庄忌、王褒、刘向等人的作品。他们虽然大多只是从形式上模拟屈原的作品。有的甚至"如无所疾痛而强为呻吟者"（朱熹《楚辞辩证》），但由此可以窥知当时楚辞受重视的程度。 楚辞的特征，宋代黄伯思在《校定楚辞序》中概括说："盖屈宋诸骚，皆书楚语，作楚声，记楚地，名楚物，故可谓之'楚辞'"(见《宋文鉴》卷九十二)。这一说法是正确的。除此而外，《楚辞》中屈、宋作品所涉及的历史传说、神话故事、风俗习尚以及所使用的艺术手段、浓郁的抒情风格，无不带有鲜明的楚文化色彩。这是楚辞的基本特征。它们是与中原文化交相辉映的楚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 楚辞约于西汉前期已成为屈、宋等人作品的总称。《史记》、《汉书》在记述西汉事时，或者以《春秋》与"楚辞"对举，或者把"六艺"与"楚辞"并列，都表明此点。西汉末成帝河平三年（公元前26）刘向领校中秘书，整理屈、宋诸作品，始编定《楚辞》。虽然东汉末郑玄、晋代郭璞等在注释其他典籍场合，引述屈原作品有时还以"离骚"来代称楚辞，但作为总集名称的《楚辞》，已流传于世。至于《楚辞》这一总集的篇目、卷数,王逸《楚辞章句叙》里曾提到:"逮至刘向典校经书，分为十六卷。"《四库全书总目》则说："初，刘向裒集屈原《离骚》、《九歌》、《天问》、《九章》、《远游》、《卜居》、《渔父》，宋玉《九辩》、《招魂》,景差《大招》,而以贾谊《惜誓》，淮南小山《招隐士》，东方朔《七谏》，严忌《哀时命》，王褒《九怀》及刘向所作《九叹》,共为《楚辞》16卷,是为总集之祖。逸又益以己作《九思》与班固二'叙'，为17卷，而各为之注。"刘向编定的《楚辞》16卷久已亡佚。只有王逸的17卷本《楚辞章句》流传至今，可以略见《楚辞》原本的大概。 第一个为楚辞作品作传的，是汉武帝时的淮南王刘安。他在建元二年（公元前 139）受武帝之命作《离骚传》，此书失传已久，只在司马迁的《史记》、班固的《离骚序》里还有片断征引。自刘安以后，为楚辞作注的人渐多。如班固、贾逵、马融等，但这些注都没有流传下来。 安帝元初初年，王逸作《楚辞章句》。这就是现存最古的《楚辞》注本。以后，历代学者又对《楚辞》作了大量研究，产生了许多专著。 《楚辞》在中国诗史上占有重要地位。《诗》、《骚》并称，成为中国古典诗歌的两大源头。特别是《楚辞》中的屈原作品，以其深邃的思想、浓郁的情感、丰富的想象、瑰丽的文辞，体现了内容与形式的完美统一。它的比兴寄托手法，不仅运用在遣词造句上，且能开拓到篇章构思方面，为后人提供了创作的楷模。而它对其后的赋体、骈文、五七言诗的形成，又都发生了深远的影响。诚如刘勰所说："其衣被词人，非一代也。"
作为一种诗体，楚辞的想象力丰富。楚地巫风盛行，祭祀时往往以巫觋扮演诸神，表演一些神话传说故事，以娱乐神人。这些都培育了楚人丰富的想象力，使作品带有想象丰富、文辞华美、风格绚丽的浪漫主义色彩，如《离骚》、《九歌》等均是如此。楚辞“皆书楚语，作楚声，纪楚地，名楚物[1]”，具有浓郁的地方色彩。楚辞的语句参差，富有变化，常用语助词“兮”、“些”等。并且结构一般比较宏大，篇幅一般比较长。 在表现手法上，楚辞继承了诗经得赋比兴，但在此基础上做了重大开拓，也把发挥应用达到极致。辞家们往往寄情于物，托物寓情，使主观之情与客观之物融为一体，创造出许多富于象征意味的艺术形象。在《离骚》中，屈原笔下描绘的善鸟香草、恶禽臭物、灵修美人、宓妃佚女、虬龙鸾凤、飘风云霓、高冠奇服、玉鸾琼佩……，它们或配忠贞，或比谗佞，或媲君主，或譬贤臣，或托君子，或喻小人，或示超俗，或表追求，这些都已不再是作为喻体或借以起兴之物的客体，而是融合了主体情感、品格和理想的象征，而成为蕴含艺术趣味的意象了。这突破了《诗经》以借物抒情为主要特征的比兴手法的局限。这是一种突破、一种创新、一种新的尝试。在中国传统诗歌史上，具有划时代的意义。 湘夫人十《楚辞九歌》组诗之一 描写相恋者的思慕，想象中的共同生活的美景合未能相遇的惆怅心情，热烈的追求和期盼终归失败的主题反映了诗人的精神痛苦。 特色 1 以景现情，寓情于景，把周围景物环境气氛和人物的思想情感融合一起构成美妙的情景交融的意境 2 章法上，回环跌宕，用赋的铺陈手法反复叙写（例如：意淫中的二人相会，极力渲染相会之处的淫荡。赋） 3 用高洁的事物做比兴，以此歌颂纯洁的感情和高尚的情操 4 刻画人物内心世界，笔触细致而含蓄 5 本诗语言单纯自然而又情味悠远，既有民歌风情却也不失精炼典雅，“兮”的运用使句式活泼，增强了节奏感。
可以从意象方面写啊。
离骚具有浓郁的楚地特色。1.浓郁的楚地诗歌特色。2.大量的历史传说 神话故事极具特色。屈原的情怀是模仿不来的，LS说汉初楚辞复苏只是一种个别现象，汉的主流文学不在这里而且几个楚辞作家的情怀也远不及屈原。这种文学形式生存的空间不在了，单纯的模仿得不到他的风韵。当然LZ感兴趣的话还是可以试试的。
化石 在地质历史中，经过自然界的作用，保存于地层中的古生物遗体、遗物和它们的生活遗迹。大多是茎、叶、贝壳、骨胳等硬体部分，经过矿物质的充填和交替等作用，形成保持原来形状、结构或仅是印模的钙化、硅化、黄铁矿化、碳化的生物遗体、遗物。也有少数是由于特殊的保存条件而未改变的完整遗体，如冻土中的猛犸、琥珀中的昆虫等。有时在岩层中还保存了古代生物活动的遗迹，如足印、爬迹、穴迹等等。化石是古生物学的主要研究对象。早在五六世纪，我国古籍中已有关于化石的记载。唐颜真卿对螺蚌化石，宋沈括对植物化石和杜绾对鱼化石的本质和来源，都有过比较正确的理解和阐述。参见“微化石”、“超微化石”。
所谓化石是指保存在岩层中地质历史时期的生物遗体和遗迹。 通常如肌肉或表皮等柔软部分在保存前就已腐蚀殆尽，而只留下抵抗性较大的部分，如骨头或外壳。它们接着就被周围沉积物的矿物质所渗入取代。许多化石也被覆盖其上的岩石重量压平。 简单地说，化石就是生活在遥远的过去的生物的遗体或遗迹变成的石头。 化石在漫长的地质年代里，地球上曾经生活过无数的生物，这些生物死亡后的遗体或是生活时遗留下来的痕迹，许多都被当时的泥沙掩埋起来。在随后的岁月中，这些生物遗体中的有机物质分解殆尽，坚硬的部分如外壳、骨骼、枝叶等与包围在周围的沉积物一起经过石化变成了石头，但是它们原来的形态、结构（甚至一些细微的内部构造）依然保留着；同样，那些生物生活时留下的痕迹也可以这样保留下来。我们把这些石化的生物遗体、遗迹就称为化石。价值：从化石中可以看到古代动物、植物的样子，从而可以推断出古代动物、植物的生活情况和生活环境，可以推断出埋藏化石的地层形成的年代和经历的变化，可以看到生物从古到今的变化等等。因为在较老的岩石中的化石通常是原始的较简单的，而在年代较新的岩石中的类似种属的化石就要复杂和高级。化石对于追溯动植物的发展演化是有用的，因为在较老的岩石中的化石通常是原始的和较简单的，而在年代较新的岩石中的类似种属的化石就要复杂和高级。 某些化石作为环境的指示物是很有价值的。例如造礁珊瑚似乎总是生活在与今天相似的条件下。因此，如果地质学家找到了珊瑚礁化石——珊瑚最初被埋藏的地方，就可以有理由地认为，这些含有珊瑚的岩石形成于温暖的相当浅的海中。这就使得勾画出史前时期海的位置及范围成为可能。珊瑚礁化石的存在还可指示出古代水体的深度、温度、底部条件和含盐度。 化石的一个更重要的用途是用来进行对比——确定若干岩层间彼此相互关系的密切的程度。通过对比或比较各岩层所含的特征化石，地质学家可以确定一个特定区域的某种地质建造的分布。有的化石在地质历史上生存的时间相当短，然而在地理分布上却相当广泛。这种化石被称为指示化石。由于这种化石通常只是和某一特定时代的岩石共生，所以在对比中特别有用。在收藏领域，化石也占有很重要的地位。具体化石的研究价值可参考下面百度百科的词条：
一、地球的“年龄”大约有46亿年。寒武纪是距今亿至亿年的时间段。比我们较熟悉的恐龙时代的“侏罗纪”早4亿年。1909年，在加拿大发现的寒武纪中期的布尔吉斯动物化石群轰动了世界，如今这个化石群已被联合国列为科学遗址。1947年，在澳大利亚又发现了前寒武纪末期的埃迪卡拉动物化石群。这两个化石群的时间间隔有亿年，两物种间发生的突发性变化难以在实物上得到证明。而澄江动物化石群正好处在以上两个化石群时间跨度上的中间，是寒武纪生命大爆发的最重要的环节。二、在帽天山，诸多科学家们从未见过的奇特古生物陆续重见天日。中科院南京古生物所陈均远教授、西北大学舒德干教授等人陆续加入研究行列，一系列发表在《自然》、《科学》等国际权威学术刊物上的文章，向全世界描述了在亿年前的寒武纪，地球生命曾在云南澄江集体爆发的壮观场景。三、古生物学研究表明，从地球生命出现到今天已经38亿年，但在距今亿年前的寒武纪之前，生命只是以藻类和菌类的简单形式存在于海洋里。寒武纪之后，大量后生动物突然在海洋里出现，从单细胞藻类、菌类到多细胞后生动物演化特别快，只用了1000多万年，澄江动物群记录了这段特殊时期生物群的全貌四、曾经有专家认为，澄江动物群的发现挑战了进化论。生命的大爆发是否和达尔文的进化论相矛盾呢？“达尔文在他的时代由于研究条件的限制，对生物演化的历史了解并不是很全面，他认为进化应该是慢速进化。所以，当科学家发现在寒武纪突然出现的三叶虫时，便认为可能会动摇进化论的基础。在当时的社会环境，如果谁提出快速进化，就被认为是神创论。”五、“进入20世纪以来，大量的科学证据表明，进化应该是个快速的过程，澄江动物群就很典型。不过，科学家对澄江动物群的研究成果，只是对达尔文的渐变论做了修正，并非是挑战，因为即使是1000万年也并不是很短的时间。”那些曾经仅仅停留在化石标本中的逝去个体，那片早已在地质变化中消散的亿年前的海洋全景图，鲜活地出现在记者的面前，各种生物奇特的姿态、斑斓的色彩让人称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