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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师语言艺术论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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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师语言艺术论文

这是开题报告: 语言是课堂教学信息交流的重要载体,是完成教学任务,教书育人,促进师生共同发展的关键。因此,作为一名教师应在教学实践中不断探索,不断总结,不断完善自己的教学语言,达到教学语言的科学性、艺术性的辩证统一,从而有效地促进自身的发展,使自己成为一名优秀的人民教师。 语言是师生对话的工具。在教学中,语言是纽带,语言是课堂上师生间交流的主要工具。教师主要是通过语言向学生授业解惑,而学生则主要通过教师的语言理解和接受知识,所以教师的教学语言在教学中占有很重要的地位。随着现代教育媒体的运用,教学语言的纽带作用会随之有所减弱。但我们认为无论运用什么样的现代教育媒体,也不能完全取代教师的教学语言,相反它的作用会越来越大,因为我们授课的对象是活生生的学生,教师富有情感地面对学生用口语讲解有着很强的灵活性和针对性,特别是在与学生的思想交流方面,应该是任何其他手段都不可与之相比的。 语文教学同其他学科教学有着相同的科学性,但与其他学科又有区别。这是因为语文学科除了它的科学性之外,还有一个其他学科很难具备的艺术性特点。因此说,语文教学真正是科学美与艺术美的高度统一体。在具体的语文课堂教学中,能够使这种完美统一得以展现的中间媒介,便是语文教师规范优美的课堂教学语言。因而从某种意义上说,语文课堂教学艺术首先是语文教学语言艺术。 尤其对于小学语文教师来讲,我们面对的是一群未知的孩子。小学语文又是一门基础学科,所以教师的语言表述就更具特殊的功能和意义。

论幼儿教师的语言素养及其思考论文

从小学、初中、高中到大学乃至工作,大家对论文都再熟悉不过了吧,借助论文可以有效训练我们运用理论和技能解决实际问题的的能力。那么你有了解过论文吗?下面是我为大家收集的论幼儿教师的语言素养及其思考论文,欢迎大家分享。

论文摘要:

在幼儿园,教师教学语言的使用及其使用方式对幼儿的学习和发展、师幼之间和谐关系的建立,具有重要意义。现从幼儿互动教学的现状入手,从幼儿教师的语言要求出发,提出幼儿教师应当加强自身的语言修养。

关键词:

教学语言、幼儿教师、语言素养

一、对当前教师教学语言现状的分析

教学语言在广义上指人们通过无声的或有声的方式,借助于体态、文字和口语表情达意。笔者尝试对当前在幼儿教师的教学语言方面上的现状问题进行分析。

1.用语不规范

在观察中,我们发现教师的语言较随意,表达不够准确,如经常会冒出“把手拿出来”“一只椅子”等语言。有些教师的语言松散、零乱,还常伴有口头禅,导致教学语言不严谨,影响教学活动的效果。由于教师来自不同的地方,家乡语言的惯性使他们的语言方言化,而且语言没有得到大多教师的充分重视。

2.命令强制性

在师幼的言语交往中,教师凭借自己的权威地位,师幼言语交往呈现出单向化和单一化的特征。经常可以看到在课堂上,教师处于主导地位,直接将教学的内容教授给幼儿,并没有对幼儿的回答进行适宜的反馈,教师的言语缺少启发性,完全是一种灌输。幼儿逐渐成为教师权威言语的纯粹接受者。教师和幼儿之间缺乏双向言语对话。

二、重视幼儿园教师语言的必要性

1.从幼儿的身心特点分析

幼儿处在身心的初长期、意识的朦胧期,决定了幼儿教育的特殊性,也给幼儿教师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幼儿教师的一言一行乃至着装打扮都会给幼小的心灵留下深刻的印象,甚至会影响他们的终生。

2.幼儿教师语言的要求

(1)规范性

教师是孩子心目中的“偶像”,是他们积极模仿的对象,因此,教师首先要保证自己语言的规范性、准确性、科学性。教师的语言是幼儿语言的样板,教师只有使用规范的语言,才有可能对幼儿产生正面的示范效应,所以教师必须使用标准的、规范的普通话,在语音、词汇、语法等方面都要符合国家普通话的要求,做到发音清楚、吐字准确、不念错字、不使用方言。

(2)人性化

教师语言的选择和运用必须考虑幼儿现有的语言接受能力,力求“因人用语”。比如,对性格不同的幼儿,语言的使用就应不同:比较内向、较为敏感、心理承受能力较差的幼儿,教师应更多采用亲切的语调、关怀的语气、鼓励的语言对他们说话,以消除幼儿紧张的心理。

(3)艺术化

教学语言作为一种富有创造性的教学方式、方法,以审美性为基础,是一种“刻印着人类审美的语言”。幼儿园教师教学语言的艺术性使幼儿展开思想的翅膀,遨游在想象的天空,吸引儿童积极地参与,唤起儿童学习的愉悦和创造力。如进行故事教学时,教师讲故事的语言就应该夸张、生动,富有趣味性。

(4)形象化

幼儿的`思维方式以形象思维为主,他们需要依据视觉形象、听觉形象及其他感官形象来认识事物,这就要求幼儿教师的口语要具体、鲜明,要有动态感觉,有情感色彩,能唤起幼儿对具体事物的真切感知。

三、幼儿园教师提高语言素养的途径

1.重视理论学习,加强训练,帮助教师掌握各种技能技巧

对于如何加强语言修养问题,笔者认为,首先,每一位幼儿教师都应该学好普通话,要正确掌握普通话的发音技巧和音变规律,熟练运用现代汉语的修辞方法,使自己的语言规范,合乎逻辑,表达准确,吐字清晰,具体形象,富于美感。其次,要广泛阅读文艺书籍,特别是儿童文学作品,不断加强自身的文学修养,从丰富的文学遗产中充实、丰富自己的语言,提高语言素质。第三,要热爱儿童,理解儿童,真诚地对待儿童,把幼儿当作自己的朋友。

2.针对幼儿特点,加强对幼儿反应的敏感度,给予积极的表扬和鼓励

教师在教学活动中要善于“察言观色”,提高对幼儿反应的敏感度,从中获得反馈信息,不断调整言语活动的方式和内容。因此,教师要善于通过幼儿外部的语言行为来把握幼儿的心理或思维状态,对自己的教学语言策略作出及时调整,具体来说,对性格较为敏感、容易紧张、心理能力较差的孩子,教师应更多地采用亲切的语调、关怀的语气对他们说话,消除幼儿紧张的心理;对反应较慢的幼儿,教师的语言在语速上应当适当地慢一些,显得更有耐心;对性格较急的孩子说话时,教师的语调要显得沉稳,语速适中,使幼儿焦躁的情绪得以缓和等。比如,幼儿不能理解教师的“反话”,当教师用讽刺、挖苦的语言对幼儿说话时,他们听不出老师的正话反说。

教师不论何时何地何事,当有必要向幼儿说明事理时,都要心平气和地向幼儿明示。教师的鼓励对幼儿来说是一种力量,如“嗯,真不错”、“好样的”、“好孩子,继续做下去一定行”等语言,加上教师亲切的表情、爱抚的动作,会使幼儿受到极大的鼓舞,能够增强幼儿的自信心,对幼儿的身心发展是极为有利的。

3.语言生动,掌握语言的艺术性,提高幼儿学习兴趣

幼儿的认知、思维能力还比较差,思维发展以具体形象思维为主,对于熟悉和了解的符合感性经验范围内的事物容易理解,而对于距离自己生活经验比较远的事物则很难理解和把握。教师就要运用生动、形象、富有动感、富有色彩的教学语言开启儿童的智慧之门。

参考文献:

[1]赵红霞.幼儿园教师教学语言运用策略研究[D].长春:东北师范大学,2006.

[2]廖梅先.幼儿教师语言风格六要点[J].早期教育(教师版),2006(10).

[3]江爱军.浅议幼儿教师提高语言素养的途径[J].学前教育研究,2007.

语言文字艺术论文

语文是一个多义词,通常作为语言文字、语言文学、语言文化的简称,其本义为“语言文字”。语文课一般被认为是语言和文化的综合科。语言和文章、语言知识和文化知识的简约式统称等都离不开它。以下是我整理的小学语文教学中语言文字训练的策略探究论文,欢迎阅读。

在课程改革的背景下,语言文字训练应该有新的内涵。比如,把机械的、重复的语言文字训练变成综合的语文实践活动,把静态的语言文字练习变成动态的语文实践。训练如果进行得好,就能和人文精神的熏陶结合在一起。语文老师可以根据文本特点,巧用“转换”,设计练习,对学生进行有效的语言文字的训练。

一、“角色”转换,感悟精彩

1扮演角色,说出内涵。教学中,常会发现学生由于受到知识水平、生活阅历的限制,与文本内容、文中人物存在着一定的心理和情感上的差异。课堂上,学生只能以“局外人”的身份、“旁观者”的角色进行思维,往往产生认识的障碍或是情感的疏远。针对这一现象,可以在教学中有意识地设计说话训练,引导他们进行思维角色的转换,拉近他们与文本之问的距离,使他们在语言实践中感悟文本内涵。

例如:如教学《江畔独步寻花》一诗时,教师没有直接向学生指出诗的表达特点,也不是让学生简单讨论就算,而是让一位学生扮演诗人,在窗外高声吟诵诗文,其余学生则成为诗人好友,谈听到此诗的感受。在这种情境下,学生的思维门被打开,争相发言。

这一说话训练的`设计,实现了学生身份的转变,实现了学生思维角色的转变,学生在语言实践中走近人物,深入理解、感悟文本内容,使文本深邃的内涵成为学生发自内心深处的真切体验,从而达到言由心生之效,可谓“一石二鸟”。

2模仿角色,说出精彩。教学中,我们应重视引导学生积累和运用课文中的语言,及时地将课文中的一部分语言转化为学生自己的语言。低、中年级偏重于模仿运用,一般可以采用转换角色的方式,让学生由阅读者变身为解说员、导游、推销员、配音演员等,这样的练习学生是很感兴趣的,他们会主动地将课文中学到的知识和语言吸收、内化、倾吐。

3人称变换,说出个性。在我们的教材中,常有以第三人称进行叙述的课文。教学这类课文时,不仅要让学生获得科学常识,学习作者介绍这些知识所运用的方法,培养他们探索世界、探索自然的兴趣,同时,还要引导学生把了解到的知识,学到的语言及表达方法转化为新的、富有个性化的语言。如《神奇的克隆》、《秦兵马俑》、《火星—地球的孪生兄弟》等常识性的课文,设计让学生变换人称说一说、写一写的环节,意在为学生提供语言实践的机会,让语言、知识和精神的转换过程成为学生掌握和提高语言文字运用能力的过程。

二、“内容”转换,模仿精彩

教学时借助于情境的创设再现课文所描绘的生活画面,使学生如临其境,激起学习兴趣,更好地理解课文内容。如把课文编排成课本剧,让学生演一演,把语言文字直接变成活生生的生活展现在学生面前,从而加深对课文的感悟。像在教学《小稻秧脱险记》时,组织学生分角色扮演杂草是怎样抢营养的,喷雾器是怎样消灭杂草的。通过生动鲜明的表演,不仅使学生加深了重点词语气势汹汹、一拥而上等和课文内容的理解而且学生的学习兴趣盎然,想象力、创新能力都得到了很好的锻炼。

三、“句式”转换,拓展精彩

言语的发展离不开扎扎实实的句式训练,教学时老师要有一双慧眼,发现文本提供的可进行句式训练的语言材料,指导学生替换或重组言语材料,完成新的表达。

例如:如《黄山奇石》一文,作者对众多的奇石只重点介绍了几块,对其它的只提了一下名字,有的甚至连名字也未提。教师引导学生仿照作者的写作方法,对文中没作具体介绍的岩石进行描述,还让学生给叫不出名字的岩石取个名字,并再想想还有怎样岩石,进行自由想象。学生的创作热情空前高涨,把一块块石头描述得栩栩如生,像这样,借鉴文本规范的言语材料进行句式训练,不仅可以帮助学生掌握表达技巧,熟练表达技能,而且也可以大大提高学生言语表达的准确性。

四、“情景”转换,表达精彩

课文有些地方写得或含蓄,或简练,或意犹未尽,给学生的思维留下了想象、延伸、拓展的空问。学这样的文章时,可找准这些“空白”,让学生把文章写得含蓄的地方扩展出来,把写得简练的地方描写具体,对文章中意犹未尽的地方进行续写。

如三年级上册《小露珠》一课的结尾我设计了“小露珠就要走了,假如你是向日葵,是白杨树,或者是喇叭花,你想对小露珠说些什么呢?”有的说:“多么可爱的小露珠呀,你像钻石那么闪亮,像水晶那么透明,像珍珠那么圆润,我怎么愿意让你离开呢!”;有的说:“小露珠呀,小露珠,你用自己的身体滋润花草树木,让万物显得更加生机勃勃,我多么希望你一直陪伴着我们”;有的说:“小露珠呀,你是我们的好朋友,我们都很喜欢你。明天你可一定要再来呀!”这无疑是学生根据自己的生活积累迸发出的创造火花,是学生生活经验给语文课堂增添了无穷的活力。

五、“体裁”转换,再创精彩

有一些课文,可以让学生换一种表现手法,也就是改变体裁。这是在原文的基础上进行的再创作过程,以原文的体裁、人物、结构、语言等为标准,再写出一篇同原文形式不同的文章来。我们小学阶段的课文体裁主要以记叙文为主,同时兼有诗歌、散文、童话、说明文等形式,只要转换一下角度,许多体裁就可以相互转换。如:《清平乐·村居》、《所见》等诗歌,我们可以指导学生根据诗意或插图写一段话或编一个故事;《蝙蝠和雷达》、《奇妙的国际互联网》等说明文可以改写成童话故事;《大江保卫战》、《列车上的“人造屏障”》则可以辅导学生改写成新闻稿。

总之,充分利用课文资源学习语言,在课文语言中自然而然地“旁逸斜出”,进行语言转换训练,不仅能有效地调动学生的语言积累,使学生的遣词造句能力得到了锤炼,同时也可使学生思维的变通性和语言的流畅性得到提高。

由于汉英文化存在着截然不同的传统和风俗习惯,人们的生活方式、思维方式、价值观念、语言习惯等都有很大的差别,许多日常行为在两种语言的交际活动中也存在明显的文化差异。本文旨在通过对比分析汉英文化中褒奖行为的异同点及常见的语用失误,使大家进一步了解语言只有在一定的文化背景下及语境中被正确使用,才能体现出它们的交际价值,这对我们的日常交际、英语教学及语言研究有极大的启示和帮助。 [关键词]跨文化交际 汉英文化差异 褒奖语及应答 语用失误 一、引言 语言是文化的载体,是文化的一个密不可分的组成部分,它既反映文化,也受文化的影响。语言使用除了受到结构规则,即语音、词汇、语法等的制约,还会受到使用规则的制约,这儿的使用规则即指语言所属的社会文化,社会文化决定语言使用是否得体。由于文化的迁移,外语学习者常常会将自己的文化模式套入新的语言文化中,而“文化既有其统一性、延续性和共有性,又有其差异性和变化性。”(胡文仲,1985) 褒奖行为这种社会现象存在于每个社会群体,存在于各种不同的语言文化中,不同层面、不同程度地反映着人们的交际活动,它不仅可以缩短交际者之间的距离,而且可以联络感情,巩固和加强交际者之间的团结,起到社会润滑油的作用。美国语言学家Pomerantz指出,褒奖语是一种支撑性行为(supportive action),也是一种评价性行为(assessment action),也就是说,称赞语不仅有称赞的性质,也有评价的性质。下面让我们来探讨一下汉英文化在褒奖这一言语行为上的相似点及文化差异,并对由此产生的语用失误作一分析,这样可以使我们更好地了解在跨汉英文化交际时如何恰如其分地称赞对方并知道怎样对对方的称赞做出正确得体的语言回应,这对我们的日常交际、英语教学及语言研究都有极其重要的作用。 二、汉英文化中褒奖行为的相似点 1.注重礼貌待人 言语交际中所体现的礼貌程度,在一定意义上标志着一个社会的文明程度,反映着一个民族的精神风貌。中国是文明古国,礼仪之邦,在人际交往中,人们极为重视谦虚、恭敬的态度和礼貌的语言。 英语文化中也充分体现了对言语行为中礼貌原则的体现。利奇(Leech ,1983)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上,从语用学和人际交往中修辞的角度,对交际活动中的礼貌原则进行了新的归纳和分类,即由得体准则(tact maxim)、慷慨准则(generosity maxim)、赞誉准则(approbation maxim)、谦虚准则(modesty maxim)、一致准则(agreement maxim)和同情准则(sympathy maxim)等六个准则构成。 后来的一些东西方学者相继从不同角度对言语交际中的礼貌现象进行了探讨,使礼貌成为语用学研究的重要课题之一。礼貌原则反映到行为中,在称赞、感谢等表达上,汉语和英语存在着不少相似之处。如, (1) 你做的饭真好吃。 (2) Thank you for your help. 2. 提倡谦虚态度 一般认为谦虚是中国文化所具有的美德,但是,在英语文化中也是一个重要的内容。在汉语的谦虚表达中,对于来自对方的称赞和评价,一般不采用全面赞同的应答,而采取“缩小规模”来表示同意的策略。如, (1) 甲:你刚才唱歌唱得真好听。 乙:是吗?不过我觉得我没大放开。 (2) A: You have a nice one-room apartment. B: Yes. The rent is expensive. It is a burden. 说话人通过赞同、认可来称赞对方的行为,听话人通过谦虚、礼貌的态度来应答,从而创造出“和”的气氛,这是汉英语言在会话中的典型表现。褒奖行为带上了社交礼节的特点,在日常生活中维持了人们之间的圆满关系。 3.讲究协调和谐 很多东方国家包括中国有史以来在社会结构上一直是家族式的,形成一种聚合模式,其特点是从众意识较强,不想突出个人,注重与他人“和为贵”。我们不难发现在学校里,有些说话讲究艺术性的老师批评学生时很讲策略,如你的文章写得很好,要是字再漂亮些就更棒了。老师把批评书法和称赞文章结合起来,减弱了批评的味道,学生容易接受,对维护和谐的师生关系起到了良好作用。中国有以“和”为轴心的文化,中国人常常无意识地、微妙地运用这种“和”文化来相互理解,彼此达到和谐的关系。 英语国家大都是异族混居的国家,成为一种离散模式,其特征表现为相互疏远,讲究个体独处。不过,他们的社会也并非没有在“协调”上下功夫。西方语言哲学家及语用学家格赖斯(Grice)在1968年就提出了会话所需要的四个协调原则:(1)说直话,不要说没有十分把握的话;(2)掌握信息数量,不要给予超出所需的信息;(3)说有关内容的话,不要离题;(4)说话要明快、简洁、条理清楚。这四个原则被认为是语言交际的一般会话原则。 三、汉英文化中褒奖行为的差异 1.褒奖方式的差异 一个美国学生和一个中国学生应邀去日本朋友家做客,虽然过后中国学生对美国学生说日本饭菜并不迎合他的口味,但在吃饭及做客后告别时,他却一直不停地在主人面前说饭菜如何地美味可口。美国学生觉得中国学生说了假话,让人听上去很虚伪。他认为如果是自己的话,他会说一些感谢的话,但同时也会率直地指出饭菜不合口味。对此,中国学生的解释是说饭菜可口是感谢的一种表达,并不是虚伪的恭维。 英语文化中,人们习惯把对对方的敬佩和感激用不同的言语行为表现出来,假使要称赞他们,也是采用评论性的、限制性的,而且是高姿态的称赞方式;而中国人面对同一对象时,其称赞、感谢的言辞是不带评价的、全面肯定的、低姿态的,往往被西方人看成过分谦虚了,是虚情假意、恭维奉承的表现。 2.褒奖范围的差异及不同观念 汉英文化中不同的传统和价值观念导致了褒奖范围的差异,在西方的文化背景下,宗教信仰、收入、年龄等都是需要避讳的话题,如我们对此类问题进行称赞会使话题陷入尴尬境地,影响双方的进一步交流。和英语中的褒奖话语相对比,汉语中出现频率较高的褒奖语涉及到对对方性格、内在品德及精神的赞美和钦佩,如常可以听到以下的寒暄语。 (1) 你脾气真好,对孩子这么有耐心。 (2) 你起得总这么早! (3) 你学习真努力! 传统和价值观念的不同还体现在对于同一褒奖点人们的不同观念。一种文化普遍认可或认为是具有价值的行为,在另一种文化中却得不到承认,或加以摈弃;一种文化认为是文明的、适宜的言语,在另一种文化中却被认为是落后的、无礼的行为。让我们对以下几个方面的话题进行探讨,对此会有比较深刻的理解。 ①体重。这是一个在两种语言中出现频率都很高的话题。过去,中国人见面如果说对方“发福了”“胖了”是一种恭维,但现在人们的生活水平的提高带来了对健康及审美的需求,很多人反倒愿意听别人说自己“瘦了”,可我们仍不能否认,在传统文化的影响下,说对方“发福了”“胖了”仍含有恭维对方生活条件优越的含义,而说对方“瘦了”一般情况下也表达了对其身体状况的关切;在英语文化中却没有这种含义,人们把体重超标看作是不健康的标志,所以说对方胖会被理解成暗指对方体质下降,而说对方“瘦了”毫无疑问是句恭维话, ②金钱。对中国人来说,称赞对方的家庭背景、经济状况是一种恭维,在很多情况下这种恭维还会带有羡慕的成分;在英语文化中则不然,人们更看重个人通过努力而得来的财富,这种观念在本杰明·富兰克林(Benjamin Franklin)的著作中得到了体现——“God helps those who help themselves”(自助者天助)。 ③友谊。汉英两种文化背景下的人都重视友情,但中国人的人际关系取向以情感为中心,认为朋友,特别是好朋友之间应该互相帮助,互讲义气,所以我们常常会听到“真够意思”“够哥们”“够义气”这样的恭维,这在英语文化中是听不到的。以英语文化为背景的人际关系取向以工作、志趣和活动为中心,朋友关系中仍然强调独立、自主和竞争,相互之间没有义务和责任。所以,一个人如果没有给他身处困境中的朋友提供帮助是很正常、无可厚非的。 ④外貌。中国女性在公开场合或丈夫在场时受到异性对自己外貌的褒奖时,多数人会觉得不好意思,有时甚至会觉得不雅,有失体统;英语中人们对女性外貌、化妆和服装等的称赞是很普遍、很自然的,而且自由度很大,基本上不受年龄、地位、场合和熟识程度的限制。 ⑤家庭成员。中国人倾向称赞对方的家庭成员,尤其是对方的孩子;英语文化背景下的人们倾向家庭成员之间互相称赞。之所以存在这种差异是因为中国人家庭观念浓厚,认为家庭和个人是一体的,所以家庭成员之间互相称赞有“自我表扬”之嫌,而称赞对方的家人事实上就是在称赞听话者本人;而多数西方人自我观念意识强,这种独立性往往使他们对自己的家庭成员不吝赞美。如, (1) 你女儿长得真漂亮! (2) 这么短时间不见,你儿子长这么高了! (3)(母亲对女儿) You look so lovely in your new dress! (4)(丈夫对妻子)What a nice dinner you gave us!

语言艺术剖析论文

浅谈教师的语言艺术论文

语言是教师从事教学工作的重要手段,是教师教学的基本功和必要素养,与课堂教学的优劣,有着密切的联系。前苏联教育家苏霍姆林斯基指出:“教师的语言修养在极大程度上决定着学生在课堂上的脑力劳动的效率”。有人要求教师教学语言应具有播音员的清晰,相声大师的幽默,评书演员的流利,故事大王的激情。要求所有的教师达到这样的标准当然是不可能的,但最起码应做到以下几点:

第一、语言的诱导启发性

高明的教师并不把术语或结论“灌”给学生,而是用循循善诱的教学语言,启迪他们求知欲的萌动,进而引导他们探求,以期“顿悟”。所以,启发性教学是对各种课堂教学的基本要求。教学是为了培养学生的思维能力,因此教学中必须重视激发学生思考,在生动含蓄,耐人寻味,发人深思,循循善诱的语言气氛之中,给学生留下想象的空间。同时要把握住“不愤不启,不悱不发”的动机,开阔学生的思维领域,推动“不知”向“知”的转化。

第二、语言的科学性

教学语言的科学性指的是教学语言要准确、规范、精练,富有逻辑性和系统性。各学科的教材都是由科学的概念、术语、命题、原理等构成的知识体系,因此,教师在向学生传授知识时,必然要求其语言简洁、不拖泥带水、不重复,更要求语言准确无误、观点明确、语意清晰。要作到既像书面语那样准确精练,又像口语那样简明易懂。不要用自己的理解水平去说话,要时刻记住,我们说话的对象是带着几分惊奇刚刚接触社会生活的孩子,特别要避免“这个”、“啊”、“差不多”、“反正”、“总而言之”等口头语,这种过多的随意性的语言表达,不但与艺术口语毫无相通之处,且会分散学生的注意力,影响到课堂教学效果。

第三、语言的生动、形象

生动形象是艺术语言的重要特征,生动的语言会起到“不是蜜,但可以粘住一切”的效果,把学生紧紧地吸引住,正如前苏联教育家苏霍姆林斯基所说:“如果你想使知识不变成僵死的静止的方向,就要把语言变成一个最主要的创造工具”。在我看来,作为一个教师首先要注意自己的说话,要练习自己的口才,口才是一个人最大的资本。一个教师,即使做不到口若悬河、滔滔不绝,但最起码要让我们的语言生动有趣,学生才会喜欢我们的课。一个说话没有标点、没有抑扬顿挫、不懂激趣的老师,纵有再高深的知识,也很难让学生亲其师信其道。因而,教师在教学过程中,要讲究语汇、讲究语法,巧妙地运用比喻、拟人、夸张等修辞手法,使教学语言形象化、生动化,增强其感染力和艺术性。

第四、要感情丰富

常言到“:感人心者,莫先乎情”。教师的语言应当是生发于情,意遇于情。首先教师本身是一个真性情的人,为人处世真情实意。在教学中,真情来自对表达内容的`深刻的体验和理解,来自对生活、对事业、对孩子的爱。教师在教学中诸如感情丰富的教学语言,会感染学生。不过,这里要特别注意语速与感情的节奏,滔滔不绝,一泻无余并非高明的口才。语速与感情要得体,有时可以“休止”片刻,留下回味的余地,有时要控制住感情“闸门”的“流量”,不可信马由缰。讲课中应根据教学内容和学生在课堂上的情绪,做到语速适当,语感优美,语调抑扬顿挫,语势有张有弛。总之,高超的教学艺术是通过教学语言表现出来的,而教师的口头表达能力的形成,要从提高自身思想文化素质入手;在教学实践中提高。特级教师于漪之所以讲起课来能精言妙语、脱口而出,用他自己的话说,是“二十多年来,认真备课、反复推敲,紧要处,一句一句地记牢,才形成的”。于漪老师的经验,对我们每个教师都是适用的。我们在少数民族地区工作的老师,语言的表达能力应该是很重要的,语言表达应具有示范性,还应该说一口流利的普通话,这样,课堂教学才有更高的效果。

戏曲的地域性与语言艺术探析论文

“地方化”不仅仅是戏曲艺术自我发展、自我完善、不断扩张的一种重要方式,更是“当代戏曲的一大特色”,在“戏曲”这个大的艺术门类之中,各个地方剧种都有属于自己的特殊规定。正是在这个意义上,“地域性”成为中国戏曲“传统”的重要特点之一。

此外,地方戏曲作为由一定区域内的民众共同创造、共同欣赏的区域性剧种,它体现了一个地区民众的总体审美趣味,是该区域内所有民众共享的非物质文化遗产。我们不能高高在上地站在“保护文化艺术多样性”的立场,空泛地给戏曲传统的地域性特点下定义,也不能不切实际地考虑到不同地域的民众对本地戏曲的审美和民俗需求。对一定区域内的演员和观众来说,地方戏曲是他们生活的一部分,是他们休闲娱乐、情感交流及宗教祭祀的必需品。以陕西省宝鸡地区民间秦腔演出活动为例①,庙会请戏不仅带有原始的“娱神”意味,更是村民们联络乡情、丰富农闲生活的需要;同时,在演出中还能够通过吉庆剧目,来表达一种质朴而单纯的、对幸福生活的期望。葬礼请戏,往往是因为逝去的老人多为秦腔戏迷,子女们希望通过这种形式表达自己的孝心;同时,这也是为了犒劳为举办葬礼而辛苦忙碌的乡亲邻里。至于各种企业开业、周年庆典请戏,一是企业希望借上了妆、带有“神气”的戏曲人物避邪求福,再则也给附近的居民(也即企业的潜在消费者)提供一场免费看戏的机会,企业方面可以借此机会表达“对父老乡亲的感谢”,是一种巧妙的广告策略。又如,笔者曾对兰州市区内主要茶园进行过调查,发现当地的茶园演出和业余自乐班活动,对于相当一部分中老年市民来说,听着熟悉的秦腔唱段喝茶、谈生意、拉家常,正如年轻人进KTV消遣一样,是他们日常娱乐、交际生活的一部分。而自乐班中各个年龄阶段的业余秦腔表演爱好者聚在一起,吹吹打打、弹弹唱唱,更是他们文化娱乐消遣、甚至是精神寄托的主要形式。

同样地,全国各地的戏曲演出均各有其符合地域文化和风俗习惯的“传统”,这些“传统”也只有针对这个区域内的民众才有实际的价值和意义,把东北二人转搬到苏州水巷茶楼上去,把昆曲小调放在陕西尘土飞扬的庙会戏台上,其结果如何是可想而知的。各地方剧种就像不同品种的花卉植物,只有在适合自己的地域文化土壤中才能生根发芽、开花结果。如果硬生生地把他们拔出来,“移植”到另外的土壤里,除了日益干枯僵死,别无出路。

与戏曲的剧种多样性相表里的,是它的民间性,“民间”这个词除了通常意义上含有的,与“官方”、“正统”、“贵族”等带有社会阶级性的词汇相对立的意思之外,更有“地域性”的含义。因为“民间”归根到底是民众的民间,不同地域的民众物质生活、精神世界的多样性,决定了“民间性”具体所指的多样化和地域性差异。以往研究者从社会学研究的角度出发,已经指出戏曲在表达民众的思想情感、[2]审美娱乐需求、[3]民俗生活需要[4-6]等方面呈现出的“民间”特性,但对民间性的思考还不能就此打住,因为所有这些需求还具有地域限制性。如果只强调笼统意义上的“民间”而忽略了“民间”内部的多样性和民众群体的.复杂性,就很容易造成对真正“民间性”和具体民众群体需求的漠视。社会人类学家罗伯特雷德菲尔德曾指出,如果将广大知识阶层、贵族阶层或者说城市统治阶层的“传统”视为“大传统”,而将底层民众的“传统”视为“小传统”,那么,这两种“传统”并不是完全割裂的,而存在着这一种长期的相互影响的关系。“大传统”会对“小传统”形成“下渗”作用,而“小传统”既有积极向“大传统”靠拢的愿望,也会对“大传统”产生重要的影响。[7]29也就是说,“传统”有着自为的生存空间和发展倾向,传统之所以存在,是因为人们热爱并且需要它们;传统的变迁“起源于传统内部,并且是由接受它的人所加以改变的”,这种变迁“并不是由‘外界环境’强迫他们作出的,而是他们自身与传统之关系自然成长的结果”[8]229。如果从理论研究的角度出发,为了保持某种演出形式的“民间性”而否定这种演出形式自身的发展要求,无疑是对遗产传承的自然链条的一种粗暴的人为破坏。戏曲的民间性,是具体、集中地体现在一群活生生的民众之中的,地方戏曲就是为了满足不同地域民众各种层次的需求而形成多种剧种形态的,我们必须尊重这种建立在地域差异基础上的剧种差异性。

以往学者对民间戏曲的研究,多是从文化分析、艺术欣赏、历史研究的层面展开的,但对于地方民众而言,戏曲的意义也许并不在此。比如,对于陕西民众来说,“请戏”、“唱戏”,首先是一种祖辈流传下来的仪式传统,是婚丧嫁娶、庙会祭祀以及各类庆典上必不可少的活动项目。其次,“看戏”则是一种能够带给人以愉悦感的娱乐活动和一种与亲朋好友联络感情的交流机会。此外,广大农民观众们,还相信传统秦腔剧目大部分都是讲述真实的历史故事。笔者田野调查时,剧团演员常常叮嘱我,要记住每出戏讲述的故事发生的年代,因为他们认为“这在历史上都是真事,人家是有记载的”。从《闯宫抱斗》、《太和城》到《八义图》,再到《出汤邑》、《金沙滩》、《二进宫》,几乎每次演出历史戏,演员们都会向我强调这一点。

传统秦腔戏剧目确实是以历史剧居多,而且很大一部分剧目都是基于历史演义而发挥出来的,其中包含了一些历史真实的成分。虽然这些民间传说和曲艺作品中的历史,对很多历史研究者来说都是“戏说”、“歪说”,但在广大民间观众中却具有很大的权威性。传统的秦腔历史戏正是在这种文化背景下,赢得了演员和观众的“尊重”。特别是那些讲述民族英雄和忠臣烈士英勇事迹的历史戏,无论演员还是观众都会对其中的主人公抱有崇敬之情,而对奸臣逆贼则嗤之以鼻。典型的表现是,一出秦腔传统历史戏中,戏分最多的肯定是忠臣义士而不会是奸贼,团里台柱级别的须生演员很少饰演坏人,而演员也往往不愿以自己饰演反面角色的戏作为自己的拿手戏①。从观众的角度来说,他们一般不会为“坏人”的表演而鼓掌叫好,更不会为饰演反面角色的演员“搭红”、放鞭。②[9]72如秦腔传统剧目《八义图》(即《赵氏孤儿》———笔者注)演出时,饰演为救孤儿而慷慨赴死的卜凤、公孙杵臼、程婴等正义人物的演员都会被“搭红”、放鞭,而屠岸贾的饰演者,即使被有些观众称赞“演得好”,也不会得到这样的待遇。也就是说,戏曲的“教化功能”其实不仅仅是上层统治阶级从意识形态角度出发对戏曲提出的“非分要求”,也不仅仅是文人创作者从主观态度出发的“一厢情愿”,同时还是广大观众心中已然形成的一种观赏需求。戏曲在民间传播,确实起到了知识传播和道德培养的积极作用。戏曲剧目的“历史讲述”和“道德教化”特点,对地方民众思维方式、价值判断的培养和塑造发挥着重要的作用,因此,这也是戏曲地域性特点的一个重要方面。

总而言之,戏曲“传统”的地域性特征,不仅体现在不同剧种形态各异的表演方式和艺术风格上,更体现在各剧种与他们所属地区民众的现实生活和精神世界的密切关联之中。我们不应该只站在“保护人类文化多样性”、“保持戏曲艺术多样性”的艺术家和理论家的立场上,对如何保护、如何发展指指点点,而应该认识到,这种“多样性”的形成和发展首先取决于民众多样化的审美娱乐需求。应该首先弄清楚观众需要什么,并尊重他们的需要,给他们传承或者改变自己的“传统”的自由。

所谓“口头性”,是借鉴了英文单词Oral/Orality的译法,包括口头创作和口头传承两层含义,在OralandIntangibleHeritage(口头非物质文化遗产)和OralPoetry(口头诗歌)这两个相关的重要概念中,“口头”(Oral)均同时包含这两层含义。有学者指出,应将其译为“口传”更为合适,[10]36诚然,“口传”固然强调了传承方式的非文字性和动态性特点,却忽略了艺术创作过程中的即兴发挥和口头创造性。因此,笔者以为,反倒是“口头”这个似乎比较含混的词语更有概括力。虽然借用了英文词汇,但并不是说中文语境中就没有这一概念;恰恰相反,我国文化传统中,强调“口头”材料价值的历史要更为久远:如汉语中“文献”一词中的“献”字,朱熹曰:“文,典籍也;献,贤也。”即,“文”原是指书面的文字记载,“献”则指博闻的贤人的口头传闻。[11]12可见,文化传统的“口头性”特点,是人类文明的共有特征。

曾有学者将戏曲归结为“语言的艺术”,并从“文学性”的角度对戏曲的“现代化”提出要求。自然,大部分戏曲剧目都有大量可以以文字的形式进行创作和记录的唱词、念白,从这个角度出发,认为“元杂剧”、“宋元南戏”、“明清传奇”和“地方戏”都是一种“戏曲文体的概念”[12]4,似乎也未尝不可。接着,如果从文学角度出发对戏曲的唱词和念白进行分析,认为其具有“诗的韵律、节奏”,从而将元杂剧、宋元南戏都纳入“抒情诗”[13]8的范畴,这个逻辑也大体不谬。这也是很多学者斥责清末以来以京剧为代表的地方戏,“使戏剧文学性和思想内容大大‘贫困化’”的基本依据和出发点。[14]5但笔者以为,即使考虑到戏曲拥有大量韵律化和节奏化的唱词和念白,故而承认“戏曲文学”的存在、承认“戏曲”的抒情诗本质、承认戏曲是在表达某种思想和情感,也必须认识到,这是一种“口头文学(Oralpoetry)”,它遵循着“口头诗学(OralPoetics)”的形成和发展规律。“口头诗学”理论源自西方文学理论界对荷马史诗的形成及其传播形态的讨论,20世纪30年代,帕里和洛德在对南斯拉夫地区口头史诗的调查研究基础上,提出了被后世命名为“帕里洛德”理论的观点。自此以后,有关口头诗学理论的方法,“已经影响了散布于五大洲的、超过了150种彼此独立的传统的研究”[15]5,这一理论在大量人类学调查材料的基础上,强调被传统的研究方法所忽略了的史诗文学的口头创作和口头传播特性。“口头诗学”理论,对我们认识中国曲艺和中国戏曲有很大的启发意义。

戏曲的成熟和完善得益于唱讲文学提供的足够多的、情节足够丰富的故事本事,当前许多盛行的剧目,无论是元杂剧、宋元南戏还是明清传奇、地方戏曲剧本,都和唱讲文学有很大的关联,甚至有学者提出,许多地方剧种完全就是在地方说唱艺术的基础上形成的。当然,有关唱讲文学对戏曲艺术所产生影响究竟有多大的问题,相关的研究仍需进一步深入;但可以肯定的是,戏曲从唱讲艺术中吸收了很多珍贵的养料,其中就包括“口头性”特征。由于唱讲文学本身就是一种口头创作、口头传承的艺术样式,“一般来说,说唱的文本就是这样从无数艺人的口中产生的‘口头创作’的阶段成果”[16]48—49。对民间说唱艺人来说,“与文字相比,戏剧或说唱的词句首先是作为‘声音’存在的”,而且艺人还常常“得到师父口头传授书词”[17]84。即使对于现成的演出本,“艺人们也一般不将其书词全部背诵下来,而仅仅是记住其故事情节和成为‘赞’、‘套’、‘赋’的某种韵文就登场了”[18]87。那些认为戏曲源自唱讲艺术、戏剧剧本来自说唱文本的观点,至今有一个问题无法解释,那就是,为什么从说唱文本到戏曲“剧本”之间的“链条仍有一些缺环”?有学者将完善这些“缺环”的希望寄予“文献发现”[18],其实,这个重要的环节就是戏曲艺人的口头创造。既然唱讲文学本身,允许艺人对底本进行口头的即兴创作,当它转为另一种形式不同却拥有更加突出的“表演”本质的艺术所用时,这种被实践证明极富创造力和实用性的创作方式,自然会被继承下来。从“口头诗学”的角度来思考,也更容易理解中国戏曲幕表制、条纲戏的演出形式何以成为可能。

总而言之,如果考虑到戏曲唱词、念白的“文学形式”,从文学角度理解戏曲的“传统”,这也未尝不可,但必须认识到戏曲剧本不仅仅“为上演而设,非奏之场上不为功”[19]1,而且是可以直接在场上以口头方式创作、并且以师徒之间口耳相传的方式传承下去的。

戏剧是由“文本”和“表演”共同组成的一种“综合艺术”,两者缺一不可,互相依存。上文已经分析指出戏曲“文本”的口头性质,那么接下来,则需再来探讨“表演”的口头性质。事实上,用口头诗学的理论分析戏曲表演的口头性仍有一定的局限,因为舞台表演已经远远超越了口头讲述、口头表演的唱讲艺术范畴,而具有肢体表演艺术的特征。笔者此处只是借鉴口头诗学的理论思维,反对将戏曲艺术文本化、将演出凝固化,认为戏曲的舞台表演具有类似于口头表演的临场创造性和口头传承性特征。笔者在对宝鸡新声剧团及宝鸡秦腔民间演出形态的调查中发现,同样的一个剧目,从来不会以同样的方式进行演出。正如有老艺人明确指出的那样,有些戏“根本没有啥本子”,“不同班子有不同班子的演法”。唱词和念白部分尚且如此,具体的身段表演就更加具有灵活可变性了。新声剧团丑角演员杨宝国的表演就很能体现这一点,作为该团唯一当行的丑角演员,他饰演的刘媒婆、杨三小、花仁义、赵飞等角色,时常令观众捧腹大笑,而同样的这几个角色每一场他都有不同的演法、不同的台词和动作,每一场都会增加自己临时发挥的“活口”。当笔者问他这些活口是如何编排出来时,他笑着回答:“这都是胡说八道呢,没有啥道理。见啥人说啥话么!”但又随即严肃地说道,“虽然不存在编排那一说,可也不能真的胡说,要心里有底,说得干净利落、适可而止。”①

其实,理解戏曲的口头性特点,也只能是作为理解戏曲唱词、念白等语言性表演部分的一个新切口。凝结着更多戏曲“传统”的表演的口头性,则需要从另外的角度切入,那就是师徒之间“口传身授”的技艺传承方式。由于戏曲演出纯粹依靠演员高度技艺化、繁难化[20]的肉声演唱和肢体表演,因此,从根本上来说,戏曲是完全诉诸场上的一种表演艺术。它的许多身段程式不仅无法用文字来记录、表达,甚至也是“口传”都说不清楚的。和其他所有类型的文化传统一样,在世代延传过程中的“那些弦外之音(over-tones),不言而喻的知识(tacitknowledge)成分,以及洞见之类不宜应用原理和规则的东西,是不能以明确的语言进行传授的,而要通过内心联想,通过对动作执行者的典型行为的移情来获得”[8]23。具体至戏曲艺术中,就需要老演员的亲身示范,也就是“心授”,演员们习惯称之为“带着走一遍”。演员“跟着铜器点子”、“跟着师父走一遍”之后,很多困惑便可以得到解决。

同样以宝鸡新声剧团为例,该团大部分年轻演员毕业于各类戏曲学校,三年的在校学习仅能掌握基本的表演技法,进剧团后,要想上台表演还需要由老演员对其作具体的指导,这种指导便都是以口传心授的方式进行的。笔者在调查期间发现,这种技艺传授行为可以随时随地发生,灵活性很强、形式也比较多样,比如年轻演员在台下观看老演员的现场表演,休息时听老演员“说戏”,等等。如今,随着各种视频影像资料的普及,年轻人还可学习其他知名演员的表演。但这样“看”、“听”、“说”仍然不够,还需要“做”,即老演员的动作示范和年轻人自己的舞台实践。总之,老演员的口传心授和年轻人的身体力行,是戏曲表演技艺得以传承的两个根本要素,二者缺一不可。这一点,从新声剧团老团长李扶中对现在大部分演员不认真练功,只想偷懒地看看、听听,“上台后学样样”的现象表现出的强烈不满也可以体现出来。正如他情绪激动地感慨道:“不是说所有东西都是你看就能看会的,这需要功夫,没有功夫,你演的就算是对的、没错,也不好看、不合式,行家一看就看得出来你这个演员的水平”②。

事实上,认为戏曲是“语言艺术”和认为戏曲是由“剧本”和“演出”共同组成的“综合艺术”这两种观点,笔者均不敢苟同。但上文仍然在肯定这两种观点的基础上分析戏曲“传统”的口头特征,只是为了强调认识“口头性”的重要意义。笔者认为,戏曲不仅仅具有口头艺术的特性,更是一种纯粹的表演艺术,无论是其体现为“文学形态”的唱词和念白、还是最终以“表演”为本质的成品———一次具体的演出,作为一种非物质文化遗产,舞台表演艺术就是一种“时间与空间的瞬间结合,它的本质就是intangible”,也就是“无形性”、“转瞬即逝性”①[21-23]。而戏曲之所以具有这种intangible之特性,根本原因就在于它以演员在场上的“在场表演”为主要创作方式,以师徒之间的口传心授为主要传承方式,既不囿于剧本、灯光、舞美等物质工具,也不会停滞于任何一个固定状态,整个创作、传承过程都依赖“人”的创造力,长期处于不断更新、不断变动的发展过程中。

以剧种多样化和民间性为主要表征的地域性,和以口头创作为主要创作方式、以口传心授为最佳传承模式的口头性,是戏曲“传统”最为突出的两个特征。其中,剧种多样化是一个长期的过程,至今仍然在继续。口头创作和传承的灵活性、创造性也体现出强烈的活态特性。因此,戏曲的“传统”绝对不是已经僵死的、固定不变的、“跟不上时代”的“旧传统”,而是内在的蕴含着无限的生命力和创造力,是一种“活”的传统。遗憾的是,这一点却常常为传统戏曲研究所忽略。[24]96因此,笔者以为,回归“传统”,肯定“传统”的活态性和创造性,发掘古老“传统”对当下戏曲传承、发展的重要意义,从“传统”中汲取力量,是解决当前戏曲困境的根本出路。

一、不同类型节目主持人的语言艺术

(一)新闻节目主持人的语言艺术

新闻节目主持人的语言是为节目的新闻性所决定的。其语言运用只有在新闻性原则下显现个性特色,才能赋予节目魅力和生命力。新闻以真实性为第一准则,坚决反对弄虚作假,欺大众,这就要求主持人实话实说,开诚布公地进行报道和评论。在多数情况下,主持人依据记者、编辑的新闻稿说话,但话语要达到清晰明确、情真意切的要求,还要靠自己来把握。例如,要使语音、语句、语速、语调与报道事实的起因、发展、高潮、结局相适宜,与事件中人物的情感变化相吻合。中央电视台《焦点访谈》的几位主持人,他们的语言各具特色,有的平和冷静,不动声色;有的犀利、亢奋,锋芒毕露;有的儒雅、潇洒,文质彬彬。他们的共同点是学者谈吐,大气自如。他们的语言背景是思想感情。新闻节目主持人语言的个性特色在于他们对新闻价值的把握、处理的洞察力和敏锐眼光,在于他们对新闻工作的责任心和对公众的关爱心,而不是一个单一的语言处理技巧问题。知名节目主持人敬一丹谈到《焦点访谈》的评说、评点时说:“有些话尽量不用。比如,‘我们必须……’‘各部门应该……’这种指令色彩的语言像是政府的指示,像是首长的命令,不像主持人的话。”

(二)综艺娱乐节目主持人语言艺术

我国的综艺娱乐节目始于20世纪80年代初,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的《今晚八点半》是融音乐、戏曲、曲艺、文学等多种文艺形式于一炉的综艺娱乐节目。中央电视台的《春节联欢晚会》开始于1983年春节,各门类文艺节目通过主持人精心组织安排,巧妙穿插解说而融为一体。作为节目主持人既要与参加演出的演员交流,与场上观众交流,在交流中做到心灵沟通、情感契合;同时,主持节目的过程也是体现自我价值的一种方式。综艺娱乐节目主持人必须以此作为语言运用的依据。倪萍说:“……特别是娱乐性的节目,谁愿意看那不高兴的脸啊!……再说,节目主持人不高兴时是说不出热情、轻松的话语的,更谈不上用心去碰撞观众”。综艺娱乐节目主持人有两人同台主持或多人同台主持的方式。最常见的是两个人主持,两个人话语的编串要做到随机应变、灵活巧妙、严丝合缝、滴水不漏。配合中相互协调,避免出现互让中冷场、抢话中尴尬、反差中缺少互补等主持人用语之大忌。如上海东方电视台《共度好时光》节目主持人曹可凡出语潇洒利索,略带雅趣,而搭档袁鸣出语爽朗轻快,略带奔放,两人珠联璧合,相映成趣。

(三)教育节目主持人的语言艺术

教育节目要求语流平稳,节奏缓慢,音调偏中。除一般表达方式外,说明表达方式用得较多。从需要来说,主持人的话语在客观性、科学性的基础上,尽可能贴近实际、贴近实用;从兴趣来说,教育节目要吸引受众,要求主持人话语注重艺术性和趣味性,像中央电视台《环球45分》介绍国外地理历史、风土人情那样让观众动心动情。教育专题片《话说长江》《话说运河》《西藏的诱惑》等,之所以有那么多观众乐此不疲地一集一集看下去,除节目本身传递一定的地理、历史、文化、经济、民俗风情的知识外,还在于主持人富有东方神韵的话语,让观众在汲取知识的同时得到了审美享受。

(四)服务节目主持人的语言艺术

服务节目与一般节目相比有如下三个特点:一是服务对象特定;二是内容贴近生活;三是效益来得直接。上述特点,决定了服务节目主持人的话语定位:善解人意,真诚亲切,务实求是。我国许多主持过服务节目的`主持人像沈力、张悦、蔚兰等都以各自不同的、个性化的语言征服受众,受到大家的喜爱和尊重。一位评论家评论沈力主持的服务节目时说:“看了她的节目,不光学到了知识,也是一种艺术享受。确实感到她是在诚心实意地为大家服务。”服务节目主持人为观众服务时特别周到、耐心、细致,但话语运用要随和却不可随意,婆婆妈妈、唠唠叨叨、喋喋不休,会把真实有用的信息给冲得松松垮垮、残缺不齐,这样就无法实现“适其需要,合其情理”的服务宗旨。服务节目同其他类型节目一样,话语简洁、明晰的同时还应注重格调、韵味,正所谓“说的是柴米油盐酱醋茶,却有琴棋书画诗酒花的韵味”。

(五)体育竞技节目主持人的语言艺术

体育竞技节目主持人是把场上竞赛与观众连接起来的桥梁,他(她)要用“快而不乱,慢而不断,生而不紧,熟而不油”的话语把场上千变万化的比赛情景,甚至与比赛有关的场内外的人和事瞬间滔滔不绝地传递出来,并要求主持人口才出众,话语到位,清晰流利。这些与主持人对体育比赛项目的熟知程度、敏锐感觉和应变能力直接相关。正如吴冷西说的那样:“体育解说是一种相当高级的艺术,是解说员思想状况、文化修养和专业知识的综合反映。”宋世雄在《宋世雄自述——我的体育世界与荧屏春秋》中回忆我国体育转播解说的拓荒者之一张之时说:“张之老师在实况解说中,非常重视语言的艺术性。他平常很注重语言修养,从古今中外的文艺宝库中汲取营养。他用李白的‘一夫当关,万夫莫开’的诗句来形容足球守门员的防守严密,用陆游的名句‘山重水复疑无路,柳暗花明又一村’来描绘比赛过程中的战局变化,用李贺的诗句‘黑云压城城欲摧’来比喻球场上的重兵压境,多么形象而生动。他把李富荣勇敢拼搏的性格比作‘勇猛的公鸡’,把张燮林远台削球的绝技称为‘海底捞月’,给人留下何等深刻的印象。”书中谈到他和老师张之的主持风格:

(1)精神饱满,情绪高昂;

(2)掌握节奏,张弛有度;

(3)穿插背景,扩展层面;

(4)述评结合,客观公正;

(5)轻松幽默,风趣自然。体育竞技“友谊第一,比赛第二”,高尚的风格、拼搏的精神、人与人心灵的沟通是体育竞赛的灵魂。作为体育竞技节目不用说也应体现这一精神,并表现在主持人的话语中。“场上一分钟,场下十年功”。就主持人语言发音来说,没有声母、声调、语速的训练,没有吐字归音、运气与口舌活动的技巧,很难达到体育比赛解说述评的高水平。另外,在转播、直播体育比赛时还要根据不同的体育竞技项目采用不同的语体、语调以显示各自的话语特点。

二、结语

总之,节目主持人要艺术地使用语言,凭借的是扎实的语音功底和丰富的知识文化修养。主持人若能积极地参与节目的策划、采访、编导,有利于他们在所主持的节目中更好地发挥语言主宰、驾驭节目的功能,使节目的传播效果和审美效应达到最佳。

语言艺术论文题目

汉语言文学的改革是与中国社会特定的变革联系在一起的,随着中国社会的不断发展变化,必然会发生相应的变化。下面学术堂整理了十五个汉语言文学本科论文题目,供大家参考。1、20世纪中国儿童文学的“自然”书写与局限2、丁玲小说的女性书写与性别政治3、论台湾图像诗的艺术特点4、论金子美铃童诗的抒情性特征5、论圣野童诗的诗教内涵6、论童诗的精炼美--以林良童诗为例7、儿童精神家园的回归与守望--试论《小王子》中的“儿童本位观”8、关于小学语文教材中的童话删改研究--以人教版小学语文教材为例9、论林焕彰童诗的情趣美10、《论童诗的逻辑趣味》11、学科教学论题目:12、于漪写作思想初探13、文本细读方法在语文阅读教学中的应用性研究14、中国古代史方向题目:15、明初少数民族家族汉化探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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语言学论文有很多,这里学术堂整理了十五个好写的语言学论文题目:1. On English Euphemism谈谈英语委婉语2. Metaphor in English Euphemism 隐喻在英语委婉语中的应用3.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Taboo and Euphemism and Their Respective Uses浅谈禁忌语和委婉语之关系及各自用途4. A Survey of Euphemism in English and Chinese对英语和汉语中的委婉表达法之研究5. A Comparative Study of English and Chinese Euphemistic Terms of Death英汉有关“死亡”的委婉语的对比研究6. A Contrast Study of Courtesy Language in English and Chinese英汉委婉语的语用对比研究7. The Phenomena of Ambiguity in English英语中的模糊语现象8. Noun-verb Conversion in Contemporary English现代英语中名词转化为动词的现象9. Onomatopoeia in English and Chinese Nursery Rhymes英汉语儿歌中的拟声词10. Syntactic Functions of Prepositional Phrases前置短语的句法功能11. Various Circumstances under Which Inversion is Used and its Comparison with Chinese 运用倒装的多种情形及其与汉语的比较12. The Analysis of “Up” and “Down” in English and Chinese分析Up和Down在英语和汉语中的用法13. The Comparison between English and Chinese Conjunctions 英汉连词对比14. Difference between Attributive in Chinese and English and How to Translate English Attributive Clauses英汉定语比较与定语从句翻译15. A Tentative Study of Post-posed Adjectives后置形容词初探

语言传播艺术论文

跨文化交际中的语言行为与非语言行为摘要:语言行为是交际的主导因紊,非语言行为是语言行为的重要辅助手段。跨文化交际中,保持两者的和谙一致是交际双方都应遵循的原则。文章拟在非语言交际行为及其与语言交际行为之关系论述的基础上,阐述两者之间相互冲突的一面,并对于如何进免冲突、保持两者间的和谐进行深入的探讨和分析。关锐词:语言行为;非语言行为;跨文化交际人类交际有两种渠道:语言行为和非语言行为。生活中,人们主要通过语言进行交际。在研究交际的过程中,人们通常只注重语言行为,而忽视了非语言行为。但是,同语言行为的交际功能相比,非语言行为具有更真实地传递信息、更准确地表达情感等功能。在跨文化交际中,同语言行为一样,非语言表现形式在很大程度上不可避免地会受文化的影响,同样的形式在不同的文化中可能亦有不同的含义,这些差异在跨文化交际中往往会引起交际双方的误解,严重影响彼此的交际。本文拟对跨文化交际中的语言交际和非语言交际进行分析。一、非语盲交际1.非语言交际的界定“非语言交际(NonvethalConununieauon)指的是在一定交际环境中语言因素以外的,对输出者或接受者含有信息价值的那些因素。这些因素既可人为地生成,也可由环境造就。,,[’〕广义的非语言交际包括除言语交际以外的所有交际行为。狭义的非语言交际包括那些个人发出的有可能在他人头脑中产生意义的非语言暗示的加工过程,它是一种体现非语言行为的过程,在特定的场合或语境中要么独自出现,要么与语言行为同时发生。非语言交际是一门跨学科的学术研究,它的涵盖范围广,涉及到多个知识领域,如:人类学、心理学、跨文化交际学、社会语言学等。非语言交际基本上可以归纳为两大类:一类是体态语(Bodyhanguage),由人体各部分的动作来提供的交际信息,包括头部动作、面部表情、目光交流、手势、姿势、体触等。一类是场景(setting),由个体与环境相结合来提供的交际信息,包括时间概念、空间取向、沉默等。2.非语言交际的特点非语言交际相比语言交际有着几方面的特点:首先,许多非言语行为是多义的,它们在不同文化或地区有多种不同的甚至是相互对立的含义。如果对这种现象了解太少,一旦置身于不同文化之中,便很容易感到困惑并产生误解。其次,非语言交际具有非结构性,即:非语言交际没有正:式的结构或固定的模式,绝大多数非语言交际是无意识的,无章可循的。再者,非语言交际具有连续性。语言交际有始有终,持续的时间有限。非语言交际则不然,譬如,在激烈的讨论之后,辩论双方虽然不再开口,但是,丰富的面部表情却仍在传递着许多信息。3.非语言交际的模式语言行为与非语言行为有各自的规则。人们用语言交际时所使用的词语、句子等语言符号有着传情达意的功能。非语言交际也是一个符号系统,也有其特殊的传达信息的符号特征和功能。如,人的面部表情能通过眼、眉、嘴、鼻和脸部肌肉的运动变化传达快乐、悲伤、惊奇、恐惧、愤怒、蔑视、困惑等多种情感。因而非语言交际是一种通过对非语言信号的编码和解码传递信息、交流感情的过程。由此我们可以得出以下非语言交际的基本模式:信息发出者(编码)—非语言信号(解码)—信息接受者如上所示,信息发出者和接受者是交际双方本身,他们在各自的文化、知识、经验、心理等背景和具体语境下发出和接受信息。化差异带来的“咫尺天涯”的感觉就成为很自然的事了。避免冲突就要有意识地避免使用可能同语言行为发生冲突的非语言行为。此外,如果为了获得某种特殊的交际效果而使用与语言行为相冲突的非语言行为,交际者应持特别审慎的态度,并要及时考虑到对方能否接受这种冲突信息,以免造成不应有的冲突。因此,研究语言交际、非语言交际与文化之间关系的最为现实的意义就是要解决在跨文化交际中的文化冲突问题。三、语官交际与非语言交际关系的确认二、跨文化交际跨文化交际是指不同文化背景的人们(信息发出者和信息接受者)之间的交际,即信息的编码和译码由来自不同文化背景的人发出或接受。首先,应该肯定的是,语音、语法、词汇等语言形式在跨文化交际中会毫无疑问地发挥其不可替代的作用。其次,当语言交际发生障碍时,非语言交际的替代、维持甚至挽救交际的作用则不可低估。众所周知,能说会写另一种语言并不意味着对这种语言的理解不会产生偏差。因为词汇的字面含义毕竟有限,而理解的决定因素与文化息息相关,文化因素又往往隐藏在词汇之后,它包含了许多非语言交际因素在内。跨文化交际中,人们往往比较注意语言交际行为的正确性、合适性和可接受性,却容易忽略非语言交际行为和手段的文化差异及影响,结果文化误解和冲突频频发生。虽然先进的交通和通讯手段缩短了来自不同文化背景的人们之间的时空距离,然而这并未消除人们在心理上的隔阂。文有学者认为,在面对面的交际中,信息的社交内容只有35%左右是语言行为,其他都是通过非语言行为传递的。川还有人认为90%的信息来自非语言交际,由此,非语言交际在人际交往中的重要作用可见一斑。在交际中,一个人的举止和仪态所提供的信息量往往大大超过其谈吐所提供的信息量。人们自然流露出的各种表情、手势等非语言行为所反映出的信息同语言交际相比更真实、更准确、更适宜传达隐含的示意。依赖非语言的迹象来判断对方的真实意图和想法,能更好地体会只可意会不可言传的交际内容,从而使交际的质量升华。在很多语言表达不好或不屑用语言来表达的场合中,非语言交际行为能够或必须替代语言行为,使交际更精确、更具表现力。如果在跨文化交际中发生语言障碍,对非语言行为的依赖性就会更高。当然,对于非语言交际行为在整个交际过程中的作用及其与语言行为之间的关系,我们应该有一个全面正确的认识。一方面要看到,脱离非语言行为的孤立的语言行为往往难以达到有效的交际目的;另一方面也要认识到,非语言行为只有在一定的语境中才能表达明确的含义,而且一种非语言行为只有与语言行为或其他非语言行为配合,才能提供明确的信息。而脱离了语言行为,孤立地去理解或研究某一非语言行为的含义常常是难以奏效的。陈原认为:“人类进行交际活动最重要的交际工具当然是语言,但是交际工具决不只是语言。实际上,社会交际常常混合了语言与非语言这两种工具。”在语言交际中,语言与非语言之间是主与从的关系,客观地讲,语言是交际的主体,理所当然地处于主导地位,非语言暗示是语言的有力辅助工具。对于这一主从关系的确认不应有任何的动摇。在一般情况下,非语言交际行为对语言交际行为起到的主要是强调和补充的作用。它包含六个方面:补充(Co呷lementing),抵触(Contradic-ting),重复(R伞ating),调整(Re,lating),强调(Aeeenting),替换(substituting)。[,]首先,交际的主要意图要通过语言手段来实现,尽管非语言暗示传送的信息量很大,但对交际有实际价值的信息却是有限的,它们无论如何无法与有限的、但却系统连贯的语言表达相提并论,而非语言暗示则为交际的顺利进行提供必要的交际情景以强化和补充语言手段。其次,从交际的角度来看,两者的性质和作用大不相同。在某些方面,如准确、细腻地刻画交际者的心理活动,形象、生动地描述事物的形状、运动状态等方面,语言行为有着不可替代的作用。但非语言暗示是影响语言交际效果的一个非常重要的因素,它能更丰富且准确地表现较为细腻的心理活动。与语言行为相比较,非语言手段有诸多优势:(l)更可靠;(2)有时更方便、更恰当。但是,当我们在肯定非语言暗示相对于语言行为有许多优势的同时,也要认识到它的局限性:(1)非语言交际是非结构性的,往往无章可循,变通性大;(2)非语言行为较多的是在无意识的情况下发生的,容易产生歧义;(3)文化背景的不同使非语言行为的研究者们很难找到诸如音素、音节、单词、句子等清晰的分析单位对其进行分析研究。四、语盲交际与非语育交际冲突的产生在谈论语言与非语言交际的冲突这个问题之前,我们有必要先了解一下词语的常规语义和隐含语义。所谓“常规语义”主要指一个单词、词组或句子的字面含义(uteralmeaning)。该意义为一般人所普遍理解,在具体的情景中不会产生歧义。同时,常规语义还包括那些约定俗成的引申含义。例如,pig一词的字面含义是“猪”,但该词还常用来比喻“贪婪的人”。这两种含义都已被人们普遍接受,都属于常规语义。而“隐含语义”是指一个单词、词组或句子所具有的通常不为人知的含义。这种语义由于使用频率较低,交际者无法依赖语言本身来揭示其隐含语义,因而常常130需要借助非语言的手段来进行确定。某些词语的隐含语义是无限丰富的,这些无限丰富的隐含语义与该语言单位的常规语义有着或疏或密、或正或反的联系。由于隐含语义不但具有隐蔽性,而且内容多样化,因此要使非语言行为与语言的隐含语义保持一致并不总是件容易的事。隐含语义的理解如果离开非语言行为的帮助,语言与非语言的语义指向有时会发生冲突。概括起来,语言与非语言的冲突有三种结果:(l)使信息的接受者无所适从,无法断定传递的哪一个信息是真实的。(2)两者搭配,传递出一种特别的混合效果。这种混合不是两种语义的简单叠加,而是在此基础上营造出的一种特别的语义或情感氛围。(3)两者搭配,但唯有非语言行为传递的信息是真实可信的。在跨文化交际中,当目的语使用者的语言表达能力欠佳时,交际者要从对方支离破碎的言语中判断出对方的真实意图,其理解的难度可想而知。此时,非语言行为的作用就显得特别重要。非语言行为要在跨文化交际中发挥作用必须具备下列条件:行为本身必须是信息的载体;编码和解码的程序必须是交际双方所熟悉的;载体的形式必须是双方都承认的。如果双方用不同的载体形式(非语言行为)表达某个意义,交际就会发生障碍。例如,拇指与食指合拢,其余三指伸直,这个动作在英美文化内是“很好、没问题”的意思,在我国是“三”,但在有的拉美国家它却是狠裹的动作。[3]语言行为与非语言行为的冲突并非只会对交际产生负面影响。实际上,我们时常会有意无意地利用两者的冲突关系以获得某种特殊的交际效果。例如用愉悦的面部表情去搭配包含负面意义的语句则会给人以不真诚的,或是“玩笑”的感觉。因此,交际中保持语言与非语言行为的和谐一致才是至关重要的。五、避免冲突、保持和谐1.使用一个“公共信号库”所谓“公共信号库”即交际双方知识和经验范围内的交叉重叠。只有存在这样一个信号库,发信方所要传递的内容才有被正确接受的可能。如手势“V”能正确传达“胜利”的含义是以交际双方都有这一先验信息为基础的。2.正确利用语境语境因素决定谈话的含义。谈话总是发生在一定的时间、地点和具体的文化背景下,话语的生成和理解在很大程度上是交际者根据对语境的认知而确定的。语境包括非语言语境、语言语境和认知语境。非语言语境包括交际场合、双方的身份、地位和彼此之间的关系及社会、文化背景等。语言语境和认知语境是指谈话的前言后语、过程及交谈者对影响交际效果诸多因素的综合分析、判断的能力。由于个体交际者的背景经历相异,必然会使信息发送者和接受者的认知和解码能力相异,最终导致交际双方认知和理解能力的差异性和不平衡性。要正确地推导和理解特定语境下的特定含义,就要综观语境诸要素。如果说语言交际的内容会因语境不同而变得模棱两可的话,那么非语言行为一般是情感或情绪的表露,它能丰富而准确地表现交际者的心理活动。同时,就效率而言,前者是无法与后者相媲美的。在不同语境下,对非语言信号的解码可实现情与景的完美交融。每一非语言行为都不是孤立出现的,也不一定都是有意识地要传递某一信息。因为非语言交际常常捉摸不定,难以察觉,同时,它又贯穿于整个交际过程中。非语言交际最能反映一个人的真实态度、心里活动和价值观念。[’]因此,交谈双方只有对语境统一建构和把握,使话语与语境有机结合,彼此才能应对自如,交际才能有效、顺畅。正确利用语境是避免语言行为与非语言行为发生冲突的另一重要前提。需要注意的是:在跨文化交际中识别非语言行为信息时要严防模式化或只看表面现象。排除非语言交际行为因文化差异带来的干扰就可以尽力避免冲突,实现语言与非语言行为的和谐沟通。3.正确理解非语言信号成功的交际仅仅依靠对语境的把握是远远不够的。在非语言行为的交际功能中,其伴随及协助语言表达这一功能尤为重要。非语言与语言行为的和谐在很多场合下都是在无意识的情况下达成的,或者说,伴随语言行为出现的非语言行为很多都是习惯性的。所以说非语言信号的正确解码对于语言表达的深层含义的理解是必不可少的,是正确的言语理解的重要保证。在有些场合,交际者需要有意识地使用某些与语言相和谐的非语言行为,以便使双方借助这些非语言行为确定语言行为所传递的信息是否正确。因为与语言行为相伴随的非语言行为往往不止一种,如果其中某一非语言行为背离了与语言保持和谐的原则,交际对方就可能对所接受到的信息表示疑惑不解。因此,保持语言行为与非语言行为的和谐,还应保证每一非语言行为传递的信息彼此间不发生冲突。4.进免文化冲突非语言行为和语言行为一样,在很多方面都具有明显的文化差异性。同一国家或民族的人们非语言交际行为并非完全一样,即使在同一地区,不同职业、不同年龄层次和不同文化水平的人之间,非语言行为也是千差万别的。在一种文化中,与语言行为相伴随的非语言行为的语义指向是和谐一致的,但在另一种文化中,两者的语义指向却可能是冲突的。对他种文化理解的欠缺会导致对非语言行为理解的偏差。例如,中国人在表示“吃饱了”时习惯用手轻拍自己的肚子。在这里“拍肚子”表示“吃饱了”是中国文化所做的诊释;而在美国文化中,表示“吃饱了”却是一只手放在自己的喉头,手指伸开,手心向下,意思是“已到这儿T”。[’]值得注意的是,非语言行为的差异比语言行为的差异所引起的文化冲突还要严重。非语言行为和语言行为一样,也是文化的载体。文化与非语言交际同样是密不可分的,非语言行为作为信息传递的手段也是文化的产物,是某一社会的共同习惯,不同的文化产生不同的行为准则。非语言行为的形成往往都由一定的文化环境所决定。在跨文化交际中,对异文化冲突信息的认知取决于信息输人者对对方语言、非语言行为及文化的熟悉程度。因此,文化差异是导致文化误解和冲突的主要原因。文化差异在非语言交际中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其一,文化不同,非语言交际行为和手段有别。相同的信息在不同的文化中会以不同的非语言交际行为和手段表现出来。在世界上大多数国家和地区,人们用点头来表示肯定,而在非洲某些国家,人们则用摇头来表示同意。其二,文化不同,非语言交际行为和手段相同。有些手势或动作在许多国家或地区都可使用,因而传达的信息基本相同。但在跨文化交际中使用这些手势时,首先要准确理解其含义,并注意其使用场合。其三,文化不同,非语言交际行为和手段部分相同。有些非语言交际手段或行为在不同的文化中有不同的使用范围。有些还具有高度的地方性,仅仅用于某些特定的文化或语言区域。例如:对亲密距离的理解,中国人和西方人亦有不同。在西方一些国家中,人们相互击掌、拥抱、亲吻面颊等是很常见的事情,但在中国,一般不会使用这种体触行为。要解决跨文化交际中非语言交际的文化冲突问题,就要在理解他种文化非语言行为的含义时牢记三条原则:第一,在注意某一非语言行为表现时不能忘记:在实际交往中往往是多种非语言行为同时配合行动。第二,任何人都无法列举和描绘出每种文化的所有非语言行为。但是,如果我们在跨文化交际环境中正确理解一些常见的非语言行为的信息,就可以对所需要的信息有一个概括的了解。第三,我们只有先了解本族文化的非语言行为,才能理解他种文化的非语言行为。I’1由此可见,要实现语言与非语言交际之间的和谐一致,就要充分重视非语言交际的文化冲突问题。跨文化交际成败的关键在于正确对待文化差异。跨文化交际研究的根本在于文化对比研究。通过文化对比,揭示不同文化之间的相同点和相异点,以及交流中可能造成的误解和冲突,排除文化干扰,实现顺利、成功的跨文化交际。那么要达到这一目标,首先就要学会排除文化干扰的正确、得体的方法。在了解目的语国家的非语言交际行为与手段的含义和特点的同时,了解目的语文化和母语文化非语言交际行为和手段的文化差异和文化冲突所在。其次,要学会正确、得体地处理文化差异和文化冲突的方法。正确理解在语言行为与非语言行为相结合的话语结构中的非语言行为的含义和文化特点。川

戏曲的地域性与语言艺术探析论文

“地方化”不仅仅是戏曲艺术自我发展、自我完善、不断扩张的一种重要方式,更是“当代戏曲的一大特色”,在“戏曲”这个大的艺术门类之中,各个地方剧种都有属于自己的特殊规定。正是在这个意义上,“地域性”成为中国戏曲“传统”的重要特点之一。

此外,地方戏曲作为由一定区域内的民众共同创造、共同欣赏的区域性剧种,它体现了一个地区民众的总体审美趣味,是该区域内所有民众共享的非物质文化遗产。我们不能高高在上地站在“保护文化艺术多样性”的立场,空泛地给戏曲传统的地域性特点下定义,也不能不切实际地考虑到不同地域的民众对本地戏曲的审美和民俗需求。对一定区域内的演员和观众来说,地方戏曲是他们生活的一部分,是他们休闲娱乐、情感交流及宗教祭祀的必需品。以陕西省宝鸡地区民间秦腔演出活动为例①,庙会请戏不仅带有原始的“娱神”意味,更是村民们联络乡情、丰富农闲生活的需要;同时,在演出中还能够通过吉庆剧目,来表达一种质朴而单纯的、对幸福生活的期望。葬礼请戏,往往是因为逝去的老人多为秦腔戏迷,子女们希望通过这种形式表达自己的孝心;同时,这也是为了犒劳为举办葬礼而辛苦忙碌的乡亲邻里。至于各种企业开业、周年庆典请戏,一是企业希望借上了妆、带有“神气”的戏曲人物避邪求福,再则也给附近的居民(也即企业的潜在消费者)提供一场免费看戏的机会,企业方面可以借此机会表达“对父老乡亲的感谢”,是一种巧妙的广告策略。又如,笔者曾对兰州市区内主要茶园进行过调查,发现当地的茶园演出和业余自乐班活动,对于相当一部分中老年市民来说,听着熟悉的秦腔唱段喝茶、谈生意、拉家常,正如年轻人进KTV消遣一样,是他们日常娱乐、交际生活的一部分。而自乐班中各个年龄阶段的业余秦腔表演爱好者聚在一起,吹吹打打、弹弹唱唱,更是他们文化娱乐消遣、甚至是精神寄托的主要形式。

同样地,全国各地的戏曲演出均各有其符合地域文化和风俗习惯的“传统”,这些“传统”也只有针对这个区域内的民众才有实际的价值和意义,把东北二人转搬到苏州水巷茶楼上去,把昆曲小调放在陕西尘土飞扬的庙会戏台上,其结果如何是可想而知的。各地方剧种就像不同品种的花卉植物,只有在适合自己的地域文化土壤中才能生根发芽、开花结果。如果硬生生地把他们拔出来,“移植”到另外的土壤里,除了日益干枯僵死,别无出路。

与戏曲的剧种多样性相表里的,是它的民间性,“民间”这个词除了通常意义上含有的,与“官方”、“正统”、“贵族”等带有社会阶级性的词汇相对立的意思之外,更有“地域性”的含义。因为“民间”归根到底是民众的民间,不同地域的民众物质生活、精神世界的多样性,决定了“民间性”具体所指的多样化和地域性差异。以往研究者从社会学研究的角度出发,已经指出戏曲在表达民众的思想情感、[2]审美娱乐需求、[3]民俗生活需要[4-6]等方面呈现出的“民间”特性,但对民间性的思考还不能就此打住,因为所有这些需求还具有地域限制性。如果只强调笼统意义上的“民间”而忽略了“民间”内部的多样性和民众群体的.复杂性,就很容易造成对真正“民间性”和具体民众群体需求的漠视。社会人类学家罗伯特雷德菲尔德曾指出,如果将广大知识阶层、贵族阶层或者说城市统治阶层的“传统”视为“大传统”,而将底层民众的“传统”视为“小传统”,那么,这两种“传统”并不是完全割裂的,而存在着这一种长期的相互影响的关系。“大传统”会对“小传统”形成“下渗”作用,而“小传统”既有积极向“大传统”靠拢的愿望,也会对“大传统”产生重要的影响。[7]29也就是说,“传统”有着自为的生存空间和发展倾向,传统之所以存在,是因为人们热爱并且需要它们;传统的变迁“起源于传统内部,并且是由接受它的人所加以改变的”,这种变迁“并不是由‘外界环境’强迫他们作出的,而是他们自身与传统之关系自然成长的结果”[8]229。如果从理论研究的角度出发,为了保持某种演出形式的“民间性”而否定这种演出形式自身的发展要求,无疑是对遗产传承的自然链条的一种粗暴的人为破坏。戏曲的民间性,是具体、集中地体现在一群活生生的民众之中的,地方戏曲就是为了满足不同地域民众各种层次的需求而形成多种剧种形态的,我们必须尊重这种建立在地域差异基础上的剧种差异性。

以往学者对民间戏曲的研究,多是从文化分析、艺术欣赏、历史研究的层面展开的,但对于地方民众而言,戏曲的意义也许并不在此。比如,对于陕西民众来说,“请戏”、“唱戏”,首先是一种祖辈流传下来的仪式传统,是婚丧嫁娶、庙会祭祀以及各类庆典上必不可少的活动项目。其次,“看戏”则是一种能够带给人以愉悦感的娱乐活动和一种与亲朋好友联络感情的交流机会。此外,广大农民观众们,还相信传统秦腔剧目大部分都是讲述真实的历史故事。笔者田野调查时,剧团演员常常叮嘱我,要记住每出戏讲述的故事发生的年代,因为他们认为“这在历史上都是真事,人家是有记载的”。从《闯宫抱斗》、《太和城》到《八义图》,再到《出汤邑》、《金沙滩》、《二进宫》,几乎每次演出历史戏,演员们都会向我强调这一点。

传统秦腔戏剧目确实是以历史剧居多,而且很大一部分剧目都是基于历史演义而发挥出来的,其中包含了一些历史真实的成分。虽然这些民间传说和曲艺作品中的历史,对很多历史研究者来说都是“戏说”、“歪说”,但在广大民间观众中却具有很大的权威性。传统的秦腔历史戏正是在这种文化背景下,赢得了演员和观众的“尊重”。特别是那些讲述民族英雄和忠臣烈士英勇事迹的历史戏,无论演员还是观众都会对其中的主人公抱有崇敬之情,而对奸臣逆贼则嗤之以鼻。典型的表现是,一出秦腔传统历史戏中,戏分最多的肯定是忠臣义士而不会是奸贼,团里台柱级别的须生演员很少饰演坏人,而演员也往往不愿以自己饰演反面角色的戏作为自己的拿手戏①。从观众的角度来说,他们一般不会为“坏人”的表演而鼓掌叫好,更不会为饰演反面角色的演员“搭红”、放鞭。②[9]72如秦腔传统剧目《八义图》(即《赵氏孤儿》———笔者注)演出时,饰演为救孤儿而慷慨赴死的卜凤、公孙杵臼、程婴等正义人物的演员都会被“搭红”、放鞭,而屠岸贾的饰演者,即使被有些观众称赞“演得好”,也不会得到这样的待遇。也就是说,戏曲的“教化功能”其实不仅仅是上层统治阶级从意识形态角度出发对戏曲提出的“非分要求”,也不仅仅是文人创作者从主观态度出发的“一厢情愿”,同时还是广大观众心中已然形成的一种观赏需求。戏曲在民间传播,确实起到了知识传播和道德培养的积极作用。戏曲剧目的“历史讲述”和“道德教化”特点,对地方民众思维方式、价值判断的培养和塑造发挥着重要的作用,因此,这也是戏曲地域性特点的一个重要方面。

总而言之,戏曲“传统”的地域性特征,不仅体现在不同剧种形态各异的表演方式和艺术风格上,更体现在各剧种与他们所属地区民众的现实生活和精神世界的密切关联之中。我们不应该只站在“保护人类文化多样性”、“保持戏曲艺术多样性”的艺术家和理论家的立场上,对如何保护、如何发展指指点点,而应该认识到,这种“多样性”的形成和发展首先取决于民众多样化的审美娱乐需求。应该首先弄清楚观众需要什么,并尊重他们的需要,给他们传承或者改变自己的“传统”的自由。

所谓“口头性”,是借鉴了英文单词Oral/Orality的译法,包括口头创作和口头传承两层含义,在OralandIntangibleHeritage(口头非物质文化遗产)和OralPoetry(口头诗歌)这两个相关的重要概念中,“口头”(Oral)均同时包含这两层含义。有学者指出,应将其译为“口传”更为合适,[10]36诚然,“口传”固然强调了传承方式的非文字性和动态性特点,却忽略了艺术创作过程中的即兴发挥和口头创造性。因此,笔者以为,反倒是“口头”这个似乎比较含混的词语更有概括力。虽然借用了英文词汇,但并不是说中文语境中就没有这一概念;恰恰相反,我国文化传统中,强调“口头”材料价值的历史要更为久远:如汉语中“文献”一词中的“献”字,朱熹曰:“文,典籍也;献,贤也。”即,“文”原是指书面的文字记载,“献”则指博闻的贤人的口头传闻。[11]12可见,文化传统的“口头性”特点,是人类文明的共有特征。

曾有学者将戏曲归结为“语言的艺术”,并从“文学性”的角度对戏曲的“现代化”提出要求。自然,大部分戏曲剧目都有大量可以以文字的形式进行创作和记录的唱词、念白,从这个角度出发,认为“元杂剧”、“宋元南戏”、“明清传奇”和“地方戏”都是一种“戏曲文体的概念”[12]4,似乎也未尝不可。接着,如果从文学角度出发对戏曲的唱词和念白进行分析,认为其具有“诗的韵律、节奏”,从而将元杂剧、宋元南戏都纳入“抒情诗”[13]8的范畴,这个逻辑也大体不谬。这也是很多学者斥责清末以来以京剧为代表的地方戏,“使戏剧文学性和思想内容大大‘贫困化’”的基本依据和出发点。[14]5但笔者以为,即使考虑到戏曲拥有大量韵律化和节奏化的唱词和念白,故而承认“戏曲文学”的存在、承认“戏曲”的抒情诗本质、承认戏曲是在表达某种思想和情感,也必须认识到,这是一种“口头文学(Oralpoetry)”,它遵循着“口头诗学(OralPoetics)”的形成和发展规律。“口头诗学”理论源自西方文学理论界对荷马史诗的形成及其传播形态的讨论,20世纪30年代,帕里和洛德在对南斯拉夫地区口头史诗的调查研究基础上,提出了被后世命名为“帕里洛德”理论的观点。自此以后,有关口头诗学理论的方法,“已经影响了散布于五大洲的、超过了150种彼此独立的传统的研究”[15]5,这一理论在大量人类学调查材料的基础上,强调被传统的研究方法所忽略了的史诗文学的口头创作和口头传播特性。“口头诗学”理论,对我们认识中国曲艺和中国戏曲有很大的启发意义。

戏曲的成熟和完善得益于唱讲文学提供的足够多的、情节足够丰富的故事本事,当前许多盛行的剧目,无论是元杂剧、宋元南戏还是明清传奇、地方戏曲剧本,都和唱讲文学有很大的关联,甚至有学者提出,许多地方剧种完全就是在地方说唱艺术的基础上形成的。当然,有关唱讲文学对戏曲艺术所产生影响究竟有多大的问题,相关的研究仍需进一步深入;但可以肯定的是,戏曲从唱讲艺术中吸收了很多珍贵的养料,其中就包括“口头性”特征。由于唱讲文学本身就是一种口头创作、口头传承的艺术样式,“一般来说,说唱的文本就是这样从无数艺人的口中产生的‘口头创作’的阶段成果”[16]48—49。对民间说唱艺人来说,“与文字相比,戏剧或说唱的词句首先是作为‘声音’存在的”,而且艺人还常常“得到师父口头传授书词”[17]84。即使对于现成的演出本,“艺人们也一般不将其书词全部背诵下来,而仅仅是记住其故事情节和成为‘赞’、‘套’、‘赋’的某种韵文就登场了”[18]87。那些认为戏曲源自唱讲艺术、戏剧剧本来自说唱文本的观点,至今有一个问题无法解释,那就是,为什么从说唱文本到戏曲“剧本”之间的“链条仍有一些缺环”?有学者将完善这些“缺环”的希望寄予“文献发现”[18],其实,这个重要的环节就是戏曲艺人的口头创造。既然唱讲文学本身,允许艺人对底本进行口头的即兴创作,当它转为另一种形式不同却拥有更加突出的“表演”本质的艺术所用时,这种被实践证明极富创造力和实用性的创作方式,自然会被继承下来。从“口头诗学”的角度来思考,也更容易理解中国戏曲幕表制、条纲戏的演出形式何以成为可能。

总而言之,如果考虑到戏曲唱词、念白的“文学形式”,从文学角度理解戏曲的“传统”,这也未尝不可,但必须认识到戏曲剧本不仅仅“为上演而设,非奏之场上不为功”[19]1,而且是可以直接在场上以口头方式创作、并且以师徒之间口耳相传的方式传承下去的。

戏剧是由“文本”和“表演”共同组成的一种“综合艺术”,两者缺一不可,互相依存。上文已经分析指出戏曲“文本”的口头性质,那么接下来,则需再来探讨“表演”的口头性质。事实上,用口头诗学的理论分析戏曲表演的口头性仍有一定的局限,因为舞台表演已经远远超越了口头讲述、口头表演的唱讲艺术范畴,而具有肢体表演艺术的特征。笔者此处只是借鉴口头诗学的理论思维,反对将戏曲艺术文本化、将演出凝固化,认为戏曲的舞台表演具有类似于口头表演的临场创造性和口头传承性特征。笔者在对宝鸡新声剧团及宝鸡秦腔民间演出形态的调查中发现,同样的一个剧目,从来不会以同样的方式进行演出。正如有老艺人明确指出的那样,有些戏“根本没有啥本子”,“不同班子有不同班子的演法”。唱词和念白部分尚且如此,具体的身段表演就更加具有灵活可变性了。新声剧团丑角演员杨宝国的表演就很能体现这一点,作为该团唯一当行的丑角演员,他饰演的刘媒婆、杨三小、花仁义、赵飞等角色,时常令观众捧腹大笑,而同样的这几个角色每一场他都有不同的演法、不同的台词和动作,每一场都会增加自己临时发挥的“活口”。当笔者问他这些活口是如何编排出来时,他笑着回答:“这都是胡说八道呢,没有啥道理。见啥人说啥话么!”但又随即严肃地说道,“虽然不存在编排那一说,可也不能真的胡说,要心里有底,说得干净利落、适可而止。”①

其实,理解戏曲的口头性特点,也只能是作为理解戏曲唱词、念白等语言性表演部分的一个新切口。凝结着更多戏曲“传统”的表演的口头性,则需要从另外的角度切入,那就是师徒之间“口传身授”的技艺传承方式。由于戏曲演出纯粹依靠演员高度技艺化、繁难化[20]的肉声演唱和肢体表演,因此,从根本上来说,戏曲是完全诉诸场上的一种表演艺术。它的许多身段程式不仅无法用文字来记录、表达,甚至也是“口传”都说不清楚的。和其他所有类型的文化传统一样,在世代延传过程中的“那些弦外之音(over-tones),不言而喻的知识(tacitknowledge)成分,以及洞见之类不宜应用原理和规则的东西,是不能以明确的语言进行传授的,而要通过内心联想,通过对动作执行者的典型行为的移情来获得”[8]23。具体至戏曲艺术中,就需要老演员的亲身示范,也就是“心授”,演员们习惯称之为“带着走一遍”。演员“跟着铜器点子”、“跟着师父走一遍”之后,很多困惑便可以得到解决。

同样以宝鸡新声剧团为例,该团大部分年轻演员毕业于各类戏曲学校,三年的在校学习仅能掌握基本的表演技法,进剧团后,要想上台表演还需要由老演员对其作具体的指导,这种指导便都是以口传心授的方式进行的。笔者在调查期间发现,这种技艺传授行为可以随时随地发生,灵活性很强、形式也比较多样,比如年轻演员在台下观看老演员的现场表演,休息时听老演员“说戏”,等等。如今,随着各种视频影像资料的普及,年轻人还可学习其他知名演员的表演。但这样“看”、“听”、“说”仍然不够,还需要“做”,即老演员的动作示范和年轻人自己的舞台实践。总之,老演员的口传心授和年轻人的身体力行,是戏曲表演技艺得以传承的两个根本要素,二者缺一不可。这一点,从新声剧团老团长李扶中对现在大部分演员不认真练功,只想偷懒地看看、听听,“上台后学样样”的现象表现出的强烈不满也可以体现出来。正如他情绪激动地感慨道:“不是说所有东西都是你看就能看会的,这需要功夫,没有功夫,你演的就算是对的、没错,也不好看、不合式,行家一看就看得出来你这个演员的水平”②。

事实上,认为戏曲是“语言艺术”和认为戏曲是由“剧本”和“演出”共同组成的“综合艺术”这两种观点,笔者均不敢苟同。但上文仍然在肯定这两种观点的基础上分析戏曲“传统”的口头特征,只是为了强调认识“口头性”的重要意义。笔者认为,戏曲不仅仅具有口头艺术的特性,更是一种纯粹的表演艺术,无论是其体现为“文学形态”的唱词和念白、还是最终以“表演”为本质的成品———一次具体的演出,作为一种非物质文化遗产,舞台表演艺术就是一种“时间与空间的瞬间结合,它的本质就是intangible”,也就是“无形性”、“转瞬即逝性”①[21-23]。而戏曲之所以具有这种intangible之特性,根本原因就在于它以演员在场上的“在场表演”为主要创作方式,以师徒之间的口传心授为主要传承方式,既不囿于剧本、灯光、舞美等物质工具,也不会停滞于任何一个固定状态,整个创作、传承过程都依赖“人”的创造力,长期处于不断更新、不断变动的发展过程中。

以剧种多样化和民间性为主要表征的地域性,和以口头创作为主要创作方式、以口传心授为最佳传承模式的口头性,是戏曲“传统”最为突出的两个特征。其中,剧种多样化是一个长期的过程,至今仍然在继续。口头创作和传承的灵活性、创造性也体现出强烈的活态特性。因此,戏曲的“传统”绝对不是已经僵死的、固定不变的、“跟不上时代”的“旧传统”,而是内在的蕴含着无限的生命力和创造力,是一种“活”的传统。遗憾的是,这一点却常常为传统戏曲研究所忽略。[24]96因此,笔者以为,回归“传统”,肯定“传统”的活态性和创造性,发掘古老“传统”对当下戏曲传承、发展的重要意义,从“传统”中汲取力量,是解决当前戏曲困境的根本出路。

谈语言与文化的关系论文

论文是一个汉语词语,古典文学常见论文一词,谓交谈辞章或交流思想。当代,论文常用来指进行各个学术领域的研究和描述学术研究成果的文章,简称之为论文。下面是我收集的谈语言与文化的关系论文,欢迎大家收藏参考。

一、概念界定

“文化”是一个广泛的概念,从广义来说,指人类社会历史实践过程中所创造的物质财富和精神财富的总和。从狭义来说,指社会的意识形态以及与之相适应的政治制度和组织制度。迄今为止,关于文化的定义有上百条,目前文化最古典,最受公认的还是英国的杰出文化人类学家、古典进化论学派的开创者泰勒(Edward Burnett Tylor,1832—1917)定义:文化或文明,就其广泛的民族学意义来说,乃是包括知识、信仰、艺术、道德、法律习俗和任何人作为一名社会成员而获得的能力和习惯在内的复杂整体。

“语言”不但是人类思维和交流的工具,也是文化的载体。狭义来说,语言包括口头语言、书面语言和书面语的物质载体――文字,最狭义的语言不包括文字。广义的语言不仅包括狭义语言,而且还包括准语言,根据诉诸感觉的不同,准语言又可分为听觉的(伴随声音、音乐语言、其他声响符号),视觉的(表情、体态、动作、聋哑人手语等;图表、公式等;绘图语言;舞蹈语言;蒙太奇语言;各种符号,标志;其他视觉符号等),触觉的(盲文等)。本文所探讨的语言只要是指狭义的语言,即口头语、书面语和文字。

二、从文化角度看语言

语言与文化有着十分密切的关系。早在本世纪20年代,美国语言学家萨皮尔(Sapir,Edward;1884—1939)在他的《语言》一书中就指出:“语言的背后是有东西的,而且语言不能离开文化而存在。”从文化角度,语言与文化的关系大致可以从以下三个方面来看:

1、文化包括语言。之所以这样说,是因为语言具有文化的特点。首先,从文化的内涵来看,它包括人类的物质财富和精神财富两个方面。而语言正是人类在其进化的过程中创造出来的一种精神财富,属文化的一部分,二者都为人类社会所特有。其次,正像文化一样,语言也不是生物性的遗传,而是人们后天习得和学得的。再次,文化是全民族的共同财富,语言也是如此,它为全社会所共有。古德诺夫在《文化人类学与语言学》一书中也明确地指出了语言与文化的这种关系,他说:“一个社会的语言是该社会的文化的一个方面。语言和文化是部分和整体的关系。”

2、文化影响语音。文化对语音的影响也是显着的。在中国的东北三省,很多老人都会说日常的简单日语,这与上世纪三四十年代日本对东三省的殖民和侵略有直接的关系。因为殖民统治而进行语言传播的不在少数,中国的香港,印度都是以英语为官方语言,但因为各民族国家发音的特点,语言在传播的时候就呈现出不同的特点。如,阿拉伯语在发音中有喉部的颤音,而汉语和英语中没有,宝莱坞影片《我的名字叫可汗》中男主角一直强调他的名字“喉部发音,han”但是因为中国人和英语国家的人们没有喉部发颤音的习惯,在翻译中,将此音译为“khan”及“可汗”。

3、文化影响语义。在单一语言当中,很难清晰地看到语言背后的文化含义,但是通过几种语言的对比,文化和语言之间的内在关系便会渐渐明了起来。在汉语里,与“狗”相关的词语多为贬义。如:狗仗人势、狗急跳墙……但是在英语中,与dog相关的词语或俗语却有怜悯、褒奖的色彩。如:clever dog(聪明的人)、love me, love my dog(爱屋及乌)、lucky dog(幸运儿)……又比如,在中国文化中,“龙”被视为吉祥、权威的象征,广大华人称自己为“龙的传人”。但在英语中dragon则是指一种类似于龙的会喷火的妖怪。“He is a dragon”表示的不是“他是一条真龙”,而是说“他是一个残暴的人”。近年来,龙与dragon之争已经成为一桩公案。不少中国学者要为龙“正名”,主张在英语中增加“loong”一词来对译汉语中的“龙”。这说明,人们越来越重视文化和语言之间的内在联系,力图从语言上来化解文化间的冲突与隔阂。

4、文化影响语用。在语用方面,文化和语言的关系也是紧密的、牢固的。比如,从亲属称谓来看,在汉语中,关于姻亲,血亲和辈分都有明显,如:爸爸的弟弟和哥哥,妈妈的兄弟姐妹都有自己的称谓,而英语中,叔叔、伯伯、舅舅、姨夫统称为“uncle”。再如,中国文化讲究长幼有序、尊卑有别。因此在语言上也特别强调尊卑关系。在汉语中,询问老者的年龄必须使用“贵庚”、“高寿”一类的词;询问比自己年纪小的或是同辈之人可以使用“你多大年纪?”、“你几岁了?”等语句。然而在西方国家,它们的语言当中是没有这种尊卑观念的。在英语中,询问年龄不论老少只有一种方,即“How old are you”。

三、从语言角度看文化

语言是一面镜子,它反映着一个民族的文化,揭示该民族文化的内容。文化是一种社会现象,它是人们通过他们的创造活动而形成的产物。文化同时又是一种历史现象,是社会历史的积淀物。每一代人都继承原有的文化,同时又在不断扬弃和更新原有的文化,对社会文化的发展做出贡献。文化具有鲜明的民族性、独特性,是民族差异的标志。各个民族由于地域、生态环境、社会政治经济制度、历史背景、风俗习惯、价值观念、行为模式等的不同,其文化也具有各自的特点。透过一个民族的语言,人们可以了解到该民族文化的独特性。如,罗先生在《语言与文化》一书中讲的,我们可以从语源和变迁看过去文化的遗迹,从造词心理看民族的文化程度,从借字看文化的接触,从地名看民族迁徙的踪迹,从姓氏和别号看民族来源和宗教信仰,从亲属称谓看婚姻制度等。

四、语言与文化的双向互动

语言首先是作为交际工具,但它并不是独立存在的,而是与文化是一个整体。语言与文化相互依赖、相互影响。语言是文化的重要载体,文化对语言有制约作用。在学习一门语言时,必须先了解这个民族的文化,只有这样才能真正理解和掌握好这门语言。一方面,语言是文化的特殊组成部分,是传递文化的载体,没有语言就没有文化;另一方面,语言又深受文化的影响,理解一种语言必先了解其所反映的文化。文化是语言所承载的内容,两者关系十分密切。人类用语言创造了文化,文化反过来又丰富了语言的表达方式。总之,语言和文化是一种相互影响相互制约的双向互动关系,语言对文化有影响有制约,文化对语言也有影响有制约作用。

摘要:本文通过对比英汉两种语言在相同场景下的不同表现形式,阐述两种语言所承载的不同的社会文化。目的在于帮助人们在跨文化交际时应注意各自文化的不同,以避免出错和造成不必要的麻烦。

关键词:语言 中西文化 差异

文化是人类创造出来的所有物质和精神财富的`总和,是人类群体创造并共同享有的物质实体、价值观念、意义体系和行为方式,是人类群体的整个生活状态。它是由一个民族或社会的风俗习惯所构成。语言是人类进行思维和传递信息的工具,是一种社会现象,是人类保存认识成果的载体。语言的学习不是单纯地学习词汇、语法,更重要的是学习语言所承载的文化信息。从一种语言我们可以看出使用该语言的社会文化,看到该社会的人们的风俗习惯。下面就英汉两种语言现象在风俗习惯方面的不同展开对比分析,看中西方文化的差异。

1、敬语和谦词汉语中存在大量的敬语和谦辞

如高见、光临、寒舍、愚见等。英语中则少有敬辞和谦辞,不论对方年龄多大,级别多高,并没有汉语中“您”这样的代词。一位英国妇女遇见一位上了年纪的中国人,用汉语客气地问“:老爷爷,你几岁啦?”老人诧异地看着她,很生气。这位英国妇女后来才知道误会的原因,“几岁”是问小孩年龄的,对上了年纪的人应问“您高寿?”或“您多大年纪啦?”产生这种现象的原因之一是中国封建社会等级森严的宗法制度。它要求人们跟长辈或上级说话时有时甚至跟同辈说话时,要用敬语,否则就会被认为用词不当而失礼,甚至显得高傲;谈及自己时要用谦词,如不使用,也被认为没有礼貌。英语中这类词少的原因有二:一为西方人追求人人平等,二为他们长期以来尊重个人价值,乐于表现自己。中西方人接受赞扬、祝贺时的反应也不一样。操汉语的人往往使用“否认”或“自贬”的方式来应答。中国人听到恭维或赞扬的话后会说“哪里,哪里”、“我做得不好”之类故作谦虚的话。而西方人则会毫不犹豫地说声Thank you。当西方人说Thank you表示谢意时,中国人会马上回答说不用谢,以表示客气。西方人听后,会大惑不解,觉得中国人没有礼貌。如一位英国女教师表扬一位中国女学生: A: Oh, what beautiful handwriting! B: No, no, not at all. 在女教师看来,该女生的回答是粗鲁的,否定了该教师对书法的审美观和鉴赏力,损害了她的积极面子(positive face),虽然女生本意并非如此, 只是符合了汉语的谦虚准则。英美人善于恭维他人,也乐于接受他人的恭维。当他们觉得该受到赞美却没得到赞美,会感到受到冷淡。对别人的赞美、恭维,英美人最常见的反应是“迎合”或高兴。他们把中国人的这种“否认”看作是无礼,把“自贬”视为自卑和言不由衷的虚伪。赞美语是人际交往的润滑剂,处理得好,可以增进友谊; 但如果不了解对方的文化背景而运用不当,不仅无助于友谊,反而会产生误会,伤害感情。

2、称呼语:中西方的称呼语的使用差别也很大

“小+姓”在汉语中称呼年龄比自己小的人,可表示亲切、稔熟等感情色彩。但如果用此称呼英国人却是不礼貌的。“老+姓”或“姓+老”在汉语中称呼年龄较自己长的,可表示尊敬、礼貌。如果用“老+姓”称呼英国人,如“old smith”,对方在心里可能会生气。在英语文化中,忌讳“老”字。“老”容易使人想到“年龄大”“、体衰”、“无用”等。所以,在称呼英美人时应避免使用“old”。称呼语中有一类亲属称呼语,如爷爷、奶奶、叔叔、阿姨等。汉语中许多亲属称呼语可用于非亲属关系,也就是把一些其他人看成是亲属的延伸,用这种亲属称呼语来表达说话者的尊敬、亲近等意思,中国人遇到一位不认识的年长妇女可以称她为“阿姨”“、大妈”、“奶奶”;但在英语文化中这却是很不妥当的。汉语中姓与职衔(title)或亲属称谓连用,可用作称呼语。职衔包括职业、职位和头衔。如“李老师”、“汤经理”、“陈校长”“、丁爷爷”等。而在英语文化中姓与职衔、亲属称谓连在一起用作称呼语并不普遍,如不常说“Bureau Director Smith”“、Manager Jackson”“、Principal Morris”等。英语中的称谓为数不多,除了dad、mum、 grandpa、aunt、uncle等几个称谓经常使用外,其它的几乎不用。人们常常直呼对方的名字。直呼姓名,避用称谓,是想与对话人取得平等地位(称谓本身就意味着不平等,追求人人平等是西方人的理想)。而汉语中表示其属关系的称谓却非常多。英语中的cousin一词对应于汉语的表兄、表弟、表姐和表妹等。而brother-in law 一词对应于汉语的姐夫、小叔子(丈夫的弟弟)、小舅子(妻子的弟弟)、连襟等。汉语把表亲、夫妻之间的亲属关系区分得如此严格,既要说出性别,又要分出大小,根本不像英语笼笼统统一个词了事。这种语言现象的产生归因于中国两、三千年之久的封建统治。

3、个人隐私:与外国人交谈,要避免不该问的问题

两个中国人在一起谈及家庭、收入等话题是很平常的,并将能不能谈及这些视为人际关系远近的标准之一。而同外国人交谈时,则不应问及这些问题。外国人私事观念极强,年龄、收入、婚姻状况,甚至体重都是非自由谈论的话题。这种“寒暄”无疑成了对他们私事的干涉。对同一事物的价值判断,对中国人和英美人来说,有可能完全相反。例如,在中国文化中“胖”和“福”这两个概念是相互依存的,人们常用“你发福了”来恭维对方长胖了。而对英美人说他们长胖了,他们会很不高兴,这不仅干涉了他们的私事,而且在他们眼里, 长胖是体质下降的标志。英美男女之间经常相互恭维“你很性感”,被恭维的则会说“thanks”,而在中国是难以想象的,对方会认为你心怀不轨。

在跨文化交际中对那些文化差异性要引起双方的足够重视,以避免社交语用的失误。此外,还应宽容地理解异族文化的礼貌习惯,不能以己度人,更不能用自己民族的礼貌标准去要求对方。如果言语双方都能设身处地地尊重对方的思想感情、文化习俗,那么因各种差异而造成的交际障碍就会减少,并达到彼此理解、配合默契的交际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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