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青铜是人类历史上一项伟大发明，它是红铜和锡、铅的合金，也是金属治铸史上最早的合金。青铜发明后，立刻盛行起来，从此人类历史也就进入新的阶段－青铜时代。 中国使用铜的历史年代久远。大约在六、七千年以前我们的祖先就发现并开始使用铜。1973年陕西临潼姜寨遗址曾出土一件半圆型残铜片，经鉴定为黄铜。1975年甘肃东乡林家马家窑文化遗址（约公元前3000左右）出土一件青铜刀，这是目前在中国发现的最早的青铜器，是中国进入青铜时代的证明。相对西亚、南亚及北非于距今约6500年前先后进入青铜时代而言，中国青铜时代的到来较晚，但却不能否认它是独立起源的，因为中国存在一个铜器与石器并用时代，年代距今约为5500~4500年。中国在此基础上发明青铜合金，与世界青铜器发展模式相同，因而可以排除中国青铜器是由境外传播而来之说。 “国之大事，在祀及戎”。对于中国先秦中原各国而言，最大的事情莫过于祭祀和对外战争。作为代表当时最先进的金属治炼、铸造技术的青铜，也主要用在祭祀礼仪和战争上。夏、商、周三代所发现的青铜器，其功能（用）均为礼仪用具和武器以及围绕二者的附属用具，这一点与世界各国青铜器有区别，形成了具有中国传统特色的青铜器文化体系。 一般把中国青铜器文化的发展划分为三大阶段，即形成期、鼎盛时期和转变期。形成期是指龙山时代，距今4500～4000年；鼎盛期即中国青铜器时代，时代包括夏、商、西周、春秋及战国早期，延续时间约一千六百余年，也就是中国传统体系的青铜器文化时代；转变时期指战国末期－秦汉时期，青铜器已逐步被铁器取代，不仅数量上大减，而且也由原来礼乐兵器及使用在礼仪祭祀，战争活动等等重要场合变成日常用具，其相应的器别种类、构造特征、装饰艺术也发生了转折性的变化。 一、形成期 距今4500~4000年龙山时代，相当于尧舜禹传说时代。古文献上纪载当时人们已开始冶铸青铜器。黄河、长江中下游地区的龙山时代遗址里，经考古发掘，在几十处遗址里发现了青铜器制品。从现有的材料来看，形成期的铜器有以下特点： １、红铜与青铜器并存，并出现黄铜。甘肃省东乡林家遗址，出土一件范铸的青铜刀；河北省唐山大城山遗址发现两件带孔红铜牌饰；河南省登封王城岗龙山城内出土一件含锡7%的青铜容器残片；山西省襄汾陶寺墓地内出土一件完整铜铃，系红铜；山东胶县三里河遗址出土两件黄铜锥；山东省栖霞杨家圈出土黄铜残片。发现铜质制品数量最多的是甘肃、青海、宁夏一带的齐家文化，有好几处墓地出土刀、锥、钻、环和铜境，有些是青铜，有些是红铜。制作技术方面，有的是锻打的，有的是用范铸造的，比较先进。 ２、青铜器品种较少，多属于日常工具和生活类，如刀、锥、钻、环、铜镜、装饰品等。但是应当承认当时人们已能够制造容器。此外，在龙山文化中常见红色或黄色陶鬶，且流口，腹裆部常有模仿的金属柳钉，如果认为这时的铜鬶容器与夏商铜鬶，爵、斝容器功能一样的话，当时的青铜器已经在或开始转向礼器了。 ３、一般小遗址也出土铜制品，一般居民也拥青铜制品。此外，这个时期的青铜制品多朴实无饰，就是有纹饰的铜镜也仅为星条纹、三角纹等等的几何文饰，绝无三代青铜器纹饰的神秘感。 二、鼎盛期： 鼎盛期即中国青铜器时代，包括夏、商、西周、春秋及战国早期，延续时间约一千六百余年。这个时期的青铜器主要分为礼乐器、兵器及杂器。乐器也主要用在宗庙祭祀活动中。礼器是古代繁文缛节的礼仪中使用的，或陈于庙堂，或用于宴饮、盥洗，还有一些是专门做殉葬的明器。青铜礼器带有一定的神圣性，是不能在一般生活场合使用的。所有青铜器中，礼器数量最多，制作也最精美。礼乐器可以代表中国青铜器制作工艺的最高水平。礼器种类包括烹炊器、食器、酒器、水器和神像类。这一时期的青铜器装饰最为精美，文饰种类也较多。 青铜器最常见花纹之一，是饕餮纹，也叫兽面纹。这种纹饰最早出现在距今五千年前长江下游地区的良渚文化玉器上，山东龙山文化继承了这种纹饰。饕餮纹，本身就有浓厚的神秘色彩。《吕氏春秋·先识》篇内云“周鼎著饕餮，有首无身，食人未咽，害及其身”，故此，一般把这种兽面纹称之为饕餮纹。饕餮纹在二里头夏文化中青铜器上已有了。商周两代的饕餮纹类型很多，有的像龙、像虎、像牛、像羊、像鹿；还有像鸟、像凤、像人的。西周时代，青铜器纹饰的神秘色彩逐渐减退。龙和凤，仍然是许多青铜器花纹的母题。可以说许多图案化的花纹，实际是从龙蛇、凤鸟两大类纹饰衍变而来的。 蝉纹，是商代、西周常见的花纹，到了春秋，还有变形的蝉纹。春秋时代，螭龙纹盛行，逐渐占据了统治地位，把其他花纹差不多都挤掉了。 中国古代青铜器的另一个突出特征是制作工艺的精巧绝伦，显示出古代匠师们巧夺天工的创造才能。用陶质的复合范浇铸制作青铜器的和范法，在中国古代得到充分的发展。陶范的选料塑模翻范，花纹刻制均极为考究，浑铸、分铸、铸接、叠铸技术非常成熟。随后发展出来毋需分铸的失蜡法工艺技术，无疑是青铜铸造工艺的一大进步。 在青铜器上加以镶嵌以增加美观，这种技术很早就出现了。镶嵌的材料，第一种是绿松石，这种绿色的宝石，至今仍应用在首饰上。第二种是玉，有玉援戈，玉叶的矛，玉刃的斧钺等。第三种陨铁，如铁刃铜钺，铁援铜刃，经鉴定，铁刃均为硕铁。第四种是嵌红铜，用红铜来组成兽形花纹。春秋战国时也有用金、银来镶嵌装饰的青铜器。 东周时代，冶铸技术发展较高，出现了制造青铜器的技术总结性文献《考工记》。书中对制作钟鼎、斧斤、弋戟等各种器物所用青铜中铜锡的比例作了详细的规定。由于战争频繁，兵器铸造得到了迅速发展。特别是吴、越的宝剑，异常锋利，名闻天下，出现了一些著名的铸剑的匠师，如干将，欧治子等人。有的宝剑虽已在地下埋藏两千多年，但仍然可以切开成叠的纸张。越王勾践剑等一些剑，其表面经过一定的化学处理，形成防锈的菱形、鳞片形或火焰形的花纹，异常华丽。 中国青铜器还有一特点，就是迄今为止没有发现过任何肖像。不少的青铜器用人的面形作为装饰品，如人面方鼎、人面钺等，但这些人面都不是什么特定人物的面容。更多的器物是人的整体形象，如人形的灯或器座；或者以人的整体作为器物的一部分，如钟架有佩剑人形举手托住横梁，铜盘下有几个人形器足之类，这些人形大部分是男女待从的装束，而且也不是特定婢奴的肖像。四川广汉三星堆出土的立体像、人头像，大小均超过正常人，均长耳突目，高鼻阔口，富于神秘色彩，应是神话人物。 商周青铜器中数以万计的铜器留有铭文，这些文字，现在一般叫金文。对于历史学者而言起着证史、补史的作用。 中国青铜器的铭文，文字以铸成者为多。凹入的字样，称为阴文，少数文字凸起，称阳文。商代和西周，可以说铭文都是铸成的，只有极个别用锋利的工具刻字的例子。 西周晚期，开始出现完全是刻成的铭文。战国中期，大多数铭文已经是刻制的，连河北省平山中山王汉墓的三件极为典重的礼器，都是契刻而成，其刀法异常圆熟，有很高的艺术价值。 古人认为青铜器极其牢固，铭文可以传流不朽，因此要长期流传的事项必须铸在青铜物之上。因此，铭文已成为今天研究古代历史的重要材料。 三、转变时期； 转变时期一般指战国末年至秦汉末年这一时期。经过几百年的兼并战争及以富国、强兵为目的的政治、经济、文化改革，以郡县制取代分封制，具有中央集权性质的封建社会最终建立，传统的礼仪制度已彻底瓦解，铁制品已广泛使用。社会各领域均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 青铜器在社会生活中的地位逐渐下降，器物大多日用化，但是具体到某些青铜器，精美的作品还是不少的。如在陕西临潼秦始皇陵掘获的两乘铜车马。第一乘驾四马，车上有棚，御者为坐状。这两乘车马均为青铜器铸件构成，大小与实际合乎比例，极其精巧。车马上还有不少金银饰件，通体施以彩绘。第二乘马，长、高米，可以说是迄今发掘到的形制巨大、结构又最复杂的青铜器。 到了东汉末年，陶瓷器得到较大发展，在社会生活中的作用日益重要，从而把日用青铜器皿进一步从生活中排挤出去。至于兵器，工具等方面，这时铁器早已占了主导地位。隋唐时期的铜器主要是各类精美的铜镜，一般均有各种铭文。自此以后，青铜器除了铜镜外，可以说不再有什么发展了，因而本网对中国古代铜器发展的研究，至隋唐为止。 追问： 复制别人的 这个我刚看过 鄙视这类团队 回答： 我只是代表我 不代表团队啊·········· 追问： 额 这话我喜欢 采纳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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青铜器伪造，可谓五花八门，防不胜防，简要介绍几类 (一)蚌埠货:蚌埠仿古铜器作坊，大大小小有上百家，铜坯多在山西订做的，也 有自家铸造的，主要以电解腐蚀与化肥腐蚀为主，水坑干坑均有，从商周到汉代 造型齐全，特点是胎体厚重，锈色松而鲜艳，没蓝锈，器内做不好，有的带范线， 但不做垫片，绝大多数不过关。各大古玩市场地摊都能看到。 (二)河南刀:市面上杀人最凶的就是河南造假青铜，河南刀全国闻名，远销海外， 河南电解作伪铜器也很多，蓝锈以染色为主，水洗易掉色。河南的老铜改装，多 用树酯漆做锈，很嫩火烧易燃。老铜器机械后刻工比较有名，多是素鼎素瓶，刻 细小回纹，经局部腐蚀，容易蒙人，细心可看出机械刀削轮廓比较锋利，多不过 关，河南的拼装，包皮，移植锈己形成产、供、销一条龙，各大古玩市场均能看 到有河南人放过来杀人的假货，其中有些后错金，宝剑后磨花，己到了乱真的地 步。 (三)陕西错:陕西老铜后错做的非常好，有的锈色处理，可谓天衣无缝，不挑出 金银丝，几乎看不出是后错，还有一种错银方法更奇了，用铝合金粉末压缩到铜 胎凹槽内，这种工艺不适合老铜。普通铜镜，能雕出头版，能改成战国镜，镜背 水银沁做的也好，还能在老剑上镀出几何形花纹。江浙一带的藏家易上当。 (四)阜阳工:前几年阜阳水坑做的很好，现在基本是老铜贴工，素的老铜器贴上 树酯合成的战国工，非常逼真，阜阳铜器修复也是全国一流，他们能将鎏金残片 拚成鎏金怪兽，接缝处理的非常好，上手感觉比较熟，油性重。 (五)荆州造:生坑假货遍布市场的时候，湖北荆州，枣阳一带却研制出高仿水坑， 有的高仿品范线垫片都有，瓶足内模还在，身上还有丝织品腐烂痕迹，器物工艺 流畅，重量很轻没脆声，铜质也对，有的还做出轻微损坏，足以乱真。这类主要 仿战国大尺寸器物，浅浮雕工艺为主，铜坯成型后，经火烧薰黑，再埋入土中腐 蚀，由于皮壳厚度不够，器物易露铜，口沿油性重，花纹版模深浅不均，见过一 次就会识别了。 对青铜仿制做假的重点区域作了五项归纳，它们分别是蚌埠货、河南刀、陕西 错、阜阳工、荆州造。四年过去了，上述地方的青铜作假又呈现出新态势，因一 些因素限制，我所了解到的只能粗略写一些： 一:蚌埠货。 四年过去， 蚌埠产品己广为人所知， 以前密集的作坊己是门庭冷落， 好多仿铜的改行玉器加工、经营奇石等等，也有仿铜的辗转去了成都等地，仿制 一些巴蜀文化铜马、摇钱树，以及三星堆、滇文化特征的产品，蚌埠现有的仿古 作坊，电解做旧的技术并没什么改进，不怎么生产高仿品，以纯工艺品为主，主 要仿制汉以上纹饰精美，工艺复杂的产品，简单做一下绿皮，因为是精美的纯工 艺品，客商多来北京，广州等地，有的也销往港澳及海外。因为这类产品是纯工 艺品，范线僵硬，胎体厚重不做垫片。令人想不到的是，这类纯工艺品，却时常 有人发到收藏论坛当做国宝叫卖。 二;河南刀。现在河南仿铜日新月异，不断有新产品出来，错金银、鎏金、后工、 后刻铭工、后镶松石，新旧拼装、改造、包皮、移植锈己无所不能。河南电脑刻 工的产品己不多见，高仿红斑绿锈仿商周的比较多，以觚、爵常见器物为主，很 少有水坑品种，新型拼装采用更先进的铜焊技术，做得好的器物外表肉眼无法看 出接口，器内接缝为树酯做锈，完全过关的不多，伪刻铭文的字口略僵，细心可 看出起刀收刀痕迹，市面常有河南包老铜皮的成套编钟，铜片接缝处理采用铜焊 接， 以前针扎刀刮可鉴别出的方法完全失效， 凡成套编钟弹指敲击象是塑料声音， 都有问题。 以前采用不干胶贴在铜器与兵器上再腐蚀仿做错金花纹的工艺均己淘 汰，纯新铸造的工艺没什么改进，孔雀蓝仍然做不出，仿制孔雀蓝依然靠油彩染 色，少数移植锈是从废铜上整块剥下，再用胶粘上仿制品上，新手看这类锈，最 好用刀刮一下，从北京广州返销河南的东西也多，多是前些年用胶水修复过的， 又重新流到河南精加工，于是河南真货多，假货也多，成了全国青铜集散中心。 三;陕西错。陕西高仿错金，己从各类老铜后错转向新工艺品，多是臆造品，类 似河南的部分产品陕西、山西均有作坊仿制，老铜错铝合金几乎看不到了，河南 有种高仿老剑后错金，工艺力度很逼真，金丝上有结晶锈，剑格、同心圆镶有松 石，据说这类产品出自陕西，很多是专门针对江浙收藏家特制的，我听浙江有位 擅长鉴定铜器的朋友说过，浙江爱好收藏的企业家，人手一把越王勾践剑、或吴 王夫差戈，再过几年，也许会迅速扩大到国内外的收藏家人均一把，有朝一日来 个华山论剑，场面肯定十分壮观。 四;阜阳工。安徽阜阳的树脂贴工，随着藏友对其特征的认识，己经没了市场， 因为这类产品的铜坯子多是用废旧残破铜器胶水粘接的， 几年后胶水失效铜片纷 纷裂开散架，以前贩运这类伪铜器到南方各地的，多不敢来了，还有些砸在手上 的，常发在收藏论坛试图蒙出去，阜阳修复铜器的也从树脂补添工艺改为青铜铸 造。阜阳工的时代基本己经终结。 五;荆州造。荆州的高仿水坑依然在生产，荆州造兵器与铜镜后刻工，己经名扬 天下，高仿品供不应求，其中荆州仿造铜兵器己达到乱真的地步，荆州仿制铜剑 基本都是水坑，做旧后微有毛口，极易迷惑人，这类铜剑，长短宽窄尺寸应有皆 有，老剑新剑后磨花的品种，以菱型几何纹最为逼真，还有些臆造的龙纹凤纹之 类，铜兵器错金也是荆州造一大特色，也有错得好的，但大多是画蛇添足，比如 剑把顶端错一圈铭文，筒型把上很窄的剑格上也错上细如针丝的铭文，也有所谓 烙银的铜矛，其特征均是水坑，皮壳厚度不够易露白铜，铜矛管内常塞有一截烂 木头，铜剑有时还配上黑漆剑鞘，漆壳上描有楚式花纹，并用坑泥和水浸泡，然 后用塑料纸包着出售。荆州铜镜后刻工多采用素镜，或厚胎不值钱的镜子，纯手 工玉雕机雕刻，镜面保持原貌，背面纹饰多是仿汉与战国镜为主，皮壳处理的很 好，但钮部多有破绽，纹饰油性重，象擦过皮鞋油似的，因其产量有限，见过这 类产品人并不多，据说仿家附近宾馆常年有人住着等货。 五;其它。有一种仿品去年上市，我到现在还没弄清产地，造型仿商周中高档器 物为主，呈亮皮壳，有范线没有铭文，器内修胎不规整，厚薄不均，胎体轻巧， 声音不响，材质非常脆，器耳与器足易断裂，器外有红斑绿锈，还有结晶样石灰 锈，从断裂处看，并非青铜铸造，鼎之类很厚的实心耳与足，手电钻打下去呈褐 色粉末状，不见铜屑，从工艺流程上看，象是金属粉末模压的，到各大古玩市场 放货的贩子，多自称是湖南宁乡出土，这类伪品按常规方法鉴别极易走眼，因此 上当的也大有人在。学习青铜器鉴定的意义及鉴定青铜器的方法学习青铜器鉴定的意义青铜是人类历史上的一项伟大发明，是世界冶金铸造史上最早的合金。中国 古代青铜器是中国的国粹，中国的艺术品当中只有青铜器是被全世界所公认的。 从夏代起源， 经过商周、 秦汉至宋代金石学诞生， 从单一的收藏， 变为一种学问， 一种研究对象。青铜器的价值被世界公认主要是在 1840 年鸦片战争后，中国的 大门被打开，外国人进入中国，发现中国的青铜器造型独特，做工精美。在西方 国家里，18 世纪才出现抽象派和印象派的青铜器造型，在中国 3000 年以前就有 了，所以外国人非常喜欢我国的青铜器。如今像牛尊、羊尊、马尊等大部分流散 在国外，中国青铜器的艺术地位在世界上可与西方的油画、雕塑相提并论，在世 界的各大博物馆里都有一个专门的中国青铜器馆。世界各地博物馆和美术馆，无 不把中国青铜器作为馆藏重器，历代收藏家更是把收藏青铜器作为镇宅之宝，世 代相传。如今盛世兴收藏，青铜器更是收藏家们竞相追逐的宝贝。 中国青铜器的发展经历了历史的不同时期， 它的风格从庄严的艺术风格转向 了朴实、简洁、明快，同时青铜器的社会功能也从祭祀用的礼器逐渐转变成实用 器具。青铜器的纹饰则由庄重的饕餮纹、夔纹到富有韵律的窃曲纹、环带纹，再 发展为清新的蟠螭纹、宴乐、攻战纹等,其间动物纹饰狰狞的超自然魔力逐渐减 弱，直至丧失。这种纹饰的变化不仅仅是因为制造工艺或者人们审美水平的提高 引起的，同时与人类生产力的提高及社会的变革也存在一定的联系。青铜器纹饰 的产生是中国劳动人民勤劳、朴实、聪颖、智慧的结晶，是体现人们美好心愿的 依托物，是人们与大自然抗争、共存、达到“天人合一”朴素心愿的具体表现， 他们用高超的铸造技艺，为我们留下象征中华文明的艺术瑰宝。 中国古代铜器，是我们的祖先对人类物质文明的巨大贡献，虽然从目前的考 古资料来看，我国铜器的出现，晚于世界上其他一些地方，但是就铜器的使用规 模、铸造工艺、造型艺术及品种而言，世界上没有一个地方的铜器可以与中国古 代铜器相比拟。 这也是中国古代铜器在世界艺术史上占有独特地位并引起普遍重 视的原因之一。青铜文化的变迁体现了社会、经济的变迁以及文化内涵的变迁。 因此，学习青铜器鉴定对世界文明的发展和进步具有着深远的意义。 青铜器的鉴定方法 青铜器的鉴定方法青铜是指红铜与锡、铅等其他化学元素的合金,因颜色呈青灰色而得名，其 质地坚硬，我们平时所说的铜质在鉴定中很重要的一个门类，在早期的青铜中， 其颜色有很多是发深红色的，很多人都把这样的铜红青铜，这种铜质在坚硬程度 上远不如后来冶炼出的青铜坚硬，青铜铜质的演变，是一个由深红到青色到黄铜 的一个过程，其中在唐代出现了白铜大多用于制造铜镜，到了明代有一些红铜的 艺术品，但是其铜制的提纯技术已经达到了很高的水平，比如宣德炉，清代大多 是红铜，这些不同的铜质由于配比的关系远不如现在铜质的质地，由于青铜配比 的比例数据并不统一所以造假者制出的铜器质地上还是很容易辨别的， 但是现在 有很多人将老铜器回炉使得制造出的铜质很逼真， 但是这种方法的不足就是破坏 了包浆。古代青铜器是贵族的奢侈品或者是兵器或者是车马器，它有很严格的使 用机制，也有严格的制造机制，除了一些简单的民用器之外，漂亮的文饰复杂的 礼器 、酒器、祭器都是古代上层社会文化的缩影。青铜器大件的东西要不没有， 一旦出现，就绝对不是粗制滥造的东西。掌握好每个时期的文饰是很重要的，因 为在和伪造者之间是一个比拼知识的过程， 只有拥有了足够多的知识之后才会找 到一些细微的漏洞，从美学的角度上讲，古代青铜器文饰都很流畅，生动，而且 就我们今人来看有很强烈的时代气息，而伪造的文饰呆板没有力度，有的地方还 会出现一些很锋利的铜渣，铭文是一个比较难的鉴定，有阳铸和阴铸之分，除了 要知道一些简单的字的写法之外，也要讲究美观和力度，阴刻的文字要去观察它 底子和锈色的统一。 前面提到包浆。包浆是青铜器经历了时间洗礼之后，铜质地发生了一系列的 化学反应之后所产生的依附于青铜器的“外壳”，它包括地子和铜锈两部分，地子 是离“铜骨”最近的一层锈，在地子之外的就是我们见到的普通意义上的铜锈了， 由于坑口的不同，它所呈现出的样貌也就各有不同，在出土地点好的地方会出现 干坑的硬锈，还有沙坑的贴骨锈，枣红皮等等一眼开门的锈，它们的特点是锈色 贴骨坚硬，已经与铜融于一体，很难清除，还有南方的水坑，出土地过于潮湿的 脏坑，一些传世的物件或者经过人们不断的把玩之后，表面显的油亮，或者是绿 漆古或者是黑漆古，其中值得注意的是，在北方一些干坑口中，有一种‘泛金’的 皮壳，让人感觉它的质地是黄铜或者有溜金的感觉，这种皮壳并没有溜金器那样 的亮丽，显的暗淡了许多，这种皮壳虽然没有或者只有很少的贴骨锈，但是却也 是比较开门的皮壳，它并不易仿造，以上罗列的古铜锈只是铜锈的一个大的方向 上的分类，即使同一种坑口的铜器所显示出的铜锈也并不是相同的！正因为铜锈 的种类如此繁多，而很多初入收藏的人由于所见铜锈有限，所以它也就成了仿造 者重点去仿制的要点之一了，仿制者仿制铜锈大概有这么几种方法： （一）化学方法仿制铜锈，用化学药品仿制出的铜锈，大多锈色很浮，没有 贴骨的感觉，它直接把药品施于铜器之上也就没有地子可言了，它只有绿锈而绿 锈也多是呈现粉末状的，如果用坚硬的工具去检查的话，可以发现。而古铜的绿 锈很难见到那么多的粉末。就目前来说，红斑和宝石蓝是很难仿造的，假铜器上 的红斑，大多是铁锈，仔细去观察的话还是很容易辨别的，一是颜色 二是结构。 这种方法制出的包浆太过刻意， 给人很夸张的感觉， 也就是大家感觉过了的原因。 即使经过长时间的把玩也不会改变那种松软的质地。 （二）将真铜锈粘贴上器物之上，这种方法造出的皮壳很具杀伤力，但是如 果仔细观察的话，这种锈下面是没有地子的，而且由于胶水的粘和大多是成块状 的而且很难具有真铜器包浆那种自然统一的感觉。 （三） 直接将铜器埋藏于地下若干年，这种方法造出的铜锈很容易识别， 锈色很浮，很容易清除。 在现代青铜器的伪仿品越来越多，仿制的技术水平也越来越高，鉴定一件青 铜器的真伪主要的方法就是针对千穷百态的仿制手段逐一击破。 李行杰 200900301026 电控系自动化 091 班
摘要：夏代作为中国青铜时代的发展时期，其青铜器的审美特征突出地表现在酒器和兵器的造型形式和纹饰意蕴之中。尽管这一时期的青铜器仍然显得相对朴实，但其实用功能和形式美感兼具的造型，以及变化多样的几何纹和威严庄重的动物纹装饰，却凸显了其鲜明的时代审美风格：寓意象征性、庄严厚重性和整体适应性。这为商周青铜器鼎盛时代的到来，在审美的造型、纹饰和风格上均作了必要的铺垫。关键词：夏代青铜器;造型;几何纹;动物纹;寓意象征;庄严厚重Abstract: As the development time of Chinese Bronze Age, the esthetic characteristics of Xia Dynasty bronze utensil prominently is shown on modeling form and decorative design of drinking utensil and weapon. Although this time’s bronze utensil still appeared relatively simple, the modeling with practical function and form esthetic sense, as well as the changed diverse geometry decoration and the dignified grave animal decoration, actually display its bright time esthetic style: Implication symbolic, dignified massiveness and overall compatibility, which prepare both for the arrival of Shang and Zhou bronze prosperous time and the esthetic modeling, decorative design, word: The Xia dynasty’s bronze; modeling; geometry grain; animal grain; implication symbol; dignified早在6500年前，陕西临潼姜寨的仰韶文化先民铸造出了第一块铜片；随后，从马家窑文化到龙山文化时代，先民们又遗留下来了陶寺遗址的铜铃，登封王城岗遗址的残铜片、坩锅残片等；到了甘肃青海的齐家文化时代，他们则开始冶铸或冷锻出铜刀、凿、锥、钻头、斧、匕、指环以及小饰件和镜子等铜器。这些显示了中国文化由“铜石并用时代”向“青铜时代”的缓慢过渡。而到了夏代，青铜器工艺在总结新石器时代器物制造经验的基础上取得了长足的进步。偃师二里头遗址和夏县东下冯遗址这一片独特面貌的早期青铜文化区域，同中国历史记载的夏王朝统治的范围大致吻合；考古发掘的大量青铜器，又与夏人的一些史实——如夏禹的 “贡金九牧，铸鼎物象”（《左传•宣公三年》）、“以铜为兵”（《越绝书•记宝剑》），夏后启的采矿冶铜等，也是可以相互印证的。尤其是二里头遗址中发掘的炼渣、炼铜坩埚残片、陶范碎片，表明青铜器的冶炼作坊已初具规模。因此，“青铜器的大量铸造和使用是二里头文化的重要特征之一……二里头文化……已进入中国青铜时代的发展时期”[1]。夏代青铜器已经开始走出新石器时代青铜器制造的原始阶段，其大量的礼器和兵器形成了中国青铜器造型的基本格局，神秘的兽面纹开启了中国青铜器纹饰的主体图案，庄严厚重的审美感受更是代表了中国青铜器的整体艺术风格，这些均为商周青铜器艺术鼎盛时期的到来作了必要的铺垫。一 造型形式以二里头文化遗址为代表的夏代文明，其出土的青铜器主要有礼器中的酒器爵、斝、角、盉，饪食器鼎，兵器中的戈、钺、镞，乐器中的铃，以及镶嵌绿松石兽面纹铜牌饰和残存的圈足器等，从而奠定了中国青铜器以礼器和兵器为主要形制的造型格局。在众多的器形之中，仅就青铜爵而言，“二里头文化的青铜爵大体上有两种造型，一类是原始型的，即爵的样式基本上是模仿陶爵的，它的外形和二里头遗址中出土的手制陶爵有着相似的特征，细腰、平底、短足，呈荷叶状的边口部和流从口部的延伸不甚规整，外观颇像用手捏成的陶器。另一类造型是比较精致型的，器壁匀薄流狭长而线条优美精细，虽然同是细腰平底，显然是在陶范上事先作过细致修整的，三足细长而微呈曲线形”[2]。这种原始型和精致型的变化，实际上体现了从早期到晚期夏代青铜器造型由简单向复杂多样，由粗放向精致演变的审美历程。早期的青铜器形制主要受同时期的各类陶器的影响。如夏代早期作为食器的青铜三足云纹鼎，矮小、无柱、口沿平直，其祖型就是新石器时代的陶鼎；作为酒器的青铜束腰爵，素面无柱，形体单薄古拙，充满着浓厚的原始初创气息，其流的长短、俯仰以及爵身趋扁宽的形式也同龙山文化的豫西三里桥类型和豫北后岗类型陶器如出一辙，并没有摆脱陶爵的三条矮尖足附于器底的外侧、形体圆润以及没有棱角变化等浓重特征，更“没有形成青铜器所特有的准确造型和挺劲的轮廓线，也未经精工磨砺”[3]，这无疑是二里头青铜爵的最早形式。铜鬲的口沿也与陶鬲口沿的折沿式和侈沿式相对应，其足仍沿用规整圆锥体的陶鬲足。因而，这一时期的青铜容器“从其形制特征来讲，它们几乎全与同时的陶器相同，它们的发展演变也与相应的陶器同步”[4]。夏代早期的青铜器尚处于祖型于陶器的阶段，还没有形成自身独立的审美特征。到了夏代后期，青铜器则相对精巧，造型具有一定的审美价值。此时，青铜爵造型的陶器特征显著减退，在注重实用的同时，还十分讲究形式感，增设了距离很近且具有装饰性的两乳钉状柱，三足分布规矩，接近于等腰三角形，口沿呈凹弧流线型。另外，爵的侧面设一折弧形大鋬，鋬面上又加铸两个狭长的镂孔，既有效控制了鋬的厚度，又增饰了具有装饰效果的镂孔纹；1959年上海博物馆自废铜中抢救出来的乳钉纹管流爵，其一侧设斜置的流管，流上铸两个方折形饰物，造型别具一格，其鋬下有一圈较宽的假腹，其上铸用多个空心圆孔，形成镂空的装饰效果；尤其是二里头出土的乳钉纹长流爵，流特别细长，作狭槽状，尾与其对应，既平衡了重心，又显得修长而纤细，三足尖端呈弯弧线状而外撇，这些与扁平直立式样规整的橄榄形爵身搭配和谐，刚柔相济，已经脱离了夏代陶爵的体制，并成为中国酒具的形象代表。这时的青铜鼎，其腹部较为高深，配三只四棱锥形空心足，两耳立于口沿上，其中一耳与一足呈垂直线对应，另一耳则位于另外两足中间，整体造型兼具实用和审美的双重要求，给人一种规整中有生气，对比中显和谐的审美感受。同时，这一时期还出现了创新型的高颈扁腹直壁斝（二里头遗址六区M9：1），口沿上设两个三菱锥状矮柱，腹部鼓起，下承三个大空锥足，器壁很薄，其先进的设计直接是二里岗文化铜斝的原始祖型。夏代晚期处理器壁匀薄的技巧，也为商代青铜器物新颖造型的设计开创了先河。二 纹饰意蕴夏代青铜器的纹饰，一方面对同时期的灰陶和礼玉的纹饰有所继承，另一方面又结合当时专制社会形成阶段的特征对其纹饰作了一定的扬弃，所以无论是纹饰的结构特征，还是其表现方法，均形成了鲜明的时代特征。夏代青铜器纹饰多以乳钉或圆饼状的实心的连珠纹，以及弦纹、云雷纹等几何纹为主，虽然还没有发现像商代青铜器上直接铸刻的饕餮动物纹为主题的装饰，但在二里头遗址发掘的用绿松石镶嵌而成的动物头部图案的铜牌饰上，却已经形成了这一动物纹的基本模式，从而开启了中国青铜器动物纹的先河。（一）几何纹几何纹在新石器时代的彩陶上就早已出现，而到了夏代，青铜器则开始模仿陶器的各种几何纹饰类型，出现了一些简单的连珠纹、弦纹和云雷纹，从而开启了中国青铜器纹饰的先河。这些几何纹虽然相对单纯和平面化，却不仅具有形式上的变化和结构上的美感，体现了丰富的审美风尚和极具时代性的文化内涵。最早出现的连珠纹图案呈小圆珠状，有单排和双排两种横式排列，圆圈也有实心和空心之分，多饰在器物的肩上或器盖的边缘等部位，其形成也经历了一定的演变过程。如青铜器上的乳钉等，首先可能是防碰撞的实用功能和相对规则的装饰功能的统一，后来其实用功能退化，渐渐演化为专门的装饰性图案。二里头乳钉纹斝颈部突出的圆饼状乳钉纹（即连珠纹），作为青铜器上简单而原始的纹饰，就是在防滑的实用基础上而形成的。据考证，连珠纹是用一个管状器在陶范上印制的，圈与圈间距的疏密，横行排列的整齐，虽不很严格，却显得自然。如二里头铜爵上也饰有很不规矩的圆点纹，作单向或双向排列，类似的还有上海博物馆收藏的一件铜角，其杯体下部也铸有圆圈状的连珠纹。弦纹也是青铜器上简单的纹饰，为一根凸起的直或横的线条，简洁朴素。它一般与乳钉状连珠纹配合使用，并且多作为连珠纹的边框。如夏代晚期的乳钉纹管流爵的颈上也饰弦纹三道，其间夹杂疏密有致的双排乳钉纹，显得规整而又有变化；二里头出土的铜斝，与鋬相背的腰腹正面装饰有两道凸弦纹，中间则夹有一排五颗乳钉纹，从而在腹部形成了一周由凸弦纹与圈纹组成的宽带纹，显得简洁而利落，形成了夏代青铜器纹饰的特有形式，与青铜时代的其它阶段的纹饰风格迥异。云雷纹是夏代青铜器上最为典型的几何形图案，是用利器在陶范上刻划而成，圆柔形的云纹和方折形的雷纹连续出现，构成了回旋式线条，显得自然流畅。夏代青铜鼎的腹部一般多饰以云雷纹，较特殊的是二里头六区（KM3：2）青铜戈，其曲内后部也铸有凸起的云纹，纹间的凹槽内还镶嵌有绿松石，将相对神秘庄重的云雷纹打扮得楚楚动人，寓庄严与审美于一体。这种云雷纹的阳纹线条在纹饰中间均形成一个圆圈，颇似神秘而狞厉的斜角目纹，周围再搭配饰以抽象而富于变化的阳纹线条，整个构图简洁而生动，寓狞厉与生气为一体，很可能就是商周青铜鼎上兽面纹的胎形。除此之外，二里头文化中出现的几何纹还有近似水涡的涡纹；阳纹线条纵横交错而成的网格纹，如二里头遗址五区M1:1青铜鼎腹部饰有粗疏的带状网格纹；以及绿松石镶嵌十字纹，如1975年偃师二里头遗址出土的圆形青铜器上就饰有两头粗中间细的十字纹，另外一件夏代晚期的镶嵌十字纹方钺在其中心圆孔周围的正反两面也用形状规整的小绿松石片镶嵌成两周十字图案，并在其内外用绿松石片组成两个圆周将其围住，整个图案排列整齐有序，又富于变化。十字纹、圆圈纹与中心镂孔形成方圆，体现了虚实融合的和谐形式感。（二）动物纹到了夏代晚期，铜牌饰的出现才标志着中国青铜器中以夸张形式或以幻想中的动物头部为主体的抽象兽面图案，这也是迄今发现的青铜器上最早的动物纹。该纹饰的动物头部，除两眼之外的其他部分，均为抽象的，而不是具体表现实样的。这可以追溯到龙山文化遗址中石锛上怪异的动物纹饰，身上横条沟曲形的刻线与青铜兽面纹就极为相似，新寨二里头一期文化遗存中发现的陶器盖上也有类似的怪兽纹饰。夏代兽面铜牌上的兽面纹，图案设计简单质朴，特别突出兽目，后来逐渐发展成二里头玉柄形器上的饕餮图案，并成为早商及其以后青铜容器上兽面纹和饕餮纹的祖型。李学勤分析山东日照两镇的玉锛饕餮纹、河南偃师二里头铅的嵌绿松石青铜牌饰饕餮纹时，也指出了其审美过渡性：“山东龙山文化和二里头文化的饕餮纹确实可以看成良渚文化和商代这种花纹的中介”[5]。夏代也有部分铜酒器在器盖的边缘饰以变形的动物纹图案，并且特别突出骇人的双目，营造了一种威严的氛围，既与使用者的礼仪和等级地位相呼应，也与夏代关于龙的神话传说相印证。夏代青铜器上的动物纹装饰，当为商周同类青铜器纹样的滥觞，而且经过变形的动物纹图案也形成了后来青铜纹饰的主体。总之，夏代晚期的青铜器纹饰，一方面赋予了青铜器外在形式的华美与瑰丽，如青铜质料的器物表面，刻以单层平雕纹饰，且纹饰多作条带状，往往给人以既有力度和锐度的触觉感受，又有流畅和圆润的视觉感受，“灵活的线形纹饰弥补了青铜器体块特质的不足，赋予了凝重的青铜器以生命的气息”[6]，形成了刚柔相济的艺术审美韵味；另一方面又承载着特定的文化意味和精神特质，夏代先民把现实以及臆想的物象铸刻在象征权力、威仪和用以祭祀的青铜礼器上，如夏代九鼎的纹饰既满足了其宗教性的龙崇拜，也通过把天下各地的自然资源和财富绘制成图象，刻铸于鼎上，以此作为帝王享有灵物和征收贡赋的象征，突出其现实的攫取权力和树立威信的政治意义。三 艺术风格夏代青铜器由于工艺技术的演进而极大地促进了先民们审美理想的物化，在各类器物造型和纹饰的审美设计中，充分吸收夏王朝这个全新社会形态中的精神内涵和生活习俗，将社会各阶层，尤其是统治阶层的意识形态形象化抽象化地熔铸于这一高贵典雅的青铜器物之中，从而形成了独具时代特色的青铜艺术风格：寓意象征性、庄严厚重性、整体适应性。一是寓意象征性。夏代青铜礼器和兵器的特定功用及其造型纹饰的文化内涵是极具寓意象征性的，不仅寄寓着当时夏代贵族和下层民众对所谓自然力量的利用和膜拜，而且还直接象征着当时社会的政治权力和等级制度。青铜礼器和兵器造型庄重，纹饰逐渐走向神秘化，发挥着“钟鸣鼎食”的重要作用。《左传•宣公三年》载：“昔夏之方有德也，远方图物，贡金九牧，铸鼎象物，百物而为之备，使民知神奸”，夏代青铜九鼎的纹饰图案在象生的背后，仍然隐含着一定的表意性，用鼎的大小、轻重和不同形状、纹饰来象征各种事物和等级制度，既是天下各地自然资源和财富的体现，也是帝王享有灵物和征收贡赋的象征。夏代晚期出土的镶嵌十字纹方钺，根据其平直无锋刃的造型和镶嵌绿松石十字纹的纹饰判断，应该不是一件简单的兵器，“而可能作为仪仗用，是一种军事权力的象征，是现实所有者身份的特殊兵器”[3]，寄寓象征着夏代这一特定历史阶段的意识形态和精神内涵。同时，夏代青铜器的装饰性纹饰自此一改以往的仿生化形式模拟，更多地向着抽象化方向发展。如镶嵌十字纹方钺上的十字纹，是一种抽象的线条，二里头五区M4出土的青铜兽面牌饰，有突出的圆目，装饰性和抽象性特征较明显。夏代是一个充满残酷战争和奴役的时代，这种兽面纹饰“一方面是恐怖的化身，另方面又是保护的神祗。它对异氏族、部落是威惧恐吓的符号；对本氏族、部落则又具有保护的神力。这种双重性的宗教观念、情感和想象便凝聚在此怪异狞厉的形象之中”[7]，夏代青铜礼器的王权性象征在其纹饰尤其是在兽面纹中彰显无疑。因此，夏代社会生活内容和宗教礼仪的丰富，特别是青铜礼器和兵器的精神性特征，强化了夏代器物创造的寓意象征性。二是庄严厚重性。青铜器在夏代作为国家第一重器，其礼仪性比当时全社会普及的陶器要浓厚得多，无论是其坚硬的质地、凝重的色泽，还是独特的造型、别样的纹饰，都在陶器、玉器的基础上融入了审美形式的因素，呈现出威严而凝重的审美风格，形成一种独具时代气息的庄严厚重美。如夏代青铜爵改造了以往陶爵的基本造型，力求使器物的上中下各部位比例协调，左中右各部位保持平衡，以便器物的重心落在中心位置，从而取得沉稳的视觉效果。同时，流管等附件的安置，也在不破坏整体平衡的原则下进行，成为一种有效调节平衡的手段，显得规整而庄严；镶嵌绿松石兽面纹图案的双目以及周围的抽象化线条，装饰虽简洁，却突现出神秘动物的凶猛与残酷，且采用对称平衡的方式，更是给人一种庄严肃穆的审美感受。同时，夏代青铜器的社会政治功能性也极大地影响着青铜艺术的发展方向，几何式的方圆结构，长短大小的比例变化，器腹多为圆方造型，下面贯之以三足，与夏礼的规范性合拍。如青铜鼎在仿照新石器时代陶鼎造型的基础上进一步融入国家的理念，对称规整的双耳立于口沿之上，坚实浑厚的三足承于圆腹之下，营造了一种厚实而稳定的氛围，确实有“定鼎”的气度，成为国家的象征。厚重而不失其精致，形体规整而又显得大方，夏代器物在活泼愉快的自然美基础上形成了厚重而神秘的庄严美，而这种庄严厚重性蔚为夏代青铜艺术的主流，也是整个三代青铜器艺术的审美特质之一。因此，夏代青铜器整体风格的形成，一方面与青铜艺术本身内在求变的的传承与创新有关，另一方面外在的社会、政治、文化也在其演变中也充当着重要的角色，从而实现了器物整体造型和纹饰庄重风格和现实社会权力等级制度庄严氛围的完美统一。三是整体适应性。夏代青铜器尤其注重器物造型、纹饰及其功用的整体适应性。“青铜器的整体艺术造型，主要是器物的形象特点，各种附饰和纹饰的整体适应性水平”[8]，因而夏代青铜器的整体艺术造型也正是表现为其形制、装饰和功能的整体性和相应性，在表现形式、表现手法上，均讲究别致的形制与其特殊功能的紧密联系，讲究纹样及图案在各种不同器皿具体部位结合时的“适形造型”方式。如上海博物馆馆藏的一夏代钉形柱爵，其中腰极细，与上部伸出的流尾，以及下部外撇的锥足形成分段，既利于饮用，又方便摆放，形制与功用得到了完美的结合。此外，夏代青铜器的纹饰，也“布置严谨，意匠奇妙，虽是一种装饰艺术，但和器的形制是一致的，表现一个时代工艺美术的时代特征，也反映了当时人们的观念形态”[9]，并且这些纹饰形象随着不同时代的社会风俗和制作目的的不同，附着于不同的青铜式样上而表现出不同的精神内涵与艺术趣味，从而突显了夏代青铜器的纹饰与功用整体适应性的时代特征。如二里头遗址出土的呈盾牌状的铜牌饰，其凸面由各式形状的绿松石片粘嵌排列成浅浮雕式的兽体形象，多为龙的各种变体，且下体背侧有的还饰以卷云纹，飞龙在天的威严和自由，与夏代先民的龙崇拜思想以及铜牌饰的礼仪功能相得益彰，铜牌饰的纹饰与功用也就在夏代先民的想象中得到了整合。“中国真正进入青铜时代大约是从公元前21世纪开始的，从公元前21世纪至公元5世纪中叶，包括古代文献上记载的夏、商、西周和春秋几个历史时代是中国的青铜时代。时间长达1600年左右”[10]，而在这1600年的演变历程中，夏代青铜器中礼器和兵器的两大工艺造型，几何纹与兽面纹的工艺装饰，以及独具时代特征的庄严厚重的审美艺术风格，无疑具有举足轻重的作用，是我国青铜器工艺的源头，为商代和西周时代青铜铸造业的持续稳定发展奠定了坚实的物质和精神基础。参考文献：[1]张之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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青铜是人类历史上一项伟大发明，它是红铜和锡、铅的合金，也是金属治铸史上最早的合金。青铜发明后，立刻盛行起来，从此人类历史也就进入新的阶段－青铜时代。 中国使用铜的历史年代久远。大约在六、七千年以前我们的祖先就发现并开始使用铜。1973年陕西临潼姜寨遗址曾出土一件半圆型残铜片，经鉴定为黄铜。1975年甘肃东乡林家马家窑文化遗址（约公元前3000左右）出土一件青铜刀，这是目前在中国发现的最早的青铜器，是中国进入青铜时代的证明。相对西亚、南亚及北非于距今约6500年前先后进入青铜时代而言，中国青铜时代的到来较晚，但却不能否认它是独立起源的，因为中国存在一个铜器与石器并用时代，年代距今约为5500~4500年。中国在此基础上发明青铜合金，与世界青铜器发展模式相同，因而可以排除中国青铜器是由境外传播而来之说。 “国之大事，在祀及戎”。对于中国先秦中原各国而言，最大的事情莫过于祭祀和对外战争。作为代表当时最先进的金属治炼、铸造技术的青铜，也主要用在祭祀礼仪和战争上。夏、商、周三代所发现的青铜器，其功能（用）均为礼仪用具和武器以及围绕二者的附属用具，这一点与世界各国青铜器有区别，形成了具有中国传统特色的青铜器文化体系。 一般把中国青铜器文化的发展划分为三大阶段，即形成期、鼎盛时期和转变期。形成期是指龙山时代，距今4500～4000年；鼎盛期即中国青铜器时代，时代包括夏、商、西周、春秋及战国早期，延续时间约一千六百余年，也就是中国传统体系的青铜器文化时代；转变时期指战国末期－秦汉时期，青铜器已逐步被铁器取代，不仅数量上大减，而且也由原来礼乐兵器及使用在礼仪祭祀，战争活动等等重要场合变成日常用具，其相应的器别种类、构造特征、装饰艺术也发生了转折性的变化。 一、形成期 距今4500~4000年龙山时代，相当于尧舜禹传说时代。古文献上纪载当时人们已开始冶铸青铜器。黄河、长江中下游地区的龙山时代遗址里，经考古发掘，在几十处遗址里发现了青铜器制品。从现有的材料来看，形成期的铜器有以下特点： １、红铜与青铜器并存，并出现黄铜。甘肃省东乡林家遗址，出土一件范铸的青铜刀；河北省唐山大城山遗址发现两件带孔红铜牌饰；河南省登封王城岗龙山城内出土一件含锡7%的青铜容器残片；山西省襄汾陶寺墓地内出土一件完整铜铃，系红铜；山东胶县三里河遗址出土两件黄铜锥；山东省栖霞杨家圈出土黄铜残片。发现铜质制品数量最多的是甘肃、青海、宁夏一带的齐家文化，有好几处墓地出土刀、锥、钻、环和铜境，有些是青铜，有些是红铜。制作技术方面，有的是锻打的，有的是用范铸造的，比较先进。 ２、青铜器品种较少，多属于日常工具和生活类，如刀、锥、钻、环、铜镜、装饰品等。但是应当承认当时人们已能够制造容器。此外，在龙山文化中常见红色或黄色陶鬶，且流口，腹裆部常有模仿的金属柳钉，如果认为这时的铜鬶容器与夏商铜鬶，爵、斝容器功能一样的话，当时的青铜器已经在或开始转向礼器了。 ３、一般小遗址也出土铜制品，一般居民也拥青铜制品。此外，这个时期的青铜制品多朴实无饰，就是有纹饰的铜镜也仅为星条纹、三角纹等等的几何文饰，绝无三代青铜器纹饰的神秘感。 二、鼎盛期： 鼎盛期即中国青铜器时代，包括夏、商、西周、春秋及战国早期，延续时间约一千六百余年。这个时期的青铜器主要分为礼乐器、兵器及杂器。乐器也主要用在宗庙祭祀活动中。礼器是古代繁文缛节的礼仪中使用的，或陈于庙堂，或用于宴饮、盥洗，还有一些是专门做殉葬的明器。青铜礼器带有一定的神圣性，是不能在一般生活场合使用的。所有青铜器中，礼器数量最多，制作也最精美。礼乐器可以代表中国青铜器制作工艺的最高水平。礼器种类包括烹炊器、食器、酒器、水器和神像类。这一时期的青铜器装饰最为精美，文饰种类也较多。 青铜器最常见花纹之一，是饕餮纹，也叫兽面纹。这种纹饰最早出现在距今五千年前长江下游地区的良渚文化玉器上，山东龙山文化继承了这种纹饰。饕餮纹，本身就有浓厚的神秘色彩。《吕氏春秋·先识》篇内云“周鼎著饕餮，有首无身，食人未咽，害及其身”，故此，一般把这种兽面纹称之为饕餮纹。饕餮纹在二里头夏文化中青铜器上已有了。商周两代的饕餮纹类型很多，有的像龙、像虎、像牛、像羊、像鹿；还有像鸟、像凤、像人的。西周时代，青铜器纹饰的神秘色彩逐渐减退。龙和凤，仍然是许多青铜器花纹的母题。可以说许多图案化的花纹，实际是从龙蛇、凤鸟两大类纹饰衍变而来的。 蝉纹，是商代、西周常见的花纹，到了春秋，还有变形的蝉纹。春秋时代，螭龙纹盛行，逐渐占据了统治地位，把其他花纹差不多都挤掉了。 中国古代青铜器的另一个突出特征是制作工艺的精巧绝伦，显示出古代匠师们巧夺天工的创造才能。用陶质的复合范浇铸制作青铜器的和范法，在中国古代得到充分的发展。陶范的选料塑模翻范，花纹刻制均极为考究，浑铸、分铸、铸接、叠铸技术非常成熟。随后发展出来毋需分铸的失蜡法工艺技术，无疑是青铜铸造工艺的一大进步。 在青铜器上加以镶嵌以增加美观，这种技术很早就出现了。镶嵌的材料，第一种是绿松石，这种绿色的宝石，至今仍应用在首饰上。第二种是玉，有玉援戈，玉叶的矛，玉刃的斧钺等。第三种陨铁，如铁刃铜钺，铁援铜刃，经鉴定，铁刃均为硕铁。第四种是嵌红铜，用红铜来组成兽形花纹。春秋战国时也有用金、银来镶嵌装饰的青铜器。 东周时代，冶铸技术发展较高，出现了制造青铜器的技术总结性文献《考工记》。书中对制作钟鼎、斧斤、弋戟等各种器物所用青铜中铜锡的比例作了详细的规定。由于战争频繁，兵器铸造得到了迅速发展。特别是吴、越的宝剑，异常锋利，名闻天下，出现了一些著名的铸剑的匠师，如干将，欧治子等人。有的宝剑虽已在地下埋藏两千多年，但仍然可以切开成叠的纸张。越王勾践剑等一些剑，其表面经过一定的化学处理，形成防锈的菱形、鳞片形或火焰形的花纹，异常华丽。 中国青铜器还有一特点，就是迄今为止没有发现过任何肖像。不少的青铜器用人的面形作为装饰品，如人面方鼎、人面钺等，但这些人面都不是什么特定人物的面容。更多的器物是人的整体形象，如人形的灯或器座；或者以人的整体作为器物的一部分，如钟架有佩剑人形举手托住横梁，铜盘下有几个人形器足之类，这些人形大部分是男女待从的装束，而且也不是特定婢奴的肖像。四川广汉三星堆出土的立体像、人头像，大小均超过正常人，均长耳突目，高鼻阔口，富于神秘色彩，应是神话人物。 商周青铜器中数以万计的铜器留有铭文，这些文字，现在一般叫金文。对于历史学者而言起着证史、补史的作用。 中国青铜器的铭文，文字以铸成者为多。凹入的字样，称为阴文，少数文字凸起，称阳文。商代和西周，可以说铭文都是铸成的，只有极个别用锋利的工具刻字的例子。 西周晚期，开始出现完全是刻成的铭文。战国中期，大多数铭文已经是刻制的，连河北省平山中山王汉墓的三件极为典重的礼器，都是契刻而成，其刀法异常圆熟，有很高的艺术价值。 古人认为青铜器极其牢固，铭文可以传流不朽，因此要长期流传的事项必须铸在青铜物之上。因此，铭文已成为今天研究古代历史的重要材料。 三、转变时期； 转变时期一般指战国末年至秦汉末年这一时期。经过几百年的兼并战争及以富国、强兵为目的的政治、经济、文化改革，以郡县制取代分封制，具有中央集权性质的封建社会最终建立，传统的礼仪制度已彻底瓦解，铁制品已广泛使用。社会各领域均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 青铜器在社会生活中的地位逐渐下降，器物大多日用化，但是具体到某些青铜器，精美的作品还是不少的。如在陕西临潼秦始皇陵掘获的两乘铜车马。第一乘驾四马，车上有棚，御者为坐状。这两乘车马均为青铜器铸件构成，大小与实际合乎比例，极其精巧。车马上还有不少金银饰件，通体施以彩绘。第二乘马，长、高米，可以说是迄今发掘到的形制巨大、结构又最复杂的青铜器。 到了东汉末年，陶瓷器得到较大发展，在社会生活中的作用日益重要，从而把日用青铜器皿进一步从生活中排挤出去。至于兵器，工具等方面，这时铁器早已占了主导地位。隋唐时期的铜器主要是各类精美的铜镜，一般均有各种铭文。自此以后，青铜器除了铜镜外，可以说不再有什么发展了，因而本网对中国古代铜器发展的研究，至隋唐为止。 追问： 复制别人的 这个我刚看过 鄙视这类团队 回答： 我只是代表我 不代表团队啊·········· 追问： 额 这话我喜欢 采纳了
在中国古代早期的工艺美术中，如果说陶器是原始社会新石器时期的象征，那么青铜工艺便可成为奴隶社会工艺美术的典型代表。 人类经历了原始公社时代的漫长跋涉之后，进入了奴隶制社会。在中国，作为奴隶社会文明标志的，是青铜工艺。史家把奴隶制时代称为“青铜时代”。 青铜器的发达的铸造工艺充分体现了中国奴隶制社会时期高度发展的生产力水平，它的丰富多彩的造型和纹饰，集中反映了中国劳动人民杰出的艺术创造。 1．什么是青铜器 青铜是铜和锡铅的合金，因为红铜（纯铜）的熔点很高（1083C），而硬度较低，加入锡，可以降低熔点（700—900C），而且增加硬度，在应用上具有广泛的适用性。人类在使用铁器以前，广泛地使用青铜铸造各种器具。 2．青铜器的分类 青铜器的范围非常广泛，从功能上大体可分为四类： （1）礼器：商周时期，一些日用青铜器由于用作祭祀和典礼时的陈设而被赋于特殊意义，成为青铜礼器。如鼎、鬲、尊等。 （2）乐器：到春秋时期，乐器在祭祀和典礼中更是不可缺少，所谓“钟鸣鼎食”即反映了当时的情况，如饶、钟、铃、鼓等。 （3）兵器：现出土的兵器以春秋战国时最多。有戈、钺（yue）、矛、剑、镞（zu）等。 （4）工具及车马具：如犁、锄、镰、铲、斧等。 此外，青铜日用器从用途上的主要分类有：食器、酒器、水器、日用杂器四种。其中以食器、酒器为主。 3．青铜工艺在造型和纹饰的主要特征： 从艺术欣赏的角度来看，中国古代青铜工艺的突出 成就，是丰富多样的造型和纹饰，以及不同历史时期不同的艺术风格。 中国的青铜工艺，以商、周两代的青铜器为代表，如最重要的是所谓青铜礼器——鼎。鼎是古代的煮食器，其造型特征为由腹、足、耳三部分组成。腹可以盛物，足可以扬火，耳可以穿杠搬运。鼎是青铜礼器中最为重要的一个品种，它的实用意义是盛放或烹煮食物，但它的价值却体现在对礼治的维护上。一般多用于奴隶主阶级的祭祀和宴饮，具有区别尊卑贵贱的功能，是奴隶主统治权力的象征。文献记载：“天子九鼎，诸侯七鼎，大夫五鼎，元士三鼎或一鼎”。（又有成语“一言九鼎、问鼎中原、三足鼎立”） 如《司母戊方鼎》，形式厚重华丽，充满了神秘、威慑的色彩。司母戊方鼎是迄今出土的所有鼎中最大最重的，它还有一段传奇的经历。1939年3月，这只鼎出土于河南安阳侯家庄武官村吴玉瑶家的农田中，因鼎太重太大，移动困难，人们便想锯断大鼎，然后运出，但仅锯一足，便锯不断，于是悄悄地把鼎埋起来。后来消息走漏，日本人来搜索未成，便出价70万圆伪币收购，当地人们巧妙地送出另外一鼎，算将此鼎留下。 抗战胜利后，1946年6月，大鼎重新掘出，但已失去一耳（后来补上），先存放于安阳县政府。同年十月底，当时国民政府主席蒋介石60寿辰，当地驻军将大鼎作为寿礼，用专车运抵南京，保存在中央博物院筹备处。后来，国民党政府曾想将此鼎运往台湾，终因过于困难，才打消了这一念头，建国后，此鼎存于南京博物院，1959年拨交中国历史博物馆，现已成为镇馆之宝。 西周中期以后，青铜器的神秘色彩逐渐淡化，风格趋向简朴，追求朴素、典雅之美。如《孟鼎》，造型雄伟凝重，纹饰简朴。 春秋中期以后，青铜器逐渐变成供统治阶级享用的生活用品。青铜器的造型趋向轻灵、奇巧，装饰手法写实，纹饰也易于理解。如，莲鹤方壶》，便是这方面的代表作。 另外《曾侯乙编钟》是最重要的出土文物，编钟共56件，分上、中、下三层。经检测每件编钟不仅都能发音，而且能发两个不同的音，可以 演奏各种现代乐曲，而且音质纯正，音色优美。这是 目前世界上仅有的保留着原有音响的一套特大型定音古乐器，也是世界上保留下来的最古老的12个半音的乐器。 （录象：曾侯乙编钟） 秦、汉时期，由于铁器和漆器比青铜器更方便，从 而逐步取代了青铜器，青铜器便向轻便、精巧、实用的生活用器和观赏器方向发展，它们往往以实用和美观的高度统一而引人注目。 （录象：青铜工艺） 这个是青铜器辨别真伪的论文 伪造青铜器主要是为了牟利，而仿造青铜器则是出于对古代文化的尊重与爱好，或是出于复古以宣扬传统礼教之目的，所以仿古与伪造二者制作的目的与性质均不同，由此在器物上也表现出某些不同的特点，有必要加以区别。唐代以来各个时期仿古作伪的情况大致可概括为四句话：唐宋为仿，元明是变，清代在改，民国是。现将其基本情况概述如下。 古代青铜器的仿造 仿造先秦青铜器的历史约可以追溯至宋代，当时金石学兴起，公私皆以收藏商周青铜器为乐事，宋宫廷曾据内府所藏商周青铜礼乐器大量仿造，以为郊庙之用。特别是政和年间，由于徽宗酷喜古物，常命良工仿制新得之古器，故所制尤多(见翟耆年《榴史》)。但南宋之后，铜器常被销毁铸币，宋代仿制古器传至今日者为数较少。但宋代仿古之风延续至元、明、清时代。元代时诏修诸路府州邑县之庙宇以供春秋祭祀。元成宗时为此设置了出蜡局(《元史·祭祀志》)，以仿制古祭器。明代的仿造规模甚大，留传于世者亦较多。明宣德年间，宣宗朱瞻基因见郊坛宗庙及内廷所陈设之鼎彝均非古制，遂生复古之心，于是在宣德三年敕谕工部仿照宋人《考古图》、《博古图》诸书所记商周青铜器器形，铸造仿古铜器，此外亦令仿造内府所藏名窑四款式典雅者铸铜器 。当时所铸以上两类仿古铜器达三千三百余件。这些仿古铜器，除部分归宫廷留用外，还奉敕分与诸王府，因而得以流传至各地(《宣德彝器图谱》)。明末崇祯年间潞王朱常汸(号“敬一主人”)亦曾大批仿制古铜器。 仿古铜器有以下特征： 一是常铸有铭文表明是仿制品，宫廷所仿多铸有本朝年款，例如宣德三年工部奉敕仿制之商周青铜器器底多铸有篆文书写的“宣德”二字。明末潞王所仿制器则有“潞国制”字样，并有器物编号。北京故宫博物院藏乾隆年间宫廷仿商周铜器亦有“大清乾隆年制”铭文。历代地方官吏仿制品除注明年款外，还注明官称姓名。 二是仿制品在形制与气韵上多与原器有差异。这是因为既是仿造，不像作伪，故不必追求逼真，往往是只求形似，而不严格遵从古制，甚至还有所变化，体现种种时代风格。宋代仿古器因多以商周原器为模式，故在形制上较为相像，但与原器相比，造型略显呆滞、粗拙，且体形一般较大，特别是鼎、爵、斝等器。此外将仿古器纹饰与商周器物纹饰仔细对照亦可看出其不够准确，形象多有变异，如北京故宫所藏宋仿商簋与商簋形制颇相如，但其颈部与圈足所饰夔纹形象与地纹均较商代纹饰失真且粗糙。元代时仿古铜器往往有自行改造之处，并不拘泥古代形制，如1981年从湖南常德慈利征集所得元代铜簠，双环形耳与波带形足均为随意改造之表现，而且口下有直壁，是春秋早期以后形制，但纹饰却饰西周晚期与春秋早期的重环纹，亦与真器不合。明代宫廷仿制品因多据宋人著录书铸造图样，宋人所绘本就有不严格处，故明代仿制品即更走形，其中有的虽与商周真器外形相近，但纹饰变形却十分严重、此种情形由上文所举宣德三年所仿制之商簋即可得见。又如：明宣德三年工部所铸“周公乍文王”鼎，引自《宣德彝器图谱》，虽亦有用早期青铜器之大致形象，但无论是扁足与扉棱造型，还是纹饰、铭文，皆非周初之制，而尤以纹饰更显随意性。《善斋吉金录》著录之“永保用鼎”，虽作立耳、蹄足，但颈、腹形制与纹饰及铭文字体均与先秦古器不类，容庚先生指出：“此明代物。1987年12月云南石屏乾阳山玉皇阁修复过程中，曾于石壁发现仿古铜鼎，有可能是明代地方上所铸仿制品，虽大体上是仿照商周鼎形，但蹄足形制相差甚远，颈下饕餮纹变形极明显，鼎腹饰垂叶三角纹颇不合古制，铭文字体取自宋人《历代钟鼎彝器款识》卷九“丝女鼎”。最初曾被发现者定为西周铜鼎。由于判定明显错误，很快即被纠正。 清乾隆以前宋至明代仿古铜器已有不少藏储于清内府，乾隆年间编成的“西清四鉴”等书中所著录铜器，有的 即使从描绘得不甚准确的器形、纹饰中亦能看出是这一阶段的仿制品，例如所谓周蟠龙尊(实是壶形)、周夔风鼎。后一器为错金银器，形制本于商、西周早期鼎制却饰错金银纹饰，显然是一种变通与改造的仿古手法。容庚先生提出：“金银错之商周器十九皆伪"，显然是对的，但这种器物多数当属于仿古器，应被视为艺术作品。 清代宫廷继续铸造仿古铜器，风格与明代近似，即外形有商周铜器部分特征，但往往对局部加以多方面的改造，如上述清仿古方鼎，饕餮纹作蝴蝶状，口颈下夔纹口、身皆臆作，底纹呆扳无变化，扁足形制与其上纹饰亦均不合古制，较典型地体现了这一时期仿古器的风格与水平。 明清两代的仿古铜器，有几种常见而形制较特殊的器型，如百环尊，出戟大尊等。此外，明代仿古器还可见贯耳觚，清代可见方口觚。 综言之，历代仿古铜器最重要的共性即多只是大体取商周铜器之外形，但在局部(如部分结构与纹饰，特别是纹饰方面)多有随意变形。因此即使未有铭文标明为仿制品，只要对商周青铜器的形制、纹饰、铭文之时代特征有一定的了解，仿制品与商周真器不合之处并不难看出。所以从总体而言，仿制器还是较易辨识的。 青铜器器的伪造与辨别 一．青铜器伪造历史之概况。 青铜器的伪造在宋以前即存在，但伪器较大量的出现尚始于宋代，当时金石学之兴起。固然促进了对古代青铜器与金文的研究，但公私收藏之风的兴盛，也使青铜器买卖成为古董商人逐利之手段，伪造之器进应运而生。今日研究青铜器的学者们多认为，宋代宫廷既大量仿铸古铜器，自然就培养出一批作伪器之高手。 宋代赵希鹄《洞天清禄集》中有《古钟鼎彝器辩》一节，曾提到伪古铜器作假色泽与假锈的方法，可见铜器作伪在宋代时已发展为一专门的技术。元明两代亦有铸造伪铜器的，明人曹昭在《格古要论》卷六中有“伪古铜”一小节，专讲伪铜器作假锈色之方法与辨别要点。显然当时作伪铜器与鉴别真伪皆已有相当经验。此外，明人高濂在《论新铸伪造》(《遵生八牋》十四：二八)曾记载，元代时杭州姜娘子、平江(今苏州)王吉二家即为当时铸作名家，其“制务法古，式样可观”。所制器或亦有被充作古青铜器流入市场的。宋至明历代伪制品中较精致者，在清代甚至充斥于内府，故乾隆时所编专著录内府藏器的《西清古鉴》、《宁寿鉴古》、《西清续鉴甲编》与《乙编》四书．(旧称“西清四鉴”。现学者或称“乾隆四鉴”)，有铭之器一千一百七十六件，容庚先生认为其中伪器与可疑器近42％，其中虽有因未亲见而估计不当者，然此种估计总不致太过分。 清乾隆以前之元明两代与清初伪造技术较低，器形、纹饰多仿照宋人青铜器著录书籍中之图像，铭文亦多属杜撰，故伪器较易辨识。清乾隆之后，金石学复兴，此时的情况正如徐中舒先生所描述的：“一般学土大夫们对于铜器的观念跟着也就推进一点。他们要利用这些器铭来解释文字，证明经、子，他们买一件古董，总要注意它有字没字。这中间价钱当然差得很远”。有铭青铜器价值远高于无铭器，这一事实进一步刺激了—些古董商与作伪者渔利之心，乃多于真器上增刻假铭，一般是根据真器铭仿制、照搬，间或亦有改造、拼凑。与此同时，整体铸造伪器、伪铭之作伪业也渐于山东潍县、陕西西安等地形成中心。 民国以后，古青铜器出土甚多，提供了大量真器范本，加之历代作伪技术不断积累，至此时已近于炉火纯青的地步，特别是这时候青铜器海外市场被开拓，于是作伪的水平与数量均大大超过前代。此外，作伪的区域性中心也增多起来，上海、北京均集中了一批作伪高手，除于真器增制假铭外，全器伪造亦较多见。今日国内外公私文物收藏者所藏伪制青铜器有相当大的比例即是属于民国以后制作的。 二. 本世纪青铜器辨伪之主要成果。 伪制青铜器的历史既如此长久，特别是近代以来伪器的大批量制造，便青铜器辨伪问题在民国时期即已成为青铜器研究中一项重要内容。1936年徐中舒先生作《论古铜器之鉴别》文(《考古社刊》第四期，1936年)，开首第一句话即言：“如果要把古铜器当作一门学问看待，那么，我们第一件当做的事就无过于真伪的鉴别了。”可见辨伪在此时已为学者高度重视。在此之前，近代学者中仅有著名学者与收藏家陈介棋，以他丰富的经验对判定伪器提出过具体的见解(《簠斋尺牍》)。此外，1914年王国维撰《国朝金文著录表》(1915年， 上虞罗氏雪堂丛刻本)，于各器类下均开列伪器及疑伪之器。王氏所判定因其多未见原器而所据仅铭文，故未必均得当，然实有开凿之功。l941年容庚《商周彝器通考》出版，不仅在详细地总结历代辨伪经验的基础上归纳了识别伪器的若干重要原则，并首次对伪造作了较科学的分期(书中一些基本观点在1958年出版的《殷周青铜器通论》中又得到进一步的充实)，至今仍有重要的学术价值。在此之前，容先生还曾作过许多具体的辨伪研究，1925至1927间曾因工作多接触清内府旧藏器，因作《西清金文真伪存佚表》(《燕京学报》第五期，1929年)，对所谓“西清四鉴”中所收铜器及铭文作了甄别，其中一部分器物的真、疑、伪差别问题后来在《商周彝器通考》中又作了修订。与容氏所作研究同时，也有学者写过辨伪文章，如商承祚《古代彝器伪字研究》(《金陵学报》三卷二期，1938年)，后又作补篇》(《考古社刊》第五期，1936年)，又如上举徐中舒氏的论文。民国时期重要的有价值的辨伪论著大致如上述。 近二十年来，对于青铜器辨伪问题，又先后有一些重要著作发表，无论在科学性上还是精细程度上都有新进展，作者中有的曾在文物界多年从事青铜器保管、修复工作的，故所论更为经验之谈。七十年代中最重要的带有 理论性的著作是张光裕《伪作先秦彝器铭文 疏要》(国立台湾大学中国文学研究所博士论文，1974年6月)，此书首先详尽地考察了历史上古铜器仿造与伪造的史实，说明了不同朝代仿造与伪造器物之手法、工艺特点与历代辨伪之认识水平；继而详论作伪之方法、类别，尤着重于铭文之作伪的研究。本书还详论了铜器鉴别之态度、方法，对已有成果从方法论角度作了科学的评判与总结。此书还有下篇，名《六十字以上的先秦器疏证》，引五十五件伪器。 八十年代以来有较多的青铜器辨伪论著发表，其中重要的有： 陈佩芬《青铜器辩伪》(《上海博物馆集刊》第三期，上海古籍出版社)，以上海博物馆丰富馆藏标本为资料，从铸造技术角度指出伪器之破绽，说明伪器重于原器之事实(这是以往很少具体阐明的)。该文所论伪铭、伪纹饰多为伪制品中之上品，故分析其漏洞与弊病，极有助于辨伪水平之提高。 程长新、王文昶、程瑞秀《铜器辨伪浅说(上、中、下)》(《文物》1989年8、11、12期)，多举北京故宫博物院藏品中之历代伪器与仿制品之标本，详析历代宫廷与民间所作仿古铜器与伪铜器之形制、纹饰、铭文特点，生动形象，并有重要资料价值。文中还列举、分析近现代作伪高手之作品，在综论辨伪方法时，文章亦多结合实物标本，对作伪的手法之剖析甚为详细。所有这些，对实际的辨伪工作都极为有益。 刘雨《乾隆四鉴综理表》(中华书局、1989年)，在容庚先生研究西清金文基础上，对乾隆时之“四鉴”作了进一步的分析、整理，对容氏判定伪器之器重作审定，提出了许多新见解。书末附“伪及疑伪器号表”，为科学利用“四鉴”提供了极大的方遍。 除以上著作外，尚有罗福颐《商周秦汉青铜器铭文辨伪录》(《古文字研究》第十一辑，1985年)，着重于对清代与民国期间铜器作伪作深入研究；王文昶《故宫博物院藏部分青铜器辨伪》(《故宫博物院院刊》1989年1期)与《铜卣辨伪》(《故宫博物院院利》1983年2期)；王荣达《从修复角度谈商周青铜器的真伪鉴定问题》(《考古与文物》1987年2期)；杜乃松《宋元明清铜器鉴定概论》(《故宫博物院院刊》1990年4期)。杜文对宋至清代的仿制铜器有比较细致的说明，是其独到之处。 近年来，铜器辨伪已由对器表诸方面的考察转向依靠现代科技术手段去考察铜器内部结构，比如用高强度x光透视机观察商周铜器内部的垫片以判定真伪。这方面的研究成果有张世贤对毛公鼎真伪问题的研究，详见下文。 下文对青铜器辨伪的概述即参考了上述诸家之见解。 三．伪造青铜器之主要类型与辨别。 伪造青铜器有四种主要类型，下面分述这四种类型的造伪手法与辨别之要点： (一)真器改造 即将真器加工、改造为不合定规的奇特形制。属此类者还有不同手法。 手法一，将真器主体添加部件。例如北京故宫博物院所藏殷代晚期或西周早期觯，器真，内底有真铭“父乙”二字，现此器口沿部横出一流、颈上又加了鋬，流、鋬皮色皆与器身不同，显然是后配的。又该院所藏约西周早期之卣，失盖与提梁，现此器双半环耳各增加一衔环，意欲改造成西周晚期壶形，但造型、纹饰仍与此期壶有异。 手法二，将分属几件真器的残件拼凑成一件，多数不遵器制，或在部分真器残件上任意新铸接上不符合器制的部件，此种手法造出的器形亦由于非牛非马较易被识破，上引明代高濂《新铸伪造》(《遵生八栈》十四：二八)称此种手法为为“改锹”，并云其曾在京师见到以古壶盖制腹，以旧鼎耳为耳，屑凑古墓碎器飞龙脚为足，以致“小而可用，花纹制度，人莫 不爱”。但如此生拼硬凑，毫无规则，显然很好识别。此种手法伪造出来的器物，在清宫廷内府收藏品中即有，如《西清古鉴》六；十一“蟠夔纹鼎”，为取之上半截甄部，下突接三鼎足，显得颇为怪异。又如同书十：四十“周兽环尊”是在车上添加兽形饰与铺首衔环为双耳，下接三半环以为足，拼成一不伦不类之器.
论文——材料和方法按规定如实写出实验对象、器材、动物和试剂及其规格，写出实验方法、指标、判断标准等，写出实验设计、分组、统计方法等。这些按杂志对论文投稿规定办即可。(五)论文——实验结果应高度归纳，精心分析，合乎逻辑地铺述。应该去粗取精，去伪存真，但不能因不符合自己的意图而主观取舍，更不能弄虚作假。只有在技术不熟练或仪器不稳定时期所得的数据、在技术故障或操作错误时所得的数据和不符合实验条件时所得的数据才能废弃不用。而且必须在发现问题当时就在原始记录上注明原因，不能在总结处理时因不合常态而任意剔除。废弃这类数据时应将在同样条件下、同一时期的实验数据一并废弃，不能只废弃不合己意者。实验结果的整理应紧扣主题，删繁就简，有些数据不一定适合于这一篇论文，可留作它用，不要硬行拼凑到一篇论文中。论文行文应尽量采用专业术语。能用表的不要用图，可以不用图表的最好不要用图表，以免多占篇幅，增加排版困难。文、表、图互不重复。实验中的偶然现象和意外变故等特殊情况应作必要的交代，不要随意丢弃。(六)论文——讨论是论文中比较重要，也是比较难写的一部分。应统观全局，抓住主要的有争议问题，从感性认识提高到理性认识进行论说。要对实验结果作出分析、推理，而不要重复叙述实验结果。应着重对国内外相关文献中的结果与观点作出讨论，表明自己的观点，尤其不应回避相对立的观点。论文的讨论中可以提出假设，提出本题的发展设想，但分寸应该恰当，不能写成“科幻”或“畅想”。(七)论文——结语或结论论文的结语应写出明确可靠的结果，写出确凿的结论。论文的文字应简洁，可逐条写出。不要用“小结”之类含糊其辞的词。(八)论文——参考义献这是论文中很重要、也是存在问题较多的一部分。列出论文参考文献的目的是让读者了解论文研究命题的来龙去脉，便于查找，同时也是尊重前人劳动，对自己的工作有准确的定位。因此这里既有技术问题，也有科学道德问题。一篇论文中几乎自始至终都有需要引用参考文献之处。如论文引言中应引上对本题最重要、最直接有关的文献;在方法中应引上所采用或借鉴的方法；在结果中有时要引上与文献对比的资料；在讨论中更应引上与论文有关的各种支持的或有矛盾的结果或观点等。一切粗心大意，不查文献；故意不引，自鸣创新；贬低别人，抬高自己；避重就轻，故作姿态的做法都是错误的。而这种现象现在在很多论文中还是时有所见的，这应该看成是利研工作者的大忌。其中，不查文献、漏掉重要文献、故意不引别人文献或有意贬损别人工作等错误是比较明显、容易发现
春秋战国时期青铜器论文怎么写:1、当时青铜器的数量及总体情况；2、多夏商西周时期青铜文化的继承和发展；3、其特点：铸刻文字的青铜器和青铜农具的种类数量；4、青铜器的使用范围；
参考文献是文章或著作等写作过程中参考过的文献。
因参考文献的著录格式各刊不尽相同，投稿前作者应注意杂志稿约的有关规定，至少得先看看有关期刊发表的论文的参考文献是如何标注的，以了解有关期刊的参考文献的著录格式，以免出错。许多作者投递的稿件书写格式包括参考文献的著录格式与杂志所要求的不同。
坦率地讲，编辑和审稿专家也是人，工作中多少也有感情因素。如果拿到手中的是一篇书写格式不合要求的文章，别的暂且不论，就书写格式不规范这一条，就足以给编辑留下不好的印象，甚至让编辑做出退稿的决定。
就算最后没有被退稿，此类稿件较书写格式规范的稿件被录用的可能性大大降低。其实作者犯的是一个很低级的错误，让编辑很自然地联想到，该作者不太尊重期刊，还有期刊的编辑以及审稿专家。
因此，作者在投稿前一定要注意期刊参考文献的著录方式，以免产生不必要的负面影响。其实，并不复杂，只要稍稍留意即可。
在学习、工作中，大家都跟论文打过交道吧，论文一般由题名、作者、摘要、关键词、正文、参考文献和附录等部分组成。相信写论文是一个让许多人都头痛的问题，下面是我精心整理的管宁致华歆-议论文作文700字，仅供参考，大家一起来看看吧。 佛祖座位下那圣洁的金莲是我千年不变的真身。 我是风尘中的一朵莲。铜臭飘散的风中，我摇曳着。中空的茎杆看似脆弱，却是如此坚强地支撑着我在这浊污混沌的风中而站立不倒。 你是艳阳下的一只蝶。飞舞着，轻盈的盘旋在空中，以一种最优美的方式降落在任何一朵花香四溢的花朵上。 我愿和你做一生一世甚至生生世世的朋友。可我出身清水，向往清淡，而你身上那浓得化不开的香却一次次的将我和你分开。也许我这清水的素雅不是你生命的追寻，这样的平静不是你命中的`归宿，也许正是这种天生的，却也最真实的差别让我们最终还是分道扬镳。 我是风尘中的一朵莲，清心不变的本性是本能的恪守，所以我只能与你割席分开。 我是风尘中的一朵莲。权利的天宇下我独身而立。天是那么的灰暗，见不到阳光。那美丽的日光被乌云翳蔽在千丈之外，与我是那么的遥远。我也向往一朝能登上朝堂，为官为人，为受尽世间疾苦的百姓谋福谋利。但我只愿用我的身躯化为坚实的土地，以我的才华开出绚烂之花，每成长一寸便与阳光更近一寸。而你，你则似藤蔓一般依附于黑墙之上，匍匐而趋，通往青天。你与我同窗几载，同为功名而奋斗。但你与我却是如此不同，我明白你我本身就存在的差异，我们追求的价值观不一样。这终使我们不能成为那高山流水般的知己。清醒的背后是如此伤心的了然。只留一句分别的痛——再见。 我是风尘中的一朵莲，青天是我的向往，凭借自己的臂膀将自己飞向更近天堂的地方。 我和你选择迥异，因此我们的相遇也只能是相遇，不能成为相交。而留在我们心里的也仅剩夏日里飞蝶停留于清荷，清荷接纳飞蝶停息的只是一瞬。 你，飞舞的美蝶，不断的被牡丹的富贵花吸引，飞得离我越来越远。你在牡丹的映衬下看似越来越鲜丽，却不知秋日的渐渐靠近，你的夏日畅游也将在凄凄秋风中画上一个令人伤感的句号。 我，一朵佛修的莲，摇曳在风尘中。风吹不倒我的腰，雨洗不去我的红，光晒不去我的美，人心比不过我的净。我是一朵圣洁的金莲，出淤泥而不染，濯清涟而不妖。
写参考书的名称、作者、著作时间等，在论文的最后。
浅谈我国上古神话的文学意蕴[摘要]中华民族是一个具有悠久历史的民族,我们的祖先创作出了许多色彩斑斓的神话,开启了古代文明的先河。上古神话不仅为我们提供了一批具有独特艺术魅力的作品,而且无论是作为文学创作的素材,还是表现其中的浪漫主义创作手法及乐观主义精神,对后世的文学产生了深远影响,其中的神话思维更为文学殿堂增添了绚丽的一笔。[关键词]上古神话;文学意蕴;神话思维上古神话,也就是通称的狭义神话,是生产力低下的原始社会的产物。它产生于原始社会母权制时期,起初本是简单的零散的,后来才逐渐汇为比较复杂的整体,到奴隶社会初期就登峰造极。以后,当有文字的历史记载开始出现的时候,古神话便逐渐消亡了[1]。若将我国上古神话的时间观放到历史纵轴上加以标示,那就是从盘古开天辟地到鲧、禹治水的这一段时间。中国上古神话是民族文明的摇篮,它以瑰丽的想象、斑斓的色彩,保有永久的艺术魅力;无论是作为文学创作的素材,还是表现其中的浪漫主义创作手法及乐观主义精神,对后世的文学,特别是古代文学中的诗歌、小说、戏剧、散文,都有着深远而广阔的影响。同时上古神话中的神话思维更为文学殿堂增添了绚丽的一笔。笔者以为,我国上古神话的文学意蕴有以下四个方面。一、为中国文学提供素材上古神话故事、神话材料,常常是文学创作的源流,后世文学的蓝本,被后代文学家所引用,从而创作出新的、具有色泽特异的作品。如盘古开天、精卫填海、嫦娥奔月等在中国流传极广,对后世的文学有着深远影响。影响到我国文学作品最早的是《诗经》。《诗经》是我国第一部诗歌总集,像禹、契、后稷这些神性英雄,都在《诗经》中有所体现。其中《玄鸟》和《生民》两篇,叙写契和后稷诞生的神异,基本是取材于神话的;而在《诗·大东》里首次出现了织女和牵牛,虽然诗人是把它们作为两个星座在咏叹,但是牛郎织女的神话的影子已经隐约可见了。还有《庄子》一书以“意出尘外,怪生笔端”、“缥缈奇变”(刘熙载《艺概·文概》)著称,《庄子》说理的精妙和文风的恣肆,在很大程度上得益于上古神话。上古神话也为屈原的创作提供了丰富的素材。《楚辞》中涉及到的神话传说人物甚多,而且在这些篇章里,屈原运用神话材料,上天下地驰骋其丰富的幻想,以抒写他对当时楚国腐败政治的忧愤,从而表达出他热忱的爱国主义思想。其中尤以《天问》一篇,神话材料运用得最多,作者的忧愤也最为深广,《天问》中提出了170多个奇兀的问题,以神话的比重最大。女岐、鲧、禹、共工、后羿、启、浞、简狄、后稷、伊尹……,屈原对这些神话中的事和人,一一提出了许多问题,在对这些人与神传说的怀疑中,表现着诗人的情感和爱憎。运用神话材料入诗最显得有力量的是陶潜《读山海经》中的两首,一首写夸父追日,另一首写精卫填海和刑天舞干戚,将神话里几个神人的不屈斗争精神充分表达出来了。陶渊明在其《读山海经》诗中盛赞他们的精神:“夸父诞宏志,乃与日竞走”,“余迹寄邓林,功竟在身后”。“精卫衔微木,将以填沧海;刑天舞干戚,猛志固常在。”在唐代的诗歌中,神话的运用更是尤为显著,不少诗人的诗篇都有神话方面的取材,最突出的当以盛唐时代浪漫主义大诗人李白,他的诗中大量的取材于神话典故,给人印象最深的,有《梦游天姥吟留别》、《蜀道难》、《梁甫吟》等,几乎全用神话传说材料组合而成。明清神魔小说对神话的采用和重塑,达到了此类文学的最高点。最著名的有《西游记》、《封神演义》两部小说。《西游记》里孙悟空的形象,差不多就是“石中生人”的夏启、“铜头铁额”的蚩尤、“与帝争位”的刑天以及淮涡水怪无支祁的共同形象。同样清代的小说取材于神话的还有李汝珍的《镜花缘》等,《镜花缘》前40回是全书的精华,写得非常生动有趣。这一部分差不多全取材于《山海经》所记远国异人和奇特的动物植物。《红楼梦》中也有不少发人深省的神话情节。除小说外,戏剧也受到神话的影响。如京剧《嫦娥奔月》,即取材于后羿与嫦娥的神话,动画剧《宝莲灯》也是取材于沉香劈山救母的神话等等。总之,后代无数文人用自己的笔演绎着这些流传的千古神话,并赋予新意,从而使古老的神话放射出瑰丽的光彩,在某种程度上,不得不说是文坛上出现“神话”回潮了。二、中国浪漫主义文学的源头从上古神话我们可以强烈地感受到先民超越自然力的制约和压抑,去开创自由生存境界的意志理念和精神品格,无论是“人兽合体”的神话形象,还是无尽的奇思妙想,上古神话以奇妙的想象,奔放的情感,怪诞的形象表现和寄托了人类超越有限的条件和局限,向往着无限境界的一种追求自由的精神,这为后世浪漫主义表现手法提供了借鉴。后世的生活中,在某一时代(或某一文化人),由于种种原因,消极颓废的情绪难以收束。这时,充满生机和活力的上古神话,以及它们所表现出来的奇妙想象、瑰丽的色彩、奔放的情感,给这个时代(或这个文人)注入新的活力,让后世的文人得以在文字中寄托无限的理想和感情,找到一块心灵休憩地。这时候,浪漫主义文学便在中国大地活跃了,其中以积极浪漫主义最为突出。当中又以屈原表现最为明显,开积极浪漫主义之先河。他广为采撷流传的神话、祭歌,创作了《九歌》、《招魂》等充满奇特幻想的诗篇。作者在这些诗中。御风乘龙,招唤群神,遨游太空。种种越轨的想象,夸张的渲染,使整个作品呈现一种瑰丽警拔的格调,这一切都得益于神话发达的想象力的启示。更重要的是,屈原与恶势力抗争不已,“九死其犹未悔”的战斗也同神话那种积极奋发的精神一脉相同。屈赋“放言遐想,称古帝,怀神山,呼龙虬。思佚女”,意在“申纡其心,自明无罪,因以讽谏”[2]274;他的长篇政治抒情诗《离骚》,在现实生活的基础上,以丰富的幻想和热情,表现了屈原的进步理想以及对进步理想的执着追求,集中继承了上古神话中的这种积极浪漫主义的创作精神。这种积极浪漫主义的文学传统在后世薪火相传,汉代的辞赋家贾谊、建安时代的曹植、正始时期的阮籍、两晋六朝时的左思、鲍照等无一不继承这种创作精神。东晋诗人陶渊明这位中国文学史上享有盛名的田园隐居诗人,竟然也被上古神话那积极进取的精神所感动,追日的夸父、填海的精卫、与上帝争神的刑天等不屈不挠的神话角色,有声有色地进入他的诗中,显出悲歌慷慨的气势,以示对现实的不满情绪。在他“悠然见南山”超尘脱俗的外表下,又长存着夸父、精卫、刑天那种积极进取,永不言弃的积极浪漫主义气质。更有大诗人李白,他的代表作《梦游天姥吟留别》,用梦中幻觉,描绘出一个活生生的神话天地,展示出“虎鼓瑟兮鸾回车,仙之人兮列如麻”的奇景;忽然梦醒,作者又回到丑恶的现实生活,终于发出无可遏抑的感慨———“安能摧眉折腰事权贵,使我不得开心颜!”梦中奇幻的景象,正是李白为着抗议现实而虚构的一个与之对立的世界。这样,神话材料在李白手里又一次显示了积极战斗的作用。还有《梁甫吟》、《蜀道难》等脍炙人口的名篇,也都巧妙地编织了古代神话传说,使作者抨击现实社会的怒火,如游龙走凤,驰骋于天上地下。那汪洋恣肆的风格、不屈不挠的战斗意志,不正是上古神话的浪漫主义的发扬光大吗!此后,中唐的李贺以至宋代以苏轼、辛弃疾为代表的豪放词派、明清的小说家吴承恩、蒲松龄,都在一定程度上继承发展了这一优良传统。三、构筑中国文学的乐观精神上古神话中充满了认识世界、改造世界的信心和乐观精神,洋溢着不屈从于命运的战斗精神和无何遏抑的进取意志。补天、射日、移山、填海、甚至与太阳竞争高低等神话,正是这种精神和意志的体现,夸父、精卫、愚公的人物形象的流传,精卫还被后世称为“志鸟”、“誓鸟”的民族自励的精神象征。它们激励着人类去追逐更为美好的生活,并为后世文学带来了奋发向上的精神,对后代文学乐观精神形成和发展,起了重大的作用。中国神话具有变形神话的形态,不死观念,有乐观的结尾,体现着积极的浪漫主义精神。审视古代神话任务的结局,可以发现,很多神话人物最后的死并不是真正意义中的死亡,而是一种死后再生的转化过程,也就是一种“化生模式”[3]。女娃在东海淹死后,化生为精卫鸟;女娲死后,其肠化为十节,成为十个神人;“昔者鲧违帝命,殛之于羽山,化为黄熊”;鲧死后,腹生禹;涂山氏死后化为石头,石裂生启。这些简朴的、极少修饰的故事都表现了死后再生的模式。神死后,并非消失得无影无踪,而是经过“化”这一过程,获得了另外意义的新生,虽然神的外形凐灭了,但化做了一脉相承的新形象,表现了理想化的乐观思想与积极的浪漫主义精神。上古神话的这种“化”而再生的模式,对于注重生生不息的中华民族是莫大的心理安慰,它与晋以后流传的梁祝死后双双化蝶的故事,其心理寓含与之是一脉相承。这种乐观主义影响到后世的文化,便表现了中华民族的潜在意识和文学中缺乏真正意义的悲剧。悲剧美寓于崇高美之中。我国一些主要的著名神话,其主人公大都是悲剧角色,具有浓烈的悲剧色彩。但这些神话故事,又不是一悲到底,它们一方面写了自然力的强大和英雄的悲惨死亡,另一方面又写了先民控制自然的信心、力量及幻想中的最后胜利,以及为此所表现出的自我牺牲精神。比如鲧禹治水、精卫填海、夸父逐日等故事,都不同程度地体现了先民的悲剧命运和崇高情怀。他们的牺牲是悲剧,但他们牺牲是出于崇高的目的,这就使故事悲而不哀,悲而能壮,死而不亡,引起人们对牺牲者的崇敬,同时展示出光明和希望。因而,这类神话在富于悲剧情怀的同时,显现出来的更是一种充满乐观向上的精神,构筑了中国文学的乐观精神的家园。这种积极向上的精神对后世一些进步作家世界观的形成有一定的影响。如屈原、陶渊明、李白、李贺、李商隐、苏轼、柳宗元等诗文的创作无不从神话中吸取了大量的精神食粮。四、象征想象神话思维的启蒙神话思维的特征是象征。黑格尔分析过这种特性:“古人在创造神话的时代,就生活在诗的气氛里。所以他们不用抽象思考的方式而用想象创造形象方式,把他们的最内在最深刻的内心生活变成认识的对象。”[4]我们通常认为象征性思维是由西方传入,殊不知象征原则在上古神话中的已被成熟而广泛的运用,特别是在“人兽合体”的上古神话中。神话以兽的某些特征弥补人之不足,用来表现和寄托人类超越自然力的压制,向往自由的意愿。比如伏羲、女娲、共工为“人头蛇身”,黄帝的子孙轩辕国民是“人面蛇身,尾交首上”(《山海经·海外西经》),祝融是“兽身人面”(《山海经·海外南经》),陵鱼是“人面,手足,鱼身”(《山海经·海内北经》),“其为人长头,身生羽”的羽民,“其状为马身而人面,虎文而鸟翼”的英招等等。塑造这些在自然界并不存在的动物的形象,均是为了表示一定的象征意义。究其寓意,大概就是先民想借自然物之力,补人自身之不足,从而达到战胜自然力,获取一定程度的自由的愿望。人只能行走,不能飞行,于是幻想中长出羽翼,便克服了这种不足。人疾跑不如马,威猛不如虎,并无翼不能飞行,于是,借而取之,组合成形。神话正是这样才成为神奇,但这神奇中却涌动着上古初民祈求征服自然力,向往自由的韵律。这对日后各种文化艺术中象征手法的使用,起到了启蒙的作用,特别是在中国文学创作中,象征主义手法更是成为最常用的艺术手段,使得中国思维韵味无穷,如以“美人”喻志,屈原诗云“惟草木之零落兮,恐美人之迟暮”(《离骚》);而骆宾王咏蝉诗“无人信高洁,谁为表予心”(《在狱咏蝉》)则是以蝉暗示自己的高洁;孟浩然诗“坐观垂钓者,徒有羡鱼情”(《望洞庭湖赠张丞相》),则是以羡鱼表达羡慕为官的心情;李白诗“蜀道之难,难于上青天,……侧身西望长咨”(《蜀道难》),则是感叹做官之难。可见,上古神话中象征手法的广泛使用及流传使文学创作中的象征物和情感表达更含蓄些,运用眼前之物,寄托深远之意,情理交融。神话的思维,同样充满了幻觉和想象。马克思认为“神话艺术是人民的幻想,是用一种不自觉的艺术方式加工过的自然和社会形态本身。”[5]47它本身虽然不是自觉地运用想象,却仍然同后世文学的想象有共通之处,表现了人类不自觉的艺术创造力。钟敬文教授主编的《民间文学概论》中说:“神话作为民间文学的一种形式,是远古时代的人民所创造的反映自然界、人与自然的关系以及社会形态的具有高度幻想性的故事。”[6]我国上古神话善于借助于想象和幻想,创造了许多同自然作斗争的英雄,如炼石补天的女娲,射日除害的后羿,与日逐走的夸父,根治洪水的鲧禹,衔木石填沧海的精卫等等,这些英雄人物表现了古代人民同自然作斗争的坚强意志和坚定信心,而那些大胆奇异,惊心动魄的想象更是启发着后世创作手法的创新。中国文学创作中的比兴手法乃是脱胎于上古神话思维那种比喻式的联想和象征性的想象。如,《诗经》之比兴是这种艺术思维的具体内容和具体表现;屈原的楚辞整篇为比兴的系统;老耽的《老子》多借自然物象以喻事理;庄周所作《庄子》寓言连缀篇成文,成喻设喻等等,这些正是对比兴手法的创造性运用。马克思曾说:“大家知道,希腊神话不只是希腊艺术宝库,而且是它的土壤。”[5]118这同样也适用于中国上古神话。花开花落,悠悠长歌,上古神话经过漫漫历史长河的积淀,不仅为中国古代文学提供了创作的素材和艺术的营养,更重要的是以其不自觉的象征和想象的创造性方式影响了后世作家艺术思维的发展成熟。这是先人留给我们的一笔宝贵文学精神财富,值得我们永远珍视。另外,它所体现的积极、优秀的民族文化精神,其所蕴涵的积极文学精神蕴涵于传统文化之中,积淀在民族的潜意识里以形成强大的民族凝聚力,成为中华民族的灵魂![参考文献]1]袁珂.中国神话传说(上):导论篇第八章[M].北京:中国民间文艺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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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陈州忧惧而死。
狄青受命于宋王朝的多事之秋，就在这一年，广西少数民族首领侬智高起兵反宋，自称仁惠皇帝，招兵买马，攻城略地，一直打到广东。宋朝统治者十分恐慌，几次派兵征讨，均损兵折将，大败而归。就在举国骚动，满朝文武惶然无措之际，仅作了不到3个月枢密副使的狄青，自告奋勇，上表请行。宋仁宗十分高兴，任命他为宣徽南院使，宣抚荆湖南北路，经制广南盗贼事，并亲自在垂拱殿为狄青设宴饯行。当时，宋军连吃败阵，军心动摇，更有个别将领如陈曙等，心怀私利，不以国事为重，竟因害怕狄青抢功而擅自出击，结果大败而归，死伤惨重。狄青受命之后，鉴于历朝借外兵平叛后患无穷的教训，首先向皇帝建议停止借交趾兵马助战的行动。他大刀阔斧整肃军纪，处死了陈曙等不听号分之人，使军威大振，接着命令部队按兵不动，从各地调拨、屯集了大批的粮草。依智高的军队看到后，以为宋军在近期内不会进攻，放松了警惕。而狄青却乘敌不备，突然把军队分为先、中、后三军，自己亲率先军火速出击，一举夺得昆仑关，占取了有利地形，接着命令一部分军队从正面进攻。他执掌战旗率领骑兵，分左右两翼，绕道其后，前后夹攻，一战而胜。班师还朝以后，论功行赏，狄青被任命为枢密使，作了最高军事长官。然而种种祸患也就由此而生。宋惩唐末五代武人专政，兵变频仍之弊，自开国以来，极力压低武将地位，以绝其觊觎之心，把右文抑武作为基本国策。从宋太祖的“杯酒释兵权”，分割禁军统帅权力，到实行“更戍法”，使兵不知将，将不知兵，直至发展到凡将帅出征，要由朝廷授以阵图，训令，将帅只能按图作战的荒唐地步。在这样的政治环境中，随着狄青官职的升迁，朝廷对他的猜忌，疑虑也在逐步加深。早在皇祐四年（1052年）狄青任枢密副使时，御史中丞王举正就认为，狄青出身行伍而位至执政，“本朝所无，恐四方轻朝廷”。右司谏贾黯上书皇帝，论奏狄青升官有四不可，御史韩贽等人亦皆附和。在依智高纵横岭南，满朝文武惊慌失措，狄青受命于危难，率兵出征之际，朝廷在欣喜之余，也仍然不忘“狄青武人，不可独任”，要以宦官任守忠监军，监视狄青。后因谏官李兑力言“唐失其政，以宦者观军容，致主将掣肘，是不足法。”朝廷也迫于形势紧急才作罢。到狄青凯旋还朝作了枢密使时，这种疑忌和不安达到了顶点。臣僚百官纷纷进言，不仅始终反对狄青作官者如王举正竟以罢官威胁，就连原来屡屡称颂狄青战功，誉之为良将的庞籍、欧阳修等人也极力反对任命狄青。难道是狄青居功自傲，怀有异心而招致众议吗？恰恰相反，狄青始终对朝廷忠心耿耿。在他作了枢密副使之后，脸上仍保留着宋代军士低贱的标记——制字。宋仁宗曾劝他用药抹去，狄青回答说：“陛下以功擢臣，不问门第，臣所以有今日，由此涅尔，臣愿留以劝军中。”首先想到的是鼓舞士气，而不是自己作官的尊严。狄青出身贫贱，曾有谄谀附阿之徒附会说他是唐朝名臣狄仁杰之后，狄青并不为改换门庭而冒认祖宗，他说：“一时遭际，安敢自比梁公。”在依智高败逃之后，有人曾主张报依智商已死，以此邀功，狄青却以为“不敢诬朝廷以贪功”。史称他“为人缜密寡言，其计事必审中机会而后发。行师先正队伍，明赏罚，与士卒同饥寒劳苦……尤喜推功与将佐。”狄青的品行和武功在当时朝野广为传颂，京师的百姓相与谁说：“诵咏其材武。青每出入，辄聚观之，至壅路不得行。”就连力主罢免他的文彦博也称他“忠谨有素”。欧阳修在嘉祐元年（1056）七月上书请罢狄青，洋洋数千言，举不出一条得力罪证，反而称赞他：“青之事艺，实过于人”，“其心不恶”，“为军士所喜”，任枢密使以来，“未见过失”。那么罪名是什么呢？不得不假托虚妄的阴阳五行说，把当年的水灾归罪于狄青，说：“水者阳也，兵亦阴也，武将亦阴也”，今年的大水就是老天爷因为狄青任官而显示的征兆。简直是无中生有，罗织罪名。为什么朝廷如此急于除掉狄青呢？文彦博说得明白，就是因为“朝廷疑耳”。在文彦博请罢狄青时，宋仁宗说“狄青是忠臣”，文彦博立即反驳“太祖岂非周世宗忠臣”。嘉祐元年（1056年）正月，仁宗生了一场病，后来慢慢康复，如制诰刘敞上书说：“天下有大忧者，又有大可疑者，今上体平复，大优者去矣，而大疑者尚存”，竟把狄青树为朝廷最大的威胁。在这种猜忌，疑虑达到登峰造极的时候，谣言纷起，有人说狄青家的狗头正长角，有人说狄青的住宅夜有光怪，就连京师发水，狄青避家相国寺，也被认为是要夺取王位的行动。嘉祐元年（1056年）八月，仅作了4年枢密使的狄青终于被罢官,但因无过，被加宰相衔{同中书门下平章事}，民间称“从士兵到元帅、从布衣到宰相”，出知陈州，离开了京师。到陈州之后，朝廷仍不放心，每半个月就遣中使，名曰抚问，实则监视。这时的狄青已被谣言中伤搞得惶惶不安，每次使者到来他都要“惊疑终日”，惟恐再生祸乱，不到半年，发病郁郁而死。这位年仅49岁，曾驰骋沙场，浴血奋战，为宋王朝立下汗马功劳的一代名将，没有在兵刃飞矢之中倒下，血染疆场，马革裹尸，却死在猜忌、排斥的打击迫害之中。狄青生前，被视为朝廷的眼中钉，必欲拔之而后快，他含冤而死，却受到了礼遇和推崇，“帝发哀，赠中令，谥武襄”。北宋重文轻武的国策，终自食其果，在后来的民族战争中，一直处于被动的地位。到宋神宗登基，希图重振国威，但又苦于朝中没有能征善战之人，这才又思念起了狄青，他亲自为文，派使者到秋青家祭奠之灵，并将狄青的画像挂在禁中，但已于事无补，只能是叹息国势日颓，发思古之幽情而已。
北宋著名的两位名将狄青和岳飞最后的结局都十分凄惨，俩人都被冤屈致死。那么，狄青到底怎么死的呢?下面是我为你搜集名将狄青是怎么死的，希望对你有帮助!名将狄青是怎么死的 后人总结狄青之死的原因有如下几个方面。第一，从北宋 政治 环境来说，北宋朝廷重文轻武，虽然狄青在战场上立下赫赫战功，但还是比不上一纸文凭的重要性。 范仲淹认识狄青时，曾赠送《左氏春秋》给狄青，提示狄青不光要在 军事 上出彩，文学建树也同等重要。狄青自知出身卑微，没有接受过 文化 教育 。况且，狄青常年在外带兵作战，很少有时间来补充文学知识。即使狄青“士别三日”，但朝廷官员们也不会对他“刮目相待”。狄青凭借骁勇善战的能力，得到宋仁宗的赏识，这引来了其他官员的嫉妒。狄青战功过于显赫，必定会招来他人嫉恨，这为狄青之死埋下了伏笔。 第二，狄青不懂得官场规则，这也成为他被冤死的重要因素。狄青常年带兵作战，回到朝廷的机会少之又少，因文化浅薄，他尚未意识到官场生存规则。狄青不懂得笼络官场人心，所以他被诋毁和冤枉时，几乎没有人为他辩解一句。 第三，狄青功高盖主，让宋仁宗意识到了危机性，这一点成为狄青之死的根本原因。当初，宋朝政权的建立就是在于发动了陈桥兵变，宋仁宗明白狄青手握军事大权会威胁到他的统治地位。所以，在综合利弊之下，狄青被统治者抛弃，最后郁郁而终。 故事 狄青闯三关讲的是什么 《狄青闯三关》是粤剧名曲之一，戏剧讲诉了北宋名将狄青和鄯善国双阳公主相爱的故事。《狄青闯三关》虽然是爱情戏剧，但其中也加入了 神话故事 ，所以深得戏曲 爱好 者的喜欢，直到今天，《狄青闯三关》依然是粤剧经典代表作品之一。狄青是武曲星投胎转世，他和文曲星包拯为了扶持北宋仁宗开辟帝业。狄青投胎之前，庐山圣母准备了宴席为狄青和包拯饯行。武曲星狄青乘酒醉之时，调戏了散花仙子。但因武曲星长相丑陋，散花仙子不接受武曲星的爱意。为了得到佳人的爱意，武曲星央求文曲星与他互换容貌。后来，散花仙子对武曲星狄青动了真情，玉帝 命令 三人一起去凡间历练。武曲星投胎转世后，便成为了狄青，散花仙子投胎成为了双阳公主。北宋仁宗年间，西辽国屡次侵犯北宋边境，宋仁宗让狄青率兵前去讨伐。 狄青一行人因对路线不熟悉，误进了鄯善国，并且连破了三关。鄯善国国王非常生气，便让双阳公主率领军队前去对抗狄青。双阳公主凭借高超的武艺，将狄青的四位结义兄弟擒获。双阳公主见狄青长相俊朗，器宇不凡，便对狄青心生爱意。双阳公主想让父王将狄青招降，但狄青誓死不背叛宋朝。鄯善国国王一气之下，准备杀死狄青，幸亏庐山圣母将狄青救于刀下，随后庐山圣母点化狄青，让他投降于鄯善国，并和双阳公主成亲。狄青成婚后，依然难以忘怀北宋朝廷，他乘双阳公主不在家时逃走了。后来，几经波折，狄青和双阳公主再次相见，俩人共修秦晋之好。 文言文狄青为将故事赏析 《狄青为将》是一篇文章，为北宋政治家和科学家沈括所写。《狄青为将》出自于《梦溪笔谈权智》一章，讲述了北宋名将狄青带兵作战的一则 小故事 。通过这则故事，展现了狄青骁勇善战，善用兵法的军事能力。《狄青为将》讲述了宋仁宗年间，西夏李元昊经常率领西夏军侵犯北宋边境，当时，北宋朝廷派遣一支名为“万胜军”的新队伍前去讨伐西夏。这支新队伍没有过多的实际作战 经验 ，和西夏军对战时，屡次败于西夏军。狄青身为统军首领后，他将“万胜军”成员换为“虎翼军”成员。和“万胜军”相比，“虎翼军”是一支具有丰富作战经验的老兵队伍。随后，在于西夏军开战时，狄青率领“虎翼军”作战。西夏人看见“万胜军”军旗时，非常蔑视，以一副毫不在意的态度迎战。结果，久经沙场的“虎翼军”很快地歼灭了西夏全军。狄青在泾原作战时，常常会面临敌多我寡的战役，这时，狄青会以军事智谋制胜。一次，狄青告诉全员士兵不要使用弓弩，在作战时都拿着短兵器，并下令士兵听到第一声钲声就停止全部动作。听到第二次钲声时全员假装逃跑，钲声停下来时，此时便可攻击敌军。两军相战时，士兵们都按照狄青的命令执行。西夏人看见宋军如此胆怯的窘态，都互相大笑，并说：“是谁说狄青行军作战最勇敢呢?”突然，钲声停止后，狄青下令士兵攻打西夏军，西夏军军心大乱，死伤无数。后来人通过拜读《狄青为将》一文，了解了狄青智谋双全的一面。 猜你喜欢： 1. 狄青出奇兵阅读练习及答案 2. 狄青的故事有哪些 3. 狄青有什么故事 4. 历史上狄青是谁 5. 北宋名将面涅将军狄青是谁
北宋狄青闯三关的故事：
宋仁宗年间，狄青奉命挂帅率五虎将征讨西辽，回朝途中误走单单国。单国公主双阳深爱狄青，招其为驸马。宋朝中太师庞洪早与西辽勾结，乘机诬陷狄青异国结亲意图谋反，把狄青一家一百多人打入死牢。
狄青闻耗，智取回被双阳公主扣住的宝马、金刀夜逃。双阳追至三关地带，终放狄青回国。狄青回朝平冤后，西辽金龙太子、飞龙公主为雪国耻，为报狄青阵上杀西辽驸马之仇，与庞洪共谋迫狄青与飞龙结亲。洞房之夜，飞龙刺杀狄青未遂，自刎死。
庞洪、金龙再以狄青负情另娶为由调唆双阳问罪于狄青。双阳在与狄青交战中洞悉了庞、金的阴谋，与狄青共同破敌后再续夫妻之情。
扩展资料
狄青任枢密使四年，每当他出现时，士卒总会指着他互相夸奖。谏官多次对狄青发难，称其家“狗生角，且数有光怪”，请求将他调出京师以便保全其声誉，仁宗均未答复。
嘉祐元年（1056年），京师发大水，狄青避水将家搬到相国寺，竟在佛殿上居住，民情对此颇有疑惑议论，朝廷便免去狄青枢密使之职，加同中书门下平章事之衔，离京出任判陈州。
嘉祐二年（1057年）二月，狄青嘴生毒疮。三月，抑郁而终。仁宗在禁苑中为他举哀，追赠中书令，赐谥“武襄”。仁宗后为其神道碑额题名为“旌忠元勋”。
熙宁元年（1068年），宋神宗给近世将帅排名次，认为狄青从行伍出身而名震中外，为人深沉而有谋略，又能谨小慎微，保全名声，有始有终，对狄青颇为感慨和思念，下令取来狄青的画像放进宫中，并亲为他御制祭文，又派遣使者到他家，用中牢的礼节来祭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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岱宗夫如何？齐鲁青未了。造化钟神秀，阴阳割昏晓。荡胸生层云，决眦入归鸟。会当凌绝顶，一览众山小。兵车行【题解】见《杜工部集》，约作于唐玄宗天宝十载（751）。是年，唐征伐作战，大肆征兵，致使民无宁日。杜甫有感于此，作《兵车行》以抒其愤忿之意。【原文】车辚辚，马萧萧，行人弓箭各在腰。耶娘妻子走相送，尘埃不见咸阳桥。牵衣顿足拦道哭，哭声直上干云霄。道旁过者问行人，行人但云点行频。或从十五北防河，便至四十西营田。去时里正与裹头，归来头白还戌边。边庭流血成海水，武皇开边意未已。君不闻汉家山东二百州，千村万落生荆杞。纵有健妇把锄犁，禾生陇亩无东西。况复秦兵耐苦战，被驱不异犬与鸡。长者虽有问，役夫敢申恨？且如今年冬，未休关西卒。县官急索租，租税从何出？信知生男恶，反是生女好。生女犹得嫁比邻，生男埋没随百草。君不见，青海头，古来白骨无人收。新鬼烦冤旧鬼哭，天阴雨湿声啾啾。春望【题解】唐萧宗至德元年（756年）七月，杜甫得知肃宗在灵武（今宁夏灵武县）即皇帝位，便把家小安顿在鄜州（今陕西富县）的羌村，只身投奔，途中为安史叛军所俘，押往长安，次年春天才得脱身。在被迫留居长安的日子里，他写了许多反映沦陷区生活的诗篇，或感时忧国，或思家念亲，《春望》就是作于此时的一篇代表作。【原文】国破山河在，城春草木深。感时花溅泪，恨别鸟惊心。烽火连三月，家书抵万金。白头搔更短，浑欲不胜簪。石壕吏【题解】见《杜工部集》。为《三吏》之一，作于公元759年。安史之乱后，唐由盛变衰，国不成国，民无宁日。是年，作者经新安、石壕等地流离迁徒，目睹官吏征丁后有感而作。《三吏》，分别为《新安吏》《石壕吏》《潼关吏》。石壕，今河南省三门峡市东南。【原文】暮投石壕村，有吏夜捉人。老翁逾墙走，老妇出门看。吏呼一何怒！妇啼一何苦！听妇前致词：“三男邺城戌。”一男附书至，二男新战死。存者且偷生，死者长已矣！室中更无人，惟有乳下孙。有孙母未去，出入无完裙。老妪力虽衰，请从吏夜归。急应河阳役，犹得备晨炊。夜久语声绝，如闻泣幽咽。天明登前途，独与老翁别。新婚别【题解】杜甫“三列”中的《新婚别》，精心塑造了一个深明大义的少妇形象。此诗采用独白形式，全篇先后用了七个“君”字，都是新娘对新郎倾吐的肺腑之言，读来深切感人。【原文】兔丝附蓬麻，引蔓故不长。嫁女与征夫，不如弃路旁。结发为君妻，席不暖君床。暮婚晨告别，无乃太忽忙！君行虽不远，守边赴河阳。妾身未分明，何以拜姑嫜？父母养我时，日夜令我藏。生女有所归，鸡狗亦得将。君今往死地，沉痛迫中肠。誓欲随君去，形势反苍黄。勿为新婚念，努力事戎行！妇人在军中，兵气恐不扬。白嗟贫家女，久致罗襦裳。罗襦不复施，对君洗红妆。仰视百鸟飞，大小必双翔。人事多错迕，与君永相望！蜀相【题解】见《杜工部集》。约作于上元元年（760年）。是年暮春，杜甫搬到浣花溪草堂，得暇赴成都武侯祠游览、凭吊，作了这首《蜀相》，以抒述婉惜之情。【原文】丞相祠堂何处寻？锦官城外柏森森。映阶碧草自春色，隔叶黄鹂空好音。三顾频烦天下计，两朝开济老臣心。出师未捷身先死，长使英雄泪满襟。春夜喜雨【题解】见《杜工部集》，作于上元二年（公元761年）春，是杜甫晚年“飘泊西南”时在成都所作。诗人在对春雨的描述之中，流露出其对春雨的喜悦之情。【原文】好雨知时节，当春乃发生。随风潜入夜，润物细无声。野径云俱黑，江船火烛明。晓看红湿处，花重锦官城。茅屋为秋风所破歌【题解】见《杜工部集》，作于公元761年，时值安史之乱尚未平定之际。上元元年（760）春，杜甫得亲友资肋，于成都西郭外浣花溪畔盖一草堂，以安顿其家。翌年八月，草堂为秋风所破，杜甫百感交集，作文《茅屋为秋风所破歌》以记之。【原文】八月秋高风怒号，卷我屋上三重茅，茅飞渡江洒江郊。高者挂罥长林梢，下者飘转沉塘拗。南村群童欺我老无力，忍能对面为盗贼，公然抱茅入竹去。唇焦口燥呼不得，归来倚仗自叹息。俄顷风定云墨色，秋天漠漠向昏黑。布衾多年冷似铁，娇儿恶卧踏里裂。床头屋漏无干处，雨脚如麻未断绝。自经丧乱少睡眠，长夜沾湿何由彻！安得广厦千万间，大庇天下寒士俱欢颜，风雨不动安如山！呜呼！何时眼前突兀见此屋，吾庐独破受冻死亦足！闻官军收复河南河北【题解】见《杜工部集》。代宗广德元年（763）正月，史朝义（史思明之子）兵败，自缢于林中，其将田承嗣，李怀仙皆举地降。至此，河南、河北地区相继收复。时杜甫寓居梓州（今四川三台），乃作此诗。河南河北，指今洛阳一带及河北北部。【原文】剑外忽传收蓟北，初闻涕泪满衣裳。却看妻子愁何在，漫卷诗书喜欲狂。白日放歌须纵酒，青春作伴好还乡。即从巴峡穿巫峡，便下襄阳向洛阳。绝句四首（其一）【题解】杜甫的七言绝句不多，然而这一首却是中国最流行的小诗之一。它通俗易懂，平白如话，却又深含了诗人的审美理想，极受文人学者所推许，可说是以俗为雅，雅俗共赏。【原文】两个黄鹂鸣翠柳，一行白鹭上青天。窗含西岭千秋雪，门泊东吴万里船。旅夜书怀【题解】《旅夜书怀》，是杜甫离开成都，携家乘舟东下，经过渝州（四川重庆）、忠州（四川忠县）时（765年）写的。他早岁虽有“致君尧舜上，再使风俗淳”的理想，到头来什么事都没有做成，只落得年老多病，亲朋零落，只身飘泊，置身于这样浩渺的江上，自己仿佛是天地间的一只沙鸥，飞往哪里去呢？寂寞啊，寂寞！作者的感慨是很深沉的。【原文】细草微风岸，危樯独夜舟。星垂平野阔，月涌大江流。名岂文章著，官应老病休。飘飘何所似？天地一沙鸥。登高【题解】见《杜工部集》，写于唐代宗大历二年（767）秋，时其流落夔州（今四川奉节）。古九月九有登高习俗，此诗即杜甫登高有感而作，抒写其长年飘泊、老病孤愁之感。【原文】风急天高猿啸哀，渚清沙白鸟飞回。无边落木萧萧下，不尽长江滚滚来。万里悲秋常作客，百年多病独登台。艰难苦恨繁霜鬓，潦倒新停浊酒杯。江南逢李龟年【题解】李龟年，唐朝开元、天宝年间的名乐师。杜甫年青时在洛阳曾听过他的演唱。晚年飘泊江南后，杜甫竟与乐师异地重逢。这时候距“安史之乱”以前的“盛唐时期”已经十多年了，诗人和李龟年都是晚年了，在这样的境地相逢，有回忆，有伤感。于是，诗人用非常含蓄的语言，说出了昔盛今衰的感慨。【原文】岐王宅里寻常见，崔九堂前几度闻。正是江南好风景，落花时节又逢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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