儿童临终关怀研究设计论文

我前几天做了一个“临终关怀” 的调查问卷下面是我查过的资料1摘要】目的了解护士对临终关怀的态度及对临终护理知识的掌握情况，更好的开展临终关怀护理。方法对唐山市六所医院的护士进行了临终关怀态度及知识掌握情况的调查。结果护士对开展临终关怀的态度总体是积极的，但对相关知识掌握仍存在不足。结论应系统的向护士进行相关知识的教育。【关键词】临终关怀护士 1967年世界上第一个临终关怀组织-“圣克里斯多弗”关怀中心-由英国人桑德斯博士在伦敦创立〔1〕，临终关怀也由此开始逐步在世界更多的国家、地区发展。1988年，天津首创了我国第一个临终关怀研究中心。近二十年来，我国的临终关怀事业也经历了由无到有，由不被人了解到渐渐为众多人所熟悉的过程。临终关怀是指向临终患者及家属提供一种全面的照料，包括生理、心理、社会等方面，使临终患者的生命得到尊重、症状得到控制、生命质量得到提高，家属的身心健康得到维护和增强，使患者在临终能够无痛苦、安宁、舒适地走完人生的最后旅程〔2〕。为更好的提供临终病人的临终关怀、采取相应的对策提供依据，调查了目前临床护理人员对临终关怀的态度及认识情况、实施现状，发现存在的问题。 1 研究对象与方法对象选取唐山市六所医院（其中三所三级甲等医院，一所二级甲等医院，一所传染病院，一所中医院）的护士。其中年龄20～50岁，平均年龄岁，全为女性，大专及以上学历的占。方法采用自行设计问卷调查，经预试验校正。由作者亲自发放，调查对象自填问卷，统一指导语。共发放问卷263份，有效问卷260份，回收率100%，有效率。调查内容包括：1）一般资料（科室、年龄、职称、职务、学历）。2）护理人员对临终关怀的态度及与临终关怀有关的知识的掌握情况。 2 结果护士对开展临终关怀的基本态度见表1。护士对临终护理知识的掌握情况见表2。表1 护士对临终关怀的态度略表2 护士对临终护理知识的掌握情况略 3 讨论护理人员对于临终关怀的态度 “临终关怀”这一概念进入我国已有二十年左右的时间，随着社会的发展，人们的观念也在发生变化，“安乐死”也不再是新鲜的话题，人们更加注重生活、生命质量，临终关怀事业是物质与精神文明发展到一定阶段的社会必然需要〔3〕，体现了社会的进步。调查中有护理干预对的护士认为医院有必要开展临终关怀，大部分对晚期病人进行心理护理有效也是认可的，说明护士对临终关怀的态度总体是积极的。只有的护士认可临终关怀的目标是预防慢性症状带来的痛苦，可以看出护士对临终关怀的目标不是十分明确。而认为护理临终病人有利于护士成长的有，也是同意率较低的题目，说明护理临终病人的过程对护士有各方面的影响。临终关怀开展的场所开展临终关怀的场所有医院、专门的临终关怀机构以及社区每种场所开展所面对的情况都不同，开展的方式、方法也都有各自的特点。对于医院是否有必要单独设立科室收治临终病人，同意者只有。医院并不是临终关怀开展的唯一场所，但每天都有病人处于临终状态，如何在医院更好的以适宜的形式开展临终关怀也是需要探讨的问题。提高护士对临终关怀知识的掌握程度，促进临终关怀的发展虽然护士对临终关怀有了越来越多的了解，但仍缺乏系统的认识。调查显示，护士对临终知识的掌握情况不好，除晚期镇痛药物一题外每题的答对率均低于60%，最低的一题是关于临终病室应保持的条件，答对率只有25%。医院不是专门的临终关怀机构，普通医院的护士未能很好的将对临终病人的护理区别于普通病人，临终病人需要的心理、环境、营养等方面也就不能很好的得到有针对性的“特殊”对待。因此对于护士应进行系统的临终关怀知识的教育，这样才能更好的开展临终关怀，体现现阶段“以病人为中心”的现代医学模式，造福人民和社会。【参考文献】〔1〕刘艳.对临终关怀的探讨〔J〕.青岛医药卫生,2004,36(1):48-49 〔2〕殷磊.护理学基础〔M〕.第3版.北京:人民卫生出版社,2002：11 〔3〕余静,刘小国.我国临终关怀的现状与展望〔J〕.中国误诊学杂志，2003,3(10):1489-1491护理人员掌握临终关怀知识情况的调查为了解护理人员对临终关怀知识的掌握程度，对北京市一所综合医院和一所肿瘤专科医院的120名护理人员进行有关临终关怀知识的问卷调查。结果显示：％护理人员的临终关怀知识处于一般水平，优秀率仅％，以临终、临终关怀基本知识缺乏最严重。两所医院不同护龄、学历的护理人员掌握临终关怀知识程度无统计学意义。提示：临床护理人员普遍缺乏临终关怀知识。 2 “临终关怀” 满城难寻金羊网 2006-12-03 15:13:43 专家指出：临终关怀服务尚未进入市民视野，亟待发展本报讯记者许琛、通讯员文燕媚报道：目前临终关怀在我国几为空白！昨今两天，首届生命关怀论坛在广州举行，主题为临终关怀。与会专家表示，眼下国内每年只有不到千分之一的需求者享受到临终关怀。记者了解到，广州没有一家公立医院设有临终关怀服务。临终关怀是“稀缺资源” 在论坛上，中国生命关怀协会秘书长罗冀兰介绍，临终关怀是指对于走向死亡的人进行的“全人”（身体、心理、宗教信仰等）、“全方位”（自生病到死亡到丧事过程中病人及病人家属的压力疏导）的关怀，目的是减轻临终者及其家人生理和心理上的痛苦。临终关怀服务的主要人群应是众多平凡的老年人，他们大多慢性病缠身，死亡过程缓慢。要达到上述要求，既需要专业的医生、护士、护工组成的医疗队伍，也需要社工、宗教服务等人员。但目前这一服务在中国极其稀缺。临终关怀与“孝道”相克广州的情况如何呢？据了解，目前广州临终关怀服务工作还未大面积铺开。除宁养院外，仅有广州友好医院及一洲医院等两家民营医院专门设有临终关怀科，而公立医院都未设。由于传统孝道根深蒂固，多数人对临终关怀持有排斥心理。广州友好医院老年关怀科一位医师称，友好医院在2002年专设老年临终关怀科，但一直生意冷清。广州一洲医院也存在病源不足的问题。为了有效利用病床，目前两家医院的临终关怀病房都住进其他病种的患者。记者采访发现，“临终关怀”并不能得到广州市民的理解。一位市民说：“让亲人在最后时刻由别人照看，怎么说我们都于心不忍，只有守着亲人才能够表达孝心。”也有市民认为：“俗语说‘久病床前无孝子’，将病人推给别人，不是要承担不孝之名？”针对这种现象，有社会学家认为，中国的“孝道”要求父母临终时子女要守在身边，而“临终关怀”则有点背道而驰，让中国人接受还需要一个磨合期。广州将建临终关怀大楼据了解，2001年以来，广州市共投入亿元，建成了1239个“星光老年之家”，为老年人提供了生活照料、保健康复等多项服务。但目前一些社会机构提供的临终关怀则形形色色，甚至漫天要价。因此，亟待建立临终关怀的专业队伍及制定统一标准。 “我国每年需要临终关怀的人中，只有不到千分之一能享受得到”，论坛上专家指出。缺口为何这么大？据分析，首先是临终关怀尚属于非医保项目，无资金保障；其次是正规医院一般不收治这类病人，因为不愿影响治愈率考核；还有就是经费问题，让综合医院承担临终关怀，难免长期的住院及重复检查等，医疗资源浪费，病人也开支过大。因此，专家们认为应主要由基层乃至社区医院进行。值得欣慰的是，今年广州将投入2000多万元建成国内第一座临终关怀大楼。据介绍，这座国内第一座临终关怀大楼位于市老人院，名为慈爱楼，能容纳200个床位，同时还设立ICU重症监护室，专门为临终的老人及其亲属提供服务。 3有人认为，临终关怀，其实就是把老人放到养老院等死，是子女不孝的表现。什么是临终关怀？几百年以前，临终关怀，是指给虚弱或生病的旅行者以庇护。而在现代，该词表示对濒临死亡的老年患者给予亲切的抚慰、良好的照顾和尽可能的帮助，使其安然故去。最早对临终病人的照料是在1967年，在英国伦敦由桑德斯首创的圣克里斯多费临终关怀医院。其后，1974年，美国首家临终关怀医院建立。 1982年，美国国会颁布法令在医疗保险计划（为老年人的卫生保健计划）中加入临终关怀内容。口老龄化、人们对有尊严地死亡的关注促使临终关怀的需求量大大增长。谁需要临终关怀？在发达国家，临终关怀的对象是那些濒临死亡的人，即通常诊断生命只有6个月或不足6个月的病人。按照规定，临终关怀医院不向病人提供治疗。因为临终关怀的目的既不是治疗疾病或延长生命，也不是加速死亡，而是通过提供缓解性照料、疼痛控制和症状处理来改善个人余寿的质量。其中，病人的尊严是一个最为关心的问题。临终关怀强调病人和其家属的情感的、心理的、社会的、经济的和精神的需要。临终照料主要是在病人的家中提供，当病人无法选择家庭照料时，临终关怀照料可以在医院、护理院、或其他设施中进行。我们需要临终关怀吗？随着我国人口老龄化的发展，特别是城市独生子女大量涌现，社会对临终关怀的需求将越来越强烈。我们需要转变观念，不要以为临终关怀是将家庭成员的工作转移到社会，使照料工作社会化，是子女的不孝。要知道，临终关怀，不只需要医院、医护工作者，社会的参与，更多的，是需要家属的支持。如此，才能让临终者走得放心，走得安心。希望对你有所帮助

如今医疗界越来越发达,很多过去治不好的病都能得到治愈,但还有现如今医疗措施不能解决的病患,所以对于临终患者心理护理也是医护人员极其重要的任务。下面是我为大家整理的有关临终患者的心理护理论文，供大家参考。

摘要探讨心外科死亡患者家属的心理变化和心理护理。临床护理工作中，既要关心病人，也要关心病人家属的心理问题，尤其是死亡患者家属的心理问题。

关键词意外死亡患者家属心理护理

患者因意外事故或病情过重医治无效而死亡，将对家属及亲朋好友产生一系列的生理、心理反应，表现出恐惧、紧张、焦虑、悲伤、失眠等心理变化[1]，这是现代护理不可忽视的重要内容。我科自2001年—2006年抢救39余名死亡患者，在积极抢救患者的同时，注重做好临终患者及其家属的心理护理，得到了患者家属对医护工作的支持，避免了医疗冲突或攻击性行为的发生。现报告如下：

1 患者死亡对家属的心理影响观察意外死亡患者家属的心理变化,人们认为可大致分为以下4期[2]：(1)否定期：当患者家属得知这突如其来的噩耗时,表示强烈的否定和怀疑,不敢正视现实;(2)商议期：当家属看到亲人病情危重时,心理焦虑,强烈地希望医护人员给予最好的抢救治疗,对亲人的生存寄予希望;(3)愤怒期：当亲人突然死亡后,过强的环境刺激会引起人强烈的情绪反应,与之伴随的生理变化也是极其剧烈的,具有无法预料和难以承受的突然性和超强性;(4)悲伤期：患者家属面对亲人去世的事实,心理难以承受,心情悲痛,情绪激动甚至可能丧失理智。不听旁人劝说,不相信死亡事实，甚至下跪哀求医生继续抢救,有的大声嚎哭,不能控制自己;有的甚至迁怒于他人, 大声斥责别人,把自己的忧怨悲伤情绪,投射到与事件有关的人员当中;或者责怪医院抢救不力,不管医院怎么样积极抢救,都不能理解,埋怨医生护士没有回天之力。因而帮助死者家属和亲人适应压力,应付危机,让他们在极其痛苦的外环境中,维持身心的内在平衡,是防病治病和护理工作的一个重要方面。

2对死亡患者家属的心理护理

护理人员主动与患者家属进行沟通给予心理支持不同的病案,会出现许多不同的反应,护士应该因人而异主动与患者家属沟通,介绍患者病情、抢救过程。对心理承受能力差者,死者的直系亲属、长辈、年老体弱者,应该暂时撤离现场,稳定亲人的情绪,使其有心理准备。同时要注意倾听他们所提出的问题,恰如其分予以解答,并主动询问他们有什么其他要求。语气要委婉,态度要诚恳,富有同情心,增强他们的心理承受能力,切忌生硬冷漠。

注重患者家属与亲人的心灵沟通为死者家属提供倾诉情感的时间和空间医护人员要充分考虑患者家属的心理需求,当抢救患者允许家属在场时,应尽量让他们留在亲人的身旁。据有关资料表明,国外一些医院当患者处于抢救或临终时允许家属在场已形成制度。这样不仅可以减少患者家属在盲目等待时的焦躁情绪,以及患者在抢救过程中随时可能死亡,而家属会因一直守候在亲人身边而减少遗憾,同时家属也目睹了整个抢救过程,对亲人的死亡结局有一定的心理准备,减少亲人去世后的悲痛。患者死亡后其家属常以大声痛哭来宣泄自己的感情,宣泄有助于缓解他们的悲伤情绪,压抑这些行为反而会延长其悲伤。因此,医护人员不仅不宜制止,还应主动为他们提供适当的空间;耐心倾听他们的诉说,或以肢体语言表示同情安慰,如轻拍他们的肩部,并引导他们把心理的悲痛倾诉、发泄出来。

让家属参与对死者的临终护理提高对死亡的认识老病死,天灾人祸,乃是自然规律,因为抢救无效而死亡,是不可避免的现实。无论医学如何发展,医生的医术多么高明,总有一部分人因为伤势过重,无论怎么样抢救都不可能起死回生,要向家属讲明病情的严重性,不可逆性,向亲人说明疾病的发生和发展结果。在积极抢救的同时,使他们对死亡有一定的心理准备,正确认识疾病的严重性、不可逆性,调整自己的情绪,积极配合做好善后工作。护士对患者作临终护理动作要轻稳,处处体现对患者的尊重,同时还应尊重患者家属的意愿,让他们共同参与对患者临终前的护理,教会他们生活护理技术,使其更好地照顾患者,尽到最后的义务,从中得到心理上的安慰,减少不安与自责。另外,患者死亡后,情况允许时,可不必立即移送太平间, 留出适当的时间让他们与亲人呆一会，应鼓励但不强迫家属用更多的时间与亲人在一起。许多家属感到握住死者的手或轻吻死者及用语言抒发情感,可降低过度的悲哀。因此,我们应当在尽可能的情况下照顾到家属的这种心理需求, 给予一定的心理安慰,使其适应压力,应付危机，引导他们面对现实,不能因为悲伤而失去生活的勇气,应鼓励其担负起家庭的重任。另外,护士应注重做好尸体料理。尸体料理是临终关怀的重要内容,做好尸体料理不仅是对死者人格的尊重,也是对家属心理的最好安慰。护士要尊重家属的习俗,如有的家属提出要亲自为亲人更衣等,尽可能满足其合理要求。

做好死者家属的安抚工作亲人的突然死亡对家属来说是悲哀的高峰。面对亲人的逝去,家属由震惊而哀痛、绝望,甚至可能出现头痛、心率加快、血压升高、失眠、易疲劳、记忆减退、抑郁等一系列身心反应。因此,做好死者家属的安抚工作十分重要。长期以来,我们往往只重视护士的职业道德培养,而忽略了抚慰知识和技能的培训,当面对悲痛欲绝的死者家属时,仅仅有同情心是不够的,而要给予他们有利的心理支持,必要时要协助其回避生死离别的悲愤场面。患者死后,护士应积极主动地给予死者家属安抚疏导,引导他们正确对待,帮助他们接受死亡的事实,降低其悲伤程度,促进他们的身心平衡,开始新的生活。另外,护士可通过随访、电话等方式与他们联系。但注意不要在患者去世后最初几天里进行。

参考文献

1席淑华,同立.香港医院临终服务见闻.解放军护理杂志,2000,46(4):54～55.

2 席淑华,同立.香港医院临终服务见闻.解放军护理杂志,2000,46(4):54～55.

【关键词】临终护理

临终是生命的重要组成部分，是一种特殊类型的生活，也是任何人都逃避不了的现实。临终护理学是一门以临终患者的生理和心理特征及相关的社会、伦理等问题为研究对象，将医护的专业化及科学化知识互相结合的新兴交叉学科。

1 老年患者临终护理模式的内涵探讨

对老年患者临终护理，不仅停留在医学层面上，而应涉及医学、心理学、社会学、护理学、伦理学等学科，它涵盖了所有的生理、心理、社会、精神的需要护理。这就要求我们在护理模式上由过去的单纯生物模式转变为现代的生物―心理―社会模式，由过去单纯的诊断、治疗、护理观点转向从生理学角度去关心患者，减轻患者精神和身体上的痛苦，使其在有限的日子里过得舒适、有意义;从心理学角度缓解、解除患者对死亡的恐惧和不安，使其从容地面对死亡;从社会学角度指导患者理解自己生命弥留之际生存的意义;从生命伦理学角度使患者认识到生命的价值，体会到在濒死之际受到了社会和亲人的关注。

2 老年患者临终护理应采取的主要措施

对于人来说，死亡是不可避免的。一般认为，老年患者在经过积极治疗后仍无生存希望，直到生命结束之前，这段时间称为“临终”。临终老年患者一般经过否认期、愤怒期、协议期、抑郁期、接受期，难免会产生对生的渴望和死的恐惧，难免会产生巨大的悲伤和痛苦，为了让其乐观地面对，作为护理工作者应做到以下几点。

提供舒适环境临终老年患者应安排单人房间，室内要清洁、安静、光线充足、温湿度适中、空气新鲜、避免噪音。房间的布置应该符合老年患者的心理特点和需要，同时，对老年患者室内东西不要做过多的限制，其目的是让老年患者安静舒适的休息，最大限度地为老年患者创造良好的休养、治疗环境，让老年患者在舒适的环境中度过最后时光。

做好基础护理除完成常规的基础护理内容外，还要做好勤翻身、多拍背，帮助老年患者做力所能及的活动，以预防褥疮、肺炎及其他并发症的发生。密切配合医疗，及时准确地完成各种治疗和护理任务，如输液、吸痰、吸氧和采集各种化验标本等，不随意终止各种维持生命的措施。根据患者食欲下降的特点，护士应和家属以及营养师共同制定老年患者的饮食，以保证患者营养的供给量，老年患者因胃肠功能减弱，表现有吞咽困难、口舌干燥或口腔里有痰液蓄积而无力咳出者，应及时清除并加强口腔护理，清楚的患者让其漱口，有义齿的应取下。对于便秘者，可用双手在患者腹部依结肠的走向做环节按摩，也可使用缓泻剂或开塞露，必要时应戴手套挖出大便，保持患者大便通畅。

实施心理疏导临终老年患者的心理极为敏感、复杂，心理护理是临终老年患者护理的重点。护理人员要及时了解老年患者真实的想法，随时掌握老年患者的心理变化情况，根据各自不同的职业、心理反应、社会文化背景，有针对性地进行精神安慰和心理疏导，帮助老年患者正确认识和对待生命和疾病，从对死亡的恐惧与不安中解脱出来，以平静的心情面对即将到来的死亡，较舒适地度过临终过程的各个阶段。如对处于“否认期”老年患者，要认真倾听谈话，经常出现在患者的身边，让他感到人们的关怀;对处于“愤怒期”的老年患者，要谅解、宽容、安抚、疏导;对处于“协议期”的老年患者，应尽可能地满足患者的需要，即使难以实现，也要做出积极努力的姿态;对处于“忧郁期”的老年患者，应允许其诉说他的哀情，鼓励与支持老年患者增加和疾病作斗争的信心和勇气;对处于“接受期”的老年患者，应尊重患者的信仰，延长护理时间，让老年患者在平和、安逸的心境中走完人生之旅。

切实做好临终老年患者家属的思想工作家属是老年患者的亲人，也是老年患者的精神支柱。家属的精神痛苦会影响老年患者的情绪变化，使老年患者症状加重，因此要做好老年患者家属的工作，促进家属的心理适应。要理解老年患者家属的心理活动，帮助他们从痛苦中解脱出来，使他们积极配合临终老年患者的护理工作。要动员家属与社会成员多探视老年患者，促进家属与老年患者之间的沟通及了解，消除以往的积怨及减轻过分的自疚与哀伤，使他们在这珍贵及有限的时光中，能彼此支持，互相谅解，让老年患者生活在温暖和希望中。

建立良好的护患关系融洽的护患关系有助于减轻老年患者的心理压力和痛苦。护理人员应站在老年患者的角度，体察他们的需要，并运用敏锐的洞察力，适当地将患者内心的情感反映出来，使他感受到被了解及接纳。要根据老年患者的需要能随时给予帮助，让老年患者感受到被关心和爱护，从而建立融洽的护患关系，使老年患者的心境处于治疗的最佳的状态，愉快地走完生命的最后阶段。临终老年患者生命结束以前仍享有与其他人的同等权利，正因为他即将告别人生，许多要求对他来说仅仅是最后一次。所以要尊重临终老年患者的权利，使老年患者感觉到自己仍然在被人们所关注，帮助其建立新的心理平衡而安然离开人间。

提高护理人员综合素质临终关怀护理需要运用医学、护理学、社会学、心理学等多学科理论与实践知识。因此，护理人员要坚持学习，不断提高自己的综合素质。要具有一定的专业理论水平和操作技能，并掌握多学科的知识;要具有解除临终老年患者及其家属躯体和精神心理痛苦的能力;要具有良好的沟通技巧，能够与患者及其家属建立良好的关系;要接受死亡教育，对死亡和濒死的回避和恐惧程度较低，能够与患者及其家属坦然地讨论生命和死亡的意义;通过提高护理人员素质从根本上提高临终护理的质量。

总之，做好临终老年患者的关怀护理是一个值得探讨的重要课题。只有医生、护士、家属和社会各方面共同配合和支持，才能真正使每一位老年患者都能在生命的最后一站安静、舒适而又有尊严地渡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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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问者：腜牕鍮

儿童临终关怀的发展现状中文摘要】自2004年起,儿童临终关怀越来越受到世界的重视。根据调查,现在每年有大量绝症儿童在临终时经受极大的身心痛苦。儿童临终关怀包括对儿童的支持和对父母的援助,在减轻儿童躯体痛苦的基础上,更重要是缓解他们的心理压力,同时开导父母,让他们勇于直面现实,并成为临终关怀的主要参与者。世界其他国家已经建立了一些成功的儿童临终关怀模式,如"罗宾之家"。中国目前在这方面还处于探索中,可以学习他国的经验,寻找出符合中国国情、有中国特色的儿童临终关怀模式。社区病人的临终关怀及护理中文摘要】目的帮助临终患者克服对死亡的恐惧,让他们认识自己生命弥留之际生存的意义,减轻他们生理上和心理上的痛苦,提高并维护他们最后生命的质量。方法对13例患者进行心理护理、疼痛护理、生活护理、家庭护理,以最大的能力减轻和消除临终患者在肉体上和精神上的痛苦,正确面对死亡。结论做好社区临终关怀能减少临终患者的痛苦,增加患者的舒适度,提高患者的生命质量,维护患者的尊严,减轻家庭的经济负担,同时对患者家属给予精神上的支持和鼓励有重要的意义。【中文关键词】临终关怀; 临终患者; 社区护理

以儿童临终关怀为主题的论文

临终关怀对构建和谐社会具有重要意义，是一项利国利民的社会系统工程。临终关怀事业的开展体现出人们卫生服务观念和健康观的进步，是精神文明建设前进的表现，也是优化医疗卫生服务结构，提高卫生服务效率、完善医疗卫生保健系统的重要一环。在我国，大力发展临终关怀具有深远的影响。首先，发展这一事业适应了我国人口老龄化的现状。如今我国已经步入老龄社会，而且相当一部分老年人为临终病人，生活不能自理，80％左右依靠家属照料，加上目前“少子化”家庭的增多，家属面临极大困难，众多垂危老人呼唤临终关怀，对于临终老年人来说，传统的、机构化的卫生保健形式可能并不是帮助他们和提供爱心的最有效的途径，临终关怀便是一个节省费用、解决濒危病人家庭照料困难的重要途径。其次，发展这一事业有利于彰显我国医疗机构以人为本的人道主义精神。临终关怀不仅改变了无法救治的患者被拒之医院大门之外，或只在医院延长痛苦的生命而得不到真正的关心和照顾，以及医务人员忽视患者家属痛苦的现象，而且使临终患者在关爱、舒适的环境中尊严地、安详地离开人间，也使患者的家属得到了心灵的慰藉，这些不仅彰显了医学人道主义精神，也体现了一种关心人、尊重人、以人为中心的人本主义精神医学技术的发展使延缓死亡成为可能。再次，有利于卫生事业的协调发展。医学技术的发展使延缓死亡成为可能，不过这会增加临终病人的痛苦，加重患者家属的经济和心理负担，并且将浪费大量的卫生资源。我国是一个发展中国家，城乡和区域医疗卫生事业发展不平衡，资源配置不合理，公共卫生和农村、社区医疗卫生工作比较薄弱，卫生资源严重不足的局面在短期内还很难改观。在这种背景下，卫生资源的分配应坚持合理、公正的原则，在尊重人的生命、人格和尊严的基础上，对生命个体的生命价值和生命质量进行判断，并据此决定卫生资源的投向。而临终关怀以提高病人临终前的生命质量为宗旨，对临终病人采取生活照顾、心理疏导、姑息治疗，目的在于缓解病人痛苦，消除病人及家属对死亡的焦虑和恐惧，这无疑有助于节约卫生资源，也使有限的卫生资源投入到我国卫生事业发展最需要、最迫切的领域，推动卫生事业的协调发展。不过，正是由于我国的临终关怀事业刚刚起步，因此无论是从理论上还是执行上，这一项事业还处于摸着石头过河的状态，在具体的实施和发展过程中，还有很多不尽人意的地方，具体原因有以下几点：第一，传统观念缺失。临终关怀要与患者及其家属讨论死亡、如何对待死亡等问题，而在我国的传统观念中即使无任何意义和价值的人也不愿过早结束自己的生命，同时受传统孝道的影响，显然中国传统的死亡观并未为临终关怀提供相应的观念基础。第二，社会支持缺失。目前，临终关怀在我国还属于新兴事业，一方面政府对临终关怀的投入极其有限，另一方面整个社会的支持也不足，相应的保险计划和慈善捐助很少，临终关怀机构的资金严重匮乏，这就导致我国临终关怀机构数量少，从业人员数量少、素质不高等问题的出现。第三，制度保障缺失。政府、医疗保险机构对临终关怀事业的态度如何，决定这临终关怀事业的发展，如何建立临终关怀机构以及如何运行？临终关怀机构设立的条件如何？临终关怀机构的治疗规范和服务水准如何这些问题也将决定这临终关怀的实际效果。但是我国目前在这方面并没有制定相应的政策措施和法律、法规，临终关怀缺乏制度保障，临终关怀更需要“制度关怀”。因此，要想使我国的临终关怀事业发挥更好的作用，必须在以下几个方面进行改进：一是开展死亡教育，必须以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为指导，开展形式多样的大众化死亡教育。如可以利用学校等教育机构，开展科学死亡观教育；也可利用医疗机构对患者及其家属进行死亡观教育，同时也可利用新闻媒介对科学死亡观和科学的死亡文化进行大力宣传，广泛更新人们的观念，同时也必须加强对医学界和医务人员的死亡教育，以使医疗机构、医务人员积极关注临终关怀事业的发展，认真对待临终患者的需求。二是多元宣传，完善社会支持系统。临终关怀是一项社会化的系统工程，是社会保障体系的一部分，需要社会各界的关心和支持，针对目前社会各界疏于对临终关怀事业的了解，首先应该通过各种途径加大对此项事业的宣传，如政府宣传、媒体宣传等，以此来增加对临终关怀事业的资金投入，同时也可以最大程度的争取社会支持。三是建立临终关怀保障制度。首先通过立法，明确临终关怀的主管部门及其监督管理责任，明确投入主体，保证临终关怀事业的资金来源。其次，应制定专门的卫生法规（含具体的规章制度），对诸如临终关怀对象的界定，临终关怀医院或病房的设置标准，临终关怀的技术标准及操作规程，从业人员的资质、职责和伦理要求，临终关怀机构的设施、设备、药品以及资金的管理，收费标准等做出明确的规定。只有这样，才能保证真正需要临终关怀的患者得到切实的、全面的临终照护。

1.安乐死并不违背医生的职业道德医生是安乐死中一个重要的角色，对于医生在安乐死过程中所扮演的角色伦理上一直存在争议。有人认为用医学手段结束病人的生命与传统的医生道德相冲突。传统的伦理观念认为医生的职责在于救死扶伤，当医生帮助病人结束生命，促成病人的死亡违背了医生的传统职业道德。但道德是与一定的历史条件相联系的。传统的道德要求和规范产生于传统社会，随着现代医疗条件、病患关系的改变，传统的医疗道德要求显示出一定的局限。第一，就疾病的概念来讲，现代疾病的概念已经不仅仅是指人的生理上的不健康，人的心理上的不健康也严重的威胁到人的生存，疾病的概念也由单纯的生理扩展到人的心理，人们对心理上的健康给予越来越多的关注。医生的职责也不应该仅仅关注人的生理，对人的精神以及心理也应该给予同等的关注。第二，道德总是在冲突中存在，当道德发生冲突的时候，要坚持更高的道德。健康的生理并不是人生的全部目的，如果仅仅把保存肉体的存在作为人生的目的，显然违背了人的本质。人是追求意义存在的生物，肉体的存在相对于人的整个生命和存在的意义来讲，只是一种手段，而这种手段是否应该存在，最终取决于这种存在是否与最终的目的相违背。当肉体的存在阻碍甚至损害生命意义的实现，就应该毁坏掉肉体。在这种情况下，医生为病人寻求一种更文明更减少的痛苦的生命实现方式，当然是一种责任。第三，减轻病人的病痛和延长病人的生命之间本来就是相互矛盾。止痛而不缩短生命不仅是许可的，更是医师的义务。困难的是，止痛药的往往会同时缩短病人的寿命，那么，作为医生是否应该为了延长病人的寿命而拒绝给病人服用止痛药，所以，在延长生命和减轻痛苦两者之间不应该用一方否定另一方，而是要寻求二者之间的最佳结合点。既不要为了减轻痛苦而过度伤害生命，也不要片面强调生命的保存而否定了减轻或终止痛苦的必要。当减轻痛苦的必要超出了生命存在的必要时，医生就有义务利用各种手段减轻或者终止病人的痛苦。第四，现代生命科学的发展，医学的进步，使人的生命出现了很多新情况新问题，在这样一种情况下，传统道德在解决现代问题的时候必然会造成实践中的一系列困难，比如，对一切病人实行尽可能的医治是资源不允许的，现有的医疗资源是有限的，有限的资源不可能实现传统道德的要求。对有些疾病的医治超出了家庭的实际负担能力，恪守医生的传统职业道德，不仅是不可能的，还会对社会对他人造成严重的负担，甚至导致家破人亡的悲剧。要认识医生在安乐死中所扮演的角色，首先要正确认识安乐死的本质。安乐死的本质是生命的一种方式，安乐死的本质既不是杀人也不是自杀，而是帮助他人实现生命的意义，从这种意义上来讲，医生在安乐死中所扮演的角色不是杀人而是助人，而医生的行为与传统的医生的职业道德也不违背。“新的可能性带来了真正的新问题：医生应该遵循只要他们能够就要保存人类生命的原则，还是他们应该在‘不自然’延长生命质量远远低于正常时不去使用他们新的力量？科学进展使许多处于临终状态的人延长生命成为可能。在这里，也提出了同样的问题：医生只要他们能够就应该保存人类生命，还是当按照正常人的标准病人处于超常期的生命质量不值得活下去时，他们应该不做出特别的努力去‘反抗自然’呢？”[44]人具有主观能动性，人对生命的能动性是人的本质的体现，人既然能够主动干预人的生命实现人的生存的延长，人就有权利主动干预实现生命的终止。医生在安乐死中扮演的角色是医生的职业范围所在，不应该受到道德的非难。 2.安乐死的消极后果是可以消除的安乐死作为死亡的一种方式，与其他结束生命的方式有很大的不同。安乐死作为一种死亡方式与杀人与自杀有很大的相似之处，如果在对安乐死的界定和实施中缺乏限制，必然会给社会造成灾难性的后果。鉴于安乐死在历史上曾经造成的人道灾难（希特勒曾经用安乐死对犹太人和残疾人进行过屠杀）和严峻的现实，很多人对安乐死的后果提出了担忧：其一，一些不孝子女为脱摆赡养老人的义务而钻安乐死的空子，造成社会的悲剧。其二，当病人因为经济原因不愿继续接受救治，因而申请以安乐死结束生命时，这无疑是因为贫困而自杀，这必然形成社会的非人道。其三，安乐死合法化提案的发起人之一的北京儿童医院儿科专家胡亚美曾指出，从我国的具体国情来看，安乐死可以节约我国有限的医疗资源，把它用于更有治疗希望的病人身上。然而人们也担心，这样一来将造成在医疗资源的分配上弱势群体更弱，而强势群体更强的局面，造成新的社会不公。其四，一些别有用心的人可能会利用安乐死来达到自己的不可告人的目的并以此逃脱法律责任。其五，安乐死容易让死亡成为一种义务，从而造成老年人的负担。比如，“一个中年人，上有要进养老院的父母，下有将上大学的儿子。他既要为老人进养老院花钱，有要为儿子上大学花钱。假如他的钱数有限（这种情况往往很少见），只能顾及一头，供儿子上大学就供不起父母上养老院，供父母上养老院，儿子又上不成大学。如果自杀还没有成为一种‘义务’，这个人并不会认为父母继续活着是不应该的事，因而很自然地出钱让父母进养老院，让儿子别寻他路，他自己别无怨言，他父母和孩子也觉得只能如此。但是，一旦自杀成了老人的‘义务’，希望别人自杀也成了社会可接受的合法念头。”[45]就第一种情形来讲，禁止安乐死并不能避免这样的悲剧。作为第二种情形，如果既没有对这部分人进行经济上的救助，又不允许其安乐死，显然会造成更不人道的后果。而第三、四种情形，问题的本质不在于安乐死本身，而在于制度的不健全。这些消极性后果应该从制度上入手解决，并不能由此否定了安乐死。关键在于第五种情形。义务具有客观性，作为社会存在的个人，有为他人和社会的福利而做出贡献的义务，必要的时候甚至献出自己的生命，这与社会保障个人生存的权利并不矛盾。社会保障个人生存的义务，个人也有为国家奉献自己的能力甚至生命的义务。权利和义务是对立的存在，权利和义务的消长也是在不断的变动中的，对人的生存权的维护并没有否定个人有牺牲自己生命的义务。而有安乐死的义务也并不意味着人就一定要自杀，安乐死作为义务具有客观性，但不能把安乐死的义务性质与自杀的合理性混为一谈，更不应该认为安乐死是义务就意味着人一定就应该选择安乐死或放弃对疾病的治疗，安乐死的义务是对应于人的生存权利的存在，而人最终“应然”的选择是权利和义务平衡的结果。安乐死所导致的消极后果实际上并不在于安乐死本身，安乐死问题的实质在于制度的不健全，安乐死实施过程中的困难完全可以通过制度上的完善来解决的，如果因为困难而否定了安乐死本身，势必会给社会和个人造成更大的痛苦，造成更大的不人道。3.被动安乐死并不侵犯人的权利从道德上来讲，“不得杀人”自古以来就是一个不证自明的道德法则，而被害人的承诺并不足以使实施者的杀死行为在法律上具有正当性。在安乐死问题上，安乐死的特点就在于死亡的过程要由他人帮助实现或直接实施来实现。从主动安乐死来看，主动安乐死因为死亡是个人的意愿，作为参与其中的个人只不过是在帮助他人实现自己的目的，只要证明了死亡是个人的权利，安乐死就不是对生命权的伤害，帮助安乐死的人也不是杀人。这在前面已经做出了证明。安乐死是否侵害他人生命权的争论主要集中到被动安乐死中，被动安乐死的特殊性在于被动安乐死的对象缺乏明确的意志表达，安乐死并非是对象本身意志的体现。被动安乐死是否就是对人的权利的侵犯，他人有没有对被动安乐死的对象实施安乐死的权利，这一直是有关安乐死讨论中的一个难题。而要解决这个难题就要从安乐死的对象来分析。被动安乐死的对象主要是脑死亡者、脑瘫婴儿和植物人。就脑死亡者和脑瘫婴儿来讲。脑死亡者和脑瘫婴儿有区别于正常人的以下特征：第一，脑死亡者和脑瘫婴儿不具备形成人的意识的能力，不具备人的精神。第二，没有参与社会实践的能力，没有也不可能在社会实践中形成人的本质。从脑死亡者和脑瘫婴儿来看，脑死亡者和脑瘫婴儿现在不是人，将来也不是人。他们既然不具备人的本质，就不能在实际上形成人与人之间的权利义务关系。针对脑瘫婴儿实施的安乐死就不是对人的权利的侵犯。被动安乐死中争论的另一个焦点是植物人。“医学上认为：脑外伤后连续昏迷不醒一周、半月左右者并不少见，苏醒的机会很大，惟昏迷持续逾一个月以上者始可称为一时性植物状态。逾三个月者为持续性植物状态（persisitent vegetable state PVS），至于永久性植物状态（permanent vegetable state）则在多年随诊PVS之后，经MRI提供客观依据证实之后始可确诊。PVS每见于脑缺氧，大脑皮质广泛损害等严重脑外伤和脑血管疾病之后，患者貌似清醒，故有睁眼昏迷或醒状昏迷（coma vigil）或去皮质状态（decorticated state）去皮质综合证（apallic sydrome）之称。因脑干（中脑、桥脑）上行性激活系统受损不重，故有不规则的醒觉、睡眠周期，患者对周围环境无任何意识反应，缺乏任何思维、情感、知觉、认知，无任何自发语言或自主四肢活动，对自身生存状态了无知觉，有如植物就地生根，故被称为植物状态，俗称‘植物人’。”[46]因此，植物人有以下特点：第一，植物人不同于死人，植物人在肉体上有生命特征。第二，植物人不同于一般的动物和其他存在，植物人至少与人还有一定的情感联系。第三，植物人也不同于正常的人，植物人缺少成为正常人所必要的意识，缺乏实践能力，作为重症病人，其生命特征的维持需要社会或他人给予必要的照顾和一定的医疗资源维持生命。植物人不具备人的本质。人的本质中包括这样几个要素，能动性（能动的能力即健全的人脑）、社会性、精神性，显然，植物人虽然具备肉体上的生命特征，但单纯是肉体生命并不构成人的存在。植物人与一般处于昏睡状态的人不同，昏睡状态的人虽然暂时失去了能动性，但昏睡的人却没有失去能动能力，其能动性的恢复是必然的，而不是可能的。植物人不具备社会实践能力，同时也缺乏人基于社会实践和能动能力基础上发展起来的精神性，所以，植物人不是现实意义上的人。但植物人也不同于植物，更不同于死人。因为植物人有恢复能动能力的可能，因此，植物人是潜在的人。而这正是植物人能否实行安乐死讨论的关键。反对对植物人实行安乐死的人认为，植物人有恢复的可能，所以不能对他们实行安乐死，对植物人实行安乐死实际是杀死了潜在的人。曾经引起广泛争议的美国女植物人特丽就是一个典型的例子。1990年，年轻的特丽因心脏病发作而导致脑损伤，最终被医生确诊为“永久性植物人”，从患病以后15年来，特丽一依靠靠人工进食管维持生命。1998年，特丽的丈夫迈克尔因为不堪忍受沉重的经济和精神负担向佛罗里达州法院提出申请，要求对其实行安乐死。特丽的父母强烈反对，他们否认女儿已经死亡，因为她曾朝他们微笑流泪并做出过其他反应。在这个例子中，从反对和支持的双方的立场来看，反对的人认为植物人有复苏的可能，作为潜在的人应该享有人的权利。而作为特丽的丈夫之所以支持对特丽实行安乐死，主要是因为特丽的存在已经严重威胁到了自己的生活，造成沉重的负担。人是社会性的存在，任何权利和义务只有在社会中才具有现实性。植物人的权利也不是单独的存在，植物人的权利要放到社会中衡量。植物人的生存是社会性的，它关系到与植物人有关的当事人的权利。植物人的存在并不是无偿的，如果植物人的存在不需要任何的物质条件，他们当然最好可以无限度的存在下去。但现实是植物人存在需要一系列人力物力的投入，植物人的存在有两个基本的问题：第一，植物人的复苏的需要一系列的投入，而这一系列的投入只能换取将来的某种几率很小的可能，这就像进行一项投资，虽然，人的生命不能简单用投入产出来衡量，但维持植物人存在所需要的投入的巨大也不能不使当事人做出权衡。第二，植物人存在所需要的物质是否超过了当事人的负担。如果超出了当事人的负担，当事人是否有权利放弃对植物人的治疗。一个人不能对他人尽无限度的义务，权利和义务总是在相互的作用中维持一种平衡，如果这种平衡被打破，就会造成社会的不公正。如果坚持植物人生存权绝对，这必然超出很多家庭能够负担的能力，也必然会因为植物人的生存而使他人是正当权益受到损害，造成权利义务的失衡。植物人的权利与其他当事人的权利是对立的，在对立的权利中人们要寻求的不是对哪一方实行保护，而是要维持权利的平衡。在对待植物人的问题上，人们往往注意到了植物人的权利，而忽视了病人家属的权利。事实恰恰应该相反，在处理植物人的问题上，植物人作为被动的一方，权利和义务的划分要以其他当事人来决定，而不应该仅仅参照植物人的权利。应该承认，其他当事人有照顾植物人的义务，虽然在义务的具体履行过程中，很难划定一个准确的度。一个衡量尽了多少义务就可以的准确的数量度。但当事人所能够承担义务的能力是有限的，植物人的存在之所以会造成人与人之间的不平等，就是因为对植物人的照顾超出了当事人的负担能力，所以，对植物人的照顾要以当事人所能够承受为标准，这不管是从权利和义务平衡的角度还是现实的可操作性上，都是现实可行的。“如果哪个个人已经停止存在，我们就没有什么道德理由帮助他的心脏继续跳动下去，或者说没有什么道德理由忍住不去防止这么做。这个主张把个人与人类的一员区分开来。如果我们知道人类的一员处于不可治愈昏迷中，就是说这个人类的一员肯定永远不能重获意识，那么我们将认定哪个个人已经停止了存在。既然有一个属于人类的活体，那人类的一员则仍然存在。但是，在生命的这个归宿之处，我们应当主张只有杀死个人才是错误的。”植物人的生存是关系到人与人之间权利和义务平衡的问题，植物人是否应该安乐死不是由单方面的权利义务决定的，而是要寻求所有当事人之间权利和义务的平衡。对植物人是否应该实行安乐死，也不能简单的肯定和否定。他人对植物人的生存负有一定的责任，超出了这个责任的限度之外，对植物人实行安乐死并不是对植物人权利的侵犯。总结以上所述，对脑死亡病人和脑瘫婴儿实行安乐死并不损害病人的权利，而针对植物人的安乐死，只要处理得当，也不是对他们权利的损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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试论我国安乐死的立法选择摘要：安乐死早已不是一个生疏的名词。安乐死一词源出希腊文Euthanasia，由“美好”和“死亡”两个词组成，又称安乐术，或称怜杀（Mercy killing）。原意是指在人类外力的作用下安然告别人世。这项提议早在20世纪30年代就被人们提出，1936年英国首先成立安乐死自愿协会，提出安乐死法案，澳大利亚是世界上第一个通过“安乐死法”的国家，但是很快便于1997年废除。2002年，荷兰下院通过法案，使安乐死合法化。而本文中提到的特丽案件中对于安乐死的争议主要集中于对于本人意愿、伦理以及法律实务操作中的一些问题。美国植物人特丽•夏沃的生死使人们再度开始对安乐死的大讨论，本文通过对一些观点的分析总结来阐述对这个话题的法律思考。关键词：安乐死；法律；伦理Try to discuss the selection of legislation of euthanasia through Terri Schiavo’incidentAbstract：Euthanasia is not a verdant noun. Euthanasia one etymology produce Greek euthanasia, and " death" two phrases succeed by " bright ", the original meaning mean that says good-bye to this world under the function of the human external force safly. The proposition propose as far back as 1930s people British establish the voluntary association of euthanasia first of all 1936, propose the euthanasia bill , Australia is the first country that pass " euthanasia law " in the world, it is abolished but benefited quickly in 1997. In 2002, Dutch Lower House legalized euthanasia through the bill . And Terri Schiavo’incident dispute in euthanasia concentrate on to one's own will, ethics , legal practice some questions operate , mainly specially. The American vegetable is specially Terri Schiavo’incident；Fertile life and death make people begin the free discussion to euthanasia once again in summer，this text explains the legal consideration of this topic through summarizing in analysis on some views. Key words： Euthanasia； Law； Ethics特丽•夏沃是一个害羞的女人，喜欢小动物、音乐和篮球。她从小在宾夕法尼亚长大，1982年认识迈克尔•夏沃，两年后结婚。他们后来搬到了佛罗里达州，在那里特丽就职于一家保险机构。由于常年减肥，特丽饮食功能紊乱，最终导致26岁时（1990年）彻底病倒。医生们说，由于钾失衡，她的心跳停止跳动，在被救活之前，脑部缺氧长达10分钟，导致严重脑损伤，陷入植物人状态。1998年，在医生将特丽确诊为“永久性植物人”且无任何康复可能后，特丽的丈夫迈克尔向佛罗里达州法院提出申请，要求对特丽实行安乐死。他认为，这是尊重特丽的意愿，因为她曾表示不愿用人为手段维持生命。但这一要求遭到了特丽父母的反对。此后，在长达7年的时间里，迈克尔和特丽的父母进行着旷日持久的官司。特丽的进食管曾两度被拔除，后又根据州议会紧急通过的法令而两次重新插上。2005年3月18日，佛罗里达州法院第三次裁决拔掉她的进食管。之后，美国国会对这起案件进行干预，授权联邦法院对此案进行审理。联邦法院法官3月22日做出裁决，拒绝下令将特丽的进食管重新插上。此后，特丽父母又几次向不同的法院提出上诉，结果都以失败告终。就这样13天后特丽在争论声中离开了人世，逝者已矣但是对这件事的争执还在继续，一直为人们所关注的“安乐死”又再次成为人们讨论的热点。一、安乐死的概念及国内外安乐死研究概况（一）安乐死的概念及主体对象1．安乐死的概念安乐死早已不是一个生疏的名词。安乐死一词源出希腊文Euthanasia，由“美好”和“死亡”两个词组成，又称安乐术[1]，或称怜杀[2]（Mercy killing）。对安乐死的理解有广义和狭义之分。广义的理解包括一切因为“健康”的原因致死，任其死亡和自杀；狭义的理解则把安乐死局限于对患有不治之症的病人或死亡已经开始的病人,在濒死状态下忍受着精神与肉体的极端痛苦时，在其本人或家属的要求下，经医生认可，不再采取人工的方法延长其死亡过程，为制止剧烈疼痛的折磨不得不采用人为方法无痛苦地结束病人的生命[3]。当前，我国民间对“安乐死”一词的理解多是狭义的。2．安乐死的主体对象植物人并不是“安乐死”的主体对象。我们谈“安乐死”，一定要有这样一些前提：（1）安乐死的对象是那些当前医学条件下毫无救治可能、处于临终阶段、正在遭受不可忍受痛苦的患者；（2）患者本人有安乐死的强烈意愿；（3）必须由医生采取行动，并选择没有痛苦的终结方法[4]。由此可知，安乐死行为实际上是一种在临终患者的明确请求下，为解除患者无可忍受的痛苦而由医生对其死亡过程进行的主动医疗干预行为。（二）国内外安乐死的研究概况1．国外安乐死研究概况1935年,全世界第一个提倡自愿安乐死的团体在英国正式成立。自50年代起，一些西方国家开始尝试为安乐死立法。探索、争论了20多年后，1976年，美国加利福尼亚州颁布了《自然死亡法》[5]。这是人类历史上第一个有关安乐死的法案。1993年2月9日，荷兰议会通过了默认安乐死的法律，此后又一放宽安乐死合法化的尺度，1999年8月10 日通过的最新修正案规定，凡16岁以上的人，若患绝症到生命末期，均可自行决定是否接受安乐死，12岁至15岁的青少年，要似要求必须经其父母同意。现在，荷兰每年大约有25000人以安乐死的方式告别人生。1994年10月20日晚，在荷兰首都阿姆斯特丹，近百万市民通过一部名为《他自己选择死亡》的电视目睹了一位63岁的老人接受安乐死的全过程。目前，安乐死在荷兰很受公众的支持。80%以上的荷兰人赞成安乐死。在英国，近年来要求安乐死合法化的呼声越来越高。据统计，50年代英国只有不到一半的人认为安乐死应合法化，但目前这一比例已上升到了82%。1993年2月4日，英国最高法院裁定了英国第一例安乐死案件，同意了一位年仅21 岁患者的父母和医生的申请，停止给他输入营养液。1996年4月24日，又裁定允许为53岁的珍妮特-约翰逊太太(已成为植物人4年多)实施安乐死。1998年，英国《泰晤士报》报道，尽管安乐死还不合法，但英国已有万人在医生的帮助下以安乐死的方式结束了生命。多数德国人也赞成安乐死。1994年德国一家民意测验所对1004名德国人进行的调查显示，83%的人赞成安乐死，30岁以下赞成安乐死的人甚至多达88%。在德国，安乐死协会的会员1994年已达万人。1999年，德国外科学会首次把在一定情况下限制和终止治疗作为医疗护理原则的一个内容。 1992年10月1日，丹麦实验了停止延长无药可救的病人的生命的法律，受到了很多人的欢迎，4个月内就有4 5000人立下遗嘱，表示愿意在必要时接受安乐死。以色列1998的也实行了首例经法院批准的安乐死，耶路撒冷一家医院的医生给一名49岁的身患绝症的男性病人注射了致命剂量的麻醉剂。 1996年5月25日，澳大利亚北部地区议会通过了《晚期病人权利法》[6]，从而使安乐死在该地区合法化。拥护者认为，这是人类社会的一大进步，最后，澳大利亚其它一些洲的议员也在准备制定本洲的安乐死法。美国最新的民意测验显示，在包括医生在内的美国公众中，支持安乐死的已占多数。1994年，世界许多媒体都报导了美国一位身患绝症的老妇在儿女们轻唱的平安歌中平静地离开人世的“诗意死亡”[7]。2．我国公民对安乐死的看法改革开放以后，安乐死的观念传入我国，并很快成为人们普遍关注的热门话题。从1992年起，在每年的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上，提案组都会收到有关安乐死的提案，要求我国立法，使安乐死合法化。天津医科大学党委书记、“中国临终关怀之父”崔以泰教授和北京儿童医院名誉院长、儿科专家胡亚美教授都是安乐死议案的提案人，他们不仅在为安乐死的合法化进行着努力，而且都表示，自己在必要时也要实施安乐死。目前，我国赞成安乐死的人主要是老年人和高知识阶层人士。上海曾以问卷形式对200位老年人进行了安乐死意愿调查、赞成者占；在北京的一次同样的调查中，支持率则高达；另据《健康报》报道，有关部门对北京地区近千人进行的问卷调查表明，91%以上的人赞成安乐死，85%的人认为应该立法实施安乐死二、伦理道德以及人权保护上是否可以接受（一）安乐死并不违备伦理道德为了减轻患病者的痛苦，在一定的条件下，对特定的临终患者实施“安乐死”，在伦理学上是可以允许的。但具体实施的时候，还是会涉及到很多感情问题，比如特丽的父母，就很难接受眼睁睁看着自己的女儿因为营养和水分缺乏而导致的死亡。这种人之常情，也是非常容易理解的。安乐死在法律和伦理上的争论似乎仍未平息，对安乐死的法伦理学解读，也许会突破目前理论和立法实践中的僵局。安乐死实现的是何种利益？安乐死能否成为一种权利，首先要看它为人们带来什么样的利益。利益是满足需要的东西。所以我们不妨以人的需要为分析起点。人的存在有三重关系维度[8]。人的作为肉体存在的自然必然性，决定了人要通过物质生产的实践来满足人的物质生活需要，并由此建构起人与自然的关系。在这种关系中，人是永远的主体，物作为客体只存在对人的单向效用，不存在人对物的有用性问题。但人必须是以群体的方式，才能实现寻求需要满足的现实物的活动，这是人的存在和发展的社会必然性，即是说，只有在人的联合中，才能获得直面自然的勇气和力量。物质生产的实践既创造了人类的生活条件，同时又生产了人类的社会关系，它引起了人的不同于物质生活需要的社会生活需要，如交往、合作的需要、归宿与安全的需要、友谊的需要、道德的需要等等。社会实践所建构的是人与人的关系，它不同于人与物的关系，它是主体间的关系，而且使人与物的单向效用关系摆脱了粗陋的、原始的“动物学”性质，使主体的自然需要带上了社会文化的印记，使客体的效用能否实现为现实的价值存在形式，受到活动主体的生活态度，活动方式等的制约，这不是因为客体不能满足主体的需要，也不是主体不需要某些客体的属性和功能，而是取决于一种更高的价值形态。因此，除了物质生活的需要、精神生活的需要以外，由于人的意识和自我意识的产生，人还有认识自我和追求自我完善的自我实现的需要。由于利益是满足需要的东西和条件，因此，与人的三层需要相对应的就是人的物质利益、社会利益和人格利益三个利益领域。其中，人格利益被视为人的最高利益，其核心是人格尊严。人格尊严作为一种价值，内在于自我实现的需要，发生在人的自身内部，不是主体对身外之物、身外之人的需要，而是主体对存在于自身的生命、身体、健康、自由的需要，简言之，人格尊严作为一种利益是内在的，与其他经济利益、社会利益不同。它因出生而当然发生，因死亡而当然消灭，确确实实是“生则带来、死则带走”的权利。而其他利益关系都是主体对自身以外的物和人的关系，是“生不带来、死不带走”。人格利益属于身信领域的关系。意味着人除了对物的支配权之外，对自身也有支配权，前者实现的是物质利益，后者实现的是人格利益。安乐死的利益基础是人格利益。人格利益的核心是人格尊严，即个人的自由自主。一个人有权按照自己喜欢的方式来对待自己的身体，包括选择死亡。这意味着要允许人们根据自己独立的决定去过自己的生活，而不受强迫或干预。（二）安乐死不是侵犯人权而是保护人权世界卫生组织1948年在宪章中提出：“健康是一种身体上、精神上和社会上的完满状态，而不只是没有疾病和虚弱的现象。”死亡作为人的生命的一个阶段，同样需要一种身体上、精神上和社会上的完满状态，安乐死正是这样一种完满状态，实质上是一种实现了人格尊严的状态。显然，安乐死带给我们的不是物质利益，也非社会利益，而是人格利益。这是我们讨论安乐死是否是一种权利以及是何种权利的最为关键的因素，就是说，要说安乐死是一种权利，它只能是一种人格权，而不是物质上的或社会上的权利。不过，这里仍存在的一个问题是，安乐死如果是自主、自由支配自己的利益的人格权，是否会和人格利益中最关键的生命权发生冲突？问题的关键是对安乐死本质的看法。安乐死的本质是死亡吗？安乐死即安乐地死亡。这里“安乐”所界定的是死亡的状态，不是死亡的原因和性质。它不过是用科学的方法对人的死亡过程进行优化调节，消除死亡痛苦，优化死亡状态，使死亡安乐化。所以安乐死所解决的矛盾，不是“生还是死”的问题，而是“死亡质量”问题；不是从“生”向“死”的转化，而是从“痛苦”向“安乐”的转化；不是“为什么死”，而是“死得如何”。可见，安乐死是以解除人的死亡痛苦为唯一目的，使人死得安乐，维护人的死亡尊严。如此一来，那种把安乐死称为是一种死亡权的说法，就显得很可笑了。因为，死亡本身不可能成为一种利益，死亡不可能成为一种需要，相反，生命的存在是其利益之所以产生的前提。况且，死亡是一个必然的结局，人是没有选择的余地的。可见，安乐死如果是一种权利，也不是死亡权，而是自主权，是人格权[9]。三、法律实务中安乐死出现的一些问题（一）安乐死合法化的精神探源1．安乐死能否成为法律权利安乐死可以成为法律权利吗？没有合理的理由限制安乐死，并不意味着安乐死就能成为一种法定的权利。权利是以体现社会意志的规范的认可为前提的。就是说，并不是任何利益要求都能成为权利，权利是人的利益要求与社会的规范性要求的统一，是人的个体意志得到了社会的整体意志的许可或承认。安乐死典型的是一种人的意志的体现。有学者把安乐死说成是死的权利。其实死是人的一个宿命，是无法逃脱的必然，也无法体现人的意志，因此不可能成为一种权利。安乐死则是对人的实存的一种反思、限制和决定。具体来说，一是安乐死是个人要求的，体现个体的意志。二是安乐死要符合规范，得到社会意志的认可[10]。如此，安乐死才能成为一种权利。2．安乐死成为法律权利的条件安乐死必须体现个体的意志，这是确定无疑的，否则就是谋杀了。这意味着无法表达和不具备个体意志的个体，是排除在讨论范围之外的。至于要得到社会的整体意志的许可或承认，首先要看它是否能得到社会道德习俗的认可和承认。显然，在现代社会，也正如我们上面所论证的，安乐死是可以作为一种道德权利存在的。起码在我国，它能被社会所认可和接受。但安乐死作为一种道德权利，是否就必定转化为法定权利？这当然取决于合法化过程的几个限制性因素。立法者在将应有权利通过立法的形式转换为法定权利的过程中，要受到三个方面因素的限制：社会客观因素的限制，主观因素的限制以及法律形式本身的限制。正因为这些限制因素的存在和不可避免，使得现有的法律权利不能完全再现应有的权利[11]。所谓客观因素的限制，是指任何应有权利要求都产生于一定的社会物质生活条件，制约权利的客观因素包括一国的经济、政治、文化发展水平、自然条件、民族传统等，因此不同时代、不同国家和具有不同文化传统的民族的权利主张就会不同，因此有些应有的权利可能在某个时代、地区得到确认和保护，而在另一个时代和地区则得不到保护[12]。（二）我国是否具备安乐死立法的条件在中国社会，安乐死作为一种应有权利是否可以转化为法定权利呢？我们可与安乐死合法化的荷兰做个比较。荷兰之所以能使安乐死合法化，至少有四个有利因素：1、荷兰的医疗服务在全世界来说，可以说是水准最高的国家之一。95%以上的老百姓有私人医疗保险。长期疗养也包含在保险范围内，而且涵盖没有私人保险的少数人民。2、缓和医疗非常进步。几乎每一家医院都有疼痛控制及缓和医疗中心，与之相较，其它国家的类似中心少而昂贵。3、纳粹占领时期，只有荷兰的医生不参与纳粹的“安乐死”计划。这个因素显示荷兰医病关系有高度彼此信赖的传统。4、他们的家庭医师制度推行的很不错。大部分的病人与医师都有长久的友谊关系。显然，这些条件在中国还远未具备。中国还是发展中国家，国家现在还没有能力保障每个人都能接受较好的医疗条件。很多人在医治无望的情况下，不愿意让亲人多花钱而想到一死了之。中国目前的医疗保障制度还不健全，特别是在广大贫困农村，由于基本的医疗保险尚未建立健全。许多人得了个小病就面临巨大的家庭经济危机，主动谋求死路是他们最好的解决办法。中国目前医院的医疗水平还不高，而对于医学上无法挽救的濒死者的确认，需要达到一定的医疗水平，具备一定的医疗条件。最后，我国幅员辽阔，不同地区有着不同的医疗水平，而且我国民族众多，不同民族的文化背景、风俗习惯差别很大，死亡文明的发展水平不同，对安乐死的要求和接受程度也不同。可见，客观因素的限制不支持将安乐死从应有权利转化为合法权利。四、安乐死的立法构想及结语（一）安乐死的立法构想安乐死是一个涉及伦理、法律和医学等方面的一个非常复杂的问题。在当代社会，为制定政策和立法之目的，审视安乐死必须立足伦理，要围绕生命价值、个人自由和人权保障等来看待问题。讨论安乐死的最佳情景是国家经济、法制、医疗保障和公民的观念达到一定的发达水准，根本问题是病人的自由意志能够在物质和精神高度文明的基础上得到保障。从伦理上来讲，绝对禁止或全面开放安乐死均不可取，我国社会目前不具备讨论安乐死的理想条件，从立法上来讲，我们仍需创造条件。其中最为重要的是要严格规范安乐死使用的对象范围、主体范围、实施条件、申请程序、审查程序、操作程序，和明确擅自实行安乐死的刑事责任，不履行或不认真履行安乐死职责的刑事责任，并明确所要承担的民事责任。其中以安乐死为例必须符合下列条件：1、实施安乐死的对象必须是根据现代医学和技术断定已身患不治之症，并死期又迫在眼前的病患者；2、实施安乐死的目的是为了减轻或消除病人的痛苦；3、病人忍受的肉体痛苦，达到任何人都难以忍受的程度；4、病人意思清楚并能表达自己的意识，必须有其本人真挚的嘱托和承诺，且该嘱托和承诺是在事前或行为当时作出。在病人无法表达时，近亲属及其他人不得代为请求，医生也不得主动实施；5、除安乐死外，无其他可供选择的方法来减轻或消除痛苦；6、应由医生实施，其他人无权实施，且实施安乐死必须有三名医生研究同意，在经主治医生批准；7、实施安乐死的方法必须合乎伦理而且被认为是妥当的。（二）结语2006年5月9日，金陵晚报报道了这样一则消息：“南京一位年仅5岁，名叫龙龙的小朋友意外发生车祸导致昏迷，在龙龙父亲的情求下，华中科技大学同济医学院院长陈忠华教授与南京市第一医院的专家共同给龙龙会诊，确定龙龙已经是脑死亡，虽然龙龙能依靠呼吸机呼吸，但最主要的生命体征已经不存在了，龙龙的父亲双眼含着泪水，拔掉了龙龙的呼吸机，对龙龙实行了安乐死，并把龙龙包括双眼在内的多处器官捐献给四位极需帮助的病人，而龙龙的遗体则送往东南大学医学院作医学研究。虽然龙龙的情况并不是完全意义的安乐死，但却可以做为一个很好的例子，为安乐死立法提供参考。在我国，自上世纪80年代公开讨论安乐死以来，支持和反对安乐死合法化的两方各执一词。不少学者认为，安乐死合法化具有伦理道德上的合理性，但进行立法的条件尚不成熟。虽然安乐死在我国尚不合法，但必须承认，罹患重病且无救助可能者的家属因无力承担巨额医疗费用等原因停止对患者的有效治疗而让其“自然死亡”的情形在我国客观存在。如何保障患病者得到有效治疗，最起码能够最大限度的减轻其死亡前的痛苦，使其能够安详、有尊严地度过生命中的最后时光，是一个具有现实紧迫性的问题。在对生与死的权利仍有重大争议的情况下，国家可考虑先行立法对这一特殊人群在医疗、法律等方面的应有权利给予切实保障。参考文献：[1]Tom Jackson,Health Law Litigation [J]. Human rights,2002,(5).[2]储怀植.美国刑法[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6.[3]DavidS,Oderberg . Applied Ethics[M].Oxford: Blackwell ，2000.[4]林桂榛，陈瑛.论“安乐死”的构成要素及道德冲突——基于医疗领域内对人的生命的一种医疗干预[J].浙江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02，（3）.[5]石文亮.试论安乐死立法[J].法律与医学，1995，（2）.[6]李宝珍.应为安乐死立法[J].中外法学，1998，（1）.[7]陈晶晶.安乐死的伦理困境[J]. 前沿，2002，（8）.[8]赵雪纲.人权概念的正当性何在？——康德伦理学对人权概念(以生命权为例)之奠基性意义[J] .政法论坛，2004，（5）.[9]刘三木，汪再祥.关于安乐死的若干争议问题之讨论[J].法学评论，2004，（6）.[10]贾红梅.道德对安乐死合法性与非法性的界定[N] .法制日报，1997-5-3（8）.[11]朱沛智.安乐死及其立法思考[J]. 科学.经济.社会，2002，（1）.[12]陆敏.安乐死的立法思考[J].海南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02，（1）.

临终关怀论文范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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临终护理是为患者提供一种心身及社会需求的全面照护,它是以临终患者的心理需求为基础进行心理护理,帮助患者减轻恐惧、忧虑等痛苦的折磨,尽可能使他们无忧无虑地走完人生旅程的最后一程。下面是我为大家整理的，供大家参考。

【关键词】临终护理癌症晚期中年患者

临终护理是一门以临终病人的生理、心理发展和临终病人及其家属提供全面照护的实践规律为研究物件的新兴学科。从所周知，癌症已严重威胁到人类的健康，特别是晚期癌症临终患者。而中年晚期癌症患者又是癌症患者中一个特殊的群体。为了提高尚存生命的质量，维护其人格生命的尊严，切实做到患者在最后生命历程中面对死亡，保持安详。作为护理工作者，我们应该以满足晚期癌症患者生理、心理，社会需求为宗旨，给予全面的临终护理。

一、一般资料

我院2007年1月—2011年6月经确诊为晚期癌症中年住院病人53例，男性34例，女性19例，年龄23—61岁，平均49岁，文化程度：中专以上13例，中学以上30例，小学10例。

二、临终护理

1、心理护理

有文献调查显示[1]：有的癌症患者存在有不同程度的心理障碍。由于中年人是家庭的支柱，是社会的中坚力量他们一旦被确诊为晚期癌症后就会造成很大的心理压力，而心理压力，不良情绪可减弱机体免力，不利于身体健康[2]。我科采用自制问卷对53例中年晚期癌症患者心理负担进行心理调查。

中年晚期癌症患者心理负担调查表

专案子女上学经济负担子女就业死亡疼痛孤独其他

例数 11 22 16 37 27 7 5

百分比% 30 70 50

本调查显示中年晚期癌症患者有着不同程度的心理负担和心理反应。而他们多为事业有成，是家庭中的顶梁柱，当他们意识到生命即将结束，但还有未完成家庭责任时，就会表现出恐惧、担心、悲观、绝望等心理反应。因此，我们护理人员应该经常深入病房，多与患者进行交流沟通，共同分析疾病的转归与健康状态，认真倾听患者诉述，让患者通过诉述疏泄感情，消除压抑的情怀，尊重患者的人格和情感，保护患者隐私，定期与患者家属、朋友及单位沟通，寻求在精神上、情感上、经济上对患者的支援，使患者在临终期更多地感受到人间的温暖，得到心理上的满足。

2、疼痛护理

世界卫生组织WHO指明癌症病人中30%—50%在不同程度的疼痛，而晚期症状病人中度、重度疼痛者可达70%。疼痛对机体的影响非常大，影响正常活动和睡眠，导致和加重血压、高血糖、焦虑、抑郁、自主神经系统紊乱和精神体能崩溃，并能直接或间接地抑制机体免疫功能而促进肿瘤的生长和转移[3]。所以临床上对晚期癌症患者控制其癌性疼痛，缓解症状十分重要。我们针对患者疼痛的程度，持续时间、部位等情况，合理使用中枢性镇痛的程度，对于个别药物成瘾或因情绪忧郁加重疼痛，患者可使用安慰剂，如安定、谷维素等，同时帮助其注意力转移，减轻对疼痛的关注，另外，我们在临床应用针刺止痛疗法也取得了一定效果。它通过 *** 人体特定穴位，促进人脑分泌内阿片肽而产生镇痛效果[4]。在进行护理操作时，应避免不必要的额外伤害。 3、营养支援

由于晚期癌症患者长期性消耗，食欲不佳，忍受疼痛等原因，就容易导致营养不良而大大影响了生活质量和生命得不到保障。因此，我们应指导患者合理正确饮食,以高蛋白、高热量、高维生素、易消化的半流质饮食，流质为宜，少量多餐，鼓励家做好饮食搭配，改变饮食花样，并加强饮食卫生，注意饮食宜忌，避免饮食不当出现并发症。当摄入量不足时，应及时采取支援疗法从静脉补充以延长生命。

4、基础护理

由于晚期癌症患者大多经过长期化疗，全身抵抗力差、消瘦，饮食不良，极易出现各种并发症，所以基础护理是提高晚期病人临终生命质量上显得尤为重要，而中年患者由于病前都讲究个人卫生，他们往往对护理要求特别高，为了满足病人的需求和预防并发症的发生，我们应该做好晨晚间的护理，为患者翻身，经常交换卧姿，保持口腔清洁，不仅使患者感到舒适，而且能增强食欲，消除呼吸道异物，保持呼吸道通畅。对安置各种导管者加强护理，防止因导管脱落，受压、扭曲、堵塞而造成意外。

5、家属护理

为了使临终护理感受具有人情味，应该允许濒临患者家属守护身旁，满足了患者渴望与家人厮守相伴的需求，让悲痛中的家属在亲人辞世前尽到义务，在心理上得到一定的慰藉，减轻了自责与不安。在患者濒临死时护理人员通过倾听家属的诉说，给其渲泄的机会，并感受其内心的忧伤，可通过主动关心其身体况，提供休息场所，缓解其心身疲惫。人性化的临终护理给其承受悲痛和忧伤。这正是适应医学模式的转变，在临终护理中贯彻整体护理观念的体现。

参考文献

[1] 黄华兰，程一霓.不同治疗期癌症患者的心理障碍调査及相关因素研究.中华新医学.：797—798.

[2] 潘曼丽.癌症患者的心理与治疗.中国社会医学 .

[3] 张萍.晚期癌症病人疼痛的护理.光明中医.—1348.

[4] 袁红.临终护理经念与设想.实用护理杂志.

摘要目的：减轻身患绝症或濒临死亡的患者在生理上和心理上的痛苦，提高并维护他们最后生命的质量，满足他们最后生命的要求。方法:通过各种方法，以最大的能力减轻和消除绝症或濒临死亡的患者在肉体上和精神上的痛苦，正确面对死亡。结论:临终关怀对将逝者和生者都有重要意义。

关键词社群;患者;临终关怀;护理

生老病死，是人类的自然规律。而对于身患绝症或濒临死亡的患者，如何使他们能够正确认识死亡和生命的存在，如何在有限的时间内减轻痛苦，安度余生，这是医学界乃至全社会所面临的课题。在上世纪60年代，出现的一种新型的医疗服务--临终关怀，它的出现，是人类在保护自己生命史上的一项重大举措，也是我们创造和谐社会中必不可少的一个环节。

临终关怀，系译自英文的HOSPICECARE。我国大陆与港台的汉译略有差异，香港译文为“善终服务”，台湾译文“安宁照顾”。但其内涵都同出一辙，均指为临终患者及其家属提供全面的照护，包括医疗、护理、心理、精神等方面，以使用权临终患者的生命受到尊重，症状得到控制，心理得以安慰，生命质量得到提高，同时也使患者家属的身心健康得到维护。

1临终护理的目的及意义

临终关怀不同于安乐死，即不促进也不延迟患者死亡。其主要任务包括对症治疗、家庭护理、缓解症状、控制疼痛、减轻或消除患者的心理负担和消极情绪。所以临终关怀常由医师、护士、社会工作者、家属、志愿者以及营养学和心理学工作者等多方面人员共同参与。临终护理是指临终护理的意义在于强调整体护理，即动用各种切实有效的措施，控制患者的症状，同时进行心理护理，尽可能地减轻他们精神上的痛苦，使病人在生命的最后阶段能够生活的舒适、有尊严、有意义。

2社群卫生服务中心在临终护理中的作用

目前，我国医疗资源的分配尚未完善，存在一定范围的不合理。一边是社群卫生服务中心工作量不饱和，一边是稍大一点的医院就存在着床位紧张，人手不够的问题。医院如果大量留置无治疗意义，且估计只能存活6个月以内的病人，并施行全人服务的整体护理，对要住院而没能住进院的患者来说，是极不公平的，对合理利用国家医疗资源上来说，也存在着有弊的一面。随着医疗改革的推进，医院与社群卫生服务中心的双诊制得到尽一步落实，缓解了这一矛盾。推行社群内临终护理，既可以让医疗资源得到合理的分配，也可以让身患绝症或濒临死亡的患者在生理上和心理上得到更好的照顾。

3疼痛上的护理

临终关怀不追求猛烈的、可能给患者增添痛苦的、或无意义的治疗，但要求医务人员以熟练的业务和良好的服务来控制患者的症状。由于监终关怀心然要涉及到各种症状的姑息治疗，所以在临终护理工作中它和姑息治疗往往是同义语。身患绝症或濒临死亡的患者在生命的最后一段时间，身体上往往会引起许多种疼痛，患者往往对疼痛的恐惧超过了对死亡的恐惧。患者的这种恐惧，以及随之而来的抑郁，会使他们的痛阈下降，对轻微的疼痛都难以忍受，从而影响患者的情绪，加重病情。所以疼痛的护理是临终关怀中重中之重的工作，护士可遵照医嘱给药。另外，还应教会患者使用非药物的方法减轻疼前，如放松，分散注意力、热敷、冷敷、 *** 等。 4 生活上的护理

身患绝症或濒临死亡的患者，在生活的自理能力上都变得很差了，护士应协助患者料理生活，及时更换衣服、床单、注意面板护理，定时协助患者翻身防止褥疮发生，并做好口腔护理，为患者提供高热量、高蛋白饮食补充营养。患者有恶心、呕吐时，应给予止吐，不能进食的患者可行静脉给予高营养。护士应千方百计为患者着想，把患者的痛苦和不适降到最低限度。

5 心理上的护理

身患绝症或濒临死亡的患者，临终时的护理过程是很繁杂的。护士应密切观察患者的心理变化，认真听取患者的倾诉。与患者建立良好护患关系，护士平时就应该注意培养语言交流的技术，与患者说话时措词要恰当，态度要诚恳，对患者要充满同情、和蔼可亲的态度，具备娴熟的操作技术、轻柔的动作、渊博的知识。帮助患者树立正确的生死观。消除患者的孤独感，尊重患者的权利和人格，对患者的愿望，哪怕是很微小，也应该努力去满足。

6 家庭护理

身患绝症或濒临死亡的患者的家属，处于即将失去亲人的悲哀中，他们在支援我们护理工作时，同时也需要获得我们的同情和安慰。我们应主动说明患者的心理状态及有关知识，帮助他们树立正确的生死观，避免因他们的不安而加重患者的情绪反应。

对身患绝症或濒临死亡的患者的临终护理是一项高尚而艰钜的工作，它体现了人道主义精神，需要护士具有崇高的职业道德，高度的责任感和同情心，良好的修养和素质，熟练的技术。我们应该在整体护理的工作中不断地实践，积累经难，力争把临终工作做得更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