发布时间：
好的，有的，。完整的给
比较文学是文学界的热点研究课题,在写作比较文学论文时,一个好的选题非常重要,这关系到大家文学修养素质、以及投稿时期刊杂志编辑的选择,毕竟题目作为第一印象太重要了,学术堂整理了二十个比较文学论文题目,供大家参考:1、文本文学与文化:中国比较文学发展的动力2、比较文学与中国现代文学3、中国比较文学的发展4、关于当前比较文学研究与教学的若干问题5、从比较文学到比较文化──对当代国际比较文学研究趋势的思考6、关于比较文学的对象与方法7、比较文学学科理论的新辩证观念8、文学理论与文化研究:美国比较文学研究趋势9、鲁迅创造社与日本文学 : 中日近现代比较文学初探10、中日比较文学研究之现状与未来11、比较文学在当代中国的复兴与发展12、比较文学的学科定位及元-泛比较文学论13、比较文学的课程设置探讨14、比较文学的课程设置探讨15、跨文明研究:21世纪中国比较文学的理论与实践16、诠释学与比较文学的发展17、论世界文学与比较文学的关系18、比较文学视野中文学传播模式的历史嬗变与当下态势19、比较文学研究的现状和前瞻20、比较文学"危机说"辨
以下是几个可作为论文人物形象一级标题的例子：1. 莎士比亚戏剧中的女性形象2. 狄更斯小说中的社会形象3. 珍•奥斯丁小说中的爱情形象4. 乔治•奥威尔小说中的政治形象5. 布莱克小说中的神秘形象6. 费雪小说中的人性形象7. 福克纳小说中的地域形象8. 凯勒传记中的成长形象9. 纳博科夫小说中的心理形象10. 巴尔扎克小说中的经济形象
先来看黛玉。我们还是从神话入手，从黛玉的象征之物入手。宝玉的象征物是那块玉，他是真石头假宝玉，那么黛玉有没有象征物呢？有。黛玉的象征物比宝玉要多。黛玉的基本象征物是西方灵河岸边三生石上的一株小草，由于神瑛侍者每日灌以甘露，得以久延岁月，修成女体，所以黛玉的生命力是非常脆弱的，这就是她自幼多病、体弱的一个基本的原因。她的生命力非常脆弱，这是第一个她的文化基因。第二个文化基因，就是她的生命是神瑛侍者每日浇灌，用甘露浇灌，她才能够久延岁月，她的生命是来自于神瑛侍者，因此她对神瑛侍者具有生命上的依赖性，也就是说她极度依赖神瑛。这就是林黛玉一刻都离不开贾宝玉的原因，一旦失去了贾宝玉，那么她的生命之水就枯竭了。这样就造成了林黛玉的两个大缺点，一个就是她多疑、小性、爱生气，还有一个就是她过于依赖贾宝玉，她把自己的一切都寄托在贾宝玉身上，惟恐失去贾宝玉。但是她毕竟是具有神性的，因为她是西方灵河岸边三生石上的一颗小草，是神瑛侍者用甘露浇灌它，这颗小草是带有神性的，所以在林黛玉身上具有某种神性，就是非常高贵的品格。第三点就是绛珠小草后来变成一个女孩，绛珠仙子。那么她为什么也下凡呢？她和贾宝玉有所不同。她和神瑛侍者不同，和石头不同。石头和神瑛侍者是不满天堂生活，他要下凡来享受满足人的物质精神情感需求下来的，所以他有比较强烈的叛逆性。这个叛逆性呢当然也传染给了绛珠小草，绛珠仙子。但是绛珠仙子下凡的动机和石头是不一样的，这是我们需要注意非常重要的区别。石头下凡，神瑛下凡是对天不满，因为你不让我补天，我有补天之才你不让我补。绛珠小草下凡是因为她的恩人下凡了，她要报恩而跟随去了，因此林黛玉在叛逆性上的目的和程度跟神瑛，跟贾宝玉是不一样的。这是我们要注意的，就是它有相通的一面，也有不同的一面。林黛玉身上的神性表现得最突出、最可贵的是什么呢？也就是说，如果和薛宝钗相比，她最突出的是什么？最突出的就表现在林黛玉追求自我价值的实现。最突出的表现就是元春省亲的当晚，元春让大家做诗，黛玉当时决定大展其才压倒众人。今天我要在贵妃面前好好地表现一下我的诗才，能够让她得到赏识，比别人都强。这个思想在当时了不得，中国传统文化的一大弱点就是缺乏竞争意识，这是中华民族后来在明代中后期落后的一个非常重要的思想文化史上的原因，因为中国历来都是强调中庸的，枪打出头鸟。中国有这样大量的成语俗语，不要说女人了，连对男人都是反对出头的。林黛玉身上表现出来的这种要表现自我价值、要让自我价值让别人了解、重用、欣赏的意识，在当时是非常进步的。结果遗憾的是，元春只让她们做一首，所以林黛玉很快写了一首，结果得了一个并列冠军。元春最后评定的时候说，还是薛林二妹妹最好，但是我们都看得很清楚，薛不如林。宝钗的那首诗是典型的应制诗，过去皇上跟他的臣子部下每人都写一首，就是这种。宝钗的那首没有诗味，而且基本上句句都是歌颂。林黛玉的起码有一句非常好，非常有气魄：“借得山川秀”，气魄多宏大。林黛玉那首诗水平明显高于宝钗，而她是信手写来就得一个冠军。所以从这地方看得出来，林黛玉在当时具有超前意识的这样一种精神境界，这是她神性一个非常重要的方面。林黛玉的象征物除了是小草以外，还有两样。一样就是竹子。林黛玉住在潇湘馆，一进院子，“有千百竿翠竹遮映”,“后院墙下得泉一派”，“一派”就是泉水是很小，“开沟”，开一条小沟，“仅尺许”，那沟很窄，就一尺多一点宽。注意潇湘馆里面的竹子是具有很重要的象征意义的，因为竹子这个意象在中国传统文化当中是表示文人刚直不阿、有节气、有骨气。而大观园所有的院子里只有潇湘馆有竹子。潇湘馆这个名字照理说不是很吉利，为什么？因为它暗示了舜帝南巡，久久不归，他的两个妃子娥皇女英南下寻夫，后来知道舜帝已死，于是泪洒斑竹，“斑竹一枝千滴泪”，投湘江而死。但是当时起诗社的时候，大家要用别号，用一个笔名，别人说就叫潇湘妃子吧，因为她住潇湘馆，林黛玉欣然接受了，这个名字其实真不错。那么这些翠竹就暗示了林黛玉将来不幸的命运。但是这千百竿翠竹象征着林黛玉人品高洁，具有一种独立的文人的气质。林黛玉是这些女孩子当中最有骨气的，跟薛宝钗一比就比出来了。就在元春省亲的当晚，贾宝玉写诗写不出来，憋得没折的时候，宝钗和黛玉都过去关心。宝钗说贵妃刚才把红香绿玉改成怡红快绿，她不喜欢“绿玉”两个字，你还非要写那个，你不是成心跟她争执吗？宝钗是处处小心谨慎，怕贵妃不高兴。宝玉受到启发了，他说对了，以后我不叫你姐姐了，我就叫你老师吧。宝钗说怎么又叫姐姐了，在上边穿黄袍的才是你姐姐呢。这些地方就写出了宝钗她非常世俗的一面，她和林黛玉一比光彩就不如人。而且我们注意到，刚才讲了，那个泉水从墙外面流进来，那个沟很小、很窄、很浅，我们注意一下，大观园里面有很多院子，大观园里面也有很广阔的水面，但是院子里面有水的只有潇湘馆。我们知道，水在中国传统文化当中，特别是在《红楼梦》当中，是代表少女，女儿是水做的骨肉嘛。也就是说曹雪芹是把林黛玉比做所有这些杰出少女中的最优秀的代表。但是这个小水沟很浅，很窄，意味着它的生命力的脆弱，而且这个水是绕着竹子盘旋而出，这就很有意思了，这是强调这个水和其他的水不一样，它是刚直不阿、人品高洁之水。我们再看看宝钗。宝钗也有象征物，《红楼梦》里面有两个人物的象征物是石头，一个当然就是贾宝玉，还有一个就是薛宝钗。那么我们就来分析一下，薛宝钗这块石头带给我们什么样的信息呢？我们看一下，薛宝钗住在蘅芜苑，“步入门时，忽然迎面突出插天的大玲珑山石”，这个石头很高，它不仅是一块大的很高的玲珑石，而且四面还有石头。所以曹雪芹在这儿传递给我们的信息是：这个石头很大，不是精英美玉，这是真石头。这么多石头，“竟把里面所有房屋皆悉遮住”，全都遮住了。注意潇湘馆里面用的是“遮映”，竹子把房子遮挡了去，但它是相映成趣，相映成辉，而这里“遮住”就暗示了我们，薛宝钗常常掩饰自己内心的真实的东西。而且一株花木也无，没有一朵花木，倒是只见许多异草，可这些草不是石头上长出来的，而是在石头旁边，是攀缘在那些石块上的。这些异草是象征着伺候薛宝钗的那些丫鬟们。因此薛宝钗这块石头和贾宝玉这块石头的区别是什么呢？贾宝玉这块石头原来也是普通的石头，经过女娲锻炼之后，通了灵性，有了神性，是一块有生命的石头，是一块有强烈生命意识的石头。而薛宝钗就是一块普通的石头，所以她在金钏之死的问题上表现出了冷酷无情，在柳湘莲出走的那些问题上也表现出冷漠。连薛蟠这么差劲的都满世界找他去，薛宝钗没有。那么你想一块是有生命的石头，一块是没有生命的石头，一块石头具有强烈的生命意识，另外一块石头对别人对自己都非常冷漠，那么这两块石头它怎么有缘呢？因此曹雪芹只能让她住在蘅芜苑。蘅芜苑就是恨无缘，不可能有缘分，尽管他们离得很近，就像两座山一样，你可以看见我，我可以看见你，但是走不到一起。薛宝钗是一个身受封建礼教教育的孩子，她严格地遵守封建道德规范，用封建道德规范来规范自己，也规范别人。有人说薛宝钗很虚伪，我觉得错了，我不同意这个说法。薛宝钗这个人物之所以经得起琢磨，甚至很多人都喜欢，就是因为她非常真诚，她真诚地信奉这些东西。比如她劝黛玉说女子无才便是德，最好是不识字，识了字以后你也别老去写诗，写多了，有学问的人还笑话你呢。她很真诚，她不是品质问题。比较一下宝钗和黛玉诗的优劣，很难比出来。薛宝钗的《螃蟹诗》就写绝了，恐怕是空前绝后，没有第二人能超过她。她还有很多其他的诗写得也不错，当然也有一些应景的诗。可是跟黛玉一比就能比出来，这两人有很大的不同。比如宝钗用过四种体裁，黛玉用了八种体裁，五绝、七绝、五律、七律、歌行、词等等。宝钗是4种9首，444个字，黛玉是8种，体裁比她多一倍，25首，比她多一倍半，256句，比她多三倍，1659个字，比她多三倍。通过这个统计，我们还可以发现一些问题：宝钗和黛玉写诗都写得非常好，但是宝钗只参加集体活动，没有自由活动。黛玉大量的都是她个人的自由活动。而且黛玉参加集体活动也是尽量要大展其才，一圈就圈三个，三个题目就拿下来了，她要多写。宝钗没有歌行，而黛玉的《秋窗风雨夕》、《葬花词》写得多好。当然这都是曹雪芹写的，这个著作权问题咱们得弄清楚了。黛玉是把诗词作为抒发内心情感、宣泄苦闷的一个手段，所以她的诗词里面真是充满了血泪，充满她真挚的感情。即使这种感情有时候可能比较狭隘，甚至可能有误读、误导，但是很真诚。你看她题手帕诗，她一下就写三首，写一首还不能把那个感情完全抒发出来，所以就要写歌行体，长篇，充分地把自己的感情表达出来。她们两人的差别，归根结底是由于两个人的诗歌观念造成的，也就是说她们的区别在于价值观的不同。薛宝钗是视诗词为小道，女子无才便是德，最好不认字，写多了让有学问的人笑话咱们不守本分。集体活动她不能不参加，你写我也写。黛玉不是这样，黛玉生命形态的一部份就是诗词，诗词已经和她的生命融为一体了。我们看得出来，黛玉在爱情的问题上比宝钗要强得多，她是主动地追求自己的爱情。她惟恐失去宝玉，所以听说宝玉得了个麒麟，史湘云也有一个麒麟，湘云来了，所以她急急忙忙要去看了。两个人都有个小东西，咱们中国这个记那个记的，两个小东西就撮成婚姻了。所以她就去了。而宝钗恰恰相反，宝钗作为一个少女，在一个很难接触到其他男性的这样一个环境当中，她喜欢宝玉是非常正常的，但她就像她住的蘅芜苑的大石头那样，总是在处处掩饰自己，而这种掩饰反而起了副作用。比如由于马道婆使魔法，结果王熙凤和宝玉中了邪了。后来宝玉醒过来了，当时大家很高兴，宝钗就开了个玩笑，说阿弥陀佛，如来佛真忙，不光要忙着讲经，还要忙林姑娘的婚事。她就开黛玉和宝玉的玩笑。还有一次，黛玉让贾母叫走了，宝玉都没心情吃饭了，匆匆忙忙吃完饭赶紧要走，宝钗说赶紧让他走吧，要不他惦记林姑娘，林姑娘也惦记他呢。开这个玩笑。这两次玩笑反映出来，一方面，宝钗要掩饰自己的真实感情，另一方面，表现出来潜意识里面的她的那种封建道德观念是根深蒂固的，就是按照封建道德规范，女孩子根本不应该考虑自己的婚事，自己的婚事应该由父母做主，如果父母不在，就由长兄做主，所以薛宝钗觉得好没意思，幸亏有个黛玉，把宝玉拖住了。宝钗这种做法不是出于虚伪，而是非常真诚，就是她真诚地对别人冷漠，也对自己冷漠，因为她本来就是一块大石头。她那两个玩笑实际上会促进黛玉和宝玉的感情。这些地方说明，在生命意识上，在爱情观上，在人生的价值观上，宝钗不如黛玉。王熙凤说薛宝钗不干己事不开口，一问摇头三不知。这是宝钗好的地方，因为宝钗是客，寄居贾府，她对贾府的事情当然不应该多加干涉。而且贾府的矛盾那么复杂，所以她当然就回避了。可是一旦如果需要她表态的时候，她毫不吝啬。我们看李纨、探春，宝钗三个人受王夫人之命代管大观园。王夫人是她姨妈，在这种情况下，宝钗发表了两段长篇演说，这两段加起来差不多有一千字。她就说明大观园改革的必要性，特别是后面第二段，她提出让那些承包的婆子媳妇们要拿出一点来，要照顾左邻右社，这样她们就不会搞破坏了，她们也就平衡了，你们也就安全了。这不就是社会稳定吗？所以我们一定要整个把前八十回完整地来看，这样我们就能够看到一个完整的宝钗。宝钗这个管理才能黛玉是远远不如，我估计黛玉那个潇湘馆都管不好，主要是紫娟的功劳。黛玉是只会做诗不会做人，说话直来直去。黛玉非常可贵的一点，她的性格非常率真，很真诚。这一点呢宝钗就不如她了。刚才讲元春省亲的时候我们也讲了，她处处要顾及到别让元春不高兴，但是宝钗这个问题并不意味着她虚伪。我们要注意到，宝钗在大观园里是很得人心，她并不是靠小恩小惠得来的，宝钗很善于处理各方面的人际关系。而我们知道，生活在一个群体当中，生活在这个社会当中，善于处理人际关系是一种非常重要的修养和能力。这一点是宝钗比黛玉强的地方。这样我们就要回到开头，我们讲的那个标准上来。我们不能简单地说，这两个女孩子，黛玉比宝钗强，也不能简单地说，宝钗比黛玉强。为什么？因为这里面涉及一个美学上和生活中的一个非常重要的现象。作为艺术评判，林黛玉和薛宝钗，这两个少女的艺术形象，它在塑造上难分高下，都是非常成功、非常经得起咀嚼的艺术形象。从某种意义上来说，薛宝钗这个人物更难刻画。一个艺术家，你要把作品写得让读者让观众老有一种说不清道不明的感觉，这是最高明的。因此从艺术评判的角度来说，这两个都是极其成功的形象。达·芬奇的蒙娜丽莎为什么那么好？另外还有个名字叫《永恒的微笑》，就是她这个微笑你越仔细看，你越不明白她在笑什么。是一种微笑，是一种冷笑，是一种恶毒的笑，你都可以解释。为什么？这和当时你的心情、你的环境和你的先入之见都有关系，妙就妙在这个微笑你没有办法解释，很难解释。所以从艺术评判来讲，黛钗不分高下。然后我们从道德评价来讲。道德评价，我觉得黛玉要比宝钗强。我们很清楚这是她们的象征之物所决定的。因为宝钗身上尽管读者有许多误会，被曹雪芹引入了误区，但是宝钗身上确实存在着一些冷酷无情，而且她不仅是对别人冷酷无情，也对自己冷酷无情。有的人是被迫变成了祭坛上的牺牲品，而宝钗是自觉自愿地把自己作为一个牺牲品放在了祭坛上。所以在道德评判上来说，钗不如黛。最后从生活评判。作为生活对象，薛宝钗身上那种封建意识在现代社会里面已经远去了，尽管还有，但是已经不像过去那么严重了。很多现代女性甚至都走得太远了。而薛宝钗身上那些可以被大家接受的欣赏的东西，比如说她身体比黛玉健康，她比较善于搞好人际关系等等，就比黛玉有优势。总而言之，曹雪芹在黛玉和宝钗身上都倾注了所有的爱心。他既没有把她们都写成完人，也没有过于夸大她们的缺点。在她们身上，都有许多可爱的地方，也都存在着一些不足之处，如果能够把她们两人的优点相加，缺点都去掉，那么就成了完人了。
罗贯中在书中究竟是贬曹扬刘，还是贬刘扬曹？我觉得是后者。这个论文题目是否让你觉得耳目一新？我一直觉得老罗并非真心贬低曹操，他可能是迫于外界压力，要知道，在三国演义成书之前，民间就已经尊刘为正统了。老罗要是明目张胆的颂扬曹操，不被灭了九族才怪。你仔细的看一些书中细节，就会发现罗对操的欣赏。 顺便问问，你学什么专业的？
同：两人在对待妾室问题上非常相似，都很有心计，都爱吃醋，对待妾室心狠手辣，同时都是封建制度下的牺牲品。异：明显两个人不在一个档次上，王熙凤八面玲珑，又会当家，而金桂就是一个小妇人现象。红楼中再厉害的女性，还是逃脱不了当时社会与制度所造成的悲剧。
在艺术中，没有“对立”就没有人物，就没有性格。对于人物性格“对立”的描写，敌对的和阶级的“对立”，容易区别得鲜明；阶级内部和阶层内部的“对立”，却容易雷同。可见，塑造众多鲜明、生动的艺术形象，是长篇小说首先需要解决的任务。而其中最大的难题莫过于在同一阶级、同一阶层、同一集团内写出许多千差万别的典型形象来。伟大的现实主义作家曹雪芹，正是在这个方面获得了卓异的成就。 《红楼梦》中的人物共有四百之多，光是生动而著名的就不下百余。其中一些思想性格身份地位类似的人，在曹雪芹的笔下，却能各人各面，千姿百态。作者异常分明地描绘出他们之间的差异。甚至在场合想仿，谈吐相近，神情相同的情况下，也能把各自的个性区分出来，使神态相似而不雷同，言语相近而不重复。这种强烈的艺术效果的形式，不能不说是因为作者在塑造这些形象时，常常采取一种特殊的复杂的对比手法的结果。这个对比手法，正是恩格斯所准确提示的那种“把各个人物用更加对立的方式彼此区别得更加鲜明些”的方法。这是一条异常宝贵的创作经验，是成功地塑造人物形象的一个“决窍”。脂砚斋在评《红楼梦》时，称这种手法为“特犯不犯”。金圣叹叫作“犯中求避”。犯，是有意把两个人物的某一点写成相同、重复；同时，又避，即在同中求异，在重复中求不重复。古今中外，天地万物，无不处于矛盾之中，无不相比较而存在。在艺术中采取同中求异的艺术手法，正是刻划人物性格的一个最根本的方法。《红楼梦》在刻划人物性格上成功地运用了这种同中求异的艺术手法，值得我们好好揣摩，努力借鉴。 《红楼梦》中有一对有名的泼妇：一个是王熙凤，另一个就是“颇步凤姐后尘”的夏金桂。凤姐借秋桐折磨尤二姐；夏金桂利用宝蟾凌辱香菱。这两件事表面上似乎相同，实际上却大有差别。王熙凤从生活到思想上都继承了封建统治阶级的衣钵，为了掠夺金钱，攫取权势，她“机关算尽”，不但凌辱奴仆，而且同本阶级本阶层一切权势争夺高低。当尤二姐被卷进了贾府内部权力地位之争的漩涡时，王熙凤视她为眼中钉肉中刺。为了陷害尤二姐，她乘贾琏不在之机，设计把尤二姐赚进大观园。为了遮人耳目，她于丈夫面前，一反常态，逆来顺受，在公婆面前，故意装得豁然大度，宽厚待人；对二姐表现出“贤惠”体贴，视如姐妹一般；对于秋桐，欲擒故纵，挑拨激逼。她对尤二姐进行了卑鄙无耻的精神戏弄和物质迫害。借用秋桐这把刀，既杀了尤二姐，又保全了自己声名，真是嘴甜心辣，外善内恶，“明是一盆火，暗是一把刀”。 比起王熙凤的心地奸诈，阴险毒辣来，夏金桂在剪除香菱的过程中，则是肆无忌惮，明火执仗。“薛文起悔娶河东吼”一回这样介绍“夏家小姐”，“生得亦颇有姿色，亦颇识得几个字。若论心里的丘壑泾渭，颇步熙凤的后尘。只吃亏了一件：从小时，父亲去世的早，又无同胞兄弟，寡母独守此女，娇养溺爱，不帝珍宝，凡女儿一举一动，他母亲皆百依百顺”。这说明她受封建正统教育比较少，对封建观念也淡薄。因此，她嫁给薛家之后，不象王熙凤那样表面上还能恪守封建伦理，而是根本不考虑什么声名，一心要凌驾于薛蟠之上，更不把薛姨妈母女放在眼里。她抓住薛蟠喜新抛旧的好色特点，故意将陪嫁丫头宝蟾送给薛蟠，以便坑害香菱。害香菱的目的也不象王熙凤那样一切从权势出发，而是出于“见有香菱这等一个才貌俱全的爱妾在室，越发添了“宋太祖灭唐之意”。但她的手段与凤姐相比，显然不及凤姐高明，致使杀人不成，自己反名声狼籍，枉送了性命。由于曹雪芹在塑造夏金桂这个形象时，有意识地把她和凤姐对照起来写，因而出现了“特犯不犯”的艺术效果。凤姐和金桂这两个少妇身上都具有泼辣和狠毒的一面，她们出现在同一部小说中便形成了“特犯”。但是作为特犯而出现的凤姐和金桂的泼辣与毒辣，又被作者写得各有千秋。王熙凤是“粉面含春威不露，丹唇未启笑先闻”，八面玲珑，笑里藏刀；夏金桂是“自己尊若菩萨，他人秽如粪土。外具花柳之姿，内秉风雷之性”。这是她们各自性格不同的另一面，这种性格差异的出现便又破特犯而为不犯了。由于作者在塑造这两个形象时，注意运用同中求异的对比手法，不但使王熙凤、夏金桂二人的性格差异显示出来。而且使这两个人物形象也更加丰满了。这就是脂评所说的“一击两鸣法”。
人物形象作为形象广告片中最活跃的因子,对形象片能否成功意义重大。下面是我为大家整理的人物形象对比学术论文，希望你们喜欢。
浅谈人物形象塑造
摘 要：《荞麦记》是黄梅戏优秀传统剧目，人物形象很有特色，各有不同的性格特点，其中“王安人”这个角色是黄梅戏老旦行的看家戏，表演状态丰富，观众喜闻乐见，其人物走向从荣华富贵到乞讨求生，这一故事情节的变化，矛盾冲突的安排，通过剧中事件一串一串的反映，把王安人灵魂深处的情与恨、爱与怨、怒与悔的变化诠释在黄梅戏的舞台上，给人以极大的反思和启示。排演时，我在该剧中接受了扮演“王安人”的任务，从读剧本到分析剧本，分析人物后，我就爱上了这个人物，因为她有血有肉，有人物个性，脑子里始终思索着我该如何恰如其分地来塑造“王安人”这一舞台艺术形象，如何赋予角色之灵魂。
关键词：《荞麦记》;黄梅戏
[中图分类号]：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2-2139(2013)-30-0-02
作为一个演员，最初接触到一个新剧本、新角色，能否激发她的创作欲，原因当然很多，如：故事情节的组织，矛盾冲突的安排，文学语言的锤炼，唱腔的情感表现等等，都会使演员产生兴趣与情绪冲动。但是，直接能够发生感情的还是人物性格以及角色在重要事件中所担负的任务。更确切地说：首先浮现在演员脑子里的是她所扮演的角色有没有戏的问题，可塑性强不强，当然考虑问题不止这些，但主要是应从塑造人物着手。
正因为《荞麦记》中“王安人”在全剧中的形象很有特色，性格描写又非常鲜明，有个性，把一个拥有百万富翁的当家主妇“刻薄”、“嫌贫爱富”的势利心态，反映得淋漓尽致，也加深了我对这个人物的理解，这里我想谈一点我塑造这个人物的浅滴体会。
一、狠抓戏眼，重笔添彩
要想塑造好这个角色，首先要进入“王安人”性格的内心世界，认清她性格的鲜明性，人物的思维走向，体验她矛盾的心理，体现她表演的行为，我觉得既要突出她嫌分爱富的扭曲心理，又不能忘记她作为豪府安人的矜持庄重。在对待贫与富的态度，包括她对三个女儿的态度上，既要突出她刻薄，又要突出她的慈祥，抓住她势利心态，在性格上既要突出她的刚毅，又不忘突出她柔弱的一面。她把可憎与可爱，热烈与冷冰，欢乐与抑郁，傲慢与乖戾，善良与无奈，高贵与渺小，狂妄与乞求，灵与肉动人地交织在一起，成为一个非常有个性的性格，一个有血有肉的人物，我喜欢演这个人物——王安人。在排演的过程中，极力寻找王安人的生命与灵魂，努力塑造一个完整的“王安人”舞台艺术形象，同时又极力寻找人物的双重性，把握人物的核心点。
“王安人”的戏是从第三场“寿堂风波”开始，当观众看到一个慈祥的主妇手拿龙头拐杖，荣耀的上场后，寿堂的喜悦给观众带入非常和谐的氛围中，开场的摆宴渲染了五百万夫妇开门庆寿的欢乐景象，接着大姑娘带上寿桃、寿糕、金寿星、貂鼠皮袄送双亲，二姑娘带着寿糕、寿果、珍珠玛瑙还有石榴红裙送给母亲，老安人看着耀眼的贺礼，兴高采烈，赞叹不已。左一个儿子宝宝，右一个心肝宝贝，把一个贪财之心的老太太体现得很到位，在欣喜若狂之际，院公报信：“三姑娘回府”，这一报信带来骤变，造成一个极大跌宕(挡)，当见到三女儿送的荞麦馍丢到地上，连金狮犬都不瞧上一眼，一声长“叹”，埋怨自己怎么生养着这么一个没有福气的穷鬼。为了在客人面前不丢人现眼，把她打发到厨房烧火。中间的拜寿、祝酒，在喜怒交织的情景中形成了更激烈的两种不同的态度及喜怒漩涡，于是最后用拐杖将其三姑娘母子赶出府门，连马棚都不给住，这就迸发了更大的愤慨和不可理喻的矛盾心理，把世俗的人间之情通过人物情感的表露，深层次的表现得更加鲜明，因此“以喜悦衬怨怒”、“以欢乐衬气愤”。通过“乐、怒交衬”达到“以怒衬乐”、“以乐衬怒”之效果，到后来落难时又“以悔恨衬求诉”，应该说这个人物的特点。从表演角度看，恰如其分地达到了“衬”的舞台效果，也并非轻而易举之事，演员对于剧情发展是清清楚楚的，哪里是高潮，哪里为高潮“铺垫”更是胸中有数的，“衬”的不够，到后来“乞求”的效果也就要受影响了。另外，还有一种情况，起初在演出中我知道“以喜衬怒”的“衬”的作用，但确没有掌握好分寸，认人“喜”的气氛渲染越突出，“怒”的情绪就越浓郁，于是又往往在表演“喜”的阶段时，不知不觉做了过分夸张，为喜而喜，当然就会离开戏，这些都是对于“以喜衬怒”作了形式的理解，而不是从人物性格出发的结果。为了深层次的、准确地把握好这个人物的表演尺度，根据观众的审美要求和欣赏兴趣的提高，我采取狠抓戏眼，重笔添彩，在不断演出过程中，通过踹磨，思考、摸索、体现，达到了很好的艺术效果。
二、以“衬”找戏，以“衬”托情
《荞麦记》的剧作意蕴是旧时礼教，封建意识，人伦道德的写照，又是一部讲道德，激人奋进的好作品，虽是一部讽刺体裁的剧，但确给人以极大的回味、反思和教育，震撼人心，催人奋进。在整个剧情发展中，各个人物都是贯穿于人情、生活之中，对人、情的理解，对各阶层人的认识，对人与人之间的态度和处理方式各有不同对待方式。而“王安人”的行动贯穿线是不讲道义、不讲亲情、不看人的主流，只看一时荣耀的势利心态，此乃“王安人”的思想主脉。由于她的刻薄、势利、无义、绝情激起三女婿一家同心相连艰苦度日，坐破寒毡，磨穿铁砚，发奋攻读，最后得中头名状元，而王安人万贯家财被几场冲天大火烧得片瓦无存而沿门乞讨，这种变化带来很大的戏剧性的讽刺效果。“府门耻笑”一场戏是“王安人”的重头戏，这场戏她以演唱为主，以情为线，在演唱中有夸耀、有哀求、有懊悔、有求诉、有悔恨，用“诉苦”之例“衬”母女之情，在“衬”中找戏，在“衬”中托情，最后母儿相认。开始她跄颠上场就被三女婿的中高官而暗自庆幸称赞状元及第门前的荣耀风光，“适才经过大街上，鸣锣开道热闹洋洋……”。这段唱腔我在演唱处理上，对每句唱词极力寻找准确的感情色彩，把行云流水般的旋律和赞美夸耀，指指点点的明晰动作连成一体，显示出王安人由沿街乞讨的无奈，急切想见女儿，求女儿饶恕、收留，来突出王安人的个性，她似乎忘记以前的所作所为，在表演处理上，由于在乞讨的路上形成时空逼迫感，又有大幅度的夸赞身段和唱段的处理。首先是稳定人物心境，把乞讨的感受压抑住，用真情实感唱出心声，“以喜衬乐”、“以乐托情”，同时还要用忏悔之意“衬”自己的诚意之心，这段戏在这场整个情节流程来看，虽是重头戏之一，此时此刻，但只是个大铺垫，还未到倾注全力之时，还是“衬”的作用，所以在表演处理上留着后劲，把打重点这关。 当王三姐看见这恨惊扰母亲落入如此地步，与以往旁若两人，又喜又恼，又气又怜，一场讽刺性的明晰对白和对唱，逐渐显示了感情变化的复杂层次：王安人从竭力陈述到苦苦哀求，从万念俱灰到一线转机，直到无奈用“十月怀胎”来“诉求”。在总体讽刺性的氛围底色中，我在演唱时细腻地调节着不同声音色彩，此中所谓调节，全在于特定人物在特定环境中的种种具体感受，判断与反应上，如：“女儿她心慈嘴头硬，我不免数怀胎打动她心”，当唱到“心慈”在高音区中用一点装饰音然后急停顿，再轻声唱出“嘴头硬”带点忏悔之意，如果不加装饰音，不停顿，一口气唱上去，就显得无“味”，就达不到过加赞叹的艺术效果，紧接着无奈而深切地唱出“我不免数怀胎……”，大换一吃，用气声加一点泣声唱出“打动她心”。这段演唱一共是74句唱词，在旋律反复、相同的情况下，每一小段我采取不同的演唱方式，用多种演唱方法来完成人物的心声，唤起三女儿在怨恨的心情中给予同情之感，同时也用声音情感来感染观众给王安人一点怜惜之意。这段唱腔音乐旋律韵味无穷，起伏得当，情感极为深切，演唱中对“王安人”的心灵撞击很大，震撼很深，沟起她人生酸甜苦辣的追忆和养儿育女的辛酸之苦，加之懊悔之意，全部凝结在一起，促使观众形象直观地看到人物灵魂的苦痛之处及悔过之心。我体会到要唱好这段唱，首先是潜入角色之中，不是以“衬”找戏，以“衬”托情，以情带声，在平仄韵的咬字上，有的地方我是一个字一个字的柔出来唱，极力做到声断气不断，以求声情并茂，最大限度的发挥演唱的表现力和感染力。因为这原是一个势利、刻薄的老安人生活中所遭受的一个缩影，此时又是一个处在生命游丝上的孤弱老太婆极力想要振作起来为改变自己命运而做最后(无奈)选择，也是对那些势利、刻薄者一种鞭挞。
根据观众的审美要求和欣赏兴趣，这段戏后来在演出中特别要注意鲜明真挚的人际情感，唱腔上要体现情、声相柔的黄梅戏韵味，极力将演唱艺术与角色的个性征合二为一，相互融合，努力做到形体动作，表演神韵和声腔艺术相互兼顾达到统一，这种结合是演中对角色之间交流的理解。一个演员在表演过程中要想把角色活生生地表现在观众面前，不仅仅是演唱的功力，更重要的是通过演中对角色的理解与体现，而这种理解，体现程度主要是从人物之间的交流中和声音的表达中展现出来，以寻求人物形象的塑造。
在塑造人物当中，我特别感触在舞台行动中，每一个动作，每一个眼神，每一处喜、怒、哀、乐的表现都能够有根寻，有据可依，有感而发，对于表演分寸，我极力要求自己要准确的塑造人物，着力挖掘人物情感真实，把握人物内心的情感脉搏，抓住人物的典型特征，典型思想，典型行动，把她带入角色的每一个动作，每一个眼神，每一段唱腔之中，真正体现人物的神韵。因为艺术的最高境界是高度的提炼生活，用最精炼、最典型的表演方式和感人的演唱艺术去展现剧中人物的生命，给观众以生活的启迪，高品质享受。找到剧中人物的生命与灵魂，塑造的角色就不会只是一个表演情绪的躯壳，而是一个有血有肉的人物，这是把握人物形象塑造的锁匙。
以上是我在《荞麦记》一剧中扮演“王安人”的直接感受，也有间接启发，既无系统又难保正确，谬见看法，在所难免，希望读者多多指正。
点击下页还有更多>>>人物形象对比学术论文
比较文学研究因其研究物件是文学文字或文学现象,这就需要立足于文学现象或事实的文学性,不能脱离语言艺术层面或诗学,把审美现象替代为历史、哲学、宗教等。下面是我为大家整理的，供大家参考。
范文一：中国比较文学的转向分析
摘要：中国比较文学在它的成长之路上经历了全面向西方学习、对外开放，关注比较文学自身文学性问题，再次回转归向东方的实践探索历程。但回归并不是一种倒退，反而体现出作为一门新兴学科不断成熟与发展的良好趋势。学界在开放与退守、文化研究还是文学研究、向西方看齐还是向东方回转等诸多问题上相互争鸣，各抒己见，共同把握著衡量比较文学“度”的围栏与框架，使得比较文学在平衡中不断发展，走向繁荣。
关键词：比较文学;对外开放;文学性;回归东方
时至今日，比较文学之跨界色彩鲜明，包容范围之深之广有目共睹。在其开放性和国际性不断滋养下的民族交流之树日益繁茂，但学科发展中也存在着学科边界日益泛化，理论体系不够完善，创新思维固化以及因缺乏中国比较文学研究立足点而成为西方理论阐释的注脚等问题，这使得比较文学经历了一次深刻而严重的危机。对此，比较文学走向问题一直是学界关注的焦点。中国首届“比较文学与世界文学博导高层论坛”提出了中国学者应找到民族文化的自我，与他种文化共同建构新的文化语境，从而形成一种文化自觉的命题。叶舒宪也在其论文《论西方思想的“东方转向”问题》中谈及“比较文学学者研究的兴趣点发生了转移，因而呈现出一种‘自西向东’方向性的改变，‘东方转向’问题从某种意义来说具有其双重颠覆性，它既颠覆著西方沙文主义的知识现状，又质疑其社会科学的基本假设和思维方式，进而引发人们对独具特色的本土文化资源的探寻热潮，以及对其文化价值的重估”[1]。由此可见，针对比较文学中国学派缺少独立性和自主性的现状，学界基本上采取从东方文化与文学自身内部寻求未来发展的途径，这种“向内转”的趋势已然成为一种潮流，逆向与比较文学的“文化”转向，比较文学的“翻译”转向、比较文学的“人类学”转向等潮流沟通交流，双向疏通比较文学国际性之河。本文旨在归纳梳理转向时期的重要文献，勾画出一条近些年来比较文学转向路线。
一
中国比较文学自成立之日起，就确立了“走出去”的战略方针。此时探讨重点还集中在学科建设是否具有合理性、学科的本体论究竟为何、比较文学的名与实等一些基本问题的探讨上。同时，一些民族主义者丢掷“不忘国粹，民族的就是世界的”等尖锐命题来挑战比较文学界因年幼而暂时的无所适从。中国学派所应对的方式就是在保持传统文化特质的同时，吸纳法国影响研究学派和美国平行研究学派的学科理论体系，研究方法的同时，自创阐发法研究，用西方理论解读中国文学，从而推动中国文学国际化程序。正如曹顺庆所展望的那样：“在构建文化软实力上，他国化也给我们开辟了一条行之有效的研究路径。当前，如果要想增强我国文化软实力，就必须对软实力的两翼———‘拿来’和‘送去’的他国化状况进行深入的研究，从中探讨文化发展与创新的规律，分析既能增强我们的文化资源基础，又能提高我们的文化影响力的文化传播规律。”[2]
由此可见，比较文学学者的确具备开放性的眼光，在研究过程之中立足比较文学这一根本特性，可以说没有开放性，比较文学自身难以为继，开放性是比较文学的动力之源。有三位学界权威无疑促进了比较文学未来发展的对外开放性。一是中国比较文学学术带头人乐黛云先生，她提出在当前文化转型时期比较文学研究应当更加关注“新的人文精神”，即以文化传统中“和而不同”思想为基，大力促进世界异质文化相互交流，多元共生。二是王宁教授，他在《比较文学、世界文学与翻译研究》一书中表明：在经济全球化、国际一体化的当下，人文学者应当充分顺承这一浪潮，推动中国文化与文学走向国际化。三是天津师范大学博士生导师孟昭毅教授，他在论文中谈及从文化多元主义的思想来分析，人们企图以强调不同族群艺术表达的多样性，来改变民族文学一统天下的局面。而族群间的文化交流与连线，又以消解民族性的反作用在全球化时代表现得异常强大。因此，新的族群离散与族群融合也形成了一种冲击民族的力量[3]。
他认为，一个民族能够成立的前提是应具有相同的语言文字，独特的文化传统，积淀到一定程度的文化情结以及审美准则。而文化全球化恰恰在极力冲刷这一切，它让人们通过各种交流媒介了解他者文化，效仿他者文化，并在此过程中学习对方的语言文字以便更加深入地了解彼此。但是在交流沟通的过程中，已经成为主流的文化强者的偏好以及审美准则往往都会在很大程度上冲击文化弱者的头脑，因而造成其学术心态的失衡，在一味学习中忘记了自己研究的立足点。而这个问题恰恰是值得注意的，因为正是它敲响了比较文学开放性的警钟，学界应该反思对外开放“度”的问题，以及自身研究“质”的问题。在文化交流的程序之中，在强势的“他者”眼中，中国比较文学为欧洲中心主义所轻视，所扭曲，安门立户的阐发法不过被其当做一种注脚而非一门学派来对待。在中国比较文学的发展程序中，应正视其所存在的问题，一是阐发法既然过度依赖于对文学文字进行生搬硬套的理论分析，因此很容易成为西方先进理论的注脚，同时也局限了学界研究方法的创新。因此，有的学者认为比较文学研究应当从关注自身的“文学性”转向关注比较文学跨文化的特性，即文化转向。叶舒宪认为，由于比较文学具有跨语言、跨学科的重要特性，所以它能较早地接受来自外界的形形 *** 的理论资讯，领先于一般的学科研究，较早地把握学科探索变异的节奏与趋势[4]。刘贵珍在评论王宁新著《比较文学、世界文学与翻译研究》时介绍了王宁本人对比较文学和文化研究之间关系的看法。王宁认为，比较文学与文化研究并非单纯是对抗性的关系，其间也能达成通力合作。他们认为，文学研究与文化研究不是对立性的，而能构成一种张力，互相推动双方的发展。也有人提出了相反的意见，他们认为关注“文学性”，关注“经典”的做法有失恰当。因为当某些作品一旦被认为是“经典”，其中的某些杰出表达就具有了“文学性”。
而这种认定不过是特定审美情趣在读者的脑海中固化，它的背后竖立著某种具有统治秩序的意识形态之墙。人们呼吁“回归文学性”，“回归文学性经典”，他们实际上是希望能退回到这面墙体之后保护自己。但是文化研究则恰恰相反，它恰恰质疑其存在的合理性与必要性，并试图从整体的历史关系中探寻其形成过程。持此观点的研究者必然是站在文化研究的立场上，而不是一个文学人的眼光看待此问题。二是中国比较文学学科泛化问题值得关注，并且有待改善。比较文学在其文化转向阶段虽然日胜一日，但渐渐脱离开了它的文学本质，从而使比较文学学科模糊泛化，边界不明。比较文学虽然具有包容性的特点，但又不是无所不包，否则就不能作为一个正统学科来界定它的内涵与外延。因此，孟昭毅教授在极为认真地反思比较文学本体论意义之后，提出比较文学学者应当关注对文学文字的细读。他认为，比较文学归根结底还是关于文学的研究，无论它包含的范围有多广，文字研究还是其最终的根基。离开文学的特性来谈比较文学研究是一种极其错误的方式，这种现象的出现值得当代学界去反思。此外，还有一些文章也关涉到这一问题，如王志耕提出：“比较文学危机的真正原因是学科边界的泛化，其出路在于找到与文化研究分而治之的可能性。比较文学与文化研究其实在本体论和认识论上都具有明显差别。
文化研究的物件是文化系统中文化诸要素与艺术文字的隶属关系，比较文学则是文化系统中艺术文字的并置结构关系;文化研究致力于破解文化系统中非文学因素与文学的各种隐喻关系，是一种纵向研究;比较文学致力于破解文化系统中不同文学因素之间的各种转喻关系，是一种横向研究。基于此，比较文学应当放弃跨科际研究的属性，通过退守的形式维护其学科的完整性。”[5]这篇文章更为系统地分析了比较文化与比较文学在物件、范围、研究重点等方面的差异性，比较文学应当更加关注对文学要素的研究。笔者认为如此的倡导自然有其合理的因素，但“退守”是否就真正把握了比较文学的脉搏?无论是走出去也好，退回来也罢，比较文学自身的特性决定着它发展变化的轨迹，学界需要认真体会它的“度”到底在哪里。因为比较文学在中国属于新兴学科，它还像个未发育成熟的孩子，自身的特征并未充分表现出来。
二
至于退守到何种程度，学界见仁见智。但较为权威的观点认为，回归后的“文学性”有了某种升级的意味，它不仅涵盖历史与传统，而且更加注重以人为本，更富有人文关怀。不仅注重文字中呈现的“个体”的生存境遇，更加关注其“人类学”走向。叶舒宪在《“世界文学”与“文学人类学”》中表示，原来人们关注“文学性是什么?”，现在则思考“族群的种类与各自的文学性”，还有“到底哪一种文学性具有普适性?欧洲中心主义标榜的文学标准是否能一直延续下去?”答案不言自明，因为欧洲中心论已经阻碍了比较文学健康平衡的发展，中国文化和中国文学内部的多样性构成，理所当然成为未来研究关注的焦点。这不仅仅为中国学界研究提供了丰富的资源，还成为国外研究者转换新视角的巨大宝库。
于连的《对比较的重新思考》中谈及不应将“远东”视为一种欧洲理性的神话式反面，要研究这样的反面还要关注自身内部。这与叶舒宪提到的比较文学研究东方转向不谋而合。可见比较文学的转向趋势已经为中外学者所觉察。其实，当人们去关注比较文学“文学性”这一要素时，自然而然的会界定出“文学性”的范围。它的根基是文字，但是不止文字研究那样简单。它研究文学内部要素的问题，也关注文学研究的安身立命，发展趋势，独立地位等重大课题。简单讲就是比较文学是研究自身存在以及其存在的合理性问题。而关注“文学性”问题的时候，必然会涉及到“东方转向的问题”。叶舒宪认为，西方世界虽然依靠强大的科技力量走上了繁荣之路，但是工业革命的成功却扭曲、异化了现代西方人的灵魂，很多人都经历了重大的精神危机，但是他们却不能依靠自身的免疫力来治疗，因此，东方文化便成为他们所能找到的最好的解毒剂。20世纪西方哲学也同样在质疑自身传统的形而上学观。他们主张承继并发扬舒本华、尼采的悲剧意识，进而探寻东方智慧的神秘乐园，在伊甸之中寻找精神慰藉，开掘苦难之源。
这可以看做是比较文学实现其“东方转向”的外在条件。此外，叶舒宪在《再论20世纪西方思想“东方转向”》中，分别从哲学、经济学、生态伦理学、心理学、女性主义等方面论证了东方转向与中国密不可分。上述几种思潮已为中国学者广泛借鉴并加以运用，几乎研究任何一个稍有名气的文人学者，抑或诗人理论家，都要从这几种思潮择取一二加以分析，成为注脚解读的典型现象。但是这些典型的西方思想在经历了历史的冲蚀之后，也开始转向东方，关注东方，因为东方的特质是如此的明显，蔓延范围是如此的深广，存在数量是如此的巨大，它不可能因为距离的遥远而被永远忽视。比较文学是一门与时俱进的学科，它随着历史的发展，经历了全面学习西方、对外开放———回归文学性———再次回转归向东方的历程，这种回归并不意味着是一种形式上的倒退，反而体现出它的不断成熟与发展。学界在开放与退守，文化研究还是文学研究，向西方看齐还是向东方回转等问题上相互争鸣，各抒己见，共同把握著衡量比较文学“度”的围栏与框架，使得比较文学在平衡中不断发展，走向繁荣。
这条回辙型的流动轨迹，体现出中国比较学界在学科体系中，在如此曲折的探索中不断地自我完善与自我更新，它仿佛一条长河一样沟通南北，跨越东西，将比较文学流动成一种国际性的学科。在交流之中不断重视自身的特性，不断丰富发展，精益求精。当然这不是一朝一夕就能完成的，需要广大学者能够真正做到求同存异，海纳百川，探索钻研，共同促进比较文学之大兴盛、大发展。
【参考文献】
[1]叶舒宪.论西方思想的东方转向问题[J].文艺理论与批评，2003***2***.
[2]曹顺庆.“他国化”：构建文化软实力的一种有效方式[J].当代文坛，2014***1***.
[3]孟昭毅.从民族文学走向世界文学[J].中国比较文学，2012***4***.
[4]叶舒宪.比较文学与比较文化———“后文学时代”的文学研究展望[J].新东方，1995***2***.
[5]王志耕.比较文学：在退守中得到生机[J].中国比较文学，2006***1***.
范文二：少数民族比较文学教学构建思路
[摘要]自比较文学这门课程在内蒙古民族大学蒙汉双语专业开设以来，由于比较文学这一学科自身及蒙汉双语专业学生的特点，比较文学教学面临着诸多困境。在建构主义理念下，立足于教学物件的实际特点，以蒙古文学为基点，不断增强学生民族文学认同感和责任感，努力培养比较研究意识，充分调动学生的积极性、主动性，进而营造开放的课堂，是今后蒙汉双语专业比较文学教学努力的方向。
[关键词]建构主义;蒙汉双语专业;比较文学教学
从1978年华东师范大学施蛰存教授开设比较文学讲座开始，比较文学在中国开始复兴。全国许多高等院校陆续开设了比较文学课程，进而设立了比较文学系。内蒙古民族大学于2010年将比较文学作为专业选修课***24学时***，面向蒙汉双语专业的本科生开设，并在2011版人才培养方案中作为专业必修课开设***40学时***。从比较文学教学实践来看，以往比较文学课程都是在中文系或外语系开设，其物件大都是汉族学生。比较文学能够走进少数民族学生课堂，让少数民族同学了解比较文学，进而培养文学比较意识方面奠定了初步基础。这对于比较文学的全面发展和演进来说也是一件意义非凡、影响深远的事情。比较文学教学在少数民族学生中如火如荼地开展的同时，在蒙汉双语专业的具体教学实践中，比较文学教学面临着诸多困境。其中有些问题是全国所有开设比较文学专业的高校所面临的共同的问题，有些则是蒙汉双语专业所独有的问题。这些问题的存在严重影响着该课程的教学效果，丞须教育工作者反省并着力解决。
一、蒙汉双语专业比较文学教学的困境与原因
比较文学教学一直是众学科教学的难点之一，从比较文学课程的开设及实践效果来看，大多数中文系的学生都觉得“有点难”、“没什么兴趣”，对于蒙汉双语专业的蒙古族学生来讲，这样的情况更为普遍而深刻。从学理层面讲，比较文学属于新兴学科又是“舶来品”，中国的比较文学理论体系尚处于建设阶段。比较文学始于欧洲，法国学派是比较文学研究的滥觞。在法国比较文学理论产生之初，研究的是两国或两国以上文学的相互影响关系;美国学派作为法国学派的对立面，将没有“事实联络”和“相互影响”的文学关系研究方法———平行研究引入比较文学领域，从而大大发展并更新了比较文学的观念，开拓了比较文学的领域;上世纪七八十年代，中国的比较文学努力克服“欧洲—西方中心主义”的局限，虚心地向先行者学习。在学习和借鉴的同时，摸索著适合自己的比较文学道路，从而努力构建“中国学派”。然而无论是从比较文学的理论建设还是从高校的比较文学教学实践来讲，我们所运用的理论和方法都是欧洲的、西方的。所以作为这一新兴学科的产物———比较文学课程，对于授课教师及学生来讲，都是一种全新的挑战，都需要一个积累经验，总结教训的过程。这一过程对于少数民族学生来讲，或许更加漫长，更为艰辛。从比较文学学科性质来讲，比较文学的跨界性、开放性和巨集观性、抽象性等特点，导致这一门课程教学中的难度加大。“比较文学的研究物件是跨民族、跨语言、跨文化界限和跨学科界限的各种文学关系”[1]14。作为比较文学的研究者可以着力从某一角度，即从某一种或两种跨界角度去研究文学关系。
对于本科生来讲，在有限的课时中，要求他们全面了解比较文学的跨界性特点，无论是抽象的理论学习，还是初步的实际操作能力的培养都很难达成;比较文学研究比以往的文学研究更具开放性和自由性。它比传统的文学研究更具有广泛的内容。这样的特点导致学生学习难度的加大。从蒙汉双语专业学生的实际特点来看，比较文学教学难度要更高一筹。内蒙古民族大学蒙汉双语专业的生源，大多来自农村牧区。他们一直接受母语教学，来到大学之后则改为汉语授课。蒙古族学生接受汉语授课，并且所学内容大致与汉语言文学专业内容相同，加之比较文学课程本身所存在的难度。因此，对于蒙汉双语专业的学生来说，可谓是难上加难。另外从课程设定上来讲，许多高校在大学一二年级大都安排了公共必修课，而专业必修课则一般都安排在三四年级。由于比较文学课程对各门课程内容都有所涵盖，因此常常安排在三四年级的学习阶段。这样的安排应该是合理的，但由于三四年级是学生着手考研、实习和找工作的阶段，好多学生已经无暇顾及这门课程的学习;另外，蒙汉双语专业比较文学课程开设时间较晚，所以对于授课教师来讲，所积累的教学经验较少，可借鉴的案例不多;适合蒙汉双语专业的比较文学教材到目前为止还没有编写出版。
二、建构主义理念下的少数民族比较文学教学
建构主义认为，学习不是简单地将知识由外向内的转移和传递，而是学习者主动以原有的知识经验为基础，生成意义、建构理解的过程，即充实和改造自己的知识经验。由于每个人的经验以及对经验的信念不同，导致人们对外部世界的理解也就有所不同。因此，建构主义十分关注以原有的经验、心理结构和信念为基础，来建构新的知识。强调学习者学习的主动性、社会性和情境性。建构主义对学习和教学方法都提出了有别于传统教学方法的许多新的观点。因此蒙汉双语专业的比较文学教学，可以基于建构主义理念，结合被施教者原有知识经验的特殊性，可以大胆地构拟出建构主义理念下的少数民族比较文学教学设想。任何理念最终只能在实践中进行检验。有了科学合理的理念，更应有切实可行的操作方法。彰显民族文学特色，营造开放课堂。唯有如此，建构主义理念下的少数民族比较文学教学，才具有更广泛的影响和深远的意义。基于蒙汉双语学生实际特点，建立民族特色比较文学教学模式。“跨民族比较的根本意义在于跨文化”[1]12，“民族”才是文化的表现，不论是文化还是文学，各民族之间的差别才是极其鲜明的。因此“一个多民族国家之内的各民族文学之间的比较研究，应该顺理成章地划入比较文学的范围之内”[1]12。蒙古族与其他民族文学关系的比较研究是我国比较文学研究领域的重要组成部分，在这一领域，蒙古族学生责无旁贷。因此，蒙汉双语专业比较文学教学，可以说是培养蒙古族比较文学专门人才的重要途径。蒙汉双语专业的学生，虽说汉语水平及汉文学素养不及中文系的学生，然而他们却有着自身独特优势，即蒙汉语言、文学知识的掌握。跨民族、跨文化、跨语言，这是比较文学教学的有利先天条件。在教学中努力让学生思考蒙古文学、文化同其他民族文学、文化之间的关系。因此，不断强化学生民族文学认同感和责任感，鼓励他们学好民族文学的同时，努力具备多元文化知识储备，为比较文学的学习打下良好基础。
蒙汉双语专业的比较文学教学，首先要基于学生特点，善于扬长避短，发挥学生的蒙、汉文学方面的优势。在巨集观上让学生了解比较文学概念，掌握比较文学基本常识的同时，还让学生以蒙古族文学为中心，比较蒙古族文学与世界其他民族文学之间的关系。蒙古族有着丰富而灿烂的民族文化和文学传统，因此，在比较文学教学中，教师可以根据建构主义的理念，在学生原有的蒙古族文化和文学知识储备的基础之上，通过将蒙古族文学同其他民族文学的比较中，构建新的比较文学知识经验，从而建立富有民族特色的比较文学教学模式。教师优化知识结构，改进教学方法，打造开放课堂。比较文学是一门综合性的交叉学科，因此比较文学教学，对授课教师来讲，是一项综合能力的挑战，他们需要博古通今、学贯中西。同时又需要掌握先进的教学手段来辅助教学工作。主讲教师搭建课程教学网路辅导站或微信教学群，有效利用该平台，上传为课堂改革教学制作的特色电子教案、微课视讯及习题、讨论题等，与学生进行互动，为学生经常性学习创造便利条件。理论联络实际，多以实际案例代替理论讲解。在课堂上教师将有限的课时统筹安排，合理规划，为学生勾勒出该课程总体脉络的同时，又要突出重点，将比较文学基本原理的讲解同具体典范的案例相结合，改进传统教学方法，采取学生分组讨论模式。引导学生主动思考，继而营造开放课堂。如，讲到比较文学的影响研究时，我们可以以学生熟知的蒙古族作家尹湛纳希和哈斯宝作为例子，谈他们对汉文化的吸收、借鉴以及创作情况。其重点在于将问题抛给学生，让他们依据现有的知识储备，来印证作家是如何对汉文学、汉文化吸收借鉴的。学生在不同观点的碰撞中，会开动脑筋主动思考，进一步强化所学内容。
在讨论过程中教师应适时提供点拨和提醒，及时纠正学生错误观点，有效控制课堂节奏，进而营造开放课堂，从而激发学生对比较文学这门课程的学习兴趣，培养其独立思考能力，使其具备初步的比较文学意识。布置小论文或提炼小提纲。教师可以要求学生在分组讨论之后，以一篇小论文或提纲的形式将自己的观点或结论进行总结提交。这将是学生所学知识融会贯通的有效途径。通过准备作业，学生可以主动查询资料，进一步充实知识体系，提高理论思维能力，激发学术研究兴趣。例如，可以选取当今比较热门的话题作为探讨的切入点。如，《狼图腾》电影的热映，再次引起了各界对“狼是否是蒙古民族图腾”的话题。教师可以围绕这一话题，设定与比较文学相关的问题，如《狼图腾》文学作品与同名电影之间的联络与区别，以及其他民族的图腾是什么，各民族图腾的特点及图腾之间的联络与区别。最后要求学生以论文的形式，将所讨论话题进行总结提交。这样教师以实际生动的话题引入教学讨论中，再结合教材上的经典案例进行补充讲解。结合教学经验，组织编写蒙古比较文学教材。
目前全国大部分高校蒙汉双语专业虽已开设比较文学必修课，甚至一些高校蒙古语言文学专业也已设立了比较文学与世界文学硕士授予点，但至今还没有《蒙古比较文学》一类的教材出版。纵观国内比较文学教材，其主体内容庞杂，抽象理论知识偏多，实际案例分析相对较少，学生极难消化和吸收。蒙汉双语专业比较文学教学中所使用的教材，都是针对中文系的本科生和研究生所编写的，因此对于蒙汉双语专业学生的学习理解来讲有一定的难度。与内蒙古地区讲授比较文学与世界文学课程的蒙汉双语专业或蒙古语言文学专业的一线骨干教师通力合作，编写一本面向蒙汉双语专业的比较文学教材，促进少数民族比较文学教学势在必行。总之，在民族院校蒙汉双语专业比较文学教学中，教师必须尊重各民族文化历史的多样性的同时，在建构主义的理念下营造开放的课堂，充分调动学生学习的主动性和积极性。以蒙古文学为基点，在不断增强民族自豪感和责任感中，比较研究蒙古文学同其他民族文学之间的关系，进而促进比较文学在民族地区高校的繁荣发展。
[参考文献]
[1]陈惇，刘象愚.比较文学概论[M].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12
中国文学和西方文学的建构，有各自不同的文化背景和理论基础。下文是我给大家整理收集的关于中西文学比较论文范文下载的内容，欢迎大家阅读参考!
浅析中西文学翻译中的创造性叛逆
翻译不仅是沟通世界不同民族文化的桥梁，翻译也为文化与文学影响的传播提供了不可缺少的媒介，而且翻译本身也是一种艺术，一种再创造，其“创造性的叛逆”及应用一向来都为国内外文学界所重视的课题。
比较文学的学者认为：能否超越原作的关键是翻译中的创造与叛逆性。由此，翻译中的创造性是译者通过个人的能力创造性地使译作回归原著作的实质内涵，相对而言，叛逆性则指译者未能如实体现和传达原著作的精髓，从而与原著作的理念相违背。但在翻译的实际过程中创造与叛逆是密不可分的。
中西文学翻译中译者经常思考究竟是按照源语规范直接翻译原文还是依照规范再创原文使其更能为读者所接受。事实上创造性本质蕴藏于任何文学翻译作品中。在某种程度上翻译作品不仅仅是源文本的再现而且与源文本相比是一种再创造。
基于这个原因，“创造性叛逆” 的术语被法国文学家罗伯特·埃斯卡皮首先提出，他认为“翻译总是一种创造性叛逆”，并提出“说翻译是叛逆，那是因为它把作品置于一个完全没有预料到的参照体系里，说翻译是创造性的，那是因为它赋予作品一个崭新的面貌，使之能与更广泛的读者进行一个崭新的文学交流，还因为它不仅延长了作品的生命，而且又赋予它第二次生命”。创造性叛逆是文学范畴的基本特征，它并不是单纯属于文学翻译。换而言之，创造性叛逆与文学的接受和传播息息相关，两者密不可分。在文学翻译的实践过程中充分体现了创造性叛逆不同程度地体现在接受者、译者以及接受环境之中。
比较文学和翻译理论界都对翻译的创造性叛逆进行过系统的分析和阐释。翻译界泰斗谢天振先生认为译者的创造性叛逆一般划分为意识型和无意识型，并由以下几种类型构成：个性化翻译、误译与漏译、节译与编译、误译与漏译、转译与改编等。创造性叛逆中的无意识体现，如误译与漏译，是因受限于译者自身的文化知识背景和情趣修养等因素造成的误读和误译。据此而言，其并不能简单称为“创造性”。
译者的创造性叛逆分为有意识和无意识，其包括以下四种情况：
(1)个性化翻译。它表面是用自然、流畅的语言阐述原著的意图，但在深处却整合原著文化的问题。如果译作完全遵从原著文化，那语句会比较凌乱。
(2)节译与编译。节译与编译存在于《外国文学作品选》中有多种原因：为迎合读者或便于传播，为与接受地的风俗人情保持一致，或当地的道德、政治因素等，是有意识的叛逆。
(3)误译与漏译。例如：英译者把陶渊明《责子》中“阿舒已二八”翻译成了“阿舒十八岁”，他们认为“二八”是“一八”之误。误译，即对原著错误的翻译。它在文字和思想意义上背离了原文。在翻译中误译虽不可取但又客观存在，是无意识的叛逆。
(4)转译与改编。转译是是叛逆性最强的，是在翻译过程中无能为力情况下采取的方法。转译与改编体现在文学翻译上是创造性叛逆的特殊表现形式，其共性在于他们对于原作的两重更改。转译是一种语种转换。改编,节译和漏译各不相同。改编指改动整个内容情节，或体现对体裁的变动。节译是意识行为下对内容的大段改动。漏译则指无意识行为下改动少部分的情节。
对于中西方文学作品而言，译者永远不能全部表达原作者的真实想法，这在于两者不同的价值社会观和迥异的社会生活背景。译者自身的知识内涵和文化修养使其对译作实行了“创造性叛逆”的解读，而译者的主观判断性也由其个人因素和社会文化因素所制约。
1 文学翻译是创造性叛逆
(1)文学翻译的创造性。翻译的实质是把一种语言中蕴涵的内容通过媒介转移到另一种语言中。文学翻译是为让读者意会到不同的文化习俗和社会风貌，并不仅仅是浅层的转述表达。但就现在的大量翻译作品显示，其翻译的水平和要求与文学翻译所界定的标准依然存在相当的差异性。
(2)文学翻译的叛逆性。如果说文学翻译的创造性是译者依靠自身的能力创造性地表现原作品的实质内涵，那么其在翻译过程中所体现的叛逆性则是译者为实现主观愿望而对原作进行的客观背离。但在实际的文学翻译中，创造性与叛逆性是和谐共存的。
2 创造性叛逆的可接受性
创造性叛逆应遵循两重原则:充分原则与忠诚原则。文学翻译与其他形式的翻译一样，在很大程度上受目的地控制，而创造性叛逆是保证文学翻译的必不可少的手段。充分原则要求创造性叛逆应实现翻译目的，忠诚原则限制了目的文本的合理应用性，要求译者担当社会责任和道德规范，以此确保人们能够接受对文学翻译作品中所体现的创造性叛逆。
由于隐含的读者存在于一切中西文学作品中，因此作者把外界环境当作他在创作过程中的直接客体，其隐含的读者则是他的间接客体。但就译者来说，当其阅读原作品过程中，以前的间接客体此时变成为主体。原文虽然是阅读的直接对象，但原文作者心中或眼中的世界才是他通过阅读而理解的对象。所以，译者阅读和理解活动的间接对象是原文作者，这种主体间的交流就是话语对话的过程。翻译活动不是固定不变的语言转换，而是通过两种话语相互协商的产物。因为译者的不同的教育背景、人生经历和知识结构，所以翻译不可能有统一的标准。作为一种综合性的社会化活动，文学翻译应该是以多元而综合化的评价体系形式存在于现代复杂社会中。
从接受者和译文接受环境来分析文学翻译的创造性和叛逆性：
(1)接受者的创造性叛逆。所谓接受者特指阅读翻译作品的读者。由于不同文化背景的接受者有着不同思维方式和知识修养，因此不同的读者会在分析读本时形成自己特定的评定准则。即使身处相同的历史背景，接受者也会因为拥有不同的文化视野和结构，在文本的阅读中不可避免性地会主观性再创造，从而促使在翻译异质文学作品时的创造性叛逆的不断呈现。
(2)译文接受环境的创造性叛逆。从译文的接受环境分析，迥异的文化习俗、时代背景以及语言环境使原著作不可避免地受到译文语言的影响和限定，从而接受并融合译语的文化内涵和特征。
纵观现今翻译研究的现状，中西文学翻译已不再局限于传统的对源语文本与目的语文本的研究，而是将许多其他的因素也纳入其研究范围。评判译文好坏一直以“忠实”原则作为其评定的标准，但随着译者主体性研究的深入，文学翻译的重要显著特征之一是尤其注重创造性叛逆的应用。传统翻译研究否认创造性叛逆的作用和功效，而在比较文学范畴中则积极倡导其在文学作品翻译中的广泛应用。由德国功能派理论发展而来的目的论指出,翻译是一种基于源语文本的有目的的行为活动，决定任何翻译过程的最高准则是整个翻译行为的目的，这一理论无疑为研究这创造性叛逆提供了一个崭新而有效的视角。
参考文献
[1] 谢天振.译介学[M].上海: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1999.
[2] 钱利华.文学翻译与创造性叛逆[J].广东农工商职业技术学院学报,2002(1).
[3] 乐黛云.文化差异与文化误读[A].北京大学出版社,1995.
[4] 宋洪英.浅析文学翻译中的“创造性叛逆”[J].解放军外国语学院学报,2001(5).
[5] 吕俊.跨越文化障碍—巴比塔的重建[M].南京:东南大学出版社,2001.
浅议中西诗学比较
摘 要： 要使得中国诗学为世界所了解，在世界诗学中发出声音，究竟要靠生动的形象打动人，还是靠严密语言和逻辑征服人?研究中西诗学的差异对中国诗学得到世界诗学的定位、认同起着极其重要的作用。本文从社会经济、政治特征、宗教特征出发，就中西诗学差异进行展开比较。
关键词： 中西诗学差异 社会经济、政治特征 宗教、科学特征
“诗学”来自亚里士多德的文艺理论与美学名著《诗学》，它包含诸多内容：诗的种类，性质的探讨，史诗的研究，悲剧、喜剧的研究，还涉及音乐，名称虽为诗学，实则应为文艺学。“中西比较诗学”是从理论的高度来辨析中西文艺的不同美学品格并深入探讨其根源的研究。本文从中西社会经济、政治特征和宗教、科学特征两个方面分析中西诗学的差异。
1.中西社会经济、政治特征对中西诗学的影响
西方古代文明的爱琴海区域和中华古代文明的黄河中下游地区，地理环境是极不相同。古希腊的海上贸易，促进了手工业、航海业和商品经济的高度发展，最终形成了以工商业为主的古希腊社会经济的商业性特征。与此相反，中华民族的摇篮――黄河中下游地区，是一个极有利于农业生产的地区。“八百里秦川”的陕西关中平原，平坦广阔，肥沃的土地为农业生产提供了得天独厚的条件。几千年来中国社会“以农为本”的农业性特点一直稳定地延续下来。可以说中西社会最根本的差异是西方社会经济更具有商业性特征，而中国社会经济更具有农业性特征。无论是西方的商业性社会还是中国的农业社会，都对中西文学艺术与诗学产生了决定性的影响。
中西方文学形式不同
中国古代文学以抒情文学为主。其根本原因之一在于农业性社会生活恬然，人们每天在农田里劳作，向往的是“八月剥枣，十月获稻”。人们成天与田园山水相处，日复一日、年复一年的农耕生活竟使得诗人们无事可叙，只剩下一缕缕情丝可供抒发。这里没有海上的拼搏与冒险，而是人与大自然和谐交融，在这情景交融之中，就产生了以感物抒情为主的文学艺术传统。在《诗经》中，无论是爱情诗还是农事诗，都饱含抒情的韵味：“执子之手，与子偕老。”所以为什么在并不张扬个性的中国，抒情诗能成为文学的正宗，其原因恐怕就在这里。与中国相反，西方的商业充满了冒险，充满了不可预知的惊涛骇浪，这使他们看到了更加深奥难测的东西，这些冒险活动中充满了惊心动魄的事件，与自然山水风光相距甚远，故而叙事成为文学活动的主要内容。
中西方价值观不同
西方社会的商业性特征和中国社会的农业性特征，对其民族性格和价值观产生了决定性的作用。商业经济环境下培育起的西方人崇尚个人的自由平等、个人的奋斗、个人的财富、个人的爱情、个人的享乐及个人英雄主义。自我是西方表现内涵的核心，与外在世界相隔离相对立，久而久之产生了以自我为核心，以私利为基础，以享乐为目标的敢于冒险、敢于进取的开放性民族品格。
与西方相反，中国的农业性经济，使人们眼界狭窄，安贫守旧，不肯冒险。严格的宗法政治压抑着人们的个性自由，更无民主平等可言。所以文学作品不具有自我表现的意识，它所言之志，是与社会和宇宙相连、相通、相合的，它所追求的不是对立，而是和谐;不是自我表现，而是天人合一。
中西方爱情观不同
在西方，古希腊的雅典民主制度和商业经济方式使西方人培养了崇尚个人爱情和个人享乐，以人为本。即使是爱情，他们也看作是个人的认知生理和心理的需要。因此，尽管西方文学以叙事为主，却提倡情感的宣泄淋漓，以便获得舒畅心情。
中国诗学主张抒情言志，却提倡节制情感，勿过勿滥。主张情感，文质彬彬，提倡素淡的文采和风格。如《诗经》中305篇抒写男女相思相恋的各种情感的诗，有较少的封建道统的艰涩，有“天地元声”的清新，但这具有极高审美价值的男女爱情诗却被认为“越礼纵欲”，而长期遭受不公平待遇。如《王风・采葛》：
彼采葛兮，一日不见，如三月兮。
彼采萧兮，一日不见，如三秋兮。
彼采艾兮，一日不见，如三岁兮。
诗中主人公大胆地表达了一日不见如隔“三月、三秋、三岁”的感受，话语虽简单，却十分传神地表达男女之间的款款深情，即使在当代中国也少见如此直白的表达。这种诗歌与后代诗歌巧妙含蓄地表达异性间的求爱格格不入。又如中唐时的《金缕衣》：
劝君莫惜金缕衣，劝君须惜少年时。
花开堪折直须折，莫待无花空折枝。
此诗主旨是劝人及时享乐，以及对爱情大胆追求。却因表意太直露、太大胆，故一千多年来，无人敢去担这一作者之名，所以作者也只能成为无名英雄了。中国古代诗歌中虽不乏优美的爱情颂歌，但是，一味地讴歌爱情，是与宗法政治不相容的，最好是做到“乐而不淫，哀而不伤”。
2.中西宗教、科学特征对中西诗学的影响
西方社会强调宗教性，从古希腊至中世纪，从宗教改革到现当代，无论社会怎样发展，其宗教氛围都大大超过中国。中国的宗教主要是儒、道、佛三教。三教之中，儒、道二教代表中国文化传统的宗教。中国宗教重现世，追求今世的满足和完满。基督教重来世，以彼岸的永生为最高目标。儒家的“仁”不同于基督教的“博爱”。西方宗教的爱有较强的平等意识，中国宗教的爱有差等。基督教认为，上帝创造了人类。在上帝面前，人人平等，不分贫富贵贱，大家都是兄弟姐妹。儒家学中强调一个“仁”字。在孔子看来，自然万物是不平等的。
中西方人眼中的自然
西方人眼中的自然是怎样的呢?在商品经济中，贸易是最重要的经济活动。商人经常在崇山峻岭中艰苦跋涉，在茫茫大海中战狂风斗恶浪……可怕的自然界，似乎处处都在与人作对。在古希腊神话中也不例外，主宰自然界的宙斯，处处与人类为敌，他将盗火给人类的普罗米修斯锁在高加索山上，让神鹰残酷地啄食其肝脏。还让潘多拉打开盒子，把灾难与瘟疫降给人类，然后发动奥林匹斯山上的神消灭全人类。所以天人处于尖锐对立的状态。这迫使人们用自己的智慧了解大自然、战神大自然。因而，冒险、奋斗、进取就成为西方民族的显著特征。这一理念成为诗人们张扬个体意志的无意识的温床。但是西方人所不断追求的正是超越于自然之上的理性存在，认为万物只是自然存在，它必须打上人的意志的印痕。
中国的天人关系是怎样的呢?因为农业丰收取决于大自然风调雨顺，人们生计全靠大自然的赐予。人们的每天日出而作，日落而息，“晨星理荒秽，带月荷锄归”，所听到是蝉噪鸟鸣，而不是狂风怒吼。而且中国的神灵与英雄与古希腊的神则恰恰相反，他们对人类是友善的，爱人类的。这些都反映了自然与人类的和谐关系。因而，中国人对自然界总是怀着亲切感，尊敬与感激，故形成了“天人合一”。这给中国文学艺术及诗学理论灌注了某种生气，使中国人明白了情景相融。如“昔我往矣，杨柳依依，今我来思，雨雪霏霏”这种情景交融的诗句，表现了中国人是对大自然审美的意识。
令人感到欣慰的是，西方人已经意识到该重新拾起人与自然之间那固有的脐带了。要重建人与自然之间和谐的关系，就得首先反对人类中心主义，然后才能重返自然。所以当代西方思想中极为重要的现象，就是反对人本主义。
3.中西思维对中西诗学的影响
不同的文化，不同的社会经济类型，使中西方人具有不同的思维方式与表达方式。在商业性社会下的人们是外向性的、开放性的，在向外拓展中，要克服遭遇的种种困难，必须向外如何征服自然界的途径，造成了西方人外向型的心态。中国农业型社会是自给自足的、封闭的，天人和谐中的“怡然自乐”又造成中国人内向型的心态。
内与外
西方“思物”，中国“思我”。中国人最关心的是自身内在的东西，所以有“三思而后行”，“吾日三省吾身”(《论语》)。但正是这种只知“思我”不知“思物”的思维方式，使中国人忽略对世界客观规律、事物性质的思考，极大地阻碍了古代人们的逻辑思维，感悟思维占据上风。如孔子的“子在川上曰：‘逝者如斯夫，不舍昼夜。’”(《论语・子罕》)追求的正是直觉感悟。这种只求内省式的思辨、直觉思维而忽略思辨思维，会产生混沌的结果，真可谓“道可道，非常道;名可名，非常名”。这种直觉感悟式思维是中国古代思维的一大特征。
与此相反，西方开放型的商业社会，造就了探索大自然奥秘的外向型思辨。古希腊人并不注重自己内心修养，而是对世界充满好奇。了解大自然，改造大自然的这种外向型的“思物”行为推动了西方自然科学的发展和西方商业经济的繁荣。
直觉与逻辑
西方的逻辑思维，中国的直觉思维，都对中西诗学产生了重大的影响。如王昌龄《从军行》：“琵琶起舞换新声，总是关山旧别情。缭乱边愁听不尽，高高秋月照长城。”说到“边愁”用了“听不尽”三字，要体会古老雄伟的长城绵亘起伏、秋月高照这一壮阔的景象和无限的悲凉，读者需要自己顿悟。中国有句俗话：“沉默是金，雄辩是银。”沉默比雄辩宝贵。在中国文化中，“知不可为而为之”被视为积极入世的态度，“知不可道而道之”却是徒劳的，被认为缺乏逻辑和理性。其实中国人并不缺乏逻辑分析的能力，也许正是中国人一遍遍重复的“沉默是金”导致中国人失去了逻辑分析的兴趣、爱好。
西方史学普遍运用分析性的逻辑思维，创立“诗学”名称的亚里士多德，正是运用条分缕析的逻辑思维来建立他那庞大的诗学体系的。他写诗学的原则是“依自然的原理，先从首要的原理开头”(《诗学》)。他从基本原理出发，由上至下，从一般到特殊，层层剥笋，丝丝相扣，用严谨的逻辑方法，把所研究的对象和其他相关的对象区别开来，找出各自的异同，然后将它们由类到种地逐步分开来，下定义、找规律。
参考文献：
[1]曹顺庆.中西诗学比较[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0.
[2]褚斌杰.诗经与楚辞[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2.
[3]钟玲.美国诗与中国梦[M].广西: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3.
[4]辜正坤.中西诗比较鉴赏与翻译理论[M].北京:清华大学出版社，2010.
首先要确定具体作品，假如，中国的红楼梦与西方的百年孤独。先要分析其作者生平、经历，各自不同的人生观、创作观，（曹雪芹与马尔克斯），各自创作时的社会背景。然后，具体分析小说本身，从人物设置、故事情节、小说里的社会环境、各自家族史等。也可以从女性视角，单一地分析两部作品中的女性人物。从她们的性格、爱情、人生悲剧等来细细地分析。或者从其中研究当时两个作者的政治观。角度很多，要你自己去根据自己的喜好来确定。写论文，一定要把文章构架弄好，这样思路才清晰。要遵循发现问题、分析问题、解决问题的程序来写作。当然，你要在写之前认真阅读你确定的作品，任何把新视角、新问题罗列出来，在你的论文里一一给予解答。只要认真，你的论文就一定能写好。，，祝您成功！
《潜伏珍珠港》 《伊戈尔远征记》 《战争与和平》 《恰巴耶夫》 《铁流》 《钢铁是怎样炼成的》 《静静的顿河》 《青年近卫军》 《生者与死者》 《围 困》 《艾凡赫》 《罗兰之歌》 《柏林之围》 《西线无战事》 《伊利亚特》 《熙德之歌》 《斯巴达克思》 《牛虻》 《十字军骑士》 这是关于战争的文学作品！
两个都是独居个性的作家。可以从作品对比，王朔的作品人物主要是都市青年形象，一代北京青年的时代背影，例如《一半海水一半火焰》。王小波的作品人物形象比较杂，不过《黄金时代》的上山下乡知青，王二就是一个很有意思的人物。对比作品人物后，探讨一下作者的文学思考。他们都是大院子弟。
李煜（937～978） 中国五代词人，南唐国君。字重光；初名从嘉，号钟隐。徐州（今属江苏）人，一说湖州（今属浙江）人。南唐元宗李璟第六子，宋建隆二年（961）继位 ，史称后主 。开宝八年十一月二十七日（976年1月1日） ，国破降宋 ，俘至汴京，被封为右千牛卫上将军、违命侯。后被宋太宗毒死。李煜在政治上庸驽无能，却具有多方面的艺术才能。工书法，善绘画，精音律，诗和文均有一定造诣，词的成就尤高。李煜的词现存约32首。降宋之前写的词已表现出他非凡的才华和技巧 ，但题材较窄 ， 主要反映宫廷生活和男女情爱 。降宋后，过着囚禁生活，亡国的深痛，往事的追忆，使他词的成就大大超过以前。最成功的杰作[虞美人]“春花秋月何时了” ，[浪淘沙] “帘外雨潺潺” ，[乌夜啼]“林花谢了春红” 、“无言独上西楼”等，皆成于此时。这些词大都具哀婉凄绝的风格，主要抒写了自己凭栏远望、梦里重归的情景，表达了对“故国”、“往事”的无限留恋，抒发了明知时不再来而心终不死的感慨。李煜在中国词史上占有重要的地位，他继承了晚唐以来温庭筠、韦庄等花间词人的传统，将词的创作向前推进了一大步，扩大了词的表现领域。李煜词多直抒胸臆，倾吐家国身世之感时情真语挚。词至李煜，眼界始大，开始摆脱长期在花间尊前曼声吟唱中所形成的传统风格。李煜词具有较高的概括性，往往通过具体可感的个性形象来反映现实生活中具有一般意义的某种境界，深刻而生动地写出了人生悲欢离合之情，引起后世许多读者的共鸣。其词语言自然，精练而富于表现力，清新流丽而又婉曲深致。在风格上也有独创，能于委婉密丽中见疏宕之气，不同于一般婉约之作。李煜诗、文、词及书、画创作均丰。其词作主要收集在《南唐二主词》中。事迹见《新五代史》、《宋史》及马令、陆游二家《南唐书》、今人夏承焘《南唐二主年谱》。李清照（1084～约1155） 中国宋代词人。自号易安居士。济南章丘（今属山东）人。父李格非，官至礼部员外郎，为当时齐、鲁一带知名学者。母王氏，知书善文。夫赵明诚，为吏部侍郎赵挺之之子，金石考据家。李清照早年生活优裕，工书能文，通晓音律 。婚后 与赵明诚共同 致力于书画金石的整理 ， 编写了《金石录》。金兵入据中原，清照举家南逃。后明诚病故，战乱中书籍文物大部分散失，孤独一身，各地漂泊，境遇极其悲苦。据传清照曾改嫁，后世学者对此颇有争议。其晚年生活情况缺乏资料记载，仅知她曾作《打马图经》及自序，还曾携米芾墨迹访米友仁求题跋。 李清照工诗，能文，更擅长词。其创作以北宋、南宋生活的变化呈现出前后期不同的特点。 北宋时期，李清照在为数不多的诗文中表现出比封建社会一般女子宽阔的思想境界和生活领域，如《浯溪中兴颂诗和张文潜》两首长诗，吊古讽今，主张汲取唐王朝天宝之乱的历史教训。另外，早年她还写过《词论》，提出词“别是一家”之说 ，认为词分五音 、五声 、六律 ，又分清浊轻重 ，是宋代重要的词论。其诗文谈史论世，兼及文艺，题材较为广泛。 李清照前期的词真实地反映了她的闺中生活和思想感情，表现了自然风光和别思离愁。如[如梦令]二首，活泼清新 ，语意隽秀。[凤凰台上忆吹箫]、[一剪梅]、[醉花阴]等词 ，描绘了孤寂的生活，抒发了对丈夫的相思之情，曲折宛转 ，清俊疏朗，表现出作者热爱大自然，憧憬美好的爱情生活 ，冲破了以往花间闺怨词的樊篱，有一定的文学价值 。 南宋时，李清照的作品与前期相比变化较大，表现出关心国家命运的爱国主义精神，表达了自己坚持民族气节的决心。如《咏史》、《上枢密韩公诗》、《夏日绝句》等，诗文的思想性都提高了，具有很强的现实性。南渡后的词也与前期风格迥异，变清丽明快为凄凉沉痛，抒发了伤时念旧 、怀乡悼亡的情感。如[菩萨蛮]、[蝶恋花]以及慢词[永遇乐]等，寄托了强烈的故国之思。她在词中充分地表达了自己在孤独生活中的浓重哀愁。如[武陵春]、[声声慢]、[清平乐]等，将亡国之痛与个人孤苦凄惨的生活晚景融为一体，悲伤愁绪渲染极致，可以说这是时代的苦难与个人不幸命运的艺术概括。 李清照词的艺术成就很高，在文学史上占有重要地位 。其词具有浓厚的抒情性，能运用巧妙的构思，选取一些生活片断写入词中，具体细致地展现作者的内心世界，如〔武陵春〕“物是人非事事休，欲语泪先流”，“只恐双溪舴艋舟，载不动许多愁”。她又善于用白描手法摹写具体事物，“才下眉头，却上心头”（[一剪梅]），含蓄委婉，朴实自然。清照词风以婉约为主，但也偶有豪放之作，如[渔家傲]“天接云涛连晓雾”被称为“浑成大雅，无一毫钗粉气”。清照词的语言优美精巧，独具特色，如她笔下的花树是“绿肥红瘦”，天气是“浓烟暗雨”、“风柔日薄”。她还善用明白如家常的方言口语入词，如“守著窗儿，独自怎生得黑？”信手拈来，自然清新。她的词富有音乐美，还讲究舌、齿音的交错和叠字连用，最典型的是〔声声慢〕开头连用14个叠字，其独创性为人称道。清照词被称为易安体，广为流传 。 李清照的《易安居士文集》、《易安词》已散佚，今仅存四印斋本《漱玉词》1卷 ，王仲闻有《 李清照集校注 》，人民文学出版社本，黄墨谷有《重辑李清照集》，齐鲁书社版。
一、曹操形象的对比分析（一）史料对于曹操的记载历史上的曹操是怎样一个人呢？首先，《三国志》中的曹操，机智聪明，有孝行，是个旷世奇人，有济世之才。曹操机警，有胆识。《三国志?武帝纪》中描写到：“太祖（曹操）少机警，有权数，而任侠放荡，不治行业，故世人未之奇也；惟梁国桥玄，南阳何顒（yu）异焉。玄谓太祖曰：‘天下将乱，非命世之才不能济也，能安之者，其在君乎！’” 这里的描写，给予曹操极高的评价，诸葛亮在《后出师表》中肯定了曹操的军事才能：“曹操智计，殊绝于人，其用兵仿佛孙吴”。他还说：“先帝每称操为能”，说明了刘备对曹操的才能也是给予充分的肯定的。随后在《三国志?武帝纪》中，陈寿大力宣扬了曹操的文治和武德以及卓越的领导才能，原文这样写到：“汉末，天下大乱，雄豪并起，而袁绍虎视四州，强盛莫敌。太祖运筹演谋，鞭挞宇内，揽申、商之法术，该韩、白之奇策，官方授材，各因其器”。 一直到西晋末年，人们对曹操的评价都是肯定性的，这即和当时作者和史学家所处的历史条件有关，也和魏晋时期人们的英雄观念有密切联系。（二）两部作品中曹操的对比曹操是汉末杰出的政治家、军事家、文学家。卓越的军事和政治才能，所体现出的曹操，在后世是颇具争议的一个人，《三国演义》将曹操塑造成了一个奸诈无信，自私残酷的性格特征的人。《三国志》不是这么描写，也不可能这样描写，前面说过陈寿是西晋的大臣，而西晋承袭曹魏，《三国志》就属于当代史，对曹操的描写则可能较为隐晦。我们暂且不论孰是孰非，且看两部作品的对比描写。
在我国封建社会里，女性处于被歧视、被压迫的地位。早在春秋战国时期，孔子就把女性打入与“小人”同类的行列，“惟女子与小人难养也”，人们自觉不自觉地奉行着“女子无才便是德”的信条，给女性套上了难以解脱的精神枷锁。同时。在 《聊斋志异》中的女性不再被笼罩在男性的阴影之下，丧失了自身的意义，而是充分显示出了自己的主动性，充满了进取精神，她们在爱情婚姻的追求上表现得大胆热烈，毫不顾及封建礼教的种种束缚，敢于按照自己的感情和意愿，义无返顾地去追求，忠贞不渝地去爱，直到实现与所爱的人的幸福结合。爱情背景下聊斋女性的代表主要有：
（一）敢爱敢恨的狐妇
《武孝廉》中的狐妇在石某病时救了石某，也不嫌弃他的落魄嫁给他，并且帮助他走上仕途，但石某不知恩图报，百般侮辱、谋害狐妇，狐妇在得知石某要杀死自己后决然收回自己赠给石某的丸药，让石某旧病复法而亡。作者让那些负心汉一个个没有好下场，一方面表明了作者对这些被侮辱女性的同情，另一方面表现了作者对封建制度的鞭笞。不难看出，这些被侮辱的女性她们虽然普遍命运悲惨，都是为男子所遗弃所侮辱，但是她们都有坚决的反抗精神，最终都惩罚了那些负心汉。
（二）外貌丑而心灵美的乔女
乔女在丈夫穆生死后，志不二嫁。后来孟生不嫌其“黑丑”，欲要迎娶，乔女不嫁，然而她却认为孟生不嫌自己丑陋，是自己的知己，所以孟生死后，她为了酬报知己挺身而出，急其家难，抚其遗孤，撑其门户，增殖其产，自己却廉洁自守贫贱以终，表现出“士为知己而死”的美德。仇大娘则是在娘家面临破产时，挺身而出担起重担使家庭得以重新振兴。作者在这里着重肯定的是传统女性那种善于治家的天性。不畏困难、勇挑重担是她们所共有的美德。
（三）要独立，只要婚姻实质而不要名分的侠女
侠者是行走江湖，行侠仗义的人，他们路见不平，拔刀相助。而《侠女》中的侠女却是大家闺秀，但她同样具有“来无影，去无踪”的神秘特点。主要是为报父仇。更为特别的是她为报答顾生的养母之德，甘心情愿地未婚生子，给顾家传宗接代却不接受明媒正娶。侠女的婚姻观在讲贞节，讲究婚姻是“终身大事”的社会中，像她这样只讲求婚姻实质，而不讲表面的礼法和名分的表现，可以说是极其解放的思想。
更值得注意的是，《聊斋志异》中的女性不但敢于主动追求爱情，而且当爱情遭到背叛时能果断采取行动，毅然离开曾爱过的人，去寻找新的真正的爱情。《云翠仙》中的云翠仙母女为梁有才的苦苦追求和百般表白所打动，应允了他的
求婚。但后来张有才见利忘义，密谋背叛云翠仙。对此，云翠仙怒斥他的卑鄙行径，愤然离去。《阿霞》中的女主人公则在看到自己所爱的景生薄情寡义时，立刻断绝了与他的联系，同郑生结为姻缘。
不同环境与背景下的聊斋女性人物
在爱情和婚姻家庭生活中，聊斋女性呈现了前所未有的丰富性和多样性。在社会生活中，她们机智勇敢地同恶势力做斗争，谈笑嬉闹之间却敌兵，她们的才能、文才、治国才能也让庸碌的男子望尘莫及因此，环境对女性人物的性格形成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
以婴宁为例：先从自然环境来说，婴宁这种纯净自然的性格是在一种纯粹自然的环境中形成的。婴宁就在这个处处是烂漫的山花的世界里长大。从古到今，花从来都是一种美好、高洁的象征，从她出场“拈梅花一枝”到最后，作者都把她置于花的海洋，在花的世界中所养成的爱花性情，如花的品格，这就揭示出了女主人公之所以具有憨直无邪、活泼开朗的天性的原因，这显然跟那个未经世俗熏染过的特定典型环境有着不可分的关系。自然环境在人物性格的形成中起着重要作用，同样人物所处的社会环境的影响也不可忽视。在《婴宁》中，婴宁未入世前与她最亲密的是鬼母和婢女小荣，社会关系单纯而朴素。她们都是源于自然，不属于那个秽浊的现实社会，她们是自由的，不受拘束的，对于自己的爱情，她们选择敢爱敢恨，大胆追求自己的幸福。在她们的思想中没有男尊女卑，女人不是天生受男人控制的，她们和传统的依附男人的女人截然不同。她们有主见，既主动热情又敢于追求爱情。而且独立不羁，拿的起放的下，进退自如。
而另一方面，黑暗社会，恶势力猖獗，官不为民做主，即使是七尺男儿有时在这样残酷的社会现实面前也会一筹莫展，而聊斋女性却能在家庭和个人为难的关键时刻，以自己特有的方式给恶势力以致命的一击，像复仇女神，使正义得到伸张。商三官、窦氏、庚娘就是这样的奇女子。《商三官》中的商三官，在即将完婚之际，父亲被恶霸杀害，哥哥告状一年多都毫无结果。商三官为父报仇，巧扮优伶，在仇人庆贺生日的当夜，将其杀死；《窦氏》中的窦氏本是一个痴情的女子，却被土豪南三复始乱终弃，活活逼死，死后化为厉鬼，终于报仇雪恨。现实生活中人不能做的事，鬼做了，做得痛快淋漓，大快人心；《庚娘》中的庚娘在公公、婆婆和丈夫遭到歹人王十八暗害，自己面临生死考验时，沉着冷静，勇敢机智，既保住了自己的清白，又亲手杀死了仇人。
《聊斋志异》中的女鬼大都与民间传说中的鬼不同：将鬼高度审美化了。弱化，淡化了鬼身上的鬼气，最大限度地来表现鬼的善与美。她们大多有娇好的容颜，娴静的妍姿，有着聪明才智与善良的心。
狐女小翠是一个性格塑造得很成功的狐女形象。她最引人瞩目的特点便是“善谑”。 同时聪慧、干练、果断和坚强。她那天真活泼、无忧无虑的'开朗性格在王太常仔细端详下露出的嫣然微笑中，在同母亲分别对“殊不悲恋”的表现中，就已有所露。在她身上，永远也找不到一丝愁苦的痕迹，永远也看不见半点忧伤的影子。同痴儿元丰一起生活，小翠是“殊欢笑，不为嫌。”她把自己的别院变成了一个游戏场，终日和元丰以及丫头们一起嬉戏。“刺步作圆，蹋蹴为笑”，“涂公子作花面如鬼”，以及扮古人，玩的名目既多，花样也新奇别致，整天奔逐笑闹，弹琴跳舞，不但闹得全家皆知，最后连邻里也知道。这个“善谑”的特点表现在小翠的一言一行，一举一动之中。在王给谏与王待御政治斗争的环境中，王给谏越是寻隙中伤小翠的公公王待御，她的玩笑开得也就愈大，以致最后王待御时而无可奈何地概叹“余祸不远矣”，时而“惊颜如土”，大哭“指日赤吾族矣！”通过这种反衬，小翠“善谑”的主要性格特征更加鲜明耀眼了。但是小翠并不是单纯的“善谑”，通过这次事件，我们可以看出“善谑”中透露着小翠的聪慧、干练、果断和坚强。在整个事件中，小翠的杰出之处，不仅表现在计策本身的仔细周密，使仇敌自投罗网，还表现在她知道王给谏要害王太常，与元丰成礼后，就开始准备，把元丰的痴疾这一生理弱点变成有利条件。这些都充分显示出了小翠的足智多谋。
还有《小谢》中的小谢是个活泼可爱，不懂世事，乐不知愁的鬼仙。她聪明好学，心地善良，学什么都是一次就学会。与秋榕成为朋友后两肋插刀，和陶生在黑暗力量斗争中彼此帮助。作者充分利用鬼仙和幽冥世界所提供的超现实力量，通过人鬼相杂，幽冥相间的生活画面，深刻反映了社会现实的矛盾。
中国古代传统女性是不能有陶生、小谢等人的相互帮助，也不能有婴宁的笑，女性被定位为男人的附属品，扮演被支配的角色，小谢、婴宁、小翠的行经是对这一制约的颠覆和重新置配。使她们摆脱了“笑不露齿”、“三从四德”、“七出”等精神的桎梏都在嬉戏和畅笑中被消解了，令人刮目相看。这也充分体现了女性自主意识的崛起。
清代社会政治经济文化的黑暗，蒲松龄举业一再受挫的不幸，昔日友情的冷淡，现实中可望不可及的真实、自主的人生、情感，世态炎凉深沉凝重的体验，如此种种压抑郁积于蒲松龄胸中，作者只能将它们埋藏于意识的深处，最终借助于文学创作来得以表现和升华。从某种意义上说《聊斋志异》就是蒲松龄所体验过的情绪情感的形象载体，其笔下的术形象中都涵纳着作者蒲松龄的“真”性情。从《聊斋志异》全书来看，虽是儿女情长、谈狐说鬼，却是最贴近社会人生。在其大部分的篇章里，作者的爱憎强烈，作品中所塑造的女性形象是我国古代文学中一个新的高度。蒲松龄所设计的奇幻情节和塑造的奇幻人物形象，都具有理想的性质，但是这些只能存在于花妖鬼狐的幻境之中。因此，《聊斋志异》中的女性多半有着更美的品性。联系作者的一生不得志的际遇，则可感知他笔下的狐鬼故事大部分是他个人的生活感受而自由生发出来的，凝聚着他大半生的酸甜苦辣，表现着他对社会与人生的思考和对美好生活的憧憬向往。
参考文献：
[1]清·蒲松龄:《聊斋志异》上下卷．吉林摄影出版社，2004年2月第一版．
[2]清·蒲松龄著:刘跃宵主编．《聊斋志异》．内蒙古人民出版社．
[3]马瑞芳:《马瑞芳揭秘聊斋志异》．东方出版社.2017年．
[4]朱一主:《聊斋志异资料汇编》．南开大学出版社，2002年．
[5]周先慎:《明清小说导读》．北京大学出版社，2003年．
[6]袁行霈:《中国古代文学史》．中国教育出版社，2017年第一版． [7]姜维枫:《聊斋志异女性形象浅议》．
《聊斋志异·青凤》中的人物形象光彩照人，其中青凤美丽聪慧、情理兼备、知恩图报，是一个敢于追求个人幸福的狐女形象；书生耿去病狂放不羁、执着痴情，富有狭义心肠；狐叟则是一个严苛的封建家长，但同时他又具有长者风范；而孝儿是一个恪守孝道、风流倜傥的谦谦君子。
一、青凤形象
1、美丽聪慧
青凤在文中正式出场较晚，但作者对她的描写却极为传神。耿去病夜闯旷废已久的宅第，与狐叟一家相遇，相谈甚欢。当谈到狐叟先祖的谱系时，狐叟遂命孝儿“请阿母及青凤来”，让她们也来听祖上的功德，于是青凤出场了。作者通过耿生的眼睛来描写青凤的美丽，“审顾之，弱态生娇，秋波流慧，人间无其丽也”，以至于让耿生一见倾心，“瞻顾女郎，停睇不转”，不能忘情。从狐叟口中得知，青凤“颇惠，所闻见辄记不忘”，如此美丽聪慧的女子，难怪耿生会念念不忘。
2、情礼兼备
《聊斋志异》中青凤与其他狐女最大的不同在于其对封建礼教的遵从。青凤自小由叔父抚养长大，叔父对她十分严格，处处以封建礼教的标准要求她，为了恪守封建礼教，她在面对所爱时内心是矛盾而犹豫的，所以青凤与耿生的感情一波三折。两人初次见面时，耿去病对青凤一见钟情，目不转睛，青凤则“俯其首”，一副娇羞之态。后来耿生故意用脚轻压她的脚，“女急敛足，亦无愠怒”，说明青凤对耿生并无憎意，只是封建礼教的思想枷锁让她羞于表达自己的真实情感。
在狐叟一家搬走前夕，青凤按捺不住相思之情，只身来见耿去病，她小心翼翼，迈着细碎的脚步。看到耿生后，她又“骇而却退，遽阖双扉”，这一系列动作描写将青凤迫切希望见到耿生却又犹豫不决的心理状态刻画的真实可感。幽会中的青凤羞涩、半推半就，对待爱情的态度充满矛盾与纠结，这正是情礼之争在她身上的具体体现。青凤告诉耿生“过此一夕，即相思无用矣”，依依惜别之情可见一斑。后来二人在幽会中被叔父撞见，青凤“羞惧无以自容，俯首倚床，拈带不语”，在叔父的责骂声中“低头急去”。此时的青凤不像一个无拘无束的狐女，更像一个知书达理、恪守封建礼教却又无比痴情的大家闺秀。
3、知恩图报
青凤同时也是一个知恩图报的形象。青凤与耿去病幽会时被狐叟撞见，狐叟丝毫不姑息叔侄之情，认为两人私会伤风败俗，青凤回房中后，其叔父依然“诃诟万端”。但当狐叟有难时，青凤不计前嫌，全力以赴要救出叔父。孝儿前来耿去病处求援，耿去病故意不同意。后来耿生将这件事告诉青凤，青凤大惊失色，曰：“果救之否？”随后青凤为叔父开脱，说自己从小被叔父抚养长大，养育之恩不能忘怀；另外，之前叔父责骂自己也是家范使然，不是叔父的个人意志。当耿去病救下狐叟后，青凤不计前嫌，将黑狐抱在怀中三天三夜，狐叟方才苏醒。狐叟苏醒后，青凤恳求耿生将原来的宅第借给他们，以成全自己回报叔父养育之恩的心意，这些都表现了青凤知恩图报的善良本性。
二、耿去病形象
1、狂放不羁
《青凤》中的耿去病是一个狂放不羁的书生。他的叔叔一家不堪诸多怪异惊扰搬离旧宅，
耿去病却嘱咐看守老翁看到或听到怪异之事就奔来相告，这种不惧邪祟的勇气表现出他的狂放不羁。闯入旧宅后，狐叟一家正在饮酒，耿去病大胆闯入，并笑说自己是不速之客。结识狐叟一家并对青凤一见钟情时，耿去病更是动手动脚，当众调戏青凤。后来竟至“神志飞扬，不能自主”，口出诳语说：“得妇如此，南面王不易也”。
后来，耿去病见到偷偷与他私会的青凤狂喜不已，青凤把门关上时，耿生跪在门前恳求她，说只希望捏一下她的手。青凤开门后，耿生便抱住青凤并让她坐在自己膝盖上，这一系列描写都表现出耿去病狂放不羁的性格特征。
2、执着痴情
耿去病在对待爱情上又是一个执着痴情的人物形象。初次结识青凤，耿去病坠入情网不可自拔，老媪发现他喝醉后愈发狂傲就领着青凤离开，耿去病“而心萦萦，不能忘情于青凤也”。在爱情的驱使下，他甚至搬到旧宅中居住，只为再次遇到青凤。后来狐叟为了让耿生知难而退，幻化成厉鬼相吓，耿生却染指研磨自涂，将自己也涂黑与之对视，使厉鬼惭愧而去。之所以不避险恶，正是因为耿去病对爱情的执着痴情。
当耿去病与青凤幽会被狐叟撞见，狐叟对青凤严厉责骂时，耿去病心如刀割，大声曰：“罪在小生，与青凤何与？倘宥凤也，刀锯铁钺，小生愿身受之！”正是源于对青凤的痴情，耿去病把一切错误都归咎于自己，生怕青凤受到一丝委屈。
3、富有侠义心肠
耿去病富有侠义心肠，清明节扫墓归途中，他见到两只狐狸被一犬逼逐，一只逃走，另外一只“依依哀啼”。耿去病“怜之，启裳襟，提抱以归”，这一细节足见耿去病极富同情心和侠义心肠，并没有因为狐狸是异类而放弃它们。同样，当得知所救狐狸就是青凤时，耿去病也没有因为青凤是狐女而憎恶她，反而“如获异宝”。
后来狐叟有难，孝儿请求耿去病救自己的父亲，耿生表面不同意，实际还是不计前嫌，救下了狐叟。
三、狐叟形象
1、严苛的封建家长
《青凤》中的狐叟是一个严苛的封建家长形象，他代替青凤的父亲行使家长的职权，对青凤管教甚严。青凤明知耿去病的??成钋椋?却不敢接受，原因在于“叔闺训严，不敢奉命”。当狐叟发现耿去病与青凤的深情厚谊时，他首先想到的不是成全青凤的爱情而是怕青凤与耿去病的私情有辱门户，所以化作厉鬼恐吓耿生，好让他知难而退。不料耿生在爱情的驱使下却对这险恶处境无动于衷，后来狐叟不得不举家搬迁。在搬迁前夕，狐叟撞见青凤与耿去病幽会，便严厉苛责青凤，怒骂：“贱辈辱吾门户！不速去，鞭挞且从其后”！狐叟的所作所为正是封建家长的专横做派。
2、长者风范
值得注意的是，看似冥顽不化的狐叟在被耿去病救下性命之后，了解到耿去病对青凤的痴情以及事情的来龙去脉，对耿去病“惭谢前愆”，冰释前嫌。后来就像一家父子一样，再也没有猜忌，和和美美地和谐共处。遵守封建伦理的狐叟也非蛮横无理之人，而是展现出了长者风范。
四、孝儿形象
作者对孝儿着墨不多，却将其形象塑造的真实鲜活。耿去病私闯旧宅，惊到狐叟一家，狐叟与耿去病谈话间招来孝儿，“孝儿亦倜傥”，与耿去病一见如故。后来，冰释前嫌后孝儿还经常到耿生书房谈笑喝酒，其乐融融。后来还当了耿去病儿子的老师，“循循善教，有师范焉”。可见孝儿在文中就是一个风流倜傥的谦谦君子。
除此之外，孝儿又是一个恪守孝道的理想化人物。当自己的父亲遭遇横祸时，孝儿找到耿去病，伏地不起，悲怆欲绝，希望耿生能伸出援手拯救他的父亲。耿去病佯装不救时，孝儿“哭失声，掩面而去。”
正是这些熠熠生辉的人物形象，共同书写了狐女青凤和书生耿去病悲欢离合的爱情故事。随着故事情节的推进和人物形象的演绎，青凤和耿去病在追求爱情自由的道路上，由矛盾彷徨最终上升到对爱情坚定不移的相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