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主题公共事务与权力保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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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务员权力的制约与保障公务员是国家的治理者，他们行使着国家赋予他们的特别权力，同时利用这些权力管理人民，协调事务，使国家繁荣发展、人民安居乐业。然而，人毕竟是会有私欲的，重权加于以身引发了一些公务员抵抗不住诸多诱惑而产生腐败现象。这样一来，国家人民给予公务员的特别权力当然会惹来争议，没有人会愿意让滥用职权的官员管理自己，当然更没有人愿意看到每年公务员考试到达残酷的程度仅仅是人民追逐权力的结果。由公务员用权不当而引发的公务员权力制约问题已成焦点，可以说这种行为几乎激发起了民众仇权的心态。而对于公务员的权力过分制约又会大大消解他们在社会活动中应该发挥的作用，如此方式无异于瓦解了国家的管理能力，是极其危险的举动。因此，对于公务员权力的态度必然是既制约又保障。只有加以制约，人民才会安心让公务员行使职权；只有加以保障，公务员才会尽职尽责为人民服务。权衡利弊后我们须以恰当的力度限制公务员的权力，协调好制约与保障的对立统一关系，这样才能建设起健康的官民关系，使社会和谐发展。公务员权力的制约是重要的。自古以来中国民众的官宦意识都极为强烈的，尤其是儒家备受推崇的“学而优则仕”的至高理念，两千五百年以来不见其降温。孔老夫子一心为专制统治打下的基础而今成为我们前进的绊脚石。难以料到世界上还有哪个国家的精英分子像中国的精英这么狂热于做官。狂热的根源还是权力，而这种权力在过去的专制制度下还是被无形放大了。现在我们的社会讲法治，健全的法律体系能够很好的制约住官员的权力，通过官员权力的削减可以缓解举国的公务员热。这就是我想说明的关于制约公务员权力的第一点，即可以明确定义权力应有的效应，避免民众盲目加入国家公务员队伍而造成公务员队伍腐败现象增多。其次，积极限制公务员权力是民心所向的结果。权力一向是一个敏感的话题，热衷于权力的人往往被大众轻视，究其原由，还是人民从心底对管理者的不信任。权术在民众看来是没有意义没有价值的事物，没有一技之长的官员往往成为大众对命运不公发泄的突破口。积极地控制官员的权力，使官员以谦卑的态度面对民众，这样才能迎合民众面对管理者的心态。最后，限制公务员权力是维护社会安定和谐的必要因素。法治与德治最根本的区别还是在于管理社会国家的标准是唯物的客观实事还是唯心的主观想法。我们选择了法治是时代进步的结果，用客观的法律约束人民的行为最为可靠。这里面暗藏的便是对人性私欲本质地透彻分析。当我们用法律约束人民的公共生活时必定也要想到用特定的法律来限制公务员，而且此限制必须更加严格更加权威。这是最简单的逻辑，因为公务员应为人表率，严于律己。加强对公务员权力的限制无非是多制定些修正草案，用以监督他们的工作。公务员也会有个人私欲，指望他们通过过人的修为抵抗诱惑实在愚蠢，最后往往是使社会风气败坏，国家日益式微。公务员权力的保障是重要的。首先，公务员作为管理者在权力行使过程中的权威性是不可或缺的。如果国家没有保障好公务员权力实施的权威性，那么国家的治理将成为一个重大难题。对于公务员权力的制约我们多是从人民的立场考虑，而对于公务员权力的保障我们一定是从国家的立场考虑。国家的安定是与管理者的业绩紧密相连的，管理者在管理上的能力低下将会直接导致国家的动荡。尤其对于中国这样一个发展中大国，随着社会面临转型，社会问题凸显，管理者更是要维护自己权力的权威。其次，公务员自身同样有争取正当权力的权利。由于他们自身特殊的工作性质，公务员争取到权力的保障其实是对他们工作的保障。我们要顺应人民的意愿，但公务员也要能够平等地提出他们自己的要求，而国家在力所能及的范围内也应给予满足。如果国家连自己的形象代言人的要求都置之不理那么这个国家不会有前途。也只有通过满足公务员自身的合理要求才能使公务员尽心尽力工作，到头来受益的还是国家与人民。最后，保障好公务员的权力国家才能正常运作，积极发展。无论是古代的科举制度还是如今的公务员考试制度，我们在看到惨烈的竞争的同时应该肯定由这些机制选出的人才。这些佼佼者可能有时太过自以为是、雍权自重，但是他们都有着普通人不具备的能力与知识。他们在实现自己抱负的过程中其实也是在为人民谋利，为国家解忧。而他们实现抱负最需要的工具无非是权力。通过权力的应用他们才能协调好人民间的关系，人民与国家间的关系。只有这些关系真正和谐了我们的社会才会不断进步。因此，国家对于公务员的权力的保障是让公务员这一优秀团队施展才华，追求梦想的重要基石。能力越大责任也越大，国家精心挑选出的人才不能被束缚得无所作为。对于公务员权力的过度限制必然导致公务员追求平庸与安定，那么社会的发展动力何在？协调好制约与保障的关系。综上所述，我们需要找到一个好的平衡点来对公务员权力进行适当的约束，而这些约束的指定应遵从因地制宜，与时具进的特性。对于不同职务不同地域的公务员，我们要根据实际情况制定限制。而随着时代的发展，更多的挑战可能被提出来，面对这些不确定因素，我们也要积极调整策略，迎合新的时代形势。

论公共事业管理社会化的标志与动因摘要：近年来,公共事业社会化改革已成为我国公共管理领域的热门话题之一。公共事业社会化是指主要通过社会各方力量,利用民间资源,主要依靠市场机制进行部分公共物品的生产与提供。毋庸置疑,建立符合市场经济要求的公共事业社会化管理体制,是一项重大的制度创新。关键词：公共事业管理社会化一、“公共事业”内涵的界定目前,我国在公共事业管理领域存在着管理滞后,理论残缺的严峻现实,正确界定“公共事业”的内涵是探索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公共事业管理体制的先决条件。1“.公共事业”的正外部性特征“公共事业”主要是涉及到纯公共物品和准公共物品供给的行业和部门。纯公共物品一般与政府的公共行政密切相关,如消防、司法等公共服务,必须遵循社会性目标而非经济性目标,对于社会和国家的发展与稳定有重大意义,应该由政府作为此类物品和服务的供给主体。公共事业的正外部性特征使之明显区别于其他的行业和部门,导致政府和公共事业组织参与到公共物品和服务的供给当中来,以弥补市场机制的缺陷。2.“公共事业”的公共性和公益性特征“公共事业”的基本属性首先应该是“公共性”。在产权安排上体现“公共性”,既包括公有制成分,也包括其他非公有制成分;在经营上体现“公共性”,形成由政府、事业单位、企业、其他非营利性组织等共同构成的供给体系;在目的上体现“公共性”,公共事业的目的在于提高社会公众的生活质量和福利水平,区别于谋取个体利益。其次,“公益性”仍然是“公共事业”的基本属性之一。计划经济体制下的“公益性”是和“公有制”密切相连的,因此排斥任何形式的市场经营行为,强调绝对的“福利”性质。然而,市场经济体制下的“公益性”则有所不同,公共事业不以营利为目的,具有“福利”性质的总体方针不会变,但是在具体实施途径上会有所变化,公共事业的经营行为将会更加接近市场经营行为,会利用市场机制供给公共物品和服务。值得注意的是,“公共事业”的正外部性、公共性和公益性特征,并不排斥“市场机制”。在市场经济体制下,公共事业的发展趋势是逐渐摆脱“国家”属性,而增强其“社会”属性,社会机制和市场机制在公共事业领域的作用将越来越大。二、公共事业管理社会化的主要标志1.社会力量成为举办公共事业的主体。举办公共事业的社会力量包括社会上的集体和个人的财力和物力,也包括吸收的海外资金。社会力量成为举办公共事业的主体,其特点是实现了公共事业投资主体的多元化,使公共事业发展的资本形态从国有资本形态转化为社会集团资本形态或融合资本形态,从而使国家纵向独资转变为社会横向注资,使国家集中承担投资和生产经营的风险转变为社会分散承担风险,使国家独享资本利益转变为社会分享资本利益。在我国事业单位改革进程中,国家采取“公办民助”或“民办公助”,委托“公共事业投资公司”管理和经营公共事业资源,以及鼓励集体或个人直接兴办等形式进行公共事业的运营,正是符合了这一社会化取向。2.市场化运营成为公共事业发展的根本机制市场化运营与社会化发展具有相辅相成的关系。只有做到产权明晰,并使人、财、物、无形资产等要素按市场规则自由流动,才能真正体现其价值,才会使公共事业步入一个良性循环的发展轨道。所以,走公共事业社会化的道路首先要引进市场,通过市场使社会资源得到优化配置。为此,应实行政企分开,要筹建各类事业资源的专业性市场,使市场的调节作用渗透到公共事业的方方面面,建立一个完整的公共事业资源配置市场体系,真正使市场成为公共事业资源配置过程中不可缺少的动力。3.多元约束成为公共事业管理的基本特征。把公共事业放到开放的社会大环境中运作经营,不仅要完善自我约束,还必须加强社会各方面的约束。现代公共事业组织在包括领导制度、人事管理制度和财务制度在内的整个管理体系方面,都要做出新的制度安排,也就是要通过事业目标约束、事业编制约束、事业财务约束强化该组织的自律机制。同时,还应重视政府的法律约束和规制,强化社会多元化的民主监督与管理,以确保其合法经营和健康发展。三、公共事业管理社会化的动因公共事业管理社会化的变革不单单是政府管理职能、管理手段的小幅度变化，而是对政府和公共事业组织关系的重新定位和根本性调整。社会化不是一种静止的状态，而是不同方面力量相互作用的结果，是一种动态平衡。本文认为，公共事业管理的社会化是事务分化、资源优化、降低成本、提高效率四种力量共同推动的结果。1.事务分化为社会化提供了客观条件随着社会的发展和生活方式的转变，公共事务的比重不断提升。公共事务的增多，政府难以或无力承担这些事务的管理。压力之下，公共事务有了纯公共事务和准公共事务之分，其中纯公共事务仍归政府管理，而将政府“不应管、管不好”的准公共事务推向社会。公共事务的分化也促使公共组织的一元结构（政府）向二元结构（政府和公共事业组织）转变。公共事业组织的产生为管理准公共事务提供了载体。2.资源优化为社会化提出了现实诉求经验表明，准公共产品政府供给模式存在固有的缺陷，它偏离资源配置的最佳状态。从公众对某种准公共产品产生需求到政府着手供应，通常经过一个复杂的决策程序，时效上明显滞后于公众的需求。政府制定的供给政策往往倾向于人们的平均需求，与部分公众的偏好产生偏差：高需求得不到满足，低需求过渡供给。3.降低成本为社会化提供了内在动力。传统事业组织作为政府的附属物，往往把目光和精力放在政府财政拨款上，由于过分追求财政预算的最大化而忽略了管理成本，其后果是作为消费者和纳税人的广大公众无辜地承担了额外的成本。社会化是降低公共事业管理成本的主要途径之一，它使公共事业“虚置”的产权在法律和现实中得到明晰的界定，并切断了事业组织企图通过财政拨款来获得经营成本的路径，迫使管理者不得不注重降低管理的费用。4.提高效率为社会化提供了持久动力长期以来，公共事业管理效率的低下已成为一个不争的事实。政府对公共事业长期的“垄断”，使社会资源难以进入公共事业领域，造成公共事业投入与产出的不足。“垄断”导致了政府举办的事业组织在缺乏竞争的环境中丧失提高效率的持续动力。“资源使用效率最大化”和“管理目标实现良好”是衡量公共事业管理效率的两个重要维度，社会化有利于降低管理成本，提升事业资源的使用效率和实现公共事业管理的价值。参考文献：[1]刘晶玉,娄成武.公共事业管理范围的界定【J】.东北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单学勇.论中国公共事业管理的内涵价值与体制构建【J】.经济研究参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