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在派出所完成博士论文答辩

邓稼先（1924年6月25日~1986年7月29日），身高183厘米，安徽怀宁人，著名核物理学家，中国科学院院士。一位伟大而倍受尊敬的物理学大师，我们每一位中国人都应该铭记的为祖国奉献出一生的前辈,他在艰苦的环境下成功的为中国造出了第一枚原子弹和第一枚氢弹.邓稼先是中国核武器研制与发展的主要组织者、领导者，被称为“两弹元勋”。在原子弹、氢弹研究中，邓稼先领导开展了爆轰物理、流体力学、状态方程、中子输运等基础理论研究，完成了原子弹的理论方案，并参与指导核试验的爆轰模拟试验。原子弹试验成功后，邓稼先又组织力量，探索氢弹设计原理，选定技术途径。领导并亲自参与了1967年中国第一颗氢弹的研制和实验工作。 邓稼先和周光召合写的《我国第一颗原子弹理论研究总结》，是一部核武器理论设计开创性的基础巨著，它总结了百位科学家的研究成果，这部著作不仅对以后的理论设计起到指导作用，而且还是培养科研人员入门的教科书。邓稼先对高温高压状态方程的研究也做出了重要贡献。为了培养年轻的科研人员，他还写了电动力学、等离子体物理、球面聚心爆轰波理论等许多讲义，即使在担任院长重任以后，他还在工作之余着手编写“量子场论”和“群论”。 邓稼先是中国知识分子的优秀代表，为了祖国的强盛，为了国防科研事业的发展，他甘当无名英雄，默默无闻地奋斗了数十年。他常常在关键时刻，不顾个人安危，出现在最危险的岗位上，充分体现了他崇高无私的奉献精神。他在中国核武器的研制方面做出了卓越的贡献，却鲜为人知，直到他死后，人们才知道了他的事迹。 邓稼先虽长期担任核试验的领导工作，却本着对工作极端负责任的精神，在最关键、最危险的时候出现在第一线。例如，核武器插雷管、铀球加工等生死系于一发的危险时刻，他都站在操作人员身边，既加强了管理，又给作业者以极大的鼓励。邓稼先词是 踏遍戈壁共草原， 二十五年前， 连克千重关， 群力奋战自当先， 捷音频年传。 蔑视核讹诈， 华夏创新篇， 君视名利如粪土， 许身国威壮河山， 功勋泽人间。 一次，航投试验时出现降落伞事故，原子弹坠地被摔裂。邓稼先深知危险，却一个人抢上前去把摔破的原子弹碎片拿到手里仔细检验。身为医学教授的妻子知道他“抱”了摔裂的原子弹，在邓稼先回北京时强拉他去检查。结果发现在他的小便中带有放射性物质，肝脏被损，骨髓里也侵入了放射物。随后，邓稼先仍坚持回核试验基地。在步履艰难之时，他坚持要自己去装雷管，并首次以院长的权威向周围的人下命令：“你们还年轻，你们不能去！”1985年，邓稼先最后离开罗布泊回到北京，仍想参加会议。医生强迫他住院并通知他已患有癌症。他无力地倒在病床上，面对自己妻子以及国防部长张爱萍的安慰，平静地说：“我知道这一天会来的，但没想到它来得这样快。”中央尽了一切力量，却无法挽救他的生命。在邓稼先去世前不久，组织上为他个人配备了一辆专车。他只是在家人搀扶下，坐进去并转了一小圈，表示已经享受了国家所给的待遇。在他去世13年后，1999年国庆50周年前夕，党中央、国务院和中央军委又向邓稼先追授了金质的“两弹一星功勋奖章”。 中国能在那样短的时间和那样差的基础上研制成“两弹一星”（原子弹、氢弹和卫星），西方人总感到不可思议。杨振宁来华探亲返程之前，故意问还不暴露工作性质的邓稼先说：“在美国听人说，中国的原子弹是一个美国人帮助研制的。这是真的吗？”邓稼先请示了周恩来后，写信告诉他：“无论是原子弹，还是氢弹，都是中国人自己研制的。”杨振宁看后激动得流出了泪水。正是由于中国有了这样一批勇于奉献的知识分子，才挺起了坚强的民族脊梁。 1950年，邓稼先从美国普渡大学回国，先后担任中国科学院物理数学学部委员、国防科工委科技委副主任、核工业部第九研究院院长等职，被选为中国共产党第十二届中央委员会委员、全国劳动模范。他签署了我国第一颗原子弹总体计划。 1948年，邓稼先怀着科学救国的理想，远渡重洋去美国留学，在普渡大学当研究员，仅用一年多的时间就获得了博士学位。 有人劝他留在美国，但邓稼先婉言谢绝了。1950年10月，他怀着一颗报效祖国的赤子之心，放弃了优越的工作条件和生活环境，和二百多为位专家学者一起回到国内。一到北京，他就同他的老师王淦昌教授以及彭桓武教授投入中国近代物理研究所的建设，开设了中国原子核物理理论研究工作的崭新局面。1956年，邓稼先光荣地加入了中国共产党。 当时，中央决定，依靠自己的力量发展原子弹。当邓稼先得知自己将要参加原子弹的设计工作时，心潮起伏，兴奋难眠，这是一项多么光荣而又神圣的职业！但同时他又感到任务艰巨，担子十分沉重。 从此，邓稼先怀着以最快速度把事业搞上去的决心，把全部的心血都倾注到任务中去。 首先，他带着一批刚跨出校们的大学生，日夜挑砖拾瓦搞试验场地建设，硬是在乱坟里碾出一条柏油路来，在松树林旁盖起原子弹教学模型厅...... 在没有资料，缺乏试验条件的情况下，邓稼先挑起了探索原子弹理论的重任。为了当好原子弹设计先行工作的“龙头”，他带领大家刻苦学习理论，靠自己的力量搞尖端科学研究。邓稼先向大家推荐了一揽子的书籍和资料，他认为这些都是探索原子弹理论设计奥秘的向导。 由于都是外文书，并且只有一份，邓稼先只好组织大家阅读，一人念，大家译，连夜印刷。 为了解开原子弹的科学之迷，在北京近郊，科学家们决心充分发挥集体的智慧，研制出我国的“争气弹”。那时，由于条件艰苦，同志们使用算盘进行极为复杂的原子理论计算，为了演算一个数据，一日三班倒。算一次，要一个多月，算9次，要花费一年多时间，常常是工作到天亮。作为理论部负责人，邓稼先跟班指导年轻人运算。每当过度疲劳，思维中断时，他都着急地说：“唉，一个太阳不够用呀！” 为了让同他一起工作的年轻人也得到休息，得到工作之余的稍许娱乐，他总是抽空与年轻人玩十分钟的的木马游戏。有一次，王淦昌教授看见了他们在玩这种游戏，老教授又好气又好笑，斥责说：“这是什么玩法，你还做儿戏呀。” 邓稼先笑说：“这叫互相跨越！” 互相跨越，这是一种多么亲密的同志关系啊！正是靠着这种关系，邓稼先和同事们一起克服了一个个科学难关，使我国的“两弹研制”以惊人速度发展。 1964年10月16日，我国第一颗原子弹横空出世...... 不久，我国第一颗氢弹威震山河...... 1986年7月29日，邓稼先因癌症不幸逝世，终年62岁。人民将永远怀念这位被称做“两弹”元勋的这位我国核武器研制工作的开拓者和奠基者。

邓稼先（1924年6月25日 --- 1986年7月29日），中国安徽怀宁人，著名核物理学家，中国科学院院士。历任中国科学院近代物理研究所助理研究员、原子能研究所副研究员，核工业部第九研究院院长，核工业部科技委员会副主任，国防科学工业委员会科技委员会副主任，中科院数学物理学部委员，中国核学会第一、二届常务理事。是中共第十二届中央委员。参加组织和领导我国核武器的研究、设计工作。是我国核武器理论研究工作的奠基者之一。从原子弹、氢弹原理的突破和试验成功及其武器化，到新的核武器的重大原理突破和研制试验，均作出了重大贡献。作为主要参加者，其成果曾获国家自然科学奖一等奖和国家科技进步奖特等奖。是中国核武器研制与发展的主要组织者、领导者，被称为“两弹元勋”。

拓展资料:

1924年6月25日(农历五月十九日)，邓稼先出生于安徽省怀宁县城外的邓家大屋，也叫铁砚山房的祖居内。父亲邓以蛰当时是北京大学教授，母亲王淑蠲女士，操持家务。邓稼先出生8个月以后，随母亲和两个姐姐来到北平(即北京)。清代的大书法家邓石如(1743-1805年)是邓稼先的六世祖。

1929年 9月入北平武定侯小学，至3年级。

1932年 入北平四存小学四年级，至毕业。

1935年 11岁，入北平志成中学，读一年级。

1936年 12岁，插班考入北平崇德中学初中二年级，读至高一(因抗日战争，崇德中学在1939年停办)。这三年，他在英文、数学、物理方面打下了良好的基础。在崇德中学，与高他两班的杨振宁成为好友。

1937年 13岁，抗日战争爆发。北京大学和清华大学搬迁至云南昆明。因父亲患重病，邓稼先一家滞留沦陷后的北京。

1939年 15岁，9月，再入北平志成中学，读高中二年级。

1940年 5月，为避迫害，未读完高二，途径上海、香港和越南的海防、老街，到达昆明。7月-9月，在昆明升学补习班学习。9月，入四川江津国立第九中学，读高中三年级至毕业。

1941年 17岁，入西南联合大学物理系，学号：A-4795。由北京大学、清华大学、南开大学三校合并而成的西南联大，是抗日战争时期我国的最高学府。邓稼先在此学习四年，终生受益。杨振宁也在联大读物理系及研究生，比他高三班，两人相交甚厚。在西南联大，邓稼先经好友杨德新同学介绍加入了“民青”(共产党的外围组织)，积极参加学生运动。

1945年8月 21岁，邓稼先大学毕业，正当抗日战争胜利日本投降之时。9月，在昆明文正中学执教数学。

1946年1月 22岁，在昆明培文中学任数学教员。6月，回到北京，在北京大学物理系助教。是年，许鹿希考入北京大学，在给一年级物理课助教时，两人初识。

1947年 23岁，通过赴美研究生考试

1948年 24岁，在美国普渡大学(Purdue University)物理系读研究生。

1950年 26岁，8月20日获得该校博士学位。博士论文为《氘核的光致蜕变》(The Photodisintegration of the deuteron)。8月29日，登上威尔逊总统号轮船返国。9月，在中国科学院近代物理研究所任助理研究员，从事原子核理论研究工作。

1951年 27岁，加入九三学社。

1952年 28岁，晋升为近代物理所副研究员。

1953年 29岁，与许鹿希结婚。许鹿希系许德珩教授的长女。

1954年 30岁，任中国科学院数理化学部的副学术秘书。 是年，女儿典典(邓志典)出生。

1956年 31岁 4月，加入中国共产党。儿子平平(邓志平)出生。 是年，与何祚庥、徐建铭、于敏等人合作，在《物理学报》上相继发表了《β衰变的角关联》、《辐射损失对加速器中自由振动的影响》、《轻原子核的变形》等论文。为我国核理论研究做出了开拓性的工作。

1957年 33岁 8月，调到第二机械工业部第九研究院任理论部主任，领导核武器的理论设计。从此，邓稼先隐姓埋名工作28年，直到去世。

1959年 35岁 邓稼先根据中央决策“自己动手，从头摸起，准备用8年时间搞出原子弹”，选定中子物理、流体力学和高温高压下的物理性质这三个方面作为研制我国第一颗原子弹的主攻方向。选对主攻方向，是邓稼先为我国原子弹理论设计工作做出的最重要贡献。

1962年 38岁 9月11日，由罗瑞卿审定，二机部向中央打了一个：“两年规划”的报告，此报告提出争取在1964年，最迟在1965年上半年爆炸我国的第一颗原子弹。此时，邓稼先和其同事拿出了原子弹理论设计方案，为中国核武器研究奠定了基础。

1963年 39岁 2月，在华北某地参与并指导了核试验前的轰炸模拟试验。9月，接聂荣臻元帅命令，邓稼先、于敏率领九院理论部研究原子弹的原班人马，承担中国第一颗氢弹的理论设计任务。

1964年 40岁 10月16日15时，中国第一颗原子弹爆炸成功。

1967年 43岁 6月17日，中国第一颗氢弹爆炸试验成功。

1971年 47岁 “文化大革命”的侵袭九院，许多建立过大功的科学家蒙冤被整，邓稼先和于敏、胡思得等人也被集中到青海基地遭受批斗。正在此时，杨振宁自美国经巴黎飞抵上海，首次回大陆探亲访问。他开列了在北京要见的人名单，第一个人就是邓稼先。周恩来总理批示要邓稼先回京会见，救出了邓稼先，也解救了一批中国宝贵的科学家。依照周恩来总理的指示，邓稼先连夜写信告诉杨振宁：“中国的原子弹氢弹全部都是由中国人自己研制成的，没有一个外国人参加。”此信派专人乘民航班级送到上海，在1971年8月16日饯行的晚宴上送到杨振宁手中。

1972年 48岁 任核工业部第九研究院副院长。

1979年 55岁 任核工业部第九研究院院长。 是年，在一次试验中，身体受辐射影响，但仍坚持工作。

1980年 56岁 当选为中国科学院院士(原称学部委员)。

1982年 58岁 获全国自然科学一等奖。当选为中共第十二届中央委员会委员。

1984年 60岁 被评为国家级有突出贡献的专家。是年，地下核试验取得了突破性的进展。邓稼先高兴地写下：“红云冲天照九霄，千钧核力动地摇。二十年来勇攀后，二代轻舟已过桥。”

1985年 61岁 因直肠癌于7月30日住院。 是年，因“原子弹的突破和武器化”和“氢弹的突破及武器化”，两获得国家科学技术进步特等奖。

1986年 62岁 4月2日，由邓稼先和于敏署名，包含九院(中国工程院物理研究院)多位科学家心血的建议书完成，上交中央。写出上交中央的建议书，使我国核武器发展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 5月，任核工业部科技委副主任，国防科工委科技委副主任。 5月，获国家自然科学奖一等奖。 7月17日，被国务院授予“全国劳动模范”称号。7月29日，卒于北京。 8月3日，在北京八宝山举行追悼会。

1989年 逝世三周年，因“核武器的重大突破”，再获国家科学技术进步特等奖。

1999年 9月18日，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五十周年之际，党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隆重表彰为我国“两弹一星”事业作出突出贡献的23位科技专家，并授予“两弹一星功勋奖章”。授予于敏、王大珩、王希季、朱光亚、孙家栋、任新民、吴自良、陈芳允、陈能宽、杨嘉墀、周光召、钱学森、屠守锷、黄纬禄、程开甲、彭桓武“两弹一星”功勋奖章，追授王淦昌、邓稼先、赵九章、姚桐斌、钱骥、钱三强、郭永怀“两弹一星”功勋奖章(按姓氏笔画排序) 。

参考资料来源:百度百科-邓稼先

邓稼先，怀宁人，理论物理学家，核物理学家，中国科学院学部委员，第12届中共中央委员。我国核武器理论研究的奠基者、开拓者之一，也是我国研制、发展核武器在技术上的主要组织领导者之一，被称为“两弹”元勋。邓稼先出生于家乡，数月后随父到北京，5岁开始读书。1941年考取西南联大物理系，1945年毕业，翌年被聘为北京大学物理系助教，曾任北大教职工联合会主席。1948年赴美国印第安那州普渡大学攻读原子核物理专业。1950年取得博士学位后一周便踏上了归国旅程。回国后分配在新成立的中国科学院近代物理研究所，从事原子核理论研究。1958年由钱三强推荐调入第二机械工业部核武器研究院任理论部主任，负责核武器的理论设计，从此开始长达2 8 年的秘密生涯，领导开展了爆轰物理、流体力学，状态方程、中子输运等基础理论研究。对原子弹的物理过程进行了大量模拟计算和分析，领导完成原子弹的理论方案，并参与指导核试验的爆轰模拟试验，迈出了中国独立研制核武器的第一步。他生前参与了中国进行的32次核试验，其中亲自去罗布泊指挥试验队达15次。1972年后，邓稼先先后任核武器研究设计院(即第九研制院)副院长、院长。1982年任核工业部科技委副主任，1986年任国防科工委科技委副主任。邓稼先1982年获国家自然科学奖一等奖，1986年获国家科技进步奖特等奖，同年获全国劳动模范称号，1999年被追授“两弹一星功勋奖章”。邓稼先是中国核武器研制与发展的主要组织者、领导者，在他逝世后13年，被追授为“两弹元勋”。邓稼先始终在中国武器制造的第一线，领导了许多学者和技术人员，成功地设计了中国原子弹和氢弹，把中华民族国防自卫武器引领到了世界先进水平。邓稼先于1967年领导亲自参与了中国第一颗氢弹的研制和实验工作。1982年获国家自然科学奖一等奖，1985年获两项国家科技进步奖特等奖，1986年获全国劳动模范称号，1987年和1989年各获一项国家科技进步奖特等奖。1999年被追授“两弹一星功勋奖章”。由于他对中国核科学事业做出了伟大贡献，被称为“两弹元勋”。邓稼先同志在一次实验中，受到核辐射，身患直肠癌，于1986年7月29日在北京不幸逝世，终年62岁。邓稼先同志在弥留之际，他还用生命的最后一丝智慧和力气，与于敏合著并共同署名了一份关于中国核武器发展的建议书，向祖国献上了一片真诚。

邓稼先，1924年出生于安徽怀宁县一个书香门第之家。翌年，他随母到北京，在担任清华、北大哲学教授的父亲身边长大。他5岁入小学，在父亲指点下打下了很好的中西文化基础。1935年，他考入志成中学，与比他高两班、且是清华大学院内邻居的杨振宁结为最好的朋友。邓稼先在校园中深受爱国救亡运动的影响，1937年北平沦陷后秘密参加抗日聚会。在父亲安排下，他随大姐去了大后方昆明，并于1941年考入西南联合大学物理系。

语文课：第一课时《邓稼先》

通过法律的途径来解决，让警察还受害者一个公道，让一些人知道法律对任何人都是一视同仁的。

1979年至1986年就读于西南政法学院法律系，获法学学士学位和法学硕士学位。后考进中国人民大学法学院，师从我国著名刑法学家高铭暄先生，后未完成学业就下海从商。曾两次因“经济犯罪”含冤入狱，遂了早年的进监狱体验的想法。后经师友鼓励，重走学术之路。1998年12月在西南政法大学工作，1999年获得中国人民大学法学博士学位，2000年获西南政法大学法学博士学位。2001年至2006年在任湘潭大学法学院院长。2006年至2010年任厦门大学法学院教授。2010年8月调任湖南大学，任湖南大学刑事法律科学研究中心主任、湖南大学法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刑法学学科带头人。兼任中国法学会刑法学研究会理事，国务院学位办公室全国法律硕士指导委员会委员，湖南省第十届人大常委会委员、法制委员会委员，湖南省“芙蓉学者计划”特聘教授，湖南省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湖南省法学研究基地首席专家，湖南省人民检察院专家咨询组成员等。 30年前的1978年，改革开放开始的时候，15岁的邱兴隆高中毕业。此时，中国和越南之间的战火已经烧了起来，这个来自湖南湘乡的少年希望能够成为士兵置身战场。他的士兵之梦没能成真。他不得不重返学校，补习了半年，考入西南政法学院(现在的西南政法大学)。“当时说是读法律系，但整个国家其实没什么法，也就是《宪法》、《刑法》、《婚姻法》，而且《刑法》用得多，自然而然就对《刑法》感兴趣。”邱兴隆回忆。在邱兴隆考上大学的1979年，国家颁布了《刑法》。“1979年之前，死刑被滥用了，任意性太大，没个准。像张志新、遇罗克这样的案子，死刑起到的是反动作用，被扼杀的是真理。”邱兴隆说。1979年之后，尽管死刑是作为法律手段存在，但和政治的结合依然紧密。《刑法》颁布之后不久，全国性的严打开始。“严打时期，死刑的适用范围被扩大了。比如说盗窃罪，1979年最多是无期徒刑，到了1981年，就可以判死刑了，盗窃罪一下成为死刑大户。”邱兴隆说了一个案例，当时有人偷了一批纽扣电池，受害人报案是价值四千多元，但当时公安局搞了个界定，定成三万多元，这就判成了死刑。这起案件后来被认为是一起错案。“因为后来发现那些电池是假冒伪劣产品，不值这么多钱。”邱兴隆的办公桌上置放着一本他所著之书《关于惩罚的哲学——刑罚根据论》，为此书作序的是中国人民大学的法学教授高铭暄。1986年，23岁的邱兴隆成为了高铭暄教授的博士研究生。一年之后，确定博士论文选题时，邱兴隆本打算以死刑为研究方向，但高教授否定了，高认为，在当时的形势下，死刑是不便于拿出来谈论的，这是个政治问题。北京大学教授的陈兴良曾回忆与邱兴隆那段在北京的日子，“当时的邱兴隆桀骜不驯而玩世不恭，尤其是他性格上的易变和情绪上的急躁，多少为他后来的变故埋下了伏笔。他是一个极不安分的人，创新冲动与冒险心理主宰着他。”彼时，正值海南建省前夕，原本平静的岛屿一片喧嚣。在和朋友到海南大学联系工作的时候，邱兴隆被校方开出的优惠条件所吸引，答应毕业之后到该校工作，并以教学实习的名义留在海南，办起了一家书店。1989年，匆忙回京完成博士论文的邱兴隆，7月份办理了分配到海南大学的手续，并准备在8月份进行博士论文答辩，看起来，他的学业之门马上就可以关上了。但他没想到的是，此时，属于他的“传奇”之门才刚刚打开。1989年7月20日，邱兴隆被警察带走了。在一次清查行动中，警察在他那里发现了几部书稿。当晚，邱兴隆便被以“涉嫌非法出版”之名送进了北京市公安局收容审查站。“收容审查的最长期限本应为3个月，但等事情查清，我被整整关押了185天，收审结束时，还留下一个尾巴——取保候审。”邱兴隆回忆。陈兴良记得，从收审站出来之后，面容憔悴、衣衫褴褛的邱兴隆找到了他，他安排邱洗澡、吃饭，并陪着他买了全套的新衣服换上。在邱兴隆被收容审查期间，海南大学已经致函中国人民大学，表示不再接收他。1990年，虽然邱兴隆获得了自由，但当时北京市收容审查站只是口头宣布事情已经查清，其不存在违法行为。当邱兴隆提出要书面结论时，遭到了拒绝。“从承办人员那里了解到，之所以不给书面结论，是因为当时行政诉讼法已经出台，我属于被错误收容审查，而且超期，出具书面结论等于给我提供诉讼的证据。”邱兴隆说。当时，他的老师高铭暄、王作富教授曾在多种场合以他的遭遇为例，呼吁制止滥用收审、侵犯人权的现象。“收审释放”的影响巨大，没有单位愿意接收他，遇到有愿意接收他的单位，又要他出具收审他属于司法错误的法律文本。邱兴隆感到了心灰意冷，与中国人民大学不辞而别，“失踪”了。 他下海做了一个书贩。“当时觉得，读了博士又有什么用呢？我感到了一种自卑。”邱兴隆还在不停地吸着烟。在他回忆里，1993年，他在河北石家庄向一位书商追款，没钱给他的书商给了他一批盗版的《读者文摘》精华本，他接受了。这些书后来被查了出来。“当时正值全国扫黄打非，而石家庄又是盗版书的重灾区，甚至因为我是法学博士生的原因，我被某些地方领导刻意树立成了反面典型。”1993年3月，邱兴隆被石家庄市公安局以“涉嫌非法出版”为名收容审查。1994年8月，已经被收审近一年半的邱被以“投机倒把”罪名逮捕。他从收审站转到了看守所。由于一直没有终审判决，邱兴隆就一直呆在看守所里。这种厄运意外地给邱兴隆研究死刑提供了便利。邱兴隆觉得看守所里的“亚文化”对他是有帮助的。每个刚来的“新人”都要对号子里的人讲自己的入狱起因，不说实话就挨揍。作为法学博士生的邱兴隆在看守所里很有名，囚徒们往往把他当成救命稻草，将自己的经历和犯罪过程详述给他听。“那些被判了死刑的人，各种各样的心态都有。”邱兴隆见识了各式死刑犯，有刚进来的时候大无畏的，但临到上刑场时，屎尿弄了一裤子。执行死刑的人都有经验了，把犯人的裤腿都扎好；也有不怕的，笑着走的，还开玩笑说，哥几个再见啊，上路了。邱兴隆思考，为什么看上去和我们一样的人，就非把他杀了不可？还有那么多人，即使按照并不合理的法律规定，他也不该判死刑，为什么就判了死刑？“如果我是法官，在判死刑的时候，我会受到煎熬，但有的人也许不会。” 1996年的冬天，他和两个死囚关在同一个号子里。邱兴隆当时胃出血，拉出来的全是一块一块的血，往盆子里吐的也全都是血。“吐完之后，我感觉自己就要死了。”邱兴隆说他晕了过去，醒过来的时候，发现自己仍在原地，没有死，也没有人把他带走。他听到牢里的人都在大声地给他报号——这里有人生病了。好不容易，有个干警过来，看了看躺在地上的邱兴隆，踢了他一脚，以为他是装病，走了。那两个和邱兴隆同号的死囚用手铐使劲砸着铁门，大声叫道，你们还管不管啊，人都要死了！“他们是死囚啊，但他们在想着救我，这个时候，你说他是好人还是坏人？他们杀人的时候也许很凶残，但这个时候的他们又怎么解释？我觉得人性本来是善良的。”邱兴隆认为这样的经历影响了他日后主张废除死刑。邱兴隆早期做学生的时候是主张保留死刑的。“做学生的时候，从学校到学校，没什么思考。从某种意义上说，看守所的经历是一种财富，从素材的收集到思想的积累，都是在书斋里找不到的。在看守所里，抬头见刑法，低头见罪犯，想不思考都不行。”邱兴隆开始有意地研究看守所里的死囚。为了了解他们，他故意让干警给他调号，因为“一个号子里最多只有两个死囚”，他想接触更多将要赴死之人。对于死刑，彼时出现了一些变化。1996年的冬天，职务侵占罪出台之后，看守所里有个信用社的主任原本因为贪污被判死刑，后改判为职务侵占罪，获刑15年。“我清楚地记得，当他的镣铐被打开之后，他大喊一声：活——了！整个看守所都听得到。能听得出来，那种求生的欲望是多么地强烈。”邱兴隆觉得，从那个时候开始，死刑的滥用开始刹车了。 邱兴隆留着一头长发，黑且瘦，这让他看上去像是一个流露着颓废感的摇滚歌手，而不像是律师和教授。他曾开玩笑地说，要把失去的头发补回来。在看守所里，他留了近5年光头。1993年到1998年之间，看守所里的邱兴隆不知道作为囚徒的日子什么时候是尽头。他曾经因病出去就医过一次，外边的街道他都不认识了，“变化太快了，这让我感到心慌。”他甚至认真地打算过，放出去之后，回湖南老家种两亩地，平平淡淡过一辈子。1997年12月，在被羁押近5年后，邱兴隆被石家庄市中级人民法院以侵犯著作权罪一审判处有期徒刑两年零六个月。由于实际羁押期限超过了所判刑期近一倍，他不服判决，继续向河北省高级人民法院提起上诉。在他本人和他的辩护人张金龙律师的请求下，1998年12月20日，邱兴隆被河北省高级人民法院终审改判无罪。 这个终获无罪的法学博士生，带着在看守所里用糊包装盒的纸写就的几百万字论著、手记以及九麻袋的书，南下重庆，回到母校西南政法大学任教。1999年，曾经“很不听话”的学生邱兴隆向导师高铭暄教授提出重新申请博士学位。1999年5月25日，中国人民大学，邱兴隆的博士论文答辩开始，刚准备说话，他已泪流满面。23岁就考上博士研究生的邱兴隆在36岁时拿到了博士学位。对于死刑，学界已经沉默很久了。1980年代严打的时候，曾有学者对滥用死刑提出异议，当时被当作政治事件来处理，这些学者还被全国通报批评。2002年，邱兴隆在湘潭大学组织召开了一次死刑问题国际研讨会，这在中国还是第一次。结果他发现，在那次会议上，除开国外法学者，主张立即废止死刑的中国法学者只有他一个。“目前，从国内法学界来看，大多是限制派和将来废除派，几乎没有人主张死刑要永远存在，但什么时候废除则意见不一，立即废止死刑的声音是少数派。”邱兴隆做过民意测验，主张废除死刑的人大概只有百分之十一左右，大部分人主张保留死刑。“很多人质疑过我，老百姓都不主张废除死刑，你为什么要违反民意？”邱兴隆认为，做事情是要考虑民意，但绝不能只考虑民意，如果民意第一，“我们都不要上大学，种田就行了，上大学就要培养精英意识，常人想不到的东西你能想到。”在颇受争议地辗转西南政法、湘潭大学之后，邱兴隆做起了律师，但他无法完全适应远离学校的生活，2006年，他接受了厦门大学法学院的邀请，到厦大任教。“我在厦大领的工资基本上都花在长沙和厦门之间的路上了，在厦大就是精神寄托，证明自己作为学者和老师的存在。”邱兴隆会给学生们说起他的经历。他非常认同费孝通说过的一句话——监狱是社会的窗口。有什么样的监狱就有什么样的社会，监狱可以折射出社会的文明程度。“一个不重视罪犯待遇、不重视生命的国度，文明程度肯定不行。你在杀一个人的时候，就已做出了判断，人是可以被杀的。”邱兴隆说，“宽容是一种美德，爱罪犯就是爱你自己。”

邓稼先（1924—1986），中国科学院院士，著名核物理学家，中国核武器研制工作的开拓者和奠基者，为中国核武器、原子武器的研发做出了重要贡献。1924年出生于安徽 怀宁县一个书香门第的家庭。1935年考入志成中学，在读书求学期间，深受爱国救亡运动的影响。1937年北平沦陷后，他曾秘密参加抗日聚会。后在父亲邓以蛰的安排下，他随大姐去往昆明，并于1941年考入西南联合大学 物理系。1948年至1950年，他在 美国普渡大学留学，获得物理学博士学位，毕业当年，他就毅然回国。邓稼先是中国核武器研制与发展的主要组织者、领导者，邓稼先始终在中国武器制造的第一线，领导了许多学者和技术人员，成功地设计了中国原子弹和氢弹，把中国国防自卫武器引领到了世界先进水平。1982年获国家自然科学奖一等奖，1985年获两项国家科技进步奖特等奖，1986年获全国劳动模范称号，1987年和1989年各获一项国家科技进步奖特等奖。1999年被追授“两弹一星功勋奖章”。由于他对中国核科学事业做出了伟大贡献，被称为“两弹元勋”。邓稼先在一次实验中，受到核辐射，身患直肠癌，于1986年7月29日在北京不幸逝世，终年62岁。

生平经历

1979年至1986年就读于西南政法学院法律系，获法学学士学位和法学硕士学位。后考进中国人民大学法学院，师从邱兴隆我国著名刑法学家高铭暄先生，后未完成学业就下海从商。曾两次因“经济犯罪”含冤入狱，遂了早年的进监狱体验的想法。后经师友鼓励，重走学术之路。

1998年12月在西南政法大学工作，1999年获得中国人民大学法学博士学位，2000年获西南政法大学法学博士学位。

2001年至2006年在任湘潭大学法学院院长，2005年，创办湖南醒龙律师事务所，任主任律师、合伙人，后来兼任湖南省律师协会刑事辩护专业委员会主任。

2006年至2010年任厦门大学法学院教授。

2010年8月调任湖南大学，任湖南大学刑事法律科学研究中心主任、湖南大学法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刑法学学科带头人。

2016年6月调入湖南师范大学法学院，任潇湘学者特聘教授、博士研究生导师。

曾先后担任西南政法大学教授、湘潭大学法学院院长、厦门大学法学院教授。兼任中国法学会刑法学研究会理事，国务院学位办公室全国法律硕士指导委员会委员，湖南省第十届人大常委会委员、法制委员会委员，湖南省“芙蓉学者计划”特聘教授，湖南省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湖南省法学研究基地首席专家，湖南省人民检察院专家咨询组成员等职。

1.简介

邱兴隆（），1963年出生，湖南湘乡人，中国人民大学法学博士学历，著名刑法学家，师从法学泰斗高铭暄先生，被誉为“三湘刑辩第一人”，其学说核心主张“全面废除死刑”。曾任湖南大学刑事法律科学研究中心主任，湖南大学法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湖南醒龙律师事务所名誉主任。

2017年9月20日，邱兴隆因患肺癌医治无效去世，享年54岁。

2.主要作品

《刑罚理性导论》、《刑罚的哲理与法理》、《比较刑法（第一卷.死刑专号）》等。

《刑罚功能论》，邱兴隆，《法学研究》1998年第6期

《刑罚个别化否定论》，邱兴隆，《中国法学》2000年第5期

《论一般预防的正当性》，邱兴隆，《中国法学》2001年第4期

《威慑刑的理性反思》，邱兴隆，《法律科学》1999年第1期

《刑罚的相应性的基本蕴涵》，邱兴隆，《现代法学》2000年第2期

《报应刑的生命路程》，邱兴隆，《法律科学》2000年第2期

《一般预防的规诫》，邱兴隆，《政法论坛》2000年第2期

《个别预防论的价值分析》，邱兴隆，《法学论坛》2000年第2期

《刑罚是什么》，邱兴隆，《法学》2000年第4期

《一般预防的局限》，邱兴隆，《政法学刊》2000年第3期

《报应论的理念嬗变》，邱兴隆，《湖南政法管理学院学报》2000年第3期

《一般预防论的流变》，邱兴隆，《法学评论》2000年第5期

《刑罚一体论的解构》，邱兴隆，《法商研究》2000年第5期

《一般预防论的价值分析》，邱兴隆，《法学论坛》2000年第4期

《个别预防论的四大命题》，邱兴隆，《甘肃政法学院学报》2000年第3期

《一般预防的证明》，邱兴隆，《云南法学》2000年第3期

《死刑废止论的起源》，邱兴隆，《当代国际刑法的理论与实践》，吉林人民出版社2001年版

《刑罚个别预防论批判》，邱兴隆，《法律科学》2000年第2期

《刑罚报应论》，邱兴隆，《刑事法评论》第6卷

《刑罚一般预防论》，邱兴隆，《刑事法评论》第7卷，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

《多重的刑罚是相应的》，邱兴隆，《法学评论》2000年增刊

《个别预防论的源流》，邱兴隆，《法学论坛》2001年第1期

《犯罪的严重性：概念与评价》，邱兴隆，《政法学刊》2001年第1期

《西方刑罚一体论的九大模式》，邱兴隆，《湖南政法管理学院学报》2001年第1期

《刑罚一体论的影响》，邱兴隆，《中央政法管理干部学院学报》2000年第5期

《报应刑的价值悖论》，邱兴隆，《法学论坛》2001年第1期

《死刑的德性》，邱兴隆，《政治与法律》2002年第2期

《国际人权与死刑》，邱兴隆，《现代法学》2001年第2期

《批判的学问》，邱兴隆，《现代法学》2000年第6期

《学海沉浮录（之一）》，邱兴隆，《中国律师》2000年第11期

《学海沉浮录（之二）》，邱兴隆，《中国律师》2000年第12期

《学海沉浮录（之三）》，邱兴隆，《中国律师》2001年第1期

3.人物荣誉

邱兴隆曾获得第四届十大杰出青年法学家称号，教育部优秀青年教师奖，湖南省“首届优秀青年社会科学专家”称号，司法部优秀科研成果二等奖，其研究成果多次获得湖南省优秀社会科学成果一等奖，入选“新世纪湖南省首批青年社会科学研究人才百人工程”。

2010年10月，捐资50万元在湖南大学法学院设立“醒龙奖学金”。

在这个世界上，不是说你不去害别人就不会有人来主动招惹你。毕竟坏人和危险还是无处不在的，而且总有那种比较嚣张的人天不怕地不怕的。有位博士开车仅仅是因为不让加塞结果被打成高位截瘫 ，事后打人者家属扔3万就扬长而去了。除了眼珠嘴巴能自主活动，胸部以下完全失去知觉，打人者家属扔下三万块钱就离开了。当时的手术费用就要十多万，后期的康复治疗和医药费是更大一笔费用，这三万块钱对于他们来说真是杯水车薪。而之后，殴打者及其家属便拒绝支付一分钱医疗费用。

当地警方在事情发生后进行了对殴打者的刑事拘留。打人者的家属来医院看过马超，希望就此事和解，打人者家属扔下三万块钱就离开了。马超的爱人骆春颖告诉紫牛新闻记者，当时的手术费用就要十多万，后期的康复治疗和医药费是更大一笔费用，这三万块钱对于他们来说真是杯水车薪。而之后，殴打者及其家属便拒绝支付一分钱医疗费用。对于殴打者，骆春颖说只希望他们积极赔偿，帮助马超快点康复，康复了才能做对社会有意义的事情。巨额的医药费都由马超和妻子自己承担，不含营养品已经花去了近50万元。

在重症监护室花了20多万的马超，家里实在是没钱了，她只好背着丈夫自己在水滴筹上发起了筹款。马超在哈尔滨医科大学附属第二医院进行手术后，转去了黑龙江省中医药大学附属第一医院，在这家医院住了一周后发生了肺栓塞并发症，又连夜转回第一家医院进行急救，7月26日转入黑龙江省中医院，至今仍住在该医院进行康复治疗。东北林业大学给马超指派了一名姓范的律师进行法律援助。据范律师介绍，作为被害人的马超一方，已提出附带民事诉讼的赔偿请求。

对于马超的伤情鉴定殴打者依旧不服气，向检察院申请进行重新鉴定。但检察院认为鉴定结果合法且客观公正，拒绝了他们的申请。目前检察院已以故意伤害罪对嫌疑人提起起诉，具体量刑建议等起诉意见尚不对律师公开。5月份马超将要做二次伤残鉴定，鉴定结果会对嫌疑人刑期长短、民事赔偿金额的多少产生很大影响，因此范律师正和法院沟通，申请等鉴定做完后再开庭审理。嫌疑人的家属对马超一方提出的赔偿要求非常不认可，除了手术前给出三万元以外，没有一丝一毫赔偿的意思，甚至认为马超受到这么严重的伤害，是因为马超所患的强直性脊柱炎所致。

但是哈尔滨市公安局经过坚定已经否定了这个异议。鉴定中心对马超的骨质和骨密度进行了鉴定，结果为正常，和常人无异，完全是外力打击所致。但嫌疑人家属仍不断提出异议，给法院的审理造成很多障碍。马超的康复进展并不理想，距离肢体恢复功能的目标还非常遥远。看到这里真的是让人心疼也希望他能够快点好起来。也希望殴打者以及其家属给个合理的说法和赔偿。

邓稼先的生平事迹：

1、早期经历

邓稼先，邓石如的六世孙 ，1924年6月25日出生于安徽怀宁县的邓家祖屋，也叫铁砚山房的祖居内。父亲邓以蛰当时是北京医科大学、北京大学、清华大学等校哲学系教授， 与杨振宁父亲杨武之是多年之交， 母亲王淑蠲，操持家务。

邓以蛰四个子女，邓稼先排行第三，邓稼先出生8个月以后，随母亲和两个姐姐来到北平（即北京）；1936年，考入北平崇德中学初中二年级，读至高一（因抗日战争，崇德中学在1939年停办）。这三年，他在英文、数学、物理方面打下了良好的基础。在崇德中学，与高他两班的杨振宁成为好友。

2、求学报国

邓稼先少年时光生活在国难深重的年代，七七事变以后，日本侵略军进入了北平城。不久北大和清华都撤向南方，邓稼先的父亲身患肺病，咳血不止，全家滞留下来。 1939年9月，邓稼先再入北平志成中学，读高中二年级。

1940年5月，邓稼先为避迫害，未读完高二，途径上海、香港和越南的海防、老街，到达昆明。7月-9月，在昆明升学补习班学习。9月，入四川江津国立第九中学，读高中三年级至毕业。

1941年，邓稼先进入了国立西南联合大学——西南联大成立于抗战极端困难时期，由清华大学、北京大学、南开大学三校合并而成，条件简陋，生活清苦。尽管如此，联大却有非常良好的学术空气，先后培养出了不少优秀人才，邓稼先受业于王竹溪、郑华炽等著名教授，以良好的成绩圆满完成了大学四年的学业。

抗日战争胜利时，他拿到了毕业证书，在昆明参加了中国共产党的外围组织“民青”，投身于争取民主、反对国民党统治的斗争。翌年，他回到北平，受聘担任了北京大学物理系助教，并在学生运动中担任了北京大学教职工联合会主席。

邓稼先在北京大学教学，他想的是，要到科学水平更高的美国去，学习更先进的知识，掌握更先进的知识后，报效祖国。抱着学更多的本领以建设新中国之志，他于1947年通过了赴美研究生考试，于翌年秋进入美国印第安那州的普渡大学研究生院——由于他学习成绩突出，不足两年便读满学分，并通过博士论文答辩。仅用一年多的时间就获得了博士学位！此时他只有26岁，人称“娃娃博士”。

3、毅然回国

邓稼先的成就，也纳入了美国政府的视线，他们打算用更好的科研条件、生活条件把他留在美国，他的老师也希望他留在美国，同校好友也挽留他，但邓稼先婉言谢绝了。1950年10月，他放弃了优越的工作条件和生活环境，和二百多位专家学者一起回到国内。

一到北京，他就同他的老师王淦昌教授以及彭桓武教授投入中国近代物理研究所的建设，开设了中国原子核物理理论研究工作的崭新局面。1956年，邓稼先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同年与何祚庥、徐建铭、于敏等人合作，在《物理学报》上相继发表了《β衰变的角关联》、《辐射损失对加速器中自由振动的影响》、《轻原子核的变形》等论文。为中国核理论研究做出了开拓性的工作。

4、两弹元勋

1958年8月，邓稼先调到新筹建的核武器研究所任理论部主任，负责领导核武器的理论设计，随后任研究所副所长、所长，核工业部第九研究设计院副院长、院长，核工业部科技委副主任，国防科工委科技委副主任。10月16日，以聂荣臻为主任的国防科学技术委员会成立。越来越多的仁人志士汇集到北京，紧张而有序地投入到这项秘密的工作中来。

从此，邓稼先把全部的心血都倾注到任务中去；首先，他带着一批刚跨出校门的大学生，日夜挑砖拾瓦搞试验场地建设，硬是在乱坟里碾出一条柏油路来，在松树林旁盖起原子弹教学模型厅；在没有资料，缺乏试验条件的情况下，邓稼先挑起了探索原子弹理论的重任。为了当好原子弹设计先行工作的“龙头”，他带领大家刻苦学习理论，靠自己的力量搞尖端科学研究。邓稼先向大家推荐了一揽子的书籍和资料，他认为这些都是探索原子弹理论设计奥秘的向导。

为了解开原子弹的科学之迷，在北京近郊，科学家们决心充分发挥集体的智慧，研制出我国的“争气弹”。那时，由于条件艰苦，同志们使用算盘进行极为复杂的原子理论计算，为了演算一个数据，一日三班倒。算一次，要一个多月，算9次，要花费一年多时间，又请物理学家从出发概念进行估计，确定正确，常常是工作到天亮。作为理论部负责人，邓稼先跟班指导年轻人运算。每当过度疲劳，思维中断时，他都着急地说：“唉，一个太阳不够用呀！”

1964年10月，中国成功爆炸的第一颗原子弹，就是由他最后签字确定了设计方案。他还率领研究人员在试验后迅速进入爆炸现场采样，以证实效果。他又同于敏等人投入对氢弹的研究。按照“邓—于方案”，最后终于制成了氢弹，并于原子弹爆炸后的两年零八个月试验成功。这同法国用 8年零6个月 、美国用7年零3个月、苏联用6年零3个月的时间相比，创造了世界上最快的速度。

扩展资料：

邓稼先（1924—1986），九三学社社员，中国科学院院士，著名核物理学家，中国核武器研制工作的开拓者和奠基者，为中国核武器、原子武器的研发做出了重要贡献。

1982年获国家自然科学奖一等奖，1985年获两项国家科技进步奖特等奖，1986年获全国劳动模范称号，1987年和1989年各获一项国家科技进步奖特等奖。 1999年被追授“两弹一星功勋奖章”。由于他对中国核科学事业做出了伟大贡献，被称为“两弹元勋”。

参考资料：百度百科＿邓稼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