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胡薇元《岁寒居词话》称苏辛为“雄豪一派”，就辛词而言，或许更确切。王国维的说法“东坡词旷，稼轩词豪”意指苏轼词风偏于旷达，而辛弃疾词风偏于豪放。对比苏辛二人人生履历、创作追求、涉及意象三个方面可知此言不虚。但也应看到从词作风格来讲，苏辛在某些方面是有十分类似之处，不应泾渭分明。晚唐五代直至宋初，词都被视为“小道”，处于“方之曲艺，犹不逮焉。”的低贱地位。苏轼作词的主要追求在于破除诗尊词卑的观念，并提出词须“自是一家”的创作主张，强调作词应像写诗一样抒发自我真实性情和独特人生感受。所以苏轼作词侧重点在于表现性情，抒发个性，词品成为词人人品的直接表现。而苏轼为人乐观旷达，其词作无论是抒写建功立业愿望，如《江城子.密州出猎》中“会挽雕弓如满月，西北望，射天狼。”还是表现对内心世界的开拓，如《定风波》中“回首向来萧瑟处。归去，也无风雨也无晴。”，亦或仅作自然山水描绘，如《满江红》的“犹自带、岷峨雪浪，锦江春色。”无不透露出苏轼旷达自适的人生体验。辛弃疾的创作追求则是弘扬苏轼的传统，把词作为抒怀言志的“陶写之具”，同样是以词抒写性情。但辛弃疾的经历与情性跟苏轼不同，南宋偏安政策使其空有英雄的才情将略，报国无门现实使其不得不将战场立功的渴望化为在词坛的开疆扩土。所以辛词多倾诉“马作的卢飞快，弓如霹雳弦惊，了却君王天下事，赢得生前身后名”的军人豪情，即便是“长剑铗，欲生苔。雕弓挂壁无用，照影落清杯。”的苦闷之作也可见其隐豹之势，与苏词不尽相同。五代以来词的表现范围狭隘，大抵不出宫廷闺阁，男女情思。苏轼改革词体的主要方向便是扩大词的表现功能，开拓词境。以词写性情的创作追求也决定了苏轼词境的多方面扩展。而辛弃疾平生以英雄自诩，渴望成就伟业的愿望使其词境多表现英雄形象和民族忧患。苏词如“似乎二陆初来俱少年。有笔头千字，胸中万卷，致君尧舜，此事何难。”是表现少年人生理想；“古今如梦，何曾梦觉，但有旧欢新怨。”是表达对人生的思考；“照野弥弥浅浪，横空暖暖微霄。障泥未解玉骢骄。我欲醉眠芳草。”则是抒写诗人在宁静安逸的乡村里忘怀物我，超然自适的独特体验。相比辛弃疾在词坛的横刀跃马，苏词多表现文人的超脱旷达甚至有枉自嗟呀。如同是凭吊赤壁，苏轼虽羡慕周郎“雄姿英发”，最后落笔却是“多情应笑我，早生华发”，不似辛词“半夜一声长啸，悲天地，为予窄。”塑造出的是一类虎啸风生、气势豪迈的英雄形象。而同是向心灵世界进行拓展时，苏词更多思考人生哲理，以超然旷达之势看待自身遭遇，辛词中透露出的则是对民族存亡的忧患以及油然而生的使命感，如“把吴钩看了，栏杆拍遍，无人会，登临意。”、“休说鲈鱼堪脍”、“唤取红巾翠袖，揾英雄泪。”一系列场景将国耻未雪、英雄无用、生命等闲等复杂情绪交织一处，词意曲折却仍可见英雄的愤慨与刚健，隐忍却不失豪情。鲜明独特的意象往往可以体现出词人的个性风格。唐五代词的意象主要来源于闺房绣户和青楼酒馆，而苏轼词中意象大变。与苏诗一样，苏词将笔触伸向日常生活，“碧纱窗下洗沉烟，棋声惊昼眠。”写出文人活动的意象、“软草平莎过雨新，轻沙走马路无尘。”表现出自然山水意象。而稼轩词则创造出一系列战争和军事活动的意象，如“醉里挑灯看剑，梦回吹角连营”、“将军三羽箭”、“边头猛将干戈”、“红旗铁马响春冰”等词中诸如吹角、剑、干戈、铁马、红旗类军事意象频繁出现，密集的军事意象群自然而然便展现出雄豪壮阔的审美境界，相比苏轼的文人词意象，更体现出男子汉气概的激扬。
真水岂无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