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国演义人物分析毕业论文

nikeyicongzhongdedaoqif作品所着重塑造的两个艺术形象——刘备和曹操，是统治阶级内部两个对立的人物，如刘备告诉庞统所说：“操以急，吾以宽；操以暴，吾以仁；操以谲，吾以忠：每与操相反。”（第六十回）作者正以强烈的“拥刘反曹”的政治倾向，描写在同一事件上曹、刘两种截然相反的表现，这种描写充满全书。然而，无论是赞扬还是鞭答，无论是正面人物还是反面人物，作者都宣扬了“英雄”史观。《三国演义》把刘备描写为一个理想化的统治者、施行“王道”“仁政”的代表，他的封建统治阶级的本质，被大量虚声美词掩盖着。《三国演义》否定黄巾起义推动历史发展的伟大作用，而那些残酷镇压黄巾起义、向农民进行反攻倒算的封建统治者，却被当作历史的创造者来吹捧。在陶谦把徐州让给刘备而刘备固辞不受时，作者安排了这样的情节：“次日，徐州百姓拥挤府前哭拜曰作为刘备对立面的曹操，却是《三国演义》描写相当突出的人物。历史上的曹操是一个著名的政治家、军事家和诗人，在分裂混乱的三国时期，对统一我国北方，曾起过相当的作用。《三国演义》没有肯定这些作用，把他作为破坏“正统”、违反“纲纪”的乱世奸雄来否定，反映了作者儒家的政治观点，“这不是观察曹操的真正方法”（鲁迅：《魏晋风度及文章与药及酒之关系》）。然而，《三国演义》在曹操的形象中，却反映了封建统治阶级残酷、狡诈的特点，具有深刻的典型意义。曹操也是农民起义的死敌，镇压黄巾起义军的刽子手，他在豪强大混战的过程中，一步步扩大势力，最后取得“挟天子以令诸侯”的地位和权势。曹操的人生哲学是“宁教我负天下人，休教天下人负我”，这是剥削阶级处世哲学的集中和概括。曹操具有极端的损人利己的特性，具有无穷的贪欲和权势欲，曹操身上，集中了封建统治阶级全部恶劣品质。对于这个封建地主阶级的代表人物，《三国演义》是通过丰富具体的细节和心理活动的描写，把他突现出来的。在他身上，具有多方面的复杂的性格特征。作为一个群雄割据的强者、胜利者，在风云突变的年代，曹操能认识各个集团的长处和弱点，了解事变发展过程中的各种矛盾，善于发现人才、使用人才等，反面人物曹操，没有被写成浅显的、一眼可以看穿的坏蛋。在他身上，狡诈和残暴得到特别深刻的表现。如上所述，曹操有谋略，也有才干，但他的所谓“谋略”和“才干”是为他的极端的唯我主义服务的，因此，“谋略”使他更狡诈，“才干”使他更残暴。曹操出于恐惧猜忌，杀了吕伯奢一家；因为要引诱吕布，却将掳来的群众当炮灰；为了报父仇，在攻打徐州时，军队所到之处“杀戮人民，发掘坟墓”（第十回），真是坏事干尽。然而，他又千方百计地把自己装扮成好人，常常用假仁假义和小恩小惠来洗涤沾满两手的鲜血。他打着汉献帝的旗帜发号施令，北讨南伐，明明是发展自己政治、军事势力，取代刘汉王朝，却标榜为“与国家除凶去害”、“拯救黎民”；明明是自己下令克扣军粮，却借仓官的头来安定军心；为了防范行刺，杀死侍者而佯装不知；表示军法严明，还耍出“割发权代首”的把戏。如此种种，不一而足。很清楚，作者对曹操是持否定态度的。然而，是英雄创造历史，还是人民创造历史？封建地主阶级思想家都认为是前者而不是后者，《三国演义》作者以为曹操既是“乱臣贼子”，但又是人类历史和人民群众命运的主宰者，征张绣时，命令军士不准践踏麦田，“百姓闻谕，无不欢喜称颂，望尘遮道而拜。 ”（第十七回）在曹操跟刘备一起消灭吕布以后，“百姓焚香遮道，请留刘使君为牧。操曰：‘刘使君功大，且待面君封爵，回来未迟。’百姓叩谢。”（第二十回）总之，在刘备面前也好，在曹操面前也好，人民群众都只有哀求、叩拜的份儿，他们被作者歪曲成了毫无作为的“群氓”，而封建统治阶级的代表人物——无论是“汉贼”还是“皇叔”，都被吹捧成了掌握人民命运、支配历史进程的“英雄”。尽管作者对刘备和曹操的褒贬非常明显，但这两个人物的塑造，却共同反映出作者的英雄史观。与此同时，《三国演义》还大肆吹嘘这些封建统治者的天赋才能，把他们之所以能够创造历史，归因于他们的“天赋”。如写刘备，说他生下来注定要成为“贵人”，从小就有“大志”，与众不同，“非常人也”（第一回）。写曹操，则说他幼时就“有权谋，多机变”，从小就是“安天下”的“命世之才”（第一回）。并在《邺中歌》里评论曹操说：“邺则邺城水漳水，定有异人从此起。”“英雄未有俗胸中，出没岂随人眼底？”“文章有神霸有气，岂能苟尔化为群？”“安有斯人不作逆，小不为霸大不王？”（第七十八回）进一步把他写成山川灵气所钟、超群出众的“异人”。总之，在作者笔下，这些主宰历史、驱策人民的“英雄”，都是“天生”的超人。《三国演义》还借助“天命”来颂扬作者理想的“英雄”。据作者说，这些“英雄”人物之所以降生到世上来创造历史，统治人民，全都是执行上天的意旨，所谓“受命于天”。曹魏之所以破灭豪强，统一北方，固然是“天命”；刘备之终于做了皇帝，也是“天命有归”（第三十五回）。因此，这些“应天而生”的封建统治者是受上天保护的。第三十四、五回，写蔡瑁要害刘备，但由于“天意”、“神助”，刘备所骑的马竟然“一跃三丈”，使他脱离了险地。第四十九、五十回，写曹操在华容道之所以大难不死，是“天象”所定，“未合身亡”。书中还一再声称“顺天者逸，逆天者劳”，“逆天而行，乃自取败亡也”（第三十七回、一百二回）。因此凡成王称帝者，总有“凤凰来仪”“黄龙屡现”的征象，而每一重要将帅战死，都有“帅旗忽折”“将星流堕”的预兆。作者宣扬这种“天命”思想，具有明显的政治目的。在封建社会里，“政权、族权、神权、夫权，代表了全部封建宗法的思想和制度，是束缚中国人民特别是农民的四条极大的绳索。”（《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三国演义》的这种描写，就正是利用神权思想为封建政权服务，要人民服服帖帖地接受这些被吹捧为“天生”“超人”的剥削阶级代表人物的统治；并警告人们说，谁要敢于起来反抗，就是逆天行事，自取灭亡。这也就进一步暴露了，“英雄”史观到最后总是不得不乞灵于“天命”之类的唯心主义的幽灵。 《三国演义》塑造了一些性格鲜明、影响深远的艺术形象。这些属于统治阶级的人物形象，具有鲜明的阶级烙印，并在不同程度上宣扬了作者的社会、政治思想。除上文提及的曹操等人物外，还有：郭嘉、夏侯敦、黄盖、吕蒙、张飞、赵云、黄忠等等，其中尤以诸葛亮描绘得最为突出。诸葛亮在作品中，是被作为杰出的政治家和军事家来歌颂的，作者对他倾注了强烈的爱和崇敬，把他作为“忠贞”和“智慧”的化身，特别对诸葛亮的“智慧”，更是用尽笔力，大肆渲染。马克思主义深刻指出：认识来源于实践。从历史事实来看，诸葛亮在当时的地主阶级统治集团中，是一个看问题比较敏锐、处事比较有胆识有谋略、能随机应变的人，他具有这些长处，原因之一，是因为他重视实践。例如，在曹操取得荆州、领兵南下时，诸葛亮曾向孙权分析当时形势，预计到曹操必败，就正是因为诸葛亮已经在曹操下荆州的过程中，经历过战争的实践，对敌我双方的长处和弱点都已作了比较的缘故（见《三国志·先主传》和《三国志·诸葛亮传》）。而就《三国演义》看，在有些章节中，作者写到诸葛亮之所以取胜，是由于他对具体情况进行了调查、分析的结果。如在有几次战争中，诸葛亮事先实地观察地形，调查对方兵力部署，根据地形和客观实际情况，制定了有利的作战方案，击败了敌人。又如诸葛亮敢于使用“空城计”，就是因为他对敌方将领的情况作了分析，知道司马懿了解自己“生平谨慎，必不弄险”（第九十五回），从而利用司马懿对自己长期形成的认识，采用了十分“弄险”的疑兵之计，解除了危机。从这些地方可以看到，诸葛亮的正确判断，是在他长期实践的基础上形成的。然而，在更多的章节里，作者却把诸葛亮写成了“先知先觉”的人物，宣传了唯心主义的先验论。诸葛亮一出场，他就告诉刘备：“亮夜观天象，刘表不久人世。”（第三十八回）诸葛亮病重在五丈原，“自于帐中祈禳北斗。若七日之内主灯不灭，吾寿可增一纪；如灯灭，吾必死矣”。结果魏延飞步入告军情，“竟将主灯扑灭”（第一百三回），真个能“知凶定吉，断死言生”。为了突出诸葛亮，作品还一再写他的“ 锦囊妙计”，每逢重要事件，他总要把装有“妙计”的锦囊交给执行任务的人，吩咐“到时开看”，不但根本不跟别人商量，而且也不让执行任务的人事先知道事情如何去做。一切都只是他那种能够“先知”的“智慧”在起作用，其馀的人都只是被他的“智慧”所驱策的、被动的工具。至于“七星坛祭风”里，写诸葛亮登坛作法、呼风唤雨等，更是荒诞不经的描写。类似这样的问题，还可以在“巧布八阵图”、“班师祭泸水”、“五丈原禳星”、“定军山显圣”中看到。鲁迅批评《三国演义》 “状诸葛之多智而近妖”（《中国小说史略》），是极其确切的评价。俗语说：“三个臭皮匠，合成一个诸葛亮”，也正说明了诸葛亮不是超凡的“先知”、不可企及的“天才”。最富于斗争实践的是人民群众，人民群众具有无限的聪明才智，诸葛亮形象的塑造，概括了集体的智慧和才能。对于诸葛亮的所谓“忠贞”方面，小说也给以多方面的描写。诸葛亮忠于刘备，刘备死后，继续尽忠于阿斗（刘禅），为了报答“三顾草庐”和“临终托孤”的知遇之恩，他“亲理细事，汗流终日”，以至于“鞠躬尽瘁，死而后已”（第一百三回、九十七回）。诸葛亮“忠贞”的出发点，既有封建的“正统”观念，也有“ 士为知己者死”的“义”的思想。在三国鼎立的形势下，小说描写了成批的谋臣策士，诸葛亮也是其中一员。属于知识阶层的这支队伍，尽管他们的思想、才能、性格各有不同，但都从封建统治阶级立场出发，以个人恩怨依附于某一个政治集团，与某一个统治主建立君主臣属关系；有时用兄弟、朋友等形式来表现这种关系，但并没有改变阶级关系的实质。因此，作为蜀国“贤相”的诸葛亮，他是矢忠于刘氏天下的。然而，诸葛亮的形象，又不是用封建主义的“愚忠”所能完全概括。作者通过刻划他的所谓“谨慎”、“谦逊”、 “严于责己”等个人品质，通过一系列经过美化的“清明”政治措施，来突出这一形象，把他塑造成封建社会“完人”的典型。在社会动乱、政治黑暗的年代里，作者把希望寄托于所谓杰出的政治家，盼望由他们来实施“王道”和“仁政”。关羽也是《三国演义》着力描写的人物，作者精心刻划他“神威勇武”的一面，在众多的战将中，他出类拔萃的气概最为突出。“温酒斩华雄”、“诛颜良、文丑”表现他万人敌的“勇武 ”，“临江会”、“单刀会”突出他凛然不可犯的“神威”，“刮骨疗毒”写他沉着的“大丈夫”气概。总之，作者力图通过许多夸张传神的描绘，使关羽成为一个 “英雄”人物。鲁迅在《中国小说史略》中指出的“惟于关羽，特多好语”，也是指他的“丰采”和“勇力”而言的。《三国演义》如此美化关羽，完全是为提倡封建的“忠”“义”思想。在关羽身上，“忠”和“义”是结合在一起的。关羽之与刘备、张飞“桃园结义”，具有明确的政治企图。他们“闻黄巾倡‘乱’，有志欲破‘贼’安民”，所以“结为兄弟”，以便“同心协力”地“上报国家，下安黎庶”；并发誓说，决不“背义忘恩”（第一回）。这就清楚说明了，他们所标榜的“义”，是以反对农民起义、维护封建统治作为首要内容的，阶级性十分鲜明。然而，由于封建统治阶级内部矛盾也很尖锐，刘、关、张“桃园结义”以后，不但共同镇压了黄巾起义，而且还以“誓扶汉室”为旗帜，跟地主阶级内部其他派系进行了你争我夺的斗争。在这些斗争中，关羽“义不负心，忠不顾死”，“披肝沥胆”，效忠刘备，最终为刘备而“断首捐躯”。《三国演义》的作者对此十分赞赏，称许他为“天日心如镜，《春秋》义薄云”（第七十七回）。由此可见，《三国演义》大肆吹捧关羽的“忠”“义”，不过是要人们效法关羽，在维护封建统治的前提下，为某一个封建主卖命而已。正因如此，关羽也就为地主阶级所特别重视。在陈寿的《三国志》中，关羽的地位，不过同张飞、赵云相等。宋、元的统治阶级虽已先后尊关羽为“真君”和“武安王”，但就吹捧关羽的程度和规模来说，都远远不及明、清两代。自从《三国演义》把关羽写成“忠”“义”的化身以后，他就成为完全符合统治阶级理想的人物，随着《三国演义》的传播，关羽在民间的影响就越来越广。明、清的统治阶级曾几次封他为“大帝”，到处为他立庙，享受着跟孔丘同样隆重的祭礼。这就清楚地说明，通过关羽鼓吹“忠”“义”的这种描写，是多么适合封建统治者的需要。也是为了提倡给封建主子卖命，《三国演义》还塑造了一系列所谓“忠臣”形象，如董承、王子服、吉平等等，他们为了尽忠汉献帝，诛除“国贼”曹操，“虽灭九族，亦无后悔”（第二十三回）。后来因事情败露，“全家老小”都被曹操所杀。作者对这些人极尽歌颂之能事，说他们“捐躯报圣明”，“千秋仰异名”；“忠贞千古在”，“誓死答君恩”。把这些人吹捧为流芳千古的模范人物。此外，在写姜维等人物时，鼓吹了封建的“孝道”，在写孙夫人等人物时，鼓吹了封建的“节烈”。由此可见，《三国演义》所塑造的人物形象，是贯穿了作者的社会、政治观点的。通过这些形象，作者宣扬了封建的“仁政”、“英雄”史观、唯心的先验论和封建道德等。因此，我们对于这些艺术形象，也必须首先认清其思想实质。

你应该看一看演义前言“人民，只有人民，才是创造世界历史的动力。”这是一条颠扑不破的马克思主义真理。然而，剥削阶级却总是千方百计地歪曲事实，把历史说成是少数剥削阶级的“英雄”人物所创造的，《三国演义》的作者也同样如此。作品所着重塑造的两个艺术形象——刘备和曹操，是统治阶级内部两个对立的人物，如刘备告诉庞统所说：“操以急，吾以宽；操以暴，吾以仁；操以谲，吾以忠：每与操相反。”（第六十回）作者正以强烈的“拥刘反曹”的政治倾向，描写在同一事件上曹、刘两种截然相反的表现，这种描写充满全书。然而，无论是赞扬还是鞭答，无论是正面人物还是反面人物，作者都宣扬了“英雄”史观。《三国演义》把刘备描写为一个理想化的统治者、施行“王道”“仁政”的代表，他的封建统治阶级的本质，被大量虚声美词掩盖着。《三国演义》否定黄巾起义推动历史发展的伟大作用，而那些残酷镇压黄巾起义、向农民进行反攻倒算的封建统治者，却被当作历史的创造者来吹捧。在陶谦把徐州让给刘备而刘备固辞不受时，作者安排了这样的情节：“次日，徐州百姓拥挤府前哭拜曰：‘刘使君若不领此郡，我等皆不能安生矣！’”（第十二回）在刘备军队于博望坡大破曹兵，“班师回新野”时，作者又安排了这样的情节：“新野百姓望尘遮道而拜，曰：‘吾属生全，皆使君得贤人之力也！’”（第三十九回）在这种颠倒历史的描写中，封建统治者刘备就成了救世主。为了表现刘备如何受到人民拥护，竟写了猎人刘安杀妻献肉这样的情节。刘备兵败徐州时，人民“皆争进饮食”，猎户刘安“ 欲寻野味供食，一时不能得，乃杀其妻以食之”（第十九回）。这种不真实的对地主阶级的吹捧，加重了刘备形象的虚伪性。鲁迅在《中国小说史略》中指出：“欲显刘备之长厚而似伪”，是最切当的批评。作为刘备对立面的曹操，却是《三国演义》描写相当突出的人物。历史上的曹操是一个著名的政治家、军事家和诗人，在分裂混乱的三国时期，对统一我国北方，曾起过相当的作用。《三国演义》没有肯定这些作用，把他作为破坏“正统”、违反“纲纪”的乱世奸雄来否定，反映了作者儒家的政治观点，“这不是观察曹操的真正方法”（鲁迅：《魏晋风度及文章与药及酒之关系》）。然而，《三国演义》在曹操的形象中，却反映了封建统治阶级残酷、狡诈的特点，具有深刻的典型意义。曹操也是农民起义的死敌，镇压黄巾起义军的刽子手，他在豪强大混战的过程中，一步步扩大势力，最后取得“挟天子以令诸侯”的地位和权势。曹操的人生哲学是“宁教我负天下人，休教天下人负我”，这是剥削阶级处世哲学的集中和概括。曹操具有极端的损人利己的特性，具有无穷的贪欲和权势欲，曹操身上，集中了封建统治阶级全部恶劣品质。对于这个封建地主阶级的代表人物，《三国演义》是通过丰富具体的细节和心理活动的描写，把他突现出来的。在他身上，具有多方面的复杂的性格特征。作为一个群雄割据的强者、胜利者，在风云突变的年代，曹操能认识各个集团的长处和弱点，了解事变发展过程中的各种矛盾，善于发现人才、使用人才等，反面人物曹操，没有被写成浅显的、一眼可以看穿的坏蛋。在他身上，狡诈和残暴得到特别深刻的表现。如上所述，曹操有谋略，也有才干，但他的所谓“谋略”和“才干”是为他的极端的唯我主义服务的，因此，“谋略”使他更狡诈，“才干”使他更残暴。曹操出于恐惧猜忌，杀了吕伯奢一家；因为要引诱吕布，却将掳来的群众当炮灰；为了报父仇，在攻打徐州时，军队所到之处“杀戮人民，发掘坟墓”（第十回），真是坏事干尽。然而，他又千方百计地把自己装扮成好人，常常用假仁假义和小恩小惠来洗涤沾满两手的鲜血。他打着汉献帝的旗帜发号施令，北讨南伐，明明是发展自己政治、军事势力，取代刘汉王朝，却标榜为“与国家除凶去害”、“拯救黎民”；明明是自己下令克扣军粮，却借仓官的头来安定军心；为了防范行刺，杀死侍者而佯装不知；表示军法严明，还耍出“割发权代首”的把戏。如此种种，不一而足。很清楚，作者对曹操是持否定态度的。然而，是英雄创造历史，还是人民创造历史？封建地主阶级思想家都认为是前者而不是后者，《三国演义》作者以为曹操既是“乱臣贼子”，但又是人类历史和人民群众命运的主宰者，征张绣时，命令军士不准践踏麦田，“百姓闻谕，无不欢喜称颂，望尘遮道而拜。 ”（第十七回）在曹操跟刘备一起消灭吕布以后，“百姓焚香遮道，请留刘使君为牧。操曰：‘刘使君功大，且待面君封爵，回来未迟。’百姓叩谢。”（第二十回）总之，在刘备面前也好，在曹操面前也好，人民群众都只有哀求、叩拜的份儿，他们被作者歪曲成了毫无作为的“群氓”，而封建统治阶级的代表人物——无论是“汉贼”还是“皇叔”，都被吹捧成了掌握人民命运、支配历史进程的“英雄”。尽管作者对刘备和曹操的褒贬非常明显，但这两个人物的塑造，却共同反映出作者的英雄史观。与此同时，《三国演义》还大肆吹嘘这些封建统治者的天赋才能，把他们之所以能够创造历史，归因于他们的“天赋”。如写刘备，说他生下来注定要成为“贵人”，从小就有“大志”，与众不同，“非常人也”（第一回）。写曹操，则说他幼时就“有权谋，多机变”，从小就是“安天下”的“命世之才”（第一回）。并在《邺中歌》里评论曹操说：“邺则邺城水漳水，定有异人从此起。”“英雄未有俗胸中，出没岂随人眼底？”“文章有神霸有气，岂能苟尔化为群？”“安有斯人不作逆，小不为霸大不王？”（第七十八回）进一步把他写成山川灵气所钟、超群出众的“异人”。总之，在作者笔下，这些主宰历史、驱策人民的“英雄”，都是“天生”的超人。《三国演义》还借助“天命”来颂扬作者理想的“英雄”。据作者说，这些“英雄”人物之所以降生到世上来创造历史，统治人民，全都是执行上天的意旨，所谓“受命于天”。曹魏之所以破灭豪强，统一北方，固然是“天命”；刘备之终于做了皇帝，也是“天命有归”（第三十五回）。因此，这些“应天而生”的封建统治者是受上天保护的。第三十四、五回，写蔡瑁要害刘备，但由于“天意”、“神助”，刘备所骑的马竟然“一跃三丈”，使他脱离了险地。第四十九、五十回，写曹操在华容道之所以大难不死，是“天象”所定，“未合身亡”。书中还一再声称“顺天者逸，逆天者劳”，“逆天而行，乃自取败亡也”（第三十七回、一百二回）。因此凡成王称帝者，总有“凤凰来仪”“黄龙屡现”的征象，而每一重要将帅战死，都有“帅旗忽折”“将星流堕”的预兆。作者宣扬这种“天命”思想，具有明显的政治目的。在封建社会里，“政权、族权、神权、夫权，代表了全部封建宗法的思想和制度，是束缚中国人民特别是农民的四条极大的绳索。”（《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三国演义》的这种描写，就正是利用神权思想为封建政权服务，要人民服服帖帖地接受这些被吹捧为“天生”“超人”的剥削阶级代表人物的统治；并警告人们说，谁要敢于起来反抗，就是逆天行事，自取灭亡。这也就进一步暴露了，“英雄”史观到最后总是不得不乞灵于“天命”之类的唯心主义的幽灵。《三国演义》塑造了一些性格鲜明、影响深远的艺术形象。这些属于统治阶级的人物形象，具有鲜明的阶级烙印，并在不同程度上宣扬了作者的社会、政治思想。除上文提及的曹操等人物外，还有：郭嘉、夏侯敦、黄盖、吕蒙、张飞、赵云、黄忠等等，其中尤以诸葛亮描绘得最为突出。诸葛亮在作品中，是被作为杰出的政治家和军事家来歌颂的，作者对他倾注了强烈的爱和崇敬，把他作为“忠贞”和“智慧”的化身，特别对诸葛亮的“智慧”，更是用尽笔力，大肆渲染。马克思主义深刻指出：认识来源于实践。从历史事实来看，诸葛亮在当时的地主阶级统治集团中，是一个看问题比较敏锐、处事比较有胆识有谋略、能随机应变的人，他具有这些长处，原因之一，是因为他重视实践。例如，在曹操取得荆州、领兵南下时，诸葛亮曾向孙权分析当时形势，预计到曹操必败，就正是因为诸葛亮已经在曹操下荆州的过程中，经历过战争的实践，对敌我双方的长处和弱点都已作了比较的缘故（见《三国志·先主传》和《三国志·诸葛亮传》）。而就《三国演义》看，在有些章节中，作者写到诸葛亮之所以取胜，是由于他对具体情况进行了调查、分析的结果。如在有几次战争中，诸葛亮事先实地观察地形，调查对方兵力部署，根据地形和客观实际情况，制定了有利的作战方案，击败了敌人。又如诸葛亮敢于使用“空城计”，就是因为他对敌方将领的情况作了分析，知道司马懿了解自己“生平谨慎，必不弄险”（第九十五回），从而利用司马懿对自己长期形成的认识，采用了十分“弄险”的疑兵之计，解除了危机。从这些地方可以看到，诸葛亮的正确判断，是在他长期实践的基础上形成的。然而，在更多的章节里，作者却把诸葛亮写成了“先知先觉”的人物，宣传了唯心主义的先验论。诸葛亮一出场，他就告诉刘备：“亮夜观天象，刘表不久人世。”（第三十八回）诸葛亮病重在五丈原，“自于帐中祈禳北斗。若七日之内主灯不灭，吾寿可增一纪；如灯灭，吾必死矣”。结果魏延飞步入告军情，“竟将主灯扑灭”（第一百三回），真个能“知凶定吉，断死言生”。为了突出诸葛亮，作品还一再写他的“ 锦囊妙计”，每逢重要事件，他总要把装有“妙计”的锦囊交给执行任务的人，吩咐“到时开看”，不但根本不跟别人商量，而且也不让执行任务的人事先知道事情如何去做。一切都只是他那种能够“先知”的“智慧”在起作用，其馀的人都只是被他的“智慧”所驱策的、被动的工具。至于“七星坛祭风”里，写诸葛亮登坛作法、呼风唤雨等，更是荒诞不经的描写。类似这样的问题，还可以在“巧布八阵图”、“班师祭泸水”、“五丈原禳星”、“定军山显圣”中看到。鲁迅批评《三国演义》 “状诸葛之多智而近妖”（《中国小说史略》），是极其确切的评价。俗语说：“三个臭皮匠，合成一个诸葛亮”，也正说明了诸葛亮不是超凡的“先知”、不可企及的“天才”。最富于斗争实践的是人民群众，人民群众具有无限的聪明才智，诸葛亮形象的塑造，概括了集体的智慧和才能。对于诸葛亮的所谓“忠贞”方面，小说也给以多方面的描写。诸葛亮忠于刘备，刘备死后，继续尽忠于阿斗（刘禅），为了报答“三顾草庐”和“临终托孤”的知遇之恩，他“亲理细事，汗流终日”，以至于“鞠躬尽瘁，死而后已”（第一百三回、九十七回）。诸葛亮“忠贞”的出发点，既有封建的“正统”观念，也有“ 士为知己者死”的“义”的思想。在三国鼎立的形势下，小说描写了成批的谋臣策士，诸葛亮也是其中一员。属于知识阶层的这支队伍，尽管他们的思想、才能、性格各有不同，但都从封建统治阶级立场出发，以个人恩怨依附于某一个政治集团，与某一个统治主建立君主臣属关系；有时用兄弟、朋友等形式来表现这种关系，但并没有改变阶级关系的实质。因此，作为蜀国“贤相”的诸葛亮，他是矢忠于刘氏天下的。然而，诸葛亮的形象，又不是用封建主义的“愚忠”所能完全概括。作者通过刻划他的所谓“谨慎”、“谦逊”、 “严于责己”等个人品质，通过一系列经过美化的“清明”政治措施，来突出这一形象，把他塑造成封建社会“完人”的典型。在社会动乱、政治黑暗的年代里，作者把希望寄托于所谓杰出的政治家，盼望由他们来实施“王道”和“仁政”。关羽也是《三国演义》着力描写的人物，作者精心刻划他“神威勇武”的一面，在众多的战将中，他出类拔萃的气概最为突出。“温酒斩华雄”、“诛颜良、文丑”表现他万人敌的“勇武 ”，“临江会”、“单刀会”突出他凛然不可犯的“神威”，“刮骨疗毒”写他沉着的“大丈夫”气概。总之，作者力图通过许多夸张传神的描绘，使关羽成为一个 “英雄”人物。鲁迅在《中国小说史略》中指出的“惟于关羽，特多好语”，也是指他的“丰采”和“勇力”而言的。《三国演义》如此美化关羽，完全是为提倡封建的“忠”“义”思想。在关羽身上，“忠”和“义”是结合在一起的。关羽之与刘备、张飞“桃园结义”，具有明确的政治企图。他们“闻黄巾倡‘乱’，有志欲破‘贼’安民”，所以“结为兄弟”，以便“同心协力”地“上报国家，下安黎庶”；并发誓说，决不“背义忘恩”（第一回）。这就清楚说明了，他们所标榜的“义”，是以反对农民起义、维护封建统治作为首要内容的，阶级性十分鲜明。然而，由于封建统治阶级内部矛盾也很尖锐，刘、关、张“桃园结义”以后，不但共同镇压了黄巾起义，而且还以“誓扶汉室”为旗帜，跟地主阶级内部其他派系进行了你争我夺的斗争。在这些斗争中，关羽“义不负心，忠不顾死”，“披肝沥胆”，效忠刘备，最终为刘备而“断首捐躯”。《三国演义》的作者对此十分赞赏，称许他为“天日心如镜，《春秋》义薄云”（第七十七回）。由此可见，《三国演义》大肆吹捧关羽的“忠”“义”，不过是要人们效法关羽，在维护封建统治的前提下，为某一个封建主卖命而已。正因如此，关羽也就为地主阶级所特别重视。在陈寿的《三国志》中，关羽的地位，不过同张飞、赵云相等。宋、元的统治阶级虽已先后尊关羽为“真君”和“武安王”，但就吹捧关羽的程度和规模来说，都远远不及明、清两代。自从《三国演义》把关羽写成“忠”“义”的化身以后，他就成为完全符合统治阶级理想的人物，随着《三国演义》的传播，关羽在民间的影响就越来越广。明、清的统治阶级曾几次封他为“大帝”，到处为他立庙，享受着跟孔丘同样隆重的祭礼。这就清楚地说明，通过关羽鼓吹“忠”“义”的这种描写，是多么适合封建统治者的需要。也是为了提倡给封建主子卖命，《三国演义》还塑造了一系列所谓“忠臣”形象，如董承、王子服、吉平等等，他们为了尽忠汉献帝，诛除“国贼”曹操，“虽灭九族，亦无后悔”（第二十三回）。后来因事情败露，“全家老小”都被曹操所杀。作者对这些人极尽歌颂之能事，说他们“捐躯报圣明”，“千秋仰异名”；“忠贞千古在”，“誓死答君恩”。把这些人吹捧为流芳千古的模范人物。此外，在写姜维等人物时，鼓吹了封建的“孝道”，在写孙夫人等人物时，鼓吹了封建的“节烈”。由此可见，《三国演义》所塑造的人物形象，是贯穿了作者的社会、政治观点的。通过这些形象，作者宣扬了封建的“仁政”、“英雄”史观、唯心的先验论和封建道德等。因此，我们对于这些艺术形象，也必须首先认清其思想实质。

谈谈对鲁肃的评价摘要:鲁肃于建安五年投靠孙权伊始,就在与孙权的“密议”中提出了一条较为完整的政治路线,后在吊丧结刘、力主抗曹、借地资备、维系孙刘联盟等一系列事件中功勋卓著。但孙权未能给予全面公正的评价,史学家陈寿也随声附和,致使鲁肃的形象受到不应有的损害。应扫除蒙在鲁肃身上的历史灰尘,还其杰出历史人物的本来面目。关键词:三国;鲁肃;功绩;评价吕蒙死后,陆逊代吕蒙领兵。孙权与陆逊论周瑜、鲁肃及蒙曰:“……公瑾昔要子敬来东,致达于孤,孤与宴语,便及大略帝王之业,此一快也。后孟德因获刘琮之势,张言方率数十万众水步俱下。孤普请诸将,咨问所宜,无适先对,至子布、文表,俱言宜遣使檄迎之,子敬即驳言不可,劝孤急呼公瑾,付任以众,逆而击之,此二快也。且其决计策意,出张苏远矣;后虽劝吾借玄德地,是其一短,不足以损其二长也。周公不求备于一人,故孤忘其短而贵其长,常以比方邓禹也。又子明……图取关羽,胜于子敬。子敬答孤书云:‘帝王之起,皆有驱除,羽不足忌。’此子敬内不能办,外为大言耳,孤亦恕之,不苟责也。然其作军屯营,不失令行禁止,部界无废负,路无拾遗,其法亦美也。”[1](卷54《吕蒙传》)。上引孙权所论,是其对鲁肃的盖棺定论。《三国志》的作者陈寿颇同意此说,并认为“孙权之论,优劣允当”。[1](卷54史臣评语)对鲁肃的上述评价究竟是否允当?我们以为尚需探讨,以期能对这位杰出的历史人物作出客观公正的评价。一鲁肃(公元172年———217年),字子敬,临淮东城(今安徽定远县)人,出身于地主家庭,自幼丧父,与祖母及母亲居家。值东汉末年,天下纷乱,青年鲁肃“不治家事,大散财货,扌票卖田地,以赈穷弊结士为务,甚得乡邑欢心。”[1](卷54《鲁肃传》)建安三年(公元198年)周瑜为居巢(今安徽巢县)长,[1](卷54《周瑜传》)率部下数百人来到东城拜访鲁肃,并求资粮。鲁肃当即指着家中尚存的两个各装三千斛米的之一赠与之。这一慷慨举动令周瑜对其为人处事益发感到惊奇,遂相与定交,结为知己。从此,鲁肃便通过与周瑜的亲密关系很快就登上了汉末政治斗争的舞台,表现出他卓越的政治军事才能。建安五年孙策死,弟孙权统事。周瑜因赴策丧留吴,其时鲁肃亦至吴①,瑜对肃称孙权可辅,劝其留下服事孙权以求攀龙附凤,鲁肃应允。周瑜又极力向孙权举荐鲁肃,称其“才宜佐时,当广求其比,以成功业,不可令去也。”周瑜的劝留和举荐获得成功,鲁肃正式投靠孙权,被引为“宾客”[1](卷47《孙权传》),于是方有一番“语及大略帝王之业”的“密议”。《三国志》卷54《鲁肃传》载:权即见肃,与语甚悦之。众宾罢退,肃亦辞出,乃独引肃还,合榻对饮。因密议曰:“今汉室倾危,四方云扰,孤承父兄余业,思有桓文之功。君既惠顾,何以佐之?”肃对曰:“昔高帝区区欲尊事义帝而不获者,以项羽为害也。今之曹操,犹昔项羽,将军何由得为桓文乎?肃窃料之,汉室不可复兴,曹操不可卒除。为将军计,惟有鼎足(笔者按:《资治通鉴》作“保守”二字为是。)江东,以观天下之衅。规模如此,亦自无嫌。何者?北方诚多务也。因其多务,剿除黄祖,进伐刘表,竟长江所极,据而有之,然后建号帝王以图天下,此高帝之业也。”权曰:“今尽力一方,冀以辅汉耳,此言非所及也。”上引鲁肃的对策概括起来有如下几点:一是汉室不可复兴;二是曹操不可卒除;三是应在确保江东的基础上观衅而动,乘北方多务之际,先除黄祖,进伐刘表,夺取荆州,然后竟长江之所极,据而有之(这自然应视作包括夺取地处长江上游的益州在内);四是在巩固了整个长江以南的割据后,再建号帝王,图取天下,完成统一大业。鲁肃的对策,自然是投合孙权的心思的。正因如此,所以在张昭非毁鲁肃,说“肃年少粗疏,未可用”的情况下,“权不以介意,益贵重之,赐肃母帏帐,居处杂物,富拟其旧。”然而鲁肃的对策又不仅是为了投合主子,讨得欢心而已;他确有自己独到的政治见解,这突出地表现在对待汉室的态度上。鲁肃所持“汉室不可复兴”的政治见解,不但高出孙权之上,而且和七年后诸葛亮著名的《隆中对》相比较,也实在有高出一筹的地方。①从孙权在“密议”中所反映的思想看来,他当时因羽翼未丰,只是想保有江东,尽力一方,以辅汉室,尚缺乏统一全国的进取精神。但鲁肃的一席话对他无疑是起了振奋精神的作用的。诸葛亮在《隆中对》中明确讲过,如果象他设想的那样,“则霸业可成,汉室可兴。”[1](卷35《诸葛亮传》)这里,汉室可以复兴的思想是十分明白的。如果说在建安十二年打出“兴复汉室”的旗帜以作号召,只是出于斗争策略的需要并非本意的话;那末,在后主刘禅建兴五年(公元227年),诸葛亮自汉中北伐前夕的上疏(即有名的《出师表》)中又何以仍然要讲“兴复汉室,还于旧都”呢?这自然是不能单以策略考虑解释得通的。所以,我们只能认为“兴复汉室”是诸葛亮一贯的思想,是他毕生为之奋斗的目标,他所主张重建的仍是刘家的一统天下,只不过是要将汉室皇帝的宝座让刘备这一支系来坐而已。“汉室不可复兴”的思想早在建安五年鲁肃就提了出来。这一建立在正确估量当时客观斗争形势基础上的政治见解,日后历史的发展证明是完全正确的。对于鲁肃的这种远见卓识,在孙权的评论中从未提及②,我们自然不能同意其对鲁肃的评价是“允当”的。二建安十三年八月,刘表病死。当时曹操已统一北方,极有可能趁机南下夺取荆州。鲁肃于此时向孙权提出战略性建议。《三国志》卷54《鲁肃传》载:夫荆楚与国邻接,水流顺北,外带江汉,内阻山陵,有金城之固,沃野万里,士民殷富,若据而有之,此帝王之资也。今表新亡,二子素不辑睦,军中诸将,各有彼此。加刘备天下枭雄,与操有隙,寄寓于表,表恶其能而不能用也。若备与彼协心,上下齐同,则宜抚安,与结盟好;如有离违,宜别图之,以济大事。肃请得奉命吊表二子,并慰劳其军中用事者,及说备使抚表众,同心一意,共治曹操,备必喜而从命。如其克谐,天下可定也。今不速往,恐为操所先。在此建议中,鲁肃明确指出荆州在战略地位上的重要性,分析刘表新亡后荆州形势发生变化的几种可能性以及应采取的对策。但建议的核心思想乃是以吊丧为名,前去进行多方面的外交活动,“说备使抚表众,同心一意,共治曹操”。为了赶在曹操的前头,鲁肃在征得孙权同意后立即前往荆州,行至夏口(今武汉市),听说曹操已向荆州逼近,于是星夜兼程。等赶到南郡(今荆州市),得知刘琮已经降曹,刘备正在南逃。值此形势紧急的关头,鲁肃仍然北上,迳至当阳长阪与刘备相会,陈说形势,晓以利害,“劝备与权并力”,刘备自然很高兴地同意了。随后鲁肃与刘备等一道到了夏口。由是观之,鲁肃于刘表一死,即敏锐地预见到荆州形势必然有变,故而适时地提出了极力争取荆州的各种力量到自己方面来的建议。由于形势急转直下,鲁肃没有可能去作阻止刘琮投降的工作,但经过努力,终于及时有效地争取了刘备,预定的主要目的总算达到了,因而在战略上壮大了自己,争得了主动。孙刘联盟实际上的建立,为稍后赤壁之战的胜利奠定了基础,对三国鼎立局面的形成有着巨大的影响,故应视作鲁肃的一大历史功绩。然而多年以来,人们一般都把孙刘联盟的功绩归之于诸葛亮。这固然是因为诸葛亮在《隆中对》里确曾提出过这一战略思想,且在时间上此鲁肃早出了一年。尽管如此,我们还是认为不能将鲁肃的这一重大历史功绩予以忽略。也许有人要问,为何鲁肃不曾早于诸葛亮提出这一思想呢?大家知道,社会意识是社会存在的反映,任何思想、战略、方针、计划等的提出只有在社会具备一定条件的情况下才有可能。鲁肃之所以能在建安五年与孙权的“密议”中提出他的一套政治见解,却不能同时提出联刘抗曹的主张,其根本原因即在于此。当时的形势是:曹操正忙于和袁绍集团拚死争夺,北方未定,无暇南顾;刘备尚在北方各军阀集团间依违周旋。因此,在孙权方面看来,当时既无联刘抗曹的必要,也无此种可能。官渡之战后,刘备于建安六年转而投靠刘表,寄寓荆州,受到刘表的疑忌而不被重用,只能在暗中求得有限的发展,并未形成一个独立的政治军事实体;曹操则正忙于统一北方,尚未对荆州造成实际威胁。所以鲁肃也不可能于此时提出联刘的主张。及至曹操统一了北方,刘表一死,荆州的形势立即紧张起来,成了各派势力注意的焦点。曹操为积极准备南下荆州,并企图进而扫平江东,正与刘琮暗中勾结。刘备本有可能趁机占据荆州,一则因为自己势单力薄;二则因与刘表父子同宗共族,加之刘表新亡,害怕失云“信义”;三则对刘琮的投降和曹操大军的迅速南下缺乏思想准备,故不仅未能占据荆州,反而被迫仓惶出逃。恰在此时,鲁肃向孙权提出上述建议并亲自出马付诸实行,终于取得联刘的成功。这不能不说是适合时宜的政治举措。诸葛亮在《隆中对》中虽然提出了“孙权据有江东,已历三世,国险而民附,贤能为之用,此可为援而不可图也”的思想,又设想在取得荆、益之后,仍要坚持“外结好孙权”的政策。这诚然表现了诸葛亮的明达事理和深谋远虑。但是,我们不得不指出的是,诸葛亮在提出上述思想主张后并未付诸行动;甚至在曹军大举南下,刘备兵败长阪时,也未能在联吴上主动迈出一步。而主动迈出具有决定性意义的第一步的,恰恰正是主谋者和积极实践者的鲁肃。鲁肃提出这一思想虽较诸葛亮晚了一年,但在实际行动上却先走了一步。而这一步以于三国历史发展进程所起的实际作用无疑是巨大的,影响是深远的。试想,如果孙吴方面不采取这一主动行动,而持观望态度的话;那末,在曹操各个击破的政策下,刘备集团能否逃脱覆灭的命运?孙权集团能否继续保有江东?都是难以逆料的。我们在上面这样提出问题和论述问题,绝没有一丝一毫要贬低诸葛亮的意思,而只不过是试图客观地说明鲁肃的历史功绩是不应忽视的①。孙权明明是鲁肃联刘思想和实际行动的赞同者,但在评价鲁肃的功绩时却未能明确指出②,也不能认为是“允当”的。三赤壁战前,曹操挥师南下,降刘琮、败刘备、取江陵,一路之上势如破竹,大有鲸吞刘备、席卷江东之势。刘备在曹操轻骑追击下,放弃南逃计划,渡过汉水,与刘琦合兵一处,先退至夏口,后又接受鲁肃意见,退驻长江南岸的樊口(今湖北鄂州市北)。孙权则拥军驻于柴桑(今江西九江市),观注形势的发展。由于曹操已“破荆州,威震四海”[1](卷35《诸葛亮传》),并将顺江东下,刘备、诸葛亮深感形势危急,再也不能不采取外交行动了。于是刘备听从诸葛亮的意见,派亮随同鲁肃前往柴桑拜会孙权,谋求援救。诸葛亮在与孙权的会谈中,一方面用激将法煽起孙权的抗曹热情;一方面又仔细地分析形势,陈述必能破曹的理由,鼓舞胜利的信心,促使孙权克服了某些犹豫不定的思想,坚定了抗曹的决心。诸葛亮此次出使,对于孙刘联合抗曹阵线的正式形成起了重要作用,无疑是应当肯定的。但是,孙刘联盟抗曹并非是没有阻力的,阻力主要来自孙权集团内的主降派。在孙权主持的军事会议上,以张昭为首的主降派对于曹操所发出的战争恫吓“莫不响震失色”[2]。他们慑于曹操声威,错误地分析形势,过高地估计了曹操的力量,过低地估计了自己的力量,认为曹操已取得江陵,己方再无天险可凭,加之众寡实在不敌,与其抗曹战败,不如及早请降。一时间,投降派的主张甚嚣尘上,劝孙权迎降的人数占了压倒多数。值此关键时刻,鲁肃挺身而出,对孙权指陈利害,力排众议,极言主战,并建议孙权急速将出使鄱阳的周瑜追回,委以统军重任,迎击曹操。鲁肃这一决策的提出和周瑜的坚决主战,终于克服了内部的重大阻力,使孙权最后下定了抗战的决心,同时也选定了合适的统军主帅,从而保证了孙刘联军赤壁之战的辉煌胜利。赤壁之战中,鲁肃作为赞军校尉,协助周瑜、程普,筹画方略,亲临前线,指挥战斗,对于战争的胜利也是功不可没的。赤壁之战刚一结束,鲁肃最先从前线回来,孙权特地为他举行盛大的欢迎仪式。《三国志》卷54《鲁肃传》载:曹公破走,肃即先还,权大请诸将迎肃。肃将入门台拜,权起礼之,因谓曰:“子敬,孤持鞍下马相迎,足以显卿未?”肃趋进曰:“未也。”众人闻之,无不愕然。就坐,徐举鞭言曰:“愿至尊威德加乎四海,总括九州,克成帝业,更以安车软轮征肃,始当显耳。”权抚掌欢笑。这段趣话,一方面表现出孙权对鲁肃的政治军事才能和所建树的功绩十分敬重,同时也表现出他本人在胜利后的喜悦心情,对那班主降派自是无形的贬斥;另方面则充分反映了鲁肃统一全国的理想和抱负,这自然是他早在建安五年“密议”中提出的那种思想合乎逻辑的发展。对于鲁肃在赤壁之战的作用,从前引孙权的评价中可以看出是作为鲁肃的优点和长处之一而加以肯定的。陈寿也评说:“曹公乘汉相之资,挟天子而扫群桀,新荡荆城,仗威东夏,于时议者莫不疑贰。周瑜、鲁肃建独断之明,出众人之表,实奇才也。”[1](卷54史臣评语)诚然,周瑜是个极力主战者,并作为统军主帅在赤壁之战中建立了殊功,堪称奇才。但将其与鲁肃等量齐观,似仍有不妥,因为没有分清主次,未能突出鲁肃作为主战派的首领和决策者[3]的应有地位。在这个问题上,陈寿的评论尚不及孙权来得恰当。为《三国志》作注的裴松之于卷54《周瑜传》中注引《江表传》后写道:“臣松之以为建计拒曹公,实始鲁肃。于时周瑜使鄱阳,肃劝权呼瑜,瑜使鄱阳还,但与肃暗同,故能共成大勋。本传直云,权延见群下,问以计策,瑜摆拨众人之议,独言抗拒之计,了不云肃先有谋,殆为攘肃之善也。”其为鲁肃之抱不平,驳陈寿叙史之失当,甚是得体。四赤壁战后,荆州所辖八郡分别为曹操、刘备和孙权所据有:曹操拥有江北的南阳、章陵二郡;刘备占有江南的武陵、长沙、桂阳和零陵四郡;孙权则据有江北的南郡和江夏二郡。这三大集团都力图巩固已有的地盘,并谋求向外扩展,于是荆州便呈现出微妙的形势。曹操方面对于赤壁战败,南郡丢失,到口的肥肉被人夺去是绝不甘心的,随时都想卷土重来。从刘备方面讲,被隔在江南,向外发展受到阻碍。要想依据《隆中对》所确定的政治路线行事,为夺取荆州、进占益州、实现其政治抱负,当务之急便是要取得居于战略要地的江陵,以作为前进的跳板。但因占据南郡(治江陵)的孙权集团是自己的盟友,为了抗曹,仍需结好,不便以武力强夺(即使是诉诸武力,也未见得能够取胜)。故于建安十五年由刘备亲自出马前往京口(今江苏镇江市)会见孙权,请求将南郡拨归自己节制。这便是尽人皆知的“刘备借荆州”故事产生的历史背景。在“借地”问题上,孙权集团内部有着截然不同的两种意见。一种是反对借地,其代表人物是时为偏将军、领南郡太守的周瑜。他对于要把经过浴血苦战从曹操手中夺得的南郡轻易地交给刘备在思想上想不通,感情上无法接受。从狭隘的集团利益出发他甚至建议孙权“徙备置吴,盛为筑宫室,多其美女玩好,以娱其耳目”,并将刘备的虎将关羽、张飞二人分隔开来,“使如瑜者得挟与攻战”。[1](卷54《周瑜传》)可见周瑜等人不但坚决反对借给刘备土地,而且还想要将刘备集团予以吞并。持另一种意见主张借地的只有鲁肃一人,他是从抗拒曹操这个大局着眼的。史载:“后备诣京见权,求都督荆州,惟肃劝权借之,共拒曹公。”经过权衡利弊得失之后,孙权最终采纳了鲁肃的意见,刘备借得了南郡。①鲁肃何以主张借地?孙权又何以接受鲁肃的意见而不采纳周瑜的计策?其间的道理史载甚明。《三国志》卷54《鲁肃传》注引《汉晋春秋》曰:吕范劝留备,肃曰:“不可。将军虽神武命世,然曹公威力实重,初临荆州,恩信未洽,宜以借备,使抚安之。多操之敌,而自为树党,计之上也。”权即从之。同书卷《周瑜传》载孙权不用周瑜之计是因为:“权以曹公在北方,当广揽英雄,又恐备难卒制,故不纳。”据上引二条可知,被视作“英雄”或“枭雄”的刘备,是不大可能一下子就能制服的;而借地给刘备,让其势力有一定的发展,对于孙权集团说来虽有所失,但在当时形势下是最为明智的办法,可以从中收到不少实际的好处。其一,可以巩固孙刘联盟,便于保持自己有利的战略地位;其二,可以缩短战线,避免将自己有限的兵力分散,也有利于摆脱处于曹刘两大集团之间的腹背受敌的处境;其三,使刘备与曹操接境,给曹操树立了一个劲敌,可以牵制曹操的兵力,减轻对自己的军事压力;其四,不致因孙刘不和、相互攻战而令曹操坐收渔人之利。总之,是抓住了“共拒曹公”以图生存和发展这个主要矛盾,因而是唯一正确的策略。鲁肃主张借地,是与他在赤壁战胜后能客观地分析形势分不开的,也是他“曹操不可卒除”思想的体现。所谓“曹操不可卒除”,即曹操终归要除而又不可能很快除掉,而且单纯自身的力量是不成的,故而要与刘备结盟并保持盟好。正是在这种符合客观实际的正确思想指导下,于是才有主动联刘、力主抗曹和借地资备等一系列决策的提出和实施。这些举措反映了鲁肃思想的一贯性,体现他为了达到长远的战略目标而采取的灵活策略和巧妙的斗争艺术。鲁肃以其敏税的政治眼光,综观全局,深谋远虑,不因贪图眼前的局部利益而忽视长远的根本利益,在借地问题上同样是值得称道的。事实上,借地的客观效果是明显的。《三国志》卷54《鲁肃传》载:曹公闻权以土地业备,方作书,落笔于地。寥寥数语,活现出曹操当时的心境,可见所引起的反响之强烈。由于借地,孙刘联盟抗曹的体制得以巩固,对三国鼎立局面的最终形成起到了决定性的作用。我们这样认识问题恐怕是不算过当的。建安十五年,周瑜病死,鲁肃代瑜领兵。鲁肃自主持孙吴军务开始直至建安二十二年病逝为止,始终坚持与刘备集团结好的政策②。在此期间,孙刘两家在荆州的归属上有过争议,也动过干戈,致使联盟产生了裂痕,但联盟关系总算是维持着。这固然是因为孙刘双方都觉得大敌曹操尚存,确有维系联盟的必要;但与鲁肃的某些处置也不无关系③。及至吕蒙代肃领兵,因袭取江陵,擒杀关羽,导致孙刘联盟公开破裂,那就是后话了。总之,在鲁肃生前,孙刘联盟抗曹体制的巩固和维持是与借地密切相关的。前述在借地问题上,孙权舍周瑜等人的意见于不取,而接受鲁肃的意见,应该说是很有见识的。他甚至还主动将自己的妹妹嫁给刘备作夫人,缔结政治婚姻,显然是出于巩固孙刘联盟的同一目的。但是在鲁肃死后,孙权却一反过去之所为,视鲁肃劝他借地资备“是其一短”,这就显得极不公道了。孙权于鲁肃的生前和死后,在借地一事上表现出的不同态度,是有其主客观原因的。为免节生枝蔓,在此不拟讨论。但需要指出的是,孙权基于形势的某种变化,将以往适合时宜的举措加以否定,因而以功为过,以是为非,并影响到对鲁肃的公正评价,这种识人论事的态度显然是不足取的。作为史学家的陈寿不能为鲁肃辩诬,反与孙权苟同,亦不足取。此外,孙权在肯定吕蒙“图取关羽,胜于子敬”的同时,又指责鲁肃所说的“羽不足忌”是“内不能办,外为大言耳”。对此,我们也认为是评价不当的。依鲁肃的智慧才德两论,应该说是出于吕蒙之上的,何以他不去图取关羽呢?原因就在于他要维系住脆弱的孙刘联盟,以便借助关羽所拥有的力量来牵制和抗拒曹操,并非在关羽面前无能为力。明乎此,就可以理解鲁肃在给孙权信中所言“帝王之起,皆有驱除,羽不足忌”的本意了。因此,我们认为鲁肃之不图取关羽,是可以用“非不能也,是不为也”来解释的。综上所述,鲁肃自建安五年正式投靠孙权开始其政治生涯,直至建安二十二年病逝为止,近二十年间,在“汉室不可复兴,曹操不可卒除”的战略思想指导下,始终为辅佐孙权保有江东,以图削除曹操,进而统一全国的宗旨而尽心竭力,在汉末三国的政治斗争舞台上充当了重要角色,参与演出了一幕又一幕历史话剧。早在与孙权的“密议”中,他就提出了一条较为完整的政治路线,后来随着形势的发展,又加进了联刘的内容、吊丧结刘、力主抗曹、借地资备、维系盟好等都是这一路线的生动体现。正是由于有了这条路线,再加上他的身体力行,孙刘联盟才得以形成并能够维系,三国鼎立局面始能出现并得以延续。诚然,所有这些决非是鲁肃一人之力,而是多种因素相互作用的结果。但其间作为政治家和战略家的鲁肃所起的作用是不容抹煞的。尽管由于某些原因,在鲁肃的评价上显得不够公允;更由于后来一些文艺作品的艺术渲染,又致使鲁肃的形象受到不应有的损害。然而我们相信,一旦除去蒙在鲁肃身上的历史灰尘①,一个具有远见卓识的杰出历史人物的形象,就会以其真实的面目展现在人们的面前。参考文献:[1]陈寿·三国志[M].北京:中华书局,1959·[2]司马光·资治通鉴[M].北京:中华书局,1956·[3]刘勉之·论赤壁之战中鲁肃[N].人民日报,1958-01-16;1958-01-17·

写作思路：根据题目要求，以三国演义中的曹操性格分析作为主题，可以从曹操的生性多疑、狠毒残忍性格作为第一点，接着描写该性格同时给曹操带来什么优点，优势的一面，正文：

一、 曹操生性多疑、狠毒残忍

曹操是一个天分极高、权谋极高的人，他好忌、缺乏安全感、容易冲动，所以造就了他生性多疑、狠毒残忍的性格。

曹操生性多疑这一性格特征，在忌杀杨修这一事件上表现得淋漓尽致。曹操重视有才华的人，但是忌才。杨修是一个非常聪明的人，后来杨修辅助曹植对抗曹丕，令曹操心生猜忌。曹操信奉的是“宁使我负天下人，休教天下人负我”的人生准则，所以杨修不得不死。

二、曹操唯才是举、知人善任

怎样使用人才对战争来说非常重要，得天下的战略就是使用人才的战略。三国中曹操是会用人才的典范。曹操实在是爱才，因此，唯才是举、知人善任也是曹操性格的一大特征。

以关羽为例。曹操对关羽算是找个有加，他知道关羽走了之后势必成为心腹大患，所以对关羽十分礼让。这也体现了曹操用才得雄才大略。

三、尚礼重法

曹操的思想受儒家影响，其根基属于儒家思想范畴，尚仁义礼让，并试图以仁义、道德、礼让教民和行政，即“治定礼为首”。另一方面，曹操重法尚术，严刑峻法，史载甚明，这构成曹操思想的另一重要侧面。此即“拨乱刑为先”。

所以，曹操的思想是一个矛盾的统一体。处于乱世之中的曹操既强调刑法，也没有忘记礼教之用。他始终尚礼重法，两手俱用，并在礼法并举、两手俱用中表现出了特有的谲诈之能。

曹操的性格虽是多面的，但最突出的还是他的狡猾奸诈。《三国演义》中，曹操无论做事还是为人，无时无刻不体现他的这一个性。

《三国演义》人物性格分析之陈宫 三国中英雄人物辈出，纵观《三国演义》中的历史，陈宫出场次数并不多，辨其才能：并非能武之人；作为谋士，他的本事肯定又不若诸葛那么神；就连性格也非三国中非常典型的人物。然而人物分析会想写他，只因他辅佐吕布到了最后…… 初识陈宫是因其捉曹操又放曹操一事，看此事件就觉得陈宫是一个忠义之人，他对忠义之士也是相当敬重的，以天下为己任，有着抱负的他，当见到曹操是位为天下的忠义之士时，便毅然弃官从操而逃，对县令一职无留恋，并不在乎名利一事，他所在乎的是国家天下吧，一般说来是难得有人有如此气魄的，所以在我眼中他算得上是英雄了。 而出逃没多远所发生的事情却不好判断陈宫究竟是如何想的了。曹操错杀吕伯奢一家，又说出了“宁教我负天下人，休教天下人负我。”的话，令陈宫察觉其实曹操也是狼心之徒，留操，必有后患，欲杀操又觉不义，只得弃操而投东郡。说到这里，陈宫是力求自己为忠义之士，具有儒家传统思想，他人不义也罢，但自己是应当做一个忠义之人的，这里不杀曹操也没有报官出卖曹操，我也可以猜测陈宫认为曹操是识人之人，两人其实是彼此欣赏的，杀操陈宫心中也有不舍；而他心中也应该知道，此时留下曹操，对自己的未来肯定是巨大的威胁，即使弃操之时无法完全看透以后的国家形势发展，但他还是了解曹操为成大事之人，以后若被操擒，自己必是无后路可退的，这件事算是为陈宫的灭亡埋下了种子。 陈宫在弃操之后辗转投奔了东郡、陈留，后被张超引荐，恰巧吕布来投张邈，宫劝邈结吕布攻衮州，此时是陈宫谋士的身份第一次在《三国演义》中展现，而攻略的对象为曹军之地——衮州。其实刚到陈留的陈宫应该也不非常了解张邈究竟是否为可得天下的明主，但他却直接劝张邈攻衮州，其意图真的是在想帮张邈谋天下？亦或其实是因为知道曹操欲尽杀徐州百姓，而陈宫心中不忍，才出此策略，一方面可令曹操退出徐州，另一方面，又可得新主的信任？ 尔后，陈宫便一直辅佐吕布，在很多人看来吕布是骁勇之人，但却是典型的有勇无谋，因此在后面的几场战役中只要吕布听从了陈宫的谋略，便获得了胜利，从这里可以看出陈宫确实是一个足智多谋的人，在战场上“知己知彼，方能百战不殆。”而陈宫在与曹操的对战中也算是将曹操的性格分析的透彻了，了解曹操会在何时使用什么计谋，因此陈宫在促吕布成业时是有大功劳的，那时的吕布很多事情也肯听陈宫之言，只可惜后来吕布鲜少听从陈宫的谏言，才拖累属下一起被操所缚。 在关于陈宫后来一直辅佐吕布一事，可能很多人都会认为陈宫已经由一个忠义之士，变成了一个放弃国家利益、只图自身发展、摇摆不定、为虎作伥之人，但这里我却有我个人的观点……我认为陈宫是个很有责任的人，他完全的履行着“居其职，司其责”的原则，一开始弃官是因为执政之人已非陈宫想效忠的人，而后几经辗转，跟随吕布；虽然《三国演义》中的吕布实在是个除了武力无什么可取之处的人，但当时的情况，陈宫不另择明主，我觉得是有他自己的原因的，我个人有少许猜测如下：俗语说“伴君如伴虎”，在君王属下做事是要伴着被杀的危险的，此时，选择一个心胸相对宽广的上司于自身是比较好的，曹操虽然惜才，但他也是妒才之人，陈宫已觉他不仁，肯定是不愿再跟随曹操了；但对于吕布，陈宫自己也说布虽无谋，却不似操诡诈奸险，为吕布谋略可尽其所能，因为吕布即使不听陈宫的策略也不会对陈宫如何，而曹操则不一定了……想想杨修之死，自然是觉得辅吕布要来得安心得多；那就又有疑问，为何陈宫当时不去投刘备呢？在《三国演义》里，作者其实是偏向蜀国的，所以在作品中陈宫的做法对刘备算是不仁不义了，一开始刘备以徐州相让时，陈宫说“强宾不压主”，后来又主张吕布攻徐州，再到后来的连袁术灭刘备，看到这里，恐怕又有人要说，陈宫果然已非忠义之人，当日刘备给了吕布安身之地，如今陈宫却又纵布反噬恩主，自是有很多人对陈宫不满了，但我也还是要提那句话“居其职，司其责”，陈宫那时并不了解刘备是否为仁义之人，而当时也没有机会了解，便遇到刘备让徐州之事，即使当时刘备是真有心让吕布掌徐州，此事在陈宫看来恐怕也觉得刘备有疑人之意，才会说“请使君勿疑”一话吧，而后他当然得为自己所伺之主考虑，小沛本来也就不是久居之地，有机会将徐州攻下而获得治理权则更显得名正言顺，本来在天下姓未定之时，大家各伺一人，都是为统领大业发展，谁也不知道最后谁是可得天下的人，而如今他确实应该是尽其作为吕布谋士的职责，从有利于吕布的角度来考虑究竟该如何发展，而后陈宫知晓袁术欲结亲的本意为杀刘备，他主张杀刘备也不是没有他的道理，在陈宫眼中刘备可能本也有些虚伪，外加徐州一事可能对刘备造成积怨，此人不灭对吕布是一大威胁，所以这里并不是陈宫看得不远，而是有些事尽自己的本职就必须那么做。也有人说刘备太虚伪，所以陈宫才不愿投他，具体史实我没有去研究，但仅作品中陈宫的做法我是可以理解的，而且我个人是比较欣赏他这么做的，陈宫跟夏商周的闻仲是一样的：效一主，尽其职。不过说起易主，我想起了吕布屡次不听宫言，陈宫当时意欲弃布而往，却又不忍，又怕被人嗤笑，这里的心情可真的是矛盾，而这里也看得出陈宫还是在乎面子的人。 陈宫最后被俘，实在是吕布听妻而不听陈宫劝言的结果，说起来陈宫也算得上是死于妇人手了，不过却也是死的有志气，曹操欲留，陈宫却就那么平然的赴死了。其实看到这里我是很感动的，可是这里的感慨我又无法很好的表达，只说其实是看到这里才真的觉得陈宫是一个忠义的人才，才想过陈宫在辅佐吕布时矛盾的心情，才想到陈宫是位尽职尽责的谋士了

《三国演义》人物性格分析之陈宫 三国中英雄人物辈出，纵观《三国演义》中的历史，陈宫出场次数并不多，辨其才能：并非能武之人；作为谋士，他的本事肯定又不若诸葛那么神；就连性格也非三国中非常典型的人物。然而人物分析会想写他，只因他辅佐吕布到了最后…… 初识陈宫是因其捉曹操又放曹操一事，看此事件就觉得陈宫是一个忠义之人，他对忠义之士也是相当敬重的，以天下为己任，有着抱负的他，当见到曹操是位为天下的忠义之士时，便毅然弃官从操而逃，对县令一职无留恋，并不在乎名利一事，他所在乎的是国家天下吧，一般说来是难得有人有如此气魄的，所以在我眼中他算得上是英雄了。 而出逃没多远所发生的事情却不好判断陈宫究竟是如何想的了。曹操错杀吕伯奢一家，又说出了“宁教我负天下人，休教天下人负我。”的话，令陈宫察觉其实曹操也是狼心之徒，留操，必有后患，欲杀操又觉不义，只得弃操而投东郡。说到这里，陈宫是力求自己为忠义之士，具有儒家传统思想，他人不义也罢，但自己是应当做一个忠义之人的，这里不杀曹操也没有报官出卖曹操，我也可以猜测陈宫认为曹操是识人之人，两人其实是彼此欣赏的，杀操陈宫心中也有不舍；而他心中也应该知道，此时留下曹操，对自己的未来肯定是巨大的威胁，即使弃操之时无法完全看透以后的国家形势发展，但他还是了解曹操为成大事之人，以后若被操擒，自己必是无后路可退的，这件事算是为陈宫的灭亡埋下了种子。 陈宫在弃操之后辗转投奔了东郡、陈留，后被张超引荐，恰巧吕布来投张邈，宫劝邈结吕布攻衮州，此时是陈宫谋士的身份第一次在《三国演义》中展现，而攻略的对象为曹军之地——衮州。其实刚到陈留的陈宫应该也不非常了解张邈究竟是否为可得天下的明主，但他却直接劝张邈攻衮州，其意图真的是在想帮张邈谋天下？亦或其实是因为知道曹操欲尽杀徐州百姓，而陈宫心中不忍，才出此策略，一方面可令曹操退出徐州，另一方面，又可得新主的信任？ 尔后，陈宫便一直辅佐吕布，在很多人看来吕布是骁勇之人，但却是典型的有勇无谋，因此在后面的几场战役中只要吕布听从了陈宫的谋略，便获得了胜利，从这里可以看出陈宫确实是一个足智多谋的人，在战场上“知己知彼，方能百战不殆。”而陈宫在与曹操的对战中也算是将曹操的性格分析的透彻了，了解曹操会在何时使用什么计谋，因此陈宫在促吕布成业时是有大功劳的，那时的吕布很多事情也肯听陈宫之言，只可惜后来吕布鲜少听从陈宫的谏言，才拖累属下一起被操所缚。 在关于陈宫后来一直辅佐吕布一事，可能很多人都会认为陈宫已经由一个忠义之士，变成了一个放弃国家利益、只图自身发展、摇摆不定、为虎作伥之人，但这里我却有我个人的观点……我认为陈宫是个很有责任的人，他完全的履行着“居其职，司其责”的原则，一开始弃官是因为执政之人已非陈宫想效忠的人，而后几经辗转，跟随吕布；虽然《三国演义》中的吕布实在是个除了武力无什么可取之处的人，但当时的情况，陈宫不另择明主，我觉得是有他自己的原因的，我个人有少许猜测如下：俗语说“伴君如伴虎”，在君王属下做事是要伴着被杀的危险的，此时，选择一个心胸相对宽广的上司于自身是比较好的，曹操虽然惜才，但他也是妒才之人，陈宫已觉他不仁，肯定是不愿再跟随曹操了；但对于吕布，陈宫自己也说布虽无谋，却不似操诡诈奸险，为吕布谋略可尽其所能，因为吕布即使不听陈宫的策略也不会对陈宫如何，而曹操则不一定了……想想杨修之死，自然是觉得辅吕布要来得安心得多；那就又有疑问，为何陈宫当时不去投刘备呢？在《三国演义》里，作者其实是偏向蜀国的，所以在作品中陈宫的做法对刘备算是不仁不义了，一开始刘备以徐州相让时，陈宫说“强宾不压主”，后来又主张吕布攻徐州，再到后来的连袁术灭刘备，看到这里，恐怕又有人要说，陈宫果然已非忠义之人，当日刘备给了吕布安身之地，如今陈宫却又纵布反噬恩主，自是有很多人对陈宫不满了，但我也还是要提那句话“居其职，司其责”，陈宫那时并不了解刘备是否为仁义之人，而当时也没有机会了解，便遇到刘备让徐州之事，即使当时刘备是真有心让吕布掌徐州，此事在陈宫看来恐怕也觉得刘备有疑人之意，才会说“请使君勿疑”一话吧，而后他当然得为自己所伺之主考虑，小沛本来也就不是久居之地，有机会将徐州攻下而获得治理权则更显得名正言顺，本来在天下姓未定之时，大家各伺一人，都是为统领大业发展，谁也不知道最后谁是可得天下的人，而如今他确实应该是尽其作为吕布谋士的职责，从有利于吕布的角度来考虑究竟该如何发展，而后陈宫知晓袁术欲结亲的本意为杀刘备，他主张杀刘备也不是没有他的道理，在陈宫眼中刘备可能本也有些虚伪，外加徐州一事可能对刘备造成积怨，此人不灭对吕布是一大威胁，所以这里并不是陈宫看得不远，而是有些事尽自己的本职就必须那么做。也有人说刘备太虚伪，所以陈宫才不愿投他，具体史实我没有去研究，但仅作品中陈宫的做法我是可以理解的，而且我个人是比较欣赏他这么做的，陈宫跟夏商周的闻仲是一样的：效一主，尽其职。不过说起易主，我想起了吕布屡次不听宫言，陈宫当时意欲弃布而往，却又不忍，又怕被人嗤笑，这里的心情可真的是矛盾，而这里也看得出陈宫还是在乎面子的人。 陈宫最后被俘，实在是吕布听妻而不听陈宫劝言的结果，说起来陈宫也算得上是死于妇人手了，不过却也是死的有志气，曹操欲留，陈宫却就那么平然的赴死了。其实看到这里我是很感动的，可是这里的感慨我又无法很好的表达，只说其实是看到这里才真的觉得陈宫是一个忠义的人才，才想过陈宫在辅佐吕布时矛盾的心情，才想到陈宫是位尽职尽责的谋士了。PS《孤独的勇者——陈宫悲剧形象解读》这篇论文就可以借鉴一下。如果在学校里下载，CNKI，万方之类的网站应该是免费的。

10分，太小气了吧

论蜀汉五虎上将之赵云摘要: 赵云起先是刘备的骑兵护卫长,后来逐步成为蜀汉集团的重要将领之一。历史上的赵云绝非平庸之辈，他有着一些不同凡响的优秀品格.赵云比同时的许多人清醒，他不仅能从刘备集团的长远利益考虑问题，而且注意争取民心。赵云追随刘备多年，总是克己奉公，不徇私情……《三国演义》中人物众多,而且十分生动,在民间广为流传,特别是一些杰出人物甚至是中外闻名,家喻户晓,影响深远,这是其他历史段落无法比拟的.六十年间如此群星闪耀,构成了三国人物的特殊品貌和持久的魅力.在如多的三国人物中,除了智绝千古的诸葛亮外,最受欢迎的恐怕就是常山赵子龙了.作为历史上的真实人物,关羽张飞黄忠马超甚至魏延在才干和对蜀汉政权的贡献上都比赵云高出一筹。但是作为小说中的艺术形象，赵云却比以上众人更加深入人心,提起赵云人人都会竖起大拇指.历史上的赵云，最初跟随公孙瓒，后公孙瓒派赵云帮助刘备，刘备很喜欢赵云便留用了他,因为刘备和蔼公孙瓒是同学,所以公孙瓒很爽快的答应了.赵云起先“为先主主骑”，也就是刘备的骑兵护卫长,后来逐步成为蜀汉集团的重要将领之一。汉末天下大乱，群雄并起，谋臣如雨，猛将如云，赵云并不是最杰出的人物。关羽、张飞都有“万人之敌”，是当世之虎臣,曹操等对头也都是怎么认为的。诸葛亮在给关羽的信中称马超为“雄烈过人，一世之杰”。黄忠“常先登陷陈，勇毅冠三军”。赵云在刘备与曹操争夺汉中的战争中，从容拒敌，以少胜多，被刘备称赞为“一身都是胆”，并号为虎威将军。但全面考虑，赵云仍比关张马黄略逊一筹,所以在历史上蜀汉排五虎上将时赵云在最后一位.说到功劳，赵云也不如关羽、张飞、马超、黄忠、魏延等人。关羽自和刘备结拜后,忠心不二,是刘备最器重的部下,担任重要职务。早在建安四年刘备重新夺取徐州时，就派关羽“守下邳城，行太守事”；在赤壁之战前，刘备只有二支部队：一支是刘琦率领的江夏军队一万人，另一支就是“关羽水军精甲万人”；赤壁之战后，刘备得到荆州六郡，“以羽为襄阳太守、荡寇将军，驻江北”；刘备西定益州，“拜羽董督荆州事”，可见刘备对关羽的信任和器重。而关羽在荆州水淹七军,击退曹仁，生擒于禁，力斩庞德，“威震华夏”，周围几个小郡都脱离曹操统治愿意受关羽节制,吓得曹操想迁离许都,可说是功绩显赫。张飞的功业虽然比不上关羽，但也是刘备的股肱之臣。赤壁大战后，“以飞为宜都太守、征虏将军”；刘备夺取益州后，“以飞领巴西太守”，张飞在巴西打败曹操手下的勇将张郃,使曹操多年不敢再进攻巴西。马超虽然迟归顺刘备的时间比较晚，不是元老级的人物,但他的剽悍善战早已是闻名遐迩.刘备围成都,刘璋坚决抵抗，但一听说马超投了刘备,且在城外,立刻开城出降，也算是为刘备立了一大功。黄忠于建安二十四年斩杀曹军名将夏侯渊，为刘备夺取汉中立下了汗马功劳,曹操闻渊死讯放声大哭。魏延从建安二十四年起镇守汉中，刘备去世后，他更是以蜀汉第一大将的身份，南征北伐，出生入死，建立了累累功勋。而赵云长期跟随在刘备、诸葛亮身边，担当护卫将领,没有独自领兵打仗的机会，功业不如前几位了,自然地位不如关张马黄魏了。建安二十四年，刘备称汉中王，拜关羽为前将军，假节钺；拜张飞为右将军，假节；拜马超为左将军，假节；拜黄忠为后将军，赐爵关内侯；提拔魏延为督汉中镇远将军，领汉中太守。而赵云仅为翊军将军,而这种不三不四没有什么实际意义的将军封号很多人都得到了。章武元年,刘备称帝，关羽、黄忠已经过世，张飞迁车骑将军，领司隶校尉，进封西乡侯；马超迁骠骑将军，领凉州牧，进封斄乡侯；魏延也进拜镇北将军。这时，赵云的官爵却没有升迁。汉代,车骑将军、骠骑将军是一级上将;前后左右将军是二级上将.所以此时赵云的军阶远远低于其他几位将军.建兴五年，诸葛亮驻汉中，准备大举北伐。这时，关、张、马、黄均已去世.魏延以镇北将军、都亭侯的身份，担任督前部，领丞相司马、凉州剌史；而赵云则以镇东将军、永昌亭侯的身份，跟在诸葛亮身边，地位仍然不及魏延重要。这种情况，一直到赵云去世也没有改变。然而，历史上的赵云也不是平庸之辈，他有很多其他人没有的优秀品格：第一，深明大义。赵云的原则是忠君报国救民于水火.而不是为了一己之私.在封建社会中，这是一种难能可贵的人生理想。他先投公孙瓒，后归刘备，都不是单纯出于私人感情。正是这一点，使赵云大大高出一般的赳赳武夫。第二，忠直敢谏。益州刚刚安定，刘备想以成都中屋舍及城外园地桑田分赐给诸将。云驳之曰：“霍去病以匈奴未灭，无用家为，今国贼非但匈奴，未可求安也。须天下都定，各反桑梓，归耕本土，乃其宜耳。益州人民，初罹兵革，田宅皆可归还，令安居复业，然后可役调，得其欢心。”可见赵云比同时的许多人清醒，他不仅能从刘备集团的长远利益考虑问题，而且注意争取民心。所以刘备马上采纳了他的建议。当刘备要去讨伐东吴，为关羽报仇时，蜀国竟无一人敢出来劝说刘备.只有赵云挺身而出，竭力劝阻，指出：“国贼是曹操，非孙权也……不应置魏，先与吴战。”但刘备不听,一意孤行，终于导致夷陵之败，不仅自己送了性命还害了蜀汉七十万将士的性命.使蜀汉元气大伤。综观蜀汉集团的历史，在众多武将中，其他人都不曾像赵云那样，从根本大计上直言规谏刘备，这是赵云识见过人之处。第三，公正无私。赵云追随刘备多年，总是克己奉公，不徇私情。赤壁之战前，刘备曾于博望坡打败曹操大将夏侯敦。在战斗中，赵云俘虏了夏侯敦的部将夏侯兰。他与夏侯兰本是同乡，小时候的朋友。在这种情况下云没有私自放走夏侯兰，而是报告刘备；而且根据夏侯兰的能力为刘备推荐他；让他为蜀国出力.公事公办，实堪称赞!赵云的这一优秀品质早为刘备所赏识，所以刘备曾任他为留营司马，“掌内事”；而他一直兢兢业业，秉公理事。第四，谦虚谨慎。赵云在蜀汉集团中，资历仅次于关羽、张飞，又有救护刘禅之功；但他从不居功自傲，从不争名夺利，与同僚永远保持融洽的关系。这一点，是“刚而自矜”的关羽、“性矜高”的魏延等人所不及的。建兴六年，诸葛亮一出祁山，遭到街亭之败，赵云与邓芝率领的疑兵也在箕谷失利。在撤退时，由于赵云亲自断后，队伍不乱，“军资什物，略无所弃”。诸葛亮对此十分赞赏，要赏赐赵云所部将士。这时赵云毫无沾沾自喜之态，而是诚恳地说：“军事无利，何为有赐?其物请悉入赤岸府库，须十月为冬赐。”透过这番真挚感人的话语，赵云律己之严格，胸襟之开阔，让人钦佩不已。综上所述，历史上的赵云，虽然在功业上不及其他武将，却具有人所不及的美德。这一切，为塑造赵云这个艺术形象提供了坚实的历史生活依据。《三国演义》的作者罗贯中对赵云是抱有深厚感情的.他从自己看待赵云的角度成功地塑造了一个光彩照人的赵云形象。首先，罗贯中超越史书记载，竭力树立起赵云勇冠三军的虎将形象。前面说过，历史上的赵云的武艺和威名并不是最突出的。罗贯中为了把自己心目中的这个英雄人物塑造得更为高大，极大地发挥了艺术想像力，使《三国演义》中的赵云的武勇得到充分的渲染。《三国演义》中的赵云首次出场，就先声夺人，不同凡响：当时公孙瓒在磐河被袁绍大将文丑战败后，“文丑直将公孙瓒赶出阵后山谷而逃……瓒弓箭尽落，头盔坠地，披发纵马，却转山坡，其马前失，瓒翻身坠于坡下。文丑急捻枪来剌。”在这万分危急的时候，忽见“草坡左侧转出一将，马上须无铠甲，拈枪直取文丑……大战文丑五六十合，胜负未分。瓒部下救军到，文丑拔回马去了。那少年也不赶去。”只见这少年“身长八尺，浓眉大眼，阔面重颜，相貌堂堂，威风凛凛。”[1]给读者留下了非常深刻的印象。真正使赵云名扬天下的是惊心动魄的长阪坡之战，但是这一段经典战例是罗贯中编出来的.《三国志·赵云传》:云及先主为曹公所追于当阳长阪，弃妻子南走，云身抱弱子，即后主也，保护甘夫人，即后主母也，皆得免难。根据这一段简单的记载，可以看出赵云在抱着刘禅、保着甘夫人的情况下，只能匆匆撤退，根本不可能在敌军阵中横冲直撞。然而，罗贯中却编织出一连串紧张曲折的情节：先是让赵云两次冲进曹军阵中，救出甘夫人和麇竺，找到麋夫人，接过阿斗，为赵云创造了一个匹马单枪，怀抱幼主的特殊条件。然后，以酣畅淋漓的笔墨描写赵云在曹军中往来冲突，所向披靡，“砍倒大旗两面，夺槊三条，前后枪剌剑砍，杀死曹营名将五十余员。”[2]这一番惊天动地的拼杀，使赵云的形象犹如一尊巨石雕像，巍然屹立在千百万读者心中；使“常山赵子龙”从此成了勇敢坚贞的化身，英武超群的代名词.罗贯中即使在大胆虚构的时候，也不过分吹捧赵云.也没有明写赵云的武艺超过了吕布、关羽、张飞、马超等人。但是罗贯中巧妙地采用多种艺术手法，使赵云的武艺和勇敢得到了比别人更充分的表现，因而产生了更突出的艺术效果。其次，罗贯中使用大量笔墨，从多方面表现了赵云的美德。历史上的赵云的优秀品格，在《三国演义》中大都得到了艺术的再现。例如：用他救出公孙瓒后所说的“方今天下滔滔，民有倒悬之危。云愿从仁义之主，以安天下，非特背袁氏以投明主”，来表现他的深明大义；用劝阻刘备将成都有名田宅分赐诸官，反对刘备为报私仇而伐东吴[，来表现他的忠直敢谏；以他将刘备集团的开基创业放在首位，不贪美色，拒娶桂阳太守赵范之嫂，来表现他的克己奉公；用他不与黄忠争功，打了胜仗从不夸功自傲，来表现他的谦虚谨慎，等等。罗贯中在表现赵云的美德时，特别突出了他的机警和精细。本来历史上的赵云在这方面并不突出，罗贯中又一次发挥了艺术创造的才能，把这一点表现得鲜明而生动，使赵云的形象在刘备集团中更加别具风采。当蔡瑁邀请刘备到襄阳赴会，企图借机加害时，赵云带领三百人马随刘备而行。到了襄阳，“云带甲挂剑，行坐不离”。次日宴会，赵云仍是“带剑于侧”，只是由于刘备下令，才勉强到外厅就席。饮了一会酒，他放心不下，入内观看，发觉刘备已经逃席，他便马上率三百军出城寻找。找来找去，不见刘备踪影，“子龙欲入城中，恐有埋伏，遂引军投新野而归”。回到新野仍不见刘备，他又连夜到处寻找，直到找到刘备才算放心。事情的全过程都可以看出他的机警和精细。正因为如此，刘备和诸葛亮对于他办事都特别放心。诸葛亮出使东吴，指名要赵云按约定日期去接他；刘备到江东娶亲，诸葛亮明言：“吾定了三条计，非子龙而不可行也”；周瑜死后，诸葛亮到柴桑吊丧，又是由赵云保护……赵云从来不像关羽那样傲慢托大，也不像张飞那样鲁莽粗心，总是胆大心细，兢兢业业，一次又一次地圆满完成任务。这一特点同他的英武盖世、忠直谦虚等美德相结合，使赵云成为《三国演义》的武将形象系列中性格最完美的人物。再次，罗贯中精思妙裁，将赵云的亮点一直保持到最后。历史上的赵云的最后一段重要经历是在建兴六年随诸葛亮首次北伐。诸葛亮“扬声由斜谷道，曹真遣大众当之。亮令云与邓芝往拒，而身攻祁山。云、芝兵弱敌强，失利于箕谷，然敛众固守，不致大败。兵退，贬为镇军将军。”[3]对此，罗贯中在很大程度上作了浪漫主义的改造。一是虚构年已七十的赵云在诸葛亮出兵前自告奋勇充当先锋，在凤鸣山连杀魏国西凉大将韩德的四个儿子，吓得韩德“肝胆皆裂”；“西凉兵素知子龙之名，又见英雄尚在，谁敢交锋?……大败而走”。第二天再次与魏军交锋，不到三个回合又剌死了“有万夫不当之勇”的韩德。这一场厮杀，使读者深深感到赵云宝刀未老，雄风犹在。二是虚构赵云剌死了曹真手下的副先锋朱赞，再一次立下战功。三是略而不提赵云“失利于箕谷”的事实。四是绘声绘色地描写了赵云和邓芝从容撤军的经过：赵云让邓芝打起自己的旗号先撤，自己在后掩护，这种虚虚实实的布置使畏惧赵云的魏军不敢放手追赶。赵云却时而冲到魏军面前，剌死其先锋苏顒；时而又出现在魏军背后，一声大喝，“惊得魏兵落马者百余人”。于是赵云安全退到汉中，沿途毫无损失。这样描写的结果，使这次退却在读者心理上似乎成了一次胜利。五是描写赵云谢绝诸葛亮的赏赐，使得“孔明叹曰：‘先帝在日，常称子龙之德。今果如此，言不谬也。’乃倍加钦敬”[4]。这一系列生动的描写，使赵云在最后一次出征中保持了“常胜将军”的威名，并使他的美德在晚年发出新的光彩。为什么赵云形象在读者的心目中会排在所有武将形象之首,比关张等人都高呢?首先，这是因为《三国演义》中的赵云是一个真实性与独创性融为一体的鲜明的艺术形象。罗贯中笔下的赵云，是一个具有非凡本领的、带有传奇色彩的人物形象，同时又是一个符合艺术真实要求的人物形象。《三国演义》中与赵云有关的情节大都于史有据，使艺术形象的赵云符合历史人物赵云；罗贯中将赵云的种种英雄业绩置于特定的时代氛围之中，使赵云形象具有浓郁的时代气息；而且由于罗贯中在描写中相当注意细节的真实。长阪坡单骑救主中，在这个以虚构为主的重要情节里，罗贯中尽情渲染了赵云的非凡武艺和胆略，但没有忘记为赵云设置可信的环境和条件：一是让赵云单枪匹马，没有其他累赘碍手碍脚；二是赵云在冲杀过程中，除与张郃战了十余合便夺路而走之外，其他对手均为曹军中平平之辈，没有构成对赵云的真正威胁；三是曹操为了收伏赵云，下令“不要放冷箭，要捉活的”。这就使赵云有可能突出重围。因此，尽管读者感到赵云的勇武是难以企及的，但在心理上却相信它是真实的。另一方面，罗贯中笔下的赵云，又是一个具有独创性的人物形象。在《三国演义》问世以前，还不曾出现过赵云这样的英雄形象.这个形象的成功塑造，主要是罗贯中的功劳。在《三国演义》写到的数百名武将中，给人留下鲜明印象的名将有数十人，但像赵云那样胆识兼备，智勇双全，机警精细，谦虚谨慎的形象却只有一个，人们决不会感到他与其他名将有什么雷同之处.赵云受到读者的喜爱还和现在人的观念的改变有关.就拿对关羽的印象来说，今天的读者早就没有封建时代的小民对他的那种敬畏和崇拜了。相反，人们很不喜欢他的骄傲自大，目中无人，动辄就把“过五关斩六将”挂在嘴边；对他不顾大局，竟擅自提出要入蜀与马超比武，声称不与黄忠同列，无礼拒绝孙权联姻的要求，等等，人们也很不以为然；对于他在华容道放走曹操，人们更认为是严重丧失立场，敌我不分，是为一己私恩而出卖原则。在今天的读者心目中，关羽的形象已经大大降低了。相比之下，赵云的英勇善战和一系列美德，则更容易得到今天的读者的理解和欣赏，并能被人们批判地吸收。这样一来，今天的读者喜欢赵云甚于喜欢关羽，也就毫不奇怪了。参考书目:[1]《三国演义》第七回 《袁绍磐河战公孙 孙坚跨江击刘表》[2]《三国演义》第四十一回 《刘玄德携民渡江 赵子龙单骑救主》[3]《三国演义》第九十二回 《赵子龙力斩五将 诸葛亮智取三城》[4]《三国演义》第九十六回 《孔明挥泪斩马谡 周鲂断发赚曹休》

小气啊，才这么点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