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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学文科是针对大学文科学生开设的一门基础课程,它是对大学文科学生进行素质教育的必修科目。下面我给大家分享文科学术论文范文，大家快来跟我一起欣赏吧。

文科高职教育课程体系的思考

摘要：《国务院关于大力推进职业教育改革与发展的决定》提出“重点加强职业教育与高等职业教育，职业教育与普通教育、成人教育的衔接与沟通，建立人才成长‘立交桥’”。这是我国经济增长方式转变，产业结构调整的客观需要，是教育系统完善自身，建立现代职业教育体系的需要，也是受教育者自身希望获得“全面发展”和素质提升的需要。人才培养立交桥的建立，需要重新定位人才培养目标，推动培养目标从“能力本位”向“素质本位”发展。越来越多的高等职业院校已经意识到这一转变的现实需要，并且主动在办学实践中尝试探索，但从理论角度，却鲜有系统、直面的论证。

建立人才培养的立交桥，关键在于课程体系建设。课程体系是围绕人才培养目标进行的课程集合，是各门课程分工和配合形成的组织结构，包括各门课程的内容量、课时安排和课程顺序。当前职业教育课程体系无论是理论层面还是实践层面都存在着一些矛盾和困惑，难以体现出教育层次和类型的特点。从教育实践来看，职业教育本身既有层次之分，也有类型之分。层次可分为中等职业教育和高等职业教育，高等职业教育是中等教育后面向职业的高等教育，应包括目前的专科层次、往上的本科甚至研究生层次。根据高考科目的划分，粗线条地将高等职业教育从类型上分为文科高职、工科高职和艺术类高职，以方便归纳共同点，对比不同特点，进行有区别的分类指导、分类评价。文章以文科高职课程体系现实中存在的问题为出发点，思考构建文科高职课程体系，以点带面，进而探讨文科高等职业教育在建立人才培养立交桥方面的应有之义。

文科高等职业教育课程体系中存在的问题

目前，文科高职的课程体系，在课程内容、理论课时量、评价标准等方面，皆存在着亟需解决的问题。

1.课程内容“压缩饼干”现象，折射出目标定位不清的问题

目前，文科高职课程内容，多采取的是本科“压缩饼干”方式，照搬学术型本科教育相关专业的课程结构和内容，只是由于学制的限制对每门课程进行内容删减。这种课程内容，目标定位不清，模糊了文科高职课程的特色，内容不完全，每门课程知识量少，信息量小，难以提高学生的综合素质和培养可持续发展能力。课程内容定位不清，造成以就业为目的的学生，学习的内容肤浅，综合素质难以达到社会岗位需求，就业竞争力不强。而以升学为目的的学生，提升教育层次后，课程内容整体都学过，不断“炒冷饭”，浪费教育资源，难以提升学习的兴趣和效率。

2.一味强调“够用为度”的后果，忽视了专业类型的需求

《教育部关于加强高职高专教育人才培养工作的意见》中指出：高职教育“基础理论教学要以应用为目的，以必需、够用为度”。如何理解高职教育的理论“够用为度”，直接影响着高职院校的课程结构和内容。忽视高职教育不同类型的特点和需要，不与人才培养目标保持一致性，是无法正确限定何为“够用”，多少为“度”。文科高职对于理论知识够用的“度”，显然不同于其他类型高职，课程结构分配方面应该符合自身类型需要，满足人才培养目标要求。

3.围绕评估“指挥棒”的单一标准，导致了专业建设同质化严重

高职院校人才培养工作评估如同一个隐形的“指挥棒”，规范高职院校办学之余，也使得各种类型高职教育发展趋同，形成“千校一面”的发展模式。高职评估指标体系基本是以占据主导话语权的工科高职教育规律为标准，忽视文科高职对于技能培养、素质养成方面的特殊要求。盲目围绕评估“指挥棒”转，生搬硬套工科高职课程模式，文科高职课程评价遭遇尴尬，造成目标制定不符合培养特点，课程体系缺乏有针对性的系统化设计，培养的人才与社会实际需求脱节，同时也不利于受教育者自身全面发展。

文科高等职业教育课程体系构建的原则

文科高职课程体系构建，要超越实然状态存在的各种问题，在应然层面坚持以下三个原则。

1.课程以培养学生综合素质为本

不同类型的高职教育，其办学宗旨不同，服务的社会需求不同，课程目标的选择自然具有差异，各有侧重点。当前，社会对高职人才的需求不再仅仅满足于有够用的知识基础或有一定的专业技能，社会对高职人才的要求呈现综合化趋势，更加看重人才的综合素质。美国社区学院倡导AOI(academic and occupational integration)理念，探索学术课程与职业课程的融合，就是顺应这一趋势的要求，培养的人才既要有娴熟的专业技能，又要有相当的理论水平。文科高职教育，课程目标不同于占据话语权的工科高职，课程体系的指导思想并非定位于“能力本位”，而是“素质本位”，课程设置更加注重人的“全面发展”和综合素质，特别是人文素质的养成，培养学生成为具有当代社会文化底蕴的完整人。

2.课程必须培养学生的一技之长

高职教育是一种以就业为导向的教育，其职业方向性的特点决定了它必须适应社会的就业需求。课程体系需要对接某类职业岗位，让学生获得胜任社会岗位的专业知识和技能，努力让学生拥有一技之长的生存之道，懂得“怎么做”并且“能够做”。文科高等职业教育培养的职业技能，既包括部分需要反复练习以动手为主的经验型技能，也包括部分需要高认知参与以理解运用为主的抽象型技能，因此课程培养的一技之长，没有必要机械化定义。文科高职课程注重与工作任务直接相关的能力标准的学习，更强调培养具有广泛迁移性的核心能力，注重具体岗位以外的可持续发展能力的培养。

3.课程注重培养学生理解社会的能力

文科高职教育主要服务于第三产业，培养目标定位在人文社会科学的应用型人才、从事基层社会公共管理工作的管理人员和社会公共服务工作的服务人员，人才标准为复合型高素质应用人才。文科高职教育培养出来的学生，其面对的工作对象大多数是具体的人和由人组成的社会，课程目标包括“服务于人”“服务于社会”，课程体系必须能够培养学生了解社会、理解社会的能力，使学生认同社会主流价值观和审美观，具有良好的与人相处、交往的能力，提高社会责任感，加强“社会人”的素质。 文科高职课程体系构建的思考

文科高职课程体系的构建，需要根据培养目标，在战略层面、结构层面、内容的理论课和实践课层面，提出建设性的措施。

1.文科高职课程体系构建的战略层面——完善体系，明晰层次

职业教育不同于职业培训，其重点更多在于“养成”和“发展”，因此课程内容需要保持完整，每门课程保证足够的知识量，反对课程内容采用本科“压缩饼干”的方式。国外高等职业教育课程内容层次是比较清晰的，如会计有初级、中级、高级之分，每门课程内容是完整、足量的，不同层次的课程可以在实践方面给不同层次的教育提供基础。

文科高职课程内容，应考虑到人文社会科学课程内容的广度和扩展度，按照层次开展。目前的文科高职教育，应该在三年中完成高职人才的培养，每门课程质量符合高等教育课程标准，满足进入职业岗位的学生的实际需要。对于升入高一层次的本科教育的学生，课程体系增加的是扩展课，课程内容是理论知识的延伸，通过课程学习，学生获得的是发展的能力、扩展就业范围的能力。

2.文科高职课程体系构建的结构层面——形成“宽基础、活模块”

文科类知识的结构呈现出非线性、弥散特点，知识体系比较“杂”，知识结构如同“W”或“M”型。文科高职教育要求学生拥有较深厚的人文底蕴，课程结构弹性相对大，学生学习的范围广，理论基础扎实宽厚。因此，文科高职课程结构的“宽基础”，应着眼于多方面复合能力和较强的综合素质的培养，以及对通用知识的要求和追求学生可持续发展的能力。“活模块”是指为适应职业岗位群所设计的知识单元和技能单元，以专项职业技能训练为主，以职业资格为导向设置课程结构、组织教学内容，着眼于技能的培养。

文科高职课程结构的“宽基础、活模块”，可以由“综合素质课程+职业基础课程+职业能力课程+职业素养课程”四部分组成。其中，综合素质课程主要针对学生职业生涯所需的综合素质要求，着重培养学生正确的思想政治观念、良好的职业道德品质、良好的沟通与协作能力、信息处理能力、解决问题能力等通用素质，下设思想政治课程、语言文化类课程、身心发展类课程以及职业指导类课程。职业基础课程主要为学生职业技能的学习提供必要的基础知识，提供所学专业的相关理论。职业能力课程对应的是职业领域的核心技能，目的在于培养学生的专业技能和职业综合能力，主要包括职业核心技能课程、职业能力拓展课程和综合实践课程。职业素养课程着眼于学生的可持续发展，主要包括素质教育模块和职业技能模块，其中素质教育模块包括通识教育内容，职业技能模块包括通用职业能力类课程、专项技能类课程、职业资格类课程和技能提高类课程。

3.文科高职课程体系构建的理论课层面——结合专业，强调“人文”

不同专业具有不同的能力要求，课程侧重点也有所差异。例如，文秘专业的学生，个人思维能力、决策能力更加重要，而汽车维修专业的学生，具体操作的技能更为重要。文科高职教育的核心知识多包含在通识知识中，课程内容方面专业课程与通识教育课程融合度很高，核心技能主要来自于综合素质，通识能力会直接提高职业技能。因此，文科高职课程体系中对于理论课“够用为度”的理解，要结合专业特点界定“度”，并且强调“人文”。

“够用”的着眼点不能仅仅盯着当前的岗位群需求，而要将目光放长远，根据专业发展的趋势和行业发展的前景，科学分析、预测学生应学习的理论知识类型和数量，为学生就业和进一步发展留有较宽的选择空间。同时，“够用”并不意味着理论知识盲目压缩、变浅，不能片面地把“够用”认为是对知识的一知半解，而应考虑到文科类专业的职业岗位需求，突出“人文”特点，加强理论知识的复合性和综合化，扎实掌握必要的专业理论知识，拓宽培养人文素养的通识知识，构成学生提升学历层次的基础。因此，正确理解理论知识“够用为度”是文科高职学生可持续发展的前提和基础。文科高职理论课程一方面应加强对专业特点进行剖析，建设与专业就业岗位群联系紧密的专业基础课，使理论课程的学习既具有职业岗位特点，又能满足学生今后可持续发展的基本需要;另一方面通过广泛设置的选修课、讲座等，采取集中、分散、浓缩、强化等不同课程形式，加强通识课程的渗透，提高学生的人文素养和综合素质。

4.文科高职课程体系构建的实践课层面——突出“综合素质”，合理设计

职业教育课程体系中必须包括一定量的实践课程，但文科高职与其他类型高职的实践课程有一定差别，一方面要体现出职业教育实践课程的普遍特点，强化专业技能训练，另一方面要突出文科高职特色，加强“综合素质”培养。文科高职实践课程可以按照“通用职业能力养成——岗位核心能力培养——职业环境下的综合职业能力形成”的职业能力形成内在要求进行设计，通过课内实训、课外实训和专项实训的途径，建立起实践课程模式。通用职业能力实践课程，主要是社会性能力训练，旨在训练对于文科高职学生来讲比较通用的职业技能，如语言表达与沟通、礼仪、文书写作、文字录入、英语应用能力、计算机应用能力、团队合作等，可以通过一些专项实训课程进行。岗位核心能力实践课程，重点是单项技能的实训，可以通过校内模拟或仿真实训，或校外社会大课堂进行社会服务来进行。综合职业能力通过顶岗实习的课程安排，使学生在真实的职业环境中学习与实践。

文科高职实践课程的设计不同于工科，一些专业难以做到完全顶岗实习，如国际贸易、会计等专业，因为涉及到商业秘密，企业不可能让实习生全面触及，与其勉为其难地顶岗实习，不如采用“走岗”的方式进行。此外，一些原生态的工作过程并不必然凸显文科专业的教育功能，简单将学生置于真实岗位中，反而会让学生对理论基础和技能经验缺乏比较和反思，从而限制学生专业技能和综合素质的生成和发展空间。因此，对于文科高职实践课程的教学方法，可以采用研讨式、案例式、模拟式、项目教学等，注重实践过程的反思，增强实践的认知性质，强调高路径学习，让学生从实践课程中提高举一反三和创新能力。

参考文献：

[1] 李兰巧.文科高职实践教学体系设计与组织实施[J].中国现代教育装备，2011，(21).

[2] 朱依萍.谈“够用为度”与高职学生的可持续发展[J].河南职业技术师范学院学报(职业教育版)，2007，(1).

[3] 周文根，何杨勇.论构建高职教育的职业技能核心课程体系[J].职教论坛，2008，(2).

(作者单位：北京青年政治学院 梁绿琦系该学院院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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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文科学原指同人类利益有关的学问，有别于在中世纪教会中占统治地位的神学。下面是我为大家整理的人文社会科学学术论文 范文 ，希望你们喜欢。

人文社会科学的前沿阵地

1、先秦 哲学 研究

首先，通过出土 文献 的研究，对先秦思想史上的许多观念进行了新的诠释探讨。

“性与天道”的 问题 。此问题属儒家的“形而上”思想，传世的先秦儒家文献虽有之，但为孔子所“罕言”，一般认为至宋明 理学 才把这一问题突出出来。但郭店楚简中的《五行》、《性自命出》等篇，集中论述的就是“性与天道”。因此，学界对此问题在先秦儒家思想中所占有的重要地位有了新的认识。

“性与情”的关系。郭店楚简中的“性与天道”思想重视“情”，《上博简(一)》将《性自命出》改名为《性情论》。对“情”以及对“乐”之作用的重视，反映了先秦儒家思想与 社会 生活和人的情感的密切关系，这与宋明理学的重“性”贬“情”有着不同的思想倾向。因此，“理性与情感”遂成为先秦儒学以及宋明理学研究中的一个重要问题。

儒学与经学的关系。儒家的“六经”体系以前一般认为至汉代才形成，但郭店楚简中的《六德》和《语丛一》已将《诗》、《书》、《礼》、《乐》、《易》、《春秋》并列。郭店简文中频繁地引《诗》、《书》，有的是引所谓“《古文尚书》”的 内容 ，几篇文献与《礼记》(包括《大学》与《中庸》)有密切关系，《上博简(一)》中有前所未见的《孔子诗论》，这些都使学界更为重视对先秦儒学与经学关系的重新认识。

儒学与治道的问题。郭店简《唐虞之道》篇集中论述“禅而不传”的思想，认为君位的继承若不是“禅让”而是“传子”，则不能“化民”。《上博简(二)》中的《子羔》和《容成氏》也是主张“禅而不传”，大意是说“至于禹而德衰”，这与孟子所说禅让与传子“其义一也”以及荀子否认“禅让”说有明显的不同。因此，对于儒学的民本主义与君主制“家天下”的关系问题，学界已有新的认识。另外，郭店儒家文献强调君主自身要率先做到“忠信”，君对臣应该“忠敬”，父子关系高于君臣关系，这对于重新认识儒家的“以德治国”思想和君臣关系 理论 也提供了新的认识视角。

其次，近年来一些出土文献的发现有可能改写先秦哲学的学术谱系。

在郭店楚简中，道家文献有竹简本《老子》和《太一生水》，前者的字数只占传世本《老子》的2/5，后者为前所未见。儒家文献有《缁衣》、《五行》，以及前所未见的《性自命出》、《唐虞之道》、《穷达以时》、《六德》、《忠信之道》等。《上海博物馆藏战国楚竹书》已出四册，第一册有前所未见的《孔子诗论》和见于郭店楚简的《缁衣》、《性自命出》等，第二册有内容见于《礼记·孔子闲居》的《民之父母》和前所未见的《从政》、《子羔》、《容成氏》等，第三册有迄今发现最早的古本《周易》和前所未见的《中弓》、《恒先》、《彭祖》等，第四册有前所未见的《采风曲目》、《逸诗》、《昭王毁室》、《相邦之道》、《曹沫之陈》等。这些文献的成书年代及其与传世本的关系等问题，学术界的认识不一，而不同的认识便涉及先秦哲学的学术谱系。

如竹简本《老子》与帛书本、传世本《老子》的关系问题，学界形成几种不同的认识，这就把一直有争论的“孔老先后”问题 发展 到一个新的阶段。关于儒、道关系问题的新探讨，也必然涉及如何判定竹简本《老子》的性质。这些问题 目前 还不可能取得比较一致的意见，但近期已有多篇关于如何认识竹简本《老子》的学术综述，这反映了学界对此问题的关注，可望对这一问题的认识能有所进展。《上博简(二)》中的《民之父母》有“无声之乐，

无体之礼，无服之丧”的表述，其内容见于《礼记》的《孔子闲居》，以前认为这是儒家受到道家“无”之本体论 影响 的结果，但《民之父母》的出现，使学者们重新考虑儒家自身的“形而上”思想。郭店楚简的几篇儒家文献，学界一般认为其成书年代在“孔孟之间”，但也有不同观点。因这些文献与孔门七十二子、子思、孟子、《礼记》等有密切的关系，所以先秦儒家的学术谱系也是学界需要解决而正在深入探讨的问题。

2、秦汉思想史研究

秦汉 时代 的思想、制度、 文化 转型奠定了此后两千年 中国 历史 的格局，因此探讨秦汉思想及其历史地位颇具重要意义。近年来，由于 现代 新儒家的“三期发展说”略过了秦汉，遂使秦汉思想的研究处于相对比较沉寂的状态。不过，即使在新儒家内部对于秦汉思想的历史地位也有不同看法，如徐复观的《两汉思想史》便给予了两汉思想以极高的历史评价。此外，钱穆先生的西汉今古文经学的研究，特别是《刘向歆父子年谱》一书，基本上澄清了清代以来关于汉代经学的误解。近年来，在 台湾 关于历代经学文献的研究逐渐盛行，林庆彰曾主持编集了经学的研究资料，同时 组织了多次经学讨论会。另外，近年来关于汉代思想整体的研究，台湾的龚鹏程曾撰有《汉代思潮》一书。

在大陆，关于汉代经学的研究近年来也被一些学者所重视。如陈苏镇曾就汉代春秋学与汉代 政治 的关系，撰有《汉代春秋学与政治》一书，着重于探讨汉代经学特别是春秋学与汉代政治格局的关系。在汉代经学系统的研究上，王葆玹成果突出，他曾出版了《西汉经学源流》一书，对西汉经学的系统和文献源流进行细密的考证研究，在此基础上又扩展为《今古文经学新论》一书，成为近年来经学研究的代表性著作。

汉代思想的显著特色是对先秦时期诸家思想的整理和综合，经学便是儒家采纳道、法、墨、阴阳等家思想，而融贯成的新的儒家思想体系。同样，在汉代同时还发生着从其他思想立场出发的综合融会 工作，《淮南子》一书便是这种工作的代表，即所谓杂家。对于杂家的研究，一方面可以将其作为先秦思想的集成，而从中爬梳追溯先秦思想的材料及其在秦汉时期的变化，而另一方面则可以为我们理解汉代对先秦思想的 总结 和综合的整体面貌及其气度，提供经学之外的另一条路径。陈静的《淮南子》研究是汉代杂家研究的最新进展，她的新著《自由与秩序的困惑》一书填补了汉代杂家特别是《淮南子》研究的空白。

3、魏晋思想研究

魏晋玄学研究自汤用彤先生开辟以来，一直是中国哲学史学科中的一个重要方面。其与佛学之传入和中国化之关系，其与宋明道学之兴起的内在思想史逻辑，都曾是前辈学者反复致思之所在。90年代以来，魏晋玄学研究曾经出现了一次不小的研究高峰。王葆玹在90年代出版了《玄学通论》一书，将此前他对正始玄学的研究扩充到整个玄学系统的研究。最近他又 计划在以前的玄学研究基础上继续扩展，完成《魏晋隋唐时期的文化与玄学》一书。2004年底，余敦康先生出版了总结其多年玄学研究成果的精心之作《魏晋玄学史》，该书兼重玄学的思想系统和历史发展，是近年来玄学研究的代表作。

4、宋元明清思想研究

宋元明清时期，据日本学者的历史分期，称之为中国的近世，或中国的前近代。唐宋文化转型后的中国是近代中国历史的基础，因此，其在思想史和社会政治史上的重要性毋庸置疑。以往这一时期的思想史研究，习惯上宋、明连续，这主要是出于将宋明理学作为一个完整而连续的系统来对待，清代思想史则被视为对宋明理学的反动。

近年来，由于对宋明思想史的研究已经大致打破了仅以宋明理学为研究对象的研究范式，因此出现了两种倾向：一是北宋思想史的地位日益重要，这意味着宋学而非仅宋明理学成为了研究宋代思想史的出发点。这种转变并不意味着理学或道学的重要性降低，而是更关注于道学兴起的历史动因及其政治文化功能。近年，余敦康著《内圣外王的贯通》、卢国龙著《宋儒微言》等，都是对宋学中几种不同话语与北宋政治的关系加以研究，基本上将宋学作为不同政治论纲的思想来看待。李存山关于范仲淹与宋代儒学复兴的研究，也是着眼于对宋学兴起的动因及对宋学整体和道学之精神实质的理解。在余英时的《朱熹的历史世界》一书在大陆出版以后，李存山 发表《宋学与〈宋论〉》一文，除了对余英时把道学与宋代士大夫政治文化相 联系的主要观点给予肯定之外，还对王夫之和余英时有关宋学的某些论说进行了商榷。

二是明清思想史的连续性得到了重视，钱穆和余英时的清代思想史研究着眼于清代思想与道学的内在关联，把清代的考证学取向作为道学逻辑中对“道问学”的强调来看待，以有别于明代王学的“尊德性”。鉴于宋元明清时期思想史的重要性，大陆已有学者将这一时期的思想史称之为近世思想史，如陈来即把其专论此一时期思想史的论著命名为《中国近世思想史研究》。

在宋元明清思想史研究的复杂变换之中，坚持道学研究的传统仍然是主流。陈来最近出版了研究王船山道学思想的大著《诠释与重建———王船山哲学的精神》，重新将王船山放置在宋明道学思想的谱系中来加以定位，是王船山研究的重要新成果。彭国翔的《良知学的展开》勾画了晚明心学的整体图景，是近年来晚明心学研究的重要著作。马晓英的颜钧和泰州学派研究，也填补了晚明思想史研究的空白。

5、道家和道教研究

90年代以来的道家、道教研究，具有道家与道教合流的趋势，出现了“道学”的提法。这方面的代表有胡孚琛、吴光、宫哲兵等学者。同时在道家哲学研究中出现了两种趋向：一是西方学者对道家的生态哲学关注很多，试图从道家思想中发展出一种一般的生态哲学;二是在道家、道教思想的基础上提出“新道学”，将其作为一种适应现代社会的普世性的思想系统，胡孚琛在《道学通论》等著述中对此有多种论述。关于运用“道学”或“新道学”来描述在现代社会中展开道家思想的努力是否恰当，学界仍有争论。董光璧、陈鼓应、冯达文等都主张运用“新道家”的提法。

在道教研究方面，养生学日渐受到重视。在美国的波士顿成立了养生学中心，德国慕尼黑正在筹办养生学的国际研讨会。与此相联系，内丹学研究也渐成为国际道教研究的 热点 ，内丹学中的身心哲学问题受到国内外学者的重视，同时也出现了“身体哲学”的提法，“可思维的身体”观取消了身心之间的二元对立，而将身体视作是物质与精神的中间层次。在这些方面，中国社科院哲学所胡孚琛的研究居于国内外领先水平。

近年来，道家道教研究的一个基础工程是编修了《中华道藏》。该项目由中国道教协会、中国社科院道家道教研究中心和华夏出版社共同发起，随后又得到了国家宗教事务局的正式批复，得到了国家古籍整理小组的鼓励，被列为“十五国家重点出版规划项目”。2003年，煌煌49册的《中华道藏》终于完成。

6、佛教思想史 研究

中国 的佛学研究从民国时期 现代 学术建立以来即从属于中国 哲学 史或思想史研究，当然在佛教内部也一仍旧贯，始终延续了其教义教理的研究。值得 反思 的是，在民国佛教复兴运动中兴起的支那内学院的佛学研究(吕澄先生特称之为“院学”)，却不是以上两种研究框架所能容纳涵盖的，而这种研究却由于1952年支那内学院的解体而不复存在。无论是支那内学院的所谓“院学”，还是中国哲学史或思想史的佛学研究，以及佛教内部的教理教义研究，严格说来都与近代欧洲兴起而 影响 至日本的佛教学不同。在检讨近期以来的佛学研究时，我们发现随着佛教研究的逐步恢复和 发展 ，学界关于佛教研究 方法 及旨趣的思考也在逐步展开。其中的一个主要潮流是集中思考如何在中国建立真正意义上与欧美日本佛教学研究接轨的佛教学研究。当然，在此潮流当中也发生了一些批评性的意见，即为确定中国自己的佛教研究的特色，我们应该如何建立自己的研究方法。与这种反思意识配合，中国佛学研究界的一些青年学者开始关注日本佛教学界80年代以来出现的“批判佛教”思潮，借用日本佛教学内部对于自身研究局限的思考来重新为我们自身的佛学研究定位。

汤用彤先生的佛教史研究一直是典范之作，在这一典范的影响下，佛教学界形成以史学意识为主的佛教史学研究。这一史学意识在建国后与马克思主义的意识形态方法结合，成为马克思主义的佛教研究，并形成了80年代具有代表性的《中国佛教史》一书。90年代以后，参与该书撰写的专家都纷纷转入更为精深的 历史 研究，开展出众多佛教宗派研究的新局面。其中，禅宗史研究是重中之重，杜继文和杨曾文分别撰写了两部禅宗史。此外，洪修平和魏道儒的禅宗史和华严宗史研究也颇具代表性。最近，龚隽和徐文明的禅宗史研究是这方面的新成果。近年来，唯识宗和天台宗研究逐渐兴盛，涌现出许多有价值的专著。在唯识学研究方面，比较有代表性的有徐绍强、程恭让、张志强、魏德东、周贵华等学者。天台学方面则以张风雷、李四龙为代表。值得关注的是，方广锠的藏外 文献 和佛教经录研究，是佛教教史和教理研究的基础，且为编撰新的佛藏准备了前提。方立天近年出版的几部佛教研究专著，系统阐述了中国佛教哲学，是中国哲学史范式中最具代表性的著作。近年来，对近代佛教的研究也成为 热点，在这方面有筚路蓝缕之功的是楼宇烈，他的近代佛教人物研究将学界的注意力引向了近现代佛教，太虚、欧阳竟无以及章太炎、梁启超等人的佛教思想都成为近代佛教研究的重心。在这方面，麻天祥、李向平的近代佛教思潮研究，程恭让的欧阳竟无研究也具有代表性。

在诸多研究当中，还出现了一种强调佛教与中国思想史脉络之间有机关联的研究倾向，这一倾向力图将佛教研究与中国思想史研究结合起来，使佛教研究成为透视中国思想史的一个视角。张志强 目前 承担的国家社科基金课题“二十世纪佛学思潮与中国思想的现代转换”便是这一方向上的努力，并且已完成和 发表了《哲学、史学与量论》一文。

7、近现代思想史研究

在近十多年的近现代思想史研究中，对现代新儒家的研究成果颇为显著。方克立主持的国家重点课题“现代新儒学思潮研究”开创了使现代新儒家研究成为显学的新局面。在这方面，郑家栋出版了《现代新儒学概论》等多种专著，其他如黄克剑的《挣扎中的儒学：论海峡彼岸的新儒学思想》、方克立的《现代新儒家与中国现代化》、陈来的《人文主义的视界》、颜炳罡的《当代新儒学引论》等都很有研究深度，力图对新儒家思想作出反省和超越。在方克立、李锦全主编的“现代新儒学研究丛书”中，人物研究系列的郭齐勇著《熊十力思想研究》、曹耀明著《梁漱溟思想研究》、张祥浩著《唐君毅思想研究》、宋志明著《贺麟新儒学思想研究》，吕希晨和陈莹著《张君劢思想研究》等，以及 专题研究系列的陈少明著《儒学的现代转折》、韩强著《现代新儒学心性思想研究》、武东生著《现代新儒家人生哲学研究》、李毅著《中国马克思主义与现代新儒学》、赵德志著《现代新儒家与西方哲学》、施忠连著《现代新儒学在美国》、卢升法著《佛学与现代新儒家》等，都是研究现代新儒家的重要成果。2005年在武汉大学召开了第七届当代新儒学国际研讨会，与会的一百多位中外学者围绕会议主题“儒学、当代

新儒学与当代世界”进行了广泛深入的探讨，此次会议标志着当代新儒学研究进入一个新阶段。

在对以新儒家为代表的 文化保守主义研究之外，对中国马克思主义和自由主义的研究也是近现代思想史研究的重心所在。如徐素华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在中国》对于马克思主义哲学在中国的传播、发展和中国化，以及马克思主义哲学在“中、西、马”互动中的主导地位，进行了深入、系统的阐述。中国社科院哲学所张利民在自由主义和中国马克思主义的思想史研究方面开始较早，积累深厚，在国内学界具有一定的影响力。李存山对于儒家思想的近现代转型，特别是对于张岱年在三四十年代的新唯物论思想，也有比较深入的研究。2005年在吉林大学召开第五届马克思主义哲学论坛，会议主题之一是“中西马”对话与建构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形态。张岱年、冯契的哲学思想在马哲论坛上受到研究者的重视，他们的思想在京沪两地也曾举行专题会议进行研讨。

8、中国哲学学科发展趋势

中国哲学(史)学科是一个以基础研究为主的、作为哲学 理论 研究一个分支的学科。因此，它除了遵循其自身的即所谓“内在理路”的发展 规律 之外，它还要面对 时代 的现实 问题 而进行反思，不断地与时俱进。随着我国 社会 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发展，我国 经济 实力的日益提升，“构建和谐社会”、“以人为本”、“ 科学 发展观”、“以邻为善”和“和谐世界”等发展战略的提出，以及面对全球化给人类造成的一些全球问题，如何使中国哲学研究更多地 联系现实问题，弘扬中国哲学和文化的优秀传统，以应对时代现实问题的挑战，使中国不仅成为一个经济大国，更成为一个文化大国，即“德力俱足”、“硬实力”与“软实力”俱足的国家，为中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和中华民族的复兴，为世界的和平、人类的共同进步与天人和谐，作出自己的贡献，此为中国哲学学科发展的努力方向。

近年来，关于文明对话中儒家传统的作用和地位问题，以及由此展开的关于儒家的“和谐”“民本”思想、儒家与宗教、儒家与生态、儒家与全球伦理等问题的讨论，以及2005年学术界举办的“中国哲学的现代化与世界化”、“朱子学与和谐社会”、“朱熹思想与现代社会”、“文明的和谐与共同繁荣”、“ 自然 ·和谐·发展———弘扬老子文化”等学术研讨会，都昭示了中国哲学研究不仅具有重要的历史文化和理论价值，而且具有重要的民族复兴、文明对话和人类共同进步的现实价值。(2005年郭沂发表的《儒学当代发展的回顾和展望》、张利民发表的《不断丰富、发展传统美德内涵》、李存山发表的《“人本”与“民本”》《忠恕之道与世界和平及 环境保护》，都注重阐发了儒学的现实意义。)

时代问题的解答对中国哲学(史)学科可能有的要求，大致有以下几方面：

首先，严格说来，中国哲学是在世界历史的“轴心时期”发生在中国的“哲学突破”的一种类型，其后果是产生了与西方和印度不同的中国文明类型。这种“哲学突破”而形成的文明类型主导了以后中国历史演化的方向和性格。因此，对中国哲学的研究实际上便是对中国文明类型的因素、原理和观念的研究，通过对中国哲学的研究，我们不仅要知道中国文明的独特价值，更要知道这种独特价值是如何塑造着中国的历史、安顿着中国人的生命、 组织着中国人的社会生活的。因此，通过对中国哲学的精神、结构和原理及其历史形成的研究，更深入地理解中国文化的内在价值及其历史逻辑，以应对今天中国的文化处境，是中国哲学研究的基本任务。正是在这个意义上，中国哲学研究需要不断地回溯到轴心时代。因此，先秦、秦汉的哲学研究一直是显学，其重要性由于近年出土文献的发现和整理而更加突出，在今后仍然会继续成为中国哲学研究的热点。

其次，中国文化从先秦诸子到汉初的“独尊儒术”，此后形成儒道互补和儒、释、道三教并行的基本结构。这种基本结构不仅贯穿中国的历史，而且影响中国的现在与未来。因此，对于汉代的儒道互补，两汉经学与魏晋玄学，儒、释、道三教哲学的研究，以前是、今后也将是中国哲学研究不可或缺的方面。对于儒、释、道三教的关系以及形成这种关系的社会历史环境和文化根源的研究，以及对于儒、释、道三教与____、伊斯兰教的比较，不仅可以深入理解中国历史文化的内在意蕴，而且有助于探讨今后中国文化和世界文化的“多元互补”“和而不同”的发展途径。

第三，在经历了魏晋南北朝和隋唐时期的“儒门淡薄”之后，北宋时期儒学呈现复兴之势，道学或 理学 兴起，历史学家谓之“中国文化造极于赵宋之世”(陈寅恪语)，现代新儒家称此为“儒学的第二期发展”。宋元明清哲学作为中国前近代的“近世”哲学，在一定意义上提供了中国近代哲学所由以出发的应对西方文化的挑战而实现近现代转型的思想观念的前提。对于宋代儒学复兴的社会背景和文化条件，宋明理学与佛道二教的关系，宋明理学的“内圣”与“外王”、道义与功利、道统与政统的关系，宋明理学的理本论、气本论和心本论等派系的关系，宋元明哲学与清代考据之学(或宋学与汉学)的关系，宋明理学与西方哲学的比较，宋明理学与中国近现代的文化保守主义、自由主义和马克思主义的关系等，这些问题都将可能成为进一步研究的热点。

第四，在经历了“关于中国哲学的合法性”讨论之后，对于中国哲学理论的宏观研究有可能继续。关于中国哲学的世界普遍性和民族特殊性，中、西、印哲学的比较，中国哲学和中国文化的特质，中国哲学的“实质系统”与“形式系统”，以及这一系统内部的本体论与宇宙论、天人关系、人性论与价值观、“尊德性”与“道问学”、 政治 哲学、历史哲学和生态哲学等等，都可能在今后有更深入的研讨。

第五，中国历史和中国文化在近代面临“三千年未有之变局”，中国社会、文化和哲学都处于近现代的转型之中。中华民族在经历了近一百多年的挫折、屈辱和奋斗之后，终于衰而不亡、衰而复起，在本世纪之初呈现民族复兴之势。于此形势下，反思中国 传统文化 与现代性的关系，回顾中国近现代哲学的发展历程，检讨文化保守主义、自由主义和马克思主义这三大思潮之间的关系，探讨如何在“中、西、马”哲学的对话与良性互动中坚持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主导地位，探讨弘扬中国哲学的优秀传统与发展马克思主义哲学、使其进一步中国化的关系，探讨中国哲学的优秀传统对于建设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实现民族复兴以及维护世界和平、保护生态环境的重要价值，这些都将使中国近现代哲学研究呈现新的局面，其学术地位和现实意义也更加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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