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地质学会优秀毕业论文

四光，原名仲揆，1889年10月26日出生，古生物学家、地层学家、大地构造学家、第四纪冰川学家、地质学家。蒙古族。湖北黄冈人。1919年和1927年分别获英国伯明翰大学硕士和博士学位。曾留学日本和英国。早年加入同盟会，参加辛亥革命。曾任北京大学地质系教授、中央研究院地质研究所所长。1949年10月19日，尚是漂泊国外之时，他已被任命为中国科学院副院长。归国后，他长期担任着政府地质部部长和中国科学技术协会主席。李四光历任第二、三、四届全国政协副主席，地质部部长，中国科学院副院长，中国科学技术协会主席，世界科学工作者协会副主席。 他是中国地质学的先驱之一，创立了地质力学，并为中国石油工业的发展作出了重要贡献。早年对蜓科化石及其地层分层意义有精湛的研究。提出了中国东部第四纪冰川的存在。用力学观点研究地壳运动及其与矿产分布的规律，建立了新的边缘学科“地质力学”和“构造体系”概念。毕生倡导以力学观点研究地质构造的发生、发展及组合的规律，认为各种构造形迹是地应力活动的结果，建立了“构造体系”的概念，创建了地质力学学派。提出新华夏构造体系三个沉降带有广阔找油远景的认识并为大庆、胜利等油田的发现所证实。开创了活动构造研究与地应力观测相结合的预报地震途径。晚年发表的“天文、地质、古生物资料”对我国学科大交叉的倡导产生深刻影响。对中国地质教育、地质科学和地质事业的发展作出了巨大的贡献。1955年选聘为中国科学院院士（学部委员）。著有《地球表面形象变迁的主因》、《中国北训之 科》、《中国地质学》、《冰期之庐山》、《地质力学概论》及文集《天文、地质、古生物》等。1971年4月29日，李四光因病逝世，享年82岁。 李四光，出生于湖北省黄冈县回龙镇下张家湾村的一个乡村教师家庭。童年随父亲入村塾读“四书”、“五经”，学写诗文。他勤奋好学，爱好劳动。由于常听父亲讲甲午中日海战，中国惨败，清政府腐朽无能、丧权辱国的故事，他从小就萌怀着满腔的爱国热情。他暗下决心，长大后一定要为中国争气，学会造船，打败帝国主义的侵略。1902年，两湖开办新学堂，李四光离开家园，到了省城武昌，考入西路高等小学堂。由于他每次考试成绩都名列前茅，因此学习未满两年，没有毕业就被湖北省选派官费留日深造。1904年7月，到达东京，入宏文书院习日语。 1905年8月，由孙中山先生亲自主盟加入中国同盟会，成为第一批会员中年龄最小的会员。孙中山见其年轻，勉励他要“努力向学，蔚为国用”。从此李四光更加坚定了刻苦学习，报效中华的决心。1907年7月，考入大阪高等工业学校舶用机关科，学习造船机械。初步实现了他为祖国学习造船的心愿。1910年7月，毕业归国，任武昌湖北中等工业学堂教师兼工场场长。第二年秋夏之交，参加清廷举行的留学生回国第六次廷试，成绩优等，获“工科进士”称号。同年10月10日，武昌起义成功，推翻了清政府，武昌成立了鄂军都督府，李四光先任都督府理财部参事，后被选为湖北省实业部部长，1912年改为实业司司长。不久，袁世凯窃权，篡夺了革命果实，辛亥革命失败。李四光怀着郁闷的心情，愤然辞去了实业司司长的职务。计算自己年龄还不太大，不如再读书10年，准备一份力量。1913年7月，获临时稽勋局通知，官费保送留英学习，入伯明翰大学。考虑到为祖国造船，不能没有钢铁，要钢铁就得先搞冶炼，因此先学了采矿一年，又感到采矿离不开地质，再又决定转到理科地质系，开始专攻地质学。走上了“科学救国”的道路。 李四光在英学习期间，在导师.包尔顿（Boulton）教授的指导下，他一面博览群书，一面实地调查，不仅在学术上造诣日深，而且在文字语言上提高也很快。英、日、德、法各国文字，均可运用。他视野辽阔，信息敏捷，基础知识深广。1918年6月，在伯明翰大学通过了毕业论文《中国之地质》的答辩，获自然科学硕士学位。 毕业后，他婉谢了国外的高薪聘请，1919年考察欧陆地质后，接受了国立北京大学校长蔡元培先生的聘书，于1920年5月，回到了北京，出任北京大学地质系教授，他一面为祖国精心培育人才，一面积极参与北京大学一些重要的校务活动。在不少重要的科学研究工作中，取得了创造性的成就。他声誉日著，很快成为当时北京大学的名教授之一。1927年冬，应蔡元培邀请，南下到上海，参加中央研究院地质研究所的筹建工作。1928年1月，中央研究院地质研究所成立，李四光任所长，一直到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时为止。抗日战争爆发前，仍兼任北京大学地质系主任和教授。 1934—1936年，根据中英两国交换教授讲学的协议，应邀赴英讲学，在伦敦、剑桥、牛津、都柏林、伯明翰等8所大学，讲授中国地质学。讲稿整理后在伦敦正式出版《中国地质学》，此书除英文版外，还有俄文译本和摘要汉译本。学术界给予很高的评价。英国李约瑟（Joseph Neebham）博士称作者为“最卓越的地质学家之一”。1936年回国途中过美国，在他的学生朱森协助下，对美国地质做了一次由东到西的实地考察。回国后住在庐山做第四纪冰川研究工作。第二年“七七”事变，全国燃起了抗日烽火。李四光率领中央研究院地质研究所同仁，辗转内迁。 1938—1944年夏，基本上以桂林良丰为基地，依靠广西地方当局的支持，开展了广西地质的调查研究，填制了广西地质图。并多次长途跋涉考察南岭东段地质，考察川东、鄂西、湘西、桂北和贵州高原等地的第四纪冰川遗迹。撰写了大量的学术论文。其间还创办了桂林科学实验馆，亲任馆长，为战时研制必要的科研实验器材和仪器。1944年11月，日军入侵，中央研究院地质研究所再度搬迁重庆。由于旅途过度疲劳，李四光病倒在沙坪坝，幸医疗及时，愈后健康显著减弱。1945年4、5月间，应重庆大学、中央大学联合邀请，向两校地质系师生作《地质力学之基础与方法》的学术报告。这是他20多年来研究地质力学的第一次总结。1945年8月15日，日军宣布投降，全国人民无不欢欣鼓舞。但是，不久出现了内战阴霾，李四光为此忧心忡仲，焦虑不安。 1946年秋，离开重庆东下直抵上海养病，未去南京，此时他有祖国虽大，似乎难觅容身之地的感触。待到1948年2月，借出席在伦敦召开的第18届国际地质学会，偕夫人许淑彬乘船再度赴英，并经挪威接受奥斯陆大学授予的哲学博士学位。1949年10月1日，李四光在英伦海峡之滨得知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的喜讯，特别兴奋。立即准备起程回国，为了摆脱国民党驻英大使馆的阻挠，独自化名先行，经巴黎至巴塞尔，等候夫人一道至意大利登轮，在海上漂泊数月，1950年4月6日经叶剑英派人接应，由香港到达广州，终于回到了祖国。5月6日到北京，及时地会见了中央领导周恩来、董必武等同志，作了长时间的交谈。 李四光回到新中国后，除担任中国科学院副院长外，还任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国委员会委员。在中华全国第一次自然科学工作者代表大会上，被选为中华全国自然科学专门学会联合会主席。9月，中国地质工作计划指导委员会成立，李四光任主任委员。1952年9月，中华人民共和国地质部成立，李四光任部长，直到1970年地质部改为计委地质局时才离职。1958年9月，中国科学技术协会成立，李四光被选为主席。同年12月，加入中国共产党。1969年4月，出席中国共产党第九次全国代表大会，被选为第九届中央委员会委员。1970年8月，任中国科学院党的核心小组第一副组长和国务院科教组组长。1971年4月29日逝世，享年82岁。 李四光一生，经历了祖国几次伟大的社会变革。他由一个朴素的爱国主义者，参加了民主主义革命，走上了“科学救国”的道路，最终成为一名共产主义战士。毕生为繁荣中国近代科学事业，提高地质科学水平，发展地质工作，做出了光辉的业绩。他留下了数百万言的科学论著和丰硕的科研成果，以及他创造性的治学精神、治学方法和奉献精神，都是祖国科学文化宝库中的重要财富，后人应当继续发扬光大之。 李四光早年为悼念一个好学生曾写过此诗，亦为其毕生从事地质科学研究的光辉写照。 崎岖五岭路，嗟君从我游。 峰峦隐复见，环绕湘水头。 风云忽变色，瘴疠蒙金瓯。 山兮复何在，石迹耿千秋。 附李四光简历 1889年10月26日 出生于湖北省黄冈县回龙镇下张家湾村。 1904—1907 年留学日本，入东京宏文学院普通科学习。 1905年8月 在东京加入中国同盟会。 1907年—1910年7月 入大阪高等工业学校舶用机关科学习造船机械。毕业归国后任湖北中等工业学堂教师。 1911年10月—1912年8月 先后任湖北军政府理财部参事，湖北军政府实业司司长，湖北省同盟会支部书记。 1913年10月—1918年6月 入英国伯明翰大学，先学采矿，后学地质学。毕业时获自然科学硕士学位。 1920年 归国，任北京大学地质系教授。 1928年1月 任中央研究院地质研究所所长。 1931年 英国伯明翰大学授予自然科学博士学位。 1934年—1936年4月 在英讲学，接受挪威奥斯陆大学哲学博士学位。 1937年11月 率中央研究院地质研究所迁广西桂林。 1948年8月 赴英出席在伦敦召开的第18届国际地质学大会。 1950年5月 回到北京。出席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国委员会第二次会议。任中国科学院副院长，中国地质工作计划指导员会主任，中华全国自然科学专门学会联合会主席。 1951年4月 当选为世界科学工作者协会执行委员会副主席。 1952年9月 任中华人民共和国地质部部长。 1956年2月 成立地质力学研究室，兼室主任，1958年室改成所，兼任所长。 1958年6月 被苏联科学院授予国外院士。8月任中国科学院原子能委员会主任。9月任中国科学技术协会主席。12月加入中国共产党。 1969年4月 被选为中国共产党第九届中央委员会委员。 1970年8月 任国务院科教组组长。 1971年4月29日 逝世于北京。 李四光，原名李仲揆，1889年出生于湖北省黄冈县一个贫寒人家。他自幼就读于其父李卓侯执教的私塾，14岁那年告别父母，独自一人来到武昌报考高等小学堂。在填写报名单时，他误将姓名栏当成年龄栏，写下了“十四”两个字，随即灵机一动将“十”改成“李”，后面又加了个“光”字，从此便以“李四光”传名于世。 1904年，李四光因学习成绩优异被选派到日本留学。他在日本接受了革命思想，成为孙中山领导的同盟会中年龄最小的会员。孙中山赞赏李四光的志向：“你年纪这样小就要革命，很好，有志气。”还送给他八个字：“努力向学，蔚为国用。” 1910年，李四光从日本学成回国。武昌起义后，他被委任为湖北军政府理财部参议，后又当选为实业部部长。袁世凯上台后，革命党人受到排挤，李四光再次离开祖国，到英国伯明翰大学学习。1918年，获得硕士学位的李四光决意回国效力。途中，为了解十月革命后的俄国，还特地取道莫斯科。 从1920年起，李四光担任北京大学地质系教授、系主任，1928年又到南京担任中央研究院地质研究所所长，后当选为中国地质学会会长。他带领学生和研究人员常年奔波野外，跋山涉水，足迹遍布祖国的山川。他先后数次赴欧美讲学、参加学术会议和考察地质构造。 1949年秋，新中国成立在即，正在国外的李四光被邀请担任政协委员。得到这个消息后，他立即做好了回国准备。这时，伦敦的一位朋友打来电话，告诉他国民党政府驻英大使已接到密令，要他公开发表声明拒绝接受政协委员职务，否则就要被扣留。李四光当机立断，只身离开伦敦来到法国。两星期之后，李夫人许淑彬接到李四光来信，说他已到了瑞士与德国交界的巴塞尔。夫妇二人在巴塞尔买了从意大利开往香港的船票，于1949年12月启程秘密回国。 回到新中国怀抱的李四光被委以重任，先后担任了地质部部长、中国科学院副院长、全国科联主席、全国政协副主席等职。他虽然年事已高，仍奋战在科学研究和国家建设的第一线，为我国的地质、石油勘探和建设事业做出了巨大贡献。1958年，李四光由何长工、张劲夫介绍加入了中国共产党，由一个民族民主主义者成为共产主义战士。60年代以后，李四光因过度劳累身体越来越差，还是以巨大的热情和精力投入到地震预测、预报以及地热的利用等工作中去。1971年4月29日，李四光因病逝世，享年82岁。 回答者：匿名 3-24 11:06 回答者： hjfhhq - 状元 十四级 3-24 11:06李四光 李四光，原名仲揆，1889年10月26日出生，古生物学家、地层学家、大地构造学家、第四纪冰川学家、地质学家。蒙古族。湖北黄冈人。1919年和1927年分别获英国伯明翰大学硕士和博士学位。曾留学日本和英国。早年加入同盟会，参加辛亥革命。曾任北京大学地质系教授、中央研究院地质研究所所长。1949年10月19日，尚是漂泊国外之时，他已被任命为中国科学院副院长。归国后，他长期担任着政府地质部部长和中国科学技术协会主席。李四光历任第二、三、四届全国政协副主席，地质部部长，中国科学院副院长，中国科学技术协会主席，世界科学工作者协会副主席。 他是中国地质学的先驱之一，创立了地质力学，并为中国石油工业的发展作出了重要贡献。早年对蜓科化石及其地层分层意义有精湛的研究。提出了中国东部第四纪冰川的存在。用力学观点研究地壳运动及其与矿产分布的规律，建立了新的边缘学科“地质力学”和“构造体系”概念。毕生倡导以力学观点研究地质构造的发生、发展及组合的规律，认为各种构造形迹是地应力活动的结果，建立了“构造体系”的概念，创建了地质力学学派。提出新华夏构造体系三个沉降带有广阔找油远景的认识并为大庆、胜利等油田的发现所证实。开创了活动构造研究与地应力观测相结合的预报地震途径。晚年发表的“天文、地质、古生物资料”对我国学科大交叉的倡导产生深刻影响。对中国地质教育、地质科学和地质事业的发展作出了巨大的贡献。1955年选聘为中国科学院院士（学部委员）。著有《地球表面形象变迁的主因》、《中国北训之 科》、《中国地质学》、《冰期之庐山》、《地质力学概论》及文集《天文、地质、古生物》等。1971年4月29日，李四光因病逝世，享年82岁。 李四光，出生于湖北省黄冈县回龙镇下张家湾村的一个乡村教师家庭。童年随父亲入村塾读“四书”、“五经”，学写诗文。他勤奋好学，爱好劳动。由于常听父亲讲甲午中日海战，中国惨败，清政府腐朽无能、丧权辱国的故事，他从小就萌怀着满腔的爱国热情。他暗下决心，长大后一定要为中国争气，学会造船，打败帝国主义的侵略。1902年，两湖开办新学堂，李四光离开家园，到了省城武昌，考入西路高等小学堂。由于他每次考试成绩都名列前茅，因此学习未满两年，没有毕业就被湖北省选派官费留日深造。1904年7月，到达东京，入宏文书院习日语。 1905年8月，由孙中山先生亲自主盟加入中国同盟会，成为第一批会员中年龄最小的会员。孙中山见其年轻，勉励他要“努力向学，蔚为国用”。从此李四光更加坚定了刻苦学习，报效中华的决心。1907年7月，考入大阪高等工业学校舶用机关科，学习造船机械。初步实现了他为祖国学习造船的心愿。1910年7月，毕业归国，任武昌湖北中等工业学堂教师兼工场场长。第二年秋夏之交，参加清廷举行的留学生回国第六次廷试，成绩优等，获“工科进士”称号。同年10月10日，武昌起义成功，推翻了清政府，武昌成立了鄂军都督府，李四光先任都督府理财部参事，后被选为湖北省实业部部长，1912年改为实业司司长。不久，袁世凯窃权，篡夺了革命果实，辛亥革命失败。李四光怀着郁闷的心情，愤然辞去了实业司司长的职务。计算自己年龄还不太大，不如再读书10年，准备一份力量。1913年7月，获临时稽勋局通知，官费保送留英学习，入伯明翰大学。考虑到为祖国造船，不能没有钢铁，要钢铁就得先搞冶炼，因此先学了采矿一年，又感到采矿离不开地质，再又决定转到理科地质系，开始专攻地质学。走上了“科学救国”的道路。 李四光在英学习期间，在导师.包尔顿（Boulton）教授的指导下，他一面博览群书，一面实地调查，不仅在学术上造诣日深，而且在文字语言上提高也很快。英、日、德、法各国文字，均可运用。他视野辽阔，信息敏捷，基础知识深广。1918年6月，在伯明翰大学通过了毕业论文《中国之地质》的答辩，获自然科学硕士学位。 毕业后，他婉谢了国外的高薪聘请，1919年考察欧陆地质后，接受了国立北京大学校长蔡元培先生的聘书，于1920年5月，回到了北京，出任北京大学地质系教授，他一面为祖国精心培育人才，一面积极参与北京大学一些重要的校务活动。在不少重要的科学研究工作中，取得了创造性的成就。他声誉日著，很快成为当时北京大学的名教授之一。1927年冬，应蔡元培邀请，南下到上海，参加中央研究院地质研究所的筹建工作。1928年1月，中央研究院地质研究所成立，李四光任所长，一直到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时为止。抗日战争爆发前，仍兼任北京大学地质系主任和教授。 1934—1936年，根据中英两国交换教授讲学的协议，应邀赴英讲学，在伦敦、剑桥、牛津、都柏林、伯明翰等8所大学，讲授中国地质学。讲稿整理后在伦敦正式出版《中国地质学》，此书除英文版外，还有俄文译本和摘要汉译本。学术界给予很高的评价。英国李约瑟（Joseph Neebham）博士称作者为“最卓越的地质学家之一”。1936年回国途中过美国，在他的学生朱森协助下，对美国地质做了一次由东到西的实地考察。回国后住在庐山做第四纪冰川研究工作。第二年“七七”事变，全国燃起了抗日烽火。李四光率领中央研究院地质研究所同仁，辗转内迁。 1938—1944年夏，基本上以桂林良丰为基地，依靠广西地方当局的支持，开展了广西地质的调查研究，填制了广西地质图。并多次长途跋涉考察南岭东段地质，考察川东、鄂西、湘西、桂北和贵州高原等地的第四纪冰川遗迹。撰写了大量的学术论文。其间还创办了桂林科学实验馆，亲任馆长，为战时研制必要的科研实验器材和仪器。1944年11月，日军入侵，中央研究院地质研究所再度搬迁重庆。由于旅途过度疲劳，李四光病倒在沙坪坝，幸医疗及时，愈后健康显著减弱。1945年4、5月间，应重庆大学、中央大学联合邀请，向两校地质系师生作《地质力学之基础与方法》的学术报告。这是他20多年来研究地质力学的第一次总结。1945年8月15日，日军宣布投降，全国人民无不欢欣鼓舞。但是，不久出现了内战阴霾，李四光为此忧心忡仲，焦虑不安。 1946年秋，离开重庆东下直抵上海养病，未去南京，此时他有祖国虽大，似乎难觅容身之地的感触。待到1948年2月，借出席在伦敦召开的第18届国际地质学会，偕夫人许淑彬乘船再度赴英，并经挪威接受奥斯陆大学授予的哲学博士学位。1949年10月1日，李四光在英伦海峡之滨得知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的喜讯，特别兴奋。立即准备起程回国，为了摆脱国民党驻英大使馆的阻挠，独自化名先行，经巴黎至巴塞尔，等候夫人一道至意大利登轮，在海上漂泊数月，1950年4月6日经叶剑英派人接应，由香港到达广州，终于回到了祖国。5月6日到北京，及时地会见了中央领导周恩来、董必武等同志，作了长时间的交谈。 李四光回到新中国后，除担任中国科学院副院长外，还任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国委员会委员。在中华全国第一次自然科学工作者代表大会上，被选为中华全国自然科学专门学会联合会主席。9月，中国地质工作计划指导委员会成立，李四光任主任委员。1952年9月，中华人民共和国地质部成立，李四光任部长，直到1970年地质部改为计委地质局时才离职。1958年9月，中国科学技术协会成立，李四光被选为主席。同年12月，加入中国共产党。1969年4月，出席中国共产党第九次全国代表大会，被选为第九届中央委员会委员。1970年8月，任中国科学院党的核心小组第一副组长和国务院科教组组长。1971年4月29日逝世，享年82岁。 李四光一生，经历了祖国几次伟大的社会变革。他由一个朴素的爱国主义者，参加了民主主义革命，走上了“科学救国”的道路，最终成为一名共产主义战士。毕生为繁荣中国近代科学事业，提高地质科学水平，发展地质工作，做出了光辉的业绩。他留下了数百万言的科学论著和丰硕的科研成果，以及他创造性的治学精神、治学方法和奉献精神，都是祖国科学文化宝库中的重要财富，后人应当继续发扬光大之。 李四光早年为悼念一个好学生曾写过此诗，亦为其毕生从事地质科学研究的光辉写照。 崎岖五岭路，嗟君从我游。 峰峦隐复见，环绕湘水头。 风云忽变色，瘴疠蒙金瓯。 山兮复何在，石迹耿千秋。 附李四光简历 1889年10月26日 出生于湖北省黄冈县回龙镇下张家湾村。 1904—1907 年留学日本，入东京宏文学院普通科学习。 1905年8月 在东京加入中国同盟会。 1907年—1910年7月 入大阪高等工业学校舶用机关科学习造船机械。毕业归国后任湖北中等工业学堂教师。 1911年10月—1912年8月 先后任湖北军政府理财部参事，湖北军政府实业司司长，湖北省同盟会支部书记。 1913年10月—1918年6月 入英国伯明翰大学，先学采矿，后学地质学。毕业时获自然科学硕士学位。 1920年 归国，任北京大学地质系教授。 1928年1月 任中央研究院地质研究所所长。 1931年 英国伯明翰大学授予自然科学博士学位。 1934年—1936年4月 在英讲学，接受挪威奥斯陆大学哲学博士学位。 1937年11月 率中央研究院地质研究所迁广西桂林。 1948年8月 赴英出席在伦敦召开的第18届国际地质学大会。 1950年5月 回到北京。出席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国委员会第二次会议。任中国科学院副院长，中国地质工作计划指导员会主任，中华全国自然科学专门学会联合会主席。 1951年4月 当选为世界科学工作者协会执行委员会副主席。 1952年9月 任中华人民共和国地质部部长。 1956年2月 成立地质力学研究室，兼室主任，1958年室改成所，兼任所长。 1958年6月 被苏联科学院授予国外院士。8月任中国科学院原子能委员会主任。9月任中国科学技术协会主席。12月加入中国共产党。 1969年4月 被选为中国共产党第九届中央委员会委员。 1970年8月 任国务院科教组组长。 1971年4月29日 逝世于北京。 参考资料： 回答者：bqxtzf颖￡ - 见习魔法师 二级 3-24 21:29李四光，（1889-1971)，蒙古族族,字仲拱，原名李仲揆，1889年10月26日出生于湖北省黄冈县一个贫寒人家。他自幼就读于其父李卓侯执教的私塾，14岁那年告别父母，独自一人来到武昌报考高等小学堂。在填写报名单时，他误将姓名栏当成年龄栏，写下了“十四”两个字，随即灵机一动将“十”改成“李”，后面又加了个“光”字，从此便以“李四光”传名于世。 1904年，李四光因学习成绩优异被选派到日本留学。他在日本接受了带有汉民族主义的反满革命思想影响，成为孙中山领导的同盟会中年龄最小的会员，以“驱逐鞑虏、恢复中华”为己任。孙中山赞赏李四光的志向：“你年纪这样小就要革命，很好，有志气。”还送给他八个字：“努力向学，蔚为国用。” 1910年，李四光从日本学成回国。武昌起义后，他被委任为湖北军政府理财部参议，后又当选为实业部部长。袁世凯上台后，革命党人受到排挤，李四光再次离开祖国，到英国伯明翰大学学习。1918年，获得硕士学位的李四光决意回国效力。途中，为了解十月革命后的俄国，还特地取道莫斯科。 从1920年起，李四光担任北京大学地质系教授、系主任，1928年又到南京担任中央研究院地质研究所所长，后当选为中国地质学会会长。他带领学生和研究人员常年奔波野外，跋山涉水，足迹遍布祖国的山川。他先后数次赴欧美讲学、参加学术会议和考察地质构造。 1949年秋，新中国成立在即，正在国外的李四光被邀请担任政协委员。得到这个消息后，他立即做好了回国准备。这时，伦敦的一位朋友打来电话，告诉他国民党政府驻英大使已接到密令，要他公开发表声明拒绝接受政协委员职务，否则就要被扣留。李四光当机立断，只身离开伦敦来到法国。两星期之后，李夫人许淑彬接到李四光来信，说他已到了瑞士与德国交界的巴塞尔。夫妇二人在巴塞尔买了从意大利开往香港的船票，于1949年12月启程秘密回国。 回到新中国怀抱的李四光被委以重任，先后担任了地质部部长、中国科学院副院长、全国科联主席、全国政协副主席等职。他虽然年事已高，仍奋战在科学研究和国家建设的第一线，为我国的地质、石油勘探和建设事业做出了巨大贡献。1958年，李四光由何长工、张劲夫介绍加入了中国共产党，由一个民族民主主义者成为共产主义战士。60年代以后，李四光因过度劳累身体越来越差，还是以巨大的热情和精力投入到地震预测、预报以及地热的利用等工作中去。1971年4月29日，李四光因病逝世，享年82岁。 李四光的最大贡献是创立了地质力学，并以力学的观点研究地壳运动现象，探索地质运动与矿产分布规律，新华夏构造体系的特点，分析了我国的地质条件，说明中国的陆地一定有石油。从理论上推翻了中国贫油的结论，肯定中国具有良好的储油条件。毛泽东、周恩来在认真听取了汇报后，支持了他的观点，并根据他的建议，在松辽平原、华北平原开始了大规模的石油普查。1956年，他亲自

潘云唐

(中国科学院研究生院)

卓越的地质科学大师黄汲清院士离开我们已整整15年了，但他的伟业丰功，永垂科学史册，他的音容笑貌永远留在我们心中。

汲清先生出身在一个世代书香的小地主家庭。少幼聪颖好学，成绩名列前茅。而且，他思想先进，能跟上时代前进的步伐。他在成都四川省立联合中学、天津北洋大学预科和北京大学地质系读书时，都积极参加了学生爱国进步活动。他在学习上极其刻苦努力。在天津和北京的7年大学生活中，他从未回过一次家，一方面由于他家远在四川，当时交通条件差，另一方面，他也全力以赴地投身到学习中去。

黄汲清在北京大学地质系学习期间，成绩特别优异，1927年，他上三年级时即在《中国地质学会志》(英文刊)上发表了《北京西山寒武奥陶纪层》一文，被授予“优秀论文奖金”(140块大洋)。1928年，他毕业前夕，与同班同学随农商部地质调查所所长翁文灏去热河省北票等地调查地质，他野外记录簿文图俱佳，显露基本功的绝活，深得翁的青睐。同年夏，他毕业后即考入农矿部地质调查所(当年夏，国民革命军北伐攻占北平后，该所归南京国民政府农矿部管辖)。翁文灏竟安排他这样一位还没转正的“练习生”在他的大办公室里与他的秘书并排办公。这简直是破天荒的礼遇。说明翁真是相中黄汲清了，后来的事实证明，这个“伯乐”他实在是当得太好了。黄汲清入地质调查所一两年间调查了东北煤田地质，特别是随丁文江从事了西南地质大调查，又在两年内撰写出版了6部关于古生物学、地层学、区域地质学的专著。他初出茅庐，锋芒毕露、业绩辉煌，深为丁文江、翁文灏所青睐和器重，并物色为接班人。1931年5月，翁文颢去南京出席中国地质学会第8届年会，特意带上黄汲清去经风雨、见世面。1932年翁又授意并推荐他去瑞士留学。1933年，丁文江去美国出席第16届国际地质学大会后到欧洲游历，特别在日内瓦约见黄汲清，告诉他美国耶鲁大学教授、二叠纪古生物地层学权威查尔斯·舒克特在16届国际地质学大会上讲述世界二叠系地层对比时，采用了黄的中国二叠系划分方案，使他也感到很光彩。临别时，丁更是语重心长地对黄说：“你还年轻，前程无量，我们对你的希望无穷，我的这架布朗屯罗盘，用了几十年，已经旧了，送给你作纪念吧!”令黄十分感动。

黄汲清1935年在瑞士浓霞台大学获地质学博士，又游学欧美列国，于1936年1月满载收获和荣誉回到祖国，才知丁文江先生于月初病逝于长沙，不禁失声痛哭。他向当时任实业部地质调查所所长的翁文灏汇报情况后，翁满心欢喜，当年即任命他为该所地质主任，一两年内就晋升为副所长、代所长、所长。翁1937年3月22日致胡适的信上说：“适之我兄……地质所事交黄汲清君代理，此即在君(即丁文江)与弟共同选定为继任所长者”道出了个中底细。当时翁文灏身边能人如云，不但有黄汲清在北大地质系的三四十岁的老学长，更有农商部地质研究所毕业的40多岁的“元老”，而翁却按照与丁久已内定的方案，逐步交班给刚留学回国，才三十二三岁年龄的黄汲清，这一惊人之举自然使整个地质界同仁衷心仰慕黄的天才，当然也许免不了有少数人忌妒。然而丁文江、翁文灏任人唯贤、不搞论资排辈、大胆提拔青年精锐的举措被历史证明是完全正确的，而且是无比英明的。

黄汲清没有辜负恩师的信任、器重和全体同仁的期望，他尊老爱幼，上下一心，把地质调查所办得欣欣向荣，成为中国地质科学事业杰出的第二代领导人。后来，他辞去所长职务，潜心野外调查和科学研究，在基础地质、应用地质若干领域都有辉煌的建树。在古生物学、地层学、地史学方面，他建立了中国二叠系生物地层学划分对比的基础，有“黄二叠”的美誉。在区域地质学与构造地质学方面，他开拓了中国地质图类的编绘事业，20世纪40年代他主持编了14幅《1/100万国际分幅的中国地质图》及整幅《1/300万中国地质图》，60年代初他又领导编绘了国际分幅的1/100万全国整套地质图件(地质图、大地构造图、成矿规律图)，他又是我国历史大地构造学的奠基人，创立和发展了“多旋回构造运动学说”，成为我国大地构造学五大学派之一的代表。在应用地质学如矿床地质学方面，他发展并运用了“陆相生油学说”及“多旋回成矿学说”指导了石油天然气及其他重要矿产资源的普查勘探。此外，他在第四纪地质学、地貌学、冰川学以及地质科学史等方面都有若干贡献。他在新中国成立后，曾担任西南地质调查所所长、西南地质局局长，全国矿产普查委员会常委、地质部石油地质局总工程师、地质部地质矿产研究所副所长兼大地构造研究室主任、地质部地质科学研究院副院长，中国地质科学院副院长、名誉院长。

1948年，黄汲清当选为中央研究院首批院士，是地质学界6位院士中最年轻的(44岁)。1955年，他当选为中国科学院首批学部委员，并长期担任中科院地学部副主任。他早年即担任过中国地质学会理事长，改革开放初期的1979年，他当选为该学会第32届理事长，再一次担当起全面领导中国地质科学事业的重任。他曾率团出席了在巴黎举行的第26届国际地质学大会，又出席了在莫斯科、华盛顿、东京举行的第27～29届国际地质学大会。

他获得过国家自然科学奖一等奖、陈嘉庚地球科学奖、何梁何利基金科学技术奖优秀奖。在国际上，他曾获美洲地质学会名誉会员、苏黎世瑞士联邦高等理工大学荣誉博士、苏联科学院外籍院士等光荣称号。

我从中学时代就听说过黄汲清先生的大名，他当时作为西南地质局局长、也兼任重庆地质学校校长。我所在重庆市一中初中的高班同学有考到重庆地校的，回母校谈起他们的黄汲清校长是著名的大地质学家。我也听我第二位母亲(也是我的大姨)刘尊一(西南师范学院教授)所生的弟弟则信说，黄汲清先生和母亲是北京大学同学，还倡议过北大同学会的活动，而他与汲清先生的长子浩生还是儒英小学的同班同学和好友，他们一起玩时，浩生突发急性阑尾炎，还是则信背他回家，然后送医院治疗的。他还说姐姐则智在儒英小学与浩生的姐姐洁生也是同班同学、好友。

1957年我考入北京大学地质地理系，就经常听说黄汲清先生了，最初的印象主要有两点：有人说他骄傲自大、趾高气扬，很不好接近；又有人说他差点被打成右派，后被保护过了关，但也受过批判和冲击，在那“政治挂帅”的年代，他虽是大科学家，也根本吃不开。而我本人在“红专辩论”中又被批判为“白专典型”，很受压抑。所以，很长一段时间都没想到去找黄汲清先生。

1963年，大学毕业前夕，我报考中国科学院古脊椎动物与古人类研究所所长杨钟健院士(学部委员)的研究生，虽然考出了优异的成绩，但杨老却从北大组织上和群众中听到关于我“白专典型”的很多微词，因而公开放出话来：“潘云唐尽管成绩考得最好，可惜我就是不要”。这对我无疑是沉重的打击，留北京工作的希望不免要落空了。我想作最后一搏，从其他地方寻找慰藉和补偿。我就在当年夏天一个下午。不揣冒昧，到百万庄卯区地质部地质科学研究院宿舍去登门拜访黄汲清先生，自我介绍之后的由头是代表则智姐姐、则信弟弟问候洁生姐姐和浩生弟弟，并告知联系方式。汲清先生和夫人陈传骏女士明白我的身份和关系后，对我十分热情亲切。并且留我一起吃晚饭，慢慢叙谈几十年两家的友谊，真是一见如故。

汲清先生深情地对我回忆与父母亲的友谊：“我和你妈妈20年代在北京大学同学，虽然不在一个系，但常常一起参加进步集会，又一起上街去示威游行，你妈妈不畏强暴，敢与军警搏斗，堪称女中豪杰……你爸爸抗日战争时期是我的老上司，他是经济部常务次长，我是经济部中央地质调查所所长。他虽然位高权重，但很平易近人，体恤下属。我按规定每两个星期一次去部机关汇报工作(述职)。你的爸爸见了我总是热情招呼，亲切握手，坐下来仔细听我陈述，然后认真研究工作，有时也轻松愉快地‘摆龙门阵’，拉家常。我偶尔遇到所里有急事，去到部机关，翁文灏部长不在时，找到你爸爸，他对地质业务不熟悉，完全尊重我们的意见，我们提出一些要求时，他也不跟我们斤斤计较，看我们说得头头是道，八九不离十，就大笔一挥，为我们签字，然后盖章，办各种手续，使我们能及时领到钱和东西，解决我们所里的问题……”陈传骏夫人说她也认识我的两位妈妈，并多次去过我们家。后来，他们又问了我个人的若干情况，特别是政治表现、业务功课，外文工具的掌握等，十分亲切周到，从那时起，我就称呼他们为“黄伯伯”、“黄伯母”。

这次突然造访的意外成功，对在极“左”形势下怀才不遇、穷愁潦倒、落魄失意的我真是极大的抚慰。我懊悔自己不了解地质科学事业发展历史的掌故，以至选错了专业，投错了人，在杨钟健先生那里遭到冷遇和厄运，似乎到了“山穷水尽”的地步，而在汲清老伯伯这里却是“柳暗花明”，使我受宠若惊，实在有“相见恨晚”之感。我回到学校后，立即给汲清老伯伯写了一封语重心长的信。信上搬用了德国革命家威廉·李卜克内西“回忆马克思”一文中的话：“我以一个毫无阅历的、并且满怀知识饥渴的年轻人，能够有缘认识马克思并得到他的教诲这种好运，更是使我感到万分庆幸的，只不过把‘马克思’和‘他’改成‘先生’。”不几天就收到了他的回信，对我勉励有加，特别是提到最近与我的老师乐森 先生见面时谈起我的情况，更表明了他对我的关心。那时毕业以后不像今天这样自谋职业，有选择工作的自由，而是强迫命令，硬性分配。考研失败，我就被分配到四川成都地质部西南地质科学研究所，临行前又和弟弟一起去拜会黄伯伯，他说：“你学地质，研究古生物，西南区、四川是个好地方。你回老家去好好干，照样是很有前途的。”我到了成都之后，也给汲清老伯伯夫妇写过信，报告当时的情况。

在“四清”和“文革”初期，我都是“黑五类”挨整对象，与汲清老伯伯一家就中断了联系，我也听说汲清老伯伯在“文革”初期受到严重冲击，很为他担心。1971年林彪自我爆炸以后，形势有了好转，我们开始恢复业务工作。我也听说汲清老伯伯夫妇都从江西“五七”干校回到了北京，也很为他们高兴。

1974年，我为编撰《西南区古生物图册·四川分册》而出差北京地质科学研究院，去汲清老伯伯家中拜望，他们家从原来的一个套间被压缩到一个单间，十分拥挤。但他们仍十分坦然，随遇而安，汲清老伯伯刚恢复工作又一心扑在科学事业上。1975年，我出差南京，在中国科学院南京地质古生物研究所听了汲清老伯伯给青年科技人员的报告，又特别到汲清老伯伯所住的宾馆去拜望，传骏老伯母也在。

“文革”结束后，改革开放的春风吹绿了中华大地。1978年研究生制度恢复，我投考了中国科学院地质研究所尹赞勋先生的研究生，并取得了初试第一名的好成绩，到北京来复试，复试结束后又在北京出差，为公家办一些事，并且与则智姐姐一同在友谊医院侍候患膀胱癌手术成功后康复过程中的母亲。听姐姐说，母亲刚住进友谊医院时，汲清老伯伯夫妇都到医院探视。汲清老伯伯还特别托他的老朋友、该院院长、中国科学院学部委员钟惠澜教授多多关照，再加上母亲的老友邓妈妈(邓颖超)又请曾任总理医疗组长的吴阶平教授(后为两院院士，曾任人大副委员长)参加会诊，所以母亲的手术和康复治疗才很顺利。过了一段时间，我又和则智姐姐、则仁哥哥去三里河南沙沟6幢1门2号汲清老伯伯新居拜望，见他们从局促的一间小屋迁到了一个豪华的大套间，还带后花园，深深为党对知识分子政策的落实而由衷高兴。

后来，中国科学院副院长兼研究生院院长严济慈先生，在召开全院招生工作会议时说研究生院要成立师资班，把成绩合格者培养成为研究生院未来的教师，于是中科院地质所招办就高姿态将我划拨给研究生院师资班。1978年10月来京报到后，去汲清老伯伯家中拜望。从那时起直至他逝世，成了他们家的常客，过从甚密。

1979年初，汲清老伯伯对我说，他大半生发表了很多著作，“文革”中抄家都散失了，希望我有空到图书馆查文献时，逐渐把他的著作目录编出来。我欣然接受这个任务，我结合研究生课题运作，在图书馆、资料馆查文献时，也把汲清老伯伯的著作卡片作了三四百张，一篇著作一张，包括公开发表的和内部印刷的，我另抄了一套，连同一个卡片盒一起送到他家，他很高兴，审阅之后又提供新的线索，我再去查找，如此反复多次，终于编成了他的著作目录，以后在很多刊物、专著上发表。

当年有一天，汲清老伯伯打电话约我去他家，并告诉我，当时很多单位部门在争着出科学家的传记，让我抽时间听他口述，进行笔录然后整理，我们就在星期日花一整天做了这件事，我整理完了他的传稿后交他审阅修改，后来，最先发表在北京语言学院教授徐志春主编而由山东科学技术出版社出版的《中国科学家辞典·第一分册》上。我从给他编传记中深深体会到他的优秀品质，高风亮节，受到很大的教育和鼓舞。不久我送给他们一首旧体诗，全文如下：

七律：感事呈汲清公老世伯

伟矣高哉夫子黄，学坛薄海颂声扬。

煊煊大业如徐士，赫赫丰功比四光。

追念先君前共事，感怀家母旧同窗。

余侪晚进承霖雨，铭谢栽培恩义长。

落款是“卑职、不肖世侄、愚私淑弟子云唐拜奉”。

汲清老伯伯接过去反复吟诵，并说：“你的古典文学功底真是深厚，精通旧体诗词格律，写得很好。不过，你太客气了！你太客气了!”

当时我在家书中向母亲汇报了为汲清老伯伯做了一些事的情况，母亲很高兴，在回信中勉励我继续努力，多为黄伯伯服务，也在黄伯伯领导下多作出些成绩来。1979年，母亲在重庆因膀胱癌复发第二次手术失败而逝世，我得知噩耗后，请假回重庆奔丧，临行去到汲清老伯伯家中，他们二老及其他亲人也对母亲的逝世感到悲伤和惋惜，二老表示立即发唁电并嘱我转达对家乡亲人们的慰问，望我们节哀顺变。我从重庆回来后，又去汲清老伯伯家，向他们二老表达兄弟姐妹亲人们的感激和问候。我又对他们二老说：“我从小是爸爸和妈妈们最喜欢的儿子，黄伯伯、黄伯母是爸爸和妈妈们最好的朋友，我一定按他们生前的嘱咐，忠心耿耿、踏踏实实为黄伯伯效劳”。

1980年初，汲清老伯伯说他原来在中央大学地质系兼课时的高足许靖华教授是美籍华裔学者，当时在苏黎世瑞士联邦高等理工大学任教，为该校100周年校庆，打算授予世界著名科学家名誉博士学位，许先生特推荐了他的老恩师汲清老伯伯，因此，要他把有关材料寄过去。汲清老伯伯和我约好时间，去他家整理他的材料。到了约好的那天傍晚，朔风怒吼，大雪飞扬。我骑着自行车，到他家，在门外脱掉大衣，抖掉满身雪花，然后才进到屋内。汲清老伯伯夫妇和其他亲人很惊讶很感动地说：“下这么大的雪你还来了?”我恳切地回答：“有约在先，诚信为重。信者人之根本，人而无信，不知其可也，大车无 ，小车无 ，其可以行之哉？答应了要为黄伯伯做这么重要的事，慢说下雪，下刀子也得来啊!”然后大家坐下来，忙了两三个小时，把有关材料，主要是汲清老伯伯生平业绩的中英文简介，主要学术著作目录等，都整理完毕了，他的著作目录涉及的文种很多，好在我为了学习和科研的需要，涉猎了多种文字，除英、俄文较熟练外，德、法文乃至日文也可勉强抱着字典查查专业文献。汲清老伯伯面对我为他整理好的材料大发一通感慨，也连带了几句牢骚话。他说：“我身边就缺你这样的人才，三下五除二，很好地把我预定的任务完成得干净利落。朱效成、孟继声简直不怎么样，1957年就要把我打成右派，报到部里以后，何长工、宋应等部领导保了我，他们还组织大会、小会批判我。文化大革命又整我，诬蔑我是丁文江、翁文灏的走狗，是美蒋经济特务，把我关进牛棚。‘文革’后期我都解放了，成了三结合对象，当上了地科院革委会副主任、副院长，身边竟然还没配助手，催得急一点，才派刚毕业的工农兵大学生跟我穷对付。这小伙子人很憨厚，很勤奋，我并不反感，但毕竟在‘文革’期间学到的东西有限，帮不了我太大的忙。要是多一些像你这样的人就好了”！传骏老伯母插了一句：“你能把云唐要到身边来吗?”他回答：“可惜我官还小了一点，要副部长以上才有资格点名调人。”

1982年10月7～9日，中国地质学会地质学史研究会首届学术年会——“第一届全国地质学通史讨论会”在北京大学举行。汲清老伯伯和另外几位中国科学院学部委员李春昱、高振西、张文佑及美籍华裔著名地质学家吴景桢等出席了开幕式。汲清老伯伯作为学会 理事长在会上致了贺词，开始就说：“近几年，地质学史的研究取得一定的成绩，参加的同志越来越多。据我初步了解，夏湘蓉、吴凤鸣、孙荣圭、王根元、李鄂荣、王仰之、闻广、潘云唐等同志都做了研究工作……”这是我第一次在全国性学术会议上被地质科学大师点名表彰。两年后，我进了该 研究会第二届10人干事会班子，想来与汲清老伯伯及诸位师友的提携也是不无关系的。20多年来，我一直在这个班子里执行领导意图，与同仁们亲密共事，在我的诸多社会兼职中，这无疑是最令我无比执著和全身心投入的。

汲清老伯伯在很多地质学史研究与著述工作中都约我参加，1985年，湖南科学技术出版社拟编辑出版《中国现代科学家传记》系列中的《中国现代地质学家传》，由中南工业大学教授何绍勋等具体运作，何先生特请汲清老伯伯和他并列全书主编，汲清老伯伯向编委会推荐我写章鸿钊、丁文江、谭锡畴、田奇 、李春昱、计荣森、程裕淇七位老地质学家的传记篇目，我写完后，编入了该书第1集，总共52人，我写的篇幅大概占了1/7。1988年，《中国大百科全书·地质卷》编纂过程中，约汲清老伯伯写“赵亚曾”、“朱森”的简传条目，汲清老伯伯特写信给该卷编辑楼遂，推荐我来写。后来楼遂又让我写了其他地质学家的简传条目。我也帮他们做了相关的工作。1993年该书出版时，我被列入“特约编辑”名单。

1987年，汲清老伯伯又约我编《翁文灏选集》，他运筹全局，负责选题，我做具体编辑工作，此书赶在翁文灏老伯伯诞辰100周年之前，由冶金工业出版社出版，署名“黄汲清选、潘云唐编”。他在“序言”中说：“汲清应翁先生亲属和冶金工业出版社的请求，在潘云唐同志和其他同志帮助下，从事翁先生学术遗产整理工作……编成此书”。

1989年9月15日，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中央委员会举行了“翁文灏先生诞辰100周年纪念座谈会”，该书作为大会文件之一，发给了每一位与会者，受到大家一致好评和翁老伯伯亲属的诚挚感谢。翁老伯伯的三女婿——幼娟三姐的夫君徐永盛兄(台湾“中国药学会”秘书长)特代表海外亲属来参加大会，见到我时说：“我在台北已经知道，我岳父的这次纪念活动中，很多世交友人都出了大力，其中有潘宜之先生的公子，原来就是您啊!”紧接着，汲清老伯伯又指导我和他的秘书谢广连编纂了《丁文江选集》，署名为黄汲清、潘云唐、谢广连编，由北京大学出版社于1993年出版。

我先后为汲清老伯伯写了很多宣传报道文章，他看了以后都高兴，不过，他也常提醒我，一定要实事求是，恰如其分，所以我每次写完初稿都请他过目，反复修改，后来我把发表这些文章的报纸、刊物给他送去时，他很满意，特别是1994年我在大型人物半月刊《中华英才》总101期上发表了《黄汲清——数着地球的脉搏走》一文，他看后特用英文批上“Very good！”。

1995年3月22日，汲清老伯伯不幸病逝。3月31日，我参加在八宝山殡仪馆大礼堂上千人的队列中，向这位卓越的地质科学大师告别。

20世纪末，全国人大副委员长、中国科学院院长路甬祥亲任主编，策划在科学出版社出版《创新辉煌：科学大师的青年时代》一书，我是编委会成员，也写了其中的《杰出的地质科学大师——黄汲清》一文，该书于2001年出版，读者从中外大科学家们青年时代的努力奋斗中能够汲取不少开拓创新、铸造辉煌的动力。

2004年是汲清老伯伯百年诞辰，中国地质学会等单位事前筹划举行纪念活动，其中有一项工作，就是要编撰《黄汲清年谱》一书，2003年我即在汲清老伯伯早年高足——任纪舜院士等领导下，具体运作此事，此书赶在2004年汲清老伯伯百年诞辰之前出版。当年6月7日，在京西宾馆大礼堂举行了隆重的纪念会。路甬祥副委员长、曾培炎副总理两位国家领导人、数十名院士及数百名专家学者等出席，此书也发给了每一位与会者，署名是“中国地质学会编，执笔人潘云唐”。当年的3月30日，是汲清老伯伯的百岁生日，他的家乡——四川仁寿县的领导特别邀请我去他的母校——仁寿县第一中学作报告，讲述他的生平业绩，受到师生员工热烈欢迎，副县长王利清、县政协主席李德全、副主席伍小鲁出席了大会，大会上我和他们还为“黄汲清奖学金”得奖者颁了奖。

回想我们两家三代人大半个世纪的情谊，不禁感慨万分。我有时想，如果我选对了专业，投对了人，也许我的人生、事业又是另一番情景。具体说，我如果早些利用上这个宝贵的世交关系，分专业时选学构造地质，做汲清老伯伯的研究生，以后做他的秘书、助手，加入他领导的科研团队，那就极有可能是院士了。因为他是翁文颢老伯伯和先君宜之先生的爱将，我如果到了他身边，他一定会把我带出来，尤其是他对我本人学识才华又是那么青睐，那么赞赏，那么器重。可惜我在极“左”形势的压抑之下耽误了宝贵的二三十岁的青春年华。“百年风水轮流转，三十河东四十西”。等我熬到了云开雾散的改革开放太平极乐盛世，重新考回北京，再到汲清老伯伯身边时，已是“不惑”之中年，跟他也只是横向的关系，只能帮他做做编写传记、年谱、著作目录这类打杂的事了。当然，历史是无情的，生活没有“假设”、“也许”，走过的路不能回去重走，只能面对现实，从零开始，向前看，不向后看，人永远都是“比上不足，比下有余”，所以要知足常乐。能走到今天这一步，我也算满意了。

再过四年，将是汲清老伯伯110年的诞辰，我想，学术界也许会酝酿新的纪念活动，他的《年谱》可否扩编、再版？可否为他写出一本长传？这些问题都可以考虑考虑，让汲清老伯伯给我们留下的精神财富更多地惠及国家民族和社会。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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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单卿(潘云唐).四川仁寿县隆重纪念黄汲清百年华诞.中国地质学会会讯，2004(1，总94)：57～5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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吴凤鸣

(全国科学技术名词审定委员会)

一、引言

中国地质事业起步较晚，基本上是从西方引进而来。具有两大特点：一是典型半殖民地性质；二是民族矿业基础薄弱，发展缓慢，生产技术落后，规模不大。

早期中国地质矿产事业发展进程中，突出三个特点：①近代的学理论思想的引入；②借鉴与吸收外国地质学家来华进行地质调查的经验和成果；③派留学生去国外“取经”，以“他山之石可以攻玉”，起到了“名师出高徒”效应。

截至1949年新中国成立前，仅有 2～3 种矿已探明储量，地质矿产专家近 200～300人。

新中国成立后，随着国民经济恢复，实施与连续完成《宏伟的国民经济发展规划》经过半个世纪的艰苦努力，在20世纪中期，中国地质矿产事业已从弱到强，发生了突飞猛进的变化，形成了各学科配套、各兵种齐全的百万大军；在自然矿产利用方面，截至20世纪末，我国已发现矿产170余种，其中已探明储量的有160余种，拥有矿产基地12万多处，创建矿业城市300余座；其中A、锡、锑，以及稀土元素矿等居世界储量第一位，矿产开采总量居世界第二位；而铁、铜、铅、锌、铝土矿等金属矿虽然也比较丰富，但人均占有量仅为世界水平的58%，多为贫矿，实际利用率偏低；在能源方面：煤炭产量是我国突出优势，已早有共识，石油产量，在20世纪60年代就从“贫油国”进入产油大国，据我国第三次油气资源评价资料：全国石油资源总量1086亿t，天然气56万亿m3，由于我国目前研究程度和勘探程度较低，估计可找到的石油量为650亿t，的资源量25万亿m3，探明率仅为 %。

在地质科学理论研究方面：中国大地构造学理论的创立及其学派的形成，早为国际同行所共识，近期在令人瞩目的地球第三极青藏高原的大陆动力学，造山带深部构造演化等都有突破性的成就；在中国成矿理论方面，新的区域成矿论，指导与促进找矿的突破，中国陆相生油理论，为石油地质学理论的发展增添了强劲活力……

在野外地质调查与勘探技术方面，早已实施引进与创新相结合，实现运用先进科技成果：航空遥感、卫星、GPS、红外光谱、远程会商等现代技术的广泛应用。

综观上述，当前我国地质事业已从地质大国向地质强国跨越，在展示辉煌成就的同时，深切缅怀曾为中国地质事业快速发展，呕心沥血、筚路蓝缕，乃至“殉难”捐躯的老一辈地质学家英勇事迹，以A继承和发扬他们的艰苦奋斗，勇于牺牲的精神，就更具有历史意义与现实意义。笔者基于这一目的，花费近半年的时间查寻史料，选定10位“殉难”的地质学家作如下的简介，限于所掌握史料，敬请同行补充和指正!

二、1912年“北方革命军”参谋长《地学杂志》主编白雅雨

白雅雨(1868～1912)(照片1)是近代地理学家、中国地学会的创建人之一(1909)、《地学杂志》主编。

照片1 白雅雨(1868～1912)

白雅雨1868年生于南通，1904年投身于辛亥革命，1908年在天津高等女师学堂北洋法政学堂任教，是李大钊同志在法政学堂的老师，多有影响；武汉起义后在北方发起“滦州起义”成立北方革命军政府，担任北方革命军参谋长，进军京津途中被叛徒出卖，在古冶被捕，坚贞不屈，惨遭杀害，1912年1月7日殉难，享年44岁。

1915年工商部主持，由张謇书写墓志铭：“白烈士雅雨之墓”，1936年在北京西北郊显龙山滦州革命纪念园内，建有白雅雨烈士衣冠冢，1937年国民政府授予国葬，追赠为上将，并决定在北京和泰山建造纪念碑。

三、中国著名地质古生物学家、区域地质学家赵亚曾

照片2 赵亚曾(1898～1929)

赵亚曾(1898～1929)(照片2)，字予仁，生于河北蠡县，1923年毕业于北京大学地质系，学习期间勤奋努力，思想进步，深得葛利普、李四光教授等的赏识。在校期间，“五四”新文化运动，在当时进步刊物《晨报》副刊“科学世界”专栏上，连续发表地质古生物基本理论知识25篇论文，显示出才华“初露锋芒”。1923年进入地质调查所，历任调查员、技师、古生物研究室主任等，在所6年间，遍及大江南北以及边远山区，进行野外地质调查与研究，取得优异成绩，获得中华教育文化基金一等科学研究奖励金。6年间发表论文和专著20余篇(部)，共百余万字，主要有：《中国长身贝科化石》，《中国石炭纪及二叠纪石燕化石》，《中国北部太原系之瓣鳃类化石》等，被古生物学同行奉为奠基性经典之作；在地层方面：专著《华北古生代煤地层的分类和对比》，对建立华北含煤的层序、时代归属和对比奠定了基础；《扬子江峡谷的中生代》、《中国北部太原群的时代》、《秦岭及四川之地质研究》(与黄汲清合作)等都是开创性的成就；在大地构造方面，发现阿尔卑斯型“飞来峰”构造，揭开了龙门山深断裂的奥秘。

1929年，由丁文江组织的“川广铁路沿线地质考察”大型专业考察队，同黄汲清由陕西越秦岭入四川，明知沿途土匪猖狂，路途艰险，老一辈地质学家们为中国地质事业，不畏艰险，显现出勇于牺牲的精神。赵亚曾11月15日进入昭通县境25里闸心场住入佛德盛客栈，夜间遭遇土匪抢劫，为保护已获得的沿途考察地质矿产资料和图件，与匪徒进行了周旋和斗争，不幸惨遭杀害，献出了年仅31岁年轻有为的生命。噩耗传出，地质学界一片悲愤，许多老一辈地质学家，诸如：李四光、丁文江、翁文灏等，都为这位颇有造诣的年轻地质学家的不幸牺牲，痛心而惋惜，并留下许多挽词与诗篇！中国地质学会为表彰与纪念赵亚曾为地质考察殉难，特设赵亚曾研究补助基金，奖给对中国的质古生物学作出贡献的学者，从1932～1949年，已有22人获得奖金，其中包括黄汲清院士等十余名院士在内。

赵亚曾殉难后，在原地质调查所旧址(北京兵马司15号院内)树立有“赵亚曾墓碑”；2007年10月5日在辽宁本溪市标准地层剖面前树立“赵亚曾汉白玉雕像”，以缅怀他在1926年创建的本溪牛毛岭中石炭统本溪组地层剖面。

四、中国地质事业创建者、多维学者丁文江

丁文江(1887～1936)(照片3)是一位多维科学家，地质学界誉为“地学泰斗”；1934～1936年出任中央研究院总干事，对中国早期科学建设多有贡献，特别是在“五四”新文化运动“科学与玄学论战”中，以4篇《科学与玄学》战斗性论文战胜玄学派，为弘扬科学思想，捍卫科学精神作出贡献。

照片3 丁文江(1887～1936)

丁文江(1887～1936)江苏泰兴人，字在君，5岁时进私塾馆，寓目成诵，喜爱诗词，11岁撰成《汉高祖明太祖优劣论》，13岁时以一篇《汉武帝通西南论》考得秀才。1901赴日本留学，1904年转赴英国，1908年考入格拉斯哥大学，学习动物学和地质学，1911年毕业回国，获得“格致科进士”；1913～1916年任地质科长，创办地质研究所和地质调查所，建造了培育出中国第一代地质学家的摇篮，拉开中国地质矿产调查的序幕。

他是中国地质矿产调查早期的先驱者，1911年回国途中，进入云南，取道滇黔湘驿道进行地质矿产考察，1913年对正太铁路沿线附近地质矿产作了系统调查，发表《调查正泰路附近的质矿务报告》；1914年再去西南边缘地区进行地质矿产考察，重点考察了个旧锡矿和东传统矿区；1928年受铁道部的委托，对川广铁路线地质做过调查；1929年组织大规模考察队，进行更系统的考察，取得丰硕成果。1935年，按照南京政府紧急矿藏勘探计划，受铁道部部长顾梦余的特别邀请，对粤汉铁路沿线煤矿资源状况进行调查，12月份抵达湖南，湖南地质调查所派王晓青协同，连续在长沙、衡阳一带进行野外地质调查，坚持亲下矿井，直到矿洞勘测，特别是对湘潭谭家山煤矿进行了更细致的勘测；在这次考察中，勘测了南岳的高度，凭吊了恩师龙璋纪念亭(咏诗一首)。当晚住入粤汉株韶段路局宾馆，由于连日野外勘察，过度劳累，又患伤风感冒，睡前服了安眠药片，壁炉烟筒不畅，不幸煤气中毒，治疗过程，肋骨骨折，化脓后，引起发烧，经20余天的抢救与治疗，终无回天之力，于1936年1月5日，一代宗师丁文江英年早逝，享年49岁。噩耗传出后学界一片哀悼，一些学界名流在不同报刊上发表激情悼念文章，特别是地学界《地理学报》、《地质论评》发表了悼念专刊，其中作为中国地质调查所所长的翁文灏《追念丁在君先生》长诗，感人肺腑，激动人心!

由于丁文江是地学界的一代宗师，早有《丁文江传》、《丁文江年谱》等专辑出版；在100岁诞辰、120岁诞辰时都举办过隆重的纪念会和学术讨论会，2009年，中国地质学史专业委员会学术年会，专门举办了丁文江120 岁诞辰学术研讨会，笔者在会上作了《丁文江在新文化运动中是科学派的主将》学术报告，编入《地质学史论丛》第5号，地质出版社，2009出版这里就不再赘述。

值得追记的是，初步认定：湖南煤资源丰富，尤以谭家山、耒阳马田墟、宜章杨梅山、粤之乐昌狗牙洞等最有价值。其中谭家山为烟煤，可炼焦，而马田墟一带为华南最大煤田，均为无烟煤，杨梅山和狗牙洞两处煤田尚待进一步勘查，这些煤田距路线较远，运输不便。虽然是短短数日，基本上解决了粤汉铁路沿线煤矿资源分布情况，为此“殉难”，他也付出了年仅49岁的宝贵的生命!

五、西南地质矿产学者吴希曾

吴希曾(1910～1938)(照片4)，字亦鲁，江苏淮阴人，1931年考入中央大学，初攻农业化学，一年后转入地质系，主攻矿物学和矿床学，1935年毕业，考入实业部地质调查所，同年，随同王曰伦、熊永先借调于贵州地质调查所，曾入巫峡，溯綦江，以至黔中；登梵浄，涉乌江，深入苗寨，遍历黔东各县，除沿途测制路线图与地质考察外，更侧重于金属矿藏的勘测，经他研究过的有：溪万山场、大喇峒，晃县酒店塘、八寨、三河等处的朱砂矿，独山苗林、三河苗龙场、榕江八蒙、江口梵浄山等处之锑矿；下江宰便之磁黄铁矿，三合野竹、丹江蜂塘寨、镇远等处的铅锌矿，清溪、平远、八寨、独山、三合永从等之铁矿，梵浄山之金矿，以及卢山翁项之油田。相继进行南岭地质调查，两涉融江、沅水，又赴桂北和湘西进行地质矿产考察。

照片4 吴希曾(1910～1938)

1938年，奉命赴湘西辰溪芷江一带开发煤田，2月8日他偕资源委员会专门委员王德森、测绘员李玉，从长沙出发，乘公路局客车，偱京滇国道前往。不意行至益阳县境山青铺(西距长沙约80km)，军车横冲直撞，客车竟被颠覆，燃起大火，吴等三人，同归殉难，年仅29岁，以逾花甲老父地质噩耗，痛不欲生。

逝世后，地调所所长翁文灏、黄汲清等，特在《地质论评》撰写悼念专文，并高度评价他长期在西南边缘地区进行地质调查，对贵州东部地质矿产，特别是对震旦纪及下古生代变质岩研究，多有贡献。

在王曰伦先生指导下，总结有关贵州地质矿产资源考察报告多篇：诸如《贵州东部地质矿产简报》，《贵州东部锑矿报告》(1938)，《贵州东部铅锌矿报告》，《贵州东部铁矿报告》，《贵州东部朱砂矿》，《贵州梵浄山金矿》，以及《贵州炉山翁顶之油田初勘报告》等；还参与了贵州汞矿的调查与研究，湘西地质矿产调查等。

六、著名地矿师王德森

王德森(1859～1938)，湖南岳阳人，自幼勤苦，岳阳中学毕业后，考入公立工业专门学校采矿科，1921年毕业，考入东南大学，专攻地质学，从师湛溪矿师。1928年创“中华矿学社”主编《矿业周刊》，筚路蓝缕，多遇艰难，而成效斐然。1930年出任湖北农矿厅技师，主掌湖北矿产，以煤铁矿为主，兼任象鼻山铁矿处长，终日锐意操劳，成绩尤佳。1935年反对湖北当局出售铁砂给日本，辞职而去，仪表抗议，可见其高风亮节之美德。后受老师湛溪先生之邀，出任贵州公路处处长，风餐露宿于曫烟瘴雨之境，虽非自己专业特长，工作勤奋努力，深得谌先生之嘉奖。

1936年夏，受资源委员会之聘，以专门委员之名，担任湖北灵乡铁矿探矿与开发之责，在任期间，常困于匪，几遭不测，均不顾自己安危，勘探开发工作中，充分发挥自己的特长，成绩卓然。

1938年灵乡铁矿工作结束后，奉资委会之命，赴湖南筹备辰溪煤矿，经长沙，同吴希曾等乘公路局汽车赴常德，行至益阳山青铺，被军车撞翻起火，同吴希曾等一齐“殉难”，终年43岁。

王德森从事地质矿业十年，公而忘私，勤奋廉洁，充分发挥了地勘专业特长，受到广泛尊重。

七、我国少数地质矿产与矿冶采矿兼优的知名专家闫增才

闫增才(1901～1940)，字立三，河南淇县人，自幼勤奋好学，性格爽朗、坦荡，最早考入焦作福中矿务大学，后转入南开大学，专攻矿床学、采矿学、冶金学，1926年毕业，获得矿冶工程学士学位。先后在六河沟煤矿、山东华实煤矿、汉口扬子铁矿任工程师、总工程师；1929年参与创办东北大学采冶系。1931年赴比利时，就读于列日大学(Universite de Lige)，从师Formarier P.和Lenier教授，专攻地质学与古生物学，1935年毕业，在我国矿冶采矿与地质矿产兼优者实属凤毛麟角。

回国后，先在中福公司任职，后为开发焦作新煤井做了地层与构造的调查与研究，“七七”事变后，随同孙越琦在湖南湘潭煤矿从事煤矿开采，1938年在四川勘查犍为煤田，为嘉阳煤矿开发奠定了基础。1939年任西南经济建设研究所矿业研究员，拟定《西南煤铁研究计划》偕同李邦华、赵家骧调查川康煤铁矿产，足迹遍及宜宾地区28个县，编撰成《大宜宾区煤铁矿产调查报告》。

野外调查归来，身患重病未愈，由于公务需要，急赴重庆，船行至中途翻覆，遂不幸殉难，终年39岁。综其短短39年的一生，学贯中西，学识超群，勤奋努力，任劳任怨，是我国矿冶界与地质界不可多得的英才，而竟赉志以殁，实可惋惜。

八、我国早期工程地质专家林文英

林文英(1910～1942)，祖籍中原，数度南迁，后居广东蕉岭，祖父辈两世侨居爪哇巴达维岛(今雅加达)，经商，1910年生于巴达维岛，三岁丧母，送回原籍，由祖母抚养，梅县广益中学毕业后，入上海暨南大学，后转入南京中央大学，专攻地质学，1933年毕业，获得理学学士学位。由于喜爱游览祖国的大山大川，在校期间，遍及宁镇山脉，考察了地层与构造；攀登过太行太华，以及一些地质胜境。

毕业后，在全国经济委员会公路处任职，从事于工程地质工作，最早参加四川地质考察团，相继参加西北考察团，赴陕、甘、宁、青、绥五省公路沿线地质工作；1937年，参加京滇公路周览团，1938年，调查滇缅公路沿线地质，考察伊洛瓦底江之航运，皖町八莫间之陆运；1939年勘查宜宾昆明间沿线地质矿产，1940年沿川滇东路(滤县至曲靖)及乐西公路(乐山至西昌)调查地质，1941年调查黔桂铁路沿线地质，对河池、南丹、独山等县境内隧道及涵洞施工计划，多有贡献。

同年，参加中印勘测队，由西昌出发经由云南之中甸入藏，顺探南墩之石油。

1942年，出任宝天铁路局专员亲赴宝鸡天水间研究隧道工程地质工作，行至徽县遭遇车祸，不幸殉难，年仅32岁。

值得提及的是，早年我国铁路线和公路线的勘测选线，沿线的桥梁与隧洞的设计，多半都处于他的手，是一位颇具潜力的工程地质的开拓者。同时对理论地质学也颇有造诣，如对全国12个自然区域的划分，河流袭夺与气候变迁的探讨，岩石与土壤之物理性质研究等。

林先生著述共约50种，1938年在《地质论评》上发表的《中国公路地质概论》，是其代表作，文中涉及朔漠区域、江淮平原、鲁东丘陵、黄土高原、长江中下游、闽浙山区、四川盆地、云贵高原、横断山区、青藏高原等各区域的工程地质特征；就是考察报告，也是十分精湛，诸如《甘新公路地质调查报告》等。

林先生毕生喜爱旅游，走遍全国23个省区，行程30余万里，是一位独具风格的年轻地质学家，英才早逝，实乃地质学界的一大损失，更是工程地质学界的损失!

九、我国著名地质古生物学家许德佑

许德佑(1908～1944)(照片5)，江苏丹阳人，苏州中学毕业(1927)，青年时代爱好文艺活动，曾参加田汉、洪深主办的“南国剧社”并担任导演和编剧。1930年毕业于上海复旦大学外文系，获得文学学士；旋即赴法国巴黎留学，1931年进入巴黎蒙伯里大学地质系，从师著名古生物学家乔纳德(Jolend)专攻甲壳化石，从师门契柯夫(Men-hikoff)专攻珊瑚化石，成绩尤佳，被吸收为法国地质学会会员，1935年毕业，并获得硕士学位。在校期间，在法国地质学会会刊上就已发表两篇论文，受到称赞。

照片5 许德佑(1908～1944)

1935年学成归国，进入实业部地质调查所，任技士，兼任中央研究院地质研究所助理研究员，专事古生物研究，1936年晋升为技正，专攻三叠纪地层古生物研究，颇有造诣。

曾被选为中国地质学会助理书记(1942)，《会志》编辑(1937～1944)，1941年兼任复旦大学史地系教授等职。

1944年4月，偕同陈康、马以思到黔西从事地质调查途中，在贵州盘县啨隆黄厂附近不幸遇匪，三位地质学家同时“殉难”，许德佑年仅36岁。

中国地质学会特在《地质论评》上刊出《许德佑陈康马以思纪念专刊》，以示沉痛哀悼，三位地质学家的灵柩，运往贵阳，安葬于贵阳市花溪公园内，并建立许德佑陈康马以思纪念奖金，奖给作出贡献的地质学家，1945～1949年获奖者有：赵金科(院士)、米泰恒、赵家骧、顾知微(院士)、黄懿。

许德佑短短十年间，足迹谝及江苏、湖北、湖南、广西、云南、四川，特别对贵州有关地质古生物调查与研究更深，著述丰厚，达74种(89篇)之多，其主要成就为地层古生物，诸如：《中国南部三叠纪化石新材料》(1938)《中国南部海相三叠纪化石之研究》(1939)《贵州之三叠纪地层》等。

2006年9月30日，在贵州关岭化石群国家地质公园开园会上，特别追念了1944年许德佑、陈康、马以思在关玲发现化石群，找到海百合化石标本，1949年经穆恩之院士鉴定后，定名“许氏创孔海百合化石”。

十、年轻有为的地质学家陈康

陈康(1916～1944)(照片6)，字劻之，广东番禺人。1941年毕业于广东省文理学院博物系，其毕业论文《广东连县东部地质》，曾受聘于两广地质调查所，随同莫柱荪等赴乐昌九峰一带进行地质调查，发表《乐昌九峰地质》，经杨钟健审阅，特加赞赏，又经黄汲清、李承三的推荐，1942年进入中央地质调查所，随同许德佑研究贵州西南之三叠系，发表《贵州西南部三叠纪》、《贵州青岩化石之探讨》等。1943年响应黄汲清的倡导，参与了地质调查所化石标本的整理，做了大量而艰巨的工作。1944年在贵阳参加了第20届中国地质学会年会后，随同许德佑等赴黔西进行地质调查，中途遇匪惨遭杀害，年仅29岁。

照片6 陈康(1916～1944)

中国地质学会特在《地质论评》上刊出《许德佑陈康马以思纪念专刊》，以示沉痛哀悼，三位地质学家的灵柩，运往贵阳，安葬于贵阳市花溪公园内，并建立许德佑陈康马以思纪念奖金，奖给作出贡献的地质学家，1945～1949年获奖者有：赵金科(院士)、米泰恒、赵家骧、顾知微(院士)、黄懿。

十一、在校期间曾获得“朱森”奖学金的女地质学家马以思

马以思(1919～1944)(照片7)，原籍四川成都，生于黑龙江，“九一八”后迁回内地——上海。自幼好学聪慧，就读于同济高中，抗战后，随母返川。1939年中学毕业，以优异成绩进入重庆中央大学地质系。1943年以全班之冠的优异成绩毕业，考入中央地质调查所，在尹赞勋、许德佑的指导下，从事地质古生物研究，曾发表《黔北桐榟县三叠纪动物群》。

照片7 马以思(1919～1944)

马以思女士自幼学习日文，通晓英、德、法、俄几国文字，经历学校考试，有28次获得第一名，实堪称著。因此，曾获得上海银行奖学金，林 森(主席)奖学金，是一位出类拔萃女杰。1944年随同许德佑等赴黔西进行地质矿产考察，中途遇难，年仅25岁。

中国地质学会特在《地质论评》上刊出《许德佑陈康马以思纪念专刊》，以示沉痛哀悼，三位地质学家的灵柩，运往贵阳，安葬于贵阳市花溪公园内，并建立许德佑、陈康、马以思纪念奖金，奖给作出贡献的地质学家(其中突出女地质学家)，从1944年起获得殊荣的女地质学家有：侯佑堂、池际尚(院士)、郝诒纯(院士)，以及唯一男性刘东生(院士)。

十二、兼具地矿和管理才能的地质学家张莘夫

张莘夫(1898～1946)(照片8)，原名张春恩，出生于吉林德惠(今九台县六台村)，其父张雅南贡生出身，攻读宪政学院法律专业，民国肇兴年间，追随孙中山先生革命。后曾任徐世昌总统府顾问、国会众议院议员、国务院议员。受家庭影响，1919年到北平就读于北京大学文学系，曾与在北京大学图书馆工作的毛泽东相识，常在一起畅谈救国的道理，“五四”运动中，他积极参与北平青年学生上街游行示威，执旗领队，带头呼喊口号，颇有气势。1920年通过留美官费考试合格，赴美进入芝加哥大学学习经济，后又进入密歇根工科大学专攻矿冶，毕业后获得地质学博士学位。

照片8 张莘夫(1898～1946)

1929年学成归国，由于热爱设家乡，主动要求去吉林穆棱煤矿(今属黑龙江)，出任矿长兼总工程师，由于他的地矿理论和管理才能，使俄国人撤离后几乎停产的煤矿，得以很快地恢复生产，日益振兴。1931年“九一八”事变，被迫流亡关内，历任河北唐山工程学院教授，河南焦作煤矿总工程师，甘肃天水煤矿矿长兼总工程师、河南中福公司李河煤矿矿长、山西大学校长、中央实业部长、经济总署副主任等职；抗战期间，出任金属矿产管理处处长等职务，主持内地汞、锡、A等的金属生产，成绩卓越，展现出是一位颇有才能的地质学家。

1945年日本投降后，张莘夫被国民党政府任命为经济部东北行营工矿处副处长，负责东北工矿接收事宜，1946年1月16日带领技术人员(7人)赴抚顺，交涉接收抚顺煤矿，当时抚顺由民主联军管辖，接收未成，在返回沈阳途中，行至抚顺以西李二石寨车站被劫往南山枪杀，终年48岁。

有资料说：毛主席得知张莘夫被害后，曾惋惜地说：张是世界上少数地质专家中之一(大意)。张莘夫在1919年“五四”运动时，多次去北大图书馆共同探讨救国之道。

事件发生后，苏联、国民党政府、民主政府各有完全相反的说法，由于当时东北地区处于苏军占领，内地各界对苏军拆迁工矿设备、机械行为，早有不满，加之，又揭露出损害中国利益的《雅尔塔协定》的秘密签订，于是在2月11日内地各大城市：重庆、上海、南昌、北平、汉口、杭州等举行反俄示威大游行，要求苏军如期撤军。

张莘夫之子 张立刚现为美国国家科学院院士、台湾中央研究院院士、香港工程院院士、中国科学院外籍院士，经常在国内进行学术交流。

另有一位著名的地质学家朱森(1902～1942)虽然不是死于地质矿产考察途中，但从追悼会上的众多挽联和挽词，以及悼念文中反映出有被迫害因素，笔者也就借此对他做点滴介绍。

十三、朱森

朱森(1902～1942)(照片9)，湖南郴县，自幼聪慧，喜读中国古典诗词，奠定下良好的文学素养。1928年以优异的成绩毕业于北京大学地质系，在校期间学习到李四光教授的岩石学与构造地质学，葛利普教授的古生物学和的史学，教师中还有何杰、王烈、赵亚曾等，指导地质实习的还有著名地质学家翁文灏教授，得到了良好的地质基础教育。在校三年级时，发表了处女作《湖南郴县瑶林之古生代地层及动物群》(《会志》)，博得好评。

照片9 朱森(1902～1942)

1928年北京大学毕业后，以优异的成绩，进入中央研究院地质研究所，在研究所六年间，曾去鄂北、豫北考察秦岭东段地质，南岭地质，南京附近地质，相继发表10余篇论文。

1934年，得到中华文化教育基金会的资助，赴美哥伦比亚大学进修，在地文学方面从师约翰逊()，在地史学方面，从师凯伊()，利用暑假，去耶鲁大学，从师舒赫特()，学习古生物学。1936年获得理学硕士学位，同张更结伴，自驾车“汽车地质”历时两月，行程19560km，他们横穿阿巴拉契亚山脉，考察了大半个美国，了解认识各地地层与构造，还特别研究了科罗拉多大峡谷、黄石公园、大盐湖等地质名胜。

十四、结语

以上12位地质学家(除朱森外)，都是在地质矿产考察中不幸被害遇难的，其中有的是年仅20余岁的初露头角地质学家，为国家勘查矿产资源，献出了宝贵的生命。

在回顾我国地质矿产事业近百年发展史之际，用最简要的文字，介绍一下他们的事迹，一方面表达对他们的深切缅怀，更重要的是传承他们当年艰苦创业精神，发扬他们勇于承担任务，不怕牺牲的美德。这也是笔者花费近半年的时光，搜集史料，撰成此文的中心目的。

李四光，（1889-1971)，蒙古族族,字仲拱，原名李仲揆，1889年10月26日出生于湖北省黄冈县一个贫寒人家。他自幼就读于其父李卓侯执教的私塾，14岁那年告别父母，独自一人来到武昌报考高等小学堂。在填写报名单时，他误将姓名栏当成年龄栏，写下了“十四”两个字，随即灵机一动将“十”改成“李”，后面又加了个“光”字，从此便以“李四光”传名于世。 1904年，李四光因学习成绩优异被选派到日本留学。他在日本接受了带有汉民族主义的反满革命思想影响，成为孙中山领导的同盟会中年龄最小的会员，以“驱逐鞑虏、恢复中华”为己任。孙中山赞赏李四光的志向：“你年纪这样小就要革命，很好，有志气。”还送给他八个字：“努力向学，蔚为国用。” 1910年，李四光从日本学成回国。武昌起义后，他被委任为湖北军政府理财部参议，后又当选为实业部部长。袁世凯上台后，革命党人受到排挤，李四光再次离开祖国，到英国伯明翰大学学习。1918年，获得硕士学位的李四光决意回国效力。途中，为了解十月革命后的俄国，还特地取道莫斯科。 从1920年起，李四光担任北京大学地质系教授、系主任，1928年又到南京担任中央研究院地质研究所所长，后当选为中国地质学会会长。他带领学生和研究人员常年奔波野外，跋山涉水，足迹遍布祖国的山川。他先后数次赴欧美讲学、参加学术会议和考察地质构造。 1949年秋，新中国成立在即，正在国外的李四光被邀请担任政协委员。得到这个消息后，他立即做好了回国准备。这时，伦敦的一位朋友打来电话，告诉他国民党政府驻英大使已接到密令，要他公开发表声明拒绝接受政协委员职务，否则就要被扣留。李四光当机立断，只身离开伦敦来到法国。两星期之后，李夫人许淑彬接到李四光来信，说他已到了瑞士与德国交界的巴塞尔。夫妇二人在巴塞尔买了从意大利开往香港的船票，于1949年12月启程秘密回国。 回到新中国怀抱的李四光被委以重任，先后担任了地质部部长、中国科学院副院长、全国科联主席、全国政协副主席等职。他虽然年事已高，仍奋战在科学研究和国家建设的第一线，为我国的地质、石油勘探和建设事业做出了巨大贡献。1958年，李四光由何长工、张劲夫介绍加入了中国共产党，由一个民族民主主义者成为共产主义战士。60年代以后，李四光因过度劳累身体越来越差，还是以巨大的热情和精力投入到地震预测、预报以及地热的利用等工作中去。1971年4月29日，李四光因病逝世，享年82岁。 李四光的最大贡献是创立了地质力学，并以力学的观点研究地壳运动现象，探索地质运动与矿产分布规律，新华夏构造体系的特点，分析了我国的地质条件，说明中国的陆地一定有石油。从理论上推翻了中国贫油的结论，肯定中国具有良好的储油条件。毛泽东、周恩来在认真听取了汇报后，支持了他的观点，并根据他的建议，在松辽平原、华北平原开始了大规模的石油普查。1956年，他亲自主持石油普查勘探工作，在很短时间里，先后发现了大庆、胜利、大港、华北、江汉等油田，为中国石油工业建立了不朽的功勋。从50年代后期至60年代，勘探部门相继找到了大庆油田、大港油田、胜利油田、华北油田等大油田，在国家建设急需能源的时候，使滚滚石油冒了出来。这样，不仅摘掉了“中国贫油”的帽子，也使李四光独创的地质力学理论得到了最有力的证明。 李四光 “科学救国” 北京西郊地质力学研究所的东边，有一条又长又窄的小路，人称“李四光路”，因为李四光生前每天都要在这条小路上散步而得名。 今天，这条小路已被加宽变得热闹起来，但是，李四光的形象却永远留在人们的记忆中，他一生所走过的漫长而曲折的道路仍给人们许多启示…… 1889年10月26日，李四光出生在湖北省黄风县张家湾一个贫寒的家庭里，原名李仲揆。 李四光在农村生活了近14个年头。从五六岁起，他就在父亲教书的私塾里读书，还要帮着母亲打柴、舂米、推磨、提水……，艰苦的生活培养了他刻苦奋斗的精神和倔强的性格。 太平天国革命运动之后，洋务派兴起，湖北办起了许多新学堂，以讲新学而标新立异。李四光被深深地吸引，他只身前去投考，以优异成绩被录取。 在新学堂里，他如饥似渴地学习新知识，由于每次考试都是第一名，被省里选作官费留学生，送到日本学造船。 李四光在日本度过了7年，在那里，他参加了孙中山先生领导的中国同盟会。 李四光回国后第二年，辛亥革命爆发，他参加了汉口的保卫战，作为新被任命的湖北军政府理财部参议，他亲自组织码头工人和人力车夫运军火、上前线。随后，他被选为湖北军政府实业部部长。正当李四光准备大干一番事业之时，辛亥革命失败了。他发愤专心于科学技术的研究，走“科学救国”之路。他去英国留学，先是学采矿，以后转到地质。他祈盼着有一天，得见政治清明之世，为祖国贡献自己的青春和热血。 留学生活并不轻松。为了维持不断上涨的学费，李四光假期到矿山去做工。在伯明翰大学的6年里，他不仅专业学习成绩优秀，而且熟练地掌握了英语，先后获得了学士学位和博士学位。毕业后，他婉言拒绝了一家矿山的高薪聘请，接受了蔡元培先生的邀请，回到祖国，在北京大学地质系担任教授。 第四纪冰川的发现 李四光到北大地质系后，主讲岩石学和高等岩石学两门课程，他以严谨的冶学作风赢得了学生的尊重。他经常带学生到野外进行实地教学，边看边讲。一个山头、一个沟谷、一堆石子、一排裂缝，他都不放过。学校经费不足，他带领学生白手起家搞建设，将学习环境收拾得十分雅静。 在教学的同时，他对研究工作也不放松，他一生中在地质学方面的主要贡献，如古生物蜒科的鉴定方法、中国第四纪冰川的发现和地质力学的创立，都是在这期间开始的。在研究过程中，他从不为已有的观点和学说所束缚，而是按照自然规律，去寻找尚未被人们认识和掌握的真理。因此，他能不断提出创造性的见解，并敢于向一些旧观点提出挑战。 例如，从19世纪以来，就不断有德国、美国、法国、瑞典等国的地质学家到中国来勘探矿产，考察地质。但是，他们都没有在中国发现过冰川现象。因此，在地质学界，“中国不存在第四纪冰川”已经成为一个定论。可是，李四光在研究蜒科化石期间，就在太行山东麓发现了一些很像冰川条痕石的石头。他继续在大同盆地进行考察，越来越相信自己的判断，于是，他在中国地质学会第三次全体会员大会上大胆地提出了中国存在第四纪冰川的看法。到会的农商部顾问、瑞典地质学家安特生轻蔑地一笑，予以否定。 为了让人们能接受这一事实，他继续寻找更多的冰川遗迹。10年以后，他不仅得出庐山有大量冰川遗迹的结论，而且认为中国第四纪冰川主要是山谷冰川，并且可划为三次冰期。 当李四光的这个学术观点再次在全国地质学会上发表以后，引起了1934年著名的庐山辩论。在半封建半殖民地的旧中国，中国的科学家低人一等，外国学者中有相当一部分人是带着民族主义和种族歧视情绪到中国来的。因此，尽管大量事实摆在眼前，几位外国学者并没有改变他们的观点。 1936年，李四光又到黄山考察，写了“安徽黄山之第四纪冰川现象”的论文，此文和几幅冰川现象的照片，引起了一些中外学者的注意，德国地质学教授费斯曼到黄山看罢回来赞叹道：“这是一个翻天覆地的发现。”李四光十多年的艰苦努力，第一次得到外国科学家的公开承认。可是，他知道，这还远远不够，他干脆把家搬到庐山上，又在庐山脚下建立了一个冰川陈列馆，起名叫“白石陈列馆”（后被国民党海军炸毁）更深入细致地进行冰川研究。 李四光关于冰川的多年研究，在1937年完稿的《冰期之庐山》中得到全面阐述。可惜由于抗战爆发，这部书10年后才得以出版。 回国找油田 1927年，李四光应蔡元培的约请，离开北京南下，主持地质研究所的筹建工作。1928年1月，地质研究所成立，李四光担任所长。搞地质研究常常要餐风饮露，条件十分艰苦。况且刚刚成立的研究所经费少，设备缺，甚至没有固定的所址。八年抗战期间，李四光和他的研究所受尽奔波辗转之苦。那时，他抽的是用草纸做的烟，穿的是土布衣服，生活十分清苦，但是，他和同事们始终没有放弃地质研究。由于生活的艰辛和工作的劳累，他患了心绞痛和肺结核。 1948年2月初，李四光从上海启程赴伦敦，参加第18届国际地质学会，他的夫人许淑彬也一同前往。会后，他们在英伦三岛上又住了一年，一面养病，一面观察国内外时局的发展。 1949年4月初，以郭沫若为团长的中国代表团赴布拉格出席世界维护和平大会。出国前，郭沫若根据周恩来的指示，给李四光带了一封信，请他早日回国。看了这封由郭沫若领头签名的信，李四光非常激动。新中国就要屹立于世界的东方，自己的本领可以施展，抱负可以实现了。他积极奔走起来，准备尽快返国。可是，由于第二次世界大战的影响，从英国到远东的客轮船票要一年前预订，归期只得拖延。他一面调养身体，一面把科研方面遗留的事情办完。 李四光焦急地等待着起程的日期。一天，伦敦的一个朋友给李四光打来电话，告诉他，国民党驻英大使馆接到密令，要李四光公开发表一个声明，否认中华人民共和国，并拒绝接受人民政协给他的全国委员的任命，否则就有被扣留的危险。 事情紧急，李四光当机立断。他拿起一只小皮包，迅速前往普利茅斯港，准备从那里渡过英伦海峡，先到法国去。普利茅斯港海面宽阔且多风浪，是偏僻的货运航道，一般人通常都不会从这里渡海，因而能避开国民党特工人员的追踪。临行前，他提笔给驻英大使写了一封信，让许淑彬两天后寄出。第二天，国民党驻英大使馆果然派人来找李四光，许淑彬机警地对来人说，李四光外出考察去了。 两天以后，许淑彬寄出了李四光留下的信，信中写道：中华人民共和国是我多少年来日思夜想的理想国家。中央人民政府政务院是我竭诚拥护的政府。我能当选为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全国委员会的委员，我认为是莫大的光荣。我已经起程返国就职。他还规劝这位大使脱离祸国殃民的国民党政府，早日回到光明祖国的怀抱…… 两星期后，许淑彬收到李四光的来信，得知他已到了瑞士与德国交界的巴塞尔，便立即前去会合。 1950年5月6日，李四光终于到了北京。这一年他60岁，但是他觉得，新的生活才刚刚开始。 新中国的诞生，揭开了李四光科学事业崭新的一章。他提任了中国科学院副院长、地质部部长和科联主席。 他认真学习了毛泽东的《实践论》、《矛盾论》，恩格斯的《自然辩证法》等著作，努力用辩证唯物主义指导工作和科研；他注重理论学习，也注意自己的思想改造，“决心扔掉那些旧日留下来的包袱，……达到忘我的境界”；他全身心地投入到祖国的地质事业中去，兢兢业业，鞠躬尽瘁。在他的具体领导下，我国的地质工作取得了巨大的成绩；1958年，他光荣地加入了中国共产党。 在第一个五年计划开端的日子里，毛主席、周总理就询问过李四光：我国天然石油这方面远景怎么样？ 早在1915至1917年，美孚石油公司的一个钻井队，在陕北肤施一带，打了7口探井，花了300万美元，因收获不大就走掉了。1922年，美国斯坦福大学教授布莱克威尔德来到中国调查地质，写了 《中国和西伯利亚的石油资源》一文，下了“中国贫油”的结论。从此，“中国贫油论”就流传开来。但是，李四光根据自己对地质构造的研究，在1928年就提出了：“美孚的失败，并不能证明中国没有油田可办。”以后他在《中国地质学》一书中，又一次提出：新华夏构造体系沉降带有“可能揭露有重要经济价值的沉积物”。这个沉积物讲的就是石油。 因此，李四光乐观地回答了国家领导人的提问：“我们地下的石油储量是很大的。从东北平原起，通过渤海湾，到华北平原，再往南到两湖地区，可以做工作……”。 1955年，普查队伍开往第一线。在几年里，就找到了几百个可能的储油构造。1958年6月，喜讯传来：规模大、产量高的大庆油田被探明。地质部立即把队伍转移到渤海湾和黄河下游的冲积平原。以后，大港油田、胜利油田，其他油田相继建成。地质部又转移到其他的平原、盆地和浅海海域继续作战。 1964年12月，周总理在第三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的《政府工作报告》中指出：“第一个五年计划建设起来的大庆油田，是根据我国地质专家独创的石油地质理论进行勘探而发现的。”李四光的工作得到了党和国家的充分肯定。

2008年全院共发表论文753篇，包括SCI检索期刊论文166篇（2007年133篇），EI检索期刊论文6篇，ISTP论文5篇，国外一般期刊论文61篇，国内核心期刊论文441篇，国内一般期刊论文136篇，出版专著27部。与2007年相比，SCI检索期刊论文增长，反映高水平论文呈上升趋势。

中国地质科学院年度发表论文数量统计分布图

主办学术期刊及年度发表论文情况

中国地质科学院及挂靠学会主办了9种学术期刊，包括《ACTA GEOLOGICA SINICA》、《地质学报》、《地质论评》、《地球学报》、《矿床地质》、《岩石矿物学报》、《岩矿测试》、《中国岩溶》、《地质力学学报》。《地质学报》英文期刊为SCI检索刊物，《地质学报》中文版、《矿床地质》为CA收录刊物，其他绝大部分院办学术期刊为中文核心期刊。

2008年12月，科技部中国科技信息研究所公布中国精品科技期刊名单，《ACTA GEOLOGICA SINICA》、《地质学报》、《地质论评》、《地球学报》获此殊荣。

中国地质科学院年报.2008

2008年中国科协宣布2008年度中国科协优秀论文获奖名单，《地质学报》（中、英文版）、《地质论评》所刊论文共有六篇获奖，其中，我院有四人获得优秀论文奖。

中国地质科学院年报.2008

2008年，在“中国地质科学院基本科研业务费项目”和“中国科协精品科技期刊工程”的支持下，《ACTA GEOLOGICA SINICA》、《地质学报》、《地质论评》、《地球学报》、《矿床地质》、《岩石矿物学报》、《岩矿测试》等7个刊物已实现网上办公功能，《中国岩溶》和《地质力学学报》正在建设中。以我院刊物为基础，在中国科学院《岩石学报》、中国地质调查局《地质通报》、中国自然科学基金委《自然科学进展》等刊物的大力支持下，“中国地学期刊网”框架搭建成功。初步实现了地学科技期刊网上检索、网上办公、数据库共享等功能，初步做到了科技期刊办公手段的现代化，得到了地学科技工作者和期刊界的热烈欢迎，也为今后科技期刊的发展和资源共享奠定了扎实的基础。

《地质学报》（英文版）（ACTA GEOLOGICA SINICA）：由挂靠中国地质科学院的中国地质学会主办，创刊于1922年，原名《中国地质学会志》，是我国历史最悠久的科技期刊之一。现为双月刊，现任主编为中国地质科学院赵逊研究员。《地质学报》（英文版）多次获得科技部、中宣部和新闻出版总署的表彰，入选2001年中国科技期刊方阵，自2006～2008年连续三年荣获中国科协A类精品期刊工程资助（全国仅5个）。近年来，《地质学报》（英文版）在国际化的进程中步伐大大加快。连续被美国科技情报研究所的《科学引文索引》（SCI）、《CA》等十多家著名文摘或数据库选为源期刊。在2007年度的《SCI》统计中，影响因子为，总被引频次为1216，在被入选的76种中国期刊中位居第4名；在《SCI》公布的267种地学科技期刊中位居第68名；每年有110余种国外刊物引用本刊文章，其水平已达到和接近发达国家地质学会会刊的水平。2008年度，共发表论文137篇，共1272页。其中2、3、4、5期登载的是《中国代表团参加第33届国际地质大会论文集》的论文，其内容全面反映了近年来我国地学界取得的主要进展，受到与会代表的热烈欢迎。特别是在第一时间向世界同行介绍汶川地震的科学论文，引起了国际同行的强烈关注。从2009年第1期起，本刊全文在世界著名出版集团Blackwell公司网站全文上网发行。

《地质学报（英文版）》

《地质学报》英文版

《地质学报》（中文版）：由挂靠中国地质科学院的中国地质学会主办，其前身为《中国地质学会志》，是中国最早的科技期刊之一。它以反映中国地质学界在地质科学的理论研究、基础研究和基本地质问题方面的最新、最重要成果为主要任务，兼及新的方法和技术。《地质学报》现为月刊，主编为中国地质科学院陈毓川院士。《地质学报》多次获得科技部、中宣部和新闻出版总署的表彰，入选2001年中国科技期刊方阵，2005年获国家期刊奖，2006～2008年连续三年赢得中国科协B类精品期刊工程资助，是国内外多家文摘或数据库的源期刊，在中国科技情报研究所的统计中影响因子、总被引频次等指标一直名列前茅。2007年度影响因子为（扩展版），总被引频次为1876次，影响因子在全国5000余种科技期刊中位居第13名。2008年本刊作为实施精品科技期刊工程优秀单位，在中国科协组织的精品科技期刊总结大会上做了经验介绍，全文在中国科协网站上发表。2008年度发表论文187篇，共1814页。

《地质学报（中文版）》

《地质学报》中文版

《地质论评》：由挂靠中国地质科学院的中国地质学会主办，创刊于1936年，一直以爱国、争鸣为办刊宗旨。刊头图案，缺右上残左下，为创刊之时东北遭侵吞，西南被蚕食，一直沿用至今，表达了我国地质学家的忧国爱国之情。《地质论评》现为双月刊，主编为中国地质科学院地质研究所任纪舜院士。《地质论评》多次获得科技部、中宣部和新闻出版总署的表彰，入选2001年中国科技期刊方阵，2005年获国家期刊奖提名奖，2006年、2007年赢得中国科协精品期刊工程的C类资助。是国内外多家文摘或数据库的源期刊，在中国科技情报研究所的统计中影响因子、总被引频次等指标一直名列前茅，2007年度影响因子为，总被引频次为1981次，影响因子位居中国5000余种科技期刊的第29位。2008年度共发表正式论文97篇，消息报道17篇，通讯资料4篇，共计864页。

《地质论评》

《地质论评》

《地球学报》：是中国地质科学院主办，科学出版社出版的地球科学综合性学术期刊，是全国中文核心期刊、美国《CA》收录期刊，中国科学引文来源期刊、中国学术期刊综合评价数据库来源期刊，主要刊登古生物、地层、岩石、矿床、矿物、构造、第四纪地质、同位素、地球化学、物化探、遥感、水文、石油地质与石油工程等基础类地质研究及其相关的新技术、新方法等科技论文或者综述性论文，现已成为全国地学界具有重要影响的科技期刊之一。为了实现科技期刊编辑、出版发行的电子化，推进科技信息交流的网络化进程，本刊除印刷版外，还被编入《中国学术期刊（光盘版）》，并被“中国期刊网”收录，已入网“万方数据数字期刊群”，2008年底与兄弟刊物一起实现了网上办公功能。自2001年起《地球学报》改为大16开本，双月刊。主要设有学术研究、综述与进展、技术与方法等栏目。2007年，《地球学报》总被引频次1277次；影响因子，在全国5000余种科技期刊中影响因子排名第73位，进入百名大关，取得了重大突破。2008年度发表论文106篇，共836页。

《地球学报》

《地球学报》

《矿床地质》：由中国地质学会矿床地质专业委员会和中国地质科学院矿产资源研究所主办的双月刊，创刊于1982年。是中国唯一报道矿床学最新研究成果的期刊，内容包括矿床地质特征及与矿床有关的岩石学、矿物学、地球化学研究成果和科学实验成果及新技术、新方法。被《Chemical Abstracts》、《CSA Technology Research Database》、《Peφepa TИBHЫЙЖyp HaЛ》（俄罗斯文摘杂志）、《中国期刊全文数据库》（CNKI）、《中国科学引文数据库》（CSCD）、《中文科技期刊全文数据库》、《数字化期刊—期刊论文库》、《数字化期刊—期刊引文库》、《中国地质文摘》、《全国报刊索引—自然科学技术版》、《有色金属文摘》和《中国学术期刊文摘》等检索期刊及数据库收录。根据《中国科技期刊引证报告》和《中国学术期刊综合引证报告》，《矿床地质》在近几年科技期刊的影响因子排序中名列前茅。2007年度影响因子为，总被引频次为1361次，影响因子在全国5000余种科技期刊中排名第11名。2008年度发表论文73篇，共793页。

《矿床地质》

《矿床地质》

《岩石矿物学杂志》：由中国地质学会岩石学专业委员会、矿物学专业委员会、中国地质科学院地质研究所联合主办的学术性期刊，创刊于1982年。2005年起改为双月刊，现任主编为中国地质科学院地质研究所沈其韩院士。《岩石矿物学杂志》主要报道岩石学、矿物学各分支学科及有关边缘交叉学科的基础理论和应用研究成果，创造性和综合性研究成果，岩石和矿物鉴定的新方法、新技术和新仪器以及与有关的最新地质科技信息。《岩石矿物学杂志》是国内外多家检索系统和文摘的源期刊。在中国科技信息研究所的统计中，2007年度的影响因子为，总被引频次为902次，在我国5000余种科技期刊中影响因子位居第43名。2008年度共发表论文72篇，共586页。

《岩石矿物学杂志》

《岩石矿物学杂志》

《岩矿测试》：是中国地质学会岩矿测试专业委员会和国家地质实验测试中心共同主办的分析测试技术科技期刊，创刊于1982年，主要报道国内与分析科学、资源环境、地球科学相关的新技术、新方法、新理论和新设备等研究成果、动态、评述及相关实践经验。曾获国家级优秀科技期刊三等奖，地质矿产部优秀科技期刊一等奖，北京市科技期刊四通杯全优期刊奖，中国科协优秀学术期刊三等奖。是中国科技核心期刊，中国期刊方阵双效期刊。目前被美国《化学文摘》、中国学术期刊综合评价数据库等国内外15家文摘和数据库收录。在中国科技信息研究所的统计中，2007年度的影响因子为，总被引频次为522次，在我国5000余种科技期刊中影响因子位居第296名。2008年度共发表论文136篇，共484页。

《岩矿测试》

《岩矿测试》

《中国岩溶》：创刊于1982年，由中国地质科学院主管，是中国地质科学院岩溶地质研究所主办的我国唯一公开出版的岩溶学术刊物，同时也是我国地学领域中最富学术影响力的科技期刊之一，曾多次被评为广西优秀期刊、中国期刊方阵“双效期刊”、中国科技期刊、全国中文科技期刊，并被美国化学文摘（CA）、美国地质文献数据库（Geo Ref）、波兰哥白尼索引（IC）、乌利希国际期刊指南等国际著名的文献检索数据库收录。

创刊近30年来，《中国岩溶》始终坚持“争创名牌，构筑精品”的办刊理念，依托我国岩溶优势，突出特色栏目建设，严把质量关，刊物的学术影响力不断增强。在中国科技信息研究所的统计中，2007年度的影响因子为，总被引频次为533次，在我国5000余种科技期刊中影响因子位居第347名。2008年度共发表论文62篇，共392页。

《中国岩溶》

《中国岩溶》

《地质力学学报》：1995年创刊，是中国科技论文统计源期刊（中国科技核心期刊），中国学术期刊综合评价数据来源期刊，中国科技论文引文数据库的来源期刊，CNKI中国知识基础设施工程中国学术期刊综合评价数据库（CAJCED）统计源期刊；是“万方数据—数字化期刊群”全文上网期刊，被《中文科技期刊数据库》、《中国核心期刊（遴选）数据库》和CNKI中国知识基础设施工程中国期刊全文数据库（CJFD）全文收录；是反映地质力学研究所科研成果的对外窗口。主要报道地壳运动与大陆地质构造及其动力机制等方面的前沿动态和基础理论研究成果，同时关注矿产资源、地质灾害调查与防治、环境变迁规律等方面的应用科研成果。刊物的引用率和影响力逐年提高，2007年度的影响因子为，总被引频次为309次，在我国5000余种科技期刊中影响因子位居第561名。2008年度共发表论文40篇，共388页。

《地质力学学报》（网站正在建设）

《地质力学学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