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日近代化的差异论文素材

中日近代化之比较 19世纪60年代起，中日两国都开始了近代化改革的进程。这不是偶然的，两国都是在内忧外患的状况下而走上改革道路的。然而不同的是，日本通过明治维新逐步强大，中国屡次改革却没有使中国走向富强，反而加剧了列强的瓜分脚步。 日本是一个善于学习的国家，大化改新中的全盘中化，明治维新中的全盘引进西方文化，将西方先进技术引进国内产业，将西方资本主义制度与国内天皇制相结合而成的具有本国特色的君主立宪制，使日本统一于以天皇为中心的统治阶级之下。 一、改革的社会政治经济状况 在改革前，中日两国都面临着国内人民起义不断和外部列强侵略加剧。因此，两国近代化道路上都充满了激烈的斗争。但由于两国的传统以及当时的社会政治经济状况不同而又有所差异，并对近代化进程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在近代前，对两国社会影响最大的无疑是传统的政治制度。改革前，中日两国都是封建专制的国家。日本的传统体制属于封建世袭领主制。在幕藩体制下，日本是一个松散的有多个藩地组成的国家，藩主有很大的自治权，可以说是地方自治；但是这些藩地有很强的天皇中心观念，这使得明治政府的中央集权体制相对简单得建立起来。与日本不同的是，中国属于集权官僚型的政体，权利集中于皇帝一人，官僚机构庞大，民间难以形成类似明治维新中的各种社会势力，政权的社会基础难以扩大，改革的道路必将曲折。日本政府统治阶层面临人民斗争不断。30年代大规模的农民暴动此起彼伏，加上藩主的自治权大，促成了后来的强藩改革，这些小规模的改革也为明治维新培养了一批有实践经验的领导者。 幕藩体制下等级森严，被统治阶级受着本国统治阶级和外国侵略的双重压迫，日本农民阶级的反封建反侵略斗争高涨，成为明治维新成功的最根本动力。这一系列的反抗，使本身已经危机重重的统治秩序更加不稳定。 中日两国都是“后发型”现代化，但日本“后发”的同时又是“外生”的，有学者认为日本实现较彻底改革的关键是立志推进现代化的领导人掌握了国家实际的政治权力，能将传统政治领导转化为具有现代化倾向的政治领导，并维持领导集团内部的高度团结。 日本在幕府时代名义上的最高统治者天皇并无实权，幕府末期，掌握实权的幕府统治者又不得人心，在对内对外的政策上引起了国内人民的不满，出现了统治危机。这使日本的资产阶级革命得以发动并成功。无实权的天皇和下层资产阶级可以联合以夺取实权，下层的资产者可以利用天皇的名义去反对幕府统治者，这些条件在中国是没有的。在“尊王”的口号下，各阶层很自然得都拥戴天皇，使天皇在实际上取得了统治权。 中国的清末宪政只是一场统治阶层的自救运动，其目标不是改变落后面貌，而是为了加强对人民的控制，清政府发布的政令都流于书面，没有得到真正的贯彻。戊戌变法虽然有涉及政体方面，但光绪皇帝没有实权，他颁布的诏书对各地官员没有约束力，得不到实行；维新派没有注意到发动群众，改革仅局限于部分知识分子阶层，没有像明治维新那样强大的基础力量，康梁等人提出的改革措施很少涉及农民阶级的切身利益。 日本统一的国内市场形成较早，试图组织商品生产或商品流通的现象，主要只是在江户时代的初期才能见到，到了幕府末年，无论是幕府还是诸藩，都承认商品生产和商品流通的现实。中国传统的经济观主要以刘锡鸿为中心，他提出“农务久安”的观点，反对发展工商业，其主要观点是为了维护封建统治而强化对农民的封建剥削，为防止封建社会瓦解而极力反对采用新的交通手段去促进商品流通，阻止工商业的发展。 日本建立了统一的国内市场，以次为背景商业资本也获得长足发展，并为求得利润的扩大而重视海外贸易，到了幕府末年出现了贸易振兴论和商品立国论等思想。随着传统的经济观逐步崩溃，中国的传统经济观在经历了林则徐、魏源等人之后也有所动摇，但是始终不能像日本那样彻底，在很长的一段时间里，封建的自然经济观仍然占统治地位。 中国戊戌变法时期与幕府末年经济水平相当，当时中国已经拥有一些正规的资本主义企业，而幕府时期的“日本资本主义还处于它的前身阶段--商业高利贷资产阶级的阶段”，然而这个阶级却“成了维新的社会基础和经济基础”。中国农村自然经济接替过程缓慢，对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形成强大的抵制力量，日本幕府的商品资本却冲破樊篱，侵占了生产领域。不像中国的商业资本停留在奢侈性消费，日本商业资本利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扩大生产，促使商业资本向工业资本转化。中国商业分散，且规模小，多与农业生产和家庭副业结合起来，成为资本主义资金积累的障碍。 中国洋务运动在国家出资兴办近代企业后，实行垄断经营，排斥商人投资新式企业，而明治维新时期，政府不但引进技术，而且鼓励和支持私人资本的经营。 二、传统和改革派的态度 从传统文化及改革派对外来文化的态度来看，中日两国也有很大的差异。中国由于曾经有过极其辉煌灿烂的古代文化历史，统治者素以天朝上国自居，视外国为“夷”，加上长期的出超，使统治者一直以为中国无所不有，甚至资方的富裕也以来于中国。观念上的自大，一直束缚着统治阶层，改变现存的体制是难上加难。郭沫若曾指出：“中国固有文化的负担太重了，资本主义以前的文化，年代太久，至少有3000年，所以对过去的文化怀着一种崇敬，对新的文化发生抵触，往往视欧美文化为夷狄之邦。在资本主义以前的中国文化诚然是光辉的，但就因为太有光辉，在变革时期便不免是一个很大的负担。日本虽然有它的固有文化，有外国传来的文化，但细的说来，日本的负担没有中国那样重，所以便走得快些。” 日本民族具有吸收外来文化的传统。日本曾有过三次学习外来文化的高潮：一次是古代有选择地吸收我国古代文化、技术和政治制度，却没有完全“汉化”；一次是近代向西方学习，从中吸收和引进了近代文化思想与科技，但并没有完全“西化”；一次是二战后全面引进和吸收以美国文化思想和科技、制度为代表的现代西方文化和科技，但仍然未“美化”。过去，日本一直都是以中国为师的，同时也从朝鲜、印度学到不少东西，幕府时期虽然实行锁国政策，但仍从荷兰等国学到一些新知识，并形成了要求革新的“兰学”派，兰学家们主张学习西方制度的理论成了明治维新的舆论准备。 1840年鸦片战争中，中国为英国所败，1853年，美国佩理舰队打开了日本大门，日班受到了巨大的冲击，一直被日本人作为楷模的中国居然被西洋的船坚炮利所破，西方先进的资本主义先进文化伴随这殖民主义在古老的中国面前显示了它的优越性。自此，日本走上了学习西方的道路，西方先进的军事科技技术迅速被幕府和诸藩所引进。19世纪40年代后，西方的政治制度开始为日本关注，并逐步引进吸收。 两国的文化传统对近代化改革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当西方诸国经历了工业革命进入工业文明时代时，中日等国东方国家要从封建时代过渡到资本主义时代的唯一途径进是吸收西方文化。因此，对西方文化吸取的方式，吸取的多少，直接影响着两国的现代化进程。 从中日两国吸收西方文化的历程来看，日本大致经理了“南蛮时期”（1543-1639）；“锁国时期”（1639-1720）；“兰学时期”（1720-1861）；“洋学时期”（1861-年以后）四个时期。这四个时期是日本向西方学习层层推进的进程，其文化一步步西化，国内各阶层都或多或少地接受西方文化的影响。从16世纪四十年代开始，西方殖民者陆续来到日本，把西方的武器、消费品、文化传到日本，日本西海岸的一些封建领主在自己的领地内引进西方的新科技，发展对外贸易，扩大自己的军事和经济实力。于是西方问民开始通过各种渠道侵入日本社会的土壤之中，日本的一些先进的知识分子在与西方文明的接触中打开了自己的眼界，热心学习传入日本的西方科学技术和文化知识。而中国只出现过向西方学习的高潮，而高潮之外的时期出现了文化学习的中断。因此，中国学习西方文化不连续而且不系统，受到影响的阶层也基本上局限于知识分子阶层。统治者由于传统的文化观，对西方较为“漠视”，而下层人民往往对统治者有盲从的习惯，对后来的历次改革在一定程度上有所阻碍。在吸收西洋文化的形态上，日本是“全面摄取型”，中国则是属于“部分摄取型”，日本的“和魂洋才”与中国的“中体西用”，在坚持传统、学习西方上是相同的。但“和魂”强调的是精神上的“民族性”，而“中体”所体现的是封建制度，这也就限制了两国所能学习的内容。同样的形式大却导致了完全不同的结果。 三、改革中的比较 在19世纪后办期，中日两国都大力推进了工业化政策。但其结果是，日本在90年代确立了资本主义，20世纪初进入了帝国主义阶段；而中国在同一时期却未能建立资本主义，进而在欧美和日本帝国主义的发展面前，增强了其半殖民地的程度。 19世纪80年代以后，西方近代化文明中的制度、精神越来越成为日本人关注的对象。学习西方政治、经济政策、人文社会学说的倾向也日益增强。到了明治变革时期，日本在已有的基础上，进一步表现出从物质、制度、精神各阶层全面吸收西方。在政治方面实行了君主立宪制、内阁制，由在国会里获得多数票的政党组成内阁；经济上建立西方现代化的银行制度，引进西方的工厂和企业制度；军事上，政府聘请德国陆军教官来教导日本军队，军队从原来的属于割地贵族变成属于国家；教育方面推行了西方的义务教育制度。 从19世纪60年代起，中国的洋务运动、戊戌变法、清末宪政等改革也从政治、经济、军事、教育等方面对封建教育进行了一系列改革，在推动中国近代化进程上起了一顶的积极作用。然而最终都归于失败。 （一）政治方面 明治维新时期政治方面最突出的就是制定了资本主义性质的宪法，制定宪法的核心人物依藤博文在1888年（明治二十一年）的枢密院会议上说：“创立宪法的精神，第一是限制君权，第二是保护臣民的权利。”明治宪法规定大臣的任免权、对外缔约权、宣战、媾和、议会的开闭幕和解散权归天皇，但同时又规定天皇的权限要由国务大臣辅佐实施；规定统帅权归天皇，但“军人敕谕”中说：“朕统帅兵马大权，但其司掌委之臣下。”由此可见，明治宪法中相当强调“限君权”。在这样的明知体制下，操纵这一体制的元老们借助于天皇的权威逐步形成了后来的军部独裁。 1868年3月，新成立的天皇政府发表了《五条御誓文》，阐明了新政府的基本方针，表明了“天皇亲政”和“广兴议会，万机决于公论”的大政方针。同年闰4月又公布了《政体书》，整顿和充实了政府组织，确定了君主立宪制的政体。此后又通过建立常备军和警察制度进行了军事改革和警察治安制度的改革。通过“奉还版籍”和废藩置县铲除了地方割据势力，完成了建立现代资产阶级中央集权制国家的任务。同时明治政府通过颁布“征兵令”和实行“佚禄处分”等措施把旧有的饿剥削转变成新型资产阶级和新式地主。1885年起，政府又实行了内阁制，第二年开始设国会，从而建立起比较完善的君主立宪的国家制度，完成了政治制度领域的改革。 与明治维新相比，同样是由一个皇帝领导的、涉及政治、经济、军事、思想文化等问题的戊戌变法却走向失败。在政治方面，中国维新派提出了开言路、兴民权、裁撤臃肿机构，以及在百日维新之前作为运动先声所提出的反对签订不平等条约等等，所涉及的都显然不是社会生活的个别问题或枝节问题，而是重大政治问题。以康有为、梁启超为首的知识分子精英们，簇拥着光绪皇帝在政坛上兴云布雨，以期达到运动的目的，而日本则是得到武士支持的长州、萨摩二藩以及一些有识之士，把天皇推到历史前沿，以实现自身的抱负。 两国在同样走过了围绕皇帝、发布政令之后，由“同途”走上了“殊归”。 （二）经济方面 经济改革是政治改革及其它一系列改革的基础。经济状况与社会稳定有着直接联系，中日两国在近代化改革中都涉及到了经济，但是由于两国改革的目的不同，引起的社会反响和结果也不相同。 明治维新是一场大规模流血的暴力革命，而不是和平改良；通过战争，扫除了腐朽势力，日本才得以全新的面貌励精图治，奋发求强。对比之下，中国的洋务运动是通过太平天国战争，改组了清统治集团后，进行的经济方面慢步调整的改革。 明治政府在经济方面首先改革了土地制度。1870年明治政府提出了田租改革方案，接解除了幕府规定的土地永世不得买卖的禁令，推行了新的有利于政府和资本主义商品经济发展的货币地租制度。在工商业方面，明治政府成立以后，采取了一系列直接扶植资本主义工商业的措施，成立了国家银行，创办了国营企业，扶植私人资本主义企业，使日本的工商业得以迅速发展起来。 洋务派首先创办的是军事工业，而不是与人民生活息息相关的农业；之后创办的民用工业其目的也不是单纯为了“求富”，而是为军事工业服务的。因此，得不到广大人民的赞同。洋务派的改革几乎没有涉及到工商业，也不能推动社会生产力的进步；创办的企业多为官办或官督商办，实际经营权都在官府手里，且生产不计成本利益，导致官员腐败贪污成风，最终洋务派的改革消沉下去。 （三）军事方面 近代化改革中，很重要的一项就是建立新式的军队，掌握了武装才是巩固政权的最有力手段。甲午战争是中日近代化改革以来第一次大规模交锋，两国军备不相上下，但是由于 中国军制建设不如日本完善，致使官兵素质、指挥系统、舰队作战能力逊于日本，最终导致了甲午战争中国的惨败。这不得不对中日两国军事制度及其形成作分析比较。 明治政府成立之后，在军制上作了重大调整。军政制度方面，将海域划分为若干海军区，并颁布条例规定了镇守府指责，完善了海军组织体制；舰队编制方面根据作战能力和任务来划分，以最大限度发挥海军作战能力。中国洋务运动中虽然建立了北洋、南洋、福建、广东四支海军力量，但力量过于分散，各省督抚的抗命使海军衙门形同虚设。 武器装备上，日本政府比较注重实战，从炮火和速度上着眼编制，在训练中制定了《军人敕谕》，规定了必须遵守“忠节”、“礼仪”、“勇武”、“信义”和“质朴”五德，要求士兵一切行动唯天皇是从。并且，日本建立了比较完善的兵役制度，给了志愿兵种种照顾，既保证了充足的兵源，又提高了海军士兵的素质。相对来说，清政府海军装备在实力上很强，但只知装配不知活用，再加上恤奉制度不完善，训练上军纪废弛，导致舰队实力上的下降。 两国海军建设内容大致相同，但成效迥异，有着深刻的历史背景。首先，两国的社会制度不同。日本经过明治维新已经是新兴的资本主义国家，统治阶层要求改革建立新式军队，而中国的洋务运动之所以建立海军完全是依赖封建皇帝的“恩准”，其次，两国建立海军的目的不同，同时也导致了建设纲领的不同。日本建立海军完全是为了求强，发展对外贸易和对外扩张；洋务派形式海军的建立则是为了维护旧式政权的统治，因此在更新完善上不能同日本相比。黄海海战后镇远舰枪炮官曹嘉祥、守备饶鸣衢总结道：“既设海军，必全按西法，庶足以御外侮，西人创立海军多年，其中利弊，著书立说，无微不至。我国海军章程与泰西不同，缘为我国朝制所限，所以难而尽仿，所以难而操胜算也。” （四）教育方面 19世纪60年代，两国在内外交困中分别以洋务运动和明治维新为契机启动了近代化教育的巨轮。日本在明治时期的40多年里不断更新教育制度，并由此建立了一套强有力的教育系统；而中国虽然前有洋务运动后有戊戌变法先后对教育进行改革，但始终没能彻底改变封建的教育制度。 在日本，明治维新成功之后，政府把教育作为文明开化政策的重心，并派考察团到欧美各国学习考察，有力得推动了改革。1871年废藩置县刚结束，明知政府立即设立了文省声，统辖全国的教育事业，第二年又颁布教育改革法令--《学制》，正式开始改革。1879年又以《教育令》取代《学制》，1880年的《改正教育令》又对《教育令》作了修改。为了维护新建立的近代天皇制，1890年以天皇的名义颁布《教育敕语》。除此之外为保证教育改革的顺利进行，政府在资金投入上也不遗余力，在经费的筹集和投入上采取了强制性和保护性的措施，教育经费的来源有了充分的保障；不但中央拨款，民间的赞助也成为学校资金的主要来源之一。 而在中国，洋务派虽然也很重视教育改革，设立了外国语学堂、军事学堂和技术学堂等30多所学校，但是始终没有统一的学制来对教育进行管理，并且，改革是在西太后的“授权”的情况下进行的不可能初级封建专制及其相关联的封建教育制度，改革流于形式，新式学堂没有得到发展。 戊戌变法中康有为、梁启超等人虽然一次又一次得上书要求进行教育改革，但他们他出的教育措施只局限于知识分子，没有涉及到广大人民的切身利益，也没有形成完整的教育体系，政府对教育改革也不够重视，兴办的新式学堂大多夭折。 日本明治政府成立后，为了改变日本的落后状态，维护国家和民族的独立，发展资本主义，明治政府采取了全方位、多角度的吸收方式，从政治、经济等各方面推行了西方的制度和社会生活方式。与此相比，中国则是伴随着历史发展的不同时期所存在的突出问题，进行片面、孤立地吸收，在不同时期所吸收的西方文化是割裂的，没有形成一个完善的整体，加上受到当时种种政治力量的牵制和阻碍，致使中国仍然保持着原来的政治体制和落后状态。 四、人物及思想 人是历史活动的主体，人的主观能动性的发挥，对历史进程的影响特别突出，中日两国近代化道路上所出现的人物或类似落迥异，存在着解很大的可比性。 中日两国改革中的领导阶层具有很多不同点，这也是两国改革朝着不同方向发展的重要原因。 首先，是有无统一并且强有力的领导核心。 明治维新是在中央政府的统一部署下进行的；中国的洋务运动却始终缺乏有力的规划和领导，戊戌变法的领导者是被几个知识分子 拥护的没有经验没有实权的皇帝。日本通过明治维新成功地实现了领导核心的转换，将政治权力集中于以明治天皇为首的具有改革开放的下级武士的手中。他们相信即使现代化以为着丧失他们的特权也是值得向往的。因此，国家政权掌握在下层武士手中，对改革是相当有利的。明治维新是一种国家的行为，自始至终贯穿着国家政权的权威。洋务运动时期虽然名义上有清政府的各项政令及总理衙门的管理，但实际上只是李鸿章等人在地方上的各自为政，兴办“洋务”，以扩大自己的势力，力量分散，难以对清政府的统治构成威胁；康有为、梁启超等人在戊戌变法起到了很大的作用，作了大量的宣传，使维新思潮传播开来，但由于反动势力强大，光绪皇帝及康梁等人对于慈禧太后为首的的顽固势力所发动的政变无能为力。 清末宪政改革中，政治领导集团并没有彻底现代化的决心和勇气，在改革上就处于两难境地，一方面在内忧外患必须改革，另一方面又必须巩固原有的体制，以至于难以形成坚强的领导核心。 其次，领导人本身的能力和经验也有很大的差异。 明治维新领导人同藩主有较密切的联系，对藩内政治改革也有较多的发言权，同时又比较了解下层武士的动向；在参与藩镇改革中比较巩固得掌握了藩内实权，积累了丰富的政治斗争经验。明治维新的主要领导人的政治谋略和行政才干是戊戌变法领导人所不能比的，他们善于利用形势，维新前，矛头直指幕府，争取和利用各方面的力量，调动平民乃至农民的武装。维新成功后，对封建贵族采取赎买政策，显著减少了封建阶级的反抗激烈程度，保证了实施改革所必须的政治安定局面。对西方有进一步的了解，从1871年到1873年，明知政府曾派改革派大臣木户孝允等人组成考察团到欧美各国考察。 相对来说，戊戌变法人物则缺少谋略。他们不注意团结社会各种势力，以减轻维新的阻力。在维新运动初期，对实力最强的李鸿章派系加以排斥。在处理翁同合问题上也犯了同样的错误，至于同民众运动的联系就更谈不上了。中国维新派对政治斗争的残酷性，对封建势力的反动性也缺乏清醒的认识，和足够的心里准备，在顽固势力发动的无须政变时，大多没有勇气面对而到处寻求庇护。在策略上，没有条理，维新短短的103天中，上书无数，，内部分轻重缓急，并且几乎没有一条能够扎实贯彻下去的。作为书斋型的改革派，康梁等人没有到国外做系统考察的经历，完全凭自己的主观发动维新，失败是不可避免的。洋务运动的领导者，如李鸿章、张之洞等，本身就是封建官僚，虽然学习西方，但引进的只有技术，不可能初级封建统治，各派系为扩大自己的势力又不断斗争，削弱了改革的力量，最终免不了失败。 再次，领导人人的对比。 佐久间象山和魏源。两人所处的社会背景不同，所持观点也有所不同，佐久间象山认识到了研究自然科学的重要性，形成了与传统儒学相抵触的思想；而魏源始终认为“师夷长技”，信奉“器变道不变”，没有吸收西方近代科学精神和理性思想。 吉田阴松和康有为。他们都是西方近代思想的传播者和改革者。吉田久经政治风浪的考验，富于大无畏的精神，他以他的声明实践了“由当杀身成仁”的誓言，并影响他的学生继续战斗。中国的维新派也富于献身精神，但一旦事到临头，惟有“大众痛哭不成声”，戊戌政变后，康有为到处寻求庇护以保其身，无一人挺身而出收拾残局。 明治天皇与慈禧太后。明治天皇学习新知识，对当时社会形势有相当的了解，具有改革精神，大力推行明治维新运动，终于实现了日本的近代化。而慈禧太后却相形见绌，作为封建旧势力的代表，所希望的只是如何巩固自己的势力，维护封建专制，因循守旧，排斥西方近代思想，根本不可能推动中国近代化顺利现。

中日近代化的速度与结果差异巨大,本文拟从地理状况与民族性格,社会结构与文化背景,《海国图志》的不同命运,对东西文明碰撞回应的力度,社会转型时期政府的决策与作为几个方面的不同来分析其必然性. 楼主可从各个角度摘取有用的部分。正文如下： 1840年,随着鸦片战争的轰轰炮声,近代文明之光开始透进沉沉神洲.1853年,美国海军一支小型舰队,野蛮驶进江户湾的蒲贺港,"我自闭关眠不动"的日本朝野,也诚惶诚恐地感受到了近代文明的威力.两个古老的东方国家接触西方文明相距仅十余年,但迈向近代化的速度与结果的差异是惊人的.中国直到1911年的辛亥革命,用了近70年,才完成了近代化的一小半.日本则只用了半个世纪的时间,就走完了欧美资本主义150—200年走过的道路,20世纪初日显世界强国端倪.个中原因及带给我们的教训,值得深究. 地理状况与民族性格 日本由散落于西北太平洋的系列岛屿组成.国土狭小(只有万平方公里,仅中国的二十七分之一),资源贫瘠,生活资料少,造就了大和民族勇敢冒险的性格;自然环境恶劣,常受台风,海啸,火山,地震等的折磨,生命,财产受到巨大的威胁,因此日本人天生就有强烈的自卑和危机感,自卑推动突破,危机使人忧患,求变.祖宗成法与"上国衣冠"之类的传统观念,对日本人的约束力要小一些,所以近代它以欧洲文明为目标的改革所遭遇的社会心理障碍也要小一些.⑴ 646年,孝德天皇发动"大化改新",对大唐帝国制度,律令的亦步亦趋使日本迅速告别了野蛮与落后.19世纪中期,锁国大门被打开后,日本迅即以敌为师,整个国家很快闯进了新世界.中国自夏商以降,辽阔而神秘的国土,层峦翠叠,江河奔涌,物产丰饶,无不给人以泱泱大国的气度.两千余年儒家思想的浸染和曾经"万国衣冠拜长安"的盛世景况,使"夷夏之辩"坚如磐石,所谓"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中国人的民族性格明显呈现虚骄自大,守成求稳的特征.总之,自然地理因素与民族性格使日本的近代化"比中国更机敏,更迅速,更有效率"(汤因比语). 社会结构与文化背景 中日近代化的差异,地理位置与民族性格之类因素固然起了作用,但更重要的原因还得从两国社会经济,政治结构和文化背景中寻找.日本自1192年以来,始终未能形成一元化的集权统治,天皇与将军并存,地方上还有许多独立的藩国.日本维新思想家—有"日本伏尔泰"之称的福泽渝吉认为,幕府与天皇并存,使至尊的皇帝和至强的将军都得不到足够的重视和尊敬."这样至尊和至强的两种思想取得平衡,于是在这两种思想当中便留下了思考的余地,为真理活动开辟了道路." ⑵ 早在18世纪,"兰学"—以荷兰语为媒介的西方近代文化就已渗入日本,江户时代中后期"兰学"还曾一派繁荣.部分知识分子借此走出闭目塞听的幽室,萌发了变革的思想.幕藩体制的分散性,利于西洋文明的传播,也利于新兴商业团体整合到新的政治体系中.松散的局面下,许多类似西欧自治体的组织如村民的"讲",手工业者的"座"悄然产生 ,甚至出现了东亚绝无仅有的工商业自治城市.新经济,新政治势力,新思想顽强地滋生并逐步壮大,深刻改变日本的社会结构,价值观念 ,左右政局的变化,直至"大阪富商一怒而天下诸侯惊".随着民族危机的加深,曾经是旧秩序支柱的武士集团竟然视旧主如仇成了变革的中坚力量.而中国的小农经济"在至关重要的工业革命历史大潮中,反应特别迟钝,在很长时间内,对外部世界剧变浑然不觉,更谈不上奋起直追.直到1872年,才有一位归国侨商兴办了中国第一家机器缫丝厂".⑶并且中国从公元前三世纪以来专制主义中央集权制度就不断强化,政治上大一统,思想上大一尊合二为一,专制君主兼有"至尊"和"至强"的地位,其世俗权力和精神权威至高无上.地主,商人,高利贷者,官僚"四位一体",传统文化的核心—儒学是他们共同的思想准则和纽带,在这个具有强大凝聚力的营垒中很难分化出与之相对抗的革新力量.臣民不要说行为连思想意识都不敢越雷池半步,即使是洋务运动的领袖们曾国藩,李鸿章,左宗棠等人也从来未曾逾越过君王,名教的观念,毕其一生最多就是做"中兴名臣",而不可能成为"尊王倒幕"的藩主.因此,中国的近代化既缺乏足够的资本主义成长条件,又缺乏较为活跃的中间阶层,更缺乏开放,进取的文化底蕴. 三,《海国图志》的不同命运 西方殖民者东来前的中国社会各阶层仍陶醉在"天朝上国"的迷梦里,但"清王朝的声威一遇到不列颠的枪炮就扫地以尽,天朝帝国万世长存的迷信受到了致命的打击,野蛮的,闭关自守的,与文明世界隔绝的状态被打破了,开始建立起联系,┉┉".⑷目睹曾被视为"番邦蛮族"的"船坚炮利"和"四海之内,其帆樯无所不到,凡有土有人之处,无不睥睨相度,思朘削其精华",⑸少数思想先驱受到极大的震撼,他们开始从梦呓中惊醒.开眼看世界的第一人林则徐,主持编译的介绍世界五大洲三十余国历史,地理,政情的《四洲志》(原著为英人慕瑞的《地理大全》),第一次让国人感受到天外有天国外有国的现实.受林则徐委托补充,完善《四洲志》的魏源,在激愤中写出《海国图志》,这是第一部由中国人编撰的最详备的世界史,地巨著,也是介绍与传播西方先进科学技术的巨著.书中魏源猛烈抨击了"徒知侈张中华,未睹寰瀛之大"的愚昧无知;表达了"师夷长技以制夷"的思想,虽然魏源眼中的"长技"主要指西方的 "战舰","火器","养兵练兵之法",但在观念上已是根本的突破了,具有划时代的意义.可悲的是,在中国那样的社会环境中,像魏源这样的大梦先觉者是孤独的,在《悼鹤》诗中,他写道"月前孤唳为谁哀,无复双栖影绿苔".二十年后,他的主张才由洋务派稍事实践.二十年啊,中国丧失了多么关键的发展机遇!相反,50年代初《海国图志》由商船带到日本后,立即在思想界产生了强烈的共鸣,数年间选刻,选译的版本多达二十几种,催生培养了日本大批的维新思想家和改革志士.可以毫不夸张地说,正是《海国图志》为日本的近代化奠定了一定的思想基础和指明了最初的方向.1862年日本维新志士高杉晋作到上海,发现《海国图志》在自己的祖国竟然已经绝版,不禁感叹到:清朝"徒昌僻见,因循苟且,故而衰微".中国经过鸦片战争以极其沉重的代价换取的经验,教训,在自己的国土上没有立即产生重大影响,却在邻国日本开花结果,这是我们民族的极大不幸. 四,"脱亚入欧"与"中体西用" 日本对于东西文明碰撞的回应要激烈得多,向西方学习也是由衷的,"既无故虑,既不以为耻"(美国赖肖尔语).更有极端者,一些日本学者为过去推崇中华文化而感到惭愧,痛苦不堪,这种全盘否定其道德之源,进化之源—中华文化的论调当然是虚无主义的,但却反映了日本文化淡理念纠辩重实利,实用的务实作风和趋新,善变的传统."脱亚入欧"的始作俑者福泽渝吉,于1885年发表《脱亚论》主张"我国不可犹疑,与其坐等邻邦之进步,而与之共同复兴东亚,不如脱离其行伍,而与西洋文明国家共进退."为尽快融入西洋文明,犹如当年"遣唐使"络绎不绝到东土求经,日本人现在又络绎不绝远涉重洋前往欧美—新的精神故乡寻求富国强兵之术.最有影响的一次当数岩仓使节团,1871年9月明治政府派遣右大臣岩仓为全权大使的庞大使节团出访欧美,正式成员有48人,随行的还有59名留学生.使节团按考察的不同内容编成三组,第一组研究国家制度,法律理论,考察议会,法院的体制及工作情况.第二组研究贸易,铁路,邮电等公司,工厂的规章制度.第三组研究教育规章和方法.使节团历时一年零九个月耗资百万,先后访问了美,英,法,荷等十二国.使节团成员们徜徉在西方文明中"始惊,次醉,终狂",回国后,将所见所闻,与日本实际结合起来,勾勒出了民族腾飞的基本策略:经济学英国,政治体制,军事学德国,教育学美国.与日本朝野如饥似渴全面学习西方文明形成巨大反差的是,中国政界还喋喋不于"体"与"用","道"与"器"的争论.由于阶级的局限性,李鸿章等人对西学的理解并未超越魏源20年前的认识水平—"中国文武制度,事事远出西人之上,独火器万不能及." 结果呢,甲午战争中,李鸿章耗巨资建成的规模居亚洲第一,世界第四的北洋舰队却落得灰飞烟灭的命运.证明没有经济,制度及人的近代化的近代化是片面的,畸形的.恩格斯指出,"没有什么东西比陆军和海军更依赖于经济前提,装备,编成,编制,战术和战略,首先依赖于当时的生产水平和交通状况." ⑹ 就在东瀛赴欧美人潮汹汹多得连政府负责官员也"未知如何应付"时,中国人也开始拖着辫子走出国门了.经过中国接受西方高等教育第一人容闳多年的奔波,筹划,1872年,在曾国藩,李鸿章的支持下,第一批官派留学幼童抵美,但这次中国近代史上开风气之先的留学活动却以悲剧结束,守旧的驻美公使陈兰彬,督学吴子登,认为学生离经叛道(剪辫子,改长袍马褂为西装,进教堂等),"有以夷变夏之险",他们不断造谣中伤和向朝廷打小报告,1881年清政府愚昧地撤回了全部留学生.就是政府派遣的考察团与日本使团的西行之路也有根本差异,同治初年,"铁血宰相"俾斯麦曾经说过"三十年后,日本其兴,中国其弱孚 日人之游欧洲者,讨论学业,讲究官制,归而行之;中人之游欧洲者,询某厂船炮之利,某厂价值之廉,购而用之.强弱之源,其在此孚."这话深刻地指出了中国近代化的缺陷,"徒能考求洋人末务而忘其本也"(曾任清驻英公使的郭嵩涛语).由此观之,在没有新的阶级力量产生之前,中国对来自西方文明挑战的回应是肤浅又软弱的,长期停留在"器物"层面,布新而不除旧. 五,政府扮演的角色 明治政府深感东亚的落后与危机,决心"脱亚入欧",建立"超越欧罗巴诸国之功业",为此制定了"追赶型"战略,⑺ 确立了"文明开化","殖产兴业","富国强兵"的三大国策.文明开化是近代化的重要标志,明治政府一方面"求知识于世界"派使节团和留学生漂洋过海取经,另一方面大力创建近代教育体制以开民智.1871年设立文部省专司教育改革,1872年颁布《学制》正式摆脱封建教育,1880年颁布《修正教育令》强制实施义务教育.期间"一无余金"的政府投入了大量资金兴办教育,1869年到1877年,教育投资占政府总开支的第三位."殖产兴业"就是运用政权的力量来推动资本主义发展,核心是实现工业化.与同时期的西方资本主义国家政府"守夜人"的角色不同,由于起步晚,明治政府依靠不了那只"看不见的手",而是主动介入干预,更像新经济的"鼓手","催生婆".针对日本企业普遍缺乏技术和管理人才,乃实行"技术移植","客卿"制度,高薪聘请大批外国专家作技术指导,外国专家日薪最高达二千日元,相当于太政大臣的两倍半.针对民间资本对兴办实业持观望态度,就采取"官营示范",自己创办一批实业,"示以实利,以诱人民".当官营体制弊端初露时,就以极低廉的价格将国营企业转让给私人资本家,并给以很多优惠条件.当私人企业出现资金不足的困难时,又及时向他们注入巨额补贴,低息贷款等"黄金雨".总之,在政府的示范,鼓励,保护下,日本掀起了办厂,开矿的高潮,19世纪80年代又掀起了产业革命的高潮,很快就成为工业化强国. 清政府在变革中扮演的是千年老屋"维修者"的角色,没有犁庭扫穴的气概,没有全盘的,系统的战略部署.19世纪60年代初至20世纪初,清政府先后进行了三次"革新",从根本上讲,三次"革新"都是在"不能照旧统治下去时"进行的,带有浓重的被动色彩.洋务运动舍本逐末,戊戌变法抬出孔圣人造势并卷入帝后党的权力斗争,"新政""预备立宪"在政府已丧失在民众中的信用的时候还借"革新"之名行投机,应付之实,因此都以失败告终.与明治政府鼓励民间兴办实业不同,清政府先是限制民间资本投资实业,甲午战争后才稍稍放开,即使这样政府还垄断行业和与民争利.机器刚传进中国时,政府不允许机器流落民间.1895年,武举李福明开的机器磨房,竟被御使以"私开机器磨房"的罪名参奏.如前所述中国第一家机器缫丝厂,也因官府勒索而破产.洋务企业的举办者,通常亦官亦商,他们掌握国家权力,或"权力寻租",或支配大量资金,垄断技术,设备,市场来获取财富.1882年李鸿章在上海创办的机器制布局,不仅享有免税特权,还享有"十年以内,只准华商附股搭办,不准另行设局"的专利权.同时政府推行的"厚外贱内"政策,更使民族工业连一般的"国民待遇"都无法享受.譬如进口洋货缴纳的正税和子口税,就能到处畅行无阻,而国货却要"逢关纳税,遇卡抽厘".福建省各地茶叶,经由福州出口,所纳各项厘金和出口税高达35%.连晚期洋务重臣张之洞都说"此明明力窒华商之生机,而暗畅洋商之生机也".⑻ 可见中日两国政府,虽然选择了相同的近代化"范式"—自上而下的改革,但两国政府不同的决策与作为却很大程度上决定了两个民族的命运. 中日近代化差异的归因还有很多,不再赘述.悟往才能知来,今天,随着中国向现代化目标的日益迈进,我们还应不断审视我们走过的近代化之路.

十九世纪以前，日本人完全生活在中国文化影响之下。 引人注目的是，盛唐留给日本人的印象是如此之深，以致许多在中国早已演变了的古代风俗，却在日本人的生活中原封不动地代代相传。比如和服，就是唐时衣装。席地而坐，榻榻米，也是唐时风俗。1903年到日本留学的梅景九到了日本，对此颇觉惊讶："不过日本更有一种特别的情形，就是旅馆都是板屋席地，进门要先脱鞋的。出洋留学，本为维新；然而到了日本，第一先要复古。"

可疑的相似 是啊，中国和日本的相似之处太多了。从外表、文化到精神气质，好多地方都难分彼此。十九世纪以前，日本人完全生活在中国文化影响之下。引人注目的是，盛唐留给日本人的印象是如此之深，以致许多在中国早已演变了的古代风俗，却在日本人的生活中原封不动地代代相传。比如和服，就是唐时衣装。席地而坐，榻榻米，也是唐时风俗。1903年到日本留学的梅景九到了日本，对此颇觉惊讶："不过日本更有一种特别的情形，就是旅馆都是板屋席地，进门要先脱鞋的。出洋留学，本为维新；然而到了日本，第一先要复古。" 两国更本质的相同点，是内在的精神气质。两国人思维方式的特点都是注重形象思维和直觉感悟。"禅宗"在中日两国都很流行，两国人在精神发展中都注重克已反省，注重静思默想。日本人在枯山水、日本画、茶道、插花中表现出的简约、淡远、别致和中国传统艺术的美学取向完全一致。两国人的性格都偏于内向，"面子"哲学是两国人共同的处世哲学。为人处世讲究含蓄忍让，说话都习惯于拐弯抹角，"一切尽在不言中"。日本人还发明一个专门的词汇"腹艺"，也就是说有些意思不用说出来仅仅通过感觉大家都能明白。两国人都注重集体主义，倾向于压抑个性。中国人说"出头的椽子先烂"，而日本人有一个人人尽知的谚语："出头的钉子要挨敲"。两国人在社会上都讲究论资排辈，这一点，在日本尤为明显，在公司的升迁基本上都是按年龄资历而不是能力。两国社会上都有一个有意思的现象，那就是在宴会入席时，大家都会为入席的次序拉拉扯扯，争上老半天：不是争先，而是争后。直到现在，两国的社会机制也惊人地相似：家庭在社会上起着核心作用，三代同堂甚至数代同堂。家庭中都强调长幼尊卑，都是男主外女主内，大男子主义气息同样深厚。高考一样是决定一个人一生命运的最严重关口。入学考试对两国学生同样是一场灾难。"教育制度过分强调死记硬背，培养出来的人只能照章办事，缺乏独立思考的能力。""高中教育主要是为了应付报考大学，而不是为了真正学习知识。例如语文课就是让学生认真准备考试中要遇到的那种复杂语法问题。"这种批评中国人听起来准以为是在说自己的国家。¨¨¨相似性可以无休无止地罗列下去，涉及两国社会的每个方面。可是，这种罗列对解决我们的困惑丝毫没有帮助。如此相同的两个民族，为什么会在炮舰面前的反应截然不同？为什么站在同一条起跑线上的两个国家现在差距如此之大？为什么日本人学什么像什么，总能青出于蓝而胜于兰，而什么东西一到中国立刻会被中国特色熏染得面目全非？关于这个问题我们思考得还很不够。想明白这些问题也许对我们这个民族至关重要。举一个简单的例子：几年以前，中国足球虽然冲不出亚洲，可是对日本队却从来都是信心十足，见一次灭一次。近几年来，中日两国不约而同同时重视起足球运动，同样投入大量资金和精力，开展职业化，引进球员，聘请外国教练。几年之后的结果却判然相反，日本队由亚洲三流球队一跃成为顶尖球队，打遍亚洲无敌手，轻而易举地冲入世界杯，冲入奥运会，而且在奥运会上一鸣惊人，击败巴西队。而中国队十年来花巨资到巴西留学，请洋教练，换国产教练，再请洋教练，招术用尽，却依然屡战屡败，甚至比以前败得更惨。如果我们正视一眼这个鲜明的对比，好好思考一下为什么会产生这样的差距，也许我们的足球事业就有希望了。可惜，几乎从来没有人思考过这个问题。在上个月中国队刚刚经历了又一次惨败之后，报纸电视上的评论声音铺天盖地，却没有一个人从中日足球的对比中寻找原因。中国足协智殚力竭，却从来没想过认真研究一下日本的经验。这真是个意味深长的象征。饱经风霜的老人与新发于硎的青年中日两国的差异被相似性深深覆盖，但是挖掘出来之后，却又触目惊心。说到底，民族性格与个人性格是一样的，都是由先天条件和后天经历两方面决定。中国仰卧在亚洲大陆东端，体积庞大，邻居众多，漫长的历史中她经历的事太多了。她的内部展开过反反复复的惨烈争斗，王朝一个又一个频繁更替，历史一遍遍被刷新改写。她和四邻的关系错综复杂，经历过光荣的征服，也接受过多次屈辱的被征服，经历过无数次发现的喜悦，也经历过无数次痛苦的失败，经历过周围国家众星捧月的尊敬，经历过和周围蛮族无休无止的争逐，经历过最伟大的帝王和最昏愦的统治，经历过无数天灾人祸。这个民族什么都经历了，什么都见了，曾经沧海难为水，她已经像一个饱经沧桑的老人，对什么事情都不感兴趣，变得有些懈怠疲倦，反应迟钝。不论遇到什么事情都难以改变她那迟缓拖沓的脚步，不论什么情况她都能从自己的记忆中找到应对的成例。日本民族性的特殊来自于地理条件的特殊。日本列岛孤独地漂浮在大洋之中，几千年里从来没有和外界有过直接接触。世界上没有那个民族象日本人一样从没有被异族侵略和征服过，也没有那个民族的构成成分象日本人一样血统纯正。没有任何国家能像日本一样，几千年来，一直由一个家族统治，从没有发生过王朝的更迭。日本人虽然也有近两千年的历史，但这份历史好比一份简单的履历，一目了然。一系列的与众不同铸就了日本人独一无二的个性。他们就像一个未经世事的青年，锐气十足，锋芒未损。这个青年从小就是在忧患中长大，由于饱受风霜磨砺，他养成了坚韧不拔的性格。众所周知，日本列岛面积狭小，土地贫瘠，自然环境相当恶劣，而且时时刻刻处在地震、海啸、火山的威胁之中。和地大物博的大陆国家相比，日本人清楚地知道自己是穷人家的孩子，只有通过努力拼搏才能生存下去。所以，日本人的物质生活向来十分简朴，他们不重视享受而重视精神力量，重视保持刚健顽强的心态。本世纪之初，许多中国人东渡日本，去寻找救中国的捷径。虽然那时的中国贫困已极而日本已走进富强，可是中国留学生最不能适应的却是日本人生活的清苦。"无论哪一个中国人，初到日本的几个月中，最感觉到苦痛的，当是饮食起居的不便。""房子是那么矮小，睡觉是在铺地的席子上睡的，摆在四脚高盘里的菜蔬，不是一块烧鱼，就是几块同木片似的牛蒡。这是二三十年前我们初去日本念书的大概情形；大地震以后，都市西洋化了，建筑物当然改了旧观，饮食起居，和以前自然也是两样，可是在饮食浪费过度的中国人眼里，总觉得日本的一般国民生活，远没有中国那么舒服。但是住的再长一点，把初步的那些困难克服了以后，感觉马上就会大变起来；在中国社会里无论到什么地方都得不到的那一种安稳之感，会使你把现实的物质上的痛苦忘掉，精神抖擞，心气和平，拼命地只想去搜求使智识开展的食粮。"若再在日本久住下去，滞留年限，到了三五年以上，则这岛国的粗茶淡饭，变得件件都令人怀恋；生活的刻苦，山水的秀丽，精神的饱满，秩序的整然，回想起来，真觉得那儿过的，是一段蓬莱岛上的仙境里的生涯。"而且正因为日本一般的国民生活是这么刻苦的结果，所以上下民众，都只向振作的一方面去精进。明治维新，到现在不过七八十年，而整个国家的进步，却尽可以和有千余年文化的英法德意比比。生于忧患，死于安乐，这话确是中日两国一盛一衰的病源脉案。"这是郁达夫对他日本生活的回忆与感想。他写此文之时，日本侵华尚未开始，他也绝不会想到自己有朝一日会死于日本宪兵的暗杀。此时此地，他对日本充满了美好的印象。事实上，大多数留学日本的中国人都对日本人朝气蓬勃的精神状态留下了深刻印象，并且对日本人的生活方式颇为欣赏。在日本留学多年的蒋介石回国后虽然位高权重，可是终生生活简朴，每餐只吃一小碗饭，生活起居极有规律，据说，这是在日本养成的习惯。蒋介石自己说，这样严格的自律，可以保持精神健旺，有助于培养自己的意志力。鲁迅和周作人回国后，也保留了许多留学时代的生活习惯，终生不改。这个青年的第二个特点是高度敏感。由于日本人一直独居一处，和其它民族很少直接接触，所以，他有点孤僻内向。同时，就像日本人普遍身材比较矮小一样，生活在中国身边的日本不论从国土面积还是文化发展上都显得先天不足。在日本人的经验中，外界一直是先进文明和潜在威胁的来源，和日本的生存息息相关，对外界，日本通常是既恐惧又羡慕。要不是灿烂辉煌的大陆文化的强大辐射力，日本人也许至今还生活在蒙昧之中；要不是1281年那股如同从天而降的神风，日本早已被蒙古帝国的铁蹄踏碎。所以，自古以来，日本人就保持着对外界的高度敏感，外部世界的一点点风吹草动，都会让他们神经绷得紧紧的。即使在闭关锁国只留长崎一地对外贸易的幕府时代，日本也一直在密切关注外界的一举一动。幕府当局在对外贸易中有这样一个特殊规定：凡是在长崎做生意的外国商人都必须向日本当局报告海外的各种消息，这种报告称作"风说书"，其中来自中国商人的称作"唐风说书"，荷兰商人的叫做"和兰风说书"。日本人向这些商人详细询问一切海外的新鲜事，大到各国的风土人情，小到各地的奇闻逸事，那热心的程度就像一个好打听家长里短的家庭妇女。日本人对外界持续了几百年的注意终于在鸦片战争时得到了报偿。鸦片战争不久，日本国内就出现了不少介绍鸦片战争的书籍，详细介绍了林则徐广东禁烟的经过和鸦片战争的场面以及英国的历史地理和现状。日本人立刻认识到，鸦片战争"虽为国外之事，但足为我国之戒。"认为日本"任何事情，均可置之不问，惟有全心全意致力武备耳。"正是这种充分的戒备心理，使日本有充分时间为后来的美国入侵做好心理准备并且采取正确的反应措施。这一点似乎是中日两国的最大差异。和日本相比，中国对外界几乎从来都是输出，很少取得。几千年不间断地领先世界，使中国形成了不可动摇的优越感，漠视来自外界的信息，只是埋头于内部事务之中。这种惯性积重难反，使中国在历史巨变中吃了大亏。直到今天，我们在现实中遇到什么问题，还是习惯于向历史而不是向外界寻找答案。这个青年的第三个特点是唯意志论者。日本人性格中有一种永不服输的倾向。日本从来也没有像朝鲜那样，心甘情愿地以小事大，做中国的忠顺属国。他对中国的臣服从来都是三心二意的。中国的周边国家中，国家元首都知趣地自称"国王"，惟有日本自称"天皇"，不但僭越了中央帝国"皇帝"的名号，而且比"皇帝"还要高一级。日本和中国一样，自称"神州"，而且自称是"日出之国"，在写给中央帝国的第一封国书中，开头写道：日出之国君主致日落之国君主。这个弹丸小国尊心之强十分引人注目，事实上，正是由于他的自卑才导致他的高度自尊。生活在中国这个巨大的先进国家身边，日本没法不为自己的体型瘦小文化落后感到深深的自卑。不过，就像那些身材矮小的男人常常会把这种自卑当做动力，去使自己更加刻苦努力一样，日本人也从来没有被自卑压倒。相反，他"虽身不满七尺而心雄万夫"。正是这种先天不足，更激发了日本向先进国家学习的热情，他们学习的目的是为了超过自己的老师。日本的民间故事中许多都是以小胜大以弱胜强的主题，象从桃子里跳出来的桃太郎，手指尖那么大的一寸法师，五分高的五分次郎，都是凭借自己的机智勇敢，最后战胜了庞大的敌人。神话是一个民族集体潜意识的反映，实际上，整个日本民族一直都在梦想着有朝一日，超越自己，战胜中国。历史上那几次不成功的入侵大陆的尝试充分说明了日本人对此的急迫。面对自己的弱势，成功的唯一出路就在于不断完善自我，充分发挥意志力的作用。日本人在这方面几乎做到了极致。他们对自己要求极为严苛，甚至到了自我虐待的地步。日本人工作的勤奋是举世闻名的，"过劳死"就是产生于日本的词汇。平心而论，日本人的先天素质并不十分突出，他们的智商不如中国人出色，日本列岛从来没出现过大思想家大科学家大艺术家。由于血统过于单一，他们的体质也很一般。当中韩等国的体育运动普遍开展起来之后，日本在亚洲体坛的地位迅速滑落。日本人之所以取得今日的成就，几乎完全是因为他们不屈不挠的天性。还是以体育为例，当今日本在世界体坛的领先项目，几乎全都是以耐力意志取胜的项目，比如马拉松等等。正是靠着毅力，日本人充分调动起自己的全部潜能，反而取得了比那些先天条件优越的国家更大的成就。不可否认，日本人的这种意志力具有巨大的威力。回想一下甲午战争时的情形，当时的中国虽然贫弱，可是若论国土、资源和军力，还是远强于日本，北洋海军花巨资购建的"定远"、"镇远"两舰在当时世界上也是少数国家才能拥有的顶极战舰。然而，日本人坚定的意志必胜的决心和机动灵活的战术弥补了实力上的差距，轻而易举地把中国苦心经营多年的北洋水师彻底击溃。而几年后的日俄战争更是一场力量对比悬殊的较量，战争之初，几乎没有人相信日本会取胜，可是，日本人惊世骇俗卓绝不凡的表现终于让世人对这个小个子国家又一次刮目相看，最终是日本人凭借意志获得了又一次桃太郎式的胜利。可以说，日俄战争中，日本人主要是靠不要命的精神吓倒了俄罗斯。 不过，也正是迷信意志力使日本人最终走向了失败。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日本人就是凭借意志狂热悍然和整个太平洋沿岸的邻居们开战。这场战争力量对比的悬殊大大超过以往，当时的日本，孤身一人与美、英、中、苏、法、荷、澳等26个国家作战，终于，和现实条件背离太远之后，唯意志论破产了，可是，日本人的意志狂热却依然让整个世界不寒而栗。在战场上，很少有被俘虏的日本兵，他们往往战斗到最后一刻也拒不放下武器。战败之后，日本曾涌过一阵"举国玉碎"--以全民族的生命为代价拼到最后一刻以抗拒投降的全民族的精神冲动。这在其它国家是不可想象的。而在战争结束之后，还有许多日本老兵拒不投降，独自一人在东南亚荒野中象野兽一样生活。小野田中尉甚至在菲律宾的一个荒岛上同美国部队孤身战斗达四分之一世纪之久。虽然力量悬殊的这场战争最后战败，可是日本并非没有胜机，这才是这个国家的可怕之处。和自卑感与唯意志论相联系的，是日本人的完美主义精神。在意识深处，日本人有一种很深的自卑感。他们把自己和中国之间的巨大差距理解成是自己先天不足。所以，日本人有着强烈的修正意识超越意识，总是努力地改善自己，总是竭尽全力学习别人的长处，来弥补自己的不足。日本人一方面高度自尊，另一方面对外来的东西从不拒绝。这正是日本人的奇特之处。日本人为了完美可以付出任何代价。明治维新时，日本人雇用了大量的外国专家。为了聘用这些人才，他们花费了大量资金。当时，大政大臣的月薪是800日元，而一位英国专家的月薪却高达2000日元。这个数额和日本一般公务员比，更是天壤之别。当时地方教员的工资多在10日元以下，最少的仅为一日元。可是普通日本人对此却毫无怨言。正是这多达数万名的专家，帮助日本把西方文明全方位地搬运到日本，大到政治方针，小到行为习惯，整个日本从里到外迅速而彻底地变了样。日本人学习什么都非常认真投入，他们坦率地承认自己的不足，总是试图用外来的先进的东西彻底取代自己体内落后的部分。他们学什么一定要彻底学透才算罢休，所以他们学什么像什么。而中国人在吸收外来文化时总是喜欢挑毛病，总是不愿承认自己的落后，想对外来的东西修修补补，所以什么东西一旦进入中国，总是变得面目全非。在日本生活了多年的鲁迅对此深有感触。1932年鲁迅在辅仁大学讲演时说道："日本人太认真，而中国人太不认真。中国的事情往往是招牌一挂就算成功了，日本则不然，他们不像中国这样只是做戏似的。不认真的同认真的碰到一起，倒霉是必然的。"临终前，鲁迅还念念不忘这个话题："我怀念日本。那些日本人有种打破沙锅问到底的气质。我是羡慕日本人这一点的。中国人没有这种气质。不管什么，总是用怎么都可以对付过去的。不改掉这‘怎么都可以'，是无论如何不能革新中国的。" 孤独者的孤僻 任何事情都有两面，日本民族的每个优点背面，都背负着一个同样突出的缺陷。首先是孤傲。也许是没有经历过真正的风雨，他少年气盛，心浮气躁，有了一点成就之后就洋洋自得。明治维新之后，日本与中国一盛一衰，蒸蒸日上的日本看着中国在列强的欺凌下苦苦挣扎，心中涌起的不是同情而是蔑视。在他们眼里，昔日印象中聪明能干的中国人原来不过是一群乌合之众，而他们日本人才是真正的优秀民族，这让一直生活在中国的大国阴影下的他们心中涌起一股恶毒的快意。他们称中国为支那，用这个意思暧昧的词来作为中国几千年前漫不经心地叫他们为"倭"的报复。甲午海战打败中国之后，这种蔑视又进一步发展为毫无道理的仇视。正如幸德秋水所说："在对华战争时，日本人的爱国主义空前极端地发展起来了。他们蔑视中国人，骂中国人软弱无能，还痛恨中国人。而且这些不只是用言辞来表达：从白发老人直到幼童都对这四亿人满怀着血腥的敌意。"在东京的街头上，中国留学生往往因为衣着发辫而遭到顽童们的追逐嘲骂。民间的印刷品、传说和诗歌充满了对中国的污蔑之词。说什么中国人是劣等民族，天性不思进取，懒惰退化，肮脏污秽，等等等等。更为荒唐的是，他们认为日本民族的一些缺点也都是从中国传染过来的，不是日本人本身所固有。这样荒唐幼稚的说法只能说明日本人性格的浅薄与不成熟。二战失败的挫折也没有给日本人太多的教训。战后经济的迅速崛起又使他们再度张狂自大起来。日本街头曾出现过这样一本畅销书《再见，亚洲》，在这本书里，作者长谷川庆太郎把日本比作高耸入云的霞关大厦，而把其它亚洲国家比作东京湾里的垃圾岛，认为日本继续和亚洲国家打交道对日本已不再有什么好处，只会染上他们的缺点。他主张日本甩开亚洲的穷朋友，把投资重点转向欧美，这样才有利于日本自身的发展。甚至对欧美国家，日本也开始不恭敬起来。他认为英国人气质消沉，法国人过于轻佻，而美国的黑人、波多黎各人和墨西哥人降低了美国人的整体素质。马野修二甚至宣布：美国不过是一个由欧洲劣等的下层阶级后裔凑成的移民国家。日本人越比较越觉得自己确实高人一等，日本一些学者通过一系列独特的"研究"后宣布，日本人的大脑、语言、气质乃至风俗习惯都比世界上其它民族优秀高贵。日本开国以来取得的一系列辉煌成就就是证明。 日本人第二个突出的缺点是自私。由于自古以来很少和外界接触，日本养成了以自我为中心的孤僻性格。他不懂得关心别人的感受，站在别人的立场上去考虑问题，一切都是从自己这个原点出发，只知道取，不知道予；只知道进，不知道退。每年八月，日本各地都会举行隆重的纪念活动，悼念在原子弹灾难中广岛长崎的死难者。全日本上下都沉浸在悲痛和激昂中。走进日本任何一家图书馆，人们总是可以发现关于那场灾难的纪实、回忆、资料数不胜数。日本人至今还要求追究美国滥杀无辜的责任。可是，面对自己在战争中给那么多国家造成的那么惨痛的灾难，面对旅顺屠城，济南惨案，南京大屠杀，三光政策，日本却总是支支吾吾，再三搪塞，不肯真诚道歉，甚至不肯承认。 日本问题专家赖肖尔精僻地指出："日本人对其它国家的态度犹如一个钟摆，晃动于自卑感和优越感之间。"不论如何，他就是不会对人将心比心，平等相待。在日本眼里，世界是分成三六九等的。在二次世界大战中，他们对待中国劳工如同对待牲畜，肆意凌虐，毫无人道精神可言。他们对被征服地区的剥削达到了敲骨吸髓的地步，对那里人民的极端痛苦视若无睹。即使是现在，我们也经常能听到日本封了本国的山林，却到别的国家去进口木材，或者利用别国的贫困，向他们输送核废料的消息。 现在，世界上最富有的日本，在亚洲却有着吝啬的名声。虽然他在二战中欠了邻居们很多的债，虽然现在他十分富有，可是却鲜有对他国的慷慨之举。他在亚洲没有交下一个朋友。甚至在世界上，他也找不准自己的位置，它至今也把握不好如何在世界事务中发挥与自己经济地位相称的作用。 日本人第三个致命的弱点是缺乏绝对的价值标准。 小个子日本总让人想起红与黑中那个野心勃勃的于连，为了达到目的不择任何手段。在战争中，日本人最擅长的就是偷袭。他们更像黑暗中的动物，在角落里默默盯着自己的猎物，选准时机，一扑而上。甲午战争是这样，日俄战争是这样，太平洋战争也是这样。日本海军长途奔袭珍珠港已经成为世界战争史上最深刻的记忆之一。正像山本五十六本人所承认的那样："袭击珍珠港，是不宣而战，乘敌人熟睡之机，割人首级，不足为取，乃东洋武士精神不能容。"日本人一向乐于铤而走险，渴望走捷径得暴利。在这个民族温文尔雅的外貌后面，是一颗渴望冒险的赌徒的心。 在本国相互间温文有礼的日本人，一旦到了外国，就变成了另一副模样。在日本时那个听话和善有礼貌的日本青年，随着部队到了中国的土地上，就变成了一头凶残的野兽，任由自己体内被压抑着的兽性恣意流淌。日本文化是耻感文化的典型代表。在中国，传统文化中强调的是"仁"这个最高价值，而在日本，人们却用"忠"取代了仁。只要是符合自己利益的，就可以做。只要没被人看见，就等于没有干过。这就是日本式的逻辑。 日本就是这样一个朝气蓬勃的青年。青年意味着活力，青年意味着闯劲，青年也意味着不成熟。日本已经为他的不成熟付出过代价，不知道这个代价付得够不够呢？仅仅仇恨是没用的提到日本，每一个中国人头脑中第一个涌出来的词便是仇恨。中国人的仇日情节是这样的强固，以至达到了偏执的程度。任何事物，只要和日本沾边，就有理由加以蔑视和怀疑。是的，中国人有太多的理由去仇视日本，不仅仅为了那不堪回首的过去，更为了日本不肯认错的现在。

近代中日关系史上充满风雨，恩怨百年。两千多年的交流中，爱憎相交，关系微妙。受政治体制与国际局势制约，过去60年间，日本社会对历史问题的回避多于正视，从没有得到过认真清理，历史认识问题成为日本与邻国关系中的“夹生饭”。冷战后，在长期挥之不去的泡沫经济的阴影之下，日本政治趋于保守，政坛上回避战争责任、反过来转嫁亚洲邻国的动向十分明显。日本当局无视政教分离的宪法精神，一味强调参拜靖国神社是“民族文化传统”，政府对篡改历史教科书“无权过问”，无视邻国的国民感情。在亚洲，由于中国的经济发展、中美关系的变动、朝核问题的起伏，日本一方面坚持与强者结盟的传统，加强日美同盟关系，一方面又在亚洲四面出击，争夺领土、资源，“远交近攻”，把防卫重点指向中国，与周边国家的关系日趋僵化。目前，日本学界和经济界出现了反对建立东亚共同体的动向。这必将导致日本在亚洲失去朋友，陷于孤立而不能自拔。中日关系的现实与前景之间反差明显。领土和海洋权益的争端突出使国民感情下滑。构成中日政治基础的历史与台湾问题，给两国深化合作带来严重障碍。在二战结束60周年之际，中日关系处在十字路口，面临历史性挑战。对话与交流是化解对立与恩怨的钥匙。“搁置争议、共同开发”是解决领土争端的惟一选择。中日两国“合则两利，斗则俱伤”，虽是说了半个多世纪的老话，却是历史经验教训的总结，是化挑战为机遇的大智慧。 近代中国曾饱受世界资本主义帝国主义的侵凌和压迫，这个过程从中英鸦片战争起，持续了百年有余。这期间列强对华侵略形势历经变化，几个主要国家大多在不同时期、不同场合分别扮演过主角;而从总体侵华力度之强劲、发展势头之迅猛上看，从侵华野心之大、对中国造成的危害之深重上看，第一号主角当属日本。日本在世界列强对华侵略中占有突出的地位，日本侵华史研究应当是中国近代史、近代中外关系史研究的一个重要篇章。近代中日关系史从一个方面来说基本上就是日本侵华史。从19世纪70年代初日本与中国订约建交起，70多年间两国交往就国家关系来说，基本上是侵略与被侵略、反侵略的关系。不能说这期间日本做的每一件事都是侵略，更不能说每一个人都是侵略者;但从日本的国家行为上看，它对中国的重大决策几乎全都是为了侵夺中国，它在中国以及在国际上涉及中国的各种重大活动也都是为了侵夺中国，这已为历史事实所证明。近代日本对华关系的基本点是侵略，主导面是侵略，日本侵华史是中日关系史从一个方面最本质的概括。在研究中日关系时，常常会有一种“说不明，道不白”的困惑感。究其因，主要还是在“理性”与“情感”、历史与现实、价值与利益相互交错重叠面前面临选择的困难。中国是儒家文化的发源地，“重伦理”、“重道德”是中华传统文化的主要特征。中国人在进行价值判断时所依据的是道德标准。处理人与人之间关系时是这样，处理国与国之间关系时也是这样。中国人用自己的道德观作为尺度来衡量近代日本的所作所为，由此形成的“情感记忆”、“整体记忆”，规定和限制着我们对现实日本与未来日本进行判断的理性空间。但是，两国人民彼此对对方的发展、强大并没有做好充分的思想准备。日本视中国的军事现代化为“威胁”，中国担心日本重新武装后会再度“卷土重来”。日本虽然否定了“中国经济威胁论”，但时刻担心自己在亚洲的经济实力被削弱。中国虽然也认为日本成为“政治大国”只是个时间问题，但对日本走向“自立”疑虑重重。说到底，中日双方在新的历史时期为自己的国家进行战略定位时，无法找到为对方进行正确定位的心理平衡点。这里既有历史遗留因素的影响，也有相互实际利益的竞争。这是同处亚洲的两个大国在同时崛起时所必然面临的矛盾与冲突。在瞬息万变的复杂的国际关系格局中，如何构筑我国良好的国际战略环境、实现国家利益的最大化，是我们必须理智思考、周密策划的战略课题。中日关系是我国在制定国际战略、尤其是东亚战略时必须认真关注的一个方面。不论从地缘政治、安全角度还是从经济利益、历史文化渊源的角度，日本都需要认真对待。国家利益决定我们必须尽快地改善中日关系。当然，改善关系需要双方共同努力。目前，中日关系已步入“十字路口”，它面临着“感情”与“理性”的选择，它考验着处于崛起过程中的中华民族的度量与韧性。同时它也检验着走向“自立”的日本民族所作出的各项选择是否具有合理性。“理性思维”与“感情用事”、“现实利益”与“历史恩怨”，这是我们未来在处理中日关系时必须要正面回答的问题。我们必须理性地面对现实，本着“向前看”的精神来处理两国之间的历史问题和突发事件，从战略高度掌控中日关系的发展脉络，对中日关系进行战略调控。中日两国政府都应从两国利益的大局出发，为两个民族的子孙后代制定出长远、正确的大政方针。而不是凭“一时之勇”却铸成大错，导致中日关系的停顿与倒退。自中日邦交恢复以来，我国政府一直坚持对日友好的外交方针，并切实地为发展中日两国的关系而努力。尤其在处理两国关系的“棘手”问题和“突发”事件时，都表现出大国的风范与较强的克制能力。相比之下，日本随着首相“走马灯”式的更换，对华政策也显得不够平稳。虽然日本对中国的改革开放给予了支持并作出一定贡献，但日本首相在参拜靖国神社问题上的“一意孤行”，为中日关系的发展带来了无法估量的重大损失。不论他有何种理由，作出伤害亚洲邻国国民感情的事都是无法宽恕的。中日两国都是亚洲处于上升阶段的大国，两国之间在竞争中有相互合作，在摩擦中有共同利益。两国都不应忘记彼此所担负的振兴亚洲与维护世界和平的重任。如何寻找两国共同利益的结合点，如何避免和化解因过度竞争而给亚洲邻国乃至世界带来的不安，这是中日两国所面临的新课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