郎世宁研究论文

西洋画传入中国的时间可以追溯到明朝万历年间，明万历七年（公元1579年）意大利天主教传教士罗明坚来到中国，带来了西洋绘画典型的手绘圣像。明万历二十三年（公元1595年）意大利传教士利玛窦来到中国，带来了更为丰富的美术作品，包括绘画、雕塑等，明万历二十八年（公元1600）他向明神宗进贡了图画《天主像》、《天主母像》。明崇祯二年（公元1629年）意大利传教士毕方济（Francesco Sambiaso 1582年—1649年）撰写了一篇向中国人讲解西洋绘画技法的论著，名为《画答》，但影响甚微。谈到西洋绘画对中国古代美术和美术教育产生的影响不得不谈到人，那就是郎世宁。郎世宁（Giuseppe Castiglione 1688年—1766年），意大利米兰人，天主教传教士、画家，于康熙五十四年（公元1751年）来到中国北京觐见康熙皇帝，此后他便留在宫廷内供奉作画，历经康熙、雍正、乾隆三朝历时长达五十一年，直至病逝。郎世宁是来华最早的接受过正统西洋绘画严格训练的、绘画技艺最高的、最受清朝统治阶级重用的供奉内廷西洋画画家。他不但在宫廷内直接教授、培养了约二十名弟子，而且在长期的美术活动中，对中国宫廷美术产生了广泛的影响。除郎世宁之外还有一些精通西洋画技法的外国传教士如：法国传教士王致诚（Jean Denis Attiret）、波希米亚传教士艾启蒙（Inatius Sichelbarth）、法国传教士贺清泰（Louis De Poirot）、意大利传教士安德义（Joannes Damascenus Salusti）等也得到了中国高层统治阶级的认可。清朝康熙、雍正、乾隆三朝社会安定经济繁荣，精通西洋画艺的传教士画家云集中国朝廷，给西洋绘画与中国传统绘画相互融合、发展创造了良好的条件，也构成了清代画院内中西绘画相互交流和学习的特殊教育机制。然而中国的高层统治阶级并不完全接受西洋画法的表现策略毕业论文，他们更钟情于中国传统绘画的意境，这就使得这些西洋画画家不得不做出一些转变。本篇文章来源于硕博在线论文网,转载请保留地址,谢谢西洋画技法对中国传统画家的影响自从利玛窦等传教士把欧洲绘画作品带入中国，中国画家便或多或少地受到西洋画绘画技法的影响，而这一影响在清代则被显著地加强了，特别是郎世宁成为清廷供奉宫廷画师之后，中国传统绘画开始借鉴西洋画绘画技法。郎世宁初入内廷时即奉康熙之命，向中国画家张维邦、林朝楷以及佛延、查什巴、傅弘、王文志、全保、富拉他、三达里、班达里沙、八十、孙威风、王玠、葛曙、永泰等十多位“柏唐阿”传授西洋油画基本技法和透视法。雍正元年，班达里沙、八十、孙威风、王玠、葛曙、永泰六人继续留郎世宁处深造，学习“线法画”并担任其助手。其学生王幼学所绘制的《倦勤斋通景画》有着精美的画工，巨大的画面，并在画面中加入了焦点透视和高光阴影的西洋绘画技法，使人感到身临其境，极具真实感，有着明显的中西绘画技法交融的风格。另外据《清档》中记载清宫廷绘画活动有云：“瀛台宝月楼，着郎世宁等照眉月轩画西洋式壁子隔断线法画一样画”。又云：“延春阁西门殿内宝座两边、北门内西墙，着王幼学画线法画二张”。又云：“养心殿内南墙线法画一份，着艾启蒙等改正线法，另有白绢画一份”。由此可见郎世宁及其助手、学生王幼学等宫廷画家们的绘画活动，对“线法”的教习传授，起着重要的示范作用。在郎世宁的宫廷供奉画师生涯中，先后与他合笔的画家，除了他收认的弟子之外，还有唐岱、高其佩、陈枚、沈源、姚文翰、金昆、程志道、李慧林、周鲲、余省、艾启蒙、方琮、金廷标、张廷彦等重要画院画家。在这种合作之间，中西画法画风相互影响，推动论文范文了以郎世宁为代表的、融合中西画法的新体绘画在清代的重要发展。与此同时宫廷画家中有不少人如焦秉贞、冷枚、丁观鹏等人，以中法为主，更加注重明暗光影效果，笔法更为逼真，亦形成了一类新画风。在郎世宁的宫廷供奉画师生涯中，先后与他合笔的画家，除了他收认的弟子之外，还有唐岱、高其佩、陈枚、沈源、姚文翰、金昆、程志道、李慧林、周鲲、余省、艾启蒙、方琮、金廷标、张廷彦等重要画院画家。在这种合作之间，中西画法画风相互影响，推动论文范文了以郎世宁为代表的、融合中西画法的新体绘画在清代的重要发展。与此同时宫廷画家中有不少人如焦秉贞、冷枚、丁观鹏等人，以中法为主，更加注重明暗光影效果，笔法更为逼真，亦形成了一类新画风。

江西省博物馆藏品 万余件。展品以江西各地出土的历代陶瓷器数量最多，如商周时期的印纹陶器、六朝的青瓷器、宋代的影青瓷器、元代的青花釉里红瓷器以及明清时期的粉彩、五彩、斗彩瓷器等。洪州窑、吉州窑、景德镇窑等名窑的产品更具特色。除陶瓷器外，还有1975年九江县出土的唐代炼形神冶瑞兽纹铜镜，1979年贵溪仙水岩出土的东周黑陶云雷纹兽首鼎，瑞昌码头晋墓出土的西晋洪州窑青瓷猪圈，1986年赣州七里镇窑出土的宋代七里镇窑鼓钉纹罐等一大批金银器、青铜器、玉石器和古字画等藏品。江西省博物馆展品中还有五四运动时期出版的《新江西》、《红灯周刊》（赵醒侬主编），以及苏区石印本《共产党宣言》、黄公略、滕代远赠送给地方干部的铜墨盒、 万太县曾招秀送丈夫当红军的奖牌、 铸有“打倒帝国主义” 字样的地雷、印有“红军胜利万岁”字样及镰刀、斧头、红军行军图案的青花瓷碗、解放军横渡长江时使用过的航标灯等。 在20世纪二三十年代中国兴起的民族独立和人民解放的革命大潮中，江西是中国共产党领导土地革命的大本营和中国革命的中心。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在江西开展了史无前例、艰苦卓绝的革命斗争，开创了中国革命的崭新局面。江西因此被誉为中国革命的“红色摇篮”，这个陈列利用图片和实物的形式，展示现代工人运动的发生地——安源，人民军队第一面军旗升起的地方——南昌，全国最早、最大的革命根据地——井冈山，共和国的摇篮——瑞金。 安源——中国工人运动的策源地 萍乡安源，现代中国工人运动的发源地。毛泽东、李立三、刘少奇于1922年9月领导发动了震惊世界的安源路矿工人大罢工，显示了中国工人阶级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团结战斗的伟大力量。1923年以后，全国工人运动转入低潮，但是，安源工人依然坚持斗争，成为当时全国工人运动“硕果仅存”的一面旗帜。1927年秋，安源工人又参加秋收起义，率先走上了武装起义和“工农武装割据”的道路，在中国工人运动史上写下光辉的篇章。南昌——人民军队的摇篮 英雄城南昌是“军旗升起的地方”，人民军队的摇篮。1927年8月1日，中国共产党领导的起义部队在周恩来、贺龙、叶挺、朱德、刘伯承等人的领导和指挥下，发动了南昌起义，打响了武装反抗国民党反动派的第一枪。这石破天惊的枪声，标志着中国共产党独立领导武装斗争和创建人民军队的开始，猎猎飘升的军旗，召唤着无数革命志士和广大工农群众拿起武器浴血奋战，从而改变了20世纪中国的命运。 井冈山——中国革命的摇篮 巍巍井冈山，是中国革命的摇篮。1927年，毛泽东在这里点燃“工农武装割据”的星星之火，创建了第一块农村革命根据地。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开始独立运用马克思主义原理，结合中国具体国情，探索出一条在反动统治较为薄弱的地方建立稳固的革命根据地，以农村包围城市，最后武装夺取全国政权的正确道路。瑞金——人民共和国的摇篮 红都瑞金，是人民共和国的摇篮。1931年11月间，在瑞金叶坪村召开的中华苏维埃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宣告中华苏维埃共和国诞生在世界东方。苏维埃临时中央政府胜利组成，当选为苏维埃中央执行委员会主席和中央人民委员会主席的毛泽东，从此被人们称呼为“毛主席”。这个红色中央政权，是中华民族有史以来第一个工农民主专政的新型国家政权形式，是建立新中国的一次预演，是中国共产党领导和管理国家政权、学会治国安民艺术的一次伟大尝试。 江西省位于长江中下游南岸，东临浙江、福建，南连广东，西接湖南，北毗湖北、安徽，是中国东南大三角的腹地，全省总面积万平方公里，分为11个市、99个县，人口4200多万。因公元733年唐玄宗设江南西道而得省名，又因“章”“贡”二水汇合而成的赣江自南而北纵贯全省而简称赣。这里升起了稻作文明的曙光，点燃了人类烧造原始粗陶的火焰，开拓了华夏最早的铜工业基地，铸就了世界瓷都景德镇的辉煌，陶渊明、欧阳修、王安石、曾巩、黄庭坚、朱熹、文天祥、宋应星、汤显祖、朱耷等历史文化名人及白鹿洞、白鹭洲等书院使“人杰地灵”的美誉名副其实。 石器时代石器时代分为旧石器时代和新石器时代。在江西安义、乐平、萍乡、新余均发现了距今20-10万年前的旧石器时代人类文化遗存。江西地处大江南北交汇处，新石器时代遗址星罗棋布，各种原始文化在此相互交融，其文化面貌既有自身特色，又有沿海、江淮和华南文化的因素，文化面貌多姿多彩，反映出先民的独创性和对外来先进文化的包容性。青铜时代 青铜时代是人类历史发展的第二个社会阶段，也是人类社会进入文明时代的开始。江西近千处商周遗址的发现表明，江西的青铜文明有自己独立的发展序列。夏商时代的文化既受中原文化的影响，又有自身特色；西周以后，吸收了吴、越、楚、徐等周边文化。瑞昌铜岭商周矿冶遗址、吴城商代遗址、新干大洋洲商墓是最为重要的青铜文化遗存。这个陈列中还展示了汉唐、宋元、明清等朝代江西的发展。 江西是孕育客家民系的摇篮，也是客家民系活动的重要舞台，江西客家形成与发展的历史，是一幅跨越时空的多彩民俗画卷，源远流长而独具特色。《江西客家风情展》展厅面积600平方米，展出文物343件（套）。 中国是瓷器故乡，景德镇是闻名世界的瓷都。江西陶瓷文化源远流长，独放异彩。距今一万余年的万年仙人洞陶片，是国内迄今发现最早的陶片之一。商代成功烧造了原始青瓷，成为瓷器之祖；东汉时期洪州窑已能烧造成熟的青瓷。两宋时期，名窑迭出，诸如七里镇窑、吉州窑、湖田窑等。江西发现商代至清代瓷窑数百处，窑烟枭枭，千年不绝。豫章贡瓷 ——洪州窑洪州窑始烧于东汉晚期，经过三国东吴、西晋、东晋早期的发展，至东晋中晚期开始成熟，其盛烧期一直延续到中唐，终烧于五代，前后延续800余年，形成了规模巨大的窑群，遗址分布在今南昌县、丰城市两地赣江沿岸，绵延30多公里。洪州窑工艺精良，颇有创新，名列全国六大青瓷名窑。江西各地出土的二至十世纪青瓷，多数为洪州窑产品。雅俗之间——吉州窑吉洲窑是宋代最具特色的著名民窑，窑址在吉安县永和镇。它创烧于唐代晚期，发展于北宋，极盛于南宋。产品有黑釉、釉下彩绘、白釉、绿釉瓷等，采用洒釉、剔花、印花、贴花、堆雕等技法，尤以装饰独特的木叶纹样、纤秀瑰丽的釉下彩绘和设计巧妙的剪纸贴花最具特色，充满强烈的生活气息和浓郁的民间风味。宋代景德镇以湖田窑为中心的制瓷业，生产规模大，创烧的青白瓷闻名全国。元代成功地创烧了青花瓷和釉里红瓷。明清时期，政府在景德镇珠山设立御器厂，负责烧制宫廷用瓷及皇帝对百官及归顺天朝国家的赏赐用瓷，代表着古代中国瓷器生产的最高成就，成为全国制瓷中心。明清外销瓷闻名世界的景德镇窑瓷器，至少从宋代开始就远销国外。明末以降，销量大增。根据考古资料，东亚、印度半岛、中亚西亚、阿拉伯地区以及东非各国，都有景德镇瓷器或瓷片出土。 成果名称 类别 第一完成人 刊物、出版社或授权单位名称 年、卷、期、页或专利号 《商代江南》 著作 彭明瀚 科学出版社 2010年 《江西明代藩王墓》 著作 江西省博物馆 文物出版社 2010年 《华林往事》 著作 彭明瀚 科学出版社 2010年 《明清景德镇瓷器外销概述》 论文 彭明瀚 锦秀文章出版社 2010年 《明清景德镇制瓷技术向世界传播概述》 论文 彭明瀚 《江南文史》 2010年12月 《江西新干大洋洲陶器的类型学研究——兼谈该遗存的年代》 论文 彭明瀚 《江西省博物馆集刊（一）》 2010年 《试论临时展览内容设计的主要流程》 论文 叶蓉 《中国博物馆》 2010年 《菲律宾所见明代民窑青花瓷的成就》 论文 叶蓉 《江西省博物馆集刊（一）》 2010年 《明清景德镇瓷业高峰的形成》 论文 刘昌兵 《江西省博物馆集刊（一）》 2010年 《江西宋元时期铜镜》 论文 王宁 《南方文物》 2010年第4期 《元代青花釉里红楼阁式谷仓赏析》 论文 王宁 〈收藏家〉 2010年第1期 《虎出大洋洲——江西新干大洋洲商代虎文物赏析》 论文 王宁 《东方收藏》 2010年第4期 《江西明代藩王墓出土丝绸文物的清洗与保护》 论文 熊贤礼 《江西省博物馆集刊（一）》 2010年 《南方地区新石器时代早期经济初探》 论文 彭舟 《江西省博物馆集刊（一）》 2010年 《盛装出土的大明王妃》 论文 马健 《东方收藏》 2010年第1期 《乾隆青花五供器》 论文 尹青兰 《收藏》 2010年第4期 《明洪武时期瓷器中的梵文装饰》 论文 尹青兰 《东方收藏》 2010年第2、3期 《出土玉圭：大明王朝恢复汉制的实物例证》 论文 陈建平 《东方收藏》 2010年第5期 《凤舞金丝簪头立：明益端王妃金凤簪赏》 论文 陈建平 《收藏快报》 2010年第9期 《江西“五反”运动专题研究》 论文 刘禄山 江西当代史学玉研讨会论文《集萃》 2010年1月 《论“南国丝路”的文化线路遗产价值》 论文 刘禄山 《江西省博物馆集刊（一）》 2010年 《吉金片玉著王霸——“山西出土两周时期文物精华展”撷英》 论文 刘禄山 《收藏家》 2010年第3期 《古代江西的外销瓷》 论文 刘禄山 《东方收藏》 2010年第4期 《近代思想家黄爵滋两方鹿钮紫泥印》 论文 刘禄山 《收藏快报》 2010年第20期 《中央苏区卫生防疫运动及其道德效应泛论》 论文 刘禄山 《赣南医学院学报》 2010年第5期 《郎世宁“八骏图”赏》 论文 刘茜 《收藏界》 2010年第6期 《德兴市银山银矿遗址初步研究》 论文 刘茜 《江西省博物馆集刊（一）》 2010年 《江西纪年墓出土的龙泉青瓷》 论文 赖金明 《收藏》 2010年第5期 《程门父子与浅降彩瓷》 论文 黄华清 《景德镇陶瓷》 2010年第2期 《江西省博物馆收藏的几件明清外销瓷》 论文 万水标 《景德镇陶瓷》 2010年第2期 《谈文物保管员的素养》 论文 万水标 《江西省博物馆集刊（一）》 2010年 《六朝时期的博弈之俗》 论文 罗卫忠 《南方文物》 2010年第6期 《关于博物馆社会教育功能的思考》 论文 罗卫忠 《江西省博物馆集刊（一）》 2010年 《免费开放后博物馆社会教育和服务工作的开展》 论文 沈农 《江西省博物馆集刊（一）》 2010年 《茶的起源与传播》 论文 高清 《江西省博物馆集刊（一）》 2010年 《画余思索》 论文 张榕山 《江西省博物馆集刊（一）》 2010年 《珠山八友艺术成就及其作品赏介》 论文 程慧宁 《江西省博物馆集刊（一）》 2010年 《瓷艺丹青—景德镇陶瓷馆藏“珠山八友”时期瓷器精品展》 图录 江西省博物馆 上海锦绣文章出版社 2010年 《红花墨叶—辽宁省博物馆藏齐白石书画精品展》 图录 江西省博物馆 上海锦绣文章出版社 2010年 《华风欧韵—景德镇清代外销瓷精品展》 图录 江西省博物馆 上海锦绣文章出版社 2010年 《千年雷锋塔——雷峰塔暨浙江吴越佛教遗珍特展》 图录 江西省博物馆 上海锦绣文章出版社 2010年

欧洲建筑是分布在欧洲的古代建筑的统称。下文是我为大家整理的关于欧洲西方建筑文化论文的范文，欢迎大家阅读参考!

论西方建筑中的解构主义

摘要：解构主义是对正统原则和正统标准进行批判性地继承与发展，所谓的正统原则和正统标准就是现代主义、国际主义的原则与标准。解构主义形式的实质是对于结构主义的破坏、分解与重组，因此，它具有很大的随意性和个人性的特征。作为后现代景观之一的“解构主义”思潮对文学、哲学、政治都产生了不可估量的重要影响。

关键词：解构主义;正统;创新

一、解构主义的起源

解构主义哲学主要是以人文哲学为背景而产生的，其作为一种设计风格的探索兴起于20世纪80年代，但是它的哲学渊源则可以追溯到20世纪60年代，而解构主义的直接来源是法国哲学家雅克・德里达不满于贯穿西方几千年来的哲学思想，基于对语言学中的结构主义的批判而提出了“解构主义”的理论，对于那种传统的亘古不变的哲学信念发起的挑战，1967年以《文字与差异》、《论文字学》、《语音与现象》这三部书的出版正式宣告解构主义的诞生。

雅克・德里达以人的永恒参与为由，认为书写语言使符号呈现出难以抹灭的物质铭刻，认为作品的意义是多样化的、无止尽的、模糊的。同时，他强调符号不能使概念有意义，认为语言是一种开放的、变异的、无中心含义的结构状态。他还认为建筑的目的是控制整个社会的沟通与交流。因此，反对现代主义建筑的垄断地位，反对现代主义的权威地位，反对把现代建筑和传统建筑对立起来的二元对抗方式。总而言之，可以看出解构主义的特点就是反中心、反权威、反二元对抗、反非黑即白的理论。

二、什么是解构主义

解构主义实质上是对于结构的破坏、分解与重组，是对正统原则和正统标准的批判、继承和发展。按照解构主义理论，可以运用科学的符号学原理来分析图像，并且分别说明其视觉的、文化的、以及语言的意义，这一分析过程称之为解码。解构主义的设计师们的共同点是赋予设计艺术作品各种各样的形态，运用相贯、偏心、反转、回转等手法，使其作品具有不安定且富有运动感形态的倾向。解构主义风格的设计作品大都具有无绝对权威、个人的、非中心的、恒变的、没有预定设计、多元化的、非同一化的、破碎的、凌乱模糊等特点。大多数的作品看似凌乱无章，而实质有内在的结构因素和总体考虑的高度理性化特点。

三、建筑上的解构主义浪潮

二十世纪是各种风格与各种主义百家争鸣的时期，这一时期产生比以往更多的设计风格和流派，集中地反应了各种流派设计思潮对建筑观念的挑战与探索，同时，造就了一代又一代的杰出天才建筑设计师。在解构哲学的发展影响波及到建筑后，越来越多的表现在建筑上，建筑理论家将解构主义理论引入建筑理论，这一理论解放了设计者被传统的结构主义完整性的约束，设计手法越来越让人耳目一新，其代表人物如弗兰克・盖里、伯纳德・屈米、彼得・埃森曼等。解构是文化的重构者，建筑元素的交叉、重叠和碰撞成为设计的整合过程和结果。虽然形态表面似乎呈现某种无序状态，但是其内部的逻辑及思辨过程却是清晰统一的。解构主义建筑实践过程追寻各种各样的手法，创造出同经典建筑模式完全相反的充满矛盾、冲突、变异乃至怪诞的建筑形态，但是建筑理论家们将这些建筑师统称为解构主义建筑师，而这支流派则被命名为“解构主义”流派。

被认为是世界上第一位解构主义建筑设计家弗兰克・盖里在他的设计中就采用了解构主义方式，即把完整的现代主义、结构主义建筑整体破坏处理，然后重新组合，形成破碎的空间和形态。盖里的作品相当独特，极具个性，他通常使用多角平面、倾斜的结构、倒转的形式以及多种物质形式并将视觉效应与用到图样中去。他1978年设计的位于洛杉矶自己的寓所，使用了包括金属瓦楞板、铁丝网的色彩鲜艳的工业材料，是最早的解构主义作品之一。1998年弗兰克・盖里设计和建造完成的所罗门・古根海姆博物馆，集中了他后期解构主义的思想，整个建筑在河边，采用了弯曲、扭曲、变形、有机状、各种材料混合拼用等手法。

20世纪80年代，建筑理论家伯纳德・屈米、彼得・埃森曼与德里达开始有所接触并相互影响。屈米把德里达的解构主义理论引入建筑理论，他认为应该把许多存在的现代和传统的建筑因素重新构建，利用更加宽容的、自由的、多元化的方式来建造新的建筑理论框架。伯纳德・屈米的作品重新定义建筑在实现个人和政治自由中的角色。自20世纪70年代起，屈米就声称建筑形式与发生在建筑中的事件没有固定的联系，他的作品强调建立层次模糊、不明确的空间。在屈米的理念中，建筑的角色不是表达现存的社会结构而是作为一个质疑和校订的工具存在。

还有我们所熟知的央视大楼是典型的解构主义建筑，同时也是最受争议的建筑之一。它是由荷兰著名建筑师雷姆・库哈斯设计的。库哈斯认为，在摩天大楼的设计中“大多数只是按照预先的方式进行布置，在其中进行的只是惯常的活动”他觉察到摩天大楼的创造模式已成为定式，应该有新的创作逻辑与思路，同时，在对于高层建筑的高度问题上，他认为不必“参与对终极高度的无谓竞争”，而是建造“具有象征意义的建筑群”。

四、解构主义建筑的发展及问题

总的来说，现在的解构主义具有无规则、残缺、突变、矛盾、独特的特点，打破传统颠倒传统元素，然后重组一种新的风格，这种模式顺应了现代人们不断追求创新，追求标新立异，追求释放自我的时代。虽然其在声势上很大，在建筑设计探索之路上具有很大的影响。但是解构主义本身存在着一系列的问题。解构主义建筑理论试图从建筑语言上重组建筑，实现建筑意义的真实表达，虽然实现了反正规传统和正规标准的建筑模式，但是同时造就了光怪陆离的建筑景观和对解构主义的错误认识。从为数不多的优秀作品中可以看出解构主义建筑是现代主义风格之外的一种理性风格，从某种层面上来说，解构主义建筑作品对现代主义建筑形成了很大的冲击。但是由于解构主义本身的一些问题以及人们的错误理解，比如：结构过于复杂、工程造价昂贵增加工程技术的难度以及形式的破碎与城市现有的形态显得格格不入，无法成为城市的有机组成部分。“解构主义”这个词，在国内很是时髦，被看成是后现代的核心思想，人们将其理解为“破坏”，意思是要拆除一切既定的原有的结构或者模式，实则不然，解构主义不仅仅是在破坏同时也在建造着。或许荷兰建筑师雷姆・库哈斯为我国设计的央视大楼引起广大人们的关注并将成为解构主义建筑在新世纪的一个里程碑性的建筑。打破了传统摩天大楼的呆板布局，给大家耳目一新的感觉。但是这次设计造价也相当惊人，像这样的建筑是否真的具有现实意义?当然从建筑学角度分析，它的确是建筑形式上的大突破，具有很大的进步意义。

五、结语

综上所述，虽然解构主义自身存在一些缺陷和争议，但是，解构主义是在现代主义面临危机，而后现代主义又被人们所厌恶之时，作为一个后现代时期的设计探索形式之一而产生的。在建筑理论方面，它敢于打破正规传统和正规标准，使建筑设计师门从传统的建筑模式中释放出来，对新世纪的建筑发展起着很大的促进作用。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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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徐津 建筑的解构与解构的建筑――思想及作品解析|D|天津大学博士论文，2002

浅谈西方建筑文化对中国建筑的影响

【摘 要】 随着历史不断地向前推移，在中西文化不断地摩擦和冲击过程中，中国的建筑文化受西方建筑的影响比较严重。现阶段，中国建筑在处理本土和外来建筑文化问题上出现很多缺陷，不但使许多地区的本土特色受到了极大的冲击，而且严重影响了我国文化的传承与发展。本文简要介绍了我国建筑文化的发展历程，讲述了中国建筑如何受到西方建筑文化的影响，最后针对我国建筑文化的发展提出了几点建议。在如今中西文化相互融合的时代，处理好继承传统文化、借鉴外来文化与创新时代文化三者的关系意义重大。

【关键词】 中西结合、建筑、传承与融合

一、中国建筑文化的发展

放眼中国几千年的建筑文化发展历程可以发现，中国的建筑文化基本上是呈现一个相对保守的态势，几乎是没什么变化和突破，好坏之分也只能从建筑的用料和做工质量来分辨，在文化内涵的表现形式上并没有什么区别。虽然经历了无数朝代的更迭和社会的变革甚至民族的分裂与融合，但由于我国社会制度仍然没有打破封建社会的桎梏，所以整个社会从上到下的建筑风格和文化并没有发生很大的变动。封建制度是中国建筑文化的基础，封建皇权的统治使人民无力反抗，甚至有人认为封建制度永远不会灭亡，所以，中国的建筑文化作为一种传统文化在数千年的继承与传承下渐渐达到了顶峰。即使如此，中国早在近代之前也存在过西方风格的建筑，但是数量和规模都受到了统治阶级的限制，比如其中具有代表意义的圆明园中长春园的海晏堂，这个建筑是由意大利人郎世宁为代表的多人共同设计而成，是典型的意大利巴洛克风格，但这个建筑仍然不是完全意义上的西式风格，因为建筑材料和许多装饰花纹都是使用的琉璃瓦等中国特色材料。所以，中国封建社会这段时期内的西方风格建筑并没有在中国得到发展，相反却受到了中国建筑文化的影响，造就了不少中西合璧的建筑风格。

中国的建筑文化出现变革的分水岭大约在改革开放前后。封建统治时期的城市建筑以皇城宫殿、贵族官邸、封建园林、宗教寺庙以及君王陵墓为主，这些造就了中国建筑文化的精华，是中国几千年人民智慧的结晶。可以发现，我国古代的建筑是按照一种辐射式的铺设方式，以某一个重大建筑为中心，向四周蔓延的结构形式。很明显，这种建筑风格是为了维护集权式的政治体制，为了方便统治者对周围事物的管理。除了这种城市建筑的功能性需求，这种辐射式的结构也体现了人民对对幸福生活的向往。比如，人们会围绕宗教寺庙、家族宗祠或是官府居住，这样不但可以就近祈福、朝圣，而且还可以获得更加平静的生活。

而改革开放之后，我国的建筑文化已经发生了天翻地覆的变换，随着世界经济的迅速发展，我国也迈入了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经济高速发展社会，城市建筑的铺设机构也由原来的辐射式变成了分散式。即使在大型城市，也很难见到巨型的建筑群，无论是政府、企业或是交通枢纽，已经开始向城市的边缘迁移。这样，城市建筑的文化表现力开始由原先的核心建筑群向普通的建筑转移，单体建筑越来越凸显自我，从造型、结构到色彩内容都开始丰富起来。城市建筑群众的标志性建筑越来越多，新式建筑的兴起也越来越频繁，这些都是社会制度和社会文化变更的直接体现，中国已经完全摆脱封建社会为了统治阶级的自身利益而延续下来的建筑群结构，进入了当前城邦集中式建筑与农村散点式建筑相结合的新型建筑群结构。

二、西方建筑文化对我国建筑的影响

西方各种各样的文化开始进入中国是在第一次鸦片战争之后，这次战争打开了中国的国门，中国的传统建筑文化也开始受到西方文化的影响。中国的传统建筑文化讲究的是“中和”和“中庸”，这与西方建筑自由和开放的审美观形成了强烈的对比和冲击。而第一次鸦片战争失败之后，我国更是越来越受到西方近代工业文明的与先进科学和技术的影响，于是，我国的传统建筑文化开始与西方建筑文化相融合，并且开始转型为更加符合时代要求的新式建筑。

中西建筑文化强烈的冲击从鸦片战争一直持续到19世纪20年代。在这期间，西方风格的建筑在中国发展较快，但在中国广阔的疆域中仍属于稀奇建筑。由于我国当时经济和社会的落后，以及帝国主义的入侵，这段时间兴建的建筑大多受到外国人的控制，由为西方设计，中国人施工。主要表现为：

1、办公类。中国最早的办公类西方建筑要属传播西方教义的教堂，这类建筑带有极强的西方文化特色，但是精神的寄托并不是西方列强所需要的。为了追求更多剩余价值和物质利益，西方列强开始兴建与洋务运动相关的办公类建筑。众所周知，我国最早的办公建筑就是封建时期的政府官员审案办案的衙门，这些建筑都形似目前老北京的四合院，中间的大院四周是平房型建筑，具有非常浓厚的中国建筑文化风味。中西文化冲击后，受到国外建筑文化的影响，我国也开始修建多层的楼房与大院相结合的办公类建筑，高层楼房属于西方风格，而大院式的格局则带有中国风味，这种建筑则属于中西建筑文化相结合的产物。

2、住宅类。住宅类的建筑变化比较明显的就是上海的里弄式建筑，它最早起源于欧洲联排式的木板式建筑，由于木材容易着火发生火灾，1870年上海里弄建筑基本都变成了石库门住宅。这些建筑在总体的排列方式上是欧洲的早期联排式，但是每一个建筑的平面结构则是中国北方传统的四合院结构，但是在细节和装饰方面又具有南方传统特色。这种借鉴了欧洲风格的新式石库门建筑，整体建材使用了石头和砖料，具有更加丰富的欧洲风格的铁门和装饰，最大的变化就是阳台的添加。我们熟知的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的召开地点兴业路76号石库门就是一处当时最典型的中西结合的石库门建筑。

在很长一段时间内，中西方建筑文化的交流如同交响乐一般，不同音调和旋律此起彼伏，中国建筑文化在传承发扬本土特色的同时，受到了非常强烈的西方建筑文化的影响。

三、我国建筑的发展前景

我国建筑文化的发展还有很长的路要走，每一种风格的建筑都是上百年甚至几千年的沉淀才能延续下来，而且受到各种各样的因素影响和制约。因此，在分析了中外建筑文化差异和冲击的基础上，对我国建筑的发展进行了以下几个方面的思考：

首先，建筑文化必须传承和延续本土的特色文化，中国的城市建筑文化具有几千的辉煌历史，更应该充分的体现出来。现阶段我国大多数城市缺乏这种突出本土建筑文化特色的政策，许多地区由于受到外来建筑文化的影响和冲击，已经开始逐渐丧失本土民族特色。我国建筑文化的“本土性”和“国际性”分辨不够清晰，开发商也受到外来建筑设计开放性的影响，盲目的追求外来建筑文化。所以，城市建筑在学习借鉴国外优良特质的同时必须追求本土特色。

其次，一座城市的文化的表现首当其冲的就是当地的建筑文化，城市建筑的风格与特质也反映出城市人民的素质和价值取向。建筑文化的发展是城市多方面共同作用的产物，比如地理位置、历史背景、风土人情、气候变化，宗教信仰、风俗习惯、政治特色等。所以，每一座建筑的兴起必须讲求物质功能的完善、科学技术的先进，最重要的是丰富的文化内涵。

总结

在西方建筑文化面前，我们一定要提高警惕，在积极、主动的学习其精髓的同时，一定要摒弃照搬照抄的做法，对外来的文化要有针对性的加以利用，而非全盘推行。最重要的是保证本土建筑文化特色可以继续传承下去，结合西方先进的设计理念的基础上鼓励创新。中国的建筑需要新的一代人进行传承和发扬，走出现阶段我国建筑文化低沉期，走向一片新的光明。

参考文献

[1] 曹叶成.浅析西方建筑文化对现代中国传统建筑文化的影响[J].城市建设理论研究(电子版).2012，(14).23-25

[2] 季富政.浸染――也谈西方建筑文化对中国的影响[J].建筑与文化.2011，(12).38-39

1、较早地进行国画“西化”实践的中国艺术家始于“岭南画派”，其代表人物是高剑父、高奇峰兄弟和陈树人。

“二高一陈”从20世纪初便接受西方美术影响，从融合东西方的新日本画运动中得到启发，希冀在传统中国画的基础上，注入西方绘画和日本绘画的新血液，开辟出一条既有现代精神、又有民族传统的艺术新路。

2、国画“西化”作为一种国画创作路向始终没有停止，蒋兆和、李可染、田黎明等艺术家继承前人的衣钵，继续探索国画与西画如何进一步融合、共生，进而将中西两种绘画体系中具有的各自优长加以整合，创造出既具有民族特色又有世界影响力的国画力作。

扩展资料：

国画的“西化”首先依赖于对西画的引进。近代中国人引进西画共有三个途径：

1、通过西方传教士带来的圣像，以传教士为中介认识西方绘画；

2、借助民间交往，主要是各沿海城市商业交往中的美术品交流；

3、在19世纪中期由上海天主教会创办的土山湾画馆为代表的西方绘画传艺工厂。

国画“西化”必须对中、西两种文化都有较深的研究，只有了解两种文化的优长与不足，才能取长去短，将两种文化艺术的优势予以整合，进而创造出集两种文化艺术优势于一身的新型文化艺术。

参考资料来源：中国社会科学网-国画“西化”刍议

以前见过一些这样的，你看看吧……中国清代绘画，在当时政治、经济、思想、文化等方面的影响下，呈现出特定的时代风貌。卷轴画延续元、明以来的趋势,文人画风靡,山水画勃兴，水墨写意画法盛行。文人画呈现出崇古和创新两种趋向。在题材内容、思想情趣、笔墨技巧等方面各有不同的追求，并形成纷繁的风格和流派。宫廷绘画在康熙、乾隆时期也获得了较大的发展，并呈现出迥异前代院体的新风貌。民间绘画以年画和版画的成就最为突出，呈现空前繁盛的局面。清代绘画发展的历史进程，与整个社会的发展变迁相联系，亦可分为早、中、晚3个时期。 [早期绘画] 约自顺治至康熙初年。这一时期，文人山水画兴盛，并形成两种截然不同的艺术追求。承续明末董其昌衣钵的四王画派，以摹古为宗旨，受到皇室的重视，居画坛正统地位。活动于江南地区的一批明代遗民画家，寄情山水，借画抒怀，艺术上具有开拓、创新精神，以“金陵八家”、“四僧”（石涛、朱耷、石溪、渐江,一说为:石涛、八大山人、弘仁、石溪）、新安派为代表。 四王画派主要指王时敏、王鉴、王翬、王原祁4人，有时亦加上吴历、恽寿平，合称“四王吴恽”或“清初六家”。他们大都奉董其昌的艺术主张为金科玉律，致力于摹古，推崇元四家,强调笔墨技法，追求蕴藉平和的意趣。由于“四王”社会地位显赫,交游广、门生多，在士大夫中影响大，其艺术旨趣又受到统法者赞赏，因此，被视为画坛正统派，影响所及，直至近现代。他们在以临古为主的艺术实践中积累了较深厚的笔墨功夫，在笔墨、构图、气韵、意境等方面，也总结了一些规律性的经验，尤其是发展了干笔渴墨层层积染的技法，丰富了中国画的艺术表现力。然而，他们忽视师法自然，回避现实生活，缺乏具体感受，致使作品大多单调、空洞，缺少生气和新意，阻碍了他们取得更高成就。“四王”之中，王时敏、王鉴、王原祁更重笔墨,主要宗法黄公望。王原祁被称为娄东派首领。王翬尚能体察自然，并兼容各家技法,面貌比较多样,后世称其为虞山派首领。四王画派至清代中期,影响遍及朝野,宗娄东派的有黄鼎、唐岱、董邦达、方士庶、张宗苍、钱维城等人。属虞山派的有杨晋、李世倬、宋骏业、唐俊、蔡远、顾□等人。此外，还有“小四王”（王昱、王愫、王宸、王玖）、“后四王”（王三锡、王廷周、王廷元、王鸣韶）等。 明末清初,聚集于江南地区的一批遗民画家,呈现出与正统派相左的艺术追求。南京的金陵八家，以龚贤为首，包括樊圻、高岑、邹喆、吴宏、叶欣、谢荪、胡慥，他们遁迹山林，洁身自好，重视师法自然，主要描写南京一带风光，揭示山川之美，抒发真切感受，广泛学习前人之长，以扎实的功力,力求突破成规，创立新意，风格虽各有不同，但均具有清新怡人的意趣。同时，称誉南京的还有陈卓、王概、柳□、张风等人。恽寿平：《山水轴》 “四僧”是指石涛、朱耷、石溪、渐江4人。前两人是明宗室后裔，后两人是明代遗民，四人均抱有强烈的民族意识。他们借画抒写身世之感和抑郁之气，寄托对故国山川的炽热之情。艺术上主张“借古开今”，反对陈陈相因,重视生活感受,强调独抒性灵。他们冲破当时画坛摹古的樊篱，标新立异，创造出奇肆豪放、磊落昂扬、不守绳墨、独具风采的画风,振兴了当时画坛,也予后世以深远的影响。其中石涛、朱耷成就最为显著。石涛的山水不宗一家，戛然自立，景色郁勃新奇，构图大胆新颖，笔墨纵肆多变,格调昂扬雄奇,是清初最富有创造性的画家。朱耷以花鸟画著称，继承陈淳、徐渭传统，发展了泼墨写意画法。作品往往缘物抒情，以象征、寓意和夸张的手法，塑造奇特的形象，抒发愤世嫉俗之情和国亡家破之痛。笔墨洗练雄肆，构图简约空灵，景象奇险，格调冷隽，达到了笔简意赅的艺术境地。对后来的扬州八怪和近现代大写意花鸟画影响重大。石溪的山水从黄公望、王蒙变化而出，以真景为粉本，描绘重山复水,繁密而不迫塞，用渴笔秃毫层层皴染，厚重而不板滞,具有雄伟壮阔,苍茫浑厚的气势。与石涛并称“二石”、与程正揆(号青溪道人)并称“二溪”。渐江的山水取法倪瓒，多绘名山大川，尤善写黄山真景，构图简洁，丘壑奇倔，干笔渴墨劲峭整饬，境界荒寂，富有清新静穆之致，真实地表现了名山之质。他与石涛、梅清有黄山派之称，与查士标、孙逸、汪之瑞合称海阳四家，形成了新安派。 石涛：《山水册》美国私人藏石涛（1630一1724年），本姓朱，名若极，别号很多，如大涤子、清相老人、苦瓜和尚、瞎尊者，法号有元济、原济等。他是明靖江王赞仪的十世孙，朱亨嘉的长子，终年55岁。公元1645年（顺治二年），他十六岁，在国破家亡的命运促使下，遂由桂林赴全州，在湘山寺削发为僧，改名石涛。 梅清：《黄山图册》之一梅清,字渊公，号瞿山，安徽宣城人。生于明熹宗天启三年（1623年），卒于清圣祖康熙三十六年（1697年）。顺治十一年（1654年）举人，与石涛交往友善，相互切磋画艺。石涛早期的山水，受到他的一定影响，而他晚年画黄山，又受石涛的影响。所以石涛与梅清，皆有“黄山派”巨子的誉称。 清初至康熙(1662～1722)年间，还有一些画派、画家各擅其能。恽寿平的没骨花卉画,以极似求不似,风格清新淡雅,影响广泛,被称为常州派或南田派。袁江的界画结构精微，气势雄伟，为清代界画名家，其侄袁耀承其画风，有袁氏画派之称。其他地方性流派还有罗牧的江西派、蓝孟、蓝深的武林派等。另外还有禹之鼎、王树□、谢彬、上官周等人，善画人物、肖像。周□、张穆善画龙、马，傅山、普荷、法若真、黄向坚等善画山水，均负有时名。 [中期绘画] 康、雍、乾年间，是清代社会安定繁荣时期，绘画上也呈现隆兴景象，北京、扬州成为绘画两大中心。京城的宫廷绘画活跃一时，内容、形式都比较丰富多采。在商业经济发达的扬州地区，崛起了扬州八怪，形成了一股新的艺术潮流。 清代宫廷绘画,在康熙(1662～1722)、乾隆(1736～1795)年间，随着全国统一,政权巩固,皇室除了罗致一些专业画手供奉内廷外，还以变相的形式笼络一些文人画家为其服务。宫内除了设立如意馆等机构以安置御用画家外，还用入值“南书房”的形式,以延纳学士、朝官身份的画家。有不少的学士、朝官，实际上已经成为宫廷画家，他们经常画些奉旨或进献之作。这些作品大多署有“臣”字款，统称为宫廷绘画。其内容主要有：描绘帝后、大臣、少数民族上层首领的人物肖像画，表现帝后生活的宫廷生活画，记录当代重大历史事件的历史纪实画，供装饰、观赏用的山水、花鸟画等。风格面貌比较多样。人物画有传统的工笔重彩和白描画法，还有吸收西法比较写实的画法；花鸟画有宗法黄筌的工笔写生和恽寿平的没骨法；山水画则多属“四王”派系，唯大写意画法则未在宫内传布。这一时期，最负盛名的人物画家有焦秉贞、冷枚、崔□、金廷标、丁观鹏、姚文瀚等。山水画家有唐岱、徐扬、张宗苍、方琮等。花鸟画家有蒋廷锡、邹一桂等。还有一批供奉内廷的外国画家，如郎世宁、王致诚、艾启蒙等人。他们带入西洋画的明暗、透视法，创造了中西合璧的新画风，还培养了不少弟子，深受皇帝器重。清代宫廷绘画自嘉庆(1796～1820)以后，日趋衰微，已无可以称道的画家。郎世宁：《八骏图》郎世宁擅长动物画，清高宗时进贡不少骏马，郎氏创作有许多马图。是幅画烟云绿柳下八匹马，姿态各异，刻意写真，可谓马图代表作。 清代中期，南方商业城市扬州，富商聚集，人文荟萃，经济、文化迅速发展，成为东南沿海地区的一大都会。各地画家亦纷至沓来，卖画献艺，扬州八怪就是其间最著名的一批画家。“八怪”并不限于8个人,而是代表了艺术个性鲜明、风格怪异的一批画家。他们接过石涛、朱耷的旗帜,重视生活感受,强调抒发性灵，作品多写梅、兰、竹、石，善用泼墨写意，具有较深刻的思想和炽热的感情，形式也不拘一格，狂放怪异，在画坛上独树一帜，富有新意。主要画家有金农、黄慎、汪士慎、李鲜、郑燮、李方膺、高翔、罗聘以及华岩、高凤翰、边寿民、闵贞、陈撰等人。这些画家多有相近的生活经历和社会体验，或宦途失意、被贬遭黜，或功名不就、一生布衣；或出身贫寒、卖画为生，他们对腐败的官场、炎凉的世态、民间的疾苦都有切身的体会，其性格、行径也比较独特，或迂怪、或狂放、或高傲、或孤僻,寄情于画,遂形成艺术上的“怪”。他们多取梅、兰、竹、菊和山石、野花、蔬果为题材，以寓意手法比拟清高的人品、孤傲的性格、野逸的志趣，使作品具有较深的思想性和激荡难平的情愫。艺术形式上继承陈淳、徐渭、石涛、朱耷的水墨写意传统，不拘成法，泼辣奔放,自由挥洒，进一步发展了破笔泼墨技法，形成个性鲜明、神韵独具的风格。“八怪”之中,金农的水墨梅、竹、人物、山水,郑燮的兰、竹，汪士慎和李方膺的墨梅，李鱓的写意花卉，黄慎和罗聘的人物，华岩的小写意花鸟等成就最为突出，对后世有深远影响。[清]焦秉贞《仕女图》 生卒年不详。清画家。山东济宁人。康熙时官钦天监五官正，供奉内廷。擅画人物，吸收西洋画法，重明暗，楼台界画，刻划精工。 此一时期扬名画坛的还有镇江地区的张崟、顾鹤庆创立的丹徒派（亦称京江派、镇江派），高其佩自成一家的指头画派,擅长肖像的丁皋,以花鸟、竹石见称的沈铨、诸升、张锡宁、张敔等，兼长金石学的山水画家黄易、奚冈、赵之琛等。 [晚期绘画] 自嘉、道至清末，随着封建社会的没落衰亡，中国逐步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绘画领域也发生了新的变化。视为正宗的文人画流派和皇室扶植的宫廷画日渐衰微，而辟为通商口岸的上海和广州，这时已成为新的绘画要地，出现了海派和岭南画派。 上海自近百年来，成为中国最大的工商业城市，文人、画家纷纷聚集此地。为适应新兴市民阶层需要，绘画在题材内容、风格技巧方面都形成了新的风尚，被称为海派。其代表画家有赵之谦、虚谷、任熊、任颐、吴昌硕。赵之谦和吴昌硕作为文人画家，在大写意花鸟画方面有重大发展，他们继承了前人传统，并将书法、篆刻等艺术表现形式融于绘画，以遒劲酣畅的笔力、淋漓浓郁的墨气、鲜艳强烈的色彩以及书法金石的布局，创造出气魄宏大、豪迈不羁的绘画艺术形象，兼之诗书画的有机结合，为文人画开拓了新的天地。任熊、任颐是以画谋生的职业画家，与任薰、任预合称“四任”，他们在人物、肖像和小写意花鸟画方面成就突出。作品取材广泛，立意新颖，构思巧妙，笔墨灵活，以清新明快、雅俗共赏的格调，博得了广大市民阶层的喜爱。其中任颐技巧全面，变化丰富，在海派中最负盛名。虚谷以画花鸟草虫著称，善用枯笔秃锋，干墨淡彩，线条多战掣，风格清逸冷隽，独具一格。他们的绘画对近现代影响甚大。任颐：《风尘三侠图局部》 广东的岭南画派,形成时间较晚,晚清居巢、居廉兄弟开其先声，民国初高剑父、高奇峰、陈树人创立新派。他们汲取素描、水彩画法所形成的中西结合画风，为中国画的新发展作出了有益尝试。 从道光年间开始，清王朝逐渐走上了下坡路，并逐渐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的国家。伴随政治的衰败，以怡情养性为尚的士大夫画逐渐衰微，在新开辟的通商口岸上海、广州等地，越来越多的画家聚居于此。为了适应新兴的市民阶层的需要，在题材内容，风格技巧方面都发生了新的变化。著名的有上海地区的“海派”和广东地区的“岭南派”。 一 清晚期的仕女画 嘉庆、道光年间，出现了两位比较著名的人物画家，他们就是改琦和费丹旭。他们善画人物、佛像，尤精于仕女，有“改派”和“费派”之称。 改琦（1774－1829），字伯蕴，号香白，又号七芗，别号玉壶外史，先祖为西域人，后侨居松江。擅长画仕女，亦能山水、花草。所画仕女，形象纤细俊秀，用笔轻柔流畅，创造了清后期仕女画的典型风貌。他绘制的《红楼梦图咏》木刻本，流传广泛，深得时人好评。所作人物、肖像也很简洁生动。传世代表作品有故宫博物院藏《玄机诗意图》轴等。其孙改篑，传家学，亦善仕女。 费丹旭（1801－1850），字子苕，号晓楼，又号环溪生，浙江乌程人。父亲费钰长于山水，幼得家传，因家贫寒，不得不依附豪富之家，绘画以供人玩赏。以画仕女闻名，与改琦并称“改费”。他笔下的仕女形象秀美，用线松秀，设色轻淡，别有一种风貌。代表作为藏于故宫博物院的《十二金钗图》册，画红楼梦十二金钗肖像。亦长于肖像画，后期所作《果园感旧图》卷，藏于浙江省博物馆，技巧更趋成熟。也能山水，取法王翬和恽寿平。承其艺者其弟费丹成、子费以耕、费以群等。他的画风对近代仕女画和民间年画都产生了很大的影响。 二 清后期的山水画 四王的派系势力在道光、咸丰年间渐呈衰微之势，有成就的画家不多，只有汤贻汾与戴熙的山水有所突破，为时人所重，钱杜、胡远、吴榖祥、吴庆云等人的山水，也被称誉一时。 ◆汤贻汾（1778－1853），字若仪，号雨生，晚号粥翁，江苏武进人。曾官温州镇副总兵，后寓居南京，天平天国攻破金陵时，投池而死。其人多才多艺，于百家之学均有所造诣，工诗文书画，精于山水，亦能花卉松柏。其山水受董邦达影响，承继了“娄东派”衣钵，后来，发展了淡墨干笔皴擦法，枯中见润，自创一格，境界平实。在当时与方薰、奚冈、戴熙齐名，有“方奚汤戴”之称，其妻董婉贞与诸子女亦善画。 ◆戴熙（1801－1860），字醇士，号榆庵，自称井东居士、鹿林居士，浙江钱塘（今杭州）人。官兵部侍郎。工山水，亦善花草、竹石。山水师属于“虞山派”，因受奚冈影响，画风亦近于“娄东派”面目。其山水，多用擦笔，干皴湿染，布局妥贴，但稍显平淡。故宫博物院藏《忆松图》卷为其代表作。其弟戴煦及诸子均善山水。 ◆钱杜（1764－1845），字叔美，号松壶，浙江钱塘（今杭州）人。官主事，性潇洒好游。工山水、花鸟、人物，山水宗法文徵明父子，多细笔，秀雅静逸，但过于细弱。故宫博物院藏《秋林步月图》轴反映了他的典型面貌。 ◆胡远（1823－1886），字公寿，号小樵、瘦鹤、横云山民，以字行，华亭人，居上海。以卖画为生。工山水、兰竹花卉，尤喜画梅。山水秀雅，以湿笔取胜，如故宫博物院藏《夏山欲雨图》轴，风韵近董其昌。所作花卉比较豪放，如故宫博物院藏《松树桃花图》轴，近于陈淳一路。 ◆吴榖祥（1849－1903），字秋农，号秋圃，浙江嘉兴人，居上海卖画为生。山水近法戴熙，远师文、沈，风格苍秀沉郁。 ◆吴庆云（？－1916），字石仙，号泼墨道人，以字行，上元（进南京）人，寓上海。山画山水，参以西法，描绘烟云雨景，能出新意。传世作品有故宫博物院藏《剑阁云深图》轴、中央美术学院藏《海州全景》通景四条屏等。 [民间绘画] 以乾隆、嘉庆年间最为发达，尤其在工商业经济繁荣的小城镇比较活跃。民间画工还组织了各种行会。主要有壁画、版画、年画等画种。壁画不如前代发达,各地寺庙、道观、宗祠、会馆留存遗迹不少,但足以代表时代水平者不多。民间画像较明代有所提高，在写实技法、表现形式等方面均有进一步发展。存世作品也相当多。版画创作在康、乾时期曾兴盛一时，由官家主持的“殿版”版画，出现了许多宏帙钜制，多由著名画家起稿。典型代表作有焦秉贞的《耕织图》、郎世宁等外国画家绘制的《乾隆平定准部回部战图》、王□主绘的《南巡盛典图》以及《皇清职贡图》等。民间版画也很繁荣，由名画家绘图的木刻画像、画谱，计有数十种之多，著名的有刘源《凌烟阁功臣图像》、上官周《晚笑堂画传》、王概《芥子园画传》、任熊《剑侠传》、《于越先贤像传》、《高士传》和《列仙酒牌》等。同时,在小说、戏曲等书籍的木刻插图中也有不少精品。[清]年画《一团和气图》 清代木版年画最为兴隆,获得前所未有的发展。制作地区遍及大江南北的一些城镇乡村，并形成杨柳青、桃花坞、杨家埠、绵竹、佛山等富有地方特色的年画。天津的杨柳青是北方的年画中心,初创于明代中期,盛行于清代早、中期，主要继承北宋雕版印刷、宋元明绘画和清代画院的传统。多绘喜庆吉祥题材,内容通俗,画面耐看,构图饱满,色彩鲜明,造型简练,富有装饰性。山东潍县杨家埠年画，属于杨柳青年画系统,注重原色,对比鲜明,风格淳朴,更适合广大农村需要。江苏苏州桃花坞是南方年画中心，产生于明末清初，清初至太平天国时期一直保持繁盛。作品在描绘传统的喜庆吉祥题材的同时，还表现繁华的都市风貌。风格既有仿古的传统面貌，也有讲究透视、明暗的仿西洋画法。四川绵竹年画，始创于明末清初，盛行于光绪(1870～1908)年间，造型质朴、色彩艳丽。广东佛山年画始于明永乐（1404～1424）年间，盛于清乾隆至抗日战争期间,多绘门画,销行于华南、南洋等地。另外,太平天国政权也重视绘画的创作,在江南的一些地区留有多处壁画遗迹，包括山水、花鸟、人物，著名者有《防江望楼图》等。在年画方面则有《燕子矶》等作品传世。 [绘画论著] 清代绘画史论著述的数量，超过以往的任何朝代,有数百种之多,具有重要价值的也不下20～30种。谈论画理、画法的理论著作，多论述元代以来的文人画,并侧重于山水画,探讨其历史发展及艺术特点。专论画法的许多著作,往往图文并茂,以图谱形式出现。最重要的画论有石涛《苦瓜和尚画语录》，运用道家和禅学的哲理语言，较系统地论述了绘画创作的原理，有许多朴素的唯物论和辩证法思想。方薰的《山静居论画》、笪重光的《画筌》、沈宗骞的《芥舟学画编》、秦祖永的《桐阴论画》等,亦为谈论画理方面的名著。主要讲述画法的有王概的《芥子园画传》和后续3集所附的《画学浅说》等,以及论及山水、梅兰竹菊、草虫花鸟、人物各科的画法。丁皋的《写真秘诀》，专谈肖像技法。邹一桂《小山画谱》，为最早的花卉画法专著。高秉《指头画说》，专论指头画。蒋松《写竹杂记》论述画竹。其他许多画跋、画诀、品评、杂论等著作中，也有涉及画论的内容。 画史要籍，体例多样,既有通史、断代史,也有专史、地方史；既有按时代排列的画家传记，也有按姓氏序列、类似人名辞典的画家传。 断代画史方面，为明代画家作传的有姜绍书《无声诗史》、徐沁《明画录》等。专为清代画家作传的有张庚《国朝画征录》，收录清初至乾隆中叶画家450余人；冯金伯《国朝画识》和《墨香居画识》，收录清初至嘉庆时画家1800余人;蒋宝龄《墨林今话》,接《墨香居画识》收录乾、嘉、道、咸四朝画家1286人；张鸣珂《寒松阁谈艺琐录》，又续《墨林今话》收录咸、同、光三朝画家330多人，为清代断代史的终篇。 专史著述，按地域论述的有鱼翼《海虞画苑略》和邵松年《虞山画志补编》，专录常熟地区历代画家；汪□《扬州画苑录》,专记扬州地区清代画家;程庭鹭《练山画征录》，专辑上海嘉定地区画家；陶元藻《越画见闻》,专采绍兴地区历代画家；周亮工《读画录》,载明末清初作者得与交游的画家。还有按类著述的，如胡敬《国朝院画录》，专记清代宫廷画家；汤漱玉《玉台画史》,专辑历代妇女画家；李放《八旗画录》,专辑满族画家；童翼驹《墨梅人名录》，专述历代画梅名家。按画家姓氏笔画序列的画传，以彭蕴璨的《画史汇传》最著名，亦开创了画家人名辞典之先例。 清代许多绘画论著与书法论著合一，同时还出现了综合性的丛辑，《佩文斋书画谱》是最重要的宏篇巨著，共100卷,引用书籍1844种,资料完备，体例精密,为书画史论集大成之作。 清代著录书籍十分丰富。内府藏品的著录书比较系统齐全，乾、嘉年间奉□编纂的《秘殿珠林》、《石渠宝笈》正、续三编，几乎将内府收藏辑录无遗。一些编纂者还根椐自己的笔记整理成著作。如阮元《石渠随笔》、胡敬《西清札记》等。私人收藏、鉴赏家所编撰著录之书也很普遍，著名的有安岐《墨缘汇观》、高士奇《江村销夏录》、孙承泽《庚子销夏记》、顾复《平生壮观》、吴□《大观录》等。同时也出现了汇编的丛辑，卞永誉的《式古堂书画汇考》，堪称集历代著录书之大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