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历史事件的论文

国人大多都有一点历史癖,所以,历史题材的文艺作品有广大的读者和观众。但是,长期以来,对于历史剧怎么写,似乎还没有得到一致的认识。其实,不同意见之间的争论,千条万条,归根结底就是＂史＂与＂剧＂的关系。在历史题材的作品中,史占多少,剧占多少？哪些史实可以剧化,哪些史实不可以剧化？史与剧怎样结合？其中一些讨论,与其说是认识上的分歧,不如说是在实践上操作的难题,分寸把握的难题。

中国现代化与九一八事变后的迟滞今天,当我们回首省视20 世纪中国的时候,发现在痛苦转型过程中,中国现代化是伴随着列强的入侵而发生发展,同时也因受外力的干扰和破坏,而不能正常发展。九一八中日战争,对20 世纪中国的政治经济、社会文化的影响,极为深重。一方面它激发了民族觉醒和民族凝聚,另一方面也造成了中国现代化进程的迟滞。一从19 世纪下半叶到20 世纪初,是中国几千年封建帝制走向急剧衰败的阶段,也是中国人探求新的生存发展模式的急迫时期,更是世界列强疯狂刮分中国的危险期。以1839 —1842 年英国发动的第一次鸦片战争为肇端,接连有1855 —1860 年英法发动的第二次鸦片战争、1883 —1885 年中法之战、1894 —1895 年中日战争、1900 年八国联军侵华战争。这一系列以彻底征服大清帝国为目的的侵华战争,虽然都以获胜而告终,并通过签订不平等条约获取政治特权和经济利益,但处于急剧衰败过程中的清朝政权仍能“残存”下来。在分析这一现象时,发动侵略战争的侵略者也包括一些西方学者,总是简单地把定性为先进与落后、开放与闭守之争。玛丽·B·兰在中国现代史透视中说:“满清政权之下的中国古老秩序是如何的坚固,又如何善于自我保存,它竟在多次的人民起义及外部打击下又残存了一世纪之久。然而也正是这种力量败坏了自己,它如此缓慢地主动接受现代工业化运动以及民族主义、科学和民主,以致注定了自己的最终灭亡”〔1〕(P3) 。从一般意义上讲这种结论是对的。然而,不揭示殖民主义者掠夺本质和破坏性的一面,就无法解释中国现代化进程从1840 年以来迟滞与顿挫的原因。中国现代化迟滞与顿挫,既有自身各种反现代化与非现代化势力的顽固抗拒〔2〕(P7) ,也遭到了外部势力的干扰与破坏。因为,现代化“后发式”和“新发式”的国家,既需要有外力冲击和引导,更需要和平的发展环境。列强入侵既刺激了中国现代化的发生,同时也阻碍和破了它的正常发展。考察所有国家或社会的现代化进程,其演进方式,都是沿着器物技术层面的现代化、制度层面的现代化及思想观念行为层面的现代化这样三个层次来展开。无论哪一层面的推进,它都需要和平环境和制度推动。没有和平环境和制度推动的现代化进程必然是无序和缓慢的。在列强不断入侵形势下,中国全面的社会危机随着甲午战败而凸显出来,这种由列强“瓜分狂潮”引发的民族生存危机和国家发展危机,也造成了中国现代化进程的危机。当时“从何处获得可以与列强抗衡的能量和意识形态,便成为20 世纪中国政治家最关注的问题”〔3〕。因此,中央政府不可能在思想上和政治上建立一个包含法律、商业和教育制度的新社会体制,以适应现代化顺利快速发展。因此,中国以工业化为主要内容的现代化进程,只依靠一些朝廷重臣和封疆大吏的个人力量推动,通过各通商口岸中的洋务派官员、中外企业家的努力缓慢开展。这种现代化的进程,既不同于以英、美、法为代表的“原发式”现代化进程,一切都凭社会自然地演进,人们并不清楚演进的最终结局。也不同于那些不受外力干扰并有强有力政府行为的“后发式”国家的现代化进程,他们既看到了样板,也看到了结局,又能吸取“原发式”的经验教训。更重要的是他们能够通过政府以适应现代化进程的制度体制,包括思想、法律、教育制度等来推进。处在19 世纪末20 世纪初的中国看到了现代化是必由之路,但没有“原发式”国家的环境,更没有像日本那样“后发式”国家的条件。所以,19 世纪末20 世纪初的中国现代化,只能在外力刺激和干扰下缓慢、畸形地发展。二中国现代化进程虽然缓慢和畸形,但直到九一八中日战争之前,它都一直坚忍不拔地向前发展。甲午中日战争的结局,使许多先进的中国人认识到物质器物层面上的现代化进程,已完全不可能应付中国社会的全面危机。戊戌变法是在这一背景下发动的,它的重要意义是改变了中国传统的价值观念和理论结构,开始突破物质与精神分离的“中体西用”的思维模式,提出既要学习西方的科学技术又要学习民主制度。应当说,这是中国人为挽救民族危机和坚持现代化进程的一次认识上的飞跃。1900 年八国联军侵华与《辛丑条约》的签订,使中华民族遭受了空前的损害和屈辱,它对中国现代化进程环境、制度逐步完善的破坏,是非常严重的。但它也使清朝统治者们从“天朝大国”的迷梦中醒来,清朝统治者为挽救中华民族,确切地说是为了挽救他们风雨飘摇中的封建统治,而开始主动改革。1901 年4 月21 日,“督办政务处”这一推行“新政”的中枢机构的设立,标志清末“新政”的正式开始,也是中国现代化由政府行为推进的开始。因此,它是20 世纪中国的一次全方位、多层面的社会变革,其内容包括政治、经济、军事、文化教育等各个领域,其广泛性与深刻性都是空前的。如在教育上废止历时1300 年的科举制:在政治上预备立宪运动的推进等等。这是清王朝以其传统的政治权威发动的一场运动,它具有改革的性质。试图在保存现有秩序的基础上,渐进地完成从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转型。它最终不能全部实施“新政”目标而被辛亥革命所打断,其原因:一是从时间上讲,已经失去发动这样一场全面深刻的改革时机(第一次机会是1793 年马戛尔尼使团来华时;第二次是洋务运动兴起时;第三次是戊戌维新时) ;二是从空间上讲,内忧外患的现实没有发动这样一场改革的环境;三是从社会基础上讲,以广大人民群众为基础的各阶层人民对清政权的信任度已降到极点;四是从统治者自身的条件上讲,与要达到的目标应具备的眼光、素质、能力相差甚远。因此,在不能对现实社会进行有效整合的情势下,发动全面社会变革,最终被一场社会革命所打断是必然的。1911 年爆发的辛亥革命,完成了历史所赋予的推翻封建专制制度、创立民主共和政体的两大任务,这对中国现代化进程的推进具有重大意义和影响。以孙中山为首的革命党人在辛亥革命进行过程中,是以推翻清朝统治为直接目标,也由于他们的活动始终处在一个“有纲领而无计划、有组织而无调度、有目标而无角色分工、有理想而无现实感”的层次上进行的。因此出现“建设不足”的严重缺陷〔4〕(P22 —25) 。尽管如此,辛亥革命两大任务的完成,使中国现代化进程由被动型转为主动型的意义是巨大的。特别是孙中山提出的三民主义革命纲领,它既是辛亥革命的指导思想,也是中国第一个比较完备的现代化发展战略蓝图,它对后来的现代化进程影响深远。辛亥革命打破了中国几千年来不断改朝换代的历史循环怪圈,确立了一种全新的社会政治制度。革命党人没能将其绘制的蓝图和全新的制度付诸实施和不断完善,既有自身局限的原因,也有社会制约问题。1919 年爆发的五四新文化运动,从思想革命和文化变迁的角度看,是对辛亥革命的延伸和补课。科学与民主两大命题的提出,表明中国现代化进程开始在思想文化层面寻求现代化发展范式。这种深层次的发展,使马克思列宁主义作为社会革命的指导思想而开始广泛传播,也为中国共产党的创建做了准备。此后,科学、民主这两面旗帜在引导中国现代化进程发挥的作用是巨大的。直至今天,这两面旗帜仍是我们认真思考和解决的深刻命题。辛亥革命和五四运动,在政治和思想文化方面为20 世纪初的中国现代化发展奠定了基础。此后虽然出现1916 年至1928 年的军阀混战时期,但现代化进程却呈快速发展态势。1911 年末,中国本国银行只有16家,资本总额共约2155 万元。1912 年至1927 年,新创办银行达311 家,资本总额2 亿元。本国银行在与外资和中外合办银行竞争中,1925 年占到4018 %的份额〔5〕。改变了中国金融业“完全操于外国银行及钱庄手中”的局面〔6〕(P56) 。在这期间,中国的棉纺业、面粉业以及制造、化工、电力、矿业和交通运输业,都有程度不同的发展,以棉纺和面粉业发展最快。1912 年,本国仅有纱厂22 家,纱绽51 枚,1927 年增为72 家,纱绽202 万多枚〔7〕(P182 —187) 。这一时期,促成中国现代化出现较快发展势头,除辛亥革命和五四运动在政治、文化方面的推动作用外,还有国际市场竞争需求因素和国内社会权威真空后自由度提高等诸因素。从1927 年直到1937 年全面抗战爆发这10 年间,国民党实行“以党治国”的政治模式。这种模式虽然没=能从根本上整合中国社会,并还最终走向反面演化成现代化进程的阻碍因素而被抛弃。但主观上推动现代化的意愿是明显的,以强力推进的模式在很大程度上也适应后发展国家的中国国情,客观上也在不同程度上和不同层面上推动了中国现代化的发展。在这10 年里,国民党在经济特别是在财政金融方面采取一系列变革措施,这些措施虽然潜伏着发展的危机,但也促进了经济发展。以1928 —1931 年和1914 —1919 年两个时间段的民间工业发展相比较,后4 年平均每年新设企业165 家,新投资本6360 万元,而被称为“黄金时期”的前6年中,平均每年只设63 家,新投资本1430 万元〔8〕(P435) 。这期间公路通车里程从312 万公里增长到1116 万公里,新建成铁路7895 公里。1933 到1935 年的币制改革对经济发展的促进作用非常明显,使1935至1937 年的国内工商业增长高达20 %左右。扬格评论说:“现代化的内在力量和外在力量,在1935年的币制改革之后,都取得向前推动的巨大势头”。这说明在现代化各阶段特别是启动阶段,在各种非经济因素中,政治因素是起决定性作用的。1927 到1937 年的中国现代化进程,在国民党的强力推动下是取得了一些成绩。但由于过于依赖权力,缺乏创新和活力,特别是“政府不与人民打成一片,而是宁愿站在人民之上”所以,在推进现代化的同时,也带来很深的政治和经济发展危机。与国民党依赖强力、放弃广大乡村、站在人民之上不同的另一现代化模式,在这一时期正在逐步形成。中国共产党将民族革命和民主革命结合起来,确定了新的奋斗方向,从而整合了全民族不同阶层、不同群体、不同个人的奋斗目标,给中国现代化进程带来希望。但由于共产党只在根据地或解放区里实行,还不能影响中国现代化的整体进程。三从九一八事变到1937 年全面战争爆发,艰难曲折的中国现代化进程虽然也受到影响,但还不是整体的。1937 年日本全面侵华战争爆发后,使中国现代化进程趋于停滞。在考察一个国家或一个社会的现代化程度,当然要涉及到社会、经济、政治、文化诸方面,但工业文明是核心因素。日本全面侵华战争对中国工业文明的打击是深重的。当时中国极其薄弱的工业,主要是集中在江苏、浙江、上海等东部地区。全面战争爆发后,只有少数工厂仓促内迁,上海5000 多家工厂只有152 家内迁。到1940 年,各地共内迁工厂才448 家〔14〕(P87 —88) 。在搬迁过程中由于运输困难和敌机的轰炸,很多机器沉没失落。这是日本侵华战争对中国工业的有形破坏。当时蒋介石明确指示,在“平汉、粤汉线以西的地带建立新的工业中心,以中国西部作为抗战建国的大后方”〔8〕(P540) 。内迁工厂以四川、云南、贵州、湘西等地为主。全面战争前,西部川、湘、桂、陕、甘、滇、黔七省的近代工业只占全国工厂数的6102 % ,资本数的4121 % ,工人数的0179 %〔15〕(P165) ,而到抗战后期的1944 年底,上述七省工业已占国统区工厂数的88163 % ,资本数的93152 % ,工人数的85161 %〔14〕(P102) 。表面上看,东部工厂内迁给上述七省的工业发展带来机会。但我们换位思考,恰恰是这七省的显著变化说明对我们工业的破坏是深重的。因为七省工业指数的变化并没能带动全国的发展,相反却造成中国现代化进程的停滞。战时“主要工业品的产出从未超过战前水平的12 %。棉纱、棉布和面粉的产量分别仅占战前的513 %、818 % 和513 %”〔16〕(P647 —648) 。日本侵华对中国工业的有形破坏,还体现在它迫使中国工业丧失了通商口岸这赖以发展的基地,使其中断与世界市场的联系。这对处于非常时期的中国工业影响是深重的。日本全面侵华战争对中国现代化的影响,更严重的是对已形成的有利于现代化发展的社会环境的破坏。在严重民族危机的形势下,给国民党集权带来了客观需要和无可争议的合法性。在“国家至上”、“军事第一”、“力量集中”的口号下,使军事组织成为强大的政治力量,由此“巩固了国家政权机构中的官僚主义结构,使它能够利用政治强制,超经济干预的方法,加强对国民经济的控制。”超经济干预的方法集中体现是利用权力资本干预经济活动〔8〕(P529 —530) 。这种战时统制经济体制对于调动人力资源、经济资源争取抗日战争的胜利,发挥了作用。但它是以迟滞中国现代化进程为代价的。从九一八事变到1945 年抗战胜利,日本在14 年战争中给中国经济造成的损失和破坏在人类发展史上是罕见的。据韩启桐对抗战6 年来(1937 —1943 年) 损失的调研,“六年来,敌军陷我城市总达751 座。陷区战前原辖户口4499 万户,政区面积57811 万平方市里,耕地面积388847 万公亩。陷区半数以上地域作过战场,受灾面积约在上述面积的70 %以上。敌机空袭省区达23 省区。在上述灾区,我国所受损失,总计国币44967571000 元,约合美金 元。”对上述统计结果,韩启桐认为是“最低的数字,因为其中有许多有意无意的缺漏,致有多项损失都未计入。这组统计数字深刻地说明九一八事变后的14 年,是一部血与火的历史,是日本军国主义对华掠夺、破坏、杀戮的历史,也是中华民族的血泪史和屈辱史。这段历史对中国现代化迟滞的影响是深远的。中国现代化进程体现了全民族的意志和利益,它具有强大的生机与活力,是任何力量也不能扼杀的,更不能将其长期迟滞。相反却激发了中国人现代化进程的强烈渴望和创造性潜力,促使人们对现有现代化模式的怀疑和否定。这种心理机制,为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民主革命胜利,为中国现代化发展范式转换,造成了关键性的契机。

在曲折和动乱中艰难发展 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是一项前无古人的事业，免不了经历曲折，国防事业的发展也是如此。从60年代中期起，中国国内出现了持续的政治动乱，我国的国防事业发展同样出现了一个“马鞍型”。 以1964年为转折点，我国领导人对安全形势的判断发生了重大变化，在各领域的指导思想发生严重逆转——政治上以“反修防修”为纲，军事上预备“早打、大打、打核战争”，经济上改变“吃穿用”方针，以战备为中心制定五年计划。此后因“左”的思想的干扰，解放军的常规装备在仿苏式原基础上几乎未能出现质的突破，正规化建设中出现了停滞甚至是倒退的现象。过去强调的军队机械化在1965年又改为强调“骡马化”，同年又取消了军衔制和许多正规条令，在后来的十年动乱中军队的训练和许多日常工作也受到重大干扰。这种现象的出现，反映出毛泽东晚年在国防建设上出现了一个不可解的自我矛盾，即一方面也重视发展尖端武器，另一方面总担心搞现代化、正规化会出现“修正主义”。 对国际形势的总趋势判断是否正确，直接影响国防发展战略的制定。自1960年代中期起，我国对主要战略威胁的定位、边界冲突的处理和援外的指导都表现出严重失度，尤其是“反修”斗争成为国家总体战略目标的最大失误。对俄罗斯传统的大国沙文主义适当地予以斗争，自然是应该的，将其发展为“反修”斗争并实行长年的全面战备，则如同胡乔木所总结的是“过火反应”。1990年代中国驻俄大使李凤林近年撰文指出：“现在看来，中苏两国领导人当时对于战争可能性的判断都是错误的。值得注意的是，双方都是为了应付对方的进攻而备战，迄今还没有任何档案材料证明，双方任何一方制订过进攻对方的计划。”虽然中苏长年军事对峙对我国的工业建设和人民生活带来了严重的消极影响，却也引出了中美和解这一副产品，在某些意义上开启了向西方改革开放的先河，后来又具有积极的意义。 自1960年代中期起，在为时十多年的紧张持续的战备中，解放军数量大幅增长，自1965年超过500万后，至1969年达到631万，至1975年达640万，军队的武器装备与世界先进军事技术的差距却在不断拉大，国防建设和整个工业建设都在世界范围的新技术革命中错过了“国际列车”。不过在国家出现十年动乱期间，解放军仍发扬光荣传统，处于困境时仍忠实地履行了保卫国家的职责，例如1974年的西沙反击战中收复了西沙永乐群岛，这具有重大的战略意义。在动乱期间，国防科研人员坚守岗位，也取得过一些成绩，例如取得了氢弹和人造卫星研制的成功，这些还是应该充分肯定的。 我国的国防建设在动乱时期出现曲折和挫折，从深层次看反映了从上到下的思想观念上还不适应进入世界型现代化发展大潮的要求，其中的一些失误有着深刻的社会基础，不能仅解释为领袖的个人失误。中国是千年的农耕社会，受这一传统习惯影响众多人对现代化的进程感到不适应，这在国防建设上也充分表现出来。历史证明，国防现代化建设作为一项艰巨的系统工程，最终要靠全面提高全党、全军和全民的现代文明和科学素质来解决。 在改革开放中迎来大发展 中国国防现代化建设的成就，通过天安门国庆阅兵的窗口也向国内外充分显示出来。如1984年国庆35周年的阅兵中亮相的装备大都已落后于世界先进水平一代以上。1999年国庆五十周年的天安门阅兵时，亮相的新型坦克、装甲车和各类导弹与国际先进水平的差距已大幅缩小。此后随着国防投入的增加，陆军第三代坦克批量装备部队，先进的野战防空装备、远程火力突击装备也大量生产；国产第三代战机“歼-10”等开始装备空军，形成以第三代战机为骨干的空中武器装备体系；国产新型导弹驱逐舰、导弹护卫舰使海军先进舰艇数量具备一定规模，配备各种先进舰载武器系统，极大增强了防区外打击能力和编队防空能力；第二炮兵部队开始装备机动的战略核导弹，已具备核常兼备、慑战并举的作战能力；解放军信息支援能力日益提高，电子战水平也有了极大跃升。 近十年来，随着我国综合国力的不断增强，中国对国防建设的投入已经超过了此前的五十年。今年国家公布的军费开支达到4806亿元人民币（折合710亿美元）。这一军费数字虽只相当于美国军费的1/8，却也已超过英国居于世界第二位，中国的国防建设进入了一个前所未有过的经费充分、发展迅速的黄金时期。不过目前我国面临的安全威胁也在发生变化，特别传统的安全威胁减少，非传统安全威胁增高。诸如恐怖主义袭击、能源争夺、民族分裂主义、对领海的侵犯这类非传统安全威胁的增加，使人们对国家安全也要有新的思考。进行维护稳定、打击民族分裂和维护祖国统一的斗争，是捍卫中国崛起的不可缺少的任务。 60年一个甲子过去，如今的中国与五星红旗刚升起时那种“一穷二白”的面貌相比，已经发生了“天翻地覆慨而慷”的变化。在科学发展观指导下，富国和强兵达成了有机的统一，人民解放军为应对多种安全威胁、完成多样化军事任务的能力不断提高，能确保维护国家统一和领土完整，有效应对危机、维护和平，遏制战争、打赢战争。从全局看，我国面临着两个“前所未有”——机遇前所未有，挑战前所未有。坚持科学发展观，实现三步走，完成信息化的目标，将是今后加强国防建设的历史性任务。

历史人物或事件300字论文：汉光武帝刘秀统一中国后，厌武事，不言军旅，建武二十七年（51年），朗陵侯臧宫、扬虚侯马武上书：请乘匈奴分裂、北匈奴衰弱之际发兵击之，立“万世刻石之功”。光武却下诏：“今国无善政，灾变不息，人不自保，而复欲远事边外乎！……不如息民。”。不同于先祖汉高祖刘邦得天下后诛杀功臣的无情，刘秀分封三百六十多位功臣为列侯，给予他们尊崇的地位，只解其兵权。其实，在统一中国之前，他就开始削弱国防建设，废郡国兵制，罢郡国都尉。削弱地方兵权的同时，导致后来无力抵御外患，而豪强地主的部曲家兵则迅速发展，像东汉末年的董卓就是一例。刘秀以后不设丞相，而是“虽置三公”但“事归台阁”；一方面削弱三公权力，使三公成为虚位，另一方面又扩大尚书台的职权，成为皇帝发号施令的执行机构，所有权力集中于皇帝一身。”《后汉书·申屠刚传》说：“时内外群官，多帝自选举，加以法理严察，职事过苦，尚书近臣，至乃捶扑牵曳于前，群臣莫敢正言。”、“自是大臣难居相任”。建武二十八年（52年）他借故搜捕王侯宾客，“坐死者数千人”，严禁结党营私。

周恩来总理的少年故事一直影响我到上大学，在那个还跟小的年纪读到总理的一句话，为中华崛起读书深深影响了我，我们这代人也许生活的太幸福了，从小饭开张口，衣来伸手，每天甚至不用想任何一件事就已有人为你早早准备好了，没有目标，没有自己的思想，每天按部就班的生活者，直到小学的一篇文章讲的是总理的故事，才知道人从小就要有远大的志向和抱负，并且要为这个抱负付出行动，于是我也开始了好好读书，小学中学到高中成绩一直很好，虽然没有次次第一，但是成绩一直很稳定的排在年级前5，最后也如愿考上自己心目中理想的大学南开大学，现在已经毕业1年多了，也在为自己的专业知识为国家贡献着一点力量，虽然一个人的力量很小，但是我想如果每个人都平凡的坚持每天都贡献着一点力量，那么我们国家那么多人，就是一个很大的社会力量，社会不断的进步，国家就会不断的强大，中国就会保持崛起而不是倒退，总理的这句话永远不会失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