横光利一蝿毕业论文

川瑞康成（1899—1972），日本小说家，散文家。幼年的父母相继去世，分别由外祖父和舅父托养。1924年从东京帝国大学毕业后，开始了作家生涯。小说《伊豆的舞女》（1925）奠定了其在日本文坛的地位。代表作有《雪国》（1937）、《千纸鹤》（1951）、《古都》（1957）等。它们“以丰富的感情，高超的技巧，表现了日本人的内心精华”，川瑞康成因此获得1968年诺贝尔文学奖，是继泰戈尔之后，第二个获此殊容的东方作家。川瑞康成虽然一度成为新感觉派的中坚，但他继承了大和民族的古典美，并使其升华到美学境地。在文学领域中，他既是美的追求者，更是美的获得者和传播者。由于受佛教影响较深，故其作品常带有消极悲观情调。

酒吧主持人的作用：在酒吧里的人群，从消费的角度说即老板与消费者。这两种"人民"，不应仅仅是消费的关系，更要沟通、交流，让消费者不仅仅是在酒吧时、在消费时，才知道、才想起酒吧。目的：沟通，交流，互知，扩大酒吧知名度。市场背景**这座休闲之都的强力打造，追求时尚、高品位的生活，成了现代都市人的生活目标，他们要的是生活水平、生活质量。在一天忙碌的工作之后，酒吧便成为一个休闲、放松、娱乐、会友的好去处。泡吧不失为放松压力娱乐休闲的首选：良风习习的夜晚，邀上三五好友，伴着轻音乐，轻泯一口杯中红酒，品味这个城市夜的气息！>酒吧，都市休闲消费的闪亮的经济增长点！现状分析：就地理位置看，**的酒吧主要集中在以下区域：**周边，文化宫周边，**路宽段。这么多的酒吧相对集中在三四个区域，于城市文化来说，可形成酒吧一条街等商业人文特色景观；于泡吧一族来说，可方便的找到休闲好去处；但于商家来说既有处于商业圈的地理优势，又处在激烈的市场竞争环境的劣势。消费群——泡吧一族之心态分析：一族追求主题性酒吧，不为放松，不为休闲，只为追求艺术、理想，与志同道合者聚；泡吧一族追求放松，释放工作压力，或许每周变换地方，但只要有特色的酒吧，肯定在考虑之中，他们是泡吧中狂热的一份子，要高出激情，高出状态，简单一句话，要的就是玩出泡吧追求高雅的格调，绝不到震耳欲聋的迪吧去折磨耳朵，他们要的是恰当的灯光，适合氛围的音乐，或欢声笑语，或侃侃而谈，或轻声耳语，他们绝不允许别人的打扰。综观，在酒吧的的广告宣传方面，做得绝对不够，像泡吧一族要想玩乐一下却苦于久久不能找到符合自己口味的酒吧，总不至于每家进去看一下，等找到了，都该回家睡觉了。关键是酒吧与消费者之间缺乏一种沟通的桥梁。以休闲、感觉、性爱为内核的都市文学精神传统中国社会以自然经济为主，社会的主导思想意识是农民化的，儒家思想基本上是一种农业社会思想。因此，我们会发现，早期的中国现代文学作品都是针对中国乡村生活发言的，鲁迅所着力批判的就是中国农村的愚昧和落后，祥林嫂、阿贵等都是农村典型，在鲁迅的影响下，中国现代还出现了以沈丛文、废名、王鲁彦、许杰等为代表的乡土文学流派，他们以启蒙的立场批判中国传统乡土社会的野蛮、迷信、蒙昧，同时又展现中国乡村社会的纯朴、宁静、温情，他们深刻地反映了传统中国乡村社会的崩溃以及近代化对他们的双重影响，在中国现代文学史上留下了光辉的一页。但是随着中国社会的近代化，中国城市在社会生活中所起的作用越来越重要，社会的主导思想意识，逐渐地转化到都市精神上来，及至20世纪末，中国作家基本上都生活在都市中，他们即使是出生于乡村，也都是在城市完成了大学学业，进而在城市中获得自己的职业，成了都市人。当下中国，乡村生活在文学作品中的分量正在逐渐地减轻，文学对乡村生活的关注，文学对农民生活的反映，不仅从量上说在减少，同时从质上说也在减弱，因为真正地身体力行地体验着农民生活的作家正在减少。农民阶层，他们在情感上的同情者，在精神上的关怀者，在利益上的代言人，从文学的角度讲越来越少了。相比较而言，表现都市生活，展现五光十色的现代都市人心理，反映中国社会都市化进程中各种各样的社会状况的小说、散文、诗歌却层出不穷。从本质上说，现代文学是一种都市性质的文学。中国现代文学的起步就是都市文学。都市文学滥觞就是现代文学的开始。辛亥革命之后，上海等地城区迅速扩展，城市经济文化发展迅速，随着现代都市的形成，市民社会的快速发展，代表都市新兴资产阶级和城市市民阶层的闲适主义的文学趣味、快节奏的文学阅读要求以及感伤主义的感情取向的文学作品也应运而生。随着中国文学传播形式的现代化――现代杂志报刊也崛起，文学作品的主要传播途径是纸面刊物――这时候，诞生了中国第一批依靠稿费生存的职业作家，他们的代表人物是包天笑、徐枕亚、周瘦鹃等，这派人物后来被人们统称鸳鸯蝴蝶派。之所以他们被称为鸳鸯蝴蝶派，是因为他们的作品以反映都市恋爱生活及其情调为主，极尽小说写情之能事，有人曾经将他们的作品的“情”中的情进行了分类，尽然有“怨情”、“哀情”、“苦情”、“痴情”、“绝情”、“艳情”、“奇情”、“恨情”、“幻情”等近10种。如陈蝶仙的《玉田恨史》是“痴情”之作，作者用了大量的篇幅给主人公倾诉其对亡夫的种种哀思和悼念之情，以表现其海枯石烂永不变心的主题，从现代人的眼光来看，这里似乎有着封建思想的影子。的确如此，鸳鸯蝴蝶派的都市文学作品，的言情的同时，一方面形象地表现出男女情爱生活中的美好人性，表现了一些追求自由生活的现代思想，另一方面这其中又常常夹杂着旧道德、旧思想的痕迹，如包天笑的《一缕麻》，既鞭笞了封建婚姻的残酷性，又写了从一而终，实在是非常矛盾的。从中我们可以看出，这类作品关心的大多只是都市人情感生活中爱情生活这一部分，而且在对都市人爱情生活的反映上又常常是夹杂着纯粹消闲和娱乐的因子，例如他们中的著名刊物《礼拜六》发刊词中就对刊物的宗旨如是说：“一编在手，万虑都忘，劳瘁一周，安闲此日，不矣快哉！”这是一种典型的市民刊物，只有现代都市市民，特别是上班族，他们才有一周工作，周日休息的时间要求，第7天休息的欲望是都市人才会有的欲望，第7天看休闲小说渡过休闲的一天也是都市人才会有的阅读要求，进而在价值观上也是矛盾的，写作上主要使用的是传统的时间型叙事策略，大多延续了章回小说的格局，因此，此一时的都市文学在精神其实气质上和中国现代文学的普遍的精神诉求尚不完全合拍，因而只能算是中国都市文学的滥觞，虽然它们对于中国现代都市文学乃至中国现代文学的诞生是功不可没的，但是终究不能说它们是中国现代都市文学的成熟形态。随着上海都市消费文化环境的进一步形成，成熟形态的都市小说是由上海一拨操全新的新文学文体而在审美趣味上向市民读者倾斜的作家来完成的。他们继承了鸳鸯蝴蝶派文学的商业性传统、消闲主义美学趣味、言情谈爱的题材域限，从这一点上说，他们是近代的鸳鸯蝴蝶派在中国现代的最好的传人。但是另一方面，他们已经深刻地意识到，上海老派读者的旧小说市场已经萎缩，新兴的、文化程度略高的雇员阶层正在形成，白话小说渡过了它单纯的“先锋”时期，已经成为大众文学形式。在这种情形下，他们依托书店和刊物，有的甚至进行商业炒作，从事都市文学创作。“从中国旧文人的角度来理解享乐主义的、反对道德束缚的、提倡纯粹的艺术每的都会风格”[8]但是，这不等于说他们没有自己的美学追求和独特的创作成就，过去，我们因为他们重视市场，写作中的商业气息较浓，因为他们属于通俗文学范畴，就抹煞他们的艺术成就，是不对的。他们在文学上首次提出了“都市男女”这一具有海派风格的都市文学常写常青的主题，性爱题材被他们进行了唯美的处理，造成了一种完全新式的对待欲望的思维，这是就他们小说的题材而言的；同时，他们在小说的形式方面也有较多的探索，特别是在借鉴西方象征主义、唯美主义小说方面，他们“改变叙事切入的角度，尝试心理的、象征的、新鲜的小说用语和多种多样的表达方式”。这派人物中，以张资平最有代表性。张资平五四时期原是创造社的元老作家，早期的他在创作上嗜好性心理、性行为的描写，推崇自然主义写实。后来，它将创造社小说中青年苦闷源于经济和肉体的双重压抑这个主题推想极端而发展为都市文学家。比之于旧式都市言情小说，张资平的小说在性心理描写，特别是弗洛伊德式的性苦闷、性病态、性怪僻、性猜疑、性虐待，以及各种婚外性恋心理的方面达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度，其天赋性爱权利，性爱的自然属性与社会道德的关系等方面的思想构成了现代都市人现代性爱意识的一部分。但是他过分地强调肉欲，作品自我重复，太多的商业色彩，以及小说中常常出现的对于“处女宝”的封建意识的描写，男子中心主义，使得张资平有的时候显得缺乏超越的文学追求和价值观。沈丛文曾经批评他：“张资平的作品得到的‘大众’，比鲁迅作品还多。然而……转入低级的趣味的培养，影响到读者与作者，也便是这一个人。[9]”但是，此派小说家的性爱描写也不全是“低级趣味”，中国传统婚姻观念在五四时期受到解构，但是也只是形成了中国现代浪漫爱的新的传统，过去的情爱观念并没有受到彻底的解构，到此时上海的张资平等敢于大胆地描写男女之事，敢于言必称性，其性爱小说突破了旧言情体，丰富了人们对感官、狂喜等身体性因素的认识，这在中国――一个礼教传统非常重的国度应当说是有意义的。真正完成都市文学的版图，将都市文学推上现代文学之顶峰的是紧随其后同样风行于上海的“新感觉派”。他们的成型和上海租借内的南京路、霞飞路林立的百货广场、酒吧、电影院、跳舞厅息息相关，没有活动其间的白领阶层，也就没有了新感觉派的表现对象和消费对象。1931年，施蛰存发表了他具有意识流风格和魔幻特色的小说《在巴黎大戏院》与《魔道》之后，左翼作家、评论家楼适夷发表评论：“比较涉猎了些日本文学的我，在这儿很清晰地窥见了新感觉主义文学的面影”[10]。就此，虽然施蛰存本人并不承认，但是“新感觉派”这个名字却算正式成立了。楼适夷说施蛰存受到日本新感觉派的影响也许并不确切，施蛰存自己只是承认自己受到弗洛伊德的影响。但是，新感觉派的其他成员，如刘呐鸥、穆时英等受到日本新感觉派横光利一的影响却是不争的事实。刘呐鸥1930年出版了小说集《都市风景线》，其中的短篇小说采用新感觉体，将上海当时刚刚形成的现代生活和男女社交情爱场景，尽情地摄入，有人他是一位敏感的都市人，锐利地解剖了由JAZZ，摩天楼、飞机、电影、色情、汽车等高速度的现代都市生活，将根植于现代都市的西方现代派文学手法移植到国内来，审美地发现了现代都市的文学性，使人耳目一新地退出意识跳跃、感觉流动的小说文体。如《残留》运用内心独白，全篇意识流化，表明城市给人造成的极度压抑，这才使新寡的女人并非放荡而急于寻找“性”的对象以填补空虚。就他首次对现代都市生活的压抑面做了现代性地文学处理而言，刘呐鸥的小说是有他的价值的。穆时英被人们称为“新感觉派的圣手”、“鬼才”等，是他创造了心理型小说的流行用语和特殊的修辞，用色彩的象征、动态的结构、时空的交错以及充满速率和曲折度的表达方式，来表现上海的繁华，“表现上海由金钱、性所构成的终生喧哗”。新感觉派小说，在现代文学史上第一次使都市成为独立的审美对象，他们所写的都市街景是过去的中国小说中所没有的：“红的街，绿的街，蓝的街，紫的街……强烈的色调化妆着都市啊！霓红灯跳跃着――五色的光潮，变化着的光潮，没有色的光潮――泛滥着光潮的天空，天空中有了酒，有了烟，有了高跟鞋。[11]”他们把色彩声光感觉化地结合在一起，显示出一种疯狂的都市之美。他们所写的都市人生、都市心态也是过去的小说中所缺乏的，他们给中国都市小说带来了新的审美元素：一种迷醉的、疯狂的、快速的、心理的语言和叙事风格。但是令人遗憾的是，中国都市文学就如中国启蒙文学一样，在此后并没有得到长足的发展，而是在相当的时间里停滞不前，甚至消失不见了。49年以后，一直到20世纪80年代末，中国现代文坛几乎一直不见都市文学的踪影。其原因是中国社会资本主义经济的解体，都市的发展受到限制，例如，上海这样的国际大都市，解放以后，基本上失去了她国际金融中心，东亚第一大城市的风采，她在文化上的都市品格更是基本丧失，而被统一的意识形态文化取代。城市在中国社会文化生活中的独立性消失不再；进而都市文学的消费群体，都市白领阶层也消失了；都市白领阶层其存在的典型环境，如自由经济，如舞厅、酒吧、爵士乐、跑马场等等都因其资本主义性质而被割除，都市文学特殊的题材域、“风景线”消失；这就导致现代都市文学从文学史上绝迹。即使有描写都是生活的，从题材上看似乎是发生在都市中，但是从精神气质上说，他们只能算是工业文学，而不能算是都市文学。都市文学的复活是20世纪80年代末，20世纪90年代初的事情。20世纪80年代末，由于中国社会的改革已经进行了将近10年，市场经济之主导地位在中国重新确立，特别是在南方，比如广东，出现了深圳、珠海等新兴都市，在这些城市中都市生活的性质和内地农村、城市生活的性质相比渐渐地发生了质的变化。这一点也首先在深圳的文学创作中表现了出来。因此中国都市文学的复兴是从中国南方的深圳开始的，《深圳文学》1994年左右提出“新都市文学”的口号，在珠海等地连续召开创作会、理论研讨会，王蒙、余秋雨等著名作家、理论家都发表记者谈话，或者写文章对这一现象发表了正面的看法，一时间，对于中国读者来说已经久违了的“都市文学”再度出现在中国文坛上。当时的都市文学作者基本上都是内地迁居到深圳、珠海的文化打工族，深圳、珠海快速生长着的高楼大厦刺激着他们，都市中的霓红灯、小轿车、歌舞厅吸引着他们，生活的快速化、金钱化、感情的快餐化、消费主义等等，这些和内地的生活是如此地不同，他们拿起笔将这一切记录了下来，这一时期，都市文学在精神上表现的主要是困惑、新奇，对都市生活在道德、操守、心态方面给人们带来的冲击的是疑虑。如王海玲的作品，她的《东扑西扑》、《寻找一个叫藕的女孩》等等，王海玲是一个对城市生活有极为敏锐的感受力，能以一种真正的都市视角展示现代大都市生活的作家。中国正从农业社会向工业社会转型，因而中国的文学界存在一个用旧的农业社会观念写现代都市生活的问题，许多作家笔下写的是都市题材，但是脑子装的却统统是农业社会的旧观念，“新都市小说”的提倡要在建立真正的中国特色的都市文化上下功夫，要建立真正的“新的”都市小说观念。王海玲“王海玲打开了一扇认识特区的窗子，读者从窗中看到了特区绚丽诱人的风景，看到了一个个生动真实的特区人的生存、奋斗和自省。特区的风景画廊，特区的风情画廊，这是王海玲小说的一大特色。”但是，总的说来，发生于深圳的这此新都市文学运动是先天不足的，一方面是因为中国社会尚只有少数的城市接近“现代都市”水平，另一方面是深圳的作家在总体水平、精神准备方面还有待提高。在中国当代，真正的都市文学依然如现代一样，发生、成熟于上海。这时已经是20世纪90年代末。在这里诞生了现代都市的亲密朋友――新新人类，棉棉是它的代表。棉棉的意义在表明当下城市生活的某种另类处境，一种在酒吧这颗树上生长出来的爵士乐、大麻、朋克、同性恋、迷乱的欲望的、舞蹈的、失控的东西。这要比中国都市文学的现代先行者要激烈得多，反抗已经不仅仅是性的问题，同时还是麻药等其他另类生活方式的问题。棉棉的小说集《啦啦啦》由《一个娇柔造作的晚上》、《美丽的羔羊》、《啦啦啦》、《九个目标的欲望》等四个中篇组成，这部小说集拥有绵密细致的细节，冲动的、情欲的、绝望的、迷茫的气息。书写大多以酒吧为背景：主人公大多是酒吧DJ或者歌手，他们在各种各样酒吧出出入入：高潮、同居、酗酒、失控、失眠、同性恋、hight……棉棉小说的语言在意象上有一种流动、飞翔的，迷乱、慵懒而又颤栗的美感，例如“情迷我鞋意乱我鞋”……语言中充满了各种各样具有巴洛克风格的触觉意象，具有一种直接和感性相通的理性气息，蕴含着对生活的极度失落感、挫折感以及由此而来的饥渴感、失措感、失控感。这是一种轻灵而迷狂的都市美学：纵情、随意、反复、自恋、颠倒、虚无主义和感伤主义的混合物、直接、身体主义、紊乱、缺乏社会参与性的。但这些其实都不是棉棉要讲的，棉棉所申诉的是这个时代都市症：焦虑、恐慌、错乱、失态、虚弱混合的时代意识，一种适合我们这个时代的精神症候的温床：昏暗的、颓废的、感官的、动摇的、无法自持的空间观念。 从上述分析，我们可以知道都市文学它是一种弥补现代都市人紧张的生活节奏，而发展以来的一种消闲的感官化的文学形式。性、爱是它的常青主题，城市的压抑和绝望是它们的对立面同时又是盟友，现代生活的紧张和焦虑在这里成了审美的对象。也因此，在任何时代，它的主题取向上都是先锋主义的，甚至常常它们会表现得相当另类――它们常常不能为中国正统道德、人伦以及社会观念所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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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获得过诺贝尔文学奖的是川端康成和大江健三郎。

川端康成，1968年获诺贝尔文学奖。他的作品《雪国》被称为日本现代抒情文学的经典。代表作《雪国》、《古都》、《千纸鹤》。

大江健三郎，1994年获诺贝尔文学奖。日本当代著名的存在主义作家，以个人魅力来写人物以实现小说的现实性。 代表作《万延元年的足球队》、《个人的体验》。

扩展资料

川端康成人物评价

1968年，以《雪国》、《古都》、《千只鹤》三部代表作，获得诺贝尔文学奖。瑞典皇家文学院常务理事、诺贝尔文学奖评选委员会主席安德斯·奥斯特林致授奖辞，突出地强调：

“川端先生明显地受到欧洲近代现实主义的影响，但是，川端先生也明确地显示出这种倾向：他忠实地立足于日本的古典文学，维护并继承了纯粹的日本传统的文学模式。在川端先生的叙事技巧里，可以发现一种具有纤细韵味的诗意。”

“川端康成先生的获奖，有两点重要意义。其一，川端先生以卓越的艺术手法，表现了道德性与伦理性的文化意识；其二，在架设东方与西方的精神桥梁上做出了贡献。”

大江健三郎人物评价

诺奖评语

1994年10月13日，日本作家大江健三郎获诺贝尔文学奖。瑞典文学院宣称，大江健三郎“以诗的力度构筑了一个幻想世界，浓缩了现实生活与寓言，刻画了当代人的困扰与怅惘”。

学者评价

大江健三郎的很多小说有强烈的自传色彩，或者取材于自己的生活，或者有家人朋友的影子，因而更令人瞩目；由于从小生活在日本农村，熟悉日本的方言俚语，而后来又深受法国语言文学的影响，因此大江健三郎小说的语言呈现出“和洋合璧”的奇妙色彩；同样由于深受法国作家萨特等人的影响，他的小说惯用象征的手法，从小说标题、故事情节到主人公姓名，常常有强烈的象征意义；大江健三郎小说的结构迥异于传统小说所强调的前后照应、脉络清晰，情节场面的跳跃很大，因而也比较费解。

——陈云辉（韩国庆南大学教授，韩国庆尚大学日本文学博士）

参考资料：百度百科：川端康成

百度百科：大江健三郎

川端康成（1899-1972） 日本小说家，新感觉派代表作家之一。其作品有印象主义色彩，意境新颖，由于其受佛教影响较深，故其作品常带有消极悲观情调。其主要作品有《雪国》、《古都》、《睡美人》、《伊豆的舞女》等。他于1968年获诺贝尔文学奖，是继泰戈尔之后第二个获此项殊荣的东方作家。

我也是专业不对口

川端康成1899年生于大阪府三岛郡丰川村大字宿久庄，接近京都。康成“把京都王朝文学作为‘摇篮’的同时，也把京都自然的绿韵当作哺育自己的‘摇篮’”。祖辈原是个大户人家，被称为“村贵族”，事业失败后，将希望寄托在康成父亲荣吉的身上，让荣吉完成了东京医科学校的学业，挂牌行医，兼任大阪市一所医院的副院长。在康成一两岁时，父母因患肺结核病溘然长逝。祖父母便带康成回到阔别了十五年的故里，姐姐芳子则寄养在秋同义一姨父家。康成由于先天不足，体质十分孱弱。两位老人对孙儿过分溺爱，担心他出门惹事，让他整天闭居在阴湿的农舍里。这位幼年的孤儿与外界几乎没有发生任何接触，“变成一个固执的扭曲了的人”，“把自己胆怯的心闭锁在一个渺小的躯壳里，为此而感到忧郁与苦恼”。直到上小学之前，他“除了祖父母之外，简直就不知道还存在着一个人世间”。 康成上小学后，不到三年内祖母和姐姐又相继弃他而去，从此他与年迈的祖父相依为命。祖父眼瞎耳背，终日一人孤寂地果坐在病榻上落泪，并常对康成说：咱们是“哭着过日子的啊”！这在康成幼稚的心灵投下了寂寞的暗影。康成的孤儿体验，由于失去祖父而达到了极点。 对康成来说，他接连为亲人奔丧，参加了无数的葬礼，人们戏称他是“参加葬礼的名人”。他的童年没有感受到人问的温暖，相反地渗入了深刻的无法克服的忧郁、悲哀因素，内心不断涌现对人生的虚幻感和对死亡的恐惧感。这种畸形的家境、寂寞的生活，是形成川端康成比较孤僻、内向的性格和气质的重要原因。这便促使他早早闯入说林书海。小学图书馆的藏书，他一本也不遗漏地统统借阅过。这时候，他开始对文学产生了憧憬。 1913年，川端升入大阪府立茨木中学，仍孜孜不倦地埋头于文学书堆里，开始接触到一些名家名作。他从不间断地做笔记，把作品中的精彩描写都详尽地记录下来。他的国文学和汉文学成绩最佳，他的作文在班上是首屈一指的。1914年5月，祖父病重后，他守候在祖父病榻旁，诵读《源氏物语》那些感时伤事的、带上哀调的词句，以此驱遣自己，溺于感伤，并且决心把祖父弥留之际的情景纪录下来，于是写起了《十六岁的日记》。这篇《十六岁的日记》既是康成痛苦的现实的写生，又是洋溢在冷酷的现实内里的诗情，在此也显露了康成的创作才华的端倪。秋天，他就把过去所写的诗文稿装订成册，称《第一谷堂集》、《第二谷堂集》，前者主要收入他的新体诗三十二篇，后者是中小学的作文。从这里可以看出，少年的康成开始具有文人的意识，已经萌发了最初的写作欲望。 这时候起，川端立志当小说家，开始把一些排句、小小说投寄刊物，起初未被采用。 到了1915年夏季，《文章世界》才刊登了他的几首俳句。从此他更加广泛地涉猎世界和日本的古今名著。他对《源氏物语》虽不甚解其意，只朗读字音，欣赏着文章的优美的抒情调子，然已深深地为其文体和韵律所吸引。这一经历，对他后来的文学创作，产生了深刻的影响。之后他从事写作时，少年时代那种如歌一般的旋律，仍然回荡在他的心间。 1916年第一次在茨木小报《京阪新闻》上发表了四五首和歌和九篇杂感文，同年又在大阪《团栾》杂志上发表了《肩扛老师的灵柩》。这一年，他还经常给《文章世界》写小品、掌篇即微型小说。《文章世界》举办投票选举“十二秀才”，川端康成名列第十一位。对于立志当作家的少年来说，这是很值得纪念的一年。 川瑞康成1917年3月于茨木中学毕业后，考取第一高等学校，到了东京，开始直接接触日本文坛的现状和“白桦派”、“新思潮派”的作家和作品，以及正在流行的俄罗斯文学，这使他顿开眼界。他在中学《校友会杂志》1919年6月号上，发表了第一篇习作《千代》，以淡淡的笔触，描写了他同三个同名的千代姑娘的爱恋故事。 事实上，川端成人之后，一连接触过四位名叫千代的女性，对她们都在不同程度上产生过感情。其中对伊豆的舞女千代和岐阜的千代，激起过巨大的感情波澜。 伊豆舞女千代是川端上一高后到伊豆半岛旅行途中邂逅的。他第一次得到舞女的平等对待，并说他是个好人，便对她油然产生了纯洁的友情；同样地，受人歧视和凌辱的舞女遇到这样友善的学生，以平等的态度对待自己，自然也激起了感情的涟漪。他们彼此建立了真挚的、诚实的友情，还彼此流露了淡淡的爱。从此以后，这位美丽的舞女，“就像一颗彗星的尾巴，一直在我的记忆中不停地闪流”。 歧阜的千代，原名伊藤初代，是川端刚上大学在东京一家咖啡馆里相识、相恋的，不久他们订了婚。后来不知为何缘故，女方以发生了“非常”的情况为由，撕毁了婚约。 他遭到了人所不可理解的背叛，很艰难地支撑着自己，心灵上留下了久久未能愈合的伤痕。从此产生了一种胆怯和自卑，再也不敢向女性坦然倾吐自己的爱心，而且陷入自我压抑、窒息和扭曲之中，变得更加孤僻和相信天命。 1920年7月至1924年3月大学时代，川端为了向当时文坛挑战，改革和更新文艺，与爱好文学的同学复刊《新思潮》（第六次），并在创刊号上发表了《招魂节一景》，描写马戏团女演员的悲苦生活，比较成功。川端康成的名字第一次出现在《文艺年鉴》上，标志着这位文学青年正式登上了文坛。 川端发表了《招魂节一景》以后，由于恋爱生活的失意，经常怀着忧郁的心情到伊豆汤岛，写了未定稿的《汤岛的回忆》。1923年1月《文艺春秋》杂志创刊后，他为了诉说和发泄自己心头的积郁，又为杂志写出短篇小说《林金花的忧郁》和《参加葬礼的名人》。与此同时，他在爱与怨的交织下，以他的恋爱生活的体验，写了《非常》、《南方的火》、《处女作作祟》等一系列小说，有的是以其恋爱的事件为素材直接写就，有的则加以虚构化。川端这一阶段的创作，归纳起来，主要是描写孤儿的生活，表现对已故亲人的深切怀念与哀思，以及描写自己的爱情波折，叙述自己失意的烦恼和哀怨。 这些小说构成川端康成早期作品群的一个鲜明的特征。这些作品所表现的感伤与悲哀的调子，以及难以排解的寂寞和忧郁的心绪，贯穿着他的整个创作生涯，成为他的作品的主要基调。川端本人也说：“这种孤儿的悲哀成为我的处女作的潜流”，“说不定还是我全部作品、全部生涯的潜流吧”。大学时代，川端康成除了写小说之外，更多的是写文学评论和文艺时评，这成为他早期文学活动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1924年大学毕业后，川端与横光利一等发起了新感觉派文学运动，并发表了著名论文《新进作家的新倾向解说》。从某种意义上说，它起到了指导新感觉派作家的创作方法和运动方向的作用。但在创作实践方面，他并无多大的建树，只写了《梅花的雄蕊》、《浅草红团》等少数几篇具有某些新感觉派特色的作品，他甚至被评论家认为是“新感觉派集团中的异端分子”。后来他自己也公开表明他不愿意成为他们的同路人，决心走自己独特的文学道路。他的成名作《伊豆的舞女》就是试图在艺术上开辟一条新路，在吸收西方文学新的感受性的基础上，对力求保持日本文学的传统色彩作了新的尝试。 川端从新感觉主义转向新心理主义，又从意识流的创作手法上寻找自己的出路。他首先试写了《针、玻璃和雾》、《水晶幻想》（1931），企图在创作方法上摆脱新感觉派的手法，引进乔伊斯的意识流和弗洛伊德的精神分析学，从而成为日本文坛最早出现的新心理主义的作品之一。在运用意识流手法上，《水晶幻想》比《针、玻璃和雾》更趋于妇熟，故事描写了一个石女通过梳妆台的三面镜，幻影出她那位研究优生学的丈夫，用一只雄狗同一只不育的母狗交配，引起自己产生对性的幻想和对生殖的强烈意识，流露出一种丑陋的呻吟。在创作手法上采取“内心独白”的描写，交织着幻想和自由联想，在思想内容上明显地表现出西方文学的颓废倾向。 翌年，川端康成转向另一极端，无批判地运用佛教的轮回思想写了《抒情歌》，借助同死人的心灵对话的形式，描绘一个被人抛弃了的女人，呼唤一个死去的男人，来诉说自己的衷情，充满了东方神秘主义的色彩。这种“心灵交感”的佛教式的思考与虚无色彩，也贯穿在他的《慰灵歌》之中。 川端康成的这段探索性的创作道路表明，他起初没有深入认识西方文学问题，只凭借自己敏锐的感觉，盲目醉心于借鉴西方现代派，即单纯横向移植。其后自觉到此路不通，又全盘否定西方现代派文学而完全倾向日本传统主义，不加分析地全盘继承日本化了的佛教哲理，尤其是轮回思想，即单纯纵向承传。最后开始在两种极端的对立中整理自己的文学理路，产生了对传统文学也对西方文学批判的冲动和自觉的认识。这时候，他深入探索日本传统的底蕴，以及西方文学的人文理想主义的内涵，并摸索着实现两者在作品内在的协调，最后以传统为根基，吸收西方文学的技巧和表述方法。即使吸收西方文学思想和理念，也开始注意日本化。《雪国》就是在这种对东西方文学的比较和交流的思考中诞生的。 《雪国》的主人公驹子经历了人间的沧桑，沦落风尘，但并没有湮没于纸醉金迷的世界，而是承受着生活的不幸和压力，勤学苦练技艺，追求过一种“正正经经的生活”，以及渴望得到普通女人应该得到的真正爱情，因而她对岛村的爱恋是不掺有任何杂念的，是纯真的，实际上是对朴素生活的依恋。但作为一个现实问题，在那个社会是难以实现的。所以作家写岛村把她的认真的生活态度和真挚的爱恋情感，都看做是“一种美的徒劳”。对驹子来说，她的不幸遭遇，扭曲了她的灵魂，自然形成了她复杂矛盾而畸形的性格：倔强、热情、纯真而又粗野、妖媚、邪俗。一方面，她认真地对待生活和感情，依然保持着乡村少女那种朴素、单纯的气质，内心里虽然隐忍着不幸的折磨，却抱有一种天真的意愿，企图要摆脱这种可诅咒的生活。另一方面，她毕竟是个艺妓，被迫充作有闲阶级的玩物，受人无情玩弄和践踏，弄得身心交瘁，疾病缠身乃至近乎发疯的程度，心理畸形变态，常常表露出烟花女子那种轻浮放荡的性格。她有时比较清醒，感到在人前卖笑的卑贱，力图摆脱这种不正常的生活状态，决心“正正经经地过日子”；有时又自我麻醉，明知同岛村的关系“不能持久”，却又想入非非地迷恋于他，过着放荡不羁的生活。这种矛盾、变态的。心理特征，增强了驹子的形象内涵的深度和艺术感染力量。 从某种意义上说，这是相当准确的概括。 川端康成在《伊豆的舞女》中力求体现日本的传统美，《雪国》中对此又作了进一步的探索，更重视传统美是属于心灵的力量，即“心”的表现，精神上的“余情美”。 《雪国》接触到了生活的最深层面，同时又深化了精神上的“余情美”。他所描写的人物的种种悲哀，以及这种悲哀的余情化，是有着这种精神主义的价值，决定了驹子等人物的行为模式，而且通过它来探讨人生的感伤，在一定程度上表现了作家强作自我慰藉，以求超脱的心态。作家这种朴质无华、平淡自然的美学追求，富有情趣韵味，同时与其人生空漠、无所寄托的情感是深刻地联系在一起的。 《雪国》在艺术上拓宽了《伊豆的舞女》所开辟的新路，无论在内容上还是在形式上都形成了自己的创作个性。它是川端创作的成熟标志和艺术高峰。它的成就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其一，在艺术上开辟了一条新路。川端从事文学创作伊始，就富于探索精神。他在一生的创作道路上有成功的经验，也有失败的尝试，走过一条弯弯曲曲的道路。 习作之初，他的作品大都带有传统私小说的性质，多少留下自然主义痕迹，情调比较低沉、哀伤。新感觉派时期，他又全盘否定传统，盲目追求西方现代主义文学，无论在文体上或在内容上都很少找到日本传统的气质，但他并没有放弃艺术上的新追求，且不断总结经验，重又回归到对传统艺术进行探索。如果说，《伊豆的舞女》是在西方文学交流中所作的一次创造性的尝试；那么《雪国》则使两者的结合达到了炉火纯青的地步。 这是作家在《伊豆的舞女》中所表现出来的特质和风格的升华，它赋予作品更浓厚的日本色彩。其二，从此川端的创作无论从内容或从形式来说，都形成了自己的创作个性。 川端早期的作品，多半表现“孤儿的感情”和爱恋的失意，还不能说形成了自己的鲜明艺术性格。但他经过不断的艺术实践，不断丰富创作经验，他的艺术才能得到充分发挥，其创作个性得到了更加突出、更加鲜明的表现。他善于以抒情笔墨，刻划下层少女的性格和命运，并在抒情的画面中贯穿着对纯真爱情热烈的赞颂，对美与爱的理想表示朦胧的向往，以及对人生无常和徒劳毫不掩饰的渲染；而且对人物心理刻划更加细腻和丰富，更加显示出作家饱含热情的创作个性。尽管在其后的创作中，川端的风格还有发展，但始终是与《伊豆的舞女》、《雪国》所形成的基本特色一脉相连，其作品的传统文学色调没有根本变化。 这期间，川端康成还以他熟悉的动物世界为题材，创作了《禽兽》（1933）。小说描写。个对人失去信任的心理变态者，讨厌一切人，遂以禽兽为伴，从中发现它们爱情纯真的力量和充满生命的喜悦，以此联系到人与人之间的冷漠和寡情。作家意在抒发自己对人性危机的感慨，呼唤和追求人性美。但作品拖着烦恼、惆怅、寂寞、孤独的哀伤余韵，表露了浓重的虚无与宿命的思想。这篇作品表现了人物瞬间感受和整个意识流程。 但又非常重视传统结构的严密性，故事有序列地推进，在局部上却采用了延伸时空的手法，借以加强人物心理的明晰变化，更深入地挖掘人物的内心世界。这是在借鉴意识流手法和继承传统手法结合上所作的一次成功的实践。此外还写了《花的圆舞曲》、《母亲的初恋》，以及自传体小说，新闻小说，青春小说《高原》、《牧歌》、《故园》、《东海道》、《少女港》等。由于受到战时的影响，他背负着战争的苦痛，一味地沉潜在日本古典文学中，徘徊在《源氏物语》的物哀精神世界里，在艺术与战时生活的相克中，他抱着一种悠然忘我的态度，企图忘却战争，忘却外界的一切。他离战时的生活是远了，但他从更深层次去关注文学。他根据战争体验，结合自己对日本古典的认识，加深寻找民族文化的自觉，对继承传统的理解也更加深刻。他进一步通过古典把目光朝向“民族的故乡”。二 战后，川端康成对战争的反思，进一步扩展为对民族历史文化的重新认识，以及审美意识中潜在的传统的苏醒。他说过：“我强烈地自觉做一个日本式作家，希望继承日本美的传统，除了这种自觉和希望以外，别无其他东西。”“我把战后的生命作为余生，余生不是属于我自己，而是日本美的传统的表现。”也就是说，战后川端对日本民族生活方式的依恋和对日本传统文化的追求更加炽烈。他已经在更高的理论层次上思考传统与现代、本土与外来的问题。他总结了一千年前吸收和消化中国唐代文化而创造了平安王朝的美，以及明治百年以来吸收西方文化而未能完全消化的历史经验和教训，并且结合自己的创作实践，提出了应该“从一开始就采取日本式的吸收法，即按照日本式的爱好来学，然后全部日本化”。他在实践上将汲取西方文学溶化在日本古典传统精神与形式之中，更自觉地确立“共同思考东西方文化的融合与桥梁的位置”。 川端康成在理论探索的基础上，充分发挥了作家的主动精神和创造力量，培育了东西方文化融合的气质，并且使之流贯于他的创作实践中，使其文学完全臻于日本化。同时他的作品呈现出更多样化的倾向，贯穿着双重或多重的意识。在文学上获得最大成就的，可算是《名人》、《古都》、《千只鹤》和《睡美人》等作品。 《名人》同《雪国》是珠联壁合的佳作。他在《名人》中，一反过去专写女性感情的传统，而完全写男性的世界，写男性灵魂的奔腾和力量的美。作家塑造秀哉名人这个人物，着眼于“把这盘棋当作艺术品，从赞赏棋风的角度加以评论”。他十分注意精神境界的描述。所以《名人》虽然也写了棋局的气氛和环境，但主要是写人、写人生命运，而不是单单写棋，它突出地展示了秀哉名人在对弈过程中所表现的美的心灵。这部作品是川端创造的一种新的文学模式——报告小说，他运用了名人告别赛的记录，对生活载体作出真实直接的再现，不能不说这在一定程度上束缚了作家的想象的翅膀；但它又不是一般的报告文学，而是运用小说的艺术手法，在事实的框架之内，也容许作家发挥自己的想像力，并不摒弃审美主体的意识渗透，而作出适当的虚构，将真实的纪录部分和靠想像为虚构的部分浑然融合为一体，以更自由、更广阔、更活跃和更多样的艺术手段，创造出独特的艺术世界。 川端出于对传统的切实的追求，写了《古都》（1961—1962），在京都的风俗画面上，展开千重子和苗子这对孪生姐妹的悲欢离合的故事。川端康成为了贯穿他创作《古都》的主导思想，借助了生活片断的景象，去抚触古都的自然美、传统美，即追求一种日本美。所以全篇贯穿了写风物，它既为情节的发展提供了契机，又为人物的塑造和感情的抒发创造了条件。同时它也成功地塑造了千重子和苗子这两个人物形象，描写了男女的爱情关系，但其主旨并不在铺展男女间的爱情波折，所以没有让他们发展成喜剧性的结合，也没有将他们推向悲剧性的分离，而是将人物的纯洁感情和微妙心理，交织在京都的风物之中，淡化了男女的爱情而突出其既定的宣扬传统美、自然美和人情美的题旨。这正是《古都》的魅力所在。 作者在《古都》里对社会环境的认识是比较清醒的，他对社会、人际关系的认识和体验也是比较深刻的，这正是战后生活的赐予。他通过姐妹之间、恋人之间的感情隔阂，甚至酿成人情冷暖和离别的痛苦，反映了社会中存在着身份等级和门第殊隔，揭示了这一贫富差别和世俗偏见所形成的对立现实。作品的时代气息，还表现在作者以鲜明而简洁的笔触，展现了战后美军占领下的社会世相，比如传统文化面临危机，景物失去古都的情调，凡此种种的点染，都不是川端康成偶感而发，而是在战后的哀愁和美军占领日本的屈辱感的交错中写就的。当时，他对于战后的这种状态，一如既往地觉得悲哀，也不时慨叹，但没有化为愤怒，化为批判力量，所以也只能是一种交织着忧伤与失望的哀鸣，也许这仍然是作者对时代、对社会反应的一贯的独特方式。同时，小说里还流露了些许厌世的情绪和宿命的思想，不遗余力地宣扬“幸运是短暂的，而孤单却是永久的”。 对川端康成的小说创作来说，《古都》所表现的自然美与人情美，以及保持着传统的气息，都具有特异的色彩。 自从《雪国》问世以来，川端康成的不少作品，在孤独、哀伤和虚无的基调之上，又增加了些许颓唐的色彩，然后有意识地从理智上加以制约。如果说，《伊豆的舞女》和《雪国》是川瑞康成创作的一个转折，那么《千只鹤》和《山音》又是另一个转折，越发加重其颓唐的色调。《千只鹤》对大田夫人和药治似乎超出了道德范围的行动、菊治的父亲与太田夫人和千加子的不自然的情欲生活，以及他们的伦理观等，都写得非常含蓄，连行动与心态都是写得朦朦胧胧，而在朦胧中展现异常的事件。特别是着力抓住这几个人物的矛盾心态的脉络，作为塑造人物的依据，深入挖掘这些人物的心理、情绪、情感和性格，即他们内心的美与丑、理智与情欲、道德与非道德的对立和冲突，以及深藏在他们心中的孤独和悲哀。也就是说，他企图超越世俗的道德规范，而创造出一种幻想中的“美”、超现实美的绝对境界。正如作家所说的，在他这部作品里，也深深地潜藏着这样的憧憬。千只鹤在清晨或黄昏的上空翱翔，并且题诗“春空千鹤若幻梦”，这恐怕就是这种象征性的意义吧。 《千只鹤》运用象征的手法，突出茶具的客体物象，来反映人物主体的心理。川端在这里尽量利用茶室这个特殊的空间作为中，心的活动舞台，使所有出场人物都会聚于茶室，这不仅起到了介绍出场人物，以及便于展开故事情节的作用，而且可以借助茶具作为故事情节进展和人物心理流程的重要媒介，并赋予这些静止的东西以生命力，把没有生命、没有感情的茶具写活了，这不能不算是艺术上的独具匠心的创造。如果说《千只鹤》用简笔法含蓄而朦胧地写到几个人物的近乎超越伦理的行为，那么《山音》则是着重写人物由于战争创伤而心理失衡，企图通过一种近于违背人伦的精神，来恢复心态的平衡，以及通过一个家庭内部结构的变化，来捕捉战后的社会变迁和国民的心理失衡。 作家塑造的人物中，无论是信吾的家庭成员还是与这个家庭有关的几个人物，他们的性格都由于战争的残酷和战后的艰苦环境而被扭曲了。但作家对此也只是哀伤，而没有愤怒；只是呻吟，而没有反抗。准确地说，他是企图用虚无和绝望，用下意识的反应，乃至无意识的行动来作出对现实的反应。尽管如此，作品还是展示了战争造成一代人的精神麻木和颓废的图景，还是留下了战争的阴影的。如果离开战争和战后的具体环境，就很难理解《山音》的意义。 从总体来说，川端康成写《千只鹤》和《山音》这两部作品的主要意图，似乎在于表现爱情与道德的冲突。他既写了自然的情爱，又为传统道德所苦，无法排解这种情感的矛盾，就不以传统道德来规范人物的行为，而超越传统道德的框架，从道德的反叛中寻找自己的道德标准来支撑爱情，以颓唐的表现来维系爱欲之情。这大概是由于作家在日常生活中经常受到不安的情绪困扰，企图将这种精神生活上的不安和性欲上的不安等同起来，才导致这种精神上的放荡吧。 《睡美人》让主人公江口老人通过视觉、嗅觉、触觉、听觉等手段来爱抚睡美人，这只不过是以这种形式来继续其实际不存在的、抽象的情绪交流，或日生的交流，借此跟踪过去的人生的喜悦，以求得一种慰藉。这是由于老人既本能地要求享受性生活，而又几乎近于无性机能，为找不到爱情与性欲的支撑点而苦恼，以及排解不了孤独的空虚和寂寞而感到压抑。这种不正常成为其强烈的欢欣的宣泄缘由，并常常为这种“潜在的罪恶”所困惑。所以，川端康成笔下的江口老人流露出来的，是一种临近死期的恐怖感、对丧失青春的哀怨感，同时还不时夹杂着对自己的不道德行为的悔恨感。睡美人和老人之间的关系既没有“情”，也没有“灵”，更没有实际的、具体的人的情感交流，完全是封闭式的。老人在睡美人的身边只是引诱出爱恋的回忆，忏悔着过去的罪孽和不道德。对老人来说，这种生的诱惑，正是其生命存在的证明。大概作家要表达的是这样一个性无能者的悲哀和纯粹性吧。老人从复苏生的愿望到失望，表现了情感与理智、禁律与欲求的心理矛盾，展现了人的本能和天性。而作家的巧妙之处，在于他以超现实的怪诞的手法，表现了这种纵欲、诱惑与赎罪的主题。另一方面，作家始终保持这些处女的圣洁性，揭示和深化睡美人形象的纯真，表现出一种永恒的女性美。其作为文学表现的重点，不是放在反映生活或塑造形象上，而是着重深挖人的感情的正常与反常，以及这种感情与人性演变相适应的复杂性。《一只胳膊》实际上是《睡美人》的延长的形态。 从这几部作品就不难发现这一点：他在文学上探索性与爱，不单纯靠性结合来完成，而是有着多层的结构和多种的完成方式，而且非常注意精神、肉体与美的契合，非常注意性爱与人性的精神性的关系，从性的侧面肯定人的自然欲求，以及展现隐秘的人间的爱与性的悲哀、风雅，甚或风流的美，有时精神非常放荡，心灵却不龌龊。其好色是礼拜美，以美作为其最优先的审美价值取向，也就是将好色作为一种美的理念。当然，有时候川端在写性苦闷的感情同丑陋、邪念和非道德合一，从而升华到作家理念中的所谓“美的存在”时，未免带上几分“病态美”的颓唐色彩。而且其虚无和颓废的倾向，带有一定的自觉性。他早就认为“优秀的艺术作品，很多时候是在一种文化烂熟到迈一步就倾向颓废的情况下产生的”。 川端康成这几部晚期的代表作品，在表现人的生的主旋律的同时，也表现了生的变奏的一面。也就是说，他一方面深入挖掘人的感情的正常与反常，以及这种感情与人性演变相适应的复杂性，另一方面追求感官的享受和渲染病态的性爱，或多或少染上了颓伤色彩。但又将这种颓伤编织在日本传统的物哀、风雅、幽玄和“好色”审美的文化网络中，作为川端文学和美学整体的构成部分，还是有其生活内涵和文学意义的。 作为纯文学作家的川端康成还另辟新径，写作了一些介于纯文学与大众文学之问的中间小说，反映战后日本人的日常生活。《河边小镇的故事》、《风中之路》写出了战后时代变迁之中的男女的感情世界，以及他们或她们的现实的悲哀。《东京人》以一个家庭产生爱的龟裂故事，反映了战后东京人的爱的困惑与孤独。《彩虹几度》以京都的风俗和情韵为背景，用哀婉、细腻而生动的笔触，叙说了像彩虹那样虚幻而美丽的异母三姐妹的爱恋与生命的悲哀，尤其是展示了姐姐由于恋人死于战争而蒙受莫大的心灵创伤和扭曲的畸形心态。《少女开眼》则以盲女复明的故事为主线，牵出盲女姐妹坎坷的命运，反映了当时上层阶级对平民阶层的压抑、歧视和侮辱的现实。 这类作品的内容大多是以战后为背景，在字里行间隐现了对战争和战后美军占领日本的现实的不满。比如《日兮月兮》写了战争给朝井一家造成夫妻离散、儿子战死的不幸，还写了在美军占领下，日本传统的茶道、传统的纺织工艺，以及传统的生活习惯失去了真正的精髓，感叹日本文化遗产失去了光彩，大大地动摇了战后日本人的心灵世界。 作家面对这种状况，

一、第一位:罗德宾拉纳特·泰戈尔(1861-1941)印度杰出诗人、作家、艺术家。 泰戈尔是一位多产且多才多艺的作家，一生共出版了50多部诗集，12部中长篇小说，20多个剧本以及不少游记、随笔、论文和专著，此外还创作了大量的音乐绘画作品。诗歌方面著名作品有《吉檀迦利》、《新月集》、《园丁集》。小说作品有《沉船》、《戈拉》、《摩诃摩耶》。泰戈尔曾于1924年访问中国，其诗风对郭沫若、徐志摩、谢冰心等均有影响。 二、川端康成(1899-1972)日本著名小说家。1968年10月17日以其三部名作《雪国》、《古都》、《千鹤》荣获诺贝尔文学奖。 三、施姆尔·约瑟夫·阿格农(1888-1970)以色列著名作家。1966年荣获诺贝尔文学奖。 阿格农创作的重要作品有长篇小说《新娘的华盖》、《宿夜的客人》、《前天》，短篇小说《黛拉婆婆》、《千古事》等。他的作品流传很广，已被翻译成近20种文字。 四、大江健三郎(1935-)日本著名作家，1994年获诺贝尔文学奖。 大江健三郎的代表作品有《死者的奢华》、《广岛札记》、《人的性世界》《同时代的游戏》、《青年的污名》、《日常生活的冒险》、《摆脱危机者的调查书》、《万延元年的足球队》等。

罗德宾拉纳特·泰戈尔(1861-1941)印度杰出诗人、作家、艺术家。1913年获得诺贝尔文学奖，是获得该奖的第一位东方作家。 泰戈尔是一位多产且多才多艺的作家，一生共出版了50多部诗集，12部中长篇小说，20多个剧本以及不少游记、随笔、论文和专著，此外还创作了大量的音乐绘画作品。诗歌方面著名作品有《吉檀迦利》、《新月集》、《园丁集》。小说作品有《沉船》、《戈拉》、《摩诃摩耶》。泰戈尔曾于1924年访问中国，其诗风对郭沫若、徐志摩、谢冰心等均有影响。 川端康成(1899-1972)日本著名小说家。1968年10月17日以其三部名作《雪国》、《古都》、《千鹤》荣获诺贝尔文学奖。 川端康成保持了日本的古典美及民族个性。川端崇奉禅宗，将佛经看作世界文学的极致。他古典文学素养深厚，幼时即熟读日本文学名著，并深受外国现代作家陀思妥耶夫斯基、契诃夫和乔伊斯等人的影响。川端的代表作品有《伊豆舞女》、《水晶幻想》、《浅草红团》、《雪国》、《名人》、《湖》和《古都》等。 1972年4月16日，川端康成在寓所口含煤气管自杀身亡。 施姆尔·约瑟夫·阿格农(1888-1970)以色列著名作家。1966年荣获诺贝尔文学奖。 出生于波兰加西利亚的一个犹太商人、学者家庭。他10岁时迁居巴勒斯坦，25岁时赴德国任教，1924年重返巴勒斯坦，直至逝世。生活阅历使阿格农对人生有了深刻的体验，并为他的创作提供了丰富的素材。阿格农创作的重要作品有长篇小说《新娘的华盖》、《宿夜的客人》、《前天》，短篇小说《黛拉婆婆》、《千古事》等。他的作品流传很广，已被翻译成近20种文字。 大江健三郎(1935-)日本著名作家，1994年获诺贝尔文学奖。 大江健三郎出生在日本爱媛县喜多郡大濑村(今内子町大濑)。大濑地处森林峡谷间，这里自然环境优美，民风淳朴，对大江健三郎后来的创作影响颇深。 大江健三郎的代表作品有《死者的奢华》、《广岛札记》、《人的性世界》《同时代的游戏》、《青年的污名》、《日常生活的冒险》、《摆脱危机者的调查书》、《万延元年的足球队》等

川端康成是日本著名作家，1968年度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 川端一两岁上，父母双亡，少年时代，祖母和姐姐又相继作古，从此与眼瞎耳背的祖父相依为命，使这位敏感的少年沉浸在悲哀之中，在他稚幼的心灵里投下了寂寞的暗影。十六岁上，川端预感到祖父将不久于人世时，就决心把祖父在病榻的情景记录来。于是他写起了《十六岁的日记》。这既是作者痛苦的现实的写生，又是洋溢在冷酷的现实内里的诗情，在这里也显露了康成的创作才华的端倪。 少年的川端康成聪颖过人，早早闯入说林书海，广泛地猎取古今世界名著和日本名著，尤其是对《源氏物语》更是爱不释手。他对这部名著虽不甚解其意，只朗读字音，欣赏着文章的优美的抒情调子，但却深深地为其文体和韵律所吸引。这一经历对他后来的文学创作，产生了深刻的影响。其后他写作的时候，少年时代那种似歌一般的旋律，仍然回荡在他的心间。他开始对文学产生了憧憬，上中学三年级的时候，就把过去所写的诗文稿子，装订成册，从这里可以看出少年的康成开始具有文人的意识，最初的写作欲望已经萌发。 中学时代，他无数次投稿石沉大海，开始怀疑起自己的创作天分，认真考虑自己的才能是否可以成为文学家。在1916年作为中学四年级生，在大皈《团栾》杂志上发表了习作小说《肩扛教师的灵柩》，他就经常给《文章世界》写小品、掌小说。《文章世界》举办投票选举“十二秀才”，川端康成名列第十一位。对于立志当作家的少年来说，这是很大的鼓舞，也是很值得纪念的一年。他在大学预科的同窗好友中有许多志向文学者，他们一起谈论文学，议论文坛现状和探讨当时日本很流行的俄罗斯文学，使来自农村的他顿开茅塞，受益匪浅。这期间，他在学校的《校友会杂志》上，发表了习作《千代》，他以淡淡的笔触，描写了自己同三个同名的千代姑娘的恋爱故事。 大学时代，川端康成与爱好文学的同学为了向既有文坛挑战。改革和更新文艺，复刊了第六次《新思潮》，在该杂志创刊号上发表了处女作《招魂节一景》，描写马戏团女演员的悲苦生活是比较成功的，受到文坛老前辈的称赞。川端康成的名字第一次出现在《文艺年鉴》上，标志着这位文学青年正式登上了文坛。 川端发表了《招魂节一景》以后，由于恋爱的失意，特别遭未婚妻伊藤初代解除婚约，他感到幸福的幻灭，经常怀着忧郁的心情到伊豆汤岛，写了未定稿的《汤岛回忆》。此后他为了诉说和发泄自己心头的积郁，又借助自己手中的笔，为杂志写出短篇小说《林金花的忧郁》和《参加葬礼的名人》。与此同时，他在爱与怨的交织下，以他的恋爱生活的体验，写了《非常》、《南方的火》、《处女作作祟》等一系列小说，有的是以其恋爱的事件为素材直接写就，有的则加以虚构化。川端这一阶段的创作，归纳起来，主要是描写孤儿的生活，表现对已故亲人的深切怀念与哀思，以及描写自己的爱情波折，叙述自己失意的烦恼和哀怨。这些小说构成川端康成早期作品群的一个鲜明的特征。这些作品所表现的感伤与悲哀的调子，以及难以排解的寂寞和忧郁的心绪，贯穿着他的整个创作生涯，成为他的作品的主要基调。川端本人也说：“这种孤儿的悲哀成为我的处女作的潜流”，“说不定还是我全部作品、全部生涯的潜流吧。” （二） 1924年大学毕业后，川端康成踏上社会，就开始了文学创作生活。他积极与横光利一等人发起新感觉派文学运动，并发表了著名论文《新进作家的新倾向解说》，和创作了《感情的装饰》、《春天的景色》、《浅草红团》等少数几篇具有某些新感觉派特色的作品，并无多大的建树，他甚至被称为“新感觉派集团中的异端分子”。后来他公开表明他不愿意成为他们的同路人，决心走自己独特的文学道路，他的名作《伊豆的舞女》和《雪国》就是在这样的情况下诞生的。 川端康成的性情被孤儿的气质扭曲，心中充盈令人窒息的忧郁，一次去伊豆旅行的机会，偶遇巡回艺人一行，与年少的舞女邂逅，第一次得到舞女的平等对待，并说他是个好人，他便对她油然产生了纯洁的友情；同样地，受人歧视和凌辱的舞女遇到这样友善的中学生，以平等待人，自然激起了感情的波澜。他们彼此建立了真挚的、诚实的友情，还彼此流露了淡淡的爱。川端将这段经历化为艺术，便是展现在读者面前的小说《伊豆的舞女》了。 《雪国》描写主人公驹子沦为艺妓，在屈辱的环境下成长，承受着生活的不幸和压力，勤学苦练技艺，追求过一种“正正经经的生活”，渴望得到普通女人应该得到的真正爱情。但是，作为一个现实问题，在那个社会是难以实现的。她追求的实际是一种理想的、极致的、实际上不存在的哀伤虚幻的爱。男主人公岛村却把她这种认真的生活态度和真挚的爱恋情感，都看作是“一种美的徒劳”。从某种意义说，这个故事是当时日本社会世相的相当精确的艺术概括。 《伊豆的舞女》、《雪国》的成就主要表现在两方面：其一，在艺术上开始了一条新路。川端曾盲目模仿西方现代主义文学和全盘继承传统都没有成功，但他并没有放弃艺术上的新追求，且不断总结经验，对传统与现代结合进行积极的艺术探索。他的《伊豆的舞女》就是在吸收西方文学优点的基础上，力图保持日本文学的传统色彩作了新尝试。而《雪国》则使两者的结合达到了炉火纯青的地步，赋予作品更浓厚的日本色彩。其二，从《雪国》开始，川端的创作无论从内容或从形式来说，都形成了自己的创作个性，即以抒情笔墨，刻画下层少女的性格和命运，并在抒情的画面中贯穿着对纯真爱情热烈的赞颂，对美与爱的理想表示朦胧的向往，以及对人生无常和徒劳毫不掩饰的渲染。对人物心理刻画更加细腻和丰富，更加显出作家饱含热情的创作个性。 川端康成是个很有成就的作家，他的成就是多方面的，包括小说、散文、评论等。在整整半个世纪的创作生涯中，他共写了超过500部（篇）小说（含140多篇掌小说），在《川端康成全集》37卷本中占去了25卷，这些小说，除了《东京人》、《生为女人》比较长以外，中长篇小说一般都在八万至十二三万字内，掌小说短者仅有数百字。川端的小说，不仅数量甚丰，在艺术上也达到了较高的水平。川端康成的小说创作初期就十分鲜明地表现了自己的艺术个性和艺术特色，并逐步形成他的独特风格。在创作实践的全过程中，他的风格虽然还有发展，其作品的色调也有些许改变，或浓或淡，但并没有断层、没有根本变化，他创作初、中期所奠定和完成的基本特色是：孤独的主观感情色彩、忧郁的感伤抒情情调、人情与人道主义精神，以及虚无与颓废的思想等。但是，后期的作品呈现更复杂和多样化的倾向，贯穿着双重或多重的意识。比如以《名人》、《古都》、《舞姬》为代表，主要表现了对艺术的追求和对生活、对传统的执著，作家在创作的思想性和艺术性上都作了新的探索，并且取得了很大的成就。以《千只鹤》、《山音》、《睡美人》、《一只胳膊》为代表，一方面深入挖掘人的感情的正常与反常，以及这种感情与人性演变相适应的复杂性；另一方面追求感官的享受和渲染病态的性爱，或多或少染上颓伤色彩。因此，它们在表现人的生的主旋律的同时，也表现了生的变奏的一面。从小说形式来说，以纯文学为主，作为其小说的重要组成部分还有中间小说、少男少女小说，以及其他小说形式比如自传体小说、报告小说等。中间小说是介于纯文学与大众小说之间的一种小说形式，代表性的作品有：《东京人》、《少女开眼》、《河边小镇的故事》、《风中的路》、《生为女人》、《彩虹几度》、《青春追忆》、《玉响》等，这些中间小说既重视纯文学的艺术性，也注意大众小说的通俗性，深受大众读者的喜受。少男少女小说，主要以大中学生为对象，代表作品有《少女的港湾》、《花的日记》、《学校之花》、《美好之旅》、《父母的心》、《肩扛恩师的灵柩》等，以爱为主旋律，描写父母子女情、兄弟姐妹情、师生情、学友情等，文笔优美、表现细腻、情调悲戚，饱含着青春的纯爱。在川端笔下，一些少男少女的主人公即使是萍水相逢，也以爱相待，表达了纯真的友谊。一篇篇少男少女之作，在青少年读者面前，绘出一幅幅人情美和心灵美的画卷，奏出一曲曲少男少女的青春之歌。也不仅限于艺术性方面，这一点对促进人们重新审视东方文化具有重要的意义和启示性。可以说，他为日本文学的发展，为东西方文学的交流，做出了自己的贡献，赢得了广泛的声誉。在日本国内，川端康成的名字早已记录在菊池奖（1944）。艺术院奖（1952）、野间文艺奖（1954）、每日出版文化奖（1961）的花名册上。1953年被选为日本文学艺术最高的荣誉机关--艺术院的会员。1961年，日本政府为了表彰他成功地领导了国际笔会日本大会的召开，以及创作《禽兽》、《雪国》、《名人》、《千只鹤》、《山音》等作品的业绩，即“以独自的样式和浓重的感情，描写了日本美的象征，完成了前人没有过的创造”，授予他最高的奖赏--第21届文化勋章，成为日本文化功臣。1957年，获西德政府颁发的“歌德金牌”。1960年获法国政府授予的艺术文化勋章。1968年，以《雪国》、《古都》、《千只鹤》三部代表作，获得诺贝尔文学奖。瑞典皇家文学院常务理事、诺贝尔文学奖评选委员会主席安德斯·奥斯特林致授奖辞，突出地强调： “川端先生明显地受到欧洲近代现实主义的影响，但是，川端先生也明确地显示出这种倾向：他忠实地立足于日本的古典文学，维护并继承了纯粹的日本传统的文学模式。在川端先生的叙事技巧里，可以发现一种具有纤细韵味的诗意。” “川端康成先生的获奖，有两点重要意义。其一，川端先生以卓越的艺术手法，表现了道德性与伦理性的文化意识；其二，在架设东方与西方的精神桥梁上做出了贡献。” 安德斯·奥斯特林最后宣读了奖状题词：“这份奖状，旨在表彰您以卓越的感受性，并用您的小说技巧，表现了日本人心灵的精髓。” 川端在瑞典文学院礼堂作了题为《我在美丽的日本》的获奖纪念讲演，他通过禅宗诗僧希玄道元、明惠上人、西行、良宽、一休宗纯的诗，芥川龙之介、太宰治的小说，《古今和歌集》、《伊势物语》、《源氏物语》、《枕草子》的古典传统，以及东洋画、花道、茶道的精神，深入细致地介绍和剖析了“日本美的传统”。其后种端两度赴美在夏威夷大学和它的分校分别作了题为《美的存在与发现》的讲演和在出席旧金山举办的日本周活动期间作了题为《日本文学之美》的讲演。这三篇讲演稿也是三篇美文，全面系统地论述了日本文学的传统美，成为川端康成的日本美论、日本艺术论，构成了他的独特的美学理论体系，在川端文学中独放异彩。在这些成绩、荣誉和地位面前，川端康成在《夕照的原野》一文中这样叙述自己的心情：“荣誉和地位是个障碍。过分的怀才不遇，会使艺术家意志薄弱，脆弱得吃不了苦，甚至连才能也发挥不了。反过来，声誉又能成为影响发挥才能的根源……如果一辈子保持‘名誉市民’资格的话，那么心情就更沉重了。我希望从所有名誉中摆脱出来，让我自由。” 在川端获得殊荣的背后，隐藏着难以言说的内容…… 在荣获诺贝尔文学奖三年之后，1972年4月16日，川端康成突然采取含煤气管自杀的形式离开了人世，川端康成未留下只字遗书。但他早在1962年就说过：“自杀而无遗书，是最好不过的了。无言的死，就是无限的活。”

■罗德宾拉纳特·泰戈尔（1861－1941）印度杰出诗人、作家、艺术家。1913年获得诺贝尔文学奖，是获得该奖的第一位东方作家。 泰戈尔是一位多产且多才多艺的作家，一生共出版了50多部诗集，12部中长篇小说，20多个剧本以及不少游记、随笔、论文和专著，此外还创作了大量的音乐绘画作品。诗歌方面著名作品有《吉檀迦利》、《新月集》、《园丁集》。小说作品有《沉船》、《戈拉》、《摩诃摩耶》。泰戈尔曾于1924年访问中国，其诗风对郭沫若、徐志摩、谢冰心等均有影响。 ■川端康成（1899－1972）日本著名小说家。1968年10月17日以其三部名作《雪国》、《古都》、《千鹤》荣获诺贝尔文学奖。 川端康成保持了日本的古典美及民族个性。川端崇奉禅宗，将佛经看作世界文学的极致。他古典文学素养深厚，幼时即熟读日本文学名著，并深受外国现代作家陀思妥耶夫斯基、契诃夫和乔伊斯等人的影响。川端的代表作品有《伊豆舞女》、《水晶幻想》、《浅草红团》、《雪国》、《名人》、《湖》和《古都》等。 1972年4月16日，川端康成在寓所口含煤气管自杀身亡。 ■施姆尔·约瑟夫·阿格农（1888－1970）以色列著名作家。1966年荣获诺贝尔文学奖。 他出生于波兰加西利亚的一个犹太商人、学者家庭。他10岁时迁居巴勒斯坦，25岁时赴德国任教，1924年重返巴勒斯坦，直至逝世。生活阅历使阿格农对人生有了深刻的体验，并为他的创作提供了丰富的素材。阿格农创作的重要作品有长篇小说《新娘的华盖》、《宿夜的客人》、《前天》，短篇小说《黛拉婆婆》、《千古事》等。他的作品流传很广，已被翻译成近20种文字。 ■大江健三郎（1935－）日本著名作家，1994年获诺贝尔文学奖。 大江健三郎出生在日本爱媛县喜多郡大濑村（今内子町大濑）。大濑地处森林峡谷间，这里自然环境优美，民风淳朴，对大江健三郎后来的创作影响颇深。 大江健三郎的代表作品有《死者的奢华》、《广岛札记》、《人的性世界》《同时代的游戏》、《青年的污名》、《日常生活的冒险》、《摆脱危机者的调查书》、《万延元年的足球队》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