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从古至今以人为本小论文

我国理论界有一个公认的观点，即认为马克思在1859年1 月为他的《政治经济学批判》一书所写的序言中第一次对唯物史观作了经典表述。其实，这一观点是不准确的。笔者以为，早在1845——1846年马克思和恩格斯合著的《德意志意识形态》中，就有对唯物史观所作的经典表述。这一表述在马克思主义理论宝库中占有极其重要的地位，对历史唯物主义理论体系的确立及其基本原理的规定有着非常重要的作用。 众所周知，《德意志意识形态》（以下简称为《形态》）是马、恩创立历史唯物主义理论体系的一部巨著。在这部巨著中，马、恩对费尔巴哈、鲍威尔和施蒂纳为代表的各式各样唯心史观的思想进行了深刻的分析和批判，并在此基础上，阐述了唯物史观的基本内容。这部巨著标志着唯物史观的创立。作为唯物史观创立标志的这部巨著，其第一卷“对费尔巴哈、鲍威尔和施蒂纳所代表的现代德国哲学的批判”第一章“费尔巴哈·唯物主义观点和唯心主义观点的对立”中，在论述第一个问题，即“A，一般意识形态，德意志意识形态”时， 对唯物史观作了在马克思主义哲学史上真正是“第一次”的经典表述。 为了分析研究之便，这里先把《形态》中对唯物史观所作的近1000字的表述抄引如下： “这种历史观就在于：从直接生活的物质生产出发来考察现实的生产过程，并把与该生产方式相联系的、它所产生的交往形式，即各个不同阶段上的市民社会，理解为整个历史的基础；然后必须在国家生活的范围内描述市民社会的活动，同时从市民社会出发来阐明各种不同的理论产物和意识形态，如宗教、哲学、道德等等，并在这个基础上追溯它们产生的过程。这样做当然就能够完整地描述全部过程（因而也就能够描述这个过程的各个不同方面之间的相互作用）了。这种历史观和唯心主义历史观不同，它不是在每个时代中寻找某种范畴，而是始终站在现实历史的基础上，不是从观念出发来解释实践，而是从物质实践出发来解释观念的东西，由此还可得出下述结论：意识的一切形式和产物不是可以用精神的批判来消灭的，也不是可以通过把它们消融在‘自我意识’中或化为‘幽灵’、‘怪影’、‘怪想’等等来消灭的，而只有实际地推翻这一切唯心主义谬论所由产生的现实的社会关系，才能把它们消灭；历史的动力以及宗教、哲学和任何其他理论的动力是革命，而不是批判。这种观点表明：历史并不是作为‘产生于精神的精神’消融在‘自我意识’中，历史的每一阶段都遇到有一定的物质结果、一定数量的生产力总和，人和自然以及人与之间在历史上形成的关系，都遇到有前一代传给后一代的大量生产力、资金和环境，尽管一方面这些生产力、资金和环境为新的一代所改变，但另一方面，它们也预先规定新的一代的生活条件，使它得到一定的发展和具有特殊的性质。由此可见，这种观点表明：人创造环境，同样环境也创造人。每个个人和每一代当作现成的东西承受下来的生产力、资金和社会交往形式的总和，是哲学家们想象为‘实体’和‘人的本质’的东西的现实基础，是他们神化了的并与之作斗争的东西的现实基础，这种基础尽管遭到以‘自我意识’和‘唯一者’的身份出现的哲学家们的反抗，但它对人们的发展所起的作用和影响却丝毫也不因此而有所削弱。各代所面临的生活条件还决定着这样一些情况：历史上周期性地重演着的革命震荡是否强大到足以摧毁现存一切的基础：如果还没有具备这些实行全面变革的物质因素，就是说，一方面还没有一定的生产力，另一方面还没有形成不仅反抗旧社会的某种个别方面，而且反抗旧的‘生活生产’本身、反抗旧社会所依据的‘总和活动’的革命群众，那末，正如共产主义的历史所证明的，尽管这种变革的思想已经表述过千百次，但这一点对于实际发展没有任何意义。”〔1〕 从上面抄引的表述中，我们不难理解，尽管在这段文字中有的用词借用了当时德国流行的哲学术语，但对唯物史观的基本内容则阐明得非常清楚。在这里，马克思、恩格斯提出了生产力、生产关系（交往形式）、生产方式、经济基础（市民社会）及社会革命、人民群众等唯物史观的基本范畴，并运用这些范畴系统阐释了历史唯物主义基本原理。分析《形态》中的上述对唯物史观的表述，可以得出其阐释的历史唯物主义基本原理： 第一，人类的物质生产是整个历史发展的出发点。人类社会是一个极其复杂的有机体，其历史发展的出发点在哪里呢？唯物史观和唯心史观的看法是绝然不同的。唯心史观把从头脑中产生出来的范畴、观念做为历史发展的出发点，唯物史观则把人类的物质生产做为历史发展出发点。如何确定历史发展的出发点，直接影响能否正确认识极其复杂的人类社会有机体，能否客观揭示人类社会发展的规律及推动社会发展的根本动力。我们说，唯心史观是一种对社会历史的错误想象，对人类社会及社会发展规律的认识是根本错误的，而唯物史观是科学的历史观，是社会有机体普遍本质的理论再现，其原因，就在于对历史发展的出发点的理解不同。由此，马、恩特别重视并在对唯物史观的表述中首先明确指出考察社会历史要“从直接生活的物质生产出发”。 第二，人们在生产中结成的物质关系是整个社会历史的基础，它决定了整个社会的基本结构和基本矛盾的形成。马克思主义的历史唯物主义基本理论告诉我们，社会现象是复杂的，人们在社会交往中所结成的关系是多种多样的，而人们在生产中所产生的交往形式，即生产关系，则是人类一切社会关系的基础，它决定了人与人之间的一切社会关系，决定了整个社会历史的发展，决定了历史发展的各个不同阶段的性质。只有以这样一种物质关系、经济关系作为整个历史的基础，作为一种历史观，才能再现社会有机体的普遍本质，才能揭示出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之间的矛盾运动，才能把握人类社会发展的客观规律。对这一内容，马、恩在上述表述中是阐述得非常清楚的。马、恩在指出整个历史的基础的同时，还把“与该生产方式相联系的，它所产生的交往形式”和“各个不同阶段上的市民社会”理解为同等意义的概念，这不仅说明了生产关系和经济基础这两个历史唯物主义基本范畴之间的联系，而且还揭示了唯物史观关于社会的基本结构和基本矛盾的原理。 第三，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物质实践是社会历史发展及社会意识诸形式产生、发展的动力。历史观的基本问题是社会存在和社会意识的关系问题。如何回答这个问题，是划分唯物史观和唯心史观的唯一标准。在上述表述中，马、恩以“从市民社会出发来阐明各种不同的理论产物和意识形式，如宗教、哲学、道德等等，并在这个基础上追溯它们产生的过程”回答了历史观的基本问题，即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马、恩还明确指出，只有坚持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这一原理，才能够完整地描述其全部过程及这个过程的各个不同方面之间的相互作用。在具体说明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的原理中，马、恩向我们指出了物质实践是社会历史发展及社会意识诸形式产生、发展的动力，不能从范畴、观念出发来解释实践，而是要始终站在现实历史的基础上，从实践出发来解释观念的东西。这也就是说，任何一种观念的东西，只要把它放在社会实践中加以考察，就能弄清楚它的来龙去脉和真实面目；错误的观念及一切唯心史观的谬论，都有其产生的社会基础，只有通过实践，才能推翻这一社会基础，以致消灭由之产生的错误的观念和唯心史观的谬论。这里，马、恩科学地解决了社会意识和社会存在的辩证关系，说明了社会意识对社会存在的依赖关系，社会存在对社会意识的决定性作用。 第四，物质资料的生产方式决定历史的每一阶段发展和特殊的性质。在上述表述中，马、恩明确指出，人类的物质生产是历史发展的出发点，生产关系是整个历史的基础，而这一切，都和物质资料的生产方式相联系。同时，马、恩还指出，生产方式规定了历史的每一阶段的生活条件，决定了其发展和特殊的性质。“人创造环境，同样环境也创造人。”这里的环境指“一定的物质结果，一定数量的生产力总和，人和自然以及人与人之间在历史上形成的关系”，即生产方式。一定的历史阶段的生产方式都是由前一代传给后一代的，当然它也为新的一代所改变，但是，它“也预先规定新的一代的生活条件，使它得到一定的发展和具有特殊的性质”。生产方式是社会生存的基础和发展的源泉，决定并制约着人的全部活动以及全部社会生活的领域和过程。作为社会实践主体的人，只有在一定的生产方式中才能发挥作用，才有自身的发展。马、恩明确指出，生产方式作为“人的本质”的现实基础，决不因为遭到历史唯心主义者的反抗，而对人们的发展所起的作用和影响有丝毫削弱。 第五，一定的生产力和积极参与反抗旧社会活动的革命群众是社会革命的物质因素。作为唯物史观，在说明历史发展的规律中，必然要论及社会革命。在这里，马、恩从生产力和革命群众两方面阐明了社会革命发生的不可缺少的物质因素。一方面，生产力的发展，致使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矛盾的激化，导致社会革命的爆发。因此，一定的生产力是社会革命的物质前提，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矛盾是社会革命的根源。另一方面，革命群众是推动历史发展的决定力量，作为社会革命的主体，革命群众起着任何其他因素所无法取代的作用。没有革命群众的积极参与，任何变革的思想都没有意义，因为革命群众“不仅反抗旧社会的某种个别方面，而且反抗旧的‘生活生产’本身、反抗旧社会所依据的‘总和活动’”，是社会变革的决定力量。很显然，历史唯物主义的人民群众创造历史的基本原理在上述表述中是阐释得非常明确和清楚的。 应该指出，《形态》的上述对唯物史观的表述是为了清算马、恩以前的哲学信仰，达到自己弄清问题的目的而概括出来的。恩格斯在《路德维希·费尔巴哈和德国古典哲学的终结》一书的“1888年单行本序言”中曾说，《形态》中对唯物主义历史观的解释，“表明当时我们在经济史方面的知识还多么不够”。〔2〕正是为了克服这一不足，马克思以后一直潜心于政治经济学研究，并为此而付出了极其艰苦的劳动，经过15年的研究，终于在《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中，又一次对唯物史观作了表述。（这一表述也就是理论界称为的“经典性表述”）比较《形态》和《序言》中对唯物史观的两次表述，其差异还是存在的：前者的出发点是批判旧哲学，清算以往的哲学信仰，后者则是研究政治经济学的成果总结；前者侧重于对历史的现实基础的阐述，后者则侧重于对物质生产关系的解剖。但二者的共同性更是明显：都揭示出唯物史观的实质性内容，强调了人类全部历史的现实基础及发展的基本规律，得出了要根源于物质的生活关系来认识历史及历史发展的结论；都体现了社会存在和社会意识的辩证关系、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矛盾、社会革命发生的根源及物质因素等唯物史观的基本原理内容。从二者之间的联系而言，我们以为，《形态》对唯物史观的表述是规定其基本内容，搭框架，而《序言》对唯物史观的表述是在前者的基础上作深刻剖析，为其提供充实的论据。因而，二者都可谓“经典”。二者的结合，构成了马克思、恩格斯对唯物史观的最完整、最准确，也是最完善的表述。 还需指出，《形态》的上述对唯物史观的表述尽管没能把唯物史观的所有内容都概述出来，对一些基本原理、基本范畴也未作详尽的解释，但它仍不失为“经典”。列宁曾指出：“发现唯物主义历史观，或更确切地说，彻底发挥唯物主义，即把唯物主义运用于社会现象，就消除了以往的历史理论的两个主要缺点。第一，以往的历史理论，至多是考察了人们历史活动的思想动机，而没有考究产生这些动机的原因，没有摸到社会关系体系发展的客观规律性，没有看出物质生产发展程度是这种关系的根源；第二，过去的历史理论恰恰没有说明人民群众的活动，只有历史唯物主义才第一次使我们能以自然史的精确性去考察群众生活的社会条件以及这些条件的变更。”〔3 〕从前面本文对《形态》中的唯物史观表述所分析得出的五个方面的历史唯物主义基本原理，我们不难看出，以往历史理论的两个主要缺点，即：只停留在思想动机上而没能从物质生活方面去考察历史发展和没有说明人民群众的活动，在这里已完全被消除。马、恩从历史发展的出发点、历史的现实基础、社会生活的本质、社会生存和发展的决定因素、社会革命的物质因素等方面，彻底发挥了唯物主义，揭示出产生人们历史活动的思想动机的物质原因，指出了社会关系体系发展的客观规律性和物质根源，说明了人民群众的推动历史发展、进行社会革命的决定作用。这一切，足以标示唯物史观的形成。

在我国古书中最早明确提出"以人为本"的是春秋时期齐国名相管仲（前 管仲725年前后前645年）。管仲是辅佐齐桓公九合诸侯、一匡天下的杰出政治家、思想家。在西汉刘向编成、汇辑管仲众多思想观点的《管子》一书"霸言"篇中，记述了管仲对齐桓公陈述霸王之业的言论。其中有一段这样说："夫霸王之所始也，以人为本。本理则国固，本乱则国危。"（见商务印书"万有文库"版本《管子》，1936年版，第二册第八页）意为霸王的事业之所以有良好的开端，也是以人民为根本的；这个本理顺了国家才能巩固，这个本搞乱了国家势必危亡。管仲所说的以人为本，就是以人民为本。在我国古文献中，"人"与"民"二字经常连用，合成为一个词组。例如最古老的诗集《诗经·大雅·抑》有这样名句："质尔人民，谨尔侯度，用戒不虞。"意为劝戒大臣们要自警自律，要善于治理你的人民，谨慎你的法度，防止发生意外事故。后来《水浒传》第二回写到高俅被发配流放到外地时，有这样说法："东城里人民不许留他在家宿食"。人民在古汉语中意为平民百姓。管仲是用"以人为本"，与《诗经》齐名的《书经》则说："民为邦本，本固邦宁"。应该说，以人为本与以民为本，意思完全相同。孟子强调"民为贵，君为轻"。《孟子·尽心》又说："诸侯之宝三，土地、人民、政事。"可见孟子所说的"民为贵"也就是以人为本之意。 在我国古文献中，除了管仲明确提出"以人为本"之外，大多是讲"民为邦本"、"民为贵"、"民者，君之本也"（《谷染传》）、"闻这于政也，民无不为本也。国以为本，君以为本，吏以为本。"（贾谊《新书、大政上》），"国以民为本"，"民可以载舟，亦可以覆舟"（唐太宗李世民《民可畏论》），等等。这些说法很容易给后人一个错觉，误以为我国历史上只有以民为本的民本思想，而不像西方历史那样有以人为本的人本思想。《理论前沿》2005年第18期刊登的一篇文章就提出以人为本与以民为本有三点区别：以人为本是马克思主义关于人的思想的本质体现，以民为本是中国传统文化具有积极意义的可贵说法；以人为本发展经济是不断满足和丰富群众物质生活的基础和前提，以民为本发展经济是将仁义道德放在物质利益之上；以人为本是要充分发挥广大群众的创造性和体现广大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以民为本是中国传统讲述统治者治国利益需要的术略。其实这三点应该说是我们党当今提出以人为本与古代以人为本的区别。 当代国学者在总结我国历史优秀文化遗产时，虽然有人用"以民为本"的提法，但是更有多人用"以人为本"的提法。国学大师张岱年牵头主编的《中国文化概论》（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1994年出版，系国家教委推荐的公用教材），将以人为本与天人合一、刚健有为、贵和尚中并列为中国传统文化的四大要点。中年学者张维青、高毅清合著的《中国文化史》四卷本力作（山东人民出版社2001年出版，系山东省教委的科研项目，作为高校教材），书中第三编春秋战国部分，标题用的也是"动乱世道的人本追求"。总之，管仲提出的"以人为本"应该作为中国传统文化的基本精神。当今我们既要继承，又要超越。 其次是“本”这个概念。“本”在哲学上可以有两种理解，一种是世界的“本原”，一种是事物的“根本”。以人为本的本，不是“本原”的本，是“根本”的本，它与“末”相对。以人为本，是哲学价值论概念，不是哲学本体论概念。提出以人为本，不是要回答什么是世界的本原，人、神、物之间，谁产生谁，谁是第一性、谁是第二性的问题，而是要回答在我们生活的这个世界上，什么最重要、什么最根本、什么最值得我们关注。以人为本，就是说，与神、与物相比，人更重要、更根本，不能本末倒置，不能舍本逐末。我们大家所熟悉的“百年大计，教育为本；教育大计，教师为本”，

在我国古书中最早明确提出"以人为本"的是春秋时期齐国名相管仲（前 管仲725年前后前645年）。管仲是辅佐齐桓公九合诸侯、一匡天下的杰出政治家、思想家。在西汉刘向编成、汇辑管仲众多思想观点的《管子》一书"霸言"篇中，记述了管仲对齐桓公陈述霸王之业的言论。其中有一段这样说："夫霸王之所始也，以人为本。本理则国固，本乱则国危。"（见商务印书"万有文库"版本《管子》，1936年版，第二册第八页）意为霸王的事业之所以有良好的开端，也是以人民为根本的；这个本理顺了国家才能巩固，这个本搞乱了国家势必危亡。管仲所说的以人为本，就是以人民为本。在我国古文献中，"人"与"民"二字经常连用，合成为一个词组。例如最古老的诗集《诗经·大雅·抑》有这样名句："质尔人民，谨尔侯度，用戒不虞。"意为劝戒大臣们要自警自律，要善于治理你的人民，谨慎你的法度，防止发生意外事故。后来《水浒传》第二回写到高俅被发配流放到外地时，有这样说法："东城里人民不许留他在家宿食"。人民在古汉语中意为平民百姓。管仲是用"以人为本"，与《诗经》齐名的《书经》则说："民为邦本，本固邦宁"。应该说，以人为本与以民为本，意思完全相同。孟子强调"民为贵，君为轻"。《孟子·尽心》又说："诸侯之宝三，土地、人民、政事。"可见孟子所说的"民为贵"也就是以人为本之意。 在我国古文献中，除了管仲明确提出"以人为本"之外，大多是讲"民为邦本"、"民为贵"、"民者，君之本也"（《谷染传》）、"闻这于政也，民无不为本也。国以为本，君以为本，吏以为本。"（贾谊《新书、大政上》），"国以民为本"，"民可以载舟，亦可以覆舟"（唐太宗李世民《民可畏论》），等等。这些说法很容易给后人一个错觉，误以为我国历史上只有以民为本的民本思想，而不像西方历史那样有以人为本的人本思想。《理论前沿》2005年第18期刊登的一篇文章就提出以人为本与以民为本有三点区别：以人为本是马克思主义关于人的思想的本质体现，以民为本是中国传统文化具有积极意义的可贵说法；以人为本发展经济是不断满足和丰富群众物质生活的基础和前提，以民为本发展经济是将仁义道德放在物质利益之上；以人为本是要充分发挥广大群众的创造性和体现广大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以民为本是中国传统讲述统治者治国利益需要的术略。其实这三点应该说是我们党当今提出以人为本与古代以人为本的区别。 当代国学者在总结我国历史优秀文化遗产时，虽然有人用"以民为本"的提法，但是更有多人用"以人为本"的提法。国学大师张岱年牵头主编的《中国文化概论》（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1994年出版，系国家教委推荐的公用教材），将以人为本与天人合一、刚健有为、贵和尚中并列为中国传统文化的四大要点。中年学者张维青、高毅清合著的《中国文化史》四卷本力作（山东人民出版社2001年出版，系山东省教委的科研项目，作为高校教材），书中第三编春秋战国部分，标题用的也是"动乱世道的人本追求"。总之，管仲提出的"以人为本"应该作为中国传统文化的基本精神。当今我们既要继承，又要超越。 其次是“本”这个概念。“本”在哲学上可以有两种理解，一种是世界的“本原”，一种是事物的“根本”。以人为本的本，不是“本原”的本，是“根本”的本，它与“末”相对。以人为本，是哲学价值论概念，不是哲学本体论概念。提出以人为本，不是要回答什么是世界的本原，人、神、物之间，谁产生谁，谁是第一性、谁是第二性的问题，而是要回答在我们生活的这个世界上，什么最重要、什么最根本、什么最值得我们关注。以人为本，就是说，与神、与物相比，人更重要、更根本，不能本末倒置，不能舍本逐末。我们大家所熟悉的“百年大计，教育为本；教育大计，教师为本”，以及“学校教育，学生为本”，那么“制定国策则以人为本”，国策，要人性化等，都是从“根本”这个意义上理解和使用“本”这个概念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