娱乐行业国内外研究现状论文

流行音乐在中国[内容摘要]：从上个世纪80年代开始，我国对流行音乐进行了初步的研究。到21世纪初为止，已涌现出不少研究成果。本文大致以20世纪80年代、20世纪90年代、21世纪初三个时期，来阐述各个时期流行音乐在中国的研究状况。[关键词]：流行音乐 中国 研究状况 流行音乐最早起源于20世纪初美国黑人的民间音乐，迄今为止已有将近一百年的发展历史。在这期间，流行音乐经历了不断地发展和演变。出现了多种风格的流行音乐和大量的流行音乐作品。目前流行音乐发展更为成熟和多元化，并为我们的业余生活也增添了不少色彩。我国对流行音乐的研究是从上个世纪80年代开始的，到当今21世纪初为止，已涌现出不少研究成果。笔者将分为三个时期来论述流行音乐在我国的研究状况。一、20世纪80年代——对流行音乐身份的认同阶段20世纪80年代的流行音乐形成了初步的繁荣，然而我国对于流行音乐的研究正处于刚刚起步的阶段。音乐学家们对流行音乐只是进行初步的研究和讨论。对于流行音乐概念、风格特征及其种类的研究是相当浅和模糊的。大多是谈对流行音乐的一些看法或是对某种与流行音乐有关的现象作进一步的思考讨论，并没有进行深入的研究和探讨。这个时期也未出版过关于此类研究的专著（根据笔者收集的资料做出的判断）。文献方面以1980年南咏在《人民音乐》第9期的期刊上发表的《还历史本来面目——关于〈何日君再来〉答问》这篇文章为基础，它是我国最早致力于流行音乐研究发表的期刊论文。标志着我国对流行音乐的研究迈出了第一步，后来此类文章相继而出。研究成果可分为两个方面：1、对我国流行音乐的研究三十、四十年代曾在上海风靡一时的歌曲《何日君再来》,到了八十年代又突然走红。一些报刊上就如何评价《何日君再来》一歌发表了不同意见的文章。1980年第9期南咏在《人民音乐 》 第9期的期刊上发表的文章《还历史本来面目——关于〈何日君再来〉答问》，是我国最早发表的有关流行音乐的研究的期刊论文。在文章中，作者对刘雪庵创作的歌曲《何日君再来》以问答的形式对有关问题进行讨论研究。主要是围绕“这首歌曲是不是汉奸歌曲、黄色歌曲？”这个问题展开的“应该怎样还这首歌的历史本来面目？”问答。作者认为,用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正确总结我国音乐发展的历史,从中吸取经验教训,作为创造和发展我国社会主义音乐艺术的借鉴,是很有必要的。同年，应国靖的《也谈<何日君再来>问世经过 》和长河的《还历史的本来面目——关于歌曲〈何日君再来〉问世经过的讨论综述》两篇文章也对这首歌的相关讨论进行了综述。赵沨在《从香港三位歌唱家的音乐会想起的》文章中对香港著名歌唱家费明仪、林祥园、陈供生,应中国音乐家协会的邀请,在北京红塔礼堂公开举行了两场独唱、重唱音乐会。这两场音乐会公开售票的时候,在很短的时间内几千张入场券就被抢购一空的现象发表自己的观点看法。主要是由于一些喜欢流行歌曲的青年错误的认为费明仪等先生从香港来，可能是演唱香港流行歌曲的，所以踊跃购票。说明了国内一些年轻人很欣赏西方、港澳的流行歌曲这一事实。周荫昌在《“流行歌曲”略析》一文中对“什么是流行歌曲？为什么它对一部分青年具有吸引力？他的思想内容和艺术形式应如何正确认识、对待？”这些问题作了比较具体的分析并提出自己的看法。林明在《“流行歌曲”问题》文章中从其他方面对流行歌曲进行了论述，主要针对建国三十年后的今天,“流行歌曲” 出现的问题以及它的社会地位和影响进行讨论。杨晓鲁在《1988年中国流行歌曲鸟瞰》文章主要以1988年中国流行音乐歌曲的创作风格、题材、体裁、节奏、旋律、调性、民族性与审美趣味、歌星演唱以及理论研究的状况这些方面对当时流行音乐的历程进行了回顾。对于1979年到1985年中国流行音乐的艰难历程也进行了简单的回顾。2、对国外流行音乐的研究钟子林在《谈美国爵士乐》文章中主要谈了三个问题:爵士乐的流传和影响；爵士乐的形成；爵士乐的发展。并在最后简单地谈了一点对爵士乐的看法。陈地在《对流行音乐的观测》一文中主要对较有影响的流行音乐：爵士乐、节奏与布鲁斯、摇滚乐、摇摆乐、乡村音乐或西部音乐、迪斯科和新浪潮的发展和演变分别进行了阐述。并由此得到了以下结论：1、流行音乐或乡村流行音乐均对资本主义制度不满而产生了“叛逆性”的一面。2、流行音乐都是源于劳苦白人和黑奴。3、流行音乐中，除了民间音乐和以它发展起来的乡村音乐一直流行至今，其它的流行音乐都只是风靡一时。4、流行音乐不是孤立的发展的各派之间互为影响、促进。并在交流中相互渗透、吸收。陈铭道、宋今为的《失去了灵魂的民间艺术——美国乡村音乐的沿革》文章主要阐述了我们今天所听到的“乡村音乐”是由乡村、布鲁斯、爵士、摇滚混合在一起的杂拌菜——失去了灵魂的民间音乐！“乡村音乐将要在全世界获得商业性的成功,它是成功了,然而在这个过程中,唯独失去了自己真正的灵魂”。①钟子林在《美国流行音乐新品种——新时代音乐》一文中主要阐述了美国流行音乐呈现出多样化局面，各种类型和风格的音乐都在发展,如摇摆乐、乡村音乐、爵士乐、布鲁斯、索尔(soul,城市黑人的流行音乐)、福音歌、雷盖。这时一种新的时代音乐继60年代和70年代初摇摆乐高潮之后形成并广泛传播。以及这种时代曲的特点和流传因素。二、20世纪90年代——对流行音乐深入探讨阶段20世纪90年代开始，流行音乐占据了中国音乐的半壁江山，我国对流行音乐的研究逐渐深入。在上世纪80年代，我国音乐学家对国外流行音乐的研究也只是蜻蜓点水，大多都是较浅的研究国内的流行音乐。到了90年代，我国对国外流行音乐的研究逐渐完善。流行音乐的身份已得到认同，音乐学家们不单是对其进行简单的研究讨论，还专注于其某一方面的研究，并进行深入的探讨。也从各个方面对流行音乐进行了研究。这个时期相关研究的专著也出版了很多。其中以季永坚,廉维编的《发烧摇滚》、关颖著的《摇滚王族》、黄燎原,韩一夫主编《世界摇滚乐大观》、钟子林编著《摇滚乐的历史与风格》、中国电影出版社编的《摇滚梦寻》等以研究摇滚乐方面的专著成果最为显著。此时，各大期刊上的文章也相继发表，主要以探讨流行音乐的社会功能和流行音乐的传播及美学意义为主。笔者将这个时期发表的文献分两个方面来论述其对流行音乐的研究状况。1、对我国流行音乐的研究范守生; 华林泰在《流行音乐为何退潮》一文中论述了改革开放以来，以港台流行歌曲为主体的通俗音乐会象一个新生的混血儿在华夏乐坛上诞生了，并以其独特的艺术魅力赢得了观众青睐。然而，只几年光景，它就呈现出风烛残年之。作者对此现象进行了研究，并从三个方面来论述曾经风靡全国的通俗音乐会为何落潮：1、七拼八凑的演出队伍；2、拜金主义的演出意图；3、庸俗无聊的演出内容。王薇的《文化传播中的中国当代流行音乐：1978──1981》是一篇关于中国当代流行音乐这种通俗文化研究的“音乐传播学”论文。文章着重于对历史的研究：认为1978年——1981年为中国当代流行音乐的历史起点。分别从三个方面讨论：1、中国当代流行音乐的历史起点；2、音乐传播与打开禁区；3、流行歌曲的是是非非。张彬的《谈流行音乐传播中的从众现象》一文中主要研究的是流行音乐的传播过程中产生的青少年群体的从众现象。文章从社会心理学和传播学的角度对这一现象进行了研究分析。金兆钧在《流行音乐1989》一文中从当时流行音乐创作萧条与风格流派的分化，治理整顿及市场管理的调整，国内音带出版的下降与引进版的畅销，大型活动的减少及“摇滚乐”的发展，港、台音乐的再度走红五个方面论述了1989年中国流行音乐的发展状况。在他《中国新时期流行音乐创作的美学观念》一文中主要是以音乐创作的美学观念来研究80年代大陆流行音乐以及“西北风”歌曲和广州流行音乐。韩明昌在《浅论流行音乐的美学意义》文章中主要从音乐美学的角度来研究流行音乐产生的社会基础和它的功能，以及在中国内地的前景。2、对国外流行音乐的研究钟子林在《摇滚乐的兴起和影响》文章中论述了在世界各地广为流传的爵士乐的生气蓬勃的节奏意识，活跃的调式变音旋律，以及多样的演奏风格和独特的节奏形态给人留下了极为深刻的印象。并对爵士乐的节奏形态进行了剖析。黄明智的《爵士乐的节奏形态与传统的节奏意识》一文论述了摇滚产生的背景和三个来源：1.节奏布鲁斯(rhythm and blues)2.廷潘胡同歌曲(Tin Pan Alley)3.乡村音乐(country music)。以及他的社会影响和被称为“摇滚乐之父”的比尔·哈利和有“摇滚乐之王”称号的维斯·普莱斯利对摇滚乐作出的贡献。三、21世纪初——对流行音乐的研究步入成熟的阶段从上个世纪80年代到当今的21世纪初，跨越了一个世纪的流行音乐也渐渐走向成熟。更多种类和风格的流行曲风相继出现并迅速占领广大市场。由于时代的发展，网络、彩铃等媒介的出现，使流行音乐的制作更加商业化、世俗化。这个时期我国对流行音乐的研究更加全面和丰富。对流行音乐的研究越来越深入，也不仅仅局限于对其历史、风格、特征及概念的研究。还包括对流行音乐歌手、流行音乐选秀比赛以及与当今社会、文化和消费者等之关系等研究。发表和出版了大量的相关文献和专著。并翻译了大量国外有关流行音乐的专著。所以，这个时代是我国致力于流行音乐研究突飞猛进的时代。21世纪初研究我国研究流行音乐方面的专著有金兆钧著《光天化日下的流行：亲历中国流行音乐》、孙蕤编著的《中国流行音乐简史》，付林编著《中国流行音乐20年》，这些书主要研究了我国流行音乐的产生、发展以及对当时社会的影响和存在的问题。包兆会著《我动我晕眩：流行音乐》一书是从媒介角度研究流行音乐、既研究流行音乐的载体媒介发生变化后对流化。由尤静波编著的《流行音乐历史与风格》一书是中国第一套成体系编写的流行音乐教材。书中的体例以历史为纵线，以风格为横线，比较详实地勾勒出了西方流行音乐和中国流行音乐的整体面貌。由付林主编尤静波编著的《西方流行音乐简史》一书将西方流行音乐发展的脉络，将爵士乐、摇摆乐、索尔音乐、城市流行音乐、说唱音乐、摇滚乐等众多音乐类型的形成地域、风格特点、乐队、代表人物等全方位信息，以图文并茂的形式进行了简明而清晰的记载说明。还翻译了许多国外专著，如：《爵士乐简明史》、《爵士乐》、《摇滚乐》《摇滚年代》等。这时期发表的文献也可分为以下两个方面：1、对我国流行音乐的研究王思琦在《流行音乐的概念及其文化特征》一文中对流行音乐的概念进行了归纳：(1)通俗音乐(popular music)泛指一种通俗易懂、轻松活泼、易于流传,拥有广大听众的音乐;它有别于严肃音乐、古典音乐和传统的民间音乐,亦称“流行音乐”。②(2) POP流行音乐(或通俗音乐),初期指能吸引广大观众的音乐会。20世纪50年代后期,“POP”一词特指非古典音乐,通常称如甲壳虫、滚石、阿巴等音乐表演者们所演唱的歌曲。③(3)流行音乐是商业性的音乐消遣娱乐以及与此相关的一切“工业”现象。④(4)流行音乐就是在群众中流行的音乐,像《国际歌》、《洪湖水浪打浪》。⑤(5)流行音乐等于通俗音乐,一切形式简洁、曲调流畅,易于被大众接受的古今中外的音乐作品都可以包括在内,它可以是民间小调,可以是艺术歌曲,也可以是古典音乐。⑥(6)流行音乐是在夜总会、舞厅、酒吧间等游乐场所演奏的音乐。⑦(7)流行音乐是那些娇腻缠绵、轻狂迷惘、内容格调不健康以至低级卑俗的音乐统称。总而言之,流行音乐就是黄色音乐。⑧并提出流行音乐的9种文化特征：1.非主流社会意识形态倾向。2.娱乐性。3.商品性。4.流行性和时尚性。5.很强的参与性。6.传播手段的科技性。7.亚文化的特征。8.商业化运作机制。9.“多细胞体”的文化特征。这篇文章详细的论述了各大音乐词典对流行音乐的定义。但是直到现在在《辞源》、《辞海》两本书中还未有关于流行音乐一词的来源及概念的辞条。金兆钧在《是我们改变了世界，还是世界改变了我们？—中国流行音乐的世纪末批判》文章中对20世纪80、90年代的流行音乐以及中国局势对其产生的影响进行了评论。在他《蜕变、彷徨、寻根与围城—中国流行音乐当下状态解析》文章中，又对此做出了进一步的评论。项筱刚《论“超级女声现象”》一文探讨了“超级女声“对中国流行音乐所具有的现实意义”。作者认为湖南卫视主办的“超级女声”打造了以人为本的大众娱乐平台,赢得了媒体与企业的共赢。而罗云斌; 张燚《流行音乐的祛魅和赋魅—兼评“超女”现象》一文则认为无论是从音乐的本源还是从音乐的发展来看,其娱乐功能始终不存在单纯或显著的“高雅倾向”。引用“祛魅”概念,从美学转变的角度对流行音乐加以考察,发现流行音乐之所以流行,有其基本的社会性因素。因此,“超女现象”是当代大众化娱乐多元形式的一种催生物,它的娱乐文化意义大于它的音乐意义,视其为低俗加以封杀或者为其所谓民主、自主精神欢呼都是片面的。陈鹏的《周杰伦——偶像“80后“》和刘艺的《周杰伦——我的下一个目标是电影》两篇文章中分别对周杰伦在独特的音乐风格及创作上面的才华进行了阐述，并给予肯定和赞赏。而友朋的《周杰伦——在音乐上犯骄傲的罪》一文则是更直接说明了周杰伦已经成为华人流行音乐的指向标。只要有华人在的地方，就无法拒绝他的音乐。他在年轻人心中的影响力是无法取代的，只要你拥有一颗年轻的心，就无法抗拒他的个人魅力。项筱刚的《李凌与五六十年代的流行音乐争鸣》一文主要对20世纪中国音乐界有关李凌轻音乐的争鸣进行了研究。文章主要从争鸣的缘起，李凌的“轻音乐”思想，反方的思想，争鸣的分析及影响五个方面来论述李凌对流行音乐所做出的贡献和付出。2、对国外流行音乐的研究刘筱在《另类的流行》文章中论述美国流行音乐的一种表现形式——Rap。论及Rap所属Pop的内涵与外延、以及Rap之前的Pop的表现形态;还论述了在Pop发展变异中Rap的产生、进化与分化、生存环境以及独特的表现形态等,进而又论述了Rap的精神内核和其所以流行的社会心理、衰败的历史必然性;再而论述到Rap向Hip-Hop的发展进程。文章通过对Pop音乐中的独特形式Rap的研究,试图对流行音乐在音乐历史中的社会地位、表现内涵、流行原因等,进行初步探讨。洛秦在《摇滚乐的缘起及其社会文化价值》一文中论述了摇滚乐成为了一种文化现象，不是一种被欣赏的音乐品种，而是一个经济、社会、政治和文化的活动。; 王小宁的《美国音乐教室里的巴赫和摇滚乐》一文对是否应当作为教学内容的一部分进行讨论，来论述调整和改变教学内容和方式，以满足学生在校外适应社会和生活对他们的要求。流行音乐教学在这点上，可以达到其他类型音乐所不能替代的作用。 从20世纪80年代到21世纪初，我国对流行音乐的研究经历了对流行音乐身份的认同、对流行音乐深入探讨、对流行音乐的研究步入成熟这三个阶段。使我们对流行音乐的定义有了更深入的理解和掌握。也了解了它与文化生活，社会功能，历史潮流的联系及影响。在这研究期间我们发现了流行音乐新的特征和价值，也发现了它所存在的不足。还涌现了一大批致力于研究流行音乐的音乐学家，如：钟子林、王思琦、金兆钧、项筱刚等。他们对流行音乐的研究成果是巨大的，有着不可磨灭的功绩。这些成果对于我们以后的继续研究也有着很大的帮助，使流行音乐的研究登上新的高峰。

新闻娱乐化在电视传媒中已经成为一个普遍的趋势，严肃的新闻节目比例正在下降，信息的娱乐化日益明显。对于新闻的娱乐化现象，应该一分为二的看待。目前在我国电视台说新闻、演新闻节目层出不穷，以吸引观众的眼球，大多数节目获得观众好评，新闻娱乐化是电视对受众的适应性表现，它对市场具有适应性，为媒体带来了可观的经济效益；但不可否认的是新闻娱乐化也有很多弊端，它导致了新闻报道内容的庸俗化，削弱了受众的辨别力和对社会的批判精神，也会消解对青少年常规教育的成果。对此，我们应该积极应对以求发展。 在经济市场化的大环境下，传媒界的新闻改革已经走过了二十多年的历程，新闻娱乐化渐渐浮出水面。到底什么叫新闻娱乐化？目前没有一个权威的定义，一般认为，新闻娱乐化主要体现在将硬性新闻软化，即从严肃的政治、经济等事件、信息中挖掘出所谓的娱乐价值，但不仅仅像娱乐新闻那样只关注娱乐界的琐碎和明星逸闻。它在表现手段和新闻处理上，强调故事性、情节性、趣味性和人情味等。 对于新闻娱乐化现象，业界的褒贬不一，本文就新闻娱乐化的利与弊进行浅析。一、我国新闻娱乐化的现状 就我国而言，因为媒介所有制的本质区别，使我国媒介在运营模式、理念和操作方法上都明显区别于西方纯商业性的媒介，我国的媒介始终坚持上层建筑和信息产业的双重属性的认定，坚持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双轮并进，并始终强调媒介应坚持社会主义方向，为人民服务，把社会效益放在首位，坚持正确的舆论导向。这在很大程度上保证了严肃和高质量的媒介产品始终占领着我国媒介产品的主阵地(包括新闻报道)。 但是为了更好的贴近观众且迎合市场，上世纪90年代，硬性新闻开始在内容和形式上进行“软化”，尝试新闻娱乐化。（一）湖南台《晚间新闻》改版开创新闻娱乐化先河 栏目以个性求生存，新闻也要追求个性。《晚间新闻》是湖南电视台的一块老招牌，挂牌于1983年，自1998年改版以来，一直在做新闻探索，在新闻内容和电视形式上进行了突破。它在内容上放下了架子，从和普通百姓密切相关的社会生活入手，强调新闻故事化、情节化和细节化；在语言上打破“八股腔”，将“播新闻”改为“说新闻”，是典型的非正统模式。它因此成了新闻类的一道名牌，让人接受了“新闻原来也是可以这样报道的”。 《晚间新闻》的导向侧重在弘扬真善美，鞭斥假恶丑，特别是在重树中华民族传统美德方面非常有力，对促进精神文明善莫大焉。 作为一个品格健康的新兴类新闻节目，学术界因为它的出现，掀起了一阵讨论与学习的热潮，据湖南卫视称，除了接收不到湖南台的香港和台湾之外，湖南台收到了来自全国各个省的观众的热情来信，一时之间，湖南卫视达到了一个前所未有的高度，开全国说新闻之先河,《晚间新闻》将“新闻性、社会性、贴近性、趣味性、服务性”最后通过一个“可看性”得以释放，让人喜闻乐见。我认为，湖南卫视的改革在新闻娱乐化进程中是一个比较成功的例子，它给后来者们提供了宝贵的经验和努力的方向。（二）严肃新闻比例下降，新闻娱乐化趋势日益显著 随着湖南台《晚间新闻》的成功改版，严肃的新闻类节目开始试探娱乐手法包装，娱乐化新闻在新闻报道中的比例逐渐加大。中央电视台2套经济频道也开始效仿，在深夜开播《今晚》，前半段说新闻，后半段访谈。《今晚》主要是对资讯进行重新结构和独特解读，重点突出对大众的服务性，这样的节目一经推出，就同湖南台一样，收到了观众热烈的好评，也就促使其他新闻节目中或多或少地借鉴其中的制作手段。 还是央视2套经济频道，早上的新闻栏目《第一时间》，用了三分之一时间播放各种娱乐趣闻类新闻，不再一味的播出严肃新闻，而且两名主持人也以聊天的形式进行播报。放眼全国各大电视台，也迅速推出各种新栏目，如：北京电视台的《七日》，秦皇岛电视台的《今日报道》，等，新闻娱乐化被越来越多的媒介认可、采用。（三）新闻娱乐化呈现出“亲民化”特征 普京是俄罗斯的总统，对于一个政界要人来说，相关他的信息应该是严肃的，而我们在俄罗斯的新闻中看到了一篇题为《普京专机，马桶价值万美元》的报道：“俄罗斯总理普京是世界上乘坐飞机时间最长、飞行距离最远的国家领导人。他共有6架专机，其中的新专机伊尔-96-300价值昂贵，仅供普京使用的马桶就价值万美元。” 有心人不难发现，这种低姿态，高趣味的新闻在我国的新闻媒体中也悄然兴起，他们不约而同的都喊出了“亲民”的口号。我想带大家来看两则作为中国媒体权威的央视近两天播报的新闻。[FS:PAGE] 首先是在5月26日中央一套《新闻联播》播出的一则关于小朋友和《安徒生》童话的新闻，报道称：“今年“六一”，北京儿童艺术剧院股份有限公司联手国内六家院团共同推出大型儿童剧《安徒生》，这也是北京儿艺联合兄弟院团对儿童剧资源整合的有益尝试。安徒生笔下的“丑小鸭”、“美人鱼”等一个个神奇的童话形象，将在北京儿艺、济南儿艺、辽宁儿艺、西安儿艺、广西话剧团和广西木偶剧团的共同演绎下在北京5个剧场同时献给小朋友。为了让小观众对安徒生的人生经历有直观感受，在上演儿童剧《安徒生》的5座剧场还同时展出安徒生真迹和物品。”另一条新闻是中央台5月27日播出，题为“高温天气席卷华北地区，天安门广场发高烧”，该报道用新闻时间为民众分析了近期天气情况，并且运用一只可爱的大熊猫“桃桃”的避暑作为结尾： 在山东济南，当高温袭来，人们在自己避暑的同时不忘动物园里动物们的“安居”。在最高气温达到摄氏度的26日，济南动物园及时为动物采取喷淋冲凉、放冰块等防暑降温措施。而34岁高龄的大熊猫“桃桃”则被安排住进了放有冰块儿的居室中。从这些权威新闻机构的报道中，我们不难看出，连一直板着面孔的央视新闻频道都打出“民生新闻”这一亮点，新闻娱乐化中“亲民化”的特征绝对是显而易见的。二、新闻娱乐化的“利”（一） 新闻娱乐化对受众的适应性 受众是传播活动的最终完成者，是新闻文化的主体，受众的心理需求客观上左右着新闻的走向。在市场经济背景下，受众需求必然是决定新闻选择的中坚力量。 美国学者尼尔?波兹曼在《娱乐至死》一书中指出，后现代社会的文化是一个娱乐化的时代，电视和电脑正在代替印刷机，印刷文化正在成为一种绝唱，图书所造就的“阐释年代”正在成为过去，文化的严谨正让位于快速，思想性和深刻性正让位于娱乐和快感 。 实际上，我国自古以来就习惯以传播者为中心的机制，媒体的教育、宣传功能得到扩大，娱乐功能却一直受到压抑，不可否认，在传媒的众多功能中，娱乐也应该非常重要。尤其是我国目前处于经济转轨的历史转型时期，人们在价值体系的断裂期，内心常会感到失落抑郁，他们需要一种宣泄的途径来释放压力，调整情绪。试想，在结束了一天的辛苦工作之后，谁还希望继续伴随着政治味浓厚的信息来消磨休息的时间？那些不具备娱乐消遣功能的新闻信息带给受众的常常不是“快乐”，而是要求他们开动脑筋，去分析去思考深刻的社会问题，大多数人都有惰性心理，在8小时工作之外，他们希望不再用脑，就能轻松获得信息与消遣。遵循着“受众需要什么，媒体就得给什么”的宗旨，我们的传媒界从最初争论的焦点 “最重要的信息是什么”，到现在关心的是“观众想听什么?他们想看什么样的节目”。在这样的需求下，新闻娱乐化犹如一阵春风，一夜之间遍地开花，吹进了大小电视台以及百姓的心坎里，严肃的主流媒介的信息产品为了争夺观众，也向它抛出了橄榄枝。以中央电视台为例,一向只关注国家大事及政要活动的新闻节目逐渐深入群众,留意起了普通百姓的家长里短,不仅是世界各地的民风民俗开始在央视各档新闻节目中有了一席之地,就连动物园或野外各种飞禽走兽也有机会出现在观众的视野中,小小荧屏开始有了更多的生命和色彩。 （二）新闻娱乐化对市场的适应性 作为文化现象，新闻娱乐化在根本上说，是经济发展、科技进步、社会开放和人性解放的反映，文化生产发展竞争的激烈，很容易使文化市场趋向娱乐。现代化，特别是电子工业的发展，为娱乐化提供了空前新奇的手段，社会安定开放，人民生活水平提高，文艺求变的自身规律，都是娱乐化发展的适宜环境。中国的新闻业自走上市场经济的轨道后，传统新闻事业体制下的新闻受众转眼间变成了市场经济体制下的新闻消费者，很多媒体也从以前的事业单位转向企业化经营，向市场要钱，发行量和收视率决定着媒体的存亡，想要有利润就要有好的产品，适当的迎合观众的需求不失为明智之举，从最初的纯娱乐化休闲内容的大幅度上升，到后来的把距离娱乐性最远的新闻都拉向娱乐化，这是媒介市场化的必经之路。从另一方面来看，媒体的利益还与广告、企业投资息息相关，广告商手握媒体的经济命脉，它是否投资这个媒体取决于这个媒体是不是有观众群，能不能吸引观众，这关系到他的投资能否收到最大的回报，[FS:PAGE] 无可否认，在某种程度上，娱乐化的做法至少从经济效益上给媒体带来了不少甜头。以前面的湖南卫视《晚间新闻》为例，正是新闻娱乐化使一档本来平白无奇、默默无闻的普通新闻类节目，变腐朽为神奇，一跃高居全国收视率前列，迅速拥有大量的观众群，带来了非常可观的经济效益。三、新闻娱乐化的“弊” 任何事物在发展的过程中都不可能是尽善尽美的，新闻娱乐化进程也不例外。在它的发展过程中，由于摸索前行阶段的缺乏经验和缺少引导，肯定会产生一些弊端，这是无法避免的。（一） 新闻娱乐化滋生了一些“糜烂”的产品 “道德没有了，审美没有了，剩下的只有与大脑相脱离的感官和肉身上。感官与大脑脱离，全部活动就变成对视听觉的刺激，以及各种变着花样的刺激。” 这句话真实的反映了现阶段某些一味追求经济利益而忽视了职业道德的媒介，为了迎合部分读者的低级趣味，所创造的新闻产品的庸俗。文化被“娱乐化”了，而“娱乐”又被“商业化”了，消费主义甚行，观众的低品位、低格调的接受标准为低俗化提供了现实基础；广告商的插手和电视台的商业操作、赢利心理是庸俗化的一个原因。唯收视率，唯广告效益的逻辑，一味地迎合大众以满足人性中隐秘的体验刺激和快感的欲望，对物质的狂热贪恋、对他人的偷窥欲望等阴暗心理，实际上将传播真、善、美的正面报道，变成了张扬“恶”的载体。在这样追求娱乐化的同时，电视新闻必然会或多或少的出现庸俗化，也就导致许多媒体打着劝人向善的旗号，利用观众的猎奇心理而展示社会丑恶现象，只是在结尾时象征性加入评论，请观众引以为鉴，以儆效尤，实际上，受众记住的只是媒体展示出来丑恶现象，满足了自身的猎奇心理。 我手头有一篇报道，说明了低俗化的另一个原因，它讲述的是为了得到一则新闻的第一手资料，我们的新闻工作者的丑态。这篇报道的作者是一名记者，他被派到深圳去采访报道某演唱会，但是在下了飞机之后收到信息“陈晓旭在深圳往生”，于是他就主动跟编辑部要求自己来跑这条新闻。作为邀请他来深圳报道演唱会的主办方很生气，因为他们邀请来的记者基本上全改去跑陈晓旭逝世的新闻了，这也不知道到底是该说这些记者敬业还是不敬业。更让人无奈的举动还在后面，那天下午，记者们都呆在念佛堂，那里的大门是关着的，敲门是没有用的，本来笔者以为耐心等待会有结果，但混乱之下竟然有个记者报警说，念佛堂有人死亡，希望警方能强行进入，让记者们捡个便宜。幸好深圳警察相当职业，他们解释，没有任何证据显示屋内发生谋杀案，他们没有权利也没有义务闯入民宅，还请记者们不要打扰逝者亡灵。笔者正要为警察的敬业感叹的时候，居然还有记者追问：这里面应该有问题，你们可以闯入啊。笔者在这里感慨，“往往出了大新闻的时候，人性的复杂和丑恶总能暴露出来。”我由此想起几年前有记者化装成护士拍傅彪遗体，这次是记者想借警方力量强行进入民宅，这种行为实在太过分了，为了得到新闻而不择手段，记者的底线在哪里？在新闻娱乐化大潮下，为了抢那些能吸引受众、有巨大经济利益的新闻，部分记者使用如此下三滥的手段，实在是有损新闻工作者的形象。那么如此素质的新闻工作者为了新闻娱乐化所带来的利益而生产出来的新闻，可能有比较高的格调吗？ （二）新闻娱乐化造就了一批“迷途”的受众 无可否认，我们的生活已经越来越依赖媒体，在媒体扩大了我们的视野和空间的同时，也让我们丧失了自主的思维与行为自由，习惯于接受媒体提供的信息，满足于传媒牵引下自我营造出的五彩缤纷而又子虚乌有的梦幻世界，“这些娱乐消遣作充斥了整个社会过程……享乐意味着全身心的放松，头脑中什么也不思考，忘记了一切痛苦和忧伤。” 渐渐的，我们把媒体提供的内容误当作客观的现实，在媒体提供的信息指导下思想、行动，在这样的社会形态下，如果大众媒体里充满了娱乐，尤其是原本应该严肃的新闻节目里也重视娱乐功能，无形中让观众陷入这种愉快的气氛中不能自拔，对社会麻木，进而产生逃避问题的心态。人们突然发现身边已经没有一样值得珍视的东西，任何物品、事件乃至精神都可以拿来娱乐，在经历了一次次娱乐化的旅程之后，人们并没有发现多少有意义的事件，自己的心性也追随着娱乐化的大潮而渐渐游离出原本的位置。[FS:PAGE] 有学者认为，一些媒体不断推出娱乐化新闻节目，从而使大众在不用动脑筋的乐与笑中，放松或放弃了理性判断和世界观重建的意愿，放逐了对生活的反思以及对人生真善美的价值判断，这是有害无益的，“在当今人性的自由被物质的欲望普遍统治的状态下，以本能的满足来追求浅薄的快乐，以人性的奢侈、安逸和麻木取代人的真正自由，这种状态并非人的解放，它只能使个体进入新的异化过程。” 所以，新闻过度的娱乐化会导致民族文化传播途径的狭隘，让百姓沉浸在歌舞升平的庸碌状态中，不思考，缺文化，慢慢的丧失辨别力，从而削弱了对自身和社会的批判精神，这是很可怕的，试问在这种心态的支配下，还有多少人会去注重自身道德素养的提高及社会高尚价值观念的塑造？（三）新闻娱乐化影响了一群“迷惑”的孩子 青少年作为祖国的未来，他们在这个年龄段的教育是十分重要的，古有“孟母三迁”，就充分的说明了“环境”对青少年成长的影响之大。严肃类新闻作为权威性的代表，其一言一行会左右青少年思想的健康成长以及对是非善恶的分辨能力。 在对于青少年没有限制的新闻类节目中，新闻媒体若只遵从“一切为了娱乐”的信条则将使媒体忘记自身应承担的社会责任，在关注、追求和制造单纯娱乐效应的同时丧失本应发挥的道德教育的功能。 一些娱乐化新闻节目会向青少年传达错误的、与学校、家庭等教育的内容发生冲突的信息和观念，从而阻碍青少年正确道德观念的形成。本来很严肃的问题，比名人绯闻、暴力事件，被主持人“戏说”、夸大、反复强调，再加上在画面上为了追求刺激、吸引眼球而采用的未经处理的血腥镜头，这都会给孩子们造成心理阴影和误导，他们会问：“这样的做法到底对不对？”若他们的疑问得不到很好的解释，学校教育中所强调的某些道德原则、道德观念便会在他们的心中发生动摇，甚至一些意志不够坚定，尚且不能独立分辨是非的孩子会在不自觉中模仿电视上错误的行为方式，进而在真实生活中实施某些不当行为。所以，过度娱乐化的新闻讯息在传播过程中不但不会发挥道德教育的功能，更会在青少年受众心理不设防的情况下逐步消解常规教育所取得的教育成果。四、对策 对于新闻娱乐化现象，目前业内的态度大致分为两个派别。“理论派”的学究们大多数极力反对，认为新闻娱乐化损害了严肃类新闻节目的权威和公众形象，长此下去势必会造成新闻节目的全线决堤；但战斗在新闻界一线的“实践派”工作者们的看法却恰恰相反，他们对新闻娱乐化十分追捧，认为它形式新颖，贴近大众，并能带来可观的经济效益，都很看好它今后的发展。 我认为，就像任何登上社会现实舞台上各种现象一样，新闻娱乐化的出现自然有其合理之处，它是大众媒介发展的必然趋势，同时也是社会发展的必然产物。它既源于我们人类思维的创造，那么我们就一定可以找出最好的途径和方法来约束和引导它的正常发展，从而使媒体真正的走向大众，同时为媒体在市场竞争中继续前行提供可靠的保障。我国新闻界于1997年1月公布了经修订后的《中国新闻工作者职业道德准则》，要求新闻工作者自觉增强政治意识、责任意识，在新闻报道中弘扬社会主义主旋律，造成有利于人们分清是非、坚持真善美、抵制假恶丑的舆论，传播活动“不得宣扬色情、凶杀、暴力、愚昧、迷信及其他格调低劣、有害人们身心健康的内容。” 基于政策，我想提出以下几点建议：（一）重视培养新闻人健康的品格 媒体的格调与导向息息相关，面对媒体市场的激烈竞争，“贴近市民、贴近生活、贴近社会”的大众化路线是必然选择，而大众化并不代表着低俗，无数事实已经表明，靠降低格调吸引读者无异于自砸饭碗，必将行之不远。只有坚持正确的舆论导向，保持健康向上的格调，才是提高媒体公信力的有效方式。新闻人作为新闻产品的创造者，其自身的品格就变得至关重要，在这个问题上，我想以 “2006感动中国”中的一个河南都市报女记者曹爱文为例，她毕业于天津师范大学广播电视新闻专业，她在遭遇新闻的时候，将人性放在了至高无上的位置上，毅然放弃了第一时间做报道，而是亲自给溺水女童做人工呼吸，积极的去拯救一个生命。她被大家亲切的称为“最美丽的女记者”，她的这种行为，为广大新闻工作者们树立了“先做人，后做事”的榜样，如果我们每个新闻工作者都有这种“做正确的事比正确的做事更重要”的思想，那么“坚守正确的舆论导向和健康的品格”将不是一句只停留在口头上的空话。[FS:PAGE]（二）新闻媒体对青少年应承担一定的道德教育的责任 媒体有着自己必须承担的道德教育的义务和必须发挥的道德教育的功能。“电视文化有它的两重性，它既能育人向上，又能诱人堕落；它既可以使你兴奋，又可以对你麻醉。所以电视不仅需要有精彩健康的画面，而且还需要向社会负责，尤其要对青少年学生们的成长负责。” 电视作为一种媒体必须承担一定的社会责任，这并不因为其面临商业化、娱乐化的压力而被抛弃。对于广大电视传播的受众，尤其是青少年，媒体若丧失对其进行正确、健康的道德引导，就必然招致大众的批判。 总之，媒体是民众摄取精神文化食粮和获得信息的重要渠道，新闻工作者无论何时何地都应把生产健康有益、高品位、高格调的文化产品放在首位，自觉铲除各种精神垃圾，加强对自身的要求，努力提高自身素质，并切实的对青少年教育担负起媒介应尽的义务，这也是新闻工作者最起码的道德要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