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文学的发展历史没有中国文学那么久远,在思想上的认识也不是像西方那样前卫。下面是我为大家整理的浅谈日本文学论文开题 报告 ,供大家参考。
《 20世纪日本中国现代文学研究的比较视野 》
摘要:在日本真正具有学术意义和比较视角的中国现代文学研究始于竹内好为代表的中国文学研究会的同人。继竹内好之后,关于中日现代文学关系的研究逐渐增加起来,特别是从20世纪50年代开始越来越多的研究 文章 涉及这一论题,进入八九十年代这一研究取得了长足进展。但是,真正具有一定理论建树和思想深度的研究并不多见。而相比之下,伊藤虎丸的研究以其宏阔的思维视界和独到的理论深度表现出不同的个性特征。
关键词:20世纪日本;中日现代文学研究;比较视野
中图分类号:I0-03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2-2589(2011)24-0116-02
一
中国与日本自古以来特殊的 文化 关系和进入20世纪二三十年代后紧张的民族矛盾,使日本人在打量现代中国和中国文学时,就特别关注中日之间的文化、文学关系,比较早的像井东宪的《中华民国的新文艺——与日本文艺的关系》(《都新闻》,)、泽村幸夫的《支那小说家的日本女性观——从张资平的作品谈起》(《东洋》34—)、中村光夫《鲁迅与二叶亭》(《文艺》,,收入《文艺读本·鲁迅》)、山东赋夫在《读卖新闻》(1936年10月22—25日)上发表的《鲁迅与我国文坛》等都显示了关注中国和日本文学关系的新视角。不过,在日本真正具有学术意义和比较视角的中国现代文学研究无疑是始于竹内好为代表的中国文学研究会的同人。
纵观竹内好的鲁迅和中国现代文学研究,始终内含着比较的视角。他从鲁迅那里,竹内好找到了自我反省和批判的契机,并由此展开对亚洲的近代化问题的思考。他说:“我看到,鲁迅以身相拼隐忍着我所感到的恐惧。更准确地说,从鲁迅的抵抗中,我得到了理解自己那种心情的线索。从此,我开始了对抵抗的思考。如果有人问我抵抗是什么,我只能回答说,就是鲁迅所拥有的那种东西。并且,那种东西在日本是不存在的,或者即使存在也很少。”也正是“从这一基本判断入手”,竹内“形成了对日本的近代与中国的近代的比较性思考”。[1]他的目的并不是停留在鲁迅和中国现代文学本身,而是以此为“镜子”,系统地对鲁迅所代表的中国现代文学进行分析,同时解剖与中国同属一个文化范畴的日本民族的文学及思想性,转而对日本的近代主义无情地加以鞭挞和批判。以此思想为基点,构筑了他的独特的思想体系,并以这一发展模式和价值取向从事其研究活动。比如竹内好强调鲁迅以文学启蒙国民精神的思想,肯定他通过“抵抗”,主体性地接受西方先进的思想与文化的“拿来主义”,据之以批判缺乏“抵抗”的“转向型”的日本近代化,实质上是把鲁迅研究纳入日本现实社会的批判之中,以鲁迅为媒介或参照展开自我反省与批判。对于他来说,亚洲,特别是中国的近代化亦即中国革命,使得对于近代日本进行批判成为可能。在他那里,亚洲首先就是中国。竹内经常说中国通过彻底否定传统而再生于现代,也就是通过“回心”而创造出新的自我。在这一意义上,竹内好得出了中国走的是不同于欧洲的近代化之路的结论。并主张通过现代中国这个媒介实现自我否定,这就是鲁迅所说的那种窃得别人的火烧自己的肉的行为,以促成新的文化自我形成。所以,丸山升认为,竹内好的中国论,比起论述中国本身来更倾向于论述和批评日本、日本文化、社会的“近代主义”。他指出:鲁迅之于竹内好,是“体现实现了与日本‘近代’不同性质近代中国之特征的文学家、思想家,他自身便是对日本近代的批判和镜子。竹内塑造的这种鲁迅像,之所以在战后不久的日本具有巨大的影响力,便是因为很多日本人开始回顾给日本带来那场战争的‘近代’究竟是什么,认真思考未能阻止那场战争的一方弱点是什么;而反过来,则对经过那场战争而作为新中国再生的中国抱有惊诧和敬意。竹内的鲁迅像正是抓住了这些日本人的心。”[2]
二
继竹内好之后,关于中日现代文学关系的研究逐渐增加起来。特别是从20世纪50年代开始越来越多的研究文章涉及这一论题,如武田泰淳的《中国小说与日本小说》(《文学》,第18卷10期,1950年10月),冈崎秀夫《中国作家与日本:关于郁达夫》(《文学》,第21卷9期,1953年8月)、丸山升的《鲁迅与厨川白村》(《鲁迅研究》19期,1957年12月)等。到了70年代上述论题得到了进一步拓展和细化,如今村与志雄的《鲁迅与日本文学》(《鲁迅与传统》日本劲 草书 房,1967年)、斋藤敏雄的《福本主义对李初梨的影响》(《野草》第19期,1975年6月)、小泉让《鲁迅和内山完造》(讲谈社,1979年)等。这些文章和论著都注意到了中国现代作家与日本及日本文学的关系问题,但是,基本上还停留在现象的描述和事实的求证上,像今村与志雄《鲁迅与日本文学》,直接把鲁迅与日本文学联系在一起,由鲁迅的留日经历来推断鲁迅与日本文学的关系。他认为,文学家鲁迅的形成,受到过日本近代文化的影响,也是顺理成章的。但是,他借助从1906年秋季以后就和鲁迅同在日本 留学 ,起居相守,又同是悉心文学的胞弟周作人在鲁迅去世后写的回忆,来证明鲁迅在漱石以外,对于日本文学并无兴趣。但事实上,鲁迅虽然没有对日本文学表示关心,但是,并不意味着鲁迅没有选择日本文学作为思想启蒙和文化批判的手段与工具。鲁迅一生翻译了相当一部分日本作品,据统计大约有六十五篇之多,像武者小路实笃的《一个青年的梦》、有岛武郎的《与幼小者》、夏目漱石的《挂幅》等。然而关于这一点,并没有引起今村与志雄的关注。
进入20世纪八九十年代这一研究取得了长足进展,不仅数量多,而且探讨的问题更加广泛,但是,真正具有一定理论建树和思想深度的研究并不多见。这个时期的研究视野从以下的文章题目中可以显示出来。像冈田英弘的《爱日本的中国人——陶晶孙的生涯和郭沫若》(《中央公论》95卷15期,1980年12月)、福田范正的《周扬和日本普罗文学运动》(《野草》第40期,1987年9月)、新谷秀明的《巴金和石川三四郎》(《野草》第54期,1994年8月)、小谷一郎的《日中近代文学交流史中的田汉—田汉和同时代日本作家的往来》(《中国文化》第55期,1997年)等。除了上述的论文外,1991年日本东方书店出版了由山田敬三和吕元明编著的《十五年战争与文学——日中近代文学的比较研究》,收辑了中日两国学者研究成果,从不同角度探讨了中日战争期间的中日文坛、在华反战文学、沦陷区文学和抗战文学,以及中日文学交流等,显示出强烈的“比较”意识和全面揭示中日现代文学关系的企图。像冈野辰之的《中国现代作家与日本文学》具有一定的代表性。它从和歌、俳句、私小说、文艺科学论和新村运动等几个方面,意欲全面地描述中国现代作家与日本文学的关系。然而,它所作的概述显得过于浅显和简单,并未能将中国现代作家与日本文学的复杂而矛盾的关系深刻地揭示出来。而相比之下,伊藤虎丸的研究以其宏阔的思维视界和独到的理论深度表现出与上述研究不同的个性特征。
三
伊藤虎丸是日本战败后,经历了民族的历史性深刻反省思潮的洗礼,并在这一思潮最主要的代表人物之一竹内好的深刻影响下,走上了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之路。伊藤虎丸的研究有一个突出特点,就是注重中日现代文学关系研究,无论是鲁迅研究,还是创造社研究,他都将他们与日本文学联系起来展开思考,从而构成了他的比较视角。诸如《早期鲁迅对尼采的理解与明治文学》(1979年)、《鲁迅与日本人》(1983年)、《在“脱亚论”与“亚洲主义”的中间——日中近代比较文化论序言》(1994年)等,这些论著主要体现了两个特点。
第一,视野宏阔、思想深刻。伊藤虎丸注重在大的历史背景下,以中国现代文学为媒介思考日本近代化和民族命运,就是孙玉石所说的“大文化比较的视角”。孙玉石指出:伊藤“他习惯于从大的历史背景,从整个亚洲国家民族命运的视野,来思考中国现代文学所可能提供的历史的启示”[3]。在他的《鲁迅与终末论》、《鲁迅与日本人》等书中,在他的许多学术论文中,都在大文化比较的视角上,阐发了自己关于日本近代民族命运的思考。伊藤虎丸强调了采取比较的 方法 对于认识各民族的“文化”的意义,他说:“各个民族都有这样的‘文化’。它是只有用‘比较’的方法才能认识到的”[4]。其内在包涵着竹内好的“比较性思考”的精神,不过,相对而言,竹内主要把鲁迅和中国作为内在的否定性的“精神”存在或参照坐标,当然这也是伊藤虎丸的思想基点和最终归宿,但他主要是在同时代的文化选择差异性的思想史的意义上使用了比较的方法。而且,他突破了竹内好否定鲁迅与日本文学关系的论断,在日本明治和大正时期的思想语境中和文化空间里考察鲁迅、创造社同人与日本文学以及西方文化的复杂关系。
第二,方法独特、角度新巧。与上述特点紧密相连,不是一对一地具体考证中日作家或中日文学作品间的相互影响关系或进行平行研究,而是将鲁迅及创造社等留日作家纳入日本近代思想史的语境中,考察和梳理留日作家与西方文化及日本文学关系。一方面从日本思想界变化的历史轨迹中,在与日本的同时代关系中考察和把握鲁迅和创造社作家与日本文学的精神联系,比如考察鲁迅对尼采思想的接受与日本在接受上的差异;在民族主义问题上,把鲁迅与石川啄木、斋藤野人、内村鉴三等人进行同时代性思考;在科学主义方面,将鲁迅与福泽谕吉展开同时代性探讨。另一方面对非同时代的鲁迅和创造社进行“非同时性”的思考,比较和检视处在明治和大正不同时期的中国留日作家与日本文学的精神联系和他们之间的差异。这种在复杂的语境中的“同时代性”和“非同时代性”的多重比较,使日中文学关系的研究充满了深刻的思想张力。
参考文献:
[1][日]竹内好著.李冬木等译.近代的超克[M].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5:196.
[2][日]丸山升.鲁迅、革命、历史[M].王俊文,译.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5:346-347.
[3][日]伊藤虎丸.鲁迅、创造社与日本文学·序[M].孙猛等,译.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5:4.
[4][日]伊藤虎丸.鲁迅、创造社与日本文学[M].孙猛等,译.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5:26.
《 日本浪漫主义文学思潮 》
摘 要:浪漫主义文学思潮是18世纪末到19世纪前半期,以英国、法国、德国为中心在欧洲各地而兴起的一股革新思潮。这是欧洲资产阶级企图摆脱封建秩序和封建统治的运动在文学上的具体体现。在其影响之下,日本的浪漫主义文学也在约一个世纪之后兴起了。日本的浪漫主义文学思潮虽不像欧洲浪漫主义那般声势浩大,但也对日本文坛以及日本文学史产生了重大影响。
关键词:日本浪漫主义 背景 理论 作家 评价
欧洲浪漫主义文学思潮产生于18世纪末的英德两国,继而影响法国,席卷欧洲大陆。而这一时期的日本,由于资本主义得到了迅速发展,资产阶级迫切要求彻底摆脱封建主义的束缚。另外受西方文明刺激的影响,人们的自我意识觉醒,开始追求自我确立与自我解放。一批青年作家开始追求与以往的文学所不同的创作风格,使明治时期日本浪漫主义文学一度在日本文坛上占据半壁江山。
一、时代背景
明治维新之后,日本走上了发展资本主义的道路,资产阶级改革运动取得成功,日本社会极力要求摆脱封建主义的束缚。另外在西方浪漫主义和文化的刺激影响之下,日本人开始超越理性,注重关心自己的内心和情感,促进了自我意识的觉醒。于是自由且大胆地表达感情的感想、诗歌、评论等一些文体占据了日本文坛的半壁江山,在这种政治文化背景之下浪漫主义文学在日本也登上了历史舞台。
二、 理论表现
日本浪漫主义文学思潮深受西方浪漫主义的影响,对于人的崇拜代替了对于神的崇拜,开始重视人的力量,将人处于整个社会文化的中心地位, 宣扬人格的平等和自由、主张恢复人性、尊重人权、张扬人性爱。但是, 这种思想的变革, 与根深蒂固的封建保守势力发生激烈的冲突,文化上的开放与保守、民主与专制、 自由与禁锢两种思想的对立大大加剧。正是这种矛盾思想的激烈碰撞才使日本的浪漫主义文学拥有自己独特的理论。即:主张情感至上,追求人的真情实感的自然流露,追求个人自由,推崇人的内部生命。
三、代表作家及作品
根据时间先后可将日本的浪漫主义文学分为3个时期: 第一期是以北村透谷、 岛崎藤村的《文学界》为中心; 第二期是以与谢野铁干、与谢野晶子、薄田泣堇、蒲原有明、泉镜花等人的《明星》为阵地;第三期是北原白秋、吉井勇、永井荷风、谷崎润一郎等人的唯美主义、颓废文学。①
森鸥外是开日本浪漫主义文学之先河的先觉者,他的代表作《舞姬》、《泡沫记》、《信使》构成了他留德的青春爱恋的纪念三部曲。
(一)第一期代表作家及作品
如果说森鸥外开日本浪漫主义文学之先河的话,那么真正成为浪漫主义主导力量的是于1893年1月创刊的《文学界》杂志及其周围的年轻一代。这一时期的典型代表是北村透谷的评论、?口一叶的小说和岛崎藤村的诗歌。
北村透谷主要作品是长诗《楚囚之诗》和《蓬莱曲》等。但是北村透谷更加重要的史学价值体现于文化性评论方面,从1892年起陆续发表《厌世诗家和女性》、《何谓干预人生》、《内部生命论》等文章,其中最为著名的是《厌世诗家与女性》。这是他通过自己的实际感受和体验以伦理化的形式表达出来的结果,文中大胆地提出了“ 恋爱乃人生之妙药”这一具有划时代精神的主张。
岛崎藤村的《嫩菜集》等诗作,打碎了固有形式的桎梏,巧妙地把西方浪漫主义诗歌的表现手法和日本民族的传统表现形式糅合在一起;其内容摆脱了封建思想道德的束缚,热烈追求个性的解放和美好的生活,充满了青春的气息和奔放的浪漫情绪,开拓了前期浪漫主义文学。②
?口一叶是一位慧星一般的才女作家,一叶虽非《文学界》同人作家,却有许多传之后世的名作刊于《文学界》。其代表作品有《大年夜》、《青梅竹马》等。(二)第二期代表作家及作品
这个时期最伟大的天才是与谢野铁干的妻子与谢野晶子。她出版的第一部短歌集《乱发》是一部大胆而直率倾吐感观性与歌颂奔放的本能和主情的爱欲的诗集。反映了诗人对因袭封建旧道德的一种反抗,让人们感受到她是一位与众不同的新时代女性。
在文学史上,泉镜花的小说代表了这一时期的浪漫主义。在他的一生中大约创作了300多篇小说,都具有独特的浪漫主义风格。非常著名的代表作有《高野圣僧》、《照叶狂言》、《妇系图》和《和歌灯》等一系列优秀作品。
这个时期不得不提到的一个人物就是高山樗牛,他是一位著名且受人欢迎的评论家。他的主要作品有《论美的生活》、《 日本民族的特性和文学美术》、《爱情剧是不是梦幻剧》等等。其中,在同时代文学评论中最有影响的是《论美的生活》,从“生命重于身体、身体重于衣物”的立场出发,讽刺了那些汲汲于金钱、权势的人,“以人造之物制自然之物” 的时代弊端,重视“尔等内心的王国”,鼓励人们去大胆追求内心生活的幸福。
(三)第三期新浪漫主义作家作品
新浪漫主义以“牧羊神会”为主流,《昴星》、《屋上庭园》、《三田文学》、《新思潮》等是其主流文学。主要代表人物有北原白秋、木下?太郎、吉井勇、长田秀雄等“牧羊神会”的中心成员,高村光太郎、谷崎润一郎、永井荷风等人在文学思想上与之共鸣。这些作家摆脱了此前浪漫主义的影响,迎合唯美主义的思潮,用华丽的笔墨和丰富的词汇,凭感觉创作出了充满异国情调和肉欲主义的作品。
三、思潮评价
日本浪漫主义虽不像欧洲浪漫主义那般声势浩大,但也在日本产生了重要影响。它一度占据日本文坛的半壁江山,对日本人的思想、日本文学、文化、艺术都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
首先,它主张恢复人性和尊重人权,将“人”置于整个社会文化的中心地位,并自始至终和封建主义作着斗争,促进了日本社会民众自我意识的觉醒,有利于资本主义的发展。其次,在文学创作上主张把人性和自我尊严作为文学的源泉或出发点,打破了古典主义的清规戒律,是继启蒙运动以来又一次在文学上的解放。再次,日本浪漫主义将日本古典的浪漫主义与西欧浪漫主义加以吸收发展,从而在构建日本的近代文化方面具有深远而伟大的意义。最后,浪漫主义主张个人的自由,赞美恋爱,使人们大胆地追求独特而自由的艺术创作,超越自然,解放艺术,因此在艺术史上都具有深远影响。
但是,日本的浪漫主义文学也具有局限性。表现在三个方面:
(一)软弱性和妥协性
它从一开始发展就面临着重重阻碍,自始至终都不如欧洲浪漫主义那般声势浩大。另一方面,明治维新的不彻底性造成了封建思想在市民社会中的长期残留,极大地阻碍了浪漫主义追求自由主义和个人主义的步伐。
(二)创作主张具有不确定性
日本浪漫主义从一开始就是在与拟古典主义和自然主义斗争中发展起来的,没有自身独立的发展时期。另外,浪漫主义作家内部围绕着文学创作的使命、文学的社会责任、文学的国民性、文学的民族性、文学与国家、文学与个人等问题进行论争,创作主张十分不确定。
(三)理论缺乏系统性
北村透谷、岛崎藤村、与谢野晶子、高山樗牛等人的创作虽然使浪漫主义的主要代表人物具有了开创新文学时代的个性鲜明的批评家、文学思想家的桂冠, 但却没有形成一个观点明确、前后一致、系统而又有说服力的文学理论体系。
注释
① 肖霞.日本浪漫主义文学的发展及特征[J].外国文学,2003(7).
② 叶渭渠,唐月梅.日本文学简史[M].上海:上海外语 教育 出版社,2006:149.
参考文献
[1] 叶渭渠,唐月梅.日本文学简史[M].上海: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2006:149.
[2] 林洪亮.浪漫主义文学的产生及其代表作家[A]//外国历史大事集?近代部分(第三分册)[M].重庆:重庆出版社,1985.
[3] 王庆生.文艺创作知识辞典[M].武汉:长江文艺出版社,198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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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孙璐.浅析日本饮食文化[J].西安社会科学,2010,(04).[2]徐静波.试论日本饮食文化的诸特征[J].日本学刊,2008,(05).[3]徐静波.论日本肉食禁止和开禁的思想因素[J].日本研究,2010,(01).[4]贺亚芹,隋国荣.日本饮食文化琐谈[J].辽宁工程技术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1999,(02).[5]张婕.浅谈饮食与健康[J].技术与市场,2009,(07).[6]方海燕.从饮食看日本文化的特征——以中日饮食文化的关系为中心[J].科技信息(科学教研),2008, [7]日本的饮食文化[J].健身科学,2004,(12).[8]尹文华.浅谈中日两国饮食文化[J].科技创新导报,2010,(34).[9]时志中.浅析“鱼文化”现象[J].中国钓鱼,1995,(11).[10]仓石厚子.中日饮食文化比较──兼论消费与经济观念[J].现代日本经济,1997,(06).
中日贸易摩擦的原因及未来走向中国网 | 时间: 2001-06-22 | 文章来源: 网上独家中国日本之间的贸易关系中日恢复外交关系后,尤其是1978年中国实行改革开放政策以来,中日双边贸易快速发展。根据中国的统计资料来看,中日双边贸易额从1978年的亿美元增加到2000年的亿美元,增长倍,其中对日本出口和自日本进口分别增长倍和倍。进入20世纪90年代以来,中国日本的贸易关系更加密切。(一)日本成为中国最重要的贸易伙伴自1993年以来,日本连续8年成为中国第一大贸易伙伴,这体现在以下两个方面:第一,中日双边贸易增长速度基本高于中国全国水平。统计显示,除了1990年、1997年、1998年等少数年度外,中日双边贸易的增长速度、中国对日本出口的增长速度以及中国自日本进口增长均高于全国的增长速度。在1990年、1997年、1998年等少数年度,日本国内出现经济衰退,尤其是1997年发生亚洲金融危机。1999年日本经济出现复苏的迹象,中日双边贸易就呈现快速增长的势头,2000年增长速度均高于20%。第二,中日双边贸易占中国全国的比重高。1990—2000年期间,中日双边贸易占中国全国的比重在11%以上,最高为1996年的,平均占中国全国的;中国对日本出口占中国全国的比重在13%以上,最高为1996年的,平均为;中国自日本进口占中国全国的比重在7%以上,最高为1994年的,平均为。(二)中国也是日本重要的贸易伙伴根据日方的资料,一方面,日中双边贸易的增长速度高于日本全国对外对外贸易的增长速度;另一方面,日中双边贸易在日本全国对外贸易中的比重基本呈现上升的趋势。据日本大藏省最新发表的《贸易统计》,2000年日中双边贸易增长幅度更大,突破800亿美元大关,中国继续成为日本第二大贸易伙伴国。2000年日中贸易额达到亿美元,同比增长,其中日本对中国出口亿美元,自中国进口亿美元,同比增长分别为和,三项均创日本历史记录。中日贸易摩擦的原因分析据中国海关统计,2001年1—4月,中国与日本的双边贸易额达到亿美元,比上年同期增长,其中中国对日本出口亿美元,比上年同期增长,自日本进口亿美元,比上年同期增长。尽管如此,近一段时间以来,中国日本之间发生了贸易摩擦。2001年4月10日,日本政府部门宣布,依据世界贸易组织有关规则和日本国内的关税率法,从2001年4月23日至11月8日对来自中国的大葱、鲜香菇和灯心草等农产品实施一般紧急进口限制措施。主要内容是,从4月23日起的200天内,如果从中国进口的这三种产品的数量分别不超过过去200天的平均进口量,即大葱5383吨、鲜香菇8003吨和蔺草席7949吨,则按现行的3%至6%征税,超过部分最高将课以266%的高关税。中国就此问题多次与日方磋商,反对日方的不公平和歧视性的做法,日方拒不接受中方提出的解决问题的方案,仍然坚持其错误决定。中国外经贸部于6月18日宣布,决定近期对于原产于日本的汽车、手持和车载无线电话、空气调节器三种产品加征特别关税;6月22日,中国政府决定对以上三种商品加征100%的特别关税。近年来,中国日本之间发生贸易摩擦,有深刻的原因。第一,双方对双边贸易差额分歧很大。从中国的统计资料来看,在1978—2000年期间,中国对日贸易仅在1982年、1990—1991年、1996—1998年和2000年等7个年度出现贸易顺差,其他16年均为贸易逆差。因此,中国认为,长期对日本贸易逆差是一个重要、长期的问题。但是,日方并不持这种看法,相反认为日本对华贸易长期逆差。例如,根据中国海关统计,2000年中国对日本出现亿美元的贸易顺差,改变上年对日本逆差亿美元的状况;根据日本的统计,2000年日本对中国出现贸易逆差,达到亿美元,比上年增加,惊呼日本对中国贸易逆差增大。实际上,这是统计方法上的差异。采用到岸价格、离岸价格计算导致有差异,采用产地统计也导致有差异,尤其是中国香港等地的转口贸易统计在进口商品中。这与中美贸易差额问题一样。第二,日本部分产品国际竞争力下降。亚洲金融危机之后,亚洲各国中日本复苏最为缓慢。到目前为止,日本国内经济仍然不景气,失业状况没有好转;国内成本上升,尤其是劳动力成本;部分产品国际竞争力下降,尤其是农产品、纺织品和服装,国际竞争中处于不利的地位。中国实行深化改革和进一步扩大开放的政策,加快企业的技术改造和技术进步,调整了产业结构,大大降低部分产品(例如,一些劳动密集型产品)的生产成本,提高了其国际竞争力。另外,在流通渠道、流通环节上,中国的部分产品也占据相对优势。因此,日本政府为保护国内产品和国内有关部门的利益,采取紧急进口限制措施。第三,日本对中国发动贸易战是伴随中日关系而发展的。近几年来,中日关系出现一些问题,例如日本篡改历史教科书问题、日本国会议员甚至领导人参拜靖国神社,严重影响中日双边关系以及双边贸易的正常发展,日本政府借口对中国实行紧急进口限制措施。第四,中国日本贸易摩擦由来已久。早在1995年初,日本根据WTO中的《农业协议》第5条特殊保障条款对从中国进口的大蒜和生姜提出限制进口措施,最终以中国实施出口配额管理和日方实施进口商申报管理而结束。2001年伊始,2月16日由日本457家毛巾工厂组成的日本毛巾工业联合会于在大阪召开临时总会,正式决定向经济产业省申请对中国毛巾实施紧急进口限制,以阻止中国毛巾向日本出口。另据报道,日本纺织业界正在商讨对针织等10种纺织品提出设限申请,木筷行业、自行车行业和皮鞋行业协会等都在考虑要求政府的保护。由于担心香港、澳门发生的禽流感延及中国内地,日本农林水产省6月7日还决定暂停从中国进口鸡肉和鸭肉。在反倾销领域,1991年和1995年日本分别对中国的硅锰、棉府绸进行反倾销;1999年6月、10月,我国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反倾销和反补贴条例》对日本企业生产的不锈钢冷扎薄板、丙烯酸酯等产品进行反倾销。这些也有可能引发和加剧中国日本之间的贸易摩擦。因此,日本对中国实行紧急进口限制措施的最根本原因是保护国内产业和相关利益,但是日本政府采用了不公平和歧视性的贸易保护手段。中日贸易摩擦的未来走向贸易摩擦有多种形式,主要有:设立关税壁垒,如高关税;设置非关税壁垒,如配额、许可证、技术壁垒、绿色壁垒;滥用世贸组织规则,如反补贴措施、保障措施、反倾销措施等。贸易伙伴之间发生贸易摩擦,实践中是一种正常的现象。但是,如果发生贸易摩擦的贸易伙伴相互之间采取不公正、报复性的措施,愈演愈烈,最终的结果只能是双方遭受损失。第一,贸易摩擦升级,只会导致双方的损失更大。日本对中国的大葱、鲜香菇、灯心草限制进口涉及到的贸易额约为亿美元,但日方不顾中方的强烈反对和一再交涉,坚持对中国部分出口商品采取一系列不公正的贸易限制措施和歧视性做法。这损害了中国国内相关行业、企业和生产者的利益,影响了双边贸易的正常开展。贸易摩擦促使具有国际竞争力的中国部分农产品将会转移而进入新的市场,而日本从其他国家进口的该类农产品仍然对日本国内农产品造成冲击。虽然被征收特别关税的3种商品在日本整个对华出口额的万亿日元中所占比例不大,但是中日两国间围绕“紧急限制进口”引发的贸易战可能因此继续升级,采取贸易保护措施只会给日本的产业界带来巨大的损失尤其是其他相关产业,进一步影响日本经济的发展。2000年日本向中国出口汽车万辆,仅占日本向全世界出口的1%,但是同比增长高达36%;日本向中国出口的移动电话的数量达到145万部,接近出口总量(830万部)的20%。这将遏止其增长势头,大大影响日本汽车进入中国市场,而与此同时,韩国、欧美等可能替代日本,增加对中国出口汽车等。合同金额上日本对华直接投资连续4年负增长,实际使用金额连续两年负增长,2000年才实现正增长。贸易摩擦的继续可能影响日本在华企业,影响日本与中国之间已经建立起来的密切的相互依存关系。应当指出的是,造成的损失对日方更大,不仅难以保护日本国内相关产业,而且可能丢失中国市场。第二,双方应以事实为根据,客观公正妥善解决贸易磨察。正如前面分析的那样,中国与日本不仅是贸易大国,而且彼此是很重要的贸易伙伴和多个领域的合作对象。如果贸易摩擦不能及时制止,相互报复加剧,则双方的产业冲击、损失更大,负面影响更广泛、深远。双方只要坐下来,以事实为根据,经过磋商和谈判,会解决问题的。例如,2000年韩国对我大蒜实施保障措施,引发中韩贸易战,中国政府采取了相应的措施,自6月7日起暂停进口原产于韩国的手持无线电话机和聚乙烯,结果双方经过双方磋商,最终妥善解决问题。(胡江云: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对外经济研究部副研究员、博士;赵书博:首都经济贸易大学)中国网 2001年06月22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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