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牡丹亭的论文的参考文献

一 汤显祖的《牡丹亭》“因情成梦，因梦成戏”，“奇气郁勃，博辩纵横”，其中的独特人生感受是常人难以体会的。他自己说：“玉茗堂开春翠屏，新词传唱《牡丹亭》。伤心拍遍无人会，自掐檀痕教小伶”。时人也说，“由于作者早岁以诗文鸣于时，又是一位属于泰州学派的思想家，喜欢议论时政，所以人们对待他的剧作往往不肯‘就戏论戏’，总认为戏剧形象中藏着许多机锋，寻味不尽”（《昆剧演出史稿》陆萼庭着赵景深校上海文艺出版社1980年59页）。怎样认识昆剧《牡丹亭》的文化意义？我想，首先是要看戏、看剧本，但是读一下英文译本，看看外国人的说法，也许会有所启发。再说，因为人类学的描述方法是接近于文学的，因此人类学家就可以象文学批评家一样，“解读”剧本。“人类学者的工作就是选择一项引起他注意的文化事业，然后以详尽的描述去充实它并赋于说明性，以便告诉他的读者理解他所描述的文化的意义”（《作为文化批评的人类学－一个人文学科的实验时代》（马尔库斯费彻尔着三联书店1998年52页）。莎翁和汤显祖属于同一时代，两人都是1616年逝世的。《牡丹亭》的译者白也（CyrilBirch）说，汤显祖的“题词”写于1598年，和地球另一面莎士比亚写《罗蜜欧与朱丽叶》近于同时。更为相似的是汤显祖的《牡丹亭》应了西人的一句谚语，说不尽的莎士比亚。这两位大戏剧家不仅活在同一历史时期，而且思想也是相通的。至今，不仅中国人说不尽，外国人也说不尽。“不到园林，怎知春色如许！”（Without visiting this garden，how could Iever have realized this splend or of spring！）这也可以是一种暗隐：不能理解古典昆剧艺术，是没有文化的表现。美国波士顿Cheng&Tsui出版公司自称“骄傲”地出版了全本55出的《牡丹亭》（英文ThePeonyPavilion或拼音MudanTing），并且被评为美国1981年的杰出学术著作。译者用的是徐朔方、杨笑梅的《牡丹亭》校注本。书封面的介绍写得简明扼要，“产生于16世纪晚期的明王朝的这本古典戏剧故事，说的是杜丽娘梦到了一个理想的爱人；但没有希望再遇到他，于是不平静地死去。她好象死了，如鬼一样不断地寻找她的梦中的爱人，直到这个爱人最后发现了她自画象；这个爱人也梦到了她，爱使她神奇地活了过来”。译者的“前言”首先引用了汤显祖的“题词”：“天下女子有情，宁有如杜丽娘乎！梦其人即病，病即弥连，至手画形容，传于世而后死。死三年矣，复能溟漠中求得其所梦者者而生”。汤显祖知道这种“生者可以死，死可以生”，世人是不相信的，“形骸之论也”。所以他辩解说，故事是有本源的，而且“人世之事，非人世所可尽。自非通人，恒以理相格耳！第云理之所必无，安知情之所必有邪！”这是强词夺理，但因为我们读了书，看了昆剧《牡丹亭》后，深深地感动而原谅他了。在汤显祖来说，“情”是伟大的，它来自内心，不可抑制，是对冷冰冰的封建理性的胜利。的确，汤氏的官场情尽，借《牡丹亭》的男女之情表现个性解放之情，自由之情，“一往而深，生者可以死，死可以生”。杜丽娘不仅是少女的怀春，而且暗喻着个性解放的自由思想：“至情”可以“还魂”。“作家感到人民的痛苦，青年的受压，以及知识分子的才能无所用，这种时代和社会的苦闷和渴望出路的希冀凝聚有作家的笔端，折射在杜丽娘的性格之中”（《昆剧艺术》创刊号64页）。明人王思任说，“情不可以论死，死不足以尽情，百千情事，一死而止，则情莫深于阿丽者矣”。嵇康在《释私论》中说，“越名教而任自然”，人的自然本性与封建伦理道德观念之间有着深刻的矛盾。《游园》、《寻梦》二场，集中地表达了崇尚自然的思想，“可知我一生儿爱好是自然”是画龙点睛之句。古人寄情于戏剧，以美女来寄托自已的政治理想，这是自屈原《离骚》以来的传统，“美人香草，皆忠臣孝子之寓言”。这需要不断地领悟和反思。连伟大的毛泽东都说，读了几次《离骚》，又有新的体会。吴梅说，《牡丹亭》“在生死之际”，前五折“由生之而死”，后五折“自死而之生”（《吴梅戏曲论文集》王卫民编中国戏剧出版社1983年156页）。杜丽娘死了再生，确实是此戏的中心，是作者希望的理想不灭。封建主义可以死灰复燃，民主主义为什么不能如杜丽娘一样“月落重生灯再红”呢？译者又说，在汤显祖时代，南戏到达了它普及的高峰。它的特点是青年男女之恋，遇到阻力，但最后是大团圆。杜丽娘是中国古典文学中最值得崇拜的女英雄之一。戏有一种闲散的优雅的味道。在优美的气氛中，用诗一样的语言，分析了戏中生死间主要的各种角色，作出了“深刻的哲学论断”。又说，在充满阳光的星期天的草地上，中国大陆和台湾的大学生读此书，也可以做一个好梦。而且，青春少女杜丽娘，有着一般性的特点。潘光旦老先生说，“寻常在结婚以前守身如玉的青年容易做白日梦”。他以古书为证：“有二八佳人，端立于上，......艳丽无匹，徐乃作回风之舞，如履平地，婉转袅娜，百媚横生，两袖惹云，不粘不脱”（性心理学霭理士原著潘光旦译注生活读书新知出版社1988年172页）又有宋代一女，年十七卒，“每当疏雨垂帘，落英飘砌，对镜自语，泣下沾襟。疾且笃，强索笔自簪花小影，旋视良久，一恸而绝”（同上179页）。明代杭州有女伶名商小玲，以色艺称，善演汤显祖《牡丹亭·还魂记》，后因片面相思，郁郁成病，终死在红氍毹上。这些古书上的描写，和杜丽娘何其相似乃尔。李渔的朋友苏州人尤侗作《钧天乐》。此剧嘻笑怒骂，攻击科场黑暗。又与《牡丹亭》相通，主人翁“为情而死，死可以复生”。近代何其芳《画梦录》中也写过一个农家十六岁小女的早夭。“现在我梦里是一片荒林，木叶尽脱。或是在巫峡旅途间，暗色的天，暗色的水，不知往何处去。醒来，一城暮色恰像我梦里的天地”（《画梦人生》何其芳美文何乃光编花城出版社1992年1页）。二译者的另一本精心之作是《中国人的舞台－明代精英戏剧》（《SCENESFORMANDARINSTheEliteTheateroftheMing》CyrilBirchNewYorkColumbiaUniversityPress）一书。它的主题是介绍明朝精英和舞台的关系。他曾在伦敦大学的亚非学院学习和教授中文。这个学院，我是去过的，里面的中文图书馆据说是英国之最，里面的外国留学生特别多，黑人很多，墙上还挂了大幅的中国传统山水画，只是我在学院的食堂里吃过的一顿洋饭倒不敢恭维了。只是无巧不成书，白也教授此书开头有一段与我的一次看戏的现场觉特别相似。这位美国老专家说，昆剧产生于17世纪转折期，这是中国戏剧的黄金时代。设想“四百年前，一些外国人访问了大运河边的苏州古城”，“其中一些人被邀请参加中国人私人住宅的社交活动”；“今天是我们的朋友江苏省总督的生日，我们和一个小群体一起庆贺。总督的衙门比通常安静”，“在宽敞的住宅里有大型的活动”。他还说，这是一个春天的日子，牡丹花也开了，竹林里的路也扫干净了；厨房里准备了太湖的鱼；在新建的大厅里有些冷；看戏的厅堂十分高大，装饰精美。最主要的是有戏，家班和乐队已经在台侧等候了，点的戏是“轻松的喜剧，对话充满智能，唱腔如诗如画”。白也老先生介绍的背景和我们今天看戏的背景何其相似，博物馆古戏台就是在昔日的总督（实际上是巡抚）府内，后面是拙政园。台上王芳扮演的杜丽娘正唱着：原来姹紫嫣红开遍似这般都付与断井颓垣良辰美景奈何天便赏心乐事谁家院台上基本上是一人一桌一椅一灯。但在长达一个半小时的演出中，却把观众带进了艺术境界之中。这折由“传”字辈和张继青老师等教的《牡丹亭》，“幽深艳异之致，为古今诸曲所不能到”，可以说是我国传统戏曲中艺术表现手法的典范。如果演员缺乏足够的功力，是决不能胜任演出的。台下，观众沉浸于昆曲的美之中，唯恐曲终人去。昆曲是最能表现中国传统抒情的一种艺术，它把歌、舞、诗、戏合成那样精致的一种形式。西方一些歌剧似是有歌无舞，一味地唱，遗憾的是近来炒得很红的京剧《中国贵妃》倒有些象外国歌剧了。昆曲却能以最简单朴素的舞台，表现出最优美的情感。在现代全球商业文化一统天下的情况下，苏州还是有这样传统文化的精品，实在是苏州人的骄傲。现在要继续保持这个地位，就得一代一代传下去。案头本子再好，剧本再缩编，如果没有舞台的发挥，影响是不会这样大的。传统的几百年留下的演出手法，是世世代代的老一辈演员传下来的，是非常珍贵的。的确，不少传统折子戏经过数百年来的创造性劳动，演员的不断加工处理，演员的表演经验使之显得更加光彩动人。如苏州清代集秀班是“苏班之最著者，其人皆梨园父老，不事艳冶，而声律之细，体状之工，令人神移目往，如同古会。非第一流不能入此”。清代金德辉擅演闺门旦（昆班叫五旦），《寻梦》是其代表性演出。他的演出，“冷淡处别饶一种哀艳”。令人想起古人的诗：“氍毹祗隔纱屏绿，茗炉相对人如玉”，“当筵唤起老临川，玉茗堂中夜深魄”（《鸳湖主人出家姬演〈牡丹亭〉歌》，《明诗纪事》辛卷二十二）。这是多么动人呵！苏州昆剧《牡丹亭》是到文革以后，重振旗鼓的。这时人们才重新承认了昆剧的崇高地位。这是当时张继青演出的意义。长期以来，昆剧没有这样的地位了。张继青的这段歌舞：“花花草草由人恋，生生死死随人愿，便酸酸楚楚无人怨”，十分精彩，据说是超过“传”字辈，也超过梅兰芳（仅就此而言：在59年代的记录片上，作为老年男性的梅再演花旦，自然是不及青年女子美丽了）。张继青中年时表演也不凡。虽然，台下是一个普通的妇女样，但台上可以表现出一个年轻的小姑娘，仍“喉若雏莺静女”。正如古人所说，“清柔而婉折，一字之长，延至数息”，运气自如。她并以宁静的舞姿表现忧郁的心情，有时略开笑颜，摇扇舞袖，与飞燕啼莺共游园。传统的《牡丹亭》就是这样朴质无华，“本色清言、寻常茶饭、绝俗离世”。在忠王府古戏台的演出方式，一如旧制，包括出将入相、检场等，灯光也用的是大白光，突出的是演员的表演。朱家溍老人尤其欣赏这出戏的伴奏方式，仅用南弦（即三弦）和月琴。他说：“何必非要加大提琴、大贝司呢？昆曲，就是要听她清雅的风味，配乐如果搞得太浓艳，有时会破坏古典的韵致和意境”；“并不是外国有的乐器，都可以搬进昆剧里来的，关于这一点，我们的前辈早就注意到了。那么多的中外乐器，为什么都没‘引进’昆曲呢”？朱先生强调说：“古人不是傻子。他们知道昆曲应以怎样的风貌示人。其实，昆曲的配乐经过好几代人的磨洗，已经找到了和谐的结合方式，如一般用两根笛子和三弦、月琴，生旦戏加笙，净丑戏加唢呐等”。外国人也来“游园”了，现在有不同版本的全本《牡丹亭》演出，这是全世界的热潮。一是由美国华裔导演陈士争执导的全本55出《牡丹亭》，我在网上，看到了陈士争执导的全本55出《牡丹亭》广告。后来，还看到了全本的录象。另一是上海昆剧团自排的《牡丹亭》。香港学者古兆申，也有意新编《牡丹亭》。他说，我的原则只有两条：第一、改编本必须充分发挥原著的题旨；第二，必须保留昆剧舞台艺术的优点和特色。我想，再下去，也许要有一种新的改编，可参考西方大片英国《莎翁情史》，将莎士比亚的事迹与《罗蜜欧和朱丽叶》的情节穿插在一起，但这种创作方法在清代蒋士铨的《临川梦》一剧中早有表现，汤显祖和杜丽娘都在舞台上出现。苏州仍需要一个比较全的本子。顾笃璜整理过《牡丹亭》一个本子，已经试演过。现在还有他人，加工演出。剧本缩编是一项本事。苏州作为发源地，在坚持传统特色上应当做得更好些。

（1）杜丽娘是无情世界中的有情形象。她的爱情是发生在不允许其生长的环境之中，她的父母和他的教室都是封建道德去束缚她管教她。杜丽娘的性格与这样的环境形成矛盾冲突。（2）性格发展的三个阶段：1、游园惊梦。是对传统道德礼教的大胆挑战，是她反抗性格的关键。第一次走出了深闺书房，第一次接触大自然，春意盎然之景，由此引发其感慨青春不再。2、迅猛陡然。使她为情而死，然而又一往情深。阎王见其在冥间也执着追寻爱情，使他回生，终于与柳梦梅相结合。这是其反抗叛逆性格的升华。3、历经劫难的爱情却遭到其父的反对，杜丽娘挺身捍卫，反抗性格的成熟。（3）她在反抗道路上的每一个行动都是晃动了沉重的精神镣铐，充满了内心矛盾，杜丽娘是封建礼教叛逆者的典型。 纯手打，望采纳，谢谢

第15卷第5期 呼伦贝尔学院学报 2007年10月 Journal of Hulunbeier College Published in 论儒、道、释文化对《牡丹亭》艺术境界的建构 杨玉军 ( 广西师范大学文学院 广西 桂林 541004 ) 摘 要：《牡丹亭》一剧产生于明代晚期，由于时代和个人原因，使得《牡丹亭》文本上呈现出儒、道、释文化结合的趋势。本文立足于《牡丹亭》文本，从儒家文化即先秦儒家文化、道教文化和佛教文化三个方面来分析其对《牡丹亭》艺术境界的建构。儒家的“尽情至性”观建构了《牡丹亭》“至情”的境界；道教的重生观念，建构了《牡丹亭》人本主义的思想内蕴；佛教的生死轮回观念建构了《牡丹亭》生死转化的艺术情境。 关键词：儒家；道教；佛教；艺术境界；汤显祖 中图分类号：I059·9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9-4601（2007）05-0035-04 《牡丹亭》作为一部杰出的戏剧作品，曾经在社会上引起巨大的轰动，“几令西厢减价”，甚至有人因看此剧而自杀的，可见《牡丹亭》深含的人性思想和巨大的艺术魅力。汤显祖自称“一生得意之作，惟在牡丹”，《牡丹亭》确为汤氏的扛鼎之作。 那么《牡丹亭》成功原因何在呢？它的艺术上的成功地原因是什么呢？我们要解开这个谜团，就需要从《牡丹亭》诞生的时代背景及其产生的文化土壤上寻找原因。 汤显祖生于明嘉靖二十九年（公元1550年）出身于一个富有道教气息的下层知识分子的家庭中。他的祖父汤懋昭由于仕途上的不顺利，故转向信奉道教。他的祖父好神仙之术，积极宣传道教。汤显祖从小就受到祖父的影响，他的祖父对他热心宣传道教思想，这些思想极大地影响了汤显祖后来的戏剧创作，他的“临川四梦”就蒙上了一层梦幻的思想，就来源少年时代祖父的影响。但是，汤显祖的父亲始终希望儿子能够走上儒家的“学而优则仕”的道路，教育汤积极入世。但是汤显祖是倾向于祖父的，在祖父的影响下，他经常出去游仙和炼丹，即使后来考取秀才后，仍然对功名漠然，他对同学说：“上法修童智，齐庄入老玄。何言来修业，遂与世营牵”（《入学示同舍生》） 表现出了对道教的思想的极大的热情。后来 ，汤显祖在父的 严格的督促下走上了仕途的道路。但是他仕途并不顺利，一直到28岁会考仍然没有取得功名，仕途的不顺利，使得他全部的热情投身于道教的怀抱中。早期的学道经历 ，在后来他的剧作中，有明显的体现，就是他喜欢以梦命名的戏剧作品，都蒙上了一层如梦似幻的色彩，表达了他对人生的感伤体验和无可奈何的人生感叹。 汤显祖生活的年代，佛教在经历了社会动荡和派别的相互碰撞后，禅宗、净土、华严、律宗等派别渐呈互融之势。在汤显祖生活的时代，儒、道、释三教合流的趋势更加明显，这一趋势也影响了《牡丹亭》的创作，尤其是晚明时代“狂禅”思想的影响更为明显。分析一下儒家文化，道教文化和佛教文化是如何影响汤显祖对《牡丹亭》艺术境界的建构的。 一、儒家文化对《 牡丹亭》“ 至情”艺术境界 的建构 我们这里所说的儒家文化是指先秦的儒家文化即指原生态的儒家文化，而不是指后世发展了儒家文化。 汤显祖的《牡丹亭》是一部“以情反理”的名剧。汤显祖的“情”，体现了汤显祖的“至情论”所呼唤的人生追求，即是一种有情世界，有情人生的最高境界。《牡丹亭》中反对的“理”是宋明两代作为主流意识形态的理学思想。是先秦儒学发展演化到“存天理，灭 收稿日期：2007-09-18 作者简介：杨玉军（1979-）男，汉族，广西师范大学05级古代文学研究生。研究方向为元明清文学。 1- 35 - 人欲”的伦理本位新的形态。那么汤显祖本人在剧中就是以先秦儒家元典中体现的文化思想来反对宋明儒学对个体的扼杀，也就是说汤显祖实际上是要社会的意识形态由伦理本位回复到先秦时代个人本位的轨道上来。因此我们可以这样说，汤氏在《牡丹亭》中就是完成了了一次文化探寻，就是对个人生命的尊重，对个体的重视，实际上就是人本主义思想的探寻。汤显祖发挥了先秦儒家文化中“爱人”之情，一切从“人”出发，这一思想在《牡丹亭》中有明确的表现，我们将具体阐释。 先秦儒家主张“道始于情”，把爱人之情看作“仁”的基本内涵。汤显祖的“至情”论继承了先秦儒家这一思想，并进一步发扬光大，强调“情不知所起，一往而情深。生者可以死，死者可以生”（《牡丹亭．题词》）具体看来，《牡丹亭》中儒家文化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我们具体分析一下，看其是如何对《牡丹亭》“至情”艺术境界的建构的。 （一）先秦儒家文化中体现的高尚自然开放的“ 性爱”观对《牡丹亭》“至情”艺术境界的建构 《牡丹亭》的性爱观是开放而且是视之为自然、高尚的东西来进行刻画的。这与先秦儒家元典中所体现热烈的开放性爱观是一致的。被视为“六经”之一的《诗经》可以说在这方面是先秦儒家性爱观态度的代表之作。 《诗经》有不少关于“性爱”直白的描写，其中《郑风》和《卫风》中最为明显，以至于获得了“郑卫之音”称呼。既然《诗经》 能成为先秦儒家的经典之作，那么入选的这些诗歌应该能说明先秦儒家文化对于这些直白描写性爱诗歌的态度的，我们看出，《诗经》是保留了这些诗歌，那么这就说明在先秦时代，儒家对性的态度是开放的、自然的，而不是把性当作丑陋的东西来看。《牡丹亭》在这方面正是吸收了《诗经》的这一态度，提出了尊重人性的课题。 我们试举一例来对比《诗经》和《牡丹亭》的描写的一致性 。 诗经．溱洧 溱与洧，方涣涣兮。 士与女，方秉兮。 女曰观乎？士曰既旦 “ 且往观乎？ ” 洧之外，洵且乐。 维士与女，伊其相谑，赠之以勺药。 再举《牡丹亭．惊梦》中的一套曲子进行对比。 【山桃红】则为你如花美娟，似水流年，是答儿闲寻遍。在幽闺自怜。小姐，和你那答儿讲话去。（旦 作含笑不行）（生作牵衣介）（旦低问）哪边去？（生）转过这勺药栏前，紧靠着湖山石边。（旦低问）秀才，去怎的？（生低答 ）和你把领口开，衣袋宽，袖梢儿着芽儿占也。则待你忍耐温存一晌眠 。（旦作羞）（生前抱）（旦推介）（合）是那处曾相见，相看俨然，早难道着好处相逢无一言？（生强抱旦下） 对比二者的话就不难发现二者是何其的相似。实际上《牡丹亭．惊梦》 再现了“ 仲春之月令会男女”的这一古老的而庄严华秒的仪式，再现了这个性爱自由的时代。《诗经》中还有一些大胆描述男女交合场面的描写，这些都为《牡丹亭》所吸收和借鉴，如《诗经．野有死麕》： 野有死麇，白茅包之； 有女怀春，吉士诱之。 林有朴，野有死鹿； 白茅纯束，有女如玉。 舒而脱脱兮，无感我兮，无使也吠 这首诗歌大胆直率地描写一对恋人野合的情景，在描写上面和上面举的《牡丹亭》中的那个例子是很相似的。我们从这里也可以看出汤显祖对《诗经》精神的吸取。从《诗经》中诸多关于“性爱”描写的态度上，我们可以看出，先秦儒家对性的态度是比较开放且视为很自然的事情。孔子讲：“食色，性也。”，这正说明了先秦儒家思想的开放性。不过到了宋代以后，宋儒就扭曲儒家思想以致于走向反面，走向反人性的一面，主张“存天理，灭人欲”极端反人性的一面。可以说《牡丹亭》开放的性爱态度是直接继承《诗经》的思想态度。作品里面最明显的一个例子就是陈最良讲解《诗经．关雎》，陈最良是程朱理学的代表人物，而杜丽娘则本能意识到这首诗是描写男女恋情的，因而，也就成了先秦儒家的思想代表人物。陈最良主张“ 存天理，灭人欲”“ 以理制性”，而杜丽娘则是“性爱自由女神”的代表人物，代表了儒家元典《诗经》开放的性爱态度。二者直接发生冲突，显然作者是站在杜丽娘的立场上。 正是汤显祖深黯《诗经》儒家元典体现的性爱自由的思想，才使他的“至情”艺术境界得到充分展开。 （二）儒家元典“重情”的思想给作者以启迪 上面提到了《诗经》里面关于“性”开放态度影响了汤显祖《牡丹亭》对于性的态度。但是光有性则是禽兽,《牡丹亭》在情的方面同样受到了儒家文化的启示，正是这一启示，才会有《牡丹亭》“至情至性”艺术境界的成功建构。 先秦儒家主张“道始于情”，把“爱人”之情看作“仁”的基本内涵，以“亲情”为社会的精神的基 -36- 础。这种认可伦理之情的文化思想已经发展成中华民族的“集体无意识”，以致于沉淀为“文化的深层结构”，汤显祖的“以情反理”过程所倡导之“至情”，就是表现了对社会心理层面的大众儒家美德。《牡丹亭》所认同的儒家文化就是那种强调“爱人”之情的那一层面；而所谓的理学压抑人性儒家文化则是被坚决否定的 。因此，《牡丹亭》“以情反理”就是表现了汤显祖对先秦儒家思想的认同，他认同的是先秦原生态的儒家文化，而不是被封建社会意识形态强化了的理学的儒家文化。这一思想在杜丽娘和杜宝身上均有充分的体现。 首先，来看杜丽娘这个人物形象。杜丽娘追求的爱情是灵肉合一的爱情。杜丽娘的梦中情人绝不仅仅是“丰姿俊彦”而且更要是“折桂枝夫”、“蟾宫之客”有学识和修养的“书生”，而这正是儒家所认同的男士形象。柳梦梅进京赶考，最终实现了儒家的“学而优则仕”的人生理想，这表现出了作者儒家的人生态度。 再来看杜宝。杜宝在文中有双重的身份，一是丽娘的父亲，一是政府的南安太守。他在文中代表了宋儒及其以后的儒学。但是杜宝在男女关系上主张禁欲而在亲情方面却是一位慈爱的父亲。他希望丽娘获得良好的教育、圆满的婚姻，他实际上是被理学异化的一位可悲的父亲。但是当丽娘昏倒在朝堂上，杜宝便心疼起来，惊呼“俺的丽娘儿”（《圆架》）最后在丽娘的劝说下，最终承认了柳梦梅。文本最后是以理战胜情为结尾的，可见“儒家之情”的巨大力量。 形结合，肉体不死，神形同时升仙得道。这种思想在《牡丹亭》中有所表现。杜丽娘因情成梦，因梦而死，但是她的肉体在花神的保护下竟然三年而不烂，竟能复得还魂，这种境界只有在道教的教义中才能得到合理的解释。杜丽娘生死转化的关键是就是灵魂不灭，肉体不烂为前提的，这就深深打上了道教思想文化的烙印，我们也可以看出汤显祖本人对道教思想的信奉和笃信。正是汤显祖借用了道教这一思想，才使得杜丽娘生死转化获得了一种传奇美。可以说《牡丹亭》一个主要特色就是传奇美。杜丽娘的爱情经历本身就是一个奇特的经历——“因情成梦，因梦成戏”,但是这种传奇的经历内含的情却是真实的，形成了《牡丹亭》“似幻实真，似奇确实”的艺术境界。 （二）道教“人生如梦”的生命感悟形成了《牡丹亭》梦幻式的意境。 《庄子·齐物论》：“昔者庄周梦为胡蝶，栩栩然胡蝶也，自喻适志与！不知周也。俄然觉，则蘧蘧然周也。不知周之梦为胡蝶与，胡蝶之梦为周与？周与胡蝶，则必有分矣。此之谓物化。” 庄子提出了蝴蝶和我相互为梦的观点，这个典故，后来形成了道教“人生如梦”的人命感悟。《牡丹亭》继承了这种对人生的感悟，用梦交织了一个少女的“春梦”。《牡丹亭》建构了一个梦幻的世界，在梦幻中，作者笔下的女主人公性爱得到了满足，获得了作为人的本能的快乐。但是当女人公从梦中醒来时，忘却因“梦醒了，无路可走”的悲哀而走向了自己生命的尽头。与其说丽娘死于情，不如说丽娘死于梦，死于一个在那时候的历史条件下还不能实现的梦。虽然戏剧最终实现了丽娘的爱情，可是在现实中，像杜丽娘那样渴望爱情的少女的梦却是一个永远无法实现的梦想。他们自由恋爱梦想的实现还要等到几百年后。无疑，这也传出了作者无奈的悲叹，也许只有在作者的文学梦想《牡丹亭》中才能实现，在现实中确是一个梦而已，无法实现，表达了汤显祖梦幻人生的感慨。 （三）“花神”、“道姑”形象的道教色彩的展现 《牡丹亭》中石道姑的形象直接展现了该剧的道教色彩。第十七处石道姑在自嘲中出场。杜丽娘因梦成病，请她来修斋祈禳以驱鬼魅。杜丽娘死后，杜府割取后园，建起了座红梅观安置小姐神位，派石道姑看守。此后杜丽娘和柳梦梅超越生死的爱恋发生在道教的清静地梅花观，最后在石道姑的帮助下，杜丽娘和柳梦梅真正结合，成就了一段好姻缘。 此外，《牡丹亭》中还有对花神的描写。杜丽娘 二、道教文化对《牡丹亭》艺术境界的建构 道教是我国土生土长的宗教，对我国古代文化产生了重要影响。戏剧《牡丹亭》也同样受到了道教文化的影响，蒙上了一层道教的神仙色彩。 前文说过，汤显祖少年时代受到祖父爱好道教的影响，积极学道。这种对道教的爱好和热衷，表现在他的作品中就是他用梦幻的形式写了“临川四梦”使得其剧作蒙上了一层如梦似幻的色彩，这是他少年时代学道教的影响而造成的。 《牡丹亭》的艺术境界建构同样笼罩上了一层浓厚的道教色彩。道教文化对《牡丹亭》梦幻般的境界是有深刻影响的，这种影响主要表现在以下三个方面。 （一）“灵魂不灭”的道教思想建构了《牡丹亭》人鬼转化的艺术境界。 灵魂不灭是道教的理论支柱，当然其他宗教也承认这一点。道教以“永生不死”为特征。道教认为：神 -37- 的身躯在死后三年而不烂，得力于花神的保护。可见道教文化对《牡丹亭》主情思想 是起到了积极的促进作用。 （四）《牡丹亭》表现自由的生命意识与道教的生命哲学是一致的。 汤显祖标举“为情作使”的旗帜，这种张扬自我，尊重个体生命，解放个性的理想人生追求与道教的贵生的生命哲学是一致的。 生命观念是道教哲学的核心观念。以生命为本，以人为本是道家和道教的一贯主张。而《牡丹亭》正是肯定人的价值，肯定作为本我的正常要求的一部戏剧。《牡丹亭》的“至情至性”，通过杜丽娘“至情”之人对情出生入死的追求，描写了青春的美好、爱情的崇高、两性欢会的欢悦以及生死相随的爱情。肯定了个体人的生命欲望和情感的追求的价值，流露出强烈的生命意识。可以说汤显祖通过《牡丹亭》作了一次文化追寻和叩问，即人的幸福和人生意义在于个人本位的自我还是以伦理本位的“超我”，无疑作者作后探寻的结果实前者而不是后者，也就表达了自己对“存天理，灭人欲”理学的否定，肯定了人现实的生命价值和“自我”意识。《牡丹亭》给我们以这样的答案，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来看，这种答案是预言式的，即以个体为本位的幸福观必将取代以伦理为本位的幸福观。道教的强烈现实生命意识在这方面给《牡丹亭》青春的生命意识以明显的启示。 动。这个心就是宇宙的心，宇宙的心也就是人的个体的心，“无来无去无古今”，生生死死俱在“我心”禅宗将万象归于“一心之源”，实际上乃贬低了佛性的尊严 ，把一切还俗于现实的感性世界，这等于在客观上曲折肯定了人生，禅宗的这种自身的矛盾正好为审美和艺术世界辟出了栖身之地。”（王树梅《〈牡丹亭〉和 明代狂禅风潮》）杜丽娘的出生入死，就是作者的艺术思维得到禅宗思想的影响和启发的。这种以情为本，唯情是尊的“至情”的观念正是佛禅“我心”、“自性”的形象坦示。而生死轮回的观念更是直接取自佛教思想。杜丽娘的生死转换即阳间——阴间——阳间的艺术结构，真是伴随这种佛家对生死的认知观念而产生的。杜丽娘发出的“这般花花草草惹人怜，生生死死随人愿，便酸酸楚楚无人怨”的感慨，就是基于禅家的极端主观唯心主义思想的直接显现。 汤显祖在在创作《牡丹亭》期间，曾自题一联，十分准确说明了他受佛禅思想的影响：“身心外别无道理，静中最好寻思。天地间都是文章，妙处还须自得。”这正是禅家思想的集中体现。 结尾 汤显祖以“临川四梦”彪炳千古，而其得意处“惟在牡丹”，《牡丹亭》的成功不是偶然的，它是建立在先秦儒家文化、道教文化、佛教文化的基础上而盛开的一朵奇葩。儒、道、释文化以极其深厚的文化内涵，建构了《牡丹亭》离奇的、荡气回肠的艺术境界。而“儒、道、释”三教文化的综合影响正是晚明时代“三教合一”的哲学思潮特点的反映。 参考文献： [1] 汤显祖．牡丹亭[M]. 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63. [2] 李赞．焚书[M]. 北京：中华书局，1975. [3] 张廷玉. 明史[M]. 北京：中华书局，2003. [4] 徐朔方. 汤显祖评传[M]. 南京：南京大学出版社， 1993. [5] 陆九渊．陆九渊集[M]. 北京：中华书局，1980. [6] 王思任．批点玉茗堂牡丹亭叙[A]. 蔡毅. 中国古典戏曲序跋汇编[ M］.山东：齐鲁书社，1989. [7] 程毅中．道教与传统文化[M]. 北京：中华书局，1992. [8] 方立天．中国佛教简史[M]. 宗教文化出版社，2001. [9] 陈振寰．诗经[M]．桂林：漓江出版社，2003. [10]王树梅．牡丹亭和明代狂禅风潮[J]. 齐鲁学刊，1992，（1）. [11] 左东岭．王学与中晚明世人心态[M]. 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0. 三、佛教文化对《牡丹亭》艺术境界的建构 汤显祖生活的年代，佛教在经历了社会的动荡和派别之间的膨碰撞后，禅宗、净土、天台、华严、律宗等派别渐渐呈互融之势。在思想界接受了禅宗“我心即佛”启迪的“阳明心学”经由王肯，其后这一学派经过五辈相传形成狂肆一派，加上李贽产僧达观等代表人物遥想呼应，最终形成了晚明蔑视一切、乱经非圣、放纵情欲的狂禅思潮。在这种被视为“心学”异端的思想解放潮流中所产生的新思想一时间成为时人哲学思潮的依据。 在这样背景下产生的《牡丹亭》自然也会受到这一哲学思潮的影响。在汤氏“有情“、“至情”的旗帜上织染着王氏心学的 “心本”、“良知”和李贽的以自然人性论为基础的“童心说”，然而，这些根底盖源于禅宗对世界本体的玄妙认识-“我心即佛”“见性成佛”。它那种一元性的本体观，消弭了此岸世界和彼岸世界的对立，见到了自心自性，也就是见到了宇宙之心、宇宙之性。不是风动，不是幡动，仁者心 -3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