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科学院生物研究所论文集

1 阎逊初.放线菌的分类鉴定.科学通报，1956，（1）： 阎逊初.放线菌的描述Ⅰ.科学通报，1957，（6）： 阎逊初.放线菌的描述.科学通报，1957，（7）： 阎逊初，张国伟.近似烟色放线菌菌株的鉴定.科学通报，1957，（10）： 阎逊初，张国伟.黄色长孢放线菌和红色长孢放线菌.科学通报，1957，（12）： 阎逊初.放线菌的描述.科学通报，1957，（13）： 阎逊初.放线菌的描述.科学通报，1957，（15）： 阎逊初，张国伟.弗雷德氏放线菌和极长放线菌.科学通报，1957，（17）： 阎逊初.放线菌的分类鉴定.抗菌素演讲集，北京：人民卫生出版社，1959， 阎逊初等.放线菌分类研究Ⅰ.不吸水放线菌类群的鉴定.微生物学报，1962，8（4）： 阎逊初，邓宇秀.放线菌分类研究Ⅱ.吸水放线菌类群的鉴定.微生物学报，1963，9（4）： 阎逊初，卢运玉.放线菌分类研究Ⅲ.青色放线菌类群的鉴定.微生物学报，1963，9（4）： 阎逊初，张国伟.放线菌分类研究Ⅳ.轮生放线菌类群的鉴定.微生物学报，1963，9（4）： 阎逊初，卢运玉.放线菌分类研究Ⅴ.薰衣草放线菌类群的鉴定.微生物学报，1964，10（2）： 阎逊初，邓宇秀.放线菌分类研究Ⅵ.球孢放线菌类群的鉴定.微生物学报，1964，10（2）： 阎逊初，张国伟.放线菌分类研究Ⅶ.产色放线菌类群的鉴定.微生物学报，1964，10（2）： 阎逊初.放线菌分类学进展.《微生物学专题报告》，北京：科学出版社，1964： 阎逊初.微生物特别是细菌分类中的几个问题.科学通报，1964，5： 阮继生，卢运玉，阎逊初.放线菌分类研究Ⅷ.蓝色放线菌类群的鉴定.微生物学报，1964，10（3）： 阎逊初，张国伟.放线菌研究Ⅸ.紫色放线菌类群的鉴定.微生物学报，1965，11（4）： 阮继生，阎逊初.放线菌分类研究X.绿色放线菌类群的鉴定.微生物学报，1965，11（4）： 阎逊初，邓宇秀.放线菌分类研究Ⅺ.弗氏放线菌类群的鉴定.全国第三次抗菌素学术会议论文集，北京：科学出版社，1965，（1）： 阎逊初，卢运玉.放线菌分类研究XⅡ.金色放线菌类群的鉴定.全国第三次抗菌素学术会议论文集，北京：科学出版社，1965，（1）： 阎逊初，邓宇秀.放线菌分类的研究XⅢ.黄色放线菌类群的鉴定.微生物学报，1966，12（2）： 阎逊初，张国伟.孢子粉红色链霉菌的三个新种.微生物学报，1974，14 （1）： 阎逊初，张国伟.灰褐链霉菌类群的二个新种.微生物学报，1975，15 （1）： 阎逊初，卢运玉.嗜热放线菌类群分类的研究.嗜热链霉菌的分类鉴定.微生物学报，1975，15（4）： 中国科学院微生物研究所放线菌分类组.链霉菌鉴定手册，北京：科学出版社， 阎逊初，邓宇秀.小单孢菌属分类的研究Ⅰ.五个小单孢菌新种.微生物学报，1976，16（2）： 阎逊初，张国伟，邢桂香.灰红紫类群链霉菌的三个新种.微生物学报，1977，17（3）： 邓宇秀，阎逊初.寡孢菌科分类的研究Ⅰ，小四孢菌属的研究.微生物学报，1979，19（1）： 阎逊初等.链霉菌属中解磷解钾的三个新种.微生物学报，1979，19 （2）： 阎逊初等.一株产生链黑菌素的链霉菌新种.微生物学报，1980，20 （1）： 邓宇秀，阎逊初.小单孢菌属分类的研究Ⅱ，两个小单孢菌新种.微生物学报，1982，22（1）： 阎逊初，姜朝瑞，张亚美.放线菌目中的一个新属.微生物学报，1983，23（4）： 刘志恒，阮继生，阎逊初.拟诺氏菌属中的一个新种.微生物学报，1984，24（1）： 张国伟，邢桂香，阎逊初.链霉菌科中的一个新属.微生物学报，1984，24（3）： 刘志恒，张亚美，阎逊初.放线菌目中的一个新属.微生物学报，1984，24（4）： 刘志恒，阮继生，阎逊初.北里孢菌属的一个新种.微生物学报，1986，26（1）： 阎逊初.放线菌的分类与鉴定.北京：科学出版社，1992.

2009至2013年，动物研究所作为第一完成单位共计发表SCI论文1197篇，其中在SCI TOP15%期刊发表论文419篇，在IF≧5期刊发表论文182篇。2009至2013年，动物研究所共获得国家科技进步二等奖2项、中国科学院杰出成就奖2项、省部级科技奖励11项。 论文发表 根据中国科学技术信息研究所2013年9月27日发布的“中国科技论文统计结果”显示，动物研究所2003-2012年SCI论文累计被引用篇数在中国科研机构中排名第18名（被引用1896篇，被引用次数14882次，篇均次，全国平均值为次），连续3年进入中国科研机构排名前20名（2011年度排名第20名、2010年度排名第19名）；动物研究所在2012年度SCI收录中国生物领域科技论文数量在中国科研机构中排名第17名，也连续3年进入前20名（2011年度排名第18名、2010年度排名第16名）；动物研究所在2012年度Medline数据库收录论文数量在中国科研机构中排名第10名。根据《中国科学院生物类研究所论文与引文统计（2008-2013）》，动物研究所在SCI第一著者论文收录中从2008年的316篇上升到2013年的402篇，6年间增长了27%，动物研究所的各项统计排名均位居前列。报告中的人均收录论文情况显示，SCI、SSCI、CPCI、EI期刊中共收录动物研究所2304篇论文，人均篇，排名第二；CSCD期刊共收录动物研究所930篇，人均篇，排名第四。动物研究所SCI全部著者论文收录2301，排名第三；SCI第一著者论文收录1442篇，排名第三。 科技创新 在细胞编程与重编程方面，利用CRISPR-Cas技术首次在重要模式动物大鼠上实现了多基因同步敲除，并证明此技术引入的基因修饰可通过生殖细胞传递到下一代，该突破对于推动利用大鼠进行基因功能研究和大鼠在生物医学研究中的应用具有重要作用；利用果蝇和斑马鱼为模式，发现Smurf通过位点特异性的泛素化修饰Ptc蛋白，正调控Hh信号通路活性，这一机制有利于生物体内信号受体细胞对外源Hh信号进行有效解读，并在维持信号的稳定传递上起重要作用；成功建立了大鼠单倍体胚胎干细胞系，并证明其在长期培养过程中仍可维持单倍性和多能性，这一工作将对人类疾病模型研发和开展基因功能研究起到重要的推动作用。在有害动物调控机制方面，成功破译飞蝗基因组图谱并揭示其食性、迁飞和群聚的奥秘，为更好的揭示蝗灾爆发机制以及开发可持续性治理策略和新的控制方法提供了宝贵的基因组资源，也为推动蝗虫成为研究人类疾病和行为的生物医学模型奠定了重要的基础；基于多年研究成果的积累，从蝗虫型多态现象的进化、型变的分子基础和调控机制等方面系统阐述了近十年来在蝗虫型变分子调控机制的研究进展，并提出了未来研究中要面临的挑战和机遇，对于加深人们对蝗虫型变机制的理解以及蝗灾可持续治理新策略和新方法的开发，都具有重大意义；全面系统阐述了关于红脂大小蠹入侵机制和综合防控理论；在松材线虫转型发育及其与媒介天牛-蓝变菌共生互作方面取得新进展。在动物进化与保护方面，重建了大熊猫800万年的种群分化历史，指出虽然现生大熊猫的三个遗传种群均具较高的遗传多样性和进化潜力，但是其栖息地破碎化现状及隔离种群间有限的基因流再得不到有效改善，他的遗传多样性将会在未来缓慢丧失；从基因组水平进一步确证了地山雀是“山雀”而非“鸦”，并发现其基因组中与能量代谢相关的基因家族发生了扩张、与免疫和嗅觉相关的基因家族发生了收缩以及与低氧反应和骨骼发育相关的基因经历了正向选择和不同程度的快速进化，揭示了地山雀为适应青藏高原的特殊环境，产生了基本的生存适应策略演化。 截至2014年3月，中国科学院动物研究所共有6个二级学科硕士点、6个二级学科博士点，并设有2个博士后流动站。二级学科硕士点（6个）：基因组学、动物学、发育生物学、细胞生物学、生态学、生物工程 二级学科博士点（6个）：基因组学、动物学、发育生物学、细胞生物学、生态学、生物工程 博士后流动站（2个）：生物学、生态学 据2015年9月研究所官网信息显示，中国科学院动物研究所共有流动人员834人，其中在站博士后115人，在读注册博士和硕士研究生528人（其中博士研究生316人，硕士研究生212人），另有与其他高校、科研院所联合培养的研究生137人。 2005年，动物研究所博士研究生李文东作为第一作者，动物研究所为第一完成单位，在《科学》杂志发表一篇关于SARS研究的文章并于2006年度获得了中国科学院院长特别奖。2006年（郑艳华博士）、2007年（李文东博士），共获得两篇中国科学院优秀博士论文。

作者：张滂1945年抗日战争胜利，邢其毅教授从苏北回到北京，在北京大学和辅仁大学化学系任有机化学教授。我则在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前夕从海外归来，在燕京大学化学系得到一个教授有机化学的职位。新中国成立后，教育部在1952年提出对全国高等院校进行调整，仿照前苏联把工程学科和文理法学科分别组成工科院校和综合性大学。北京的3所大学北京大学、清华大学和燕京大学合并组成了今天的北京大学和清华大学，3校的化学系合而成为北京大学化学系。我与邢其毅教授有幸相识并成为北京大学化学系有机化学教研室的同事，已经有半个世纪了。邢其毅教授毕业于北京辅仁大学，这是一所德国教会建立和资助的综合性大学，有着多年历史。其后去美国的伊利诺（Illinois）大学，师从R．Adams教授研读并取得博士学位；接着又去德国的慕尼黑（Munich）大学，在H．Wieland教授指导下从事博士后研究，于1937年回国，受聘为中央研究院化学研究所研究员。就在同年7月，日军挑起了卢沟桥事件，引发了长达8年的抗日战争。抗战期间，出于爱国热忱，邢先生偕夫人参加苏北新四军，从事战地教学和研究工作。1952年院系调整后，邢先生出任北京大学有机化学教研室主任。他对有机化学的教学、研究以及国际上的发展态势都有广泛、深入的了解。在教学上，直至“文化大革命”开始，他独立承担了基础有机化学的教学和指导工作以及教研室的事务和规划工作，受到同学和教师的普遍爱戴。与此同时，他还受教育部的委托，编著了国内首部百万字的大学有机化学教材。他为了繁重的教学和工作付出了很大代价，在上个世纪60年代初期，常因劳累过度而不时发作胃溃疡病，最终施行了切除手术。1953年，教育部为开展基础研究，分配来若干位研究生。当时教研室的3位教授各配备4名。由此可见高等教育在解放后步入了一个崭新的阶段。1959年初，邢其毅教授迎来了一项研究任务。中国科学院上海生物化学研究所和上海有机化学研究所提出全合成胰岛素这个令人耳目一新的项目，并邀请北京大学有机化学教研室参加协作。邢先生接受了这一任务，先后和几位青年教师远赴上海，与两所通力合作。当时美国和德国已各有一个研究组从事这一课题，形成了强烈的竞争势头。结果是美、德、中3组分别在1963、1964和1965年报导了合成的完成。这里要指出的是，美、德两家的合成是通过监测生理活性证实的，而我国的合成则是以得到胰岛素晶体完成的。这是在世界上第一次人工合成结晶胰岛素，是建国以来一项出色的基础研究成果，曾先后获得国家自然科学一等奖和香港求是基金的奖励。邢其毅教授在北京大学工作50多年，倾注了他的全部心血。他培养的新一代学者遍布国内外。1999年，北京大学出版社为纪念北京大学100周年校庆，给在北京大学工作的中国科学院院士出版个人论文集。在《邢其毅论文集》中收录了60多篇中英文论述，从中可以窥见邢其毅教授在教学、科研以及化学教育各个方面的贡献。在这里，我要补充两个遗缺：其一是他非常关注有机化学和化合物的命名，当我被中国化学会派任为有机化学命名评审小组成员时，他一再嘱托在开会时要通知他参加，在会上他经常积极地提供可贵的意见；另一个是在上个世纪60年代，他翻译了J．W．Baker所著的《有机化学电子理论》以飨读者，这是一册首次介绍英国物理有机化学Ingold学派学术成果的专著。另外，在期刊上也常能见到邢先生有关国际有机化学学术进展的评述。邢其毅教授生于1911年，比我年长6岁。虽然年纪相差不大，但他是我的前辈。我们共事了半个世纪，他的为人宽厚、勤于所学、献身于师道的精神，是我的榜样，使我学到了不少东西，至今怀念难忘。极大的不幸是邢其毅教授因病在2002年11月4日离开了我们，我将永远怀念他。 痛悼邢其毅先生（作者：郭保章）邢其毅教授永远离我们而去了，我国失去了一位卓越的有机化学家，一位受人尊敬的人民教师。他的逝世引起了我们无尽的思念。 笔者从学生时代起就认识邢其毅先生。他是我老师钱思亮先生的同学，关系十分密切，他常到北大化学系（景山东街）去。北平解放前夕，钱先生举家乘飞机出走，唯独把箱子托付给邢先生保管。不过，这时我跟邢先生充其量只是师生关系，我认识他，他未必认识我。钱思亮先生教我们有机化学课时，用的是英文原版教材。解放后改用中文化学名词，大家一时还不习惯。恰在这时，出版了邢先生用中文名词写的《有机化学》，帮了我很大忙。从这个意义上讲，我可以说是邢先生的未及门弟子。这期间，邢先生还主动为我修改文章。我投到某杂志的稿件发表出来后，不仅原文的语句错误一扫而空，而且还补充进了一大段文字，文章获得了好评。经打听，原来是经过邢其毅先生的大手笔，为之增色不少。从那时起，我们之间便有了文字的交往。最近十多年，我跟先生的友情逐渐升温。我搞中国现代化学史研究，邢先生的化学史知识又是异常的丰富，他本身的经历简直可以浓缩成一部生动的化学史。邢其毅先生在美国获得博士学位，是R．Adams为中国培养的7位有机化学博士之一。随后他又到德国读博士后，凡是到过慕尼黑维兰德实验室做访问学者的，进修的，读博士的，都能跟先生挂起钩来。先生回国后先到中科院化学所，后来又到北京大学，故而先生对教育系统和中科院系统的化学家们都是耳熟能详。我写化学史遇有疑难问题请教先生，先生常能一语中的。可以说，先生是我的化学史顾问和不可多得的良师。我们之间的谈话，不仅限于学术，还涉及时事和政治，经常交流观点和思想。我怕打扰先生，有一个时期没有给先生打电话，先生就开始想我了，问我是何原因。我们之间的友谊就是这样建立起来的。我向先生提出的问题常是十分敏感或难以回答的。如萨本铁先生何以不随清华南迁而滞留北平？先生说，他的家庭负担重，除了几个儿子外还有一大堆孙子都要他供养。谈到诺贝尔奖，上世纪二三十年代合成维生素C就是一个能争取诺贝尔奖的科研项目。萨本铁先生合成维生素C的思路跟外国权威科学家是一样的，区别在于一个用的是酸，一个用的是酯。竞争的结果，人家首先合成了。不是我们的能力不行，而是试验条件不行，国力不行。人工合成结晶牛胰岛素是否够得上获诺贝尔奖，也是近年来的热门话题，特别是从4个人当中挑出3个来推荐作为诺贝尔奖候选人更是敏感话题。对此先生并没有多说，他只是说推荐上去也评不上，因为我们用的是传统方法，没有源头上的创新，真正具有源头创新的梅里菲尔德的固相多肽合成法才够得上获诺贝尔奖。但是不容否认，人工合成结晶牛胰岛素仍然是新中国建立以来，在化学领域内最重要的成就。邢先生还补充说：“据我所知，建国以后，在大陆惟一获得诺贝尔奖提名的人是病毒微生物学家汤飞凡（在国际上首先分离并培养砂眼病原体成功），可惜此人在1958年去世”。邢其毅先生不否认连接A、B两条肽链的二硫键拆合是人工合成胰岛素的关键，但A、B两条肽链的人工合成也是前无古人，需要斩关夺隘的，否则怎能称“人工合成”呢？更何况怎么能保证所合成的肽链在空间弯到指定的位置？故称人工合成结晶牛胰岛素：“结晶”二字必不可少，先生强调说，“要说接肽用的是传统方法，那么二硫键的拆合作用的作法也不是新的，前人已经做过的，只不过我们的反应条件掌握得好，收率比较高而已。因此，我国人工合成结晶牛胰岛素的成功，是生物化学家和有机化学家合作的结果。”邢先生澄清说，“我们跟上海生化所是协作关系而非领导与被领导关系，据传由上海某生物化学家任组长之说是不确实的。具体协作分工是，上海生化所搞转肽，我们（北大化学系）搞接肽。最初是两个单位，两个系统（中科院和教育部）之间的协作，中间上海有机所加进来，形成3个单位两个系统之间的协作。后来把实验搬到上海有机所去做是我提议的，因为汪猷所长是我留德时的同学，彼此关系较好。”邢先生继续说：“要说领导嘛，有的，那就是党的领导，以聂荣臻同志为首的国家科委的领导。若是没有聂帅的坚强领导，要想完成结晶牛胰岛素全合成这样跨学科、跨单位，历经数年的巨大科学工程是不可想象的。”至于每位科学家在其中的贡献，先生谈得不多，只是说“上海生化所投入的力量多些，这也是事实。”关于他自己，他很少谈。在我的追问下，他只是说：“我当时是北大化学系有机化学教研室主任，人工合成胰岛素是教研室的一个大的科研项目，参加的年轻教师多是我的学生，实验进行中发生的问题及一些事情，我不能不管。”令人难以置信，先生并不把胰岛素的合成当成他个人成就的高峰，氯霉素的一种合成新方法[科学通报，10．302（1957）]也不是。先生的得意之作是战时在昆明对云南河口地区金鸡纳树皮中奎宁含量的研究。他说，在条件好的地方做出成绩，应该肯定；但在条件极端困难的情况下，出色地完成任务，才显出真本事。正可谓沧海横流，方显出英雄本色。仇方迎写词——调寄《浣溪沙》盛赞先生：烽火连天动荡时，青春热血赴戎机，也曾孤胆走天池。药是解民新生曲，书为学子后蒙诗，芬菲成果等身齐。针对社会上称他为化学家，先生说他是有愧的，解放后真正能让他专心做科研的时间才5年多一点，而站讲台的时间长达15年。从解放后到文革前，北大化学系有机化学大课全是邢先生主讲的，他热爱教师这个职务，并且是一位称职的化学教师，他乐于人们称他为化学教育家。刘若庄（当过邢先生的助教）先生说，他的讲课之所以旁征博引、挥洒自如，且极具启发性，是由于他对教材有透彻的了解，对有机化学知识熟透了！先生不仅课讲得好，而且乐于解答听众的问题，无论课上或课下，校内或校外。先生还非常关心教材建设，甚至是中学化学教材建设，他所编写的《基础有机化学》（上下册）不仅被评为优秀教材，也是他对化学教育做出巨大贡献的丰碑。先生在当选中国化学会常务理事期间，曾主动提出兼任化学教育委员会主任委员，不是挂名，而是主动出击，积极工作。在这期间，他发表了多篇有关化学教育的文章：1．中学化学的任务与要求．化学教育，1988，（6）：1－3．2．致1987级新同学．大学化学，1987，2（4）：1－2．3．重视实验工作．光明日报“科学家论坛”，1981－1－16．4．有机化学的任务与学习．化学通报，1987，（4）：66－67．5．振兴中华，责无旁贷．北京盟讯，1983，（1）：5．6．化学教育改革中值得注意的动向．化学教育，1989，（4）：5－7．重视实验工作是其中心思想。为什么邢先生主动请缨要担任化学教育委员会的主任委员，而且不知疲倦的在各种报刊上，在不同场合里鼓吹化学实验工作的重要性呢？邢先生自己并没有说明，我猜想与那个时候化学界出现的理论风有关。研究化学总是要靠化学实验而不能仅靠解波函数吧！理论固然重要，但在中学阶段，培养学生化学实验的基本操作能力和观察、分析现象的能力还是非常有必要的。邢先生正是担心由于某些化学名家的倡导而把化学教育这本经念歪了。现在看来，今天重温先生的教导还是有现实意义的。近日，一友人问我，何干？答曰：“正在写关于邢其毅先生的追思文章”。他说：“要写出真正的邢其毅。黄万里的‘花丝小语’中的鄄无忌就是以邢其毅为原型的！”黄万里何许人也？他是一位水利专家，因为反对在三门峡上拦黄河水建坝而被错划右派的人。友人的话触动我深思。检索1957年报章，关于党对高校、科研单位的领导问题是1957年上半年，特别是“鸣放”时期知识分子关注的热点。邢其毅认为，应该把制定科学发展的大政方针和对科学工作的实际领导分别对待。根据经济建设的需要，确定科学发展方向，只能由党和国家来做，而科学研究的具体范围和方法途径，要由科学技术人员去做。不管执行具体任务的人是不是党员，他只要遵照既定的方针，在党的领导下工作，根本不存在党能不能领导科学的问题（《划清范围，加强领导》，人民日报，1957年4月25日）。当时强调的是党要领导一切，邢其毅的这番发言为他招来了大祸。据悉，大字报已经为他准备好了。幸亏5月16日毛泽东起草关于对待当前党外人士批评的指示中提到，“党外人士对我们的批评，不管如何尖锐，包括北京大学傅鹰化学教授在内，基本上是诚恳的、正确的”。指示下达以后，救了傅鹰，也救了邢其毅。邢其毅虽免予右冠，但中右的帽子是少不了的。中右者，内部控制使用之谓也！由此，邢其毅也就当不了北大化学系人工全合成结晶牛胰岛素领导小组组长了，组长就由化学系1955年毕业留校的一位女教师担任。于是就发生了讲师领导教授、学生指挥老师的局面。现在大家认为不可思议，但在1958年却是平常之事。邢其毅正是处于这样的尴尬局面，明知用群众运动的方式搞科研不对头，但却无力反对；另一方面，对接肽合成中的科学技术问题他又必须负指导责任。这是一个艰难选择，也是始终埋在先生心中的一块疙瘩。幸亏此事在原北京大学总支书记文重临终前说清楚了。邢先生谅解了。邢先生夫妇还主动去探望了文重，此事终于有了了结。笔者本无意在此陈述这些陈年旧事，但至今还有一些人借口邢其毅先生不是北大化学系人工合成结晶牛胰岛素的组长而否定先生的学术领导地位，这是不公平的，也是不符合实际的。唐有祺先生说：“邢先生一生，真人真事”。可谓客观评价。在跟邢先生接触中，我感觉到在他身上洋溢着中国传统文人的气质又闪耀着现代科学家理性的光芒，不慕荣华，甘居清流。他在民族危亡的关键时刻，能挺身而出，如从抗战大后方昆明，再度沿着滇越铁路回到上海，再穿过重重封锁线到苏北参加新四军，一片爱国情怀。所谓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此之谓大丈夫！放在邢先生身上很适合。还有一事给我印象很深，先生赴九秩寿筵不坐车，坚持跟大家一道爬过街天桥，而且不要人扶。我从这位90岁老人过天桥的过程中，看到他坚毅顽强、奋斗不止的精神。他的形象在我的眼中逐渐高大起来，这就是真正的邢其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