股票溢价研究方法论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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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投资者行为偏差研究及在我国证券市场中的应用摘要：行为金融学是自20世纪80年代兴起的金融学说，注重研究证券投资者在投资决策时的心理特征，利用投资者行为偏差所导致的证券定价误差，发展新的投资策略，来获取超越市场的超额收益。本文从行为金融学角度对证券投资者行为特征、行为偏差进行了分析，展望了行为金融学在我国证券市场中的应用。关键词：行为金融学；行为偏差；证券市场本文从行为金融学角度对证券投资者行为偏差进行了分析，展望了行为金融学在我国证券市场中的应用。一、证券投资者行为偏差分析证券投资者，无论是初涉市场的个人投资者，还是精明老练的经纪人，或是资深的金融分析师，他们都试图以理性的方式判断市场并进行投资决策。但作为普通人而非理性人，他们的判断与决策过程，会不由自主地受到认知过程、情绪过程、意志过程等心理因素的影响，以至陷入认知陷阱，导致金融市场中较为普遍的行为偏差。1． 过度自信。心理学家通过实验观察和实证研究发现，人们往往过于相信自己的判断能力，高估成功的机会，把成功归功于自己的能力，而低估运气和机会在其中的作用，这种偏差称为过度自信（over confidence）。如果人们称对某事抱有90%的把握时，成功的概率大约只有70%。证券市场上存在着“情绪周期”，牛市往往导致了更多的过度自信。遗憾的是，似乎自信度的高低与成功的可能性并无必然的联系。过度自信通常有两种形式：一是人们对可能性作出估计时缺乏准确性；二是人们对数量估计的置信区间太狭窄了。投资者由于过度自信，坚信他们掌握了有必要进行投机性交易的信息，并过分相信自己能获得高于平均水平的投资回报率，因此导致大量过度交易（over traded）。一般来说，男人比女人更加过度自信一些，网上交易者比现场交易者显得更加过度自信。2． 信息反应偏差。信息反应偏差主要包括：过度反应和反应不足、动量效应与反转效应、隔离效应。过度反应(over reaction) 是指投资者对最近的价格变化赋予过多的权重，对最近趋势的外推导致与长期平均值的不一致。个人投资者过于重视新的信息而忽略老的信息，即使后者更具有广泛性。他们在市场上升时变得过于乐观而在市场下降时变得过于悲观，因此，价格在坏信息下下跌过度而在好信息下上升过度。反应不足（under reaction）是市场对信息反应不准确的另一种表现形式。与个人投资者较多地表现为过度反应相反的是，华尔街的职业投资人更多地表现为反应不足。例如，证券分析师往往对成长股收益的新信息反应不足，那是因为他们没有根据新信息对盈利预测作出足够的修正。动量效应（momentum effect）是指在较短的时间内表现好的股票将会持续其好的表现，而表现不好的股票也将会持续其不好的表现。但DeBondt 和Thaler(1985), Chopra、Lakonishok和Ritter(1992)等学者也发现：在一段较长的时间内，表现差的股票在其后的一段时间内有强烈的趋势经历相当大的逆转，最佳股票则倾向于在其后的时间内出现差的表现，这就是反转效应（reversal effect）。动量效应和反转效应产生的根源在于对信息的反应不足与过度反应。隔离效应（disjunction effect）是指人们愿意等待直到信息披露再作出决策的倾向，即使信息对决策并不重要，或即使他们在不考虑所披露的信息时也能作出同样的决策。隔离效应可以解释为什么有时在重要的公告发布之前，出现价格窄幅波动和交易量萎缩，而在公告发布之后会出现很大的波动或交易量的现象。3． 损失厌恶与后悔厌恶。损失厌恶（loss aversion）是指人们面对同样数量的收益和损失时，认为损失更加令他们难以忍受。同量的损失带来的负效用为同量收益的正效用的倍。损失厌恶反映了人们的风险偏好并不是一致的，当涉及的是收益时，人们表现为风险厌恶；当涉及的是损失时，人们则表现为风险寻求。还有一种情况是短视的损失厌恶（myopic loss aversion）。在证券投资中，长期收益可能会周期性地被短视损失所打断，短视的投资者把股票市场视同赌场，过分强调潜在的短期损失。这些投资者可能没有意识到，通货膨胀的长期影响可能会远远超过短期内股票的涨跌。由于短视的损失厌恶，人们在其长期的资产配置中，可能过于保守。Benartzi 和Thaler(1995)认为，股票溢价之谜可以用短视的损失厌恶解释。后悔厌恶(regret aversion)是指当人们做出错误的决策时，会对自己的行为感到痛苦。为了避免后悔，投资者常常做出一些非理性行为，如：趋向于等待一定的信息到来后才做出决策，即便这些信息对决策并不重要；投资者有强烈的从众心理，倾向于购买大家追涨的股票，因为当考虑到大量投资者也在同一投资上遭受损失时，投资者后悔的情绪会有所降低。后悔厌恶和损失厌恶能够较好地解释处置效应（disposition effect），即投资者过长时间地持有损失股，而过早地卖出盈利股。因为投资者盈利时，面对确定的收益和不确定的未来走势时，为了避免价格下跌而带来的后悔，倾向于风险回避而做出获利了结的行为。当投资者出现亏损时，面对确定的损失和不确定的未来走势，为避免立即兑现亏损而带来的后悔，倾向于风险寻求而继续持有股票。4． 心理账户。人们根据资金的来源、资金的所在和资金的用途等因素，对资金进行归类，这种现象被称为“心理账户”（mental accounting）。传统的经济理论假设资金是“可替代的”（fungible）,也就是说所有的资金都是等价的，但Tversky在研究个人行为时发现，在人们的心目中，隐含着一种对不同用途的资金的不能完全可替代使用的想法，原因在于人们具有把个人财产心理账户进行分类的天性，即投资人习惯于在头脑中把资金按用途划分为不同的类别。Shefrin和Statman(1994)认为，投资者倾向于将资金分为“无风险”的安全部分和可能赚钱的“有风险”部分。Shefrin 和Thaler(1998)认为人们把他们的收入来源分为三类：当前的工资和薪金收入、资产收入和未来收入，并按这些不同收入的现有价值来消费。对于不同心理账户里的资金，人们的风险偏好是不同的。人们允许自己受自己的心理账户的影响，这种倾向可以解释股利之谜即股东要求分红的现象。心理账户认为投资者把投资收益分为“资本账户”和“红利账户”两个局部账户，分别理解资本账户损失和红利账户损失。5． 锚定效应。锚定（anchoring）是指人们倾向于把对将来的估计和已采用过的估计联系起来，同时易受他人建议的影响。Northcraft和Neale(1987) 研究证实，在房地产交易过程中，起始价较高的交易最后达成的成交价比起始价较低的交易最终达成的成交价显著要高。此外，当人们被要求做定量评估时，往往会受到暗示的影响，如以问卷形式进行调查时，问卷所提供的一系列选项可令人们对号入座，从而使人们的回答受到选项的影响。锚定会使投资者对新信息反应不足，包括一些专业证券分析师，他们习惯于提出一个投资建议，然后就停留在那里，而不顾不利于这样做的新证据的存在。研究表明人们对诸如通货膨胀率、失业率、国民经济增长率或者一家上市公司的利润增长率，通常都有一个预期。而这个预期就成为对市场进行快速解释的一个锚。对市场平均预期的较大偏离，对价格在短期内会有重要影响，有时甚至会引起剧烈的震动。锚定现象有助于解释一些金融市场上的难题，如美国投资者在20世纪80年代普遍认为日本股票的市盈率太高，这是因为他们以美国股市的市盈率为参照系数。而到了90年代中期，不再认为东京股市市盈率过高，尽管其市盈率还是比美国的要高得多。因为此时80年代末东京较高的市盈率已成为其比较参照的参考系数。6． 典型启示。所谓典型启示（typical inspire）是指人们喜欢把事物分成典型的几个类别，然后在对事件进行概率估计时，过分强调这种典型类型的重要性，而不顾其他潜在可能的证据。人们给予某些事件、报告或发言更重要或给予它们超过实际价值的更高的权重，而另一些则给予较少的权重。典型启示的后果势必使人们倾向于在实际上是随机的数据序列中“洞察”到某种模式，从而造成系统性的预测偏差。如大多数投资者坚信“好公司（名气大的公司）”就是“好股票”，这种偏差的产生是由于投资者误把“好公司”等同于“好股票”。7． 羊群行为。金融市场中的羊群行为（herd behaviors）是一种特殊的非理性行为，它是指投资者在信息环境不确定的情况下，行为受到其他投资者的影响，模仿他人决策，或者过度依赖于舆论，而不考虑自己的信息的行为。由于羊群行为涉及多个投资主体的相关性行为，对于市场的稳定性、效率，有很大影响，也与金融危机有密切的关系。因此，羊群行为引起了学术界和政府监管部门的广泛注意。另外，投资者的行为偏差还有赌博与投机（gambling and speculation）、心理分隔 (mental compartment)、遗憾与认知不协调 (regret and cognitive dissonance)、脱节效应（disjunction effect）、歧义想象（magical thinking）、注意力反常（attention anomalies）、可得性启发（availability heuristic）、历史无关性（irrelevance of history）、文化与社会传染（culture and social contagion）等。二、行为金融学在我国证券市场中的应用市场参与者的非理性造成的行为偏差导致了市场价格的偏离，若能合理利用这一偏差，将给投资者带来超额收益。这形成了行为金融学的投资策略。从国外看，行为金融学投资策略主要有反价值策略、技术策略和行为控制策略。近年来美国的共同基金中已经出现了基于行为金融学理论的证券投资基金，如行为金融学大师Richard Thaler发起的Fuller—Thaler资产管理公司，取得了良好的投资业绩。我国证券市场同成熟的证券市场比较，还是一个新兴的市场——历史短、不规范。仅借助于现代金融学的方法无法正确分析我国证券市场，我们应充分重视行为金融学这一新兴理论方法，利用它来发展完善现代金融学，并将其应用到我国的证券市场。我们认为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进行研究：1． 结合心理学、行为科学、基因学等相关学科的研究，进一步挖掘人类行为决策的特征。研究表明，能够在决策中保持高独立性、有较高自我效能感的投资者，盈利的可能性较大。国外通过基因学的研究发现，具有低水平一酰胺氧化酶含量的个体比高含量的个体更倾向于接受经济风险。从决策的角度出发，行为金融学为投资者提出了不少有价值的建议，如不断反思自己的决策过程与行为特征，检查自己是否过于自信，是否对投资失败的股票持有太长时间或忽视不利于自己投资的负面消息；与观点不同的人进行讨论，避免只关注自己内部的讨论；勇于向股票推介者置疑；比较多空双方的观点，去发现谁是市场上空方与多方的代表者；锚定一个预期是合理的，但是应尽可能地不断对其进行修正；羊群精神是否过强，长时间高强度的羊群效应是危险的；寻找专有信息，研究少数人的观点并检验他们的可信度等。2． 优化预期，引导投资者成为积极型投资者。大多数积极型投资者会努力超越市场，获取超额的比基准组合更大的投资收益，只有消极型投资者才会接受有效市场假说，仅仅期望得到基准收益。公司股票价格很大程度上是由多数人对公司未来收益的预期所决定的，如果今日股票价格是基于市场对未来的预期，那么为了准确预测明日股票价格的变化，人们必须对未来的预期比市场的预期更为准确。可见，提高预测水平是获取超额利润的根源。要取得比市场更好的收益预期，有以下方式：（1）获取公开的信息。大多数传统的投资经理尽力收集更为有用的信息，尽力进行超额利益的预测，尽力去了解一个特殊行业的利润率。（2）使用更好的模型来更有效地处理信息。一些投资经理假设大部分信息都是为投资者共有的，因此他们致力于开发独特的模型处理现有信息，以取得优于市场的收益。（3）利用行为偏差。心理学和决策科学指出，在某种情形下，投资者并不是尽力使财富最大化，并且在某些情形下投资者还会在智力方面犯系统性判断错误，这些行为偏差将导致证券定价的错误。合理利用这些偏差将给投资者带来超额收益。行为型投资经理则尽力寻找由于行为因素而被市场错误定价的证券，从而获得超额利润。3． 合理引导投资者行为，构建证券市场的理性微观基础。证券市场的投资者可划分为机构投资者和个人投资者两类。根据证券登记中心公布的统计数字，至2003年2月底，在沪深两个证券交易所总开户数达6885万户，其中个人投资者占，机构投资者占。我国个人投资者中，40岁以上的占，30岁以下的仅占，投资者队伍呈老龄化。另外，投资者以工薪阶层为主，的投资者的家庭收入来源于工资收入，这充分说明我国个人投资者的抗风险能力很弱。同时，在我国个人投资者中，中小投资者占绝大部分，其决策行为在很大程度上决定证券市场的发展状况，其决策行为的非理性，也严重影响证券市场的稳定。我国股市的过度投机与波动，与缺乏一个理性投资者队伍有关。因此，应针对中小投资者进行投资知识和技巧教育，提高他们的投资决策能力和市场运作效率，减少其非理性行为特征。对于机构投资者，要提高其投资管理水平。不仅加快我国证券市场制度建设非常重要，对投资者的教育也是刻不容缓的。4． 研究政策对投资者行为的影响，缓解政策因素对我国股市的巨大冲击。王垒、刘力等实证研究表明，认为国家政策对决策影响比较重要和非常重要的证券投资者占，而认为不重要的只占，表明在投资者心目中我国股市还是一个“政策市”。尽管我国证券市场1999年开始加快市场化改革步伐，但目前还是以政府监管为主、市场补充为辅的投资环境，而且在一定时间内这种格局将不会改变。因此，一方面我国证券市场一直被理解为政策市，另一方面，每股市出现重大动荡，人们又不断呼唤政策干预。这种矛盾心理和股市中的诸多双重标准一样，都反映了我国资本市场的整个发展过程是在扶持中成长的，人们在试图摆脱这种依赖性的同时，又害怕失去扶持。投资者有一种错觉，认为股市的升降只是政府行为的结果。而现代金融学理论认为证券市场是有效的，许多因素决定着股市的涨跌。我国股民在政策的反应上存在严重“政策依赖性偏差”。在具体行为方式上表现为“过度自信”与“过度恐惧”偏差。投资者的交易频率主要随政策的出台与政策的导向发生着变化，利好的政策出台会加剧投资者的“过度自信”偏差，导致交投活跃，交易频率加快；利空的政策出台投资者“过度恐惧”偏差往往会使交易频率有较大幅度下降，下降趋势也持续较长时间。随着我国加入WTO，股市的发展必须符合国际通行的游戏规则，投资者的投资理念和行为也要与国际准则接轨。因此，运用行为金融学理论研究政策对投资者行为的影响，对于缓解政策因素对我国股市带来的巨大冲击无疑具有重要意义。参考文献：1．Richard H．Thaler（1999）．Historical Stock Market Anomalies．SSRN journal．2．Bannerjee．A simple model of herd behavior．Quarterly journal of economics．1992，107：798—817．仅供参考，请自借鉴。希望对您有帮助。

股利分配政策是关于收益分配的策略，它涉及到多方相关者的利益.对投资者、市场以及上市公司本身都会产生重大的影响。下面是我为大家整理的有关股利分配政策论文，供大家参考。

[论文关键词]股利政策 上市公司 公司价值

[论文摘要]根据经济学利润最大化原理，若把股利支付作为公司经营中的一种“生产要素”投入，股利支付的最佳水平理论上是指处于股利支付的边际成本与边际效用相等时的水平，但在实践中，这一最优水平难以确定，只好寻求适度股利支付水平。适度股利支付水平应是在目标的负债/资本比率条件下，满足公司盈利性投资需求而能达到融资成本最低、股权结构稳定，进而实现公司价值较大幅度提高的可操作性的水平。另外上市公司的股利政策是控股股东从自己的利益最大化为出发点而制定的，因此还要为控股股东的利益服务的。

股利分配政策作为公司三大财务决策之一，在公司经营中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其选择合适与否关系到公司融资 渠道 的畅通、融资成本的高低和资本结构的合理性。适合的股利政策有利于公司股权结构的稳定，并在公司面临外部接管威胁时提供有效的防御屏障，有利于公司经营的稳定持续发展，实现公司价值(股东财富)最大化。

一、上市公司适度股利分配政策的内涵及其特征

适度股利分配政策可概括为:满足公司盈利性投资需求而能达到融资成本最低、股权结构稳定，进而实现公司价值较大幅度提高的可操作性的股利政策。具体而言，上市公司适度股利分配政策应具有以下特征:适度股利政策的目标是实现公司价值的大幅度提高。满足公司盈利性投资需求、降低融资成本、实现股权结构稳定等都是服务于这一目标的。针对我国资本市场不成熟的实情，公司股票价值的表现形式，股票内在价值频繁波动，简单地把“市场价值最大化”作为适度股利政策的目标操作具有一定的不合理性。有必要对“公司价值”作进一步具体界定。

二、股利支付的效用及成本

(一)在现代股利理论中，发放现金股利带来的各种效用

(1)降低代理成本。股利分配的代理认为，股利政策实际上体现的是公司内部人与外部股东之间的代理问题。适当的股利政策有助于保证经理们按照股东的利益行事，所谓适当的股利政策，是指公司的利润应当更多地支付给股东。否则，这些利润就有可能被公司内部人滥用。

(2)当公司投资机会较少时，提高投资者效用。因为公司现金增多时，会出现过度投资现象，把多余的现金派发给股东，股东可另作高收益率的投资。

(3)扩大筹资渠道。股利支付显示公司有好的发展前景，公司股价提高，增发新股，配股价就可确定在较高水平。

(二)股利支付所涉及的成本

(1)税负成本。如果对现金红利和来自股票回购的资本课以不同的税赋，那么，在公司及投资者看来，支付现金股利就不再是最优的股利分配政策。由此可见，在存在差别税赋的前提下，公司选择不同的股利支付政策，不仅会对公司的市场价值产生不同的影响、而且也会使公司的税收负担出现差异。(2)融资成本的提高。当公司面临投资机会时，由于股利支付，公司不得不通过外部融资，如增发新股、配股、举债等，而现代财务理论普遍认为外部融资成本要高于利润留成。(3)中介费用。股利发放、筹资都要聘请相关的中介机构，如会计师事务所、投资银行等，而这些中介机构的参与就会涉及相关的中介费。

三、上市公司适度股利分配政策要以控股股东的利益最大化行为和目标

在大股东股权不流通的情况下，在我国目前资本市场环境下，对于中小股东来说，中小股东的持股比例相对太低，且极其分散，中小股东持股的目的一般不是控制性目的。投资股票的收益有资本性收益和现金股利收益。在两种收益形式当中，又由于我国上市公司长期以来现金股利收益率明显低于西方发达国家，如所有上市公司总体的流通股股东的加权平均现金股利收益率从1998到2004年分别为，，，，，，;投资者获得的现金股利收入相比其投资成本来说微乎其微，那么作为持有上市公司流通股股份的机构投资者和个人投资者，由于几乎无法获取其所投资上市公司的现金股利回报，那就只能转向通过在流通市场上博取差价获取投资收率，这也是中国股票市场投资者的最大化行为的必然选择。非流通股东(主要是上市公司的控股股东)由于一般是大股东，所以公司重要的经营决策和高级管理人员的任免主要受非流通股东意见的影响，控股股东股权不流通对于控股股东来讲有明显缺陷。按照我国有关规定，国家股、法人股不能在二级市场上流通转让，只能依法协议转让。作为一名理性的市场主体，大股东特殊的利益实现方式决定了大股东和上市公司的行为方式及特点。由于缺乏更有效的股权退出通道，大股东往往会趋向寻找一切可能提高上市公司每股净资产的 方法 ，具体来讲有如下渠道:一是提高公司业绩，业绩是公司市场价值的基础，业绩的提高必然会提高每股净资产;二是通过配股、增发或发行可转化为股票的债券(简称可转债)等形式进行再筹资，由于配股价、发价或可转债的转股价一般都远高于公司每股净资产，其结果必然导致配股或增发完成后上市公司每股净资产随之相应增加。适度股利分配政策是一个阶段性连续的概念。这就是说对于某一家公司而言，适度股利分配政策不是一个年度概念，而应在一产业周期内保持相对稳定。不过，也不等于说适度股利政策是一成不变的，应随公司发展阶段的更替而作相应的调整。

在初生期，公司对其所处的市场环境只能通过理性预期加以了解，而不能对市场条件、产品销路有很精确的判断，也就是说，由于 经验 的不足，不能对经营收益有准确的测定。刚建立的新公司投资目标已确定，不用立即去寻找 其它 投资机会，利润留存比例可适当小一点，利润中大部分用于分发红利，以吸引投资者关注本公司，树立公司在公众中良好的形象。所以，推行低股利加额外股利的高弹性股利政策较符合企业与投资者双方的利益。从企业来说，低股利可使企业在经营收益不理想的情况下也能兑现股利，不至于破坏企业在公众中的形象。而收益颇丰时，可以向股东发放额外股利，鼓励公众投资热情。从投资者来说，在有固定收入保证的前提下，还有获得意外股利收入的希望。两者都会对股利政策表示满意。

在成长期，公司规模扩张的要求强烈，公司面临的投资机会较多，如果能获得充足的资本，公司发展速度就能加快，同时，公司盈利能力增强，利润额连年增长。此阶段，公司需要集中力量，竭力以最低成本获取足够多的资金来源。最有效的 措施 便是大量留存利润，用自有资本，避免举债或多分股利。那么实行剩余股利政策的低股利是否使股利贴现模型决定的公司价值也过于低呢?从实际情况来看，对于成长期的公司来说，股利与股价之间的关系已经被公司以“发展第一、兼顾股利”的政策所弱化，所以低股息不会使价格低落。相反，由于公司巨大的发展潜力和获利能力，将导致公司股票的实际价格升高。这并不是说股息决定股价的关系完全消失了，只是股价不再直接有股利决定了。

在成熟期，公司在本行业的经营经验丰富，有稳定的市场占有率，公司获利能力稳定，有能力维持比较稳定的股利发放额，公司应采取稳定的股利发放政策。当然，与其余各种股利政策相比，在这种政策下，公司对留存利润要心中有数，对公司发展规划进行有计划的安排。

参考文献

[1]原红旗，中国上市公司股利政策分析[M]，北京，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2004

[2]__文，影响中国上市公司配股决策的因素分析[J]，经济科学，2003

[摘要]根据经济学利润最大化原理,若把股利支付作为公司经营中的一种“生产要素”投入,股利支付的最佳水平理论上是指处于股利支付的边际成本与边际效用相等时的水平,但在实践中,这一最优水平难以确定,只好寻求适度股利支付水平。 文章 认为适度股利支付水平应是:在目标的负债/资本比率条件下,满足公司盈利性投资需求而能达到融资成本最低、股权结构稳定,进而实现公司价值较大幅度提高的可操作性的水平

股利分配政策作为公司三大财务决策之一,在公司经营中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选择得合适与否关系到公司融资渠道的畅通与否、融资成本的高低和资本结构的合理性。适度的股利政策有利于公司股权结构的稳定,并在公司面临外部接管威胁时提供有效的防御屏障,因而有利于公司经营的稳定持续发展,实现公司价值(股东财富)最大化。长期以来,公司管理层和金融专家致力于寻求股利政策的最佳模式,但至今未有一合理的、可以为各公司普遍接受的结论。导致这一现状的原因主要是制约公司股利分配政策的因素众多,有公司内部的也有公司外部的;有市场的也有非市场的;有投资者、债权人的也有代理人的;有长期的也有短期的,而且各个因素之间又有相互联系、相互制约的关系。随着公司发展情况的不同,这些因素所占的地位又经常发生变化。所以,适度股利分配政策的选择是一个极其复杂的问题。本文在评析西方金融理论中最佳股利支付模式的基础上,定性研究中国公司适度股利分配政策的内涵及其特征。

一、最优股利分配政策的理论确定

西方金融理论中关于最优股利分配政策的确定主要有三派观点:第一派是以沃尔特(J、E、walter)模型为代表,从公司的投资收益率和基准折现率的关系来确定最佳

股利支付规模。

沃尔特在一系列假设条件下,研究了股票价值同每股税后利润、股利、公司的投资收益率、基准折现率之间的关系,建立了相应的评价股票价值的公式。

如下所示:

即当公司投资受益率和基准折现率相等时,股票价值除同基准折现率有关外,还与公司的税后利润有关,而同公司的股利政策无关。

(2)若r>ρ,即当公司的投资收益率大于基准折

现率时,股利分配越少,股票价值越高。特别当股利支付率为零时,股票价值最高,换句话说,此时,最佳股利支付应为0。

(3)若r<ρ,即当公司的投资收益率小于基准折现率时,股利分配越多,股票价值越高。特别是股利支付率为100%时,股票价值最高,换句话说,此时,最佳股利支付为100%。据此,沃尔特认为公司最佳股利支付率完全取决于公司的投资收益率:如果公司有许多投资收益较高的机会,则应少分配现金红利,多提成,甚至把税后利润全部用作投资。相反的,如果公司没有获利较高的投资机会,则应该把利润大部分、甚至全部分配给股东。第二派,股利显示理论认为股利支付的最佳水平应是当公司股票市场价格与公司股票内在价值一致时的水平,进而提出:公司前景越好,股利支付水平就应越高。股利显示理论考虑股利支付最佳水平的逻辑是:当一家公司需要为一项目筹资时,它要么增发新股(配股)要么少回购一些在外股份;不管哪一种情况都会导致现有股东持股比率稀释(dilution)。对于前景比较好的公司,降低现有股东持股比率稀释程度的价值就比较高,如果外部投资者都认识到这一关系,其结果,代表现有股东利益的内部人(管理者)就会发放含税负的股利,股东持股比率稀释程度下降,公司股价上升。股利支付的最佳水平之所以存在,就是因为不同公司支付股利的边际收益不同,而投资者获得股利收入的税负是递增的(随股利水平),因此,具有较好前景的公司就必须支付较高股利,直至股利支付的边际收益与边际成本,(税负成本)相等,此时,公司股票市场价格也因为最佳股利的显示升至其内在价值水平。

第三派,代理成本理论认为股利支付的最佳水平应是股利支付降低的代理成本等于股利支付的税负成本时的水平。如图1所示

,MC1表示股利支付的边际成本,它渐次递增说明随股利水平的提高,边际税率不断提高。MR1表示股利的边际收益,即因股利支付而降低的代理成本,比如管理层更加卖力

为股东利益着想;管理层更具有创新意识;管理层少“揩油”了等等。一开始,单位股利支付所降低的代理成本不断提高,说明此阶段股利支付的效用递增;当股利支付水平已达到Q0时,公司的代理问题已弱化,相应的,再提高股利的边际效用开始下降。根据西方经济学中的利润最大化原理,若把股利看成公司经营中一个投入要素,则图中MC1与MR1的交点A1所代表的股利水平Q1就是代理成本理论所认为的最佳股利支付水平。

上述三种观点分别从投资机会、市场表现和降低代理成本的角度提出了最佳股利支付水平。这些最佳股利支付水平分别就某一方面而言都是合理的,但作为一个公司整体而言,则都有以偏概全的不足。不过,上述三种关于最佳股利水平的确定给我们提供了一种思路。若把股利支付的各种效用综合起来就可以给出公司股利支付的效用函数,同样,把股利支付的各种成本汇总起来,就可得出公司股利支付的成本函数。我们若把股利支付作为公司经营中的一种“生产要素”投入,股利支付的最佳水平理论上应存在,处于股利支付的边际成本与边际效用相等时水平。股利支付的各种效用包括:(1)降低代理成本。(2)当公司投资机会较少时,提高投资者效用。因为公司现金增多时,会出现过度投资现象,而把这多余现金派发给股东,股东可另作高收益率投资。(3)扩大筹资渠道,股利支付可显示公司未来前景。

股利支付显示公司有一好的发展前景,公司股价提高,增发新股,配股价就可确定在较高水平。股利支付所涉及的成本包括:(1)税收成本。(2)融资成本的提高。当公司面临投资机会时,由于股利支付,公司不得不通过外部融资,如增发新股、配股、举债等,而现代财务理论普遍认为外部融资成本要高于利润留存。(3)中介费用。股利发放、筹资都要聘请相关的中介机构,如会计师事务所、投资银行等,而这些中介机构的参与就会涉及相关的中介费。综合这些考虑,我们也可以给出公司作为一个整体的股利支付

变量的边际效用曲线(MR)和边际成本曲线(MC),如图2。曲线MR与曲线MC的交点A相对应的股利支付水平Q为公司最优股利支付水平。

二、中国公司适度股利分配政策的内涵及其特征根据效益最大化原理所确定股利支付水平,虽然是最优的股利水平,也是公司管理层理论上应该认可1的最优选择,但是选择这一最优方案存在着许多限制因素。这主要体现在前述的边际效用曲线和边际成本曲线的确定上。

图2

股利支付的成本函数中税负成本、中介费用相对较好计算,但筹资成本的提高却是因公司各方面的情况及资本市场特定环境共同引致的,其中有多少是因为支付股利产生的就很难区分,因而股利支付的成本函数理论上存在而实际操作中真正定量确定有一定的难度。相对比而言,股利的效用函数确定难度更大,比如说因股利支付而导致的代理成本降低一项,因为代理成本降低转化为股利的效用是通过管理层更加卖力为股东财富着想而带来的公司价值的提高实现的,这里就存在两个问题:其一,管理层卖力的程度、为股东财富考虑的成份有多大、对公司投资的开创性如何等等本身极难衡量,内部人会把种种“揩油”行为解释为公司经营发展的需要。其二,代理成本的降低是导致公司价值提高的各种因素之一,代理成本降低与因之而提高公司价值之间难以形成固定的定量关系。因此,前述的由股利支付的边际成本曲线与边际效用曲线的交点所形成的最优股利水平理论上存在,但在现实生活中是难以确定的。我们只好退而求其次,选择次优方案,寻求适度的股利支付政策。对于中国公司而言,适度股利分配政策可概括为:在目标的负债/资本比率条件下,满足公司盈利性投资需求而能达到融资成本最低、股权结构稳定,进而实现公司价值较大幅度提高的可操作性的股利政策。具体而言,中国公司适度股利分配政策应具有以下基本特征:

1.适度股利政策的目标是实现公司价值的较大幅度提高,满足公司盈利性投资需求、降低融资成本、实现股权结构稳定等都是服务于这一目标的。针对中国资本市场不成熟的实情,公司股票价值的表现形式——股票内在价值频繁波动,简单地把“市场价值最大化”作为适度股利政策的目标操作具有一定的不合理性。我们有必要对“公司价值”作进一步具体界定,在操作上可选择两项财务指标来替代。

(1)每股净资产。每股净资产是指公司股份的当期每股实际价值,公司帐面价值即等于每股净资产与普通股发行数之积。与公司市值相比,由每股净资产套算得来的公司帐面价值更能反映公司实际投资价值,尤其是在投机很强的股票市场上,受市场信息的影响,股票价格剧烈上下震荡,若以市场价来衡量公司价值,弹性太大,显然不符合公司经营的实际情况;若以每股净资产来匡算公司帐面价值,则不会使公司价值容易受外界因素干扰,可以真实地反映公司现在价值几何。在这一点上,以每股净资产价值最大化代替公司市场价值最大化,“挤出”了由市值最大化产生的“泡沫”。每股净资产最大化还可以较好地综合反映公司各方当事人的利益。

首先,从公司经营者的角度来说,每股净资产最大化促使其改善经营管理,提高资本经营效益,努力使公司价值增值。在这一点上,每股净资产最大化与市值最大化及利润最大化都是不矛盾的。因为每股净资产的较大增值意味着公司利润量较多,利润量的增加会使公司在投资者心中的价值上升,从而导致公司股票市价上涨,也达到最大化。这时的公司市场价值最大化有了公司实绩作为支撑基础,不再是无源之水、无本之木。可见,每股净资产最大化在克服了市场价值最大化中非理性因素的同时,与市场价值最大化又取得比较好的统一。

其次,从投资者角度来讲,每股净资产最大化既体现了投资者投资回报的高低,又为投资者投资决策提供了重要参考依据。每股净资产越大,说明投者本金的保值性越好、增值的可能性也越大,而投资者在做投资选择时,总是愿意投向每股净资产增值快的企业。

不过,每股净资产指标是对公司历史价值高低的判断,至于反映公司未来发展趋势,可选择另一指标:利润增长率。

(2)利润增长率。企业利润取决于销售价格、制造成本、市场占有率(决定销售量)等多方面的因素。这些因素的提高又依赖于企业改善管理、降低产品成本、改进产品质量和服务、扩大市场占有率等,所以说,企业利润率的提高刺激企业在上述方面积极进取。利润增长率是一个比例性指标,与利润额相比,更能动态地反映企业发展的状况。例如在其他条件不变的情况下,公司本期利润200万元,在同行业中可能算是很高的利润额了,但若与本公司上期利润300万元相比,却是利润下降了。造成企业利润下降的原因可能是企业产品竞争力下降、市场占有率萎缩或由于经营不善导致成本提高等,而这一切又都代表着企业的发展潜力部分丧失。可见只有纵向地比较企业利润状况,才能发现企业的发展潜力,确定其实际投资价值,使对企业价值的考虑从短期走向长期。

2.适度股利政策并非某种固定模式,它因公司而异。任何一家公司都会因其自身的特点、所处的特定环境而存在一种仅适合于该公司的股利政策,亦即不存在一种适合于所有公司的股利分配政策。关于这一点美国波克夏·哈斯威公司绝无仅有的股利政策是一个重要例证。按一般美国公司的做法,前景越好、业绩越好的公司股利水平相应也会较高,而不

分配公司往往是亏损公司。但哈斯威作为一家业绩卓著的公司长期以来坚持既不分红也不分股的股利政策,以至于1998年底该公司总股本仍仅226万股,而股价已近每股8万美元。对这样一种股利政策,哈斯威公司的董事长巴菲特作如此解释:其一,分股将使新的投资者更容易购买波克夏的股票,也便于现有持股者的抛售。因此,巴菲特认为,他并不想要波克夏的股票处于投机者的控制之下,而一个高到极端价位的股票,就是最为有效的制止投机的方式。其二,不分红避免了股东与公司被双重征税,并且也不必在支付股利上费什么精力,可以把红利重新投资以获取更多的收益。其三,公司投资机会众多,赢利率极高,股东们投资于波克夏公司比投资于其他领域更赚钱。同时巴菲特也表示,如果他发现他的股东们能够找到比投资于波克夏更赚钱的方式,他会在那时候临时支付红利。再比较分析中国的两家绩优公司:春兰股份、四川长虹,发现它们股利分配政策截然不同。春兰股份侧重派发红利,而四川长虹侧重高比例送红股,但两公司经营业绩都持续保持在较好的水平(如表1所示),而且也给投资者提供了较高的投资回报率。以四川长虹为例,如果1996年1月以元的价格持有1000股长虹作长期投资,那么到了三年后的1999年1月底,历

经了期间的送股、派息和配股后,持股数量增为3952股,持股成本为10340元,而股票市值则达到了64695元,投资回报率高达530%。同样的测算,投资春兰股份同期投资回报率高达330%。截然不同的两种股利分配政策分别支撑了两公司业绩的持续增长及其在资本市场上的良好表现,说明这两种股利分配政策对于这两公司而言都不失为一种适度的股利分配政策。

3.适度股利分配政策是一个阶段性连续的概念,亦即对于某一家公司而言,适度股利分配政策不是一个年度概念,而应是在一产业周期内保持相对稳定。不过也不等于说适度股利政策是一成不变的,应随公司发展阶段的更替而作相应的调整。(1)处于初生期企业、公司的适度股利分配政策——低股利加额外股利的高弹性股利政策初生期企业、公司对其所处的市场环境只能通过理性预期加以了解,不能对市场条件、产品销路有很精确的判断,也就是说,由于经验的不足,不能对经营收益有准确的测定。刚刚建立的新企业投资目标已确定,不用立即去寻找其它投资机会,利润留存比例可适当小一点,利润中大部分用于分发红利,以吸引投资者关注本企业,有利于树立企业在公众中的形象,所以推行低股利加额外股利的高弹性股利政策较符合企业与投资者双方的利益。从企业来说,低股利可使企业在经营收益不甚理想的情况下也能兑现股利,不至于破坏企业在公众中的形象。而收益颇丰时,可以向股东发放额外股利,鼓励公众投资热情。从投资者来说,在有固定收入保证的前提下,还

有获得意外股利收入的希望。两者都会对股利政策表示满意。

(2)成长型企业的适度股利政策——剩余股利政策

成长型的特征是:由于经营得当,企业规模扩张的要求强烈,企业面临的投资机会较多,如果能获得充足的资本,企业发展速度就能加快。同时,企业盈利能力增强,利润额连年有增。此阶段企业需集中力量,竭力以最低成本获取足够多的资金来源,最有效的措施便是大量留存利润,用自有资本,避免举债或多分股利,因为举债成本较高。那么实行剩余股利政策的低股利是否使股利贴现模型决定的公司价值也过于低呢?从实际情况来看,高成长型企业的股票价格通常是较高的,但是这与股利贴现决定的股票市值的原理并不相悖,因为对于成长型企业来说,股利与股价之间的关系已经被企业以“发展第一、兼顾股利”的政策所弱化了,股息作为股价形成的基础地位和作为评价水平的客观标准已经丧失,并转而为企业收益所代替,即股票价格的计算公式转化为:

由股票利息率公式可知,在企业收益中,利润留存比例十拿九稳是决定股票利息率的关键。成长型企业在获得大量利润的情况下,提高利润留存比例相应地降低了股票利息率,减少了企业利润外流。巨额利润以利润留存形式进行再投资,无疑会优化企业资本结构,促进企业的高速发展。这种具有巨大发展潜力的企业所发行的股票常被称为“成长股”,成长股价格的形成,主要是以投资者对企业未来发展的预期以及在此基础上形成的成长股的市场供求为依据的,其形成机制是:投资者预见到企业在未来具有巨大的发展潜力和潜在收益,预期企业股票收益率降低,说明该企业的股票价格将有进一步上涨的空间,因此预期股票投资价值大。良好的预期投资价值使该股票供求关系发生变化,最终在供求均衡点形成长期股价。成长型企业投资价值主要表现在:预期股息收益的增加;企业向股东分配股票股利的预期;预期由股价上涨所获得的资本利得,即由于成长股巨大的发展潜力可能使其价格上涨,投资者可以在二级市场抛售股票获得溢价收益。

综上所述,成长型企业虽然实行适度的剩余股利政策,但由于股息与股价之间的关系已被削弱,所以低股息不会使股票价格低落。相反,由于公司巨大的发展潜力和获利能力,将导致企业股票的实际价格升高。这并不是说股息决定股价的关系完全消失了,只是股价不再直接由股利决定了。成长型企业若因经济周期、行业竞争等原因,不得不采用其它分配政策时,则应尽量考虑股票股利分配,因为股票股利形成的股本金仍属企业自有资金,企业可以继续支配。

(3)成熟型企业的适度股利政策——稳定股利额政策成熟型企业的特点是:企业在本行业的经营经验丰富,已有稳定的市场占有率,企业获利能力稳定,有能力维持比较稳定的股利发放额。与此同时,由于企业经营的产品已趋成熟,企业需要开发新的产品或服务项目,以便调整经营结构,寻求新的利润增长点,这样企业就要保证有一定的研究发展资金投入。企业除了可从利润拨出一部分资金满足股利政策需求外,剩余资金便可满足研究发展资金需求。与其余各种股利政策相比,在这种决策下,企业对留存利润要心中有数,对公司发展规划可以进行有计划的安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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