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代金融研究假论文

下文仅供参考，真正的论文必须有来自本人的见解和思路，别人的观点和思路对于当事人只有参考的意义否则任何人都写不出真正的好论文。央行房贷政策的金融学分析近年来，我国房地产过热现象日显突出，且势头不减。持续不断的升温加重了人们对房地产业危机的担心，也引起了决策层的高度重视。2003年以来，中央银行多次出台相应政策，试图遏制潜在的泡沫和可能由此引发的危机。其中相距最近的两次是2004年10月29日和2005年3月17的房贷利率调整，期间不足5个月，可见央行对这一问题的重视，同时也反映出央行对过往政策效果的不满意。事实上，央行当前房地产政策效果确实存在一定问题，2004年10月的政策出台虽短暂地抑制了一下房价上涨趋势，但很快就失去预期作用，同年的一份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市场经济研究所的报告就指出，2004年的房产价格平均涨幅远高于上年度。而2005年的这次调整也没有像人们预期的那样控制住房产价格的上涨，同年7月份国家统计局的一份统计数据表明，全国住房平均价格比上年同期上涨近10%。尽管同年9月份以后陆续传来房价开始下跌的消息，但只是暂时的，截至到2006年底的数据证明了央行一系列政策的失效性。一、当前我国中央银行房贷政策的特点1、形成以住房贷款利率为主要工具的政策体系纵观当前央行应对房地产过热现象的政策取向不难看出，利率手段是政策体系的核心内容，中央银行几次调整都集中在利率工具上，只有2005年3月17日的调整涉及了一项利率以外的头寸——住房贷款首付率。而利率调整的主要做法就是提高房贷利率，试图通过利率的杠杆作用来提高房地产业参与者的资金成本，从而达到抑制产业过热的目的。2、调整次数频繁，步伐平缓从近年中央银行出台相关政策的频率来看，2003年以后政策间的时间间距普遍偏短；而从每次调整的步伐看，又明显呈现出稳定、平缓的特征。这一方面体现出决策者的迫切心情，同时也反映出决策者的谨慎态度。尤其在调整步伐方面，他们没有采取激进的方式来应对当前的房地产热度，而是稳扎稳打、步步为营。2004年10月的加息措施主要针对存贷款的基准利率（上调），自营性个人住房贷款利率和个人住房公积金贷款利率的上浮幅度则相对较小，从中可以看出央行政策似乎更注重指导性和示范性。2005年3月17日的调整比上一回更进一步，明确地将住房贷款利率上调个百分点，住房贷款基准利率也相应上浮，但步伐不大，形成了以稳定、平缓为主要特征的政策机制。3、房贷利率与一般贷款利率水平逐步趋同，灵活性逐渐增大2004年之前，中央银行的房贷政策强调优惠特征，即实行低于普通工商企业贷款的利率水平，2005年3月的政策调整则实现了贷款基准利率的并轨，以及实施水平的趋同。同时，在政策灵活性方面也有了很大改善，过去商业银行发放住房贷款的利率调整受到严格的档位限制，而新的房贷政策只设定利率下限，将上浮权限全部交给商业银行掌控，基本实现了房贷利率市场化的必要条件。二、当前央行房贷政策存在的问题从传统的经济学理论看，人民银行当前的房贷政策并无不妥之处——利率的提高势必增加了房产购买者、房地产开发商的资金成本，从而降低过热的需求欲望，使均衡价格降低，进而抑制膨胀的房地产投资预期，同时也能够通过加大投机者的融资难度和融资成本，达到打击房地产投机商的炒作企图，实现全面地抑制过热现象可能带来的严重后果。同时，利率的提高也可以向整个经济社会传递一种政策导向信息，并通过信息的示范效应来控制潜在的宏观经济升温的问题。但现实情况是政策指向并没有在实际经济活动得到充分体现，反倒是逆政策倾向越发突出（尤其是2003年——2005年3月政策调整前这段时间最为典型，）。而且房价走高的问题已不再是个别地区的问题，而是全国性的、大面积的现象。为何这样一项几乎完全符合传统经济学原理的政策却在现实中受到无情的打击呢？有些学者将矛头指向市场，甚至是市场参与者，将问题归罪于参与者的非理性市场行为。应该说，这样的指责也许有一定的道理，但对解决眼前问题意义不大。根据现代有效市场理论，即便是那些根据严格的经济学假设界定出的效率低下市场（甚至是无效率的市场）中，相信市场仍是首要的（市场缺乏效率并不影响有效市场假设），除非掌握确切的信息，否则不要轻易断定市场是错误的（Aswath Damodaran）。因此，将目光转回到政策机理与理论逻辑本身上来，仔细分析政策本身的问题也许才是当务之急。从当代金融学理论和观点来看，当前央行放贷政策效应之所以未能达到预期主要由以下几点原因：1、对房地产价格的均衡状态的理解有误表面上看提高房贷利率可以通过提高购房者成本来降低房地产需求（打破原来均衡，建立新的均衡），在供给不变的状态下降低房地产的均衡价格，进而降低投机者的利润率，使部分投机商退出该市场，实现抑制房地产业过热的问题。这是传统经济学的经典理论，并且对一般房产消费者是有效的，因为房产对一般消费者是消费品（商品），然而这种做法对投机者来说却是无效的，因为房产对他们来说不是商品而是资产，是投资对象。根据现代资本资产定价理论（CAPM），决定资产均衡价格的因素不是商品的供求均衡，而是资产的风险与预期收益之间的均衡，*因此任何试图通过供求均衡机制来实现抑制房地产投机商投机欲望的努力都不可能达到预期效果。将上述理论与MM定理有机结合，我们可以得出这样的结论，一项资产的融资成本不取决于其来源，而只取决于其运用，也就是说，是一个资产的融资成本由投资(机）者对该项目的盈利预期收益#决定的，而不是融资成本决定投资（机）预期收益。只要投资（机）者对房地产的升值预期不改变，简单地改变融资成本不会使投机欲望得到遏制，这也正是当前央行政策几乎失效的主要原因所在。※即使换一个角度，如果我们把房地产看作是投机者的一项期权的话，当前中国房地产业中的投机者无疑将房地产价值做成了一项房地产价格指数的看涨期权，从这个意义上讲，利率的提高实际上提升该期权的内在价值，加上整个市场看好未来房产价格所带来的时间价值，房价不降反升也是再正常不过的了。2、政策对象界定不清，真实需求受到冲击作为政策体系的主要内容之一，政策对象的确定至关重要。房地产过热很大程度上是由于房地产投机造成的，因而遏止投机态势作为央行政策的主要部分是对的，但是如何遏止没有在央行的政策中得到很好的体现。已经出台的央行政策体系对对象的界定似乎存在问题，主要表现在未能有效区分真实需求与投机者需求，结果是，每次央行政策一出台，首先感到不安（甚至是失望）的不是投机商，而是出于真实需求的潜在普通购房者，这些人（绝大多数是工薪阶层，迫切需要解决住房问题）往往是几年前就开始设计购房方案，好不容易根据自身能力和市场状况（主要是由放贷利率构成的后期成本）准备开始实施方案了，利率一提高，成本立刻上升了，于是不得不推迟已经制定好购房计划。而这些潜在真实需求一方面沉淀下来，进一步加大了投机者对未来房地产市场预期值，反而刺激投机需求的膨胀，进而推动了新一轮过热的冲击；另一方面，一部分退出的购买力会转向房屋租赁市场，使房地产投资商现实的利益得到及时满足，同样会增加市场对房地产业看好的预期。3、政策头寸单一，忽略了头寸矢量可能带来的溢出效应目前我国中央银行放贷政策体系中，利率几乎是唯一头寸手段，但以头寸体系的最大弊端就是政策效果的可控程度下降，而且容易带来相应负面效应。现代金融理论认为，头寸是矢量，可以多维分解，产生多向头寸向量，从而发挥多种作用。如果我们把央行放贷政策中的利率工具视为一项头寸的话，它也可以分解成许多向量，从而带来一些可能意想不到的溢出效应。首先，从宏观经济的角度看，提高利率水平相当于做空购房者的购买能力，而住房购买力可能是当前我国宏观经济内需中最主要的推动力了，因而做空住房购买力相当于做空内需，同时做多了国民经济发展对对外贸易的依赖，这与我国的长期经济目标（包括利率市场化和汇率逐步放开）是相悖的。其次，从转型经济的客观需求看，“城市化”是未来中国经济发展的必经之路，“城市化”本身也可以带动经济社会的基础设施建设。而做空房地产业，某种意义上也在做空上述目标。除此之外，做空地产还可能意味着做多商业银行的贷款渠道（因为商业银行要生存，就必须保证必要的盈利，相对安全的房贷被做空后势必会寻求新的贷款渠道），而被做多的贷款渠道若不能做到比房贷更安全的话，做多贷款渠道的同时也会做多商业银行不良资产；做空地产还意味着做多房地产投机商对境外资金和非银行金融机构资金的需求，结果必然是做多投机商绕开央行管制动机，同样应该引起重视。（实际上近年来已经出现了信托资金为房地产业融资的现象，客观上增加了中央银行的监管难度。）三、对策建议1、央行政策必须与税收政策相配合根据现代资产定价理论和MM原理，贷款利率不能改变一个项目的预期收益和风险，实际上就是不能改变一个项目的价值，这个价值是时间价值的概念，也就是说，投资者往往根据他对市场的预期来推断项目的现值，在现值明确的情况下，决定投资者投资欲望的主要因素是内部收益率。当内部收益率高于他的机会收益率时，投资者当然会选择继续投资；而当内部收益率低于机会收益率的话，投资者才会放弃原有的投资预期。根据这一道理，抑制房地产过热的有效手段之一应该是税收政策。开征房产税可以降低投资者投资项目现值，从而使其内部收益率相应下降，一旦下降到机会收益率水平之下时，投资者自然会放弃投机项目。开征房产税与提高贷款利率的最大不同也恰于此：前者改变了投资者的预期收益。◆从另一个角度看，如果我们把房地产看作是获得宏观经济发展所带来的价值的实物期权的话，房地产的投资相当于购买了一项买方期权（周洛华，2005），而开征房地产税则相当于这个买方期权的分红，支持有期权而不持有标的物就会失去分红的机会，从而使期权的价值下降；同时实物房产的持有人还要承担这些税收，成本却在上升，因此房地产这项实物期权的价值就会更低了。2、丰富政策工具，有效界定目标对象从当前央行政策工具的种类来看，品种单一是一个突出的问题，单纯依靠利率的杠杆作用，非但不能改变房地产投机商的预期收益，反而会使房地产的真实需求受到打压，尽管央行不止一次出面解释“调整不是针对老百姓”，但市场听不懂解释，它只能所做出的反应真实地将单一工具的弊端暴露出来。要解决上述问题，一条很重要的途径就是丰富政策工具。利率工具的主要作用范围是银行融资渠道，这条通道的特征之一就是无偏性，即不区分作用的对象，如何保护房地产真实需求，不妨借鉴一下香港经验，即建立房地产基金，一方面利用基金的杠杆作用丰富央行政策渠道，另一方面，则可以通过基金的倾向性来缓解因提高利率而给真实需求带来的冲击。 3、建立多头寸政策体系政策手段头寸单一的直接后果是结果的不确定性和不可控性，根据有价证券复制理论，任何一项政策都可以利用现有工具进行复制，而对复制品的解剖分析则可以使人们较为清楚地看到政策的头寸体系与目标的一致程度。而一旦发现复制因子与目标相悖的现象时，应建立相应头寸克服因子中的负面因素。因此要想实现政策目标，往往需要多种头寸相互配合，仅以利率头寸作为政策手段的体系在现代金融市场上是很难见效的。从目前我国的实际情况看，依靠单一货币政策手段来抑制房地产过热现象的难度相当大，整个外部环境还不够成熟，税收政策的滞后、土地制度的陈旧、土地市场的不完善，监管体系的低效性与漏洞，以及人民币升值压力等，有这些因素所转化而成的头寸都有可能对过热产生影响，同时也都有可能与货币政策相互作用，因此在制定货币政策手段时，必须与这些头寸配合使用，并不断根据实际情况作出相应的头寸调整，只有这样才能使房地产与整个国民经济协调发展。

发表过的可以么？能不能给个具体的题目，比如哪个地区的等待。太多了，光09年就有100多篇。需要留言给我

这也是我刚刚做的，希望你能用得上，如果觉得可以，记得给我加分啊！！金融全球化与金融风暴摘要：金融的全球化浪潮起源于20世纪80年代。到20世纪90年代，金融全球化已蔚然形成一股浪潮，具体表现为金融市场迅猛扩大、世界各国金融市场开放程度越来越高、金融管制越来越松、资本流动速度大大加快、金融创新层出不穷、各国金融政策相互影响程度不断增大，因此越来越倾向于一体化。随金融全球化而来的是金融自由化，虽不能说是金融自由化带来了金融风暴但至少它们也是存在联系的。关键词：全球化 世界市场 一体化 金融自由化 金融安全引言：当前，金融自由化已成为一种世界潮流，推动了金融全球化的发展。金融全球化需要建立各国经济政策的协调机制，需要金融监管的国际合作，而目前这种约束机制的发展远远滞后于自由化的发展速度，这是造成近年来国际金融领域动荡不安的主要原因。推进金融自由化，应当认识这一现实状况，仍需要保有必要的金融管制，以维护本国的基本金融安全。正文：一 金融全球化目前大家见面讨论最多的经济问题应该就是所谓的金融风暴，经济危机。目前中国对外开放程度不断提高深度不断加强，想不受其影响无疑是痴人说梦。中国经济是世界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金融的全球化浪潮起源于20世纪80年代。进入20世纪90年代，金融全球化已蔚然形成一股浪潮，具体表现为金融市场迅猛扩大、世界各国金融市场开放程度越来越高、金融管制越来越松、资本流动速度大大加快、金融创新层出不穷、各国金融政策相互影响程度不断增大，因此越来越倾向于一体化。然而，金融的全球化浪潮给世界经济尤其是发展中国家经济带来的不仅仅是推动促进作用，伴随这股浪潮而来的是金融危机的频繁爆发及由此引致的经济衰退和政局动荡，20世纪90年代爆发的金融——经济危机举其大者而言就有1992年英镑危机、1994-1995年的墨西哥及拉美金融危机、1997-1998年的东南亚－东亚金融危机及嗣后的俄罗斯金融危机等若干起。而现在由于次贷危机引发的全球性经济危机越演越烈。我们不得不对此产生反思。金融本身就具有不断扩展其自身秩序的特点，不是为经济全球化充当媒介而才具有全球化趋向。这是因为金融本身是一种“以数目字管理”的手段，它的出现使千差万别的经济要素和资源要素得到统一的可比较的数目字表现，并使不同时点的经济要素得以在同一的基础上进行对比(通过信用的形式)权衡，这一机制一旦形成，则无待于经济的全球化对其提出诉求，金融因素将自发展开其扩张进程。经济全球化在相当大的意义上即是金融全球化的宏观表现。因为作为现代经济一大特点的经济全球化也是以金融要素为主要媒介展开的。我国于2001年 12月10日正式加入了WTO，承诺在10年的准备期后将全面放开国内金融市场。这表明了我国顺应金融全球化潮流，实现金融领域全面、真正意义上的对外开放的决心和态度。WTO的加入就我国对外开放政策演变乃至整个经济体制改革和变迁而言，是一个标志性的事件；金融全球化成为一股不可逆转的浪潮，这是由现代经济的发展和现代金融的演进变迁所决定的。我国正在直接面临来自国际的挑战。在新的竞争形势和竞争背景下，金融业应如何合理作为和积极应对，才能有效控制、消弭既有的金融风险和开放后将不可避免面临的技术性风险和制度性风险，充分保障自身的安全，并在一个国际范围的竞争环境中确立自身的竞争优势呢?笔者认为个中关键在于充分借鉴西方发达国家经验、充分参考国际规范，推进金融制度安排的创新和金融制度结构的整体演进，实现我国金融业规范化转变和与国际的接轨。 二 金融风暴在市场经济条件下，金融风险具有客观性，无法消灭。微观主体总是基于对相关变量趋势的判断而作出决策，一旦变量的变化结果与决策者的判断相悖，就可能发生损失。在严格的条件限制下，如在完全信息条件下，进行理性决策．市场机制高效率等等，当事人会根据自身的风险承受能力以及风险偏好，在“风险与收益对称”原则的支配下进行决策，即使发生损失，但在可以承受的范围之内，个别风险事件不会扩散为危及整个社会的金融动荡。然而，在现实中，如此严格的假设很难成立，个别风险所产生的损失可能会超过自身可承受的能力，金融机构间相互交织的债权债务网络，以及信息不对称情况下人们普遍具有的从众心理所产生的“羊群效应”，可能使微观领域的风险最终影响到金融体系的稳定。金融自由化的过程是一个逐步消除金融管制，而更多地依靠市场机制的作用来调节金融交易的过程。但是，单纯依靠市场机制的作用是难以达到最优的。为了将风险控制在一定程度一定范围之内，为了保护掌握信息较少的一方的利益，也为了及时化解风险，防止局部危机扩散形成系统危机，按照一定的法律法规对金融机构进行监督管理。这是我们常说的金融监管金融自由化是一个对内消除管制，对外实行金融开放的过程。但是，在金融开放的情况下，由于存在各国宏观经济政策的不协调以及金融监管的“真空”地带，使得与维护金融安全有关的变量处于不可控的状态。在目前的国际金融体制下，随着一国金融开放程度的提高，更多的风险因素来自外部。近年来，几次重大的国际金融动荡均与来自外部的冲击有关。因此，为了维护基本的金融安全，需要保有必要的金融管制。四 金融全球化与金融风暴随着金融服务的开放，资本项目限制的取消。金融业竞争加剧使金融机构破产的可能性加大。由于境内的外资金融机构多数是跨国金融机构，任何一个分支部门的风险都可能危及整体。随着金融服务贸易自由化的深入，大量外资金融机构进入使得资本管制的难度加大。跨国银行的总部与海外分支机构间的资金调拨，将会导致资本的流出入，难以有效管制资本帐户。发展中国家的金融市场规模窄小，受资本流动的冲击的影响较大。而且这些国家在信息披露方面也不完善，投资者对市场缺乏了解，其观点更容易改变，盲目跟风的“羊群效应”往往更为明显。正因为如此，资本项目的开放是发展中国家金融自由化进程中最有争议的问题。随着金融服务贸易的自由化，以及经常项目管制的取消，资本的转移可以有更多的渠道逃避资本管制；随着资本管制成本的上升，以及显而易见的开放利益，使得许多发展中国家仍然急急忙忙地开放了资本项目。资本项目的开放应当采取“渐进”的方式，根据已具备的条件，逐步消除管制。这些条件包括：建立起更有弹性的、灵活的汇率制度；推进利率市场化；建立抑制通货膨胀的机制；等等。然而，由于资本流动受各国政策影响较大，如果各国缺乏政策的协调，各自奉行“以邻为壑”的政策，结果将是灾难性的。在当前的国际货币体系下，缺乏国际政策协调的机制，有关资本流动的国际监管也远未形成，因此，对于一国而言，即使通过内部的改革，已具备了上述的条件，在开放资本项目时，为了谨慎起见，仍然需要保留必要的管制措施。总而言之金融全球化是一股不可逆转的时代潮流，金融风暴在一定程度上不可避免但它也并不可怕。结论：金融全球化是一股不可逆转的时代潮流，它是由分工演进和经济发展本身的逻辑所决定的，也是由金融本身的特点和演进逻辑决定的；在这样的背景下，只有顺应这一潮流，才有可能将本国的发展和进步融入到世界整体发展中去，从而实现“与时俱进”的良性循环；对发展中国家而言，顺应金融全球化潮流、推进金融对外开放进程与保卫本国金融安全、维护本国金融利益始终是一对相伴相生的矛盾；要在一个全球化日甚的金融宏观背景下维护本国金融安全，关键在于实现金融创新的不断展开，同时保留必要的金融管制。无没有规矩不成方圆自由化必须有一个限度必须在一个可以控制的范围内。参考文献：1．张亦春 许文彬《金融全球化、金融安全与金融演进》中国论文下载中心2．吴维 吴春永《金融自由化•金融风险•金融管制》中国论文下载中心 3.米勒 论今日东南亚金融危机[J] 金融研究,1998,(2) 4．王伟东 中国经济市场化进程中的金融风险控制[J] 经济改革与发,1998,(5) 5．赵海宽 中国金融体制改革的经验及其方向[J] 宏观经济研究,1999,(2)

相关范文：金融虚拟化对信用制度僭越的动力机制与表现[摘要] 虚拟经济在全球经济中的渗透与发展，贯穿着金融虚拟化的自我膨胀和扩张。货币虚拟化和信用创造为金融的虚拟化趋势提供了正向的内在动力，而以金融衍生品为特征的金融创新则为金融虚拟性不断突破信用框架提供了逆反的规避动力。当前，金融虚拟化扩张正在国际信用体系架构、信用货币发行和信用对象规制等过程中不断践履着对信用制度的僭越。 [关键词] 金融虚拟化 信用制度 动力机制 表现 一、引言 伴随着货币虚拟化的发展，虚拟经济已渗透到人类社会生活的各个纬度。以货币虚拟化为基础的金融虚拟化以及对金融虚拟化正负功能影响的探讨层出不穷，尽管人们对这一问题的看法各执一词，但不可回避的是，虚拟经济作为脱离传统“实体经济”范畴的新范式，在整体经济中的比例膨胀与金融虚拟化的不断扩张息息相关。金融虚拟性作为当代金融的一个突出特征，其演变历程中否定之否定的发展态势，在经济虚拟化和全球化的催化下，似乎更多地表现为一种由弱变强、以几何级数膨胀的趋势和规律。 从人类经济发展史的脉络看，任何经济逻辑中都留有人类的烙印，人们不仅参与经济活动，而且干预甚至掌控经济的内生过程，这个过程也匹配着人类经济制度的衍生过程。诺思认为:“制度变迁决定了社会演进的方式，因此是理解历史变迁的关键”。（诺思，2000，第110页）经济是一种复杂的制度安排，任何制度缺陷的存在都会使经济偏离正常的轨道。货币虚拟化发展趋势和信用的不断创设为金融虚拟化扩张提供了内在动力本源，而当前国际经济体系中金融规避行为所引发的金融创新则为金融虚拟化扩张提供了外在制度条件。下面我们将从金融虚拟性扩张与广义信用制度关系角度探讨当前金融虚拟化如何从不同层面突破信用制度框架。 二、正向动力：货币虚拟化与信用创造 金融活动依托货币运动与信用创新实现对实体财富和虚拟财富的优化配置。货币是金融最原始的形态和萌芽，也是金融产生的内在本原，信用则为二者的过渡创造权利与义务的外在制度保障。货币虚拟化与信用创造的伴生与互动共同构建了金融虚拟化的正向动力激励。 金融虚拟性的扩张过程内始于货币虚拟性的内在特性外化，货币虚拟化的趋势是在商品的内在矛盾外化为商品与货币的矛盾，并使货币在表现商品价值的材质上不断与实物背离的过程中实现的。“用一种象征性的货币来代替另一种象征性的货币是一个永无止境的过程。”（马克思，1976，第95页）货币起源于商品之间的联系，使直接物物交换的自然过程转向了以货币为媒介进行间接交换的社会过程，这个过程本身也孕育着信用。信用从一开始就具有替代货币流通和支付形式的原始冲动。 贵金属货币的出现是价值形式发展的必然结果。在它出现之前，商品交易是单纯的物物交换，偶然性的存在使商品所有者面临诸多交易“瓶颈”。货币虚拟性无论内在特质还是外在表现都受到货币形式原始状态的制约。此时，人与人之间交换的延续更多依赖于一种社会契约。“尽管这些条款也许从来就不曾正式被人宣告过，然而它们在普天之下都是同样的，在普天之下都是为人所默认或者公认的。”（卢梭，2002，第39页）贵金属货币的出现虽然缓解了商品内在矛盾，并使后者外在的表现为商品和货币的矛盾，却只是为货币虚拟化外溢提供了可能。之所以是可能，除了实物货币自身价值的存在限制了价值虚拟表现外，不成熟的信用关系也从外部环境上制约着货币虚拟化的发生。这种可以与之结合并内化的制度框架，直到信用货币条件下才使货币虚拟化外溢成为可能。 信用货币（银行券、法币等）对贵金属货币的替代从一定程度上摆脱了货币虚拟化受货币材质的限制。尽管金本位、银本位或双本位制度是信用货币得以流通的基础，但公众对信用货币的认可度和信誉性仍存疑问，这种疑问在国家权威性和银行信用性的双重作用下被成功地解答了。此时，公众对信用货币的认可，已经超脱了实物商品或服务范畴，转而将前者提升到了国家和银行的信用层面。考夫曼(Gorge·Kaufman)有如下叙述：“随着时间的推移，……，发行纸钞(随后被称为通货)的权利被转移给政府，……或者可以这么说，通货仅有名义价值，而且它的供给完全由政府决定。”（考夫曼，1998，第15页）银行信用可以创造货币，从而使货币数量实现多倍增长，存款准备金制度以及非现金结算制度的建立，为银行的货币创造机制提供了前提，在此前提下的货币增长并不是国家货币发行量的增长，而是通过银行信用扩张来实现的，这使得原本看得见、摸得着的纸币演化为纯粹的价值符号，货币实现了虚拟化的外溢。 经济信用化使经济过程逐步摆脱了经济主体自身积累的依赖，转而依托外部资金来源的融资。由此，资本支付手段的职能被部分货币所有者创新为价值增值的手段。生息资本，进而虚拟资本开始登上经济舞台。客观地讲，虚拟资本的产生是货币虚拟化与信用创造双重作用的结果，它亦成为金融虚拟化的开端。马克思认为虚拟资本是指以有价证券形式存在的，能够带来预期收入的资本。它是由债券（汇票）、国家证券（它代表过去的资本）和股票（对未来收益的支取凭证）构成的。“它们所代表资本的货币价值也完全是虚拟的，是不以它们至少部分地代表的现实资本的价值为转移的；既然它们只是代表取得收益的权利，并不是代表资本，那么，取得同一收益的权利就会表现在不断变动的虚拟货币资本上。”（马克思，2004，第451页）对资本增值无限制的追求与自有资本有限性之间的矛盾限制了扩大再生产的顺利进行，从而抑制了虚拟经济的发展。此时，为虚拟资本发展保驾护航的信用制度应运而生，“还有一种促进集中的力量，这就是信用制度。”（齐威格，1997，第280页）通过信用的媒介，一部分闲置的货币资本就可以由货币资本家贷给企业经营，使虚拟资本的积累大大超过了实体资本的积累，从而也就推动了金融虚拟化的蓬勃发展。 无论是贵金属货币还是信用货币，他们均是在一国内部以贵金属作为储备而介入金融活动的。在国际贸易的过程中，国与国之间的往来核算也仍然以国际公认的世界货币——黄金作为交易的货币汇兑基础，可以说，此时的货币虚拟化仍然提留在一国母体内部，还没有具备占领全球金融贸易活动的能力。战后的布雷顿森林体系在世界范围内维持着黄金的国际货币地位，这成为虚拟资本跨越国界进行世界范围资本配置的障碍。随着20世纪60年代末世界性的通货膨胀以及美国黄金储备的大量流失，布雷顿森林体系受到了严重的冲击。1973年布雷顿森林体系的崩溃，使国际虚拟化能力终于装备在货币身上，金融虚拟性也随之超越国界限制，真正在全球范围内来发挥其强大的虚拟化功能。 三、逆反动力：金融虚拟化对信用制度的规避动力 金融虚拟化过程随着对信用制度成熟和完善要求的不断提出而发展，两者存在着紧密的辩证联系。虚拟资本产生之前，金融虚拟化相对独立于信用制度之外，它的运行更多的是一种基于货币内生虚拟性突破各种束缚发展壮大的自然发展过程；虚拟资本产生之后，金融虚拟化一方面得到了实现虚拟性外溢的强大信用保证，另一方面自身的独立性又始终成为突破制度设定的框架在更大范围实施虚拟性扩张的内在冲动。 制度存在的本身就是一种约束。诺思（North）认为:“制度提供了人类相互关联影响的框架，它们确定了构成一个社会或更确切地讲，一种经济秩序的合作与竞争关系。”尽管金融虚拟化要求信用制度在其发展过程中起着制度保障作用，但这种制度保障的存在也意味着将金融创新抑制在已知制度框架内，客观上又为金融虚拟性的扩张套上了一副无形的“锁链”。毕竟金融虚拟化源于货币虚拟化所表现的商品经济（或者说市场经济）内在矛盾的作用与外化，是一个主观意志无法控制的客观过程，制度的衍生则是人类寻求自身价值实现得以保证的外在表现形式，它是人类主观意志对客观规律遵循的基础上建立起来的。辩证地讲，信用制度的产生和发展始终是落后于金融虚拟扩张的，这就决定了早期金融虚拟化所推动的信用生成在虚拟性膨胀后又反过来成为制约其内在发展的桎梏。由此可见，金融的内在虚拟性仅仅表征着金融具有虚拟化的倾向与能力，而其虚拟化程度是否显著则受到不同历史阶段制度（尤其是信用制度）环境的影响与制约，这也为金融机构规避信用约束，实现虚拟创新提供了动力来源。 美国经济学家凯恩（）于1984年提出规避型金融创新理论。规避创新就是指回避各种金融规章制度的管制以期达到理论最大化的目标模式。规制型金融创新意味着内在市场自发力量与外在市场机制相结合共同回避金融控制和规章制度时所寻求的金融创新行为。凯恩的理论实际也为我们诠释当前金融虚拟化的全球性扩张提供了一定的理论借鉴。金融市场的微观行为主体——金融企业或机构与宏观规制主体——政府和银行之间，存在着自由与管制的博弈。金融企业或机构作为追求利益最大化的整体，其寻求的是以市场力量的自发运动来维系其价值创作、增值过程，实质上是金融虚拟化得以发展的内生动力在企业或组织制度层面的体现。而以金融稳定为宏观目标的政府和银行则必须兼顾双面责任，即一面保持金融市场的活力和动力，为金融企业或机构提供信用制度支持；另一面要对这种动力实施管制，使其限制在可以调节的范围内，即设定并实施的规章制度框架。金融企业或机构通过创新来规避管制，一旦危机金融稳定，政府又会加以管制，这种管制将导致新一轮的规避行为。管制和规避引起的创新总是不断交替，形成一个动态的博弈过程。 从当前全球虚拟经济发展的态势看，金融虚拟性的规避创新主要通过金融衍生品的不断创设与泛化表现出来。广义的金融衍生品不仅仅涉及金融期货和商品期货合约，而且应当涵盖基于实体标的产权证券化或债权证券化所形成的混成组合型衍生产品。这种宽口径金融衍生品的市场交易是对既定制度规范圈设框架的突破，它使国家决策和信用规制的对象“进化”得虚无化，从而为金融虚拟化的膨胀与扩张提供了一种逆反动力。 四、金融虚拟化对信用制度的僭越 从理论上讲，当前金融虚拟化的扩张是失去了有效信用控制的必然结果。当贵金属非货币化之后，所有的货币形式都失去了自然控制其在市场中流通的数量机制，市场机制的自发调节作用面对货币的不断虚拟化显得力不从心。此时，各国的货币发行主体必须依靠国家制定的信用制度来控制各国信用货币的供给量，约束金融虚拟化的扩张。然而，20世纪后半叶的全球化和虚拟经济的强势发展使得任何一个进入世界经济大家庭的国家和地区都失去了独立有效控制信用供给的能力。金融虚拟性扩张使国别信用制度一方面无法再为金融虚拟性提供强有力的信用保证，另一方面又在一定程度上制约着金融虚拟化在全球的扩张。因此，实现对信用制度多方位、全角度的僭越越来越成为金融虚拟化在全球扩张的必然要求。当前，金融虚拟化扩张对信用制度的突破主要表现在以下几点。 1.一国虚拟化货币主导国际信用体系 布雷顿森林体系框架所设定的是以美国为中心国家，欧洲和日本为边缘国家的世界经济格局。在这个框架内，经济货币格局表面上是朝着多元化方向发展的，但实质却是以美元为核心的单极货币体系。因为在布雷顿森林体系下，发达国家都在试图维持两个固定比率，即美元与黄金的固定比率和美元与各国货币的固定比率。尽管1973年固定汇率制度的解体使美元与黄金之间的固定比率“脱钩”，但各国与美元之间的汇率关系却固定下来，并且成为当今全球国际汇兑的主体，“美元金本位”成为了布雷顿森林体系解体后的现行国际金融秩序。例如，从美元在国际贸易中货币计价的比例来看，美国的国际贸易只占全球国际贸易的，而以美元计价的国家贸易却占全球国际贸易的近半数，政府部门的国际资本流动基本上是以美元计价的，有的国家甚至国内也采用美元计价。在国际汇兑中也不例外，世界上大概40个国家的货币采用钉住美元或钉住以美元为主的一揽子货币。 美元在全球货币市场的独霸地位使这种一国的虚拟化货币支配着国际金融体系。各国储备的不再是黄金和美元，而是只有美元或美元资产（以美元计价的外债）。这就使美国政府或企业可以凭空创造出各种金融虚拟工具来实现以前“金本位”下无法平衡的国际收支逆差。从下表所表现的美国从1973年布雷顿森林体系解体后到2005年的国际收支平衡状况看，2005年的亿美元的经常项目逆差与1973年的亿美元的经常项目顺差相比，32年的经常项目逆差增长了大约112倍。在这些经常项目中，除了美元外还存在着大量以美元计价的外债。另外，与1973年亿美元的金融项目逆差相比，2005年美国亿美元的金融项目顺差较之1973年增长了近176倍，从而实现了美元的巨额“出口”。尽管美国现在是世界最大的“债务人”，但他却成功的使美元触角伸入到世界各个角落。这表明一国在拥有国际“铸币权”的条件下，可以使一国虚拟化货币不再受到任何国别信用制度的约束，彰显了金融虚拟化扩张对信用制度的突破和国际信用制度的严重缺失。 资料来源：Bureau of economic analysis, Transactions Accounts Data 2.“美元金本位”引发各国信用货币的膨胀 美元对国际金融体系的支配地位决定了各国在外汇储备中主要以美元储备为主。从上表中可以看出，美国在布雷顿森林体系解体后的32年里，经常项目逆差导致的结果就是美元大量无节制的外流，贸易顺差国获得美元货款，除留在各国商业银行境外金融机构的美元头村外，大部分回到本国按照美元与本国货币的汇兑比率兑换成本国货币。大量美元的涌入必然促使本国货币管理当局增加本国货币的供给，从而使本国信用货币出现膨胀。这一点对于国际经常项目顺差的国家显得尤为明显。以中国为例，国家统计局公布的统计数据显示，2007年末中国外汇储备余额达万亿美元，比上年增长％（新华网）。按照1美元兑换元人民币的比率计算，中国累计发行了近万亿人民币，即使中央银行用短期债券对增发的人民币进行对冲，也会导致银行间市场的扩张。作为仅次于现金的流动性非常强的资产，短期债券使银行市场只有通过不断地对冲才能使这部分现金始终停留在银行间而不扩散到民间市场上。另外，各国滞留下的大量美元则作为国家的外汇储备通常以购买美国等货币开放国家的政府或大企业债券保存下来。（刘骏民，2007，2）这些债券的存在本身就是一种虚拟资产，这无形中又加大了外汇储备国的金融风险。比如我国经济在2008年初所遭受的美国次贷款危机的影响就是一个极其明显的例子。由此可以看出，一国的信用制度在外来国际货币的冲击下不仅显得非常脆弱，而且在不知不觉中为国外虚拟化货币在本国的扩张提供了信用服务。 3.金融衍生品泛化加速信用规制对象虚无化 信用制度所规制的对象主要是各种信用行为和关系，其借助的工具就是对信用货币供求机制的有效管理来保证信用的维系。然而，随着金融虚拟化的不断扩展，信用制度所规制的对象变得逐渐虚拟化、缥缈化。金融衍生品的泛化则使信用规制的箭头更加无所适从。在以往货币金融工具和普通证券阶段，由于金融交易是以实体经济的存量作为交易基础的，尽管具有一定虚拟性，但它仍然受到实体经济的制约。期货与期权、指数期货与期权等从出现就是十足的虚拟资产或产品，不仅其质是虚拟的，而且从量上也是交易者想象的结果，具有绝对的虚拟的特点。由此带来的结果就是，信用制度所规制的对象变得越来越可望而不可及。金融衍生品的创新就像脱缰的野马一样带着众多投机者对未来虚无缥缈的预期冲击着金融市场和实体经济的稳定。金融衍生品的发展已有较长的历史。1849年美国芝加哥商品交易所（CBOT）就正式推出了远期和期货交易。当今，金融衍生品交易正在爆炸式地增长,据美国《福布斯》杂志1995年载文称，国际金融市场已知的金融衍生工具已有1200多种，并且还将不断增加。2004年有组织金融衍生合约交易总额为万亿美元，比2003年增长。货币衍生合约交易名义金额为万亿美元，比2003年增长。利率衍生合约交易名义金额为万亿美元，比2003年增长。股票指数衍生合约交易名义金额为万亿美元，比2003年增长。场外衍生市场交易未清偿合约名义金额在2004年6月底比2003年12月底增长，达220万亿美元（2004年世界统计年鉴）。以上数据说明，金融衍生品的发展壮大带来的直接结果就是金融衍生工具的不断创新。从某种意义上说，金融衍生工具的创新几乎可以无限设计，只要符合人们短期牟利的投机心理，人们就可以不断地实现金融创新的泛化。 五、结语 虚拟经济的最本质特征在于其虚拟性，它可以凭空创造、无中生有，基于它脱离实体经济的特性给予国家经济表面的繁荣或泡沫，使国家信用在调控国别信用行为和规避风险方面变得软弱无力。金融虚拟化扩张表现出巨大的投机性，而这种投机性背后却隐含着无法估量的危机。从前面的分析可以看出，目前金融虚拟化已经在宏观领域支配着国家乃至全球的经济活动，在这个过程中，我国也不可避免的被卷入其中，中国股市的暴涨暴跌、中国外汇储备的巨幅增加都说明在当今经济全球化的环境中，任何国家都可能成为金融虚拟化支配或牺牲的对象，谁也不能逃脱。既然不能逃避，那就勇敢面对。所以我们应当通过增强人民币的国际地位，加速国家金融、信用体系的成熟，完善对金融产品和工具的信用规制等措施，保障我国金融环境的安全和稳定。 参考文献： [1]马克思:资本论（第三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4 [2]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M].北京:人民出版社，1976 [3]（法)卢梭:社会契约论[M].商务印书馆，2002 [4]（英)乔治·考夫曼:现代金融体系:货币、市场和金融机构 [M].北京:经济科学出版社，1998 [5]（美)保罗·齐威格：资本主义发展论[M].商务印书馆，1997 [6]（美)D·C·诺思:制度、意识形态和经济绩效.发展经济学的革命（中文版）.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0 [7]刘骏民李曙军:全球流动性膨胀与经济虚拟化[J].开放导报，2007年（2） 仅供参考，请自借鉴希望对您有帮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