聊斋志异中狐女形象论文开题报告

在我国封建社会里，女性处于被歧视、被压迫的地位。早在春秋战国时期，孔子就把女性打入与“小人”同类的行列，“惟女子与小人难养也”，人们自觉不自觉地奉行着“女子无才便是德”的信条，给女性套上了难以解脱的精神枷锁。同时。在 《聊斋志异》中的女性不再被笼罩在男性的阴影之下，丧失了自身的意义，而是充分显示出了自己的主动性，充满了进取精神，她们在爱情婚姻的追求上表现得大胆热烈，毫不顾及封建礼教的种种束缚，敢于按照自己的感情和意愿，义无返顾地去追求，忠贞不渝地去爱，直到实现与所爱的人的幸福结合。爱情背景下聊斋女性的代表主要有：

（一）敢爱敢恨的狐妇

《武孝廉》中的狐妇在石某病时救了石某，也不嫌弃他的落魄嫁给他，并且帮助他走上仕途，但石某不知恩图报，百般侮辱、谋害狐妇，狐妇在得知石某要杀死自己后决然收回自己赠给石某的丸药，让石某旧病复法而亡。作者让那些负心汉一个个没有好下场，一方面表明了作者对这些被侮辱女性的同情，另一方面表现了作者对封建制度的鞭笞。不难看出，这些被侮辱的女性她们虽然普遍命运悲惨，都是为男子所遗弃所侮辱，但是她们都有坚决的反抗精神，最终都惩罚了那些负心汉。

（二）外貌丑而心灵美的乔女

乔女在丈夫穆生死后，志不二嫁。后来孟生不嫌其“黑丑”，欲要迎娶，乔女不嫁，然而她却认为孟生不嫌自己丑陋，是自己的知己，所以孟生死后，她为了酬报知己挺身而出，急其家难，抚其遗孤，撑其门户，增殖其产，自己却廉洁自守贫贱以终，表现出“士为知己而死”的美德。仇大娘则是在娘家面临破产时，挺身而出担起重担使家庭得以重新振兴。作者在这里着重肯定的是传统女性那种善于治家的天性。不畏困难、勇挑重担是她们所共有的美德。

（三）要独立，只要婚姻实质而不要名分的侠女

侠者是行走江湖，行侠仗义的人，他们路见不平，拔刀相助。而《侠女》中的侠女却是大家闺秀，但她同样具有“来无影，去无踪”的神秘特点。主要是为报父仇。更为特别的是她为报答顾生的养母之德，甘心情愿地未婚生子，给顾家传宗接代却不接受明媒正娶。侠女的婚姻观在讲贞节，讲究婚姻是“终身大事”的社会中，像她这样只讲求婚姻实质，而不讲表面的礼法和名分的表现，可以说是极其解放的思想。

更值得注意的是，《聊斋志异》中的女性不但敢于主动追求爱情，而且当爱情遭到背叛时能果断采取行动，毅然离开曾爱过的人，去寻找新的真正的爱情。《云翠仙》中的云翠仙母女为梁有才的苦苦追求和百般表白所打动，应允了他的

求婚。但后来张有才见利忘义，密谋背叛云翠仙。对此，云翠仙怒斥他的卑鄙行径，愤然离去。《阿霞》中的女主人公则在看到自己所爱的景生薄情寡义时，立刻断绝了与他的联系，同郑生结为姻缘。

不同环境与背景下的聊斋女性人物

在爱情和婚姻家庭生活中，聊斋女性呈现了前所未有的丰富性和多样性。在社会生活中，她们机智勇敢地同恶势力做斗争，谈笑嬉闹之间却敌兵，她们的才能、文才、治国才能也让庸碌的男子望尘莫及因此，环境对女性人物的性格形成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

以婴宁为例：先从自然环境来说，婴宁这种纯净自然的性格是在一种纯粹自然的环境中形成的。婴宁就在这个处处是烂漫的山花的世界里长大。从古到今，花从来都是一种美好、高洁的象征，从她出场“拈梅花一枝”到最后，作者都把她置于花的海洋，在花的世界中所养成的爱花性情，如花的品格，这就揭示出了女主人公之所以具有憨直无邪、活泼开朗的天性的原因，这显然跟那个未经世俗熏染过的特定典型环境有着不可分的关系。自然环境在人物性格的形成中起着重要作用，同样人物所处的社会环境的影响也不可忽视。在《婴宁》中，婴宁未入世前与她最亲密的是鬼母和婢女小荣，社会关系单纯而朴素。她们都是源于自然，不属于那个秽浊的现实社会，她们是自由的，不受拘束的，对于自己的爱情，她们选择敢爱敢恨，大胆追求自己的幸福。在她们的思想中没有男尊女卑，女人不是天生受男人控制的，她们和传统的依附男人的女人截然不同。她们有主见，既主动热情又敢于追求爱情。而且独立不羁，拿的起放的下，进退自如。

而另一方面，黑暗社会，恶势力猖獗，官不为民做主，即使是七尺男儿有时在这样残酷的社会现实面前也会一筹莫展，而聊斋女性却能在家庭和个人为难的关键时刻，以自己特有的方式给恶势力以致命的一击，像复仇女神，使正义得到伸张。商三官、窦氏、庚娘就是这样的奇女子。《商三官》中的商三官，在即将完婚之际，父亲被恶霸杀害，哥哥告状一年多都毫无结果。商三官为父报仇，巧扮优伶，在仇人庆贺生日的当夜，将其杀死；《窦氏》中的窦氏本是一个痴情的女子，却被土豪南三复始乱终弃，活活逼死，死后化为厉鬼，终于报仇雪恨。现实生活中人不能做的事，鬼做了，做得痛快淋漓，大快人心；《庚娘》中的庚娘在公公、婆婆和丈夫遭到歹人王十八暗害，自己面临生死考验时，沉着冷静，勇敢机智，既保住了自己的清白，又亲手杀死了仇人。

《聊斋志异》中的女鬼大都与民间传说中的鬼不同：将鬼高度审美化了。弱化，淡化了鬼身上的鬼气，最大限度地来表现鬼的善与美。她们大多有娇好的容颜，娴静的妍姿，有着聪明才智与善良的心。

狐女小翠是一个性格塑造得很成功的狐女形象。她最引人瞩目的特点便是“善谑”。 同时聪慧、干练、果断和坚强。她那天真活泼、无忧无虑的'开朗性格在王太常仔细端详下露出的嫣然微笑中，在同母亲分别对“殊不悲恋”的表现中，就已有所露。在她身上，永远也找不到一丝愁苦的痕迹，永远也看不见半点忧伤的影子。同痴儿元丰一起生活，小翠是“殊欢笑，不为嫌。”她把自己的别院变成了一个游戏场，终日和元丰以及丫头们一起嬉戏。“刺步作圆，蹋蹴为笑”，“涂公子作花面如鬼”，以及扮古人，玩的名目既多，花样也新奇别致，整天奔逐笑闹，弹琴跳舞，不但闹得全家皆知，最后连邻里也知道。这个“善谑”的特点表现在小翠的一言一行，一举一动之中。在王给谏与王待御政治斗争的环境中，王给谏越是寻隙中伤小翠的公公王待御，她的玩笑开得也就愈大，以致最后王待御时而无可奈何地概叹“余祸不远矣”，时而“惊颜如土”，大哭“指日赤吾族矣！”通过这种反衬，小翠“善谑”的主要性格特征更加鲜明耀眼了。但是小翠并不是单纯的“善谑”，通过这次事件，我们可以看出“善谑”中透露着小翠的聪慧、干练、果断和坚强。在整个事件中，小翠的杰出之处，不仅表现在计策本身的仔细周密，使仇敌自投罗网，还表现在她知道王给谏要害王太常，与元丰成礼后，就开始准备，把元丰的痴疾这一生理弱点变成有利条件。这些都充分显示出了小翠的足智多谋。

还有《小谢》中的小谢是个活泼可爱，不懂世事，乐不知愁的鬼仙。她聪明好学，心地善良，学什么都是一次就学会。与秋榕成为朋友后两肋插刀，和陶生在黑暗力量斗争中彼此帮助。作者充分利用鬼仙和幽冥世界所提供的超现实力量，通过人鬼相杂，幽冥相间的生活画面，深刻反映了社会现实的矛盾。

中国古代传统女性是不能有陶生、小谢等人的相互帮助，也不能有婴宁的笑，女性被定位为男人的附属品，扮演被支配的角色，小谢、婴宁、小翠的行经是对这一制约的颠覆和重新置配。使她们摆脱了“笑不露齿”、“三从四德”、“七出”等精神的桎梏都在嬉戏和畅笑中被消解了，令人刮目相看。这也充分体现了女性自主意识的崛起。

清代社会政治经济文化的黑暗，蒲松龄举业一再受挫的不幸，昔日友情的冷淡，现实中可望不可及的真实、自主的人生、情感，世态炎凉深沉凝重的体验，如此种种压抑郁积于蒲松龄胸中，作者只能将它们埋藏于意识的深处，最终借助于文学创作来得以表现和升华。从某种意义上说《聊斋志异》就是蒲松龄所体验过的情绪情感的形象载体，其笔下的术形象中都涵纳着作者蒲松龄的“真”性情。从《聊斋志异》全书来看，虽是儿女情长、谈狐说鬼，却是最贴近社会人生。在其大部分的篇章里，作者的爱憎强烈，作品中所塑造的女性形象是我国古代文学中一个新的高度。蒲松龄所设计的奇幻情节和塑造的奇幻人物形象，都具有理想的性质，但是这些只能存在于花妖鬼狐的幻境之中。因此，《聊斋志异》中的女性多半有着更美的品性。联系作者的一生不得志的际遇，则可感知他笔下的狐鬼故事大部分是他个人的生活感受而自由生发出来的，凝聚着他大半生的酸甜苦辣，表现着他对社会与人生的思考和对美好生活的憧憬向往。

参考文献：

[1]清·蒲松龄:《聊斋志异》上下卷．吉林摄影出版社，2004年2月第一版．

[2]清·蒲松龄著:刘跃宵主编．《聊斋志异》．内蒙古人民出版社．

[3]马瑞芳:《马瑞芳揭秘聊斋志异》．东方出版社.2017年．

[4]朱一主:《聊斋志异资料汇编》．南开大学出版社，2002年．

[5]周先慎:《明清小说导读》．北京大学出版社，2003年．

[6]袁行霈:《中国古代文学史》．中国教育出版社，2017年第一版． [7]姜维枫:《聊斋志异女性形象浅议》．

《聊斋志异·青凤》中的人物形象光彩照人，其中青凤美丽聪慧、情理兼备、知恩图报，是一个敢于追求个人幸福的狐女形象；书生耿去病狂放不羁、执着痴情，富有狭义心肠；狐叟则是一个严苛的封建家长，但同时他又具有长者风范；而孝儿是一个恪守孝道、风流倜傥的谦谦君子。

一、青凤形象

1、美丽聪慧

青凤在文中正式出场较晚，但作者对她的描写却极为传神。耿去病夜闯旷废已久的宅第，与狐叟一家相遇，相谈甚欢。当谈到狐叟先祖的谱系时，狐叟遂命孝儿“请阿母及青凤来”，让她们也来听祖上的功德，于是青凤出场了。作者通过耿生的眼睛来描写青凤的美丽，“审顾之，弱态生娇，秋波流慧，人间无其丽也”，以至于让耿生一见倾心，“瞻顾女郎，停睇不转”，不能忘情。从狐叟口中得知，青凤“颇惠，所闻见辄记不忘”，如此美丽聪慧的女子，难怪耿生会念念不忘。

2、情礼兼备

《聊斋志异》中青凤与其他狐女最大的不同在于其对封建礼教的遵从。青凤自小由叔父抚养长大，叔父对她十分严格，处处以封建礼教的标准要求她，为了恪守封建礼教，她在面对所爱时内心是矛盾而犹豫的，所以青凤与耿生的感情一波三折。两人初次见面时，耿去病对青凤一见钟情，目不转睛，青凤则“俯其首”，一副娇羞之态。后来耿生故意用脚轻压她的脚，“女急敛足，亦无愠怒”，说明青凤对耿生并无憎意，只是封建礼教的思想枷锁让她羞于表达自己的真实情感。

在狐叟一家搬走前夕，青凤按捺不住相思之情，只身来见耿去病，她小心翼翼，迈着细碎的脚步。看到耿生后，她又“骇而却退，遽阖双扉”，这一系列动作描写将青凤迫切希望见到耿生却又犹豫不决的心理状态刻画的真实可感。幽会中的青凤羞涩、半推半就，对待爱情的态度充满矛盾与纠结，这正是情礼之争在她身上的具体体现。青凤告诉耿生“过此一夕，即相思无用矣”，依依惜别之情可见一斑。后来二人在幽会中被叔父撞见，青凤“羞惧无以自容，俯首倚床，拈带不语”，在叔父的责骂声中“低头急去”。此时的青凤不像一个无拘无束的狐女，更像一个知书达理、恪守封建礼教却又无比痴情的大家闺秀。

3、知恩图报

青凤同时也是一个知恩图报的形象。青凤与耿去病幽会时被狐叟撞见，狐叟丝毫不姑息叔侄之情，认为两人私会伤风败俗，青凤回房中后，其叔父依然“诃诟万端”。但当狐叟有难时，青凤不计前嫌，全力以赴要救出叔父。孝儿前来耿去病处求援，耿去病故意不同意。后来耿生将这件事告诉青凤，青凤大惊失色，曰：“果救之否？”随后青凤为叔父开脱，说自己从小被叔父抚养长大，养育之恩不能忘怀；另外，之前叔父责骂自己也是家范使然，不是叔父的个人意志。当耿去病救下狐叟后，青凤不计前嫌，将黑狐抱在怀中三天三夜，狐叟方才苏醒。狐叟苏醒后，青凤恳求耿生将原来的宅第借给他们，以成全自己回报叔父养育之恩的心意，这些都表现了青凤知恩图报的善良本性。

二、耿去病形象

1、狂放不羁

《青凤》中的耿去病是一个狂放不羁的书生。他的叔叔一家不堪诸多怪异惊扰搬离旧宅，

耿去病却嘱咐看守老翁看到或听到怪异之事就奔来相告，这种不惧邪祟的勇气表现出他的狂放不羁。闯入旧宅后，狐叟一家正在饮酒，耿去病大胆闯入，并笑说自己是不速之客。结识狐叟一家并对青凤一见钟情时，耿去病更是动手动脚，当众调戏青凤。后来竟至“神志飞扬，不能自主”，口出诳语说：“得妇如此，南面王不易也”。

后来，耿去病见到偷偷与他私会的青凤狂喜不已，青凤把门关上时，耿生跪在门前恳求她，说只希望捏一下她的手。青凤开门后，耿生便抱住青凤并让她坐在自己膝盖上，这一系列描写都表现出耿去病狂放不羁的性格特征。

2、执着痴情

耿去病在对待爱情上又是一个执着痴情的人物形象。初次结识青凤，耿去病坠入情网不可自拔，老媪发现他喝醉后愈发狂傲就领着青凤离开，耿去病“而心萦萦，不能忘情于青凤也”。在爱情的驱使下，他甚至搬到旧宅中居住，只为再次遇到青凤。后来狐叟为了让耿生知难而退，幻化成厉鬼相吓，耿生却染指研磨自涂，将自己也涂黑与之对视，使厉鬼惭愧而去。之所以不避险恶，正是因为耿去病对爱情的执着痴情。

当耿去病与青凤幽会被狐叟撞见，狐叟对青凤严厉责骂时，耿去病心如刀割，大声曰：“罪在小生，与青凤何与？倘宥凤也，刀锯铁钺，小生愿身受之！”正是源于对青凤的痴情，耿去病把一切错误都归咎于自己，生怕青凤受到一丝委屈。

3、富有侠义心肠

耿去病富有侠义心肠，清明节扫墓归途中，他见到两只狐狸被一犬逼逐，一只逃走，另外一只“依依哀啼”。耿去病“怜之，启裳襟，提抱以归”，这一细节足见耿去病极富同情心和侠义心肠，并没有因为狐狸是异类而放弃它们。同样，当得知所救狐狸就是青凤时，耿去病也没有因为青凤是狐女而憎恶她，反而“如获异宝”。

后来狐叟有难，孝儿请求耿去病救自己的父亲，耿生表面不同意，实际还是不计前嫌，救下了狐叟。

三、狐叟形象

1、严苛的封建家长

《青凤》中的狐叟是一个严苛的封建家长形象，他代替青凤的父亲行使家长的职权，对青凤管教甚严。青凤明知耿去病的??成钋椋?却不敢接受，原因在于“叔闺训严，不敢奉命”。当狐叟发现耿去病与青凤的深情厚谊时，他首先想到的不是成全青凤的爱情而是怕青凤与耿去病的私情有辱门户，所以化作厉鬼恐吓耿生，好让他知难而退。不料耿生在爱情的驱使下却对这险恶处境无动于衷，后来狐叟不得不举家搬迁。在搬迁前夕，狐叟撞见青凤与耿去病幽会，便严厉苛责青凤，怒骂：“贱辈辱吾门户！不速去，鞭挞且从其后”！狐叟的所作所为正是封建家长的专横做派。

2、长者风范

值得注意的是，看似冥顽不化的狐叟在被耿去病救下性命之后，了解到耿去病对青凤的痴情以及事情的来龙去脉，对耿去病“惭谢前愆”，冰释前嫌。后来就像一家父子一样，再也没有猜忌，和和美美地和谐共处。遵守封建伦理的狐叟也非蛮横无理之人，而是展现出了长者风范。

四、孝儿形象

作者对孝儿着墨不多，却将其形象塑造的真实鲜活。耿去病私闯旧宅，惊到狐叟一家，狐叟与耿去病谈话间招来孝儿，“孝儿亦倜傥”，与耿去病一见如故。后来，冰释前嫌后孝儿还经常到耿生书房谈笑喝酒，其乐融融。后来还当了耿去病儿子的老师，“循循善教，有师范焉”。可见孝儿在文中就是一个风流倜傥的谦谦君子。

除此之外，孝儿又是一个恪守孝道的理想化人物。当自己的父亲遭遇横祸时，孝儿找到耿去病，伏地不起，悲怆欲绝，希望耿生能伸出援手拯救他的父亲。耿去病佯装不救时，孝儿“哭失声，掩面而去。”

正是这些熠熠生辉的人物形象，共同书写了狐女青凤和书生耿去病悲欢离合的爱情故事。随着故事情节的推进和人物形象的演绎，青凤和耿去病在追求爱情自由的道路上，由矛盾彷徨最终上升到对爱情坚定不移的相守。

聊斋志异小说中关于狐狸精青凤的描写极简，即使是重要的地方也只有寥寥几句，而极为传神，耿生一见青凤，便跌入情网，悄悄地踹一踹青凤的脚以传递信息，青凤“急敛足，亦无愠怒”，信息收到，她也有点意思了，但不便反馈。

后来当他们的幽会被叔叔冲散之初，青凤“羞惧无以自容，俯首依床，拈带不语”，然后就“低头急去”。封建秩序下少女们毫无办法，只能如此。跟许多无拘无束风流放诞的狐鬼不同，青凤是这样一个有教养的狐狸精。

扩展资料：

从篇幅上来说，《聊斋志异》中的作品基本上可以分为两类：一类特别短，只有一个梗概，相当于现在的微型小说；另一类比较长一点，故事曲折，描写较详，但笔墨仍然是比较简明的，正如纪昀所说，是“有唐人传奇之详，又杂以六朝志怪者之简，既非自叙之文，而尽描写之致”。

鲁迅先生则说成是“以传奇法，而以志怪”。后一类最能代表《聊斋志异》的特色和水平，《青凤》一篇，可以说是其中的杰出之作。

《青凤》故事的发展大约可以分为四个阶段。首先是耿去病初会青凤，一见钟情；第二，次夜相见，互诉衷情，不料被青凤的叔叔撞破，不欢而散；第三层写第二年清明上坟，得一狐，提抱以归，则青凤也，于是同居，生活得很幸福。

最后写两年以后青凤的叔叔遭横难，耿去病挺身救之，“由此如家人父子，无复猜忌矣”。故事首尾完具，曲尽其妙。在封建社会里，像这样曾经遭到家长反对后来终于得到谅解的恋爱和婚姻，有是有的，比较少见，但有狐狸精的介入，事情就好办一些了。

痴男怨女却是最真挚人性的表现...

狐女传说本身的美感和魅力，中华泛神的文化传统，加之文人的推波助澜，狐女作为文学形象的诞生不难矣。但事实上，三代而下，文人而有意为狐作传的不多，这不多的人中清朝的聊斋先生当是一个独特而闪光的存在。一部《聊斋志异》几成狐仙异闻的洋洋大观，如果说以前的各种狐传说还只是素材的话，那么现在到了聊斋先生的笔下则已俨然成为美轮美奂的成品；如果先前的各种狐传说，都还有群体创作的影子，则聊斋先生笔下的狐女已更多烙上的是自身及时代的印痕。试略述之。 《聊斋志异》里的狐女异常饱满而且形象鲜明。 一、她们多年轻美丽、善良、纯洁。且看蒲松龄如何摹状她们的容貌：娇娜，“年约十三四，娇波流慧，细柳生姿。”正面描写还嫌不够，又用了侧面描写：“生望见颜色，呻吟顿望，精神为之一爽。”写婴宁：“有女郎携婢，拈梅花一枝，容华绝代，笑容可掬。”“但善笑，禁之亦不可止；然笑处嫣然，狂而不损其媚。”再看青凤：“审顾之，弱态生娇，秋波流慧，人间无其丽也。”胡四姐：“年方及笄, 荷粉香露，嫣然而笑，媚丽欲绝。”莲香：“觌面殊非，年仅十五六，禅袖垂髫，风流香曼，行步之间若还若往。”古有秀色可餐，蒲翁如此笔法，若个女子真如面而忘饥也，更难得的是这些女子，不仅姿容秀美，更兼内心纯洁、善良, 娇娜为救孔生不顾女子的体面矜持, 毅然以“舌度红丸入”生之口，又“接吻而呵之”，婴宁爱笑“每日母忧怒，女至一笑即解。奴婢小过, 恐遭鞭楚，辄求诣母其话，罪婢投见恒得免”，狐初遇书生时，多十三四岁或十五六岁，与书生合而犹处子之体，又言笑举止常带天真, 少识人事, 婴宁年十五还不辩“葭莩之义”与“夫妻之情”，小翠与痴丈夫谑笑犹如两小孩。 外既秀矣而内亦美，偏偏她们都是狐女，非我族类，悲夫。野语有云：所歌即所无。固也，但何尝又不是所歌即所慕所寓。《边城》中，沈从文以塑造原始而质朴的湘西世界，展现人性之美，寄托对理想人格的追求，甚至意图以此重塑民族品格。聊斋先生很难说没有这方面的追求，在他所处的时代，以程朱理学为核心的封建礼教对人性的钳制和扭曲可以说达到了一个前所未有的高度。男子或皓首穷经、迂腐酸涩，或附庸风雅、俗欲熏心，女子无才便是德，一脑子节义贞烈思想，处处唯唯诺诺，小心谨慎。可想而知，一个有着清醒心智的人，绝对不能接受以如此人格特征为主的社会。蒲松龄饱读诗书，进学却久不效，终以坐馆为业薄济余生。他的人生经历使他能广泛接触社会各方人士，见之广从而触之深，于是他对现实社会常怀幽愤。《促织》《席方平》中可见一般，对社会的批判归根结底还是对人的批判。情萦于心必泄于外。《聊斋志异》“浮白载笔，仅成孤愤之书”是之谓也。众多狐女美丽、善良纯洁是蒲柳泉对理想人格的理解，同时也是他的精神寄托与追求，现实肮脏，诚不可为，且待之于狐仙世界，柳泉之心实堪怜。] 二、狐女多能干且兼具神通，可与丈夫共同撑起一个家来。《鸦头》中，狐女鸦头与王生私奔，但王生却不过一穷书生，家徒四壁，他担心养不活鸦头，没想到鸦头却自有主意：“今市货皆可居，三数口，淡薄亦可自给。可鬻驴子作资本。”非特见识卓远，而行动亦不让：“女作披肩，刺荷囊，日获赢余，顾赡甚优。”《小翠》中，小翠不但治好了痴丈夫的呆病，更几次以机智和神通力保全家转危为安。《辛十四娘》中的辛十四娘有察人之明，力劝丈夫远恶友避祸，丈夫不听劝告终陷囹圄也是辛十四娘从中周旋，使丈夫化险为夷。男权伸张，女权受压抑，一直以来都是封建社会一个现实，它带来的直接后果是，女子成为男子的附庸和玩物，由此而来，在一个家庭里面，养家糊口的重任主要的就落在男子身上，对士宦之家而言，女权缺失是他们所高兴的，而对蒲松龄这样处社会底层的人而言，则是另一种情况，女权缺失，必然要求男子独撑大厦，实际上这很辛苦，蒲松龄几十年坐馆深解此中滋味。《聊斋志异》中能干的狐女形象的出现，我们不妨把它认为是蒲松龄对女权的一种呼吁，对男权独张的哀叹。无论如何在一个家庭里面，两双手总比一双手能更多更轻松地获取生存资料。 三、狐女与书生的结合，在大多数情况下，狐女是主动的一方，而狐女的出现又常常能为书生解除困厄。《莲香》中，“倾国之姝”的莲香在一个晚上敲开了书生的门, 书生“启门延入”, 惊艳之下结为情好，后书生为鬼李所伤，是莲香十日夜相傍榻旁，为其疗伤。书生不纳莲香忠言，及至羸卧空斋，又是莲香施仙术为其治愈使其“精神焕发”。《红玉》中，红玉与书生的相遇更离奇。“一夜，相如坐月下，忽见东馆女自墙上来窥，视之，美；微笑；招以手；不来亦不去。固请之，乃共寝处。”红玉后被生父骂走，却助生娶得美妇。当生几近家破人亡，“悲怛欲死、辗转空床，几无生路”之际，是红玉“剪莽拥彗，类男子操作”，“出金治织具，租田数十亩，雇佣耕作。荷鑱诛茅，牵萝补屋，日以为常”，直助生“人烟腾茂，类素封家”。我们可以想象，长年坐馆毕家的蒲松龄，于长夜难眠之时推窗对月，该是怎样的凄凉无助，此刻他大概正幻想着某位如“红玉”“莲香”一般美貌的红颜知己来解除自己的寂寞，给自己以精神的慰藉吧，而蒲翁一生辗转辛苦，举业不成，家累在肩，以区区书生之肩何堪承当，他不正是需要被救助的对象吗？毋宁说，蒲松龄创造出具有如此这般形象特点的狐女，实际上也是对自己的安慰与鼓舞，无涯的人生苦旅何时才是尽头，活下去需要莫大勇气，或许某日亦会有天人相助吧。一念之转，不禁生念弥炽，那么还是活下去，哀哉，柳泉！但又何止柳泉，人生苦辛，世人莫不如此，人生不如意事常十之八九，当我们孤苦无依时，当我们寂寞无聊时，我们不是也渴望着“红玉”、“莲香”的从天而降。不得不承认，柳泉之笔透过“红玉”“莲香”这方面的形象特征，实际上写出了全人类共同的悲哀，人原来如此脆弱。 一直以来，狐女与书生间充满自由主义与浪漫气息的爱情故事，最受世人称道，就当时主流的在“父母之命，媒妁之言”下男女结合的状况而言，狐女与书生的结合是如此不同。他们是那样的自由而且浪漫，婴宁与王生，王生路上惊艳婴宁，随之思念成疾，因一个谎言而造访深山，却如愿携得美人归；小翠与王元丰，小翠为报恩而主动委身痴呆王元丰，不仅屡次救王家于灾厄，还治好了元丰痴病，结下美满爱情婚姻；耿去病与青凤，二人席间相互留情，虽横遇阻碍，最终也因耿生对青凤的救命之恩而成为眷属；冯生与辛十四娘，也是冯生行路惊艳辛十四娘，虽他得鬼姑之助而与辛十四娘结为姻缘，他们的婚姻毕竟还是得了爱情为基础，且相互恩爱。狐女与书生的结合是见面倾心后的结合，他们彻底消除了父母和媒妁在这其中所起的作用。难以想象在封建社会简陋而落后的感情店铺里，蒲松龄居然横空建构出一个个充满现代气息的情感超市，他无疑是成功的，这个凭空想出来的超市不仅在当时就深入人心（这一点从《聊斋志异》手抄本的流行，及至摹仿本的兴起，可以见出），即使是现在，也仍然在感动和鼓舞着人们。另一方面狐女与书生间爱情之纯洁，也令人神往。爱，不仅爱他（她）的人，更爱他（她）身上的一切缺憾和不足，哪怕他落魄潦倒，鬼迷心窍；哪怕她非我族类。耿去病与青凤是这样，婴宁与王子安是这样，莲香与桑子明是这样，红玉与冯生是这样，小翠与王元丰更是这样。爱情不沾丝毫俗恶，本真地呈现它所应该呈现的面目。至此，蒲翁神思不仅超越了他所处的时代，同时也超越了我们所处的时代，曾几何时，我们不也翘望着那纯洁爱情的来临。 只有一味的丑，丑或许也不那么让人觉其丑，而如果美丑并立，丑才立马呈现出它令人难以忍受的一面。至此，蒲翁神笔实际上也完成了对封建礼教下的所谓“三从四德”，所谓“父母命、媒妁言”等束缚爱情成长的教条，乃至整个封建礼教的一次大大的讽刺与质疑。蒲翁其神乎！ 呜呼！洋洋大观《聊斋志异》，众美纷呈诸狐女。大概柳泉先生自己也不会想到，多少年过去了，他的书，以及他书中众多脱俗可爱的狐女居然还打动着世人，并让世人以前赴后继的精神去研究它、解读它。这个19岁以三个第一中秀才，此后却终身不举的老贡生，这个饱读诗书却数十年坐馆为生的老夫子，这个常自言穷困潦倒，几月不知肉味的可怜老叟，现在不知是否还泉下有灵，他一生喜人谈鬼，而自己更著文说狐论怪，他塑造了如此众多丰满、可爱的狐女形象，不知在那个幽冥世界里，他可曾寻得自己的幸福。让我们这些后人轻轻、轻轻的吧，或许，饱尝辛酸的老人仍在做着他的梦，那就让他继续做下去吧。他的灵魂与狐女同在。

论《聊斋志异》中狐女形象的分析德保初中 黄一鸣清初蒲松龄的《聊斋志异》是我国古代文言短篇小说巅峰之作，它思想复杂深邃，艺术魅力四射，后世学者对其进行了大量研究。一翻开这部书，好像进入了一座琳琅满目的艺术之宫：扑朔迷离、跌宕幽曲的故事情节，五彩缤纷、奇特真实的生活画面，奇幻生动、旖旎新颖的艺术境界，令人流连忘返。在一些优秀篇章中，几乎每个人物都具有鲜明的思想性格，他们不仅具有丰富的社会内涵和典型性，而且生动个性化。特别是蒲松龄运用浪漫主义的艺术手法创造的许多幻化为狐妖鬼魅的艺术形象，更是为中国古典小说的人物画廊增添了新的色彩。本文拟就《聊斋志异》中的狐女形象试加以分析。在《聊斋志异》的近五百篇作品中，写狐或牵连到狐的，就占了差不多六分之一。单从题目上标明写狐的就有《丑狐》、《毛狐》、《狐妾》、《汾州狐》、《捉鬼射狐》等一大批作品，而题目上没有标明写狐的作品更是不胜枚举，其中《青凤》、《莲香》、《婴宁》、《娇娜》、《红玉》、《鸦头》、《小翠》、《辛十四娘》等均是描写狐女形象的名篇佳作。蒲松龄以如椽巨笔和火样的热情精心刻画了一批敢于冲破封建礼教束缚而又个性鲜明的狐女形象。她们不仅具有普通人的形体，而且美貌绝伦、富于智慧、有爱心、纯真诚挚、勇于追求人身自由和个性解放，处处闪烁着人性美、人情美的光辉，可以说她们外形美和内在美的统一，是爱和美的象征，是被高度理想和审美化的艺术形象。鲁迅在《中国小说史略》中论及《聊斋志异》笔下的异类形象时有这样一个概括：“《聊斋志异》独于详尽之处，示以平常，使花妖狐魅，多具人情，和易可亲，忘为异类，又偶见鹘突，知复非人。”[①]这一论断也被研究者所引用来说明狐女形象的特征。《聊斋志异》里的狐女异常饱满而且形象鲜明。一、外表美丽，心地善良蒲松龄在《聊斋志异》中给我们展现的是一大批美如仙人的狐女：娇娜，“年约十三四，娇波流慧，细柳生姿。”正面描写还嫌不够，又用了侧面描写：“生望见颜色，呻吟顿望，精神为之一爽。”写婴宁：“有女郎携婢，拈梅花一枝，容华绝代，笑容可掬。”“但善笑，禁之亦不可止；然笑处嫣然，狂而不损其媚。” 写小翠则是以王太常之口赞为“嫣照展笑,真仙品也”。再看青凤：“审顾之，弱态生娇，秋波流慧，人间无其丽也。”胡四姐：“年方及笄,荷粉香露，嫣然而笑，媚丽欲绝。”莲香：“觌面殊非，年仅十五六，禅袖垂髫，风流香曼，行步之间若还若往。”鸦头：“秋波频传，眉目含情，仪容娴婉，实神仙也。”长亭：“丽若仙人。” 黄小妹：“娥眉秀曼，诚仙人也”；就连无名姓的狐女们都是“翠风明铛，容华绝世”、“态度娴婉，旷世无匹”。蒲松龄在《聊斋志异》中给我们展现的是一大批美如仙人的狐女。她们或有不沾尘俗的天真之美，或有大家闺秀的端庄之美，或有坊间妓女的风流曼妙之美，往往使男子一见倾心。使更难得的是，这些狐女不仅姿容秀美，而且兼内心纯洁、善良机智。《荷花三娘子》中的狐女，为宗生牵线搭桥，使之娶了纯洁的荷仙，并生下了儿子，哺育后便毅然离去。《莲香》中的狐女是个贤妻的典型。桑生由于迷恋鬼魅，身体日渐衰弱，以至于气息全绝，是莲香不畏路途遥远，为之采摘草药，救桑生之命于倒悬。在《婴宁》中，婴宁虽为妖异，却非常善解人意，“每值母忧怒，女到一笑即解”。她怀念相依为命十多年的鬼母，于荒烟错草中找到“媪尸”，妥善安葬了岑寂山阿的养母。《小翠》则写的是一个狐精报恩的故事。小翠为报恩而主动委身痴呆王元丰，不仅屡次救王家于灾厄，还治好了元丰痴病。在《娇娜》中,狐女娇娜与孔生,彼此以诚相待,互相在患难中鼎力救助,从而战胜了人生旅途中一个又一个难关。车尔尼雪夫斯基曾说：“美就内容而言,它和善相同。”[②]换言之，凡是“善的”，就是美的。蒲松龄笔下的狐女形象，大都以她们内心的善良和正直产生了感染人、陶冶人的性情的美的力量。二、性情率真狐是生活在山野间，居无定所的。狐一般都没有固定的住处，幻化成人的狐狸一般都租用或占用人类的房子，这种特征表现在狐女身上，更是如此。三娘寄居在鬼女巧娘坟墓中；婴宁也是狐母生，鬼母养，这也决定了狐女少有人间女子以及鬼女和仙女的束缚，具有天真无邪的真率美。这种率真首先表现在对爱情的主动追求和对爱情的坚贞。《莲香》中，“倾国之姝”的莲香在一个晚上敲开了书生的门，书生“启门延入”，惊艳之下结为情好，后书生为鬼李所伤，是莲香十日夜相傍榻旁，为其疗伤。书生不纳莲香忠言，及至羸卧空斋，又是莲香施仙术为其治愈使其“精神焕发”。《红玉》中红玉与冯生初次相会，“自墙上相窥”，“近之,微笑”，表现出她对爱情的向往和主动，“招以手,不来亦不去”，似乎显得有些羞涩，最终是“梯而过，遂共寝处”。红玉向往人间的幸福生活，主动找穷书生，与定永好。红玉的爱情还带有侠气。她后来救冯生于牢狱，并为冯生抚孤重振家业，实为冯家功臣，而她自己也实现初愿，与冯生永结欢好。红玉可谓有情有义之狐女。王渔洋把红玉比作是《赵氏孤儿》中的程婴、公孙杵臼，誉为“巾帼英雄”。《鸦头》中狐妓鸦头更多的表现出对爱情的坚贞性。鸦头原是一个待“缠头”的雏妓。山东诸生王生得朋友相助，倾囊以博一宵之欢。深有心计的鸦头，见王生诚笃可托，便与他深夜私逃，到异地卖了脚驴，沽酒为生。可是好景不长，鸦头为老鸨“揪发提去”，仍逼为娼。她矢志不从，生一子也被弃之曲巷。几年后王生过育婴堂，因此儿酷肖自己，爱而赎之，天使父子团圆。而鸦头却每月在横施暴掠中生活，而她“至百折千磨，之死靡他”，誓死捍卫自己的爱情，在18年后为夫、子救出，脱离苦海，全家团圆，终于赢得爱情的胜利。这是蒲松龄从滚滚红尘中提炼出的一贞狐的形象。《青梅》中的青梅慧眼识贤，一眼看中贫士张生的纯孝笃学。她先劝王家小姐阿喜嫁之，事不谐后她上门自托，表现出莫大的勇气和主动性。在阿喜的帮助下，青梅和王生结为夫妇，入门后，她孝顺公婆，勤俭持家，佐夫功读，终使张生取得功名富贵，俨然一个贤内助。后来，她又促使落难的阿喜成为张生的正妻，而自己却宁肯“执婢妾礼”，以侧室自处。蒲松龄称赞青梅“能识英雄于尘埃，誓嫁之志，期以必死。”蒲松龄笔下的狐女对于爱的要求是主动的，不受礼教的约束，从不计较名份，和男子交接比较自由，但是她们并非淫荡，而是多数表现出对爱情的一往情深，对爱情的执著坚贞。[③]再有，蒲松龄笔下的狐女敢爱也敢恨，她们爱起人来热情似火，同样恨起来时，也不择手段，这也是狐性在狐女身上的一种体现。当发现自己所爱的人不值得去爱时，她们会义无返顾地严惩或捉弄辜负自己的负心人。在《丑狐》中的狐女以金钱引诱男子，而男子嫌弃他，她取走自己的全部财物转投他人；《武孝廉》中，狐女不仅取走自己的财物，同时取回自己的丹丸，使虚伪的孝廉命丧黄泉，这些负心人都得到了应有的惩罚。三、言谈机警聪慧《狐谐》中的狐娘子，口齿伶俐，才华横溢，诙谐有趣孙得言、陈所见、陈所闻等一辈轻薄书生偏偏要与之较量结果被狐女屡次揶揄，弄得狼狈不堪。如说红毛国王听说“中国马生骡，骡生驹驹”，乃细问其状，使臣答曰：“马生骡是臣所见，骡生驹驹，乃臣所闻。”巧妙地骂了陈所见、陈所闻二人。孙得言出对子戏弄万福（狐女的丈夫），曰：“妓者出门访情人，来时‘万福’，去时‘万福’。”狐对曰：“龙王下诏求直谏，鳖也‘得言’，龟也‘得言’。”孙得言反遭嘲骂。狐女对孙得言等开的玩笑显示了高超的见识和从容的风度。温柔勤俭而又洒脱机智的辛十四娘是狐，她有狐的聪慧机智，但表现为很正派、懂事，善于处理事情，帮助丈夫。冯生生性轻脱，看不清利害关系。辛十四娘便告诫他，“君诚乡曲之儇子也！轻薄之态，施之君子，则丧吾德；施之小人，则杀吾身。君祸不远矣！我不忍见君流落，请从此辞。”冯生告悔，辛十四娘便与其约法三章，“从今闭户绝交游，勿浪饮。” 辛十四娘劝导冯生省身行事，处事老练，可谓圣贤名言。《狐联》篇中也刻画了两位聪明、机智的狐女。“女知不可动，乃云：‘君名下士，妾有一联，请为属对。能对我自去：戊戍同体，腹中止欠一点。’焦凝思而不就。女笑曰：‘名士固如此乎？我代之对可矣：已巳连踪，足下何不双挑？’一笑而去。”这里要说明的是，“已巳连踪”的“巳”字是指过去手写的笔法，即末笔不挑上去。因为这样，才说“足下何不双挑”，表面说二字的脚下为什么不都挑上去呢？暗喻足下（指焦）何不同时挑逗一下我们两个？说完“足下何不双挑”则“一笑而去”。现实中哪有如此聪明，多智，爽利而开放的女子？对于这种既无才能品行，又喜欢附庸风雅的所谓“名士”，狐女们给予了轻视和嘲笑。有的狐女颇有见地，言辞精深，思想独到。封三娘就是一位独具慧眼，颇有见地的狐女。她私下底告诫待字闺中的范十一娘：“以才色门第论，何患无贵介婿，然纨绔儿敖不足数，如欲得佳偶，请无以贫富论。”当范十一娘对贫寒孟生不以为可时，封曰：“娘子何堕世情哉！此人苟长贫贱者，予当抉眸子，不复相天下士矣。”后孟生果真官至翰林。可见，在狐女看来，婚姻是不以贫富和等级论的，而是要“郎才女貌，两情相悦。”在《小翠》篇中，更是清楚表达了狐类社会的婚姻观。狐母领狐女小翠到王太常家“自请为妇”，王家“欲议聘金”。狐母说：“彼意适，我愿慰矣。岂卖菜也而索值乎！”狐类认为婚姻是纯洁的爱情关系，不需要“问名”，更不必“纳采”，否则，只会玷污纯洁的情感。如此开放的婚姻观念，可以和21世纪的婚姻思想相媲美。四、品格高贵狐女是未经俗世沾染的精灵，所以在她们身上体现出高贵的品格美。这种品格的美表现在多个方面，最主要的表现是在对待情感的无私与豁达情怀上。狐女主动来到人间与男子结合，但是在相处过程中，狐女均表现出了重情重意的品格。小翠为报恩而嫁给痴儿，治好其疾病，临走还不忘给他找一个与自己相貌接近的人；舜华不因自己的私心而留住张鸿渐，反而赞赏他对待妻子的情意，帮助他与妻子团聚；阿绣变幻莫测，无私帮助刘子固找到真的阿秀；辛十四娘虽不满冯生的轻薄而离去，但依然费尽心思帮他逃脱危难，同时还长期给冯生夫妻存钱，解决了他们后来生活的窘境；娇娜对孔生的两次贴身相救更是感人至深。蒲松龄对这些狐女的无私举动是赞叹不已的。他在《小翠》中借异史氏之口来称赞她们：“一狐也，以无心之德，而犹思所报；……月缺重荣，从容而去，始知仙人之情，亦更深于流俗也!”在《红玉》中说：“其子贤，其父德，故其报之也侠。非特人侠，狐亦侠也。”同时这些狐女还体现了一种成全之德，她们尽管为爱而痛苦，但是却为爱而成全相爱的人，阿秀、颠当、舜华等均帮助自己的爱人找到所爱。狐女中不乏知恩图报的行为。狐女小翠，为替母报恩，不惜下嫁痴少年王元丰，她体贴丈夫、孝敬公婆、照顾家庭、忍辱负重，并治愈了元丰的痴傻症；娇娜用自炼的金丹救活孔生以报答其救命之恩；狐祖母报王家前世之恩，资助王成立家致富；狐小梅“死友而不忍忘，感恩而恩所报”的行为令人感动不已。知恩图报的行为体现了狐类仁厚、朴实的品质。狐女还有助人为乐、惩恶扬善的侠义心肠。封三娘与范十一娘相悦结成好友，便一心一意为其操办了一门好姻缘；美狐女同情误食毒酒而死的秦生，使他死而复；华姑得知傅廉性无能的隐情后，立即为他诊断治疗，使他极快地恢复了性功能，又暗中使三娘和巧娘先后与他交欢，让他获得人生愉快。《荷花三娘子》中的狐女，为宗生牵线搭桥，使之娶了纯洁的荷仙，并生下了儿子，哺育后便毅然离去。《红玉》篇中，狐女红玉变为虬髯丈夫，除掉了作恶多端的地方恶霸宋乡绅，又以大刀示警教训那昏庸无能、草菅人命的县官，使无辜受罪的冯生得以释放，父子团圆。《聊斋志异》所反映的狐女世界里，狐女都具有近乎完美的品质，比人更具德行、比人更讲人情，因情而相爱、因友而相交、因德而相助。虽然也有沿用狐女为蛊惑这种传统题材，狐类社会也不乏蛊蠹魅惑、作祟殃人的狐女。但《聊斋志异》中表现此类狐事的作品不多见，而且其意并不在于表现狐女的妖异幻化，可怖可憎，而是另有寄托。五、神通能干狐女多能干且兼具神通，可与丈夫共同撑起一个家来。《鸦头》中，狐女鸦头与王生私奔，但王生却不过一穷书生，家徒四壁，他担心养不活鸦头，没想到鸦头却自有主意：“今市货皆可居，三数口，淡薄亦可自给。可鬻驴子作资本。”非特见识卓远，而行动亦不让：“女作披肩，刺荷囊，日获赢余顾赡甚优。”《小翠》中，小翠不但治好了痴丈夫的呆病，更几次以机智和神通力保全家转危为安。《辛十四娘》中的辛十四娘有察人之明，力劝丈夫远恶友避祸，丈夫不听劝告终陷囹圄也是辛十四娘从中周旋，使丈夫化险为夷。蒲松龄以狐写人，把狐女作为他理想中的人物，从而赋予她们以灵性，她们神出鬼没，不受任何社会、自然条件的限制，无论在什么情况下，都能帮助别人达到目的。他让她们充当落魄书生的救世主，让她们惩恶扬善，这都离不开狐女广大的神通。主要体现在她们对未来事情的预知上，她们能清楚的预知男主人公的寿命与男主人公面临的危难，而先进行预防。《小翠》中的小翠能预知钟氏之姻，先化其貌。《狐妾》中的狐妾在预知刘洞九的死期后离开，《辛十四娘》中的辛十四娘在冯生死前再见他与他诀别，而小梅预知了主人家的祸事，先行带孩子离开，保全其血脉。狐女的神通还体现在其处世的方法上，婴宁嘻笑之间用木头惩戒邻家子，使其丧命；红玉在冯生遭祸事后，突然出现，并抚养了他的孩子；小翠为元丰将妻子调弄成她的模样，颠当帮助宗子美找到嫦娥；娇娜为孔生治病。这些描写显然不符合现实生活的逻辑，但是却体现了狐女的灵性，体现其作为异类的特征。她们身上这种美德和神奇力量,正是作者美好理想的艺术再现。蒲松龄笔下描述的这些狐女的形象，一反传统狐狸形象的丑恶属性，而是赋予她们以美好的思想、品质、感情和个性，使她们不仅成为人性真善美，尤其成为女性真善美的象征。在她们身上，集中地体现了蒲松龄对女性美的审美理想和审美评价。他借助“狐狸”的聪明、机智、狡黯和超自然无所不能的灵性，赞扬了女性的聪明、机敏和智慧.这种观点和曹雪芹在《红楼梦》中对女性的“天下钟毓灵秀之气都集于女人身上”的观点是相一致的，它体现了作者对女性的新认识和赞美之情。这一切，都是《聊斋志异》以前的文学作品没有触及到的一个世界，蒲松龄以神奇浪漫的笔触，为我们第一次描绘和发现了这个神奇的世界，这也正是《聊斋志异》中狐女形象独特的思想认识价值和艺术审美价值之所在。《聊斋志异》中众多狐女形象，细细品味，别有风味。她们大多个性鲜明，人情味十足，给人以特殊的美感。这与此前和同时代有关作品中那些淫欲魅人的狐精形成了鲜明的对照。那么蒲松龄何以如此热衷于描画狐女？在历史与现实、内在与外在的诸多因素中，到底有哪些对蒲松龄刻画狐女形象具有一定的影响？经过对此的研究探索，笔者认为主要有以下三点值得关注。一、传统狐仙题材的启示纵观中国文学史，狐狸题材的作品由来已久。约成书于战国时期的《山海经》中记载着：“青邱之国，有狐九尾，德至乃来。”九尾狐啼声如婴，天生具有幻化能力：当它头戴骷髅，对月拜足七七四十九拜，就会立地变成人形。人们往往受其蛊惑，神魂颠倒而不自知。东汉赵晔的《吴越春秋》也曾写下九尾白狐造于大禹而取涂山女的传说。这些都是后代小说中狐狸精变人的雏形。早期的狐狸精故事，大多脱胎于先秦两汉的神话传说。《玄中记》称：“狐五十岁，能变化为妇人；百岁为美女，为神巫，或为丈夫与女人交接，能知千里外事，善蛊魅，使人迷惑失智；千岁好与天通，为天狐。”《搜神记·陈羡》曰：“狐者，古之淫妇也。”虽然笔法简练，形象描写不足，但其中所述，已与明清小说中的狐狸精相去不远。并且其中隐约可见，狐狸精多是以女性形象出现，或美丽动人，或妖媚蛊惑。到了唐宋时期,传统文化中的对狐的否定或贬低有所减弱,人们对狐的否定态度的也在动摇。《太平广记》中的狐故事大部分都超越了狐妖媚人的说法,狐精逐渐向人性发展。狐形象的演变给了蒲松龄以很大启示，为他的创作提供了不可多得的契机，并在此基础上进行创造性发展,塑造了一大批性格各异、五彩缤纷的狐女形象。吴组缃先生在一次讲学时说：“清初蒲松龄，他写了《聊斋志异》。他成功的首先一条是取的‘志’的路，就是搜集民间的神话传说。因为民间的神话传说里面有广阔的、丰富的社会内容，时代社会的血肉、老百姓生活的血肉都结晶在神话传说里面。……把这些东西收集来了以后，他再加工创作。”[④]二、作者理想和情感的寄托从其生平看，蒲松龄一生热衷科举，却屡不得志，直至71岁时才成岁贡生。早年“学而优则仕”的想成了泡影，他被无情地抛到了主流社会之外，生活的困顿、不第的苦闷使他一生郁郁不得志，这使他的精神处在严重的困顿之中。蒲松龄又缺乏其他的谋生手段，为了生计，了做过几年幕宾之外，主要是在本县西铺村做私塾教师，舌耕笔耘，几近40年，可谓潦倒一生。在这40年当中他远离故乡，虽然已有妻室，但是长期的分离，使他享受不到家庭生活的欢乐。现实的遭遇，让他的梦想破灭了，然而作者却把更殷切的梦想寄托在自己的作品中。正像弗洛伊德所说：“梦是愿望的达成”。在这个美妙的梦境中，他成了那一个个贫寒不遇的书生，却得到了狐女们的垂青，拥有了种种惊喜和艳遇。这些狐女不但貌若天仙，美仑美奂，又有着迥绝世俗的清纯性情和聪颖机灵的智慧。她们大胆热情，在书生抑郁苦闷之时逾墙而进，叩斋而至，投怀送抱，自荐枕席。她们不计较书生的穷困低微，而是对他们格外尊重、赏识、仰慕，并能冲破凡世女子的一切闺范和男女交往的礼节大防，给予书生极大的精神抚慰，让书生们的心身都得到极大的愉悦和满足。实际上，这正是蒲松龄的理想与情感的寄托，在他构造的以狐女为具体形象的幻化世界里，狐女已不再是一种具体的物，而是具有着其独特的特征，成为了蒲松龄摆脱现实困境，调适他被压抑的自我和扭曲的自由，在虚幻的世界中寻找自我价值，以达到现实中难以实现而在虚幻世界中可以实现的精神满足。袁行霈先生1999年主编的《中国文学史》第四卷中，袁世硕先生执笔有关《聊斋》章节，曾了这样的论断：“《聊斋志异》里众多的狐鬼花妖与书生交往的故事，也多是蒲松龄在落寞的生活处境中生发出的幻影……幻想是对现实的超越，非人的狐鬼花妖形象可以不受人间伦理道德特别是所谓‘男女大防’的约束。蒲松龄借着这种自由，写出了众多带着非人的符号、从而摆脱了妇道闺苑的拘束、同书生自主相亲爱的女性，也写出了为道德理性所禁忌的婚姻之外的男女情爱。在这里面，除了作为现实的一种补偿、对照，其中还蕴含对两性关系的企望和思索，突出了精神的和谐。”这样的论断无疑较客观公允的。[⑤]三、对黑暗现实社会的影射和批判钱锺书先生说，蒲松龄的创作是“写忧而造艺”。[⑥]这忧是个人之忧，更是时代之忧。他写的狐女故事对生活的反映涉及到清初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而且具有犀利的批判锋芒，并借写狐惩戒人。蒲松龄生活的明末清初是一个社会大动荡时期。朝代交替，政权更迭，各种矛盾异常尖锐复杂。清政府为巩固其统治，一方面密布文网、制造文祸以加强对知识分子的思想禁锢；另一方面又用恢复科举笼络仕子之心。蒲松龄一生科场失意，为养家糊口，他不得不去坐馆教书。这种不得志的经历使他有机会接触到社会最下层，对黑暗的社会的现实有了深刻的体验和强烈的不满。为了宣泄内心的“孤愤”、消解淤积的“磊块愁”，同时又能避开酷烈森严的文网，于是狐女形象便走上了现实人生的舞台。这些形象固然可以看成是面对严酷现实无可奈何的“寄托”，但从另一方面看，正是这些非现实的形象，打破了时空、人神、生死的界限，让作品在反映现实上获得了另一种自由，如此才使蒲松龄能够根据自己对生活的理解，用超现实的形式书写真正的现实，说出现实中人们想说而不敢说的话。于是人们从中看到了各级官吏的徇私枉法、恶霸豪绅的飞扬跋扈以及平民百姓的悲惨境遇。《红玉》对此进行了深刻的批判。宋御史见冯相如之妻卫氏貌美便起霸占之心先以重赂派人暗示，不能得手竟大打出手，强夺卫氏，冯翁被殴后气急而亡，卫氏亦不屈而死。冯生“大哭，抱子兴词。上至督抚，讼几遍，卒不得直。”无奈，狐女红玉在官绅勾结、法不庇民的情况下，挺身而出，诛杀了宋御史五口。官府却在查无实证的情况下把冯相如收监，抛儿荒野。侠客无奈把短刀扎在县令度床头，县令才不得已释放冯相如。蒲松龄以艺术的手法，一层层地揭开了封建政权的反动、腐败、虚伪和残酷，把它的狰狞面目大白于天下。借写狐惩戒人，“劝善惩恶”是蒲松龄明确的创作意图。《丑狐》中，穆生本厌狐丑，却见元宝心动，从此谐好。随后穆生又见“女赂遗渐少”，便背德负心。蒲自己在评论此文时说“邪物之来，杀之亦壮；而既受其德，即鬼物不可负也。”他通过对丑狐与穆生的爱情故事来惩戒人，贪心之人必然没有好的下场。在《董生》中，蒲松龄写了董生与王生因好色，而被狐狸精勾引而受害的故事。他把狐一分为二，有善者，有恶者。此篇用恶狐告诫人，“见色而动，死当其罪”。总之，蒲松龄以火一般的激情塑造了这些勇于冲破封建礼教的束缚而又个性鲜明的狐女形象。他写她们聪明、智慧、执着地追求人身自由和个性解放；写她们爱憎分明，对美好的事物和幸福的生活有着热烈的向往；写她们不怕艰险，不畏强暴，甚至不惜牺牲生命去帮助那些遭受天灾人祸的小人物。他以狐写人，赋予她们以灵性，无论在什么情况下，都能用超凡的手段去帮助别人达到目的。她们身上这种美德和神奇力量，正是蒲松龄美好理想的艺术再现。她们大都是他心中的理想人物，体现了他对美好事物的热烈歌颂和追求。大概蒲松龄自己也不会想到，多少年过去了，他的书，以及他书中众多脱俗美貌的狐女居然还打动着世人，并让世人以前赴后继的精神去研究它、解读它。他塑造的这些狐女的丰满而独具个性的艺术形象将永远光彩夺目，熠熠生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