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诗学论文范文文献

外国文学史的编著是外国文学学科史建设的一个重要方面,也是对一代学人的外国文学史研究的成就和经验的一种总结方式。下面是我为大家整理的外国文学史论文，供大家参考。

摘要：当下很多高校都将认知诗学引入外国文学教学中，而这种创新式的方法可以较好地辅助教学，同时也对学生文学能力的提升有着较大的帮助。本文将着重研究认知诗学对当下高校阅读的影响，根据当下高校的文学教学现状对其课程设计提出几点关于认知诗学教学的建议，以求能对高校研读外国文学起到一定的帮助作用。

关键词：阅读教学;外国文学;诗学;理论

引言

“认知诗学”是文学教学领域的一种应用理论，它指代对现有的文学作品做出相应的文本解读，并且将现实能力与文学造诣联系在一起。因此认知诗学对当下的文学教学有着重要的引导作用，将认知诗学充分地融入到教学中不仅可以提高学生对外国名著的阅读理解能力，同时也与当下教育部倡导的教育改革有着密切的联系。[1]当今很多高校过分注重文学理论课程的安排而忽视了外国文学的重要作用。这种做法显然是对外国著作博大精深的文学内涵的极大忽略。引导学生进行外国名著的阅读不仅可以帮助学生开拓其文学视野，并且可以极大地提升学生对人文思想的领悟力和文学素养。很多高校在外国文学课程的安排上仅仅保留六十个左右的课时，这对于充分领略外国名著的深刻内涵是远远不够的。在这么短的时间里老师很难将外文精读的方法完整地传授给学生，在外文名著的阅读上很难做到详尽细致。结合我国当下文学教育的现状，很多文学家教育家都对外文课程改革提出了较多建设性的意见。很多学者对高校文学教学做出了一些新的理论探索和实践。例如，后现代主义理论、读者反应批评理论等，这些都可以引进外国文学教学之中去。本文将结合对文学理论的研究，探究认知诗学对我国外文教学的启发性和建设性作用。

一、外国文学教学现状分析

当今社会对高校教育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尤其是文学教学更是承受着巨大的压力。在文学教程领域，认知诗学是较为重要的一部分，它重在对文学内涵提供文本解析的依据，能够将个人的现实经历与文学主旨联系在一起。对各个专业的学生而言，文学课也是提升专业技能的必修课之一。它对培养学生们的语言语感、写作及理解能力有着重要作用。但是就我国当下的教学状况来看，外文课的作用却日渐消退。[2]

(一)重视程度下降

随着社会的发展和科技的进步，人类已经逐步迈入了高速信息化的时代，人们可以通过多种媒介快速地获取想要的信息。但是由于信息传播速度的加快使得人们接受到的信息质量得不到较好的保证。同样在外国文学的教学开展中也遇到了一些阻碍。虽然教师与学生都了解外国文学的内涵价值，但是最终学生对外国文学的掌握程度却没有达到理想的效果。

(二)教学方式单一

目前，从我国高校对待外国文学课程的态度来看，除了对其重视程度不够外，还存在教学方法上的不足。在进行外国文学著作解读时教师的教学方式较为单一化，无法将著作中的精髓和特点较好地传达给学生。学生在理解作品内容和自我感悟提升时就无法获得较好的效果。

(三)知识教学与实际应用脱节

造成高校对外国文学教学极大忽略这一问题的原因并非是单方面形成的，而是多种原因共同导致的。老师在进行教学时对方法的选择不够与时俱进，学生对外国著作理解较差，因而兴趣较弱。开设外国文学这一课程的最初目的是为了让各个专业的学生通过对外国名著的解读来提升专业能力和文学素养，因而在教学中开展的各种方法和活动都要回归到课程开设的最初目标中。但从我国目前的教学现状来看，学生们对作品的解读并没有突破文学理论的禁锢，很少能够深入到作品的中心思想、语言分析及写作内涵中去，因而也没有达到提升学生专业能力的目标。

二、外国文学教学要突出认知诗学作用

在文学研究中不同的理论会对阅读产生不一样的作用。认知诗学是近年来新兴的一个研究方向。通过众多文学大家的二十几年的不懈努力和探索，认知诗学已经逐渐成长发展起来。认知诗学重在将文本内容进行解读之后与现实事实进行联系。将认知诗学引入到外国文学的课堂中，可以帮助学生们更好地理解外国著作中的内容含义以及作者的写作思想。[3]对学生深刻理解著作中的精神内涵具有较好的辅助作用，帮助学生更好地体验作品的美学价值并极大地提升文学素养和精神境界。当今高校对外国文学的日常教学并没有严格的限定，因而教学活动的开展形式就拥有极大的自由空间。对当下高校的教学情况进行观察研究发现，很多学校的课程设置大多以平铺直叙的讲授为主，在教学中应更多地站在认知诗学的视角对外国文学作品进行相应的研读。目前外国文学教学的开展遇到了一系列的阻碍，究其原因，主要是在教学过程中对教学目标的把握不够到位，同时也没有将外国文学对我国学生的学习作用进行合适的定位。而认知诗学的观点就是要做到对阅读、语言和写作能力进行同时培养，共同提升学生的综合实力。让学生在阅读作品时加入自己的思考可以更好地理解外国文学作品的深刻内涵，同时又可以提高阅读和写作能力。而将阅读与写作同时培养的方法，对学生的辩证性逻辑思维具有较好的提升作用。[4]在日常的教学中我们经常发现，很多学生尽管有着独立的思考理解能力，但是却无法较为系统清晰的表达。而要想改变这一情况，就必须引导学生进行更多的外国著作的品鉴，开阔视野。认知诗学提出文学阅读可以帮助学生更好地提升自我。通过对经典名著的阅读可以使人们获得思想层面的感悟与提升，同时促进人们对生活和理想的思考。总而言之，阅读名著对人们的身心发展有着莫大的益处。

三、外国文学教学中理解与应用

认知诗学在课堂教学中教师在进行外国文学教学时往往采用传统的讲授方式，更多地为同学们讲述文学史的知识内容。很多时候教师都忽略了对作品内容的精读，或者用较少的时间来开展此部分的内容教学。而将更多的时间放在讲述作品的作者介绍、写作背景和故事概述上。而认知诗学所偏重的正是学生在研读著作时的理解和感悟等心理活动。这种观点也正逐渐被很多的教育家所采用，我们只有把认知诗学充分地应用到外国文学课堂中，才能更好地开展教学活动，同时也要做好从传统教学方式到认知诗学引领下的课堂的转变工作。

(一)教材编写的有效性与合理性

认知诗学的引入使得学生对外国文学的阅读迈上了一个新的阶梯，然而要想充分地发挥认知诗学对教学过程的提升作用，就要层次渐进地开展一系列课堂改革活动。我国现存的教材更多地沿用编年体的形式来进行排版，这种固定的模式将背景及作者放在首要位置，而把教学重点放在后面。按照学生的兴趣维持时间来看，这对学生的学习是极为不利的。因此，我们首先要做的便是对传统的教材进行模式的改变，将最重要的作品内容部分放在开头或重点推荐。[5]这样就可以更好地提起学生的阅读兴趣，将学生的关注度最大限度地引发，从而循序渐进地进行其他内容的补充教学。

(二)运用认知诗学提高外国文学阅读兴趣

在课堂中开展外文阅读对学生来说其实是一个较为枯燥的讲解过程，只有最大限度地激发学生的阅读兴趣，才能将课堂效率达到最大化。在以往的教学中，教师往往注重知识的传授，而忽略学生的自主思考。学生面对大量枯燥乏味的知识失去学习和阅读的兴趣，这也成为外国文学教学中较大的难题。认知诗学注重学生阅读过程中的心理活动，对读者与作品之间的情感与思想交流做了大量的研究，能够有效地将文学阅读与现实日常联系在一起。将认知诗学的结论引入到课堂教学中，可以有效地帮助学生改善阅读障碍的问题，使得学生将生活与作品密切地结合在一起，从而提升阅读的积极性。

(三)运用认知诗学提高学生的文学创造能力与文学审美

文学创造力主要表现在读者进行阅读时自我思考、提升和创新的思维能力。即读者将自身的认知经验和思考方式融入到阅读里，从矛盾到融合，从迷惑不解到豁然开朗，从而在观念的摩擦中产生新的想法和观点。认知诗学理论就曾经提到，在进行开放式的阅读过程中读者也加入到了作者的文学创作之中，甚至能够想象出超越原作的内涵情境。我们也不妨将此类理论引入到外国文学课堂中，在教学中引导学生参与到作者的写作情境中，深入了解作者的创作意图和理念，并激发学生与切身实际经验相联系的通道。帮助学生以认知诗学的方式领略著作的内涵，并提升自我精神境界。很多高校的学者在进行课程设计时偏向于注重实用性的知识传授，而忽略了对学生素质的培养方面。更有很多人高举文学无用论，将文学阅读视为选修课。但是认知诗学理论认为，文学阅读可以达到成长教育和娱乐身心的目的，同时也能够锻炼学生的认知思维能力。读者通过置身于文学海洋来逃离现实世界的束缚，通过文学载体与作者进行精神层面的沟通。而教师在教学过程中也应适当地关注学生在阅读外国文学时的内心感受，进而更好地引导学生在认知层面建立文学意识，提升学生自我思考和认知感悟的能力，通过新的课程教学理念体验文学的美学价值。

四、结语

认知诗学是文学教学领域的一种应用理论，主张对现有的文学作品做出相应的文本解读，并且将现实能力与文学造诣联系在一起。认知诗学对当下的文学教学有着重要的引导作用，将认知诗学充分地融入到教学中，不仅可以提高学生对外国名著的阅读理解能力，同时也与当下教育部倡导的教育改革有着密切的联系。[6]我们首先要做的便是对传统的教材进行模式的改变，将最重要的作品内容品读部分放在开头，充分激发学生的阅读兴趣。只有引导学生在阅读过程中与作者在思想上产生共鸣，才能更好地理解文学作品的深刻内涵。除此之外教师在课程评估方面应打破传统的应试模式，采用开放式的途径对学生的学习和理解进行全方位的考察，从而更加真实有效地将学习结果反馈给学生。通过一系列的措施将认知诗学切实应用到外国文学的教学课堂之中，有力地推进新课程教学改革。

参考文献

[1]贾彦德.中西文化差异对比研究[M].上海：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2006.

[2]贾琼.从语义指向分析看现代语法句法结构[J].语文建设，2013(29).

[3]胡敏.基于交流语境的写作教学研究[J].语文建设，2014(31).

[4]束定芳.隐喻学研究[M].上海：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1999.

[5]李海林.致力于语用教育实践探索是当务之要[J].语文建设，2014(34).

[6]李涛.文本形式分析与阅读教学[J].语文建设，2016(01).

【摘要】在高校教学中，外国文学是一门重要的学科，是与我国文学进行对比的有效途径。所以在教学过程中更加应该予以高度的重视。传统的教学方式显然已经不能满足当前教学的需要了，所以应该进行改革，促进外国文学朝着更加现代化的方向发展。本文重点对改革后的教学实践加以阐述，并且分析了主要的改革思路，希望在今后的教学工作中可以促进教学水平的进一步提高。

【关键词】外国文学;高校教学;实践;改革

一、外国文学的教学现状

在进行传统外国文学教学的过程中，主要是从文学史的发展历程谈起，进而进行综合性的描述，重点研究了西方的文学史。教学内容则主要来源于书本，因此学生很难在学习的过程中将主观能动性发挥出来。在这种情况下，学生不能培养创新意识。外国文学的学习主要是以锻炼学生的文学素养以及培养理论知识为主，所以充分了解文学的发展史固然重要，但是缺失了学生的主观能动性就会造成学生无法将所学的内容应用于实践之中。无法对外国文学作品进行鉴赏。另外，外国文学的学习时间明显不足，有些院校甚至将其与文艺理论相合并。教师能够获取新鲜信息以及进行交流的机会也逐渐减少，这样就会造成学生无法掌握最新的知识。高校图书馆中的文学资源越来越少，而学校扩大招生人数后，图书馆的资源已经达到饱和状态，众所周知，学习文学就要阅读大量的文学作品，体会其中的人物情感以及写作特色，如果缺少了阅读的书籍，必然是会对教学效果产生影响的。在这种情况下，教师必然就会花费大量的时间向学生介绍作品的内容，造成研究文学作品的时间缩短。学生的主体作用因此也就无法充分地发挥出来。在这种情况下，必须要采取有效的措施改善当前外国文学的教学现状，这是适应时代发展的必然要求。

二、外国文学在高校教学中的改革

在当前的教学工作中，主要可以从以下三个方面对外国文学的教学现状进行改革。首先是对信息技术进行充分的运用。随着时代的进步与发展，信息技术令教学的内容得以进一步拓宽，所以教师可以运用的教学手段以及方法变得更加宽泛了。在这种情况下，信息技术可以作为提高教学水平的一种有效途径。与传统教学方式相比，是一项明显的改革内容。具体来说，在应用多媒体进行辅助教学的过程中，教师一定要重视起对网络课件的应用，将其展现给学生，这样就可以有效的解决过去教学手段单一的问题，并且学生的主动性也能得到有效地提高。多媒体课件的应用不仅具有学术性的特色，同时也具有一定的观赏性。另外，在信息技术的作用下开展教学，教学效果得到了明显的改善。影视资料也是一种多样化的教学手段，可以更多地吸引学生的注意力，当前，很多外国文学都被翻拍成影视作品，尤其是一些名著，通过观赏这些影视作品，学生可以更加便捷的理解外国作品发生的背景以及所具有的文学价值，更重要的是可以将原著与翻拍的作品相对比，这种声情并茂的展现方式更加容易被学生所接受，促进教学效果的进步，学生也会对外国文学拥有重新的认识。其次，教师素养的建设是高校外国文学改革过程中的重点内容。因为现代社会是一个信息膨胀的社会，学生可以通过各种途径获取信息，这对于教师来说是一项极大的挑战，因为如果教师无法与时代的发展相适应，那么就无法令学生信服，所以教师必须要从自身的能力入手，加强素质方面的建设。“与时俱进”是教师素质建设的基本目标。外国文学同一般的文学学习有所不同，这是一门时间跨度大，内容深厚的学科，所以对于教师的文学素养具有更高的要求，如果这方面的能力都不能得到满足，那么就无法达到学生的期望值。同时，在学生主动性方面的培养也是考验教师功底的内容之一，要明确学生的兴趣在哪里，如何才能提高学生的自主意识，加强学生对外国文学的欣赏能力，能够令他们在课堂上主动的表达出自己的想法是课程改革中的重点要求。第三，注重学生批判思维能力的培养批判思维是一种综合的思维能力。外国文学的教材背景与内容，是应该让学生接受这种与创新意识直接联系的批判思维的，而强化这种理解起到促进作用。在外国文学教学中，教师可以联系西方文化、文学的背景，结合探索型的文学形象的评析和文学评论家对文学作品的创造性批评，有意识地让学生认识到培养批判思维能力与提高创新思维能力是直接相关的。从某种程度上讲，培养批判精神就是培养创新精神;开发学生的批判思维就是在开发他们的创新思维，培养学生的批判思维能力。从高校外国文学的教学现状、存在的问题和改革思路来看，提高外国文学教学，提高教学质量，文学教学在外语教学中的作用是不可或缺的，我们应该进一步加强师资力量和教学资源等方面的建设，更重要的是应该开拓学生的视野，加强对学生自身能力的培养，使学生自身及人文素质全方面都得以提高。

三、结语

综上所述，在今后的高校外国文学教学过程中，一定要遵循改革的要求，在教学手段、学生思维能力培养以及教师素养建设的方面多下功夫，这样才能从根本上创新教学，达到更加理想的教学水平。

参考文献：

[1]陈梦.论信息技术在外国文学教学中的应用[J].教育与职业,2006(32).

天哪，还有比我懒的……

唐代(公元618-907年)是我国古典诗歌发展的全盛时期。唐诗是我国优秀的文学遗产之一， 也是全世界文学宝库中的一颗灿烂的明珠。尽管离现在已有一千多年了，但许多诗篇还是为我们所广为流传。唐代的诗人特别多。李白、杜甫、白居易是世界闻名的伟大诗人，除他们之外，还有其他无数的诗人，象满天的星斗一般。这些诗人，今天知名的就还有二千三百多人。他们的作品，保存在《全唐诗》中的也还有四万八千九百多首。唐诗的题材非常广泛。有的从侧面反映当时社会的阶级状况和阶级矛盾，揭露了封建社会的黑暗；有的歌颂正义战争，抒发爱国思想；有的描绘祖国河山的秀丽多娇；此外，还有抒写个人抱负和遭遇的，有表达儿女爱慕之情的，有诉说朋友交情、人生悲欢的等等。总之从自然现象、政治动态、劳动生活、社会风习，直到个人感受，都逃不过诗人敏锐的目光，成为他们写作的题材。在创作方法上，既有现实主义的流派，也有浪漫主义的流派，而许多伟大的作品，则又是这两种创作方法相结合的典范，形成了我国古典诗歌的优秀传统。唐诗的形式是多种多样的。唐代的古体诗，基本上有五言和七言两种。近体诗也有两种，一种叫做绝句，一种叫做律诗。绝句和律诗又各有五言和七言之不同。所以唐诗的基本形式基本上有这样六种：五言古体诗，七言古体诗，五言绝句，七言绝句，五言律诗，七言律诗。古体诗对音韵格律的要求比较宽：一首之中，句数可多可少，篇章可长可短，韵脚可以转换。近体诗对音韵格律的要求比较严：一首诗的句数有限定，即绝句四句，律诗八句，每句诗中用字的平仄声，有一定的规律，韵脚不能转换；律诗还要求中间四句成为对仗。古体诗的风格是前代流传下来的，所以又叫古风。近体诗有严整的格律，所以有人又称它为格律诗。唐诗的形式和风格是丰富多彩、推陈出新的。它不仅继承了汉魏民歌、乐府传统，并且大大发展了歌行体的样式；不仅继承了前代的五、七言古诗，并且发展为叙事言情的长篇巨制；不仅扩展了五言、七言形式的运用，还创造了风格特别优美整齐的近体诗。近体诗是当时的新体诗，它的创造和成熟，是唐代诗歌发展史上的一件大事。它把我国古曲诗歌的音节和谐、文字精炼的艺术特色，推到前所未有的高度，为古代抒情诗找到一个最典型的形式，至今还特别为人民所喜闻乐见。但是近体诗中的律诗，由于它有严格的格律的限制，容易使诗的内容受到束缚，不能自由创造和发挥，这是它的长处带来的一个很大的缺陷。这是唐诗繁荣的准备时期，重要诗人有被称为“初唐四杰”的王勃、杨炯、卢照邻、骆宾王，此外还有陈子昂、沈佺期、宋之问等。唐代建国初的诗歌仍沿着南朝诗歌的惯性发展，柔靡纤弱，毫无生气。“四杰”的出现开始转变了这种风气。他们才气横溢，不满现状，通过自己的诗作抒发愤激不平之情和壮烈的怀抱，拓宽了诗歌题材。如杨炯的《从军行》:烽火照西京，心中自不平。牙璋辞凤阙，铁骑绕龙城。雪暗雕旗画，风多杂鼓声。宁为百夫长，胜作一书生。这种激扬豪迈的格调，为唐初诗坛吹进一股新风。诗中表现了青年人不甘寂寞，想投笔从戎，到边疆建功立业的热望。宁可做个低级军官(百夫长)，也不想作书生老死窗下。继“四杰”而起的是陈子昂，他从理论上对南朝以来衰弱的诗风提出批评，认为这类诗专门玩弄华丽的辞藻，内容空虚，抛弃了《诗经》重视思想性的传统。对此他耿耿于心，提倡学习“汉魏风骨”，恢复建安时代的诗风。他的38首《感遇》诗实践了自己的主张，影响很大。他的《登幽州台歌》:“前不见古人，后不见来者；念天地之悠悠，独怆然而涕下。”苍凉辽阔，哀而不伤，被认为是怀古诗的绝唱。韩愈曾说:“国朝盛文章，子昂始高蹈”，评价了他在唐诗发展中的重要作用。沈佺期、宋之问的贡献主要在诗歌格律方面。他们总结了“永明体”以来诗人们探索诗歌格律的成果，以自己的诗作，促进“近体诗”最后定型。鉴赏唐诗，首先要对“近体诗”和“古体诗”的分别有个概要的了解，掌握它们各自的特点，就能更好地领略其妙处。古体诗，又称古诗或古风。这个概念和通常说的“古代诗歌”不同，是专用名词，专指唐代以前流行并在唐代继续流行的一种诗体，和唐代形成的近体诗相对存在。古体诗的特点是:每篇句数不限，每句字数不限，可押韵也可不押韵，押韵也可换韵，句与句间没有平仄对应和用词对仗的要求。一句话，古体诗格律上比较自由，同近体诗在格律上有极严格的要求不同。古体诗分两大类:五言古诗和七言古诗(或简称五古和七古)。此外还有句式长短不齐的古诗，一般归入七古。有的古体诗句数、字数和律诗相同，但用韵、平仄和对仗都不同于律诗的要求，所以仍是古诗。上文讲到的《古诗十九首》及陶渊明等人的诗都是古诗。近体诗，又叫今体诗(“近”和“今”都是就唐代而言的)，讲求严格的格律。近体诗有四项基本要求:一是句数、字数有规定；二是按规定的韵部押韵；三是上句和下句各字之间要求平仄对立和相粘；四是规定某些句子之间用词要对仗，即名词对名词，动词对动词，形容词对形容词等。近体诗分两大类:(1)律诗，由八句组成，五字句的称五言律诗，七字句的称七言律诗。(2)绝句，由四句组成，五字句的称五言绝句，七字句的称七言绝句。下面我们分别举例说明。如大家熟悉的王之涣的《登鹳雀楼》:白日依山尽，黄河入海流。欲穷千里目，更上一层楼。这是五言绝句，它必须是四句20字。其次它必须依照用韵要选一个韵部的字作韵脚①，这首诗的“流”、“楼”两字就属“十一尤”韵。再次，它用的字必须合乎规定的平仄格式，这样读起来才抑扬间错，和谐动听。这首诗的平仄格式是:仄仄平平仄，平平仄仄平。仄平平仄仄，仄仄仄平平。用·标出来的字可平可仄，其余的字不能变通。平——指的是古代汉语中的平声字；仄——指的是古代汉语中的上声、去声、入声字。按现代汉语说，阴平(第一声)、阳平(第二声)字属平；上声(第三声)、去声(第四声)字属仄。绝句诗上下句之间可以对仗，也可以不对仗。这首绝句全首对仗，后两句“欲穷”对“更上”，“千里”对“一层”，“目”对“楼”。我们举《登鹳雀楼》这首诗来说明近体诗最基本的格律要求，此外五言绝句还有三种平仄格式，共四种格式。七言绝句、五言律诗、七言律诗也都各有四种平仄格式。关于近体诗的平仄格式，只举上例作些提示，不再详细介绍了。如果不想创作这类诗，只是鉴赏前人作品，那么关于格律的要求知道得粗略些，也是无妨的。七言绝句，我们举孟浩然的《送杜十四之江南》来看:荆吴相接水为乡，君去春江正淼茫。日暮孤帆泊何处? 天涯一望断人肠。表达了送别友人远行时留恋怅惘的感情。全诗四句，28个字，押的是“七阳”韵，平仄按规则。因绝句允许不对仗，这首诗就没有对仗。五言律诗，我们看戴叔伦的《除夜宿石头驿》:旅馆谁相问?寒灯独可亲。一年将尽夜，万里未归人。寥落悲前事，支离笑此身。愁颜与衰鬓，明日又逢春。这是除夕之夜晚远离家乡亲人独宿逆旅感慨自身遭际的诗。全诗八句，40个字，押“十一真”韵，平仄合规则。律诗的一二句称“首联”，三四句称“颔联”，五六句称“颈联”，七八句称“尾联”。律诗的颔联和颈联必须对仗。如这首的颔联“一年”对“万里”，“将尽”对“未归”，“夜”对“人”；颈联“寥落”对“支离”，“悲”对“笑”，“前事”对“此身”。七言律诗，我们看柳宗元的《别舍弟宗一》:寥落残魂倍黯然，双垂别泪越江边。一身去国六千里，万死投荒十二年。桂岭瘴来云似墨，洞庭春尽水如天。欲知此后相思梦，长在荆门郢树烟。这是柳宗元被贬到蛮荒的柳州，送别堂弟柳宗一去江陵时写的诗，情绪极度感伤悲愤。全诗八句，56个字，用的是“一先”韵，平仄合规则，颔联和颈联对仗工整。七言律诗第一句多用韵，也可不用韵，这首用韵。律诗中还有一种“排律”（延长），即把律诗延长至10句以上乃至百句，除首、尾两联外，中间所有出句与对句全要对仗。排律通常为五言。唐代诗歌的样式，在初唐时期已经齐备，到盛唐时期就出现了诗歌创作的高峰。

中国文学和西方文学的建构，有各自不同的文化背景和理论基础。下文是我给大家整理收集的关于中西文学比较论文范文下载的内容，欢迎大家阅读参考!

浅析中西文学翻译中的创造性叛逆

翻译不仅是沟通世界不同民族文化的桥梁，翻译也为文化与文学影响的传播提供了不可缺少的媒介，而且翻译本身也是一种艺术，一种再创造，其“创造性的叛逆”及应用一向来都为国内外文学界所重视的课题。

比较文学的学者认为：能否超越原作的关键是翻译中的创造与叛逆性。由此，翻译中的创造性是译者通过个人的能力创造性地使译作回归原著作的实质内涵，相对而言，叛逆性则指译者未能如实体现和传达原著作的精髓，从而与原著作的理念相违背。但在翻译的实际过程中创造与叛逆是密不可分的。

中西文学翻译中译者经常思考究竟是按照源语规范直接翻译原文还是依照规范再创原文使其更能为读者所接受。事实上创造性本质蕴藏于任何文学翻译作品中。在某种程度上翻译作品不仅仅是源文本的再现而且与源文本相比是一种再创造。

基于这个原因，“创造性叛逆” 的术语被法国文学家罗伯特·埃斯卡皮首先提出，他认为“翻译总是一种创造性叛逆”，并提出“说翻译是叛逆，那是因为它把作品置于一个完全没有预料到的参照体系里，说翻译是创造性的，那是因为它赋予作品一个崭新的面貌，使之能与更广泛的读者进行一个崭新的文学交流，还因为它不仅延长了作品的生命，而且又赋予它第二次生命”。创造性叛逆是文学范畴的基本特征，它并不是单纯属于文学翻译。换而言之，创造性叛逆与文学的接受和传播息息相关，两者密不可分。在文学翻译的实践过程中充分体现了创造性叛逆不同程度地体现在接受者、译者以及接受环境之中。

比较文学和翻译理论界都对翻译的创造性叛逆进行过系统的分析和阐释。翻译界泰斗谢天振先生认为译者的创造性叛逆一般划分为意识型和无意识型，并由以下几种类型构成：个性化翻译、误译与漏译、节译与编译、误译与漏译、转译与改编等。创造性叛逆中的无意识体现，如误译与漏译，是因受限于译者自身的文化知识背景和情趣修养等因素造成的误读和误译。据此而言，其并不能简单称为“创造性”。

译者的创造性叛逆分为有意识和无意识，其包括以下四种情况：

(1)个性化翻译。它表面是用自然、流畅的语言阐述原著的意图，但在深处却整合原著文化的问题。如果译作完全遵从原著文化，那语句会比较凌乱。

(2)节译与编译。节译与编译存在于《外国文学作品选》中有多种原因：为迎合读者或便于传播，为与接受地的风俗人情保持一致，或当地的道德、政治因素等，是有意识的叛逆。

(3)误译与漏译。例如：英译者把陶渊明《责子》中“阿舒已二八”翻译成了“阿舒十八岁”，他们认为“二八”是“一八”之误。误译，即对原著错误的翻译。它在文字和思想意义上背离了原文。在翻译中误译虽不可取但又客观存在，是无意识的叛逆。

(4)转译与改编。转译是是叛逆性最强的，是在翻译过程中无能为力情况下采取的方法。转译与改编体现在文学翻译上是创造性叛逆的特殊表现形式，其共性在于他们对于原作的两重更改。转译是一种语种转换。改编,节译和漏译各不相同。改编指改动整个内容情节，或体现对体裁的变动。节译是意识行为下对内容的大段改动。漏译则指无意识行为下改动少部分的情节。

对于中西方文学作品而言，译者永远不能全部表达原作者的真实想法，这在于两者不同的价值社会观和迥异的社会生活背景。译者自身的知识内涵和文化修养使其对译作实行了“创造性叛逆”的解读，而译者的主观判断性也由其个人因素和社会文化因素所制约。

1 文学翻译是创造性叛逆

(1)文学翻译的创造性。翻译的实质是把一种语言中蕴涵的内容通过媒介转移到另一种语言中。文学翻译是为让读者意会到不同的文化习俗和社会风貌，并不仅仅是浅层的转述表达。但就现在的大量翻译作品显示，其翻译的水平和要求与文学翻译所界定的标准依然存在相当的差异性。

(2)文学翻译的叛逆性。如果说文学翻译的创造性是译者依靠自身的能力创造性地表现原作品的实质内涵，那么其在翻译过程中所体现的叛逆性则是译者为实现主观愿望而对原作进行的客观背离。但在实际的文学翻译中，创造性与叛逆性是和谐共存的。

2 创造性叛逆的可接受性

创造性叛逆应遵循两重原则:充分原则与忠诚原则。文学翻译与其他形式的翻译一样，在很大程度上受目的地控制，而创造性叛逆是保证文学翻译的必不可少的手段。充分原则要求创造性叛逆应实现翻译目的，忠诚原则限制了目的文本的合理应用性，要求译者担当社会责任和道德规范，以此确保人们能够接受对文学翻译作品中所体现的创造性叛逆。

由于隐含的读者存在于一切中西文学作品中，因此作者把外界环境当作他在创作过程中的直接客体，其隐含的读者则是他的间接客体。但就译者来说，当其阅读原作品过程中，以前的间接客体此时变成为主体。原文虽然是阅读的直接对象，但原文作者心中或眼中的世界才是他通过阅读而理解的对象。所以，译者阅读和理解活动的间接对象是原文作者，这种主体间的交流就是话语对话的过程。翻译活动不是固定不变的语言转换，而是通过两种话语相互协商的产物。因为译者的不同的教育背景、人生经历和知识结构，所以翻译不可能有统一的标准。作为一种综合性的社会化活动，文学翻译应该是以多元而综合化的评价体系形式存在于现代复杂社会中。

从接受者和译文接受环境来分析文学翻译的创造性和叛逆性：

(1)接受者的创造性叛逆。所谓接受者特指阅读翻译作品的读者。由于不同文化背景的接受者有着不同思维方式和知识修养，因此不同的读者会在分析读本时形成自己特定的评定准则。即使身处相同的历史背景，接受者也会因为拥有不同的文化视野和结构，在文本的阅读中不可避免性地会主观性再创造，从而促使在翻译异质文学作品时的创造性叛逆的不断呈现。

(2)译文接受环境的创造性叛逆。从译文的接受环境分析，迥异的文化习俗、时代背景以及语言环境使原著作不可避免地受到译文语言的影响和限定，从而接受并融合译语的文化内涵和特征。

纵观现今翻译研究的现状，中西文学翻译已不再局限于传统的对源语文本与目的语文本的研究，而是将许多其他的因素也纳入其研究范围。评判译文好坏一直以“忠实”原则作为其评定的标准，但随着译者主体性研究的深入，文学翻译的重要显著特征之一是尤其注重创造性叛逆的应用。传统翻译研究否认创造性叛逆的作用和功效，而在比较文学范畴中则积极倡导其在文学作品翻译中的广泛应用。由德国功能派理论发展而来的目的论指出,翻译是一种基于源语文本的有目的的行为活动，决定任何翻译过程的最高准则是整个翻译行为的目的，这一理论无疑为研究这创造性叛逆提供了一个崭新而有效的视角。

参考文献

[1] 谢天振.译介学[M].上海: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1999.

[2] 钱利华.文学翻译与创造性叛逆[J].广东农工商职业技术学院学报,2002(1).

[3] 乐黛云.文化差异与文化误读[A].北京大学出版社,1995.

[4] 宋洪英.浅析文学翻译中的“创造性叛逆”[J].解放军外国语学院学报,2001(5).

[5] 吕俊.跨越文化障碍—巴比塔的重建[M].南京:东南大学出版社,2001.

浅议中西诗学比较

摘 要： 要使得中国诗学为世界所了解，在世界诗学中发出声音，究竟要靠生动的形象打动人，还是靠严密语言和逻辑征服人?研究中西诗学的差异对中国诗学得到世界诗学的定位、认同起着极其重要的作用。本文从社会经济、政治特征、宗教特征出发，就中西诗学差异进行展开比较。

关键词： 中西诗学差异 社会经济、政治特征 宗教、科学特征

“诗学”来自亚里士多德的文艺理论与美学名著《诗学》，它包含诸多内容：诗的种类，性质的探讨，史诗的研究，悲剧、喜剧的研究，还涉及音乐，名称虽为诗学，实则应为文艺学。“中西比较诗学”是从理论的高度来辨析中西文艺的不同美学品格并深入探讨其根源的研究。本文从中西社会经济、政治特征和宗教、科学特征两个方面分析中西诗学的差异。

1.中西社会经济、政治特征对中西诗学的影响

西方古代文明的爱琴海区域和中华古代文明的黄河中下游地区，地理环境是极不相同。古希腊的海上贸易，促进了手工业、航海业和商品经济的高度发展，最终形成了以工商业为主的古希腊社会经济的商业性特征。与此相反，中华民族的摇篮――黄河中下游地区，是一个极有利于农业生产的地区。“八百里秦川”的陕西关中平原，平坦广阔，肥沃的土地为农业生产提供了得天独厚的条件。几千年来中国社会“以农为本”的农业性特点一直稳定地延续下来。可以说中西社会最根本的差异是西方社会经济更具有商业性特征，而中国社会经济更具有农业性特征。无论是西方的商业性社会还是中国的农业社会，都对中西文学艺术与诗学产生了决定性的影响。

中西方文学形式不同

中国古代文学以抒情文学为主。其根本原因之一在于农业性社会生活恬然，人们每天在农田里劳作，向往的是“八月剥枣，十月获稻”。人们成天与田园山水相处，日复一日、年复一年的农耕生活竟使得诗人们无事可叙，只剩下一缕缕情丝可供抒发。这里没有海上的拼搏与冒险，而是人与大自然和谐交融，在这情景交融之中，就产生了以感物抒情为主的文学艺术传统。在《诗经》中，无论是爱情诗还是农事诗，都饱含抒情的韵味：“执子之手，与子偕老。”所以为什么在并不张扬个性的中国，抒情诗能成为文学的正宗，其原因恐怕就在这里。与中国相反，西方的商业充满了冒险，充满了不可预知的惊涛骇浪，这使他们看到了更加深奥难测的东西，这些冒险活动中充满了惊心动魄的事件，与自然山水风光相距甚远，故而叙事成为文学活动的主要内容。

中西方价值观不同

西方社会的商业性特征和中国社会的农业性特征，对其民族性格和价值观产生了决定性的作用。商业经济环境下培育起的西方人崇尚个人的自由平等、个人的奋斗、个人的财富、个人的爱情、个人的享乐及个人英雄主义。自我是西方表现内涵的核心，与外在世界相隔离相对立，久而久之产生了以自我为核心，以私利为基础，以享乐为目标的敢于冒险、敢于进取的开放性民族品格。

与西方相反，中国的农业性经济，使人们眼界狭窄，安贫守旧，不肯冒险。严格的宗法政治压抑着人们的个性自由，更无民主平等可言。所以文学作品不具有自我表现的意识，它所言之志，是与社会和宇宙相连、相通、相合的，它所追求的不是对立，而是和谐;不是自我表现，而是天人合一。

中西方爱情观不同

在西方，古希腊的雅典民主制度和商业经济方式使西方人培养了崇尚个人爱情和个人享乐，以人为本。即使是爱情，他们也看作是个人的认知生理和心理的需要。因此，尽管西方文学以叙事为主，却提倡情感的宣泄淋漓，以便获得舒畅心情。

中国诗学主张抒情言志，却提倡节制情感，勿过勿滥。主张情感，文质彬彬，提倡素淡的文采和风格。如《诗经》中305篇抒写男女相思相恋的各种情感的诗，有较少的封建道统的艰涩，有“天地元声”的清新，但这具有极高审美价值的男女爱情诗却被认为“越礼纵欲”，而长期遭受不公平待遇。如《王风・采葛》：

彼采葛兮，一日不见，如三月兮。

彼采萧兮，一日不见，如三秋兮。

彼采艾兮，一日不见，如三岁兮。

诗中主人公大胆地表达了一日不见如隔“三月、三秋、三岁”的感受，话语虽简单，却十分传神地表达男女之间的款款深情，即使在当代中国也少见如此直白的表达。这种诗歌与后代诗歌巧妙含蓄地表达异性间的求爱格格不入。又如中唐时的《金缕衣》：

劝君莫惜金缕衣，劝君须惜少年时。

花开堪折直须折，莫待无花空折枝。

此诗主旨是劝人及时享乐，以及对爱情大胆追求。却因表意太直露、太大胆，故一千多年来，无人敢去担这一作者之名，所以作者也只能成为无名英雄了。中国古代诗歌中虽不乏优美的爱情颂歌，但是，一味地讴歌爱情，是与宗法政治不相容的，最好是做到“乐而不淫，哀而不伤”。

2.中西宗教、科学特征对中西诗学的影响

西方社会强调宗教性，从古希腊至中世纪，从宗教改革到现当代，无论社会怎样发展，其宗教氛围都大大超过中国。中国的宗教主要是儒、道、佛三教。三教之中，儒、道二教代表中国文化传统的宗教。中国宗教重现世，追求今世的满足和完满。基督教重来世，以彼岸的永生为最高目标。儒家的“仁”不同于基督教的“博爱”。西方宗教的爱有较强的平等意识，中国宗教的爱有差等。基督教认为，上帝创造了人类。在上帝面前，人人平等，不分贫富贵贱，大家都是兄弟姐妹。儒家学中强调一个“仁”字。在孔子看来，自然万物是不平等的。

中西方人眼中的自然

西方人眼中的自然是怎样的呢?在商品经济中，贸易是最重要的经济活动。商人经常在崇山峻岭中艰苦跋涉，在茫茫大海中战狂风斗恶浪……可怕的自然界，似乎处处都在与人作对。在古希腊神话中也不例外，主宰自然界的宙斯，处处与人类为敌，他将盗火给人类的普罗米修斯锁在高加索山上，让神鹰残酷地啄食其肝脏。还让潘多拉打开盒子，把灾难与瘟疫降给人类，然后发动奥林匹斯山上的神消灭全人类。所以天人处于尖锐对立的状态。这迫使人们用自己的智慧了解大自然、战神大自然。因而，冒险、奋斗、进取就成为西方民族的显著特征。这一理念成为诗人们张扬个体意志的无意识的温床。但是西方人所不断追求的正是超越于自然之上的理性存在，认为万物只是自然存在，它必须打上人的意志的印痕。

中国的天人关系是怎样的呢?因为农业丰收取决于大自然风调雨顺，人们生计全靠大自然的赐予。人们的每天日出而作，日落而息，“晨星理荒秽，带月荷锄归”，所听到是蝉噪鸟鸣，而不是狂风怒吼。而且中国的神灵与英雄与古希腊的神则恰恰相反，他们对人类是友善的，爱人类的。这些都反映了自然与人类的和谐关系。因而，中国人对自然界总是怀着亲切感，尊敬与感激，故形成了“天人合一”。这给中国文学艺术及诗学理论灌注了某种生气，使中国人明白了情景相融。如“昔我往矣，杨柳依依，今我来思，雨雪霏霏”这种情景交融的诗句，表现了中国人是对大自然审美的意识。

令人感到欣慰的是，西方人已经意识到该重新拾起人与自然之间那固有的脐带了。要重建人与自然之间和谐的关系，就得首先反对人类中心主义，然后才能重返自然。所以当代西方思想中极为重要的现象，就是反对人本主义。

3.中西思维对中西诗学的影响

不同的文化，不同的社会经济类型，使中西方人具有不同的思维方式与表达方式。在商业性社会下的人们是外向性的、开放性的，在向外拓展中，要克服遭遇的种种困难，必须向外如何征服自然界的途径，造成了西方人外向型的心态。中国农业型社会是自给自足的、封闭的，天人和谐中的“怡然自乐”又造成中国人内向型的心态。

内与外

西方“思物”，中国“思我”。中国人最关心的是自身内在的东西，所以有“三思而后行”，“吾日三省吾身”(《论语》)。但正是这种只知“思我”不知“思物”的思维方式，使中国人忽略对世界客观规律、事物性质的思考，极大地阻碍了古代人们的逻辑思维，感悟思维占据上风。如孔子的“子在川上曰：‘逝者如斯夫，不舍昼夜。’”(《论语・子罕》)追求的正是直觉感悟。这种只求内省式的思辨、直觉思维而忽略思辨思维，会产生混沌的结果，真可谓“道可道，非常道;名可名，非常名”。这种直觉感悟式思维是中国古代思维的一大特征。

与此相反，西方开放型的商业社会，造就了探索大自然奥秘的外向型思辨。古希腊人并不注重自己内心修养，而是对世界充满好奇。了解大自然，改造大自然的这种外向型的“思物”行为推动了西方自然科学的发展和西方商业经济的繁荣。

直觉与逻辑

西方的逻辑思维，中国的直觉思维，都对中西诗学产生了重大的影响。如王昌龄《从军行》：“琵琶起舞换新声，总是关山旧别情。缭乱边愁听不尽，高高秋月照长城。”说到“边愁”用了“听不尽”三字，要体会古老雄伟的长城绵亘起伏、秋月高照这一壮阔的景象和无限的悲凉，读者需要自己顿悟。中国有句俗话：“沉默是金，雄辩是银。”沉默比雄辩宝贵。在中国文化中，“知不可为而为之”被视为积极入世的态度，“知不可道而道之”却是徒劳的，被认为缺乏逻辑和理性。其实中国人并不缺乏逻辑分析的能力，也许正是中国人一遍遍重复的“沉默是金”导致中国人失去了逻辑分析的兴趣、爱好。

西方史学普遍运用分析性的逻辑思维，创立“诗学”名称的亚里士多德，正是运用条分缕析的逻辑思维来建立他那庞大的诗学体系的。他写诗学的原则是“依自然的原理，先从首要的原理开头”(《诗学》)。他从基本原理出发，由上至下，从一般到特殊，层层剥笋，丝丝相扣，用严谨的逻辑方法，把所研究的对象和其他相关的对象区别开来，找出各自的异同，然后将它们由类到种地逐步分开来，下定义、找规律。

参考文献：

[1]曹顺庆.中西诗学比较[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0.

[2]褚斌杰.诗经与楚辞[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2.

[3]钟玲.美国诗与中国梦[M].广西: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3.

[4]辜正坤.中西诗比较鉴赏与翻译理论[M].北京:清华大学出版社，201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