保护传统村落为主题的论文

北京传统文化保护的历史性进步北京作为有3000多年建城史和850多年建都史的六朝古都，拥有极其深厚的历史文化底蕴和丰富的文化遗产资源，保护好古都北京的文化遗产是北京对国家、对人类所承担的历史责任。从1978年到2008年，改革开放走过了30年的历程。30年来，北京市的政治、经济、文化等各方面都取得了巨大的进步和成就，而对传统文化的保护无疑是不可忽略的进步和成果之一。30年来，北京市对传统文化的保护经历了从民族民间文化保护到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的过程。进入21世纪以来，民族民间文化保护进一步推进到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的历史阶段，继承文化传统、传承文化血脉得到越来越多国人的关注和响应，成为中华民族的基本共识。加紧抢救和保护北京的优秀文化遗产，对确保北京政治、文化中心和历史文化名城的地位，对促进传统文化与现代文化的融合，对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都具有积极而特殊的意义。一、传统文化保护在“文革”的废墟上开始起步“文化大革命”使北京市的文化遗产资源遭到空前的破坏，尤以“破四旧”对传统文化的破坏最为严重。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北京市开始全面的拨乱反正和改革开放，并在当时思想禁锢的情况下，大胆解放思想，逐步打破了传统文化的禁区，使人们对保护我国优秀文化遗产的认识不断加强。标志一：传统文化活动恢复举办“文革”结束后，具有北京地方特色的传统文化艺术活动恢复举办，其中在改革开放之初举办的一些活动对当时打破“文革”的禁锢、彰显传统文化的魅力具有开创性的意义。一是北京京剧团1977年5月为纪念《讲话》发表35周年演出的京剧历史剧《逼上梁山》，这是“文革”后北京乃至全国第一次上演的古装戏。二是北京丰台、顺义等郊区县在1978年2月春节期间举办的民间花会演出，这是“文革”中被禁止的北京民间花会首次公开表演。三是文化部1978年9月在北京举办的部分省、市、自治区民族民间唱法会演，这是文革后民族传统音乐的第一次大规模展示。四是北京市文化局1982年7月在劳动人民文化宫举办中日两国民间艺术交流活动，这是北京市组织的第一次国际间的民间文化交流活动。这些活动标志着民族民间文化在经历了文革劫难之后的全面恢复，并且为后来进行的民族民间文化保护打下了重要的基础。北京的庙会、灯会曾是京城最具特色的传统民俗活动，每到春节，人们举家逛庙会、灯会成为节日文化活动的一个重要标志。文革期间，庙会全部销声匿迹。1985年春节，东城区借传统庙会的模式率先举办了北京地坛春节文化庙会，产生了很大的社会影响。此后，龙潭庙会、白云观庙会、东岳庙庙会、厂甸庙会以及燕山元宵节灯会、龙庆峡冰灯艺术节等陆续举办，并逐步成为北京市春节文化活动的重要品牌。标志二：传统文化保护得到推进改革开放30年来，传统文化保护工作越来越得到党和政府的重视，各级文化部门对民族民间文化进行了大量的挖掘、整理工作，收集了一大批具有珍贵历史文化价值的宝贵资料。其中最具影响力的就是在上世纪八十年代前后进行的、被称为“中国民族文化万里长城”的“十大集成志书”的编纂工作。1979年，由文化部、国家民委、中国文联等单位联合发起，全国艺术科学规划领导小组组织的“十大集成志书” 编纂工作在全国轰轰烈烈展开。北京市于1981年8月率先启动了《中国民间歌曲集成•北京卷》和《中国民族民间舞蹈集成•北京卷》两部集成的编写工作，其他集成志书的编纂工作也在其后陆续展开。在此后的十几年间，数以千计的文化工作者深入到农村地头田间，搜集整理和录制了一大批录音录像资料，成为民族民间文化保护留存下来的最为珍贵的原始资料，为传统文化的保护和抢救做出了杰出的贡献。标志三 传统文化艺术得到发扬光大保护传统文化最重要的目的之一，就是要使这些古老的民族民间文化获得新的生命，焕发时代光彩。北京市文化局从2000年起就开始投入力量对传统民间花会的项目进行科研改造，昌平的“花钹大鼓”、门头沟的“太平鼓”、延庆的“旱船”、房山的“小跑跷”、怀柔的“竹马”等项目都先后被列为科研项目，由市文化局组织专家对这些民间舞蹈项目从表演、服装、道具、音响等各方面进行改造创新。其中“花钹大鼓”和 “太平鼓”参加了2001年在北京举行的“居庸关长城杯”中华民间鼓舞大赛，“花钹大鼓”获得了中国民间文艺的最高奖——山花奖。秧歌是群众喜闻乐见的一种表演形式，但由于在表演风格、表现形式、服装化妆等方面都缺乏时代感和美感，为此，北京市文化局和北京群众艺术馆从2001年起组织民舞专家进行创编，完成了“彩带秧歌”、“扇花秧歌”、“拍打秧歌”等8个创新秧歌，并通过出版光盘、盒带、举办培训班以及媒体宣传等形式向全市普及推广，使古老的民间秧歌得到了传承和发展。二、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使传统文化保护登上新的台阶对传统文化的保护以前都定位为“民族民间文化保护”，从2005年起，这项工作的名称发生了重大的变化，“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提法概念逐步替代了“民族民间文化”的提法，“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成为“民族民间文化保护”的继续，并且保护力度更加深化、社会反响更加强烈。应该说，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使民族民间文化保护登上了一个新的台阶，是对传统文化保护的历史性进步。2003年3月，文化部在全国启动了“中国民族民间文化保护工程”，这是一项全国性的政府工程。为此，文化部、财政部下发了《关于实施中国民族民间文化保护工程的通知》等文件，并于2003年11月、2004年10月两次召开全国民族民间文化保护工程的专门会议，相继确定了40个保护工程的试点项目。北京门头沟区的“京西幡乐”、北京民俗博物馆的“老北京商业民俗”2个项目入选其中。北京市文化局也于2004年和2005年先后确定并公布了北京市的2个综合性试点区、1个综合性试点乡和21个试点项目。这些试点项目积极探索保护方式，为以后进行的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工作提供了有益的经验。2005年6月，文化部在北京召开全国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工作会议，下发了《国务院办公厅关于加强我国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工作的意见》；2006年12月，国务院又下发了《关于加强文化遗产保护工作的通知》，自此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工作成为社会关注的热点。从2005年起，北京市的民族民间文化保护工程也进入到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的阶段。2006年1月，北京市召开“全市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工作会议”，会议提出：全市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工作将围绕普查、传承、文献等三项工程全面展开，以不断促进全市保护工作的开展。2005年7月，北京市非物质文化遗产资源普查在全市18个区县展开，至2007年上半年基本完成。2006年12月和2007年6月，北京市人民政府批准公布了两批北京市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全市各区县也先后建立了本区（县）级的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使北京市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体系基本建立。根据国务院的通知精神，2006年—2008年，北京市连续举办3届“文化遗产日”活动。2006年6月10日，北京市文物局和文化局联合在首都博物馆新馆举行庆祝第一个“文化遗产日”大型活动开幕仪式，全市各区县、各相关单位共举办各类宣传展示活动73项；2007年“文化遗产日”期间，北京市举办了“非物质文化遗产在我身边——北京市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资源展览”、“咱老北京的玩意儿——北京市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展演”等活动。除了文化遗产日的宣传展示活动外，北京市还利用春节、清明、端午、中秋、重阳等民俗节日以及二十四节气等各种文化载体开展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展示，使市民对非物质文化遗产有了更深的认识和了解。为了提高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人员的业务理论水平，北京市文化局自2004年起先后举办了5期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工作专题培训班，全市各区县及相关部门的人员300余人次参加学习。2006年4月至2007年1月，北京市文化局社文处、北京群众艺术馆与西城区文化馆等单位联合举办“北京市非物质文化遗产高级研讨班”，邀请了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专家赵书、刘锡诚，群众文化专家刘波，著名学者沈望舒等前来授课，29名学员获得北京市人事局颁发的《高级研修班结业证书》，撰写30余篇论文由民族出版社结集出版《非物质文化遗产纵横谈》一书。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工作如同吹响了对传统文化加强保护的号角，使人们对传统文化的历史价值、艺术价值和社会意义都有了新的认识和评价，也使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赢得了一个超过以往的大好机遇。这项工作的继续进行，对推进我国对传统文化的保护力度、提高全民族对传统文化的保护意识，都会起到不可估量的作用。三、北京市民族民间文化及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成果累累改革开放30年来，北京市民族民间文化及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工作取得了显著的成果，为传统文化的保护和传承做出了重要贡献。1、建立了一套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的工作机制自2003年以来，北京市先后出台了《关于加强本市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工作的意见》等文件，对今后一个时期的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工作提出了任务、明确了责任。2006年6月，北京市成立了由文化局牵头，市发改委、建委、民委等十余个市委办局参加的北京市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工作联席会议以及北京市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工作专家委员会，负责对全市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工作进行领导和指导。自2005年起，北京市每年均投入大量专项资金用于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工作，至2008年已达2000多万元。2006年底北京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中心成立，2008年北京市文化局非遗保护处成立，各区县也都建立了相应的组织机构，这些都为今后的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工作创造了条件。2、编辑出版了十大文艺集成志书（北京卷）截至2007年底，北京市“十大集成志书”的编纂工作已经基本完成。其中，《中国民间歌曲集成•北京卷》、《中国曲艺音乐集成•北京卷》、《中国戏曲音乐集成•北京卷》、《中国民族民间器乐曲集成•北京卷》、《中国民族民间舞蹈集成•北京卷》、《中国民间故事集成•北京卷》、《中国戏曲志•北京卷》和《中国曲艺志•北京卷》等8部已完成出版工作。《中国歌谣集成•北京卷》于2007年通过终审，现已付梓印刷；《中国民间谚语集成•北京卷》已完成编辑工作，现正在终审中。此外，全市各区县也同时组织编辑出版了民间艺术分卷以及相关的成果汇编。门头沟区2001—2006年整理编辑出版了《门头沟文化丛书》3套20余本，朝阳区编辑出版了《温榆水经》、《武士春剪纸集》，西城区编辑出版了《西城民间艺术丛书》一套4本等，北京市民协先后组织出版了《北京风物传说》、《香山传说》等民间文学丛书10余种。3、初步完成北京市非物质文化遗产资源普查按照文化部的部署，北京市于2005年7月开始至2007年6月在全市范围内进行了非物质文化遗产的资源普查。其间，全市18个区县组织培训了近2000名普查员，深入全市社区和村落等最基层单位进行深入走访调研，初步摸清了北京市非物质文化遗产资源的底数。据统计，全市共完成普查项目6000余项，经过甄别和合并，有近3000个项目进入《北京市非物质文化遗产普查项目汇编》（区县分卷本），共21卷。此次普查，不仅培养了从事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工作的干部队伍，同时抢救保护了一大批非物质文化遗产的重要资料和珍贵实物，为今后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工作打下了坚实的基础。4、建立完善了北京市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体系按照国务院关于“建立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体系”的要求，国务院于2006年5月、2008年6月公布了两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北京市第一批有13个项目入选，第二批有61个项目（含扩展项目16项）入选，使北京市的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达到74项。2006年12月和2007年6月，经申报、论证、评审、审批等程序，北京市人民政府公布了两批北京市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第一批为48项，第二批为105项，共153项。此外，2006年9月至2007年6月，全市区县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也已经初步建立，全市18个区县共公布区县级名录315项。5、组织评选了北京市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传承人2007年，文化部在首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公布的基础上，组织进行了“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传承人”的评选，并于2007年6月和2008年1月先后公布两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传承人”，共777名，北京市共有26人入选。2008年5月，北京市级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代表性传承人正式公布，共有94人入选。从民族民间文化保护到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走过的历程，充分展示了改革开放30年来北京市在传统文化保护方面所取得的成就。相信，今后中国定将无愧于“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的东方文明古国的赞誉，北京也将无愧于有着丰富的物质文化遗产和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六朝古都的称谓。参考文献：1、宋海波主编：《北京志.文化艺术卷.群众文化志》，北京：北京出版社，20012、周一兴主编：《当代北京简史》，北京：当代中国出版社，19993、潘德千主编：《北京文化艺术大事记》（资料），北京，20034、周述曾主编：《全国十部文艺集成志书北京卷编纂纪事》，北京：中国戏剧出版社，2004

无语了，不是口头文化么？为什么打开却是这个？？！

悠悠中华五千年，散落在各地的古村落是中国社会历史发展的见证，是中国农耕文明的结晶，是镌刻着人类智慧光芒的“活化石”。中国的村落遍布九百六十万平方公里，江南水乡之唉乃，茫茫草原之炊烟，东方海岛之渔村，西北山中之人家，黄土高原之窑洞，东北密林之木屋，西南边陲之寨子……千姿百态，魅力迷人。但随着工业文明的发展，人类生产、生活方式的现代演进，许多历史街区、古镇、古村落正遭遇着被忽视、甚至被毁灭的命运。这些即将消失的历史遗存，在中国的文化中占居着何等的地位，它们目前的境遇如何，现在的人们又该如何对其进行保护和利用？带着这些疑问和担忧，近日中外专家聚首西塘，探讨古村落保护之法。在前来参加论坛的五十多名专家学者当中，有被称作“民间文化守望者”的中国文联副主席、著名作家、画家冯骥才；有以“骂”著称、且被媒体称为“保护古城的卫士”的国家文化名城研究中心主任、同济大学教授阮仪三；还有远道而来的两位日本民俗学界的领军人物：日本神奈川大学教授福田亚细男和日本东京大学副教授菅丰博士。另外，国内外具有典型意义的古村落——江西婺源、山西榆次、越南顺化等地的代表也悉数到场，为论坛带来了更多的声音。让我们借着专家的智慧，试着寻找延续这些传统文化的良方。宣言书4月27日清晨，银色的月光刚刚退去，苏醒中的古镇西塘充满了生机，鸟鸣声、摇橹声、脚踏车声、还有清风拂柳的婆娑声袅袅不绝于耳……一如“生活着的千年古镇”本色。而此时，冯骥才和西塘镇党委书记沈国强两人早早地就出现在了“明清食代”的二楼露台上，参加中央电视台中文国际频道的节目录制，主题正是“古村落保护”。第二次来到西塘的冯骥才还是老样子，一头桀骜不驯的头发，说起话来慷慨激昂。这几年他一直为抢救民俗文化而奔忙，走了不少地方，今年他把保护的重点放在的古村落上，他坚定地认为，在民间文化遗产和抢救过程中，古村落是民间文化的“箱底”，因此从2005年3月至今，他已辗转考察了国内七八个省的古村落。他说：“时间很紧迫，我们现在连多少古村落都不知道，怎么保护？因此在这里开这个会议，希望集中各方力量探讨今后古村落的出路。”“古村落是中华民族五千年的农耕文明留给后人的财富，我不希望我们的后代只能在博物馆里看到镰刀、锄头，那将是无比的悲哀。”这是他最大的担忧。不止在一个场合，冯骥才用“来晚了”来形容对西塘的感受，他也不止一次讲述他第一次到西塘时偶遇的一个细节：“我去年第一次到西塘，镇长陪我在岸边走，走着走着天有些凉了，我看到一个老太太正把支窗户的棍子拿起来关窗户，同时把一盆窗外的花拿进去。我注意到当时花盆上落了一只蝴蝶，老太太拿起花盆，轻轻一抖，蝴蝶飞走了。西塘连生活的诗意都保存下来了，这种和谐让我感动。”冯骥才认为西塘的经验是一种生态的保护方式，它延续了当地人生活的原态，是以人为本，可以作为典型供其他地方学习。当谈到为什么选择西塘作为论坛主办地时，他说，除了西塘的保护做得成功之外，当地政府的观念也让他感动。“当时西塘镇领导有两句话给我印象特别深，一句是‘对于古村落的保护，责无旁贷是政府的事’，还有一句是‘当经济的GDP和文化保护发生冲突时，我们要把根留住。’一名基层的领导能有这样的先见之明和文化责任感，让我看到了希望。”带着这样的希望，冯骥才把论坛带到了西塘，并发出了旨在呼吁开展古村落保护的《西塘宣言》。他说：“必须要抓紧时间，不然的话，很多古村落可能我们还没来得及认识它，就要失去它。”观点论一批重量级专家、学者、官员的到场无疑为本次论坛增色不少，他们在会场上激烈的观点碰撞更是擦出了精彩绝伦的火花。冯骥才：古村落遗产，比万里长城还大“我一直认为古村落是中国最大的文化遗产，比万里长城还大。”冯骥才这样解释他的观点，“从规模上讲，我国有5000年到7000年的农耕文明，56个民族，960万平方公里，约1600个县，19000个镇，按照一个镇10个行政村来算，我们有20万个左右行政村落。但不是所有村落都是古村落。我原来估计中国的古村落大约有3000个到5000个。但后来听说仅贵州黔东南地区就有六七百个古村落。所以我们心里应该有个数，我们的古村落数量至少过万。”他认为，古村落应该符合以下几个标准：悠久的历史，丰富的物质与非物质历史文化遗存，基本保留原来村庄的体系以及鲜明的地方特色。“村落是历史文化的容器，它是物质文化遗产和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综合体。它的建筑，它的人与自然关系的独特规划，都是其物质遗产，还有很多诸如民俗之类的非物质的文化遗产。”关于民俗，他补充道：“我所说的民俗，包括人们生产、生活的民俗，商贸的民俗，婚丧嫁娶的民俗，起居饮食的民俗，节日的民俗，信仰的民俗，还有类似神话、故事、谚语、歌谣之类的口头文化。民间戏剧、民间美术、民间音乐、民间舞蹈等艺人们身怀的民间技艺和民间手艺都是这个村落的非物质文化遗产。”为什么要进行保护？冯骥才这样回答：“我们的古村落有它研究的价值、学术的价值、见证的价值、历史文化的价值、审美的价值、欣赏的价值，但最终的价值还是它的精神价值。我们之所以传承文化遗产，最终的目的就是传承我们民族的独特文化，就是把我们的民族身份、民族基因传承下来。”他认为我们的文化遗产有一个问题，就是改革开放以来，我们面对的是全球化这种同质化的文化，它把我们的文化变成了同一个样子。同时它又是商业文化，能成为卖点的就利用，不能成为卖点的就抛弃、甚至毁掉。“这是我们这一代人的文化危机，也是我们这一代文化人的失职。”“我们的非物质文化遗产是从去年开始做的，但是由于目前没有法律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所以现在只能做成什么样就是什么样。”但令他感到欣慰的是，目前有关方面正在加紧相关法律的制定。阮仪三：村落是最后的“净土”“阮仪三”这个名字，对于关注中国遗产保护的人并不陌生。作为一名建筑学家，从上世纪80年代初期，他就发起了山西平遥古城的保护运动，而他最让人熟悉的“力作”莫过于周庄古镇的保护了。在他的努力下，上世纪80年代，北京、西安、开封、扬州、洛阳等城市相继被列入国家级历史文化名城；山西平遥、江苏周庄、云南丽江等又在上世纪90年代同时进入世界文化遗产的行列；进入21世纪，阮仪三又马不停蹄地促使了同里、南浔、乌镇、西塘等古镇走上了“保持原汁原味、扩展文化内涵”的道路，为中国留下了叹为观止的“水乡”。阮仪三认为，从上世纪80年代开始的城市建设热潮使许多传统历史地域遭到了灭顶之灾。许多旧城在“旧貌换新颜”的同时，失去了原有的特色风貌。他说：“一个民族文化的根基、一种精神文明的传承，需要载体。而我们所说的非物质的东西，民俗文化的东西，就依存在建筑等物质载体当中。所以那些具有价值的物质与非物质的遗存都应该保护。比如江南水乡，就要保护构成江南水乡的构建：因水成市、因水成街、因水建房、邻水建镇的特点，这是它的灵魂。”在谈到“城市记忆”这一概念时，阮仪三举了“上海犹太人保护区”的例子，那里是中国人民与犹太人民友好的见证，现在是上海市第12块历史风貌区。“二战期间，德国法西斯残酷屠杀犹太人，在许多国家拒绝接纳四散逃亡的犹太难民时，也在遭受日本帝国主义蹂躏的中国人民友好地接纳了3万多犹太人。曾任美国卡特政府财政部部长的布鲁门撒尔60年后旧地重游时，泪流满面，对身边的女儿说，‘记住，没有上海就没有我们一家，没有中国就没有我们这些犹太人的活路。’为什么？就是因为这个街区反映了伟大的中国人民的慈爱之心，是和世界人民和谐相处的里程碑。这个街区就是重要的城市记忆，记忆着一代人的友谊，这不是语言能够承担的。相反，如果承载着历史信息的载体消亡了，负载在其上的历史和文化也必然会被冲淡或消亡。”他对把旅游与保护等同起来的看法嗤之以鼻：“我们通常认为用保护来发展旅游，来搞经济开发，把保护等同于赚钱。”他认为保护不应该围绕着商业利益，因为商业利益的背后必然是破坏。“保护不是为了政绩，不是为了开发旅游，为的是留存我们祖国优秀的文化遗产、民族建筑的精华、和谐的人与自然相处的环境。而这些是我们今后创造新城镇、新建筑的规范。”青岛泰之：保护活态的文化联合国教科文驻亚太地区总代表青岛泰之应邀出席了论坛。他在发言中表示，古村落是一个特定文化历史发展的珍贵的有形见证，反映了人们文化、哲学和审美价值的演变过程。与考古遗址和废墟相比，这些历史遗产群落是活态的遗产。青岛泰之认为，在快速的经济发展、社会转型以及全球化过程中，传统的生活方式和价值体系正面临严峻的挑战。与此同时，传统建筑和街道正不断被现代建筑所替代。因此，保护历史遗产群落的非物质文化元素与保护其物质形态具有同等重要的意义。而在保护这类遗产的努力中，提高当地社团保护遗产的意识，促进他们的参与至关重要。他说，中国是一个拥有悠久历史文明的国家，文化遗产资源丰富。在中国快速发展经济的同时，文化遗产保护正受到越来越多的关注，平遥古城、丽江古城以及皖南古村落西递和宏村已入选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世界遗产名录。他同时希望中国政府、非政府机构和组织以及地方社团都能够参与到遗产保护工作中来。他山石在“中国古村落保护”（西塘）国际高峰论坛上，浙江西塘、江西婺源、山西榆次、越南顺化等地代表的经验发言也为其他古村落的保护提供了很好的借鉴。江西婺源——文脉的延续婺源的乡村被誉为“中国最美的乡村”。冯骥才对婺源也是赞不绝口，“色彩太漂亮了！青砖、灰瓦、白墙、翠绿的竹林、金色的菜花、蓝色的山野、红色的霞光，简直像一幅画。”婺源县政府根据各村落的实际情况，确定了不同的保护方式。包括景区式、博物馆式、分区保护式和原始生态式。由于婺源境内徽派建筑遍布乡野，独具地方特色的傩舞、徽剧、茶道等文化绚丽多彩，因此政府出资对分散在乡村的古建筑进行普查、登记、建档，并在此基础上制定了保护性规划，同时成立了“婺源县历史文化名村（古村落）建设管理领导小组”，还制定了详细的农村建房审批流程，以抑制乱拆乱建的现象。为了增强古村落的生命力，该县还专门成立“婺源文化研究会”，研究会下设茶文化、民俗文化、古建文化、徽商文化、民艺文化和民间故事等9个分会，负责对全县民间民俗文化进行保护性挖掘整理。今年，婺源傩舞、婺源徽剧、婺源徽州三雕、婺源歙砚制作技艺等4项民间艺术入选国家非物质文化遗产。山西榆次后沟古村——民居博物馆后沟古村以古朴的农耕文化、精美的建筑文化、传统的信仰文化、灵动的生态文化，构成了完整的民间文化体系。特别是精巧别致的古戏台、玉皇殿、观音堂等堪称北方民俗文化的“活化石”。后沟古村因地制宜、顺势选址、择吉而居，强调和谐的“田园山水”和“耕读文化”。2005年，在经过周密论证的基础上，当地政府对后沟古村进行了抢救性的整理和修复开发。同时还成立工作组，围绕村民生产生活的自然形态开展调查、挖掘、整理、引导工作，再现了古村久远的民间艺术、独特的饮食文化、特色地域节庆活动，并筹建了农耕民俗博物馆。在抢救和保护古村过程中，始终贯穿“简单不简陋，民俗不粗俗”这一主线，在修复保护过程中，力求展现其简单而精巧的建筑、悠久而古朴的风俗、厚重而传统的民风，使“田园风光、淳朴民风、古村风貌”跃然而出。越南顺化——新旧的和谐顺化市是承天化的省会，位于越南的中部。在顺化市发现的新石器时代和金属时代遗物的年代可以追溯到公元前1000年，当时受南方考古文化的影响和北方青铜时代文化的影响。因此从古代起，这里就成为独特文化的十字路口，也奠定了多样风格和生活方式的城市基调。顺化的一个特点是博采众长，历史上所有的独特艺术形式都为顺化文化所吸收利用；而另一个重要特点就是宫廷文化与大众文化的共存与互融。顺化是一个都市，但仍保存着历史中形成的诸多传统。因此，顺化不仅扮演着多样城市和历史城市的角色，其实它本身就是一座博物馆，在这座博物馆里有着很多的可触与不可触的文化遗存。

中国传统节日内涵文化学认为，文化的结构可以分为物质文化和精神文化两个层面。中国传统节日文化作为一种文化现象自然也不例外。（1）中国传统节日文化内涵的物质层面①传统节日中的饮食文化众所周知，中华民族的节日里蕴藏着丰厚的“吃”文化。在某种程度上，我们的节日就是一路“吃”过来的。如：春节吃饺子，正月十五吃元宵，端午节吃粽子，中秋节吃月饼等等。而且，绝大多数传统节日都是在古老祭祀仪式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这些伴随着祭神、祭祖以及节日饮食而逐渐形成一种习俗的食物，都负载着一种深厚的民俗情感。它们不仅为后来中华民族饮食文化的发展奠定了坚实的基础，并且，节日食品的献祭、馈赠与集体分享，构成了中国节日物质生活的重要传统，体现着中国人处理天人关系与社会关系的表达方式。②传统节日中的服饰文化每逢节日来临，人们都会穿上节日的盛装，这在春节时候体现得尤为明显。可以说，节日是一个民族的特色盛装的展示舞台。与便装相比，盛装雍容、典雅、庄重、讲究、繁琐，它更注重节日文化内涵的表达与展示，是我们研究一个民族历史、文化、艺术、工艺的重要参照，具有更为重要的历史认识价值、艺术价值、文化价值和科学价值。比如唐装的演变和发展就是很好的例证。③传统节日中的节日仪式文化中华民族的传统节日最早起源于祭祀。发展到今天的节日庆典活动大多都与古老的祭祀仪式、迎神赛会、驱邪免灾等活动有密切关系。保留到现在的民俗活动，如安塞腰鼓、端午龙舟、上元花灯等，不仅增添了中华民众的节日乐趣，也成了中华民族文化独特的一部分。另外，作为与节日仪式相关的民间文艺，如祭神神词、神话、传说、故事等民间文学样式，祭神歌舞、戏剧等表演艺术以及搭建神棚、扎纸结彩等民间工艺，也丰富了中华民族的文化遗产宝库。中国传统节日文化内涵的精神层面①人与人之间、民族与民族之间的和谐、美满：贵和尚美贵和尚美作为中国文化的基本精神之一在传统节日中常有流露，传统节日是人们期盼和谐思想的具体体现。如：通过团拜、探亲等仪式活动密切了与周围人的关系；通过节日化装的巡游、节日锣鼓的敲打、节日竞赛的开展，释放内心的情感、期望，加强村落社区成员之间的情感依赖和精神交流，从而使这里的人际关系更加和谐，社会秩序更加安定。节日也调节了民族与民族之间的关系。一方面，通过节日，一个民族可以用和平的方式向其他民族展示自己的强大，弘扬本民族精神；另一方面，不同民族的人聚在一起庆祝节日，能增进民族认同和文化认同。此外，元宵吃汤圆，中秋吃月饼等，这些都表达了人们希望生活团团圆圆、和谐美好的愿望。清明折柳，端午采艾叶，重阳遍插茱萸，这些驱恶辟邪的习俗也显露出尚美的意愿。②人与自然之间的和谐：天人合一中国传统节日根植于中国古代的农业社会文明。几乎每个节日都是一个节气，是我国古代劳动人民在长期的农业生产实践中总结大自然的运行规律而逐渐产生的。在节日的选择上体现了人顺应自然的理念，让民众依照自然节奏、适应气候周期的规律进行农业生产，而对节日的庆祝体现了人们祈盼农业生产的风调雨顺。这一点很好地阐释了中国传统节日中的天人合一思想。另外，在节日中，人们非常注重人与自然的亲近。如：在春天投入大自然的怀抱，在清明踏青娱乐，端午节划船竞赛，中秋节仰望天空中的明月等等。这些节日活动都可以让人们亲近大自然，感觉到“天人合一”的氛围，使人们更加注重自身与大自然的和谐。③人与自己内心的和谐：贵人伦“伦理本位是中国文化的一个基本特征”。中国传统节日都有贵人伦、重亲情的特点，显著体现着中华民族传统伦理和礼俗，成为维系中国社会人际关系的重要感情纽带。比如合家团聚是春节和中秋节最显著的特点。另外，贵人伦还体现在对孝道的重视。每个节日几乎都有对祖先的祭祀仪式，表达对先人的怀念和孝思之情。重阳节注重敬老孝亲；端午节又称“女儿节”，妇女回娘家，女婿看望岳父母等。这些都体现了对长辈的关心和孝道。还有不可不提的是，中国传统节日还具有协调人际、增强成员凝聚力的道德功能。传统节日中包含着各种礼仪、仪式，这些礼仪、仪式实际上是一种道德约束。而这些约束又会体现在人们的日常生活中，成为人们生活中伦理道德的一部分。所有的人都要遵循此种伦理关系，遵守其内含的道德要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