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哲学研究论文

科学技术在社会发展中的地位与作用日益突出，但与此同时，与科学技术相随而生的诸多社会问题也日益严重，科学技术带来了希望和向往，也给带来了悲剧和危机，以下是我精心整理的的相关资料，希望对你有帮助!

科技价值的哲学反思

[摘要]当今世界，科学技术在社会发展中的地位与作用日益突出，但与此同时，与科学技术相随而生的诸多社会问题也日益严重，科学技术带来了希望和向往，也给带来了悲剧和危机，在共享科技成果的同时又不得不共担其带来的后果。透过其辉煌的光环，静心的进行哲学反思，科学的进行价值审视，或许是必须的选择了。

[关键词]科技 价值 人性化 指向具体化

中图分类号：B80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1-759720090720190-02

一百多年以前，恩格斯曾经提到：“我们不要过分陶醉于我们对自然界的胜利。对于每一次这样的胜利，自然都报复了我们。”随着时间无情的流逝，这种报复也愈演愈烈，温室效应、臭氧空洞、水土流失、伦理失序、战争灾难、酸雨、疾病……从个人到社会、从生存到发展，都让我们深陷其中，一场“人类拯救”首先从反思开始。

一、科技与价值的背离

科技作为人类的一种重要的活动，从其产生、应用、监督、评价等各个环节都是有着实际的物质承载，这也就在实际上赋予了科技本身必然要体现的价值。其中立性、超社会性观点是很值得商榷的。事实上，科学技术在生态环境、经济、政治、伦理道德等各个方面都早已引起了价值异化，使得科技与自然、与社会、与人的价值相背离。

一科技与自然价值的背离

这是科技价值异化的外在表现，这也是我们最直接能感受到的。自20世纪60年代环境污染开始成为一个全球性的课题以来，人们就开始奔波于寻求救治的良方。然而时至今日，全球环境日益恶化的总体趋势并未从根本上得到遏制，地球作为我们生命的家园，如今变得满目疮痍，使人类的生存空间危机四伏。在影响环境问题的因素中，科技的发展和运用可以说是最直接的催化剂。温室效应、臭氧空洞、酸雨等危机已经体现了科技因素的巨大负效用，科技严重的破坏了自然生态，正在不断地摧毁我们难以找回的和谐家园。科技与自然价值的背离，造就了科技对自然的强大破坏力，直接地威胁着人类的生存环境。越是科技发达、运用广泛的地方，其造成的严重后果越是惊人，随着科技的日益发展，它已经侵入到自然界的每一个角落。科技给了我们美好的希望，同时也把我们一步步逼上绝境。科技还在飞速发展，而环境也在被不断摧毁，大自然只能在迫不得已的在对人类的报复中期待着人类的幡然醒悟。而对我们人类来说，现在所要做的只是争取一个改正的机会而已。

二科技与社会价值的背离

让社会持续发展最重要的是要有一套科学的回圈发展机制来支撑，科技的发展运用应将在这一要求中起到重大的推进作用。事实上，科学技术与社会价值已经背离，形成了相互倾轧、恶性回圈的局面。这主要是科技所带来的巨大

物质利益和由此产生的巨大物质力量，使社会形成了错误的用来取得、分配和使用社会劳动资料和成果的方式。科技的不平衡发展造成了社会资料和成果的“私有制”，在这一基础上的社会要想不爆发危机是很难想象的，科技的物质利益在实际上造成了社会的分化和割裂，各区域的力量分别不择手段、不计后果的去盲目追求，这严重的削弱了整个人类社会有机体的总体效力，使得人类社会持续发展的美好理想变得如此的飘渺而不著边际。在这种各自为战、把科技力量特殊化的无数力量中，无法形成推动人类社会健康向前的合力，就像科技的负效应是全球性的一样，人类社会需要公共的科技力量。

三科技与人的价值的背离

我们所从事的各种活动，作为人类社会发展的一个环节，最终都是为了人自身的全面发展。在这一追求中，人们想到了解放、自由，并大力的借用了科技的力量，贯穿人类的整个征服实践当中。在实际中，人的发展却又恰恰被科技所局限住，人在科技发展的过程中各个方面都产生了深刻的变革，接连不断的科技革命在人类文明史上有着不可磨灭的历史地位，它提高了人类的认识和改造能力，把人从各种局限中不断地解放出来，正在我们可喜于自身的发展时，却才发现，我们又陷入了另一种被局限的困境当中，伴随着我们所认为的各种提高中，还提高了的是对我们自身的破坏力，我们正在以巨大的代价来换取我们现在的尴尬处境。人所付出的代价就是自己所支配的客体的异化。我们支配机器，解放我们自身的繁重体力劳动，却变成了机器的附庸，我们的体力、智力的发展开始依附于机器，我们失去了人自身的自由环境，我们的生理遭到了破坏，心理遭到了压抑，我们的个性和自由被扼杀。科技已经由作为人类摆脱统治的工具转化为人统治人的工具，这种对人自身主体性的否定性因素使我们异化成了最大的一类“机器人”。迷失了自我的人类，用这迷乱的脚步，什么时候才能走出发展的迷宫呢?

二、科技与价值背离的哲学根源

人类历史在整个的历史长河中显得是那么的短暂，但就是在这如此短暂的实践中，人类已经面临了生死攸关的困境。我们再每前进一步，却是那么的艰难。我们该怎样看待历史和现在呢?科技作为我们发展的必要力量，为何结果不是我们所预期的呢?个人认为，现实科技和价值的背离在于我们没有全面的认识科技，科技还只是作为一个“无辜者”在人们的各种争议中无序释放，其中在认识上需要提高的一个很重要的方面，那就是我们认识到科技自身价值的两重矛盾。

一科技的人性化与非人化的矛盾

科技一方面要求提高人类的生存地位和生活质量，体现著突出人类在宇宙中统治地位的作用;另一方面科学技术又要求体现规律，表达除人类之外的综合诉求，又必然要求淡化人类的统治地位。这一矛盾是科学技术本身实质的价值归宿，对于沉浸在征服 *** 的人类来说，显然是不愿看到后者的。于是很好理解，科学技术“偏袒”了人类，同时作为报复也“偏袒”了人类。在人类每一次费劲心思去主宰世界的时候，都遭到了必然的反抗，或许这是一场必须的无休止的战争，但我们手中的武器却终究是畸形的科学技术，从长远来看，我们要考虑的不应是最后的胜利，而是如何自保的问题了。

科技作为科学成果，其具有着内在的规律性，显然，仅仅为人是不全面的。其作为一种手段 联络的是人 类与自然、人与 社会、人与人。科技自身的这重矛盾决定了在现实当中，科技不是一种统治手段，人类更不能凭借科技手段取得绝对的统治地位。人的真正 发展程度取决于科技多大程度上用于利益均衡上。而仅仅是服务于人类的征服目的当中，人类或许只能丧失在这个星球上获得的仅有的一席之地。

二科技指向具体化与要求制衡全面性的矛盾

在人类所从事的各领域的 实践中，不断遇到的新问题、新情况、新困难持续的 *** 着人们的征服欲望，作为最终的辅助手段，具有鲜明针对性的科学技术应运而生。各种科技的闪亮登场都体现了人们曾经的困苦处境，作为实践要求和人主观能动性的综合结果，从这个角度说，科技的发展史无疑是人类曾经的“患难史”。在这种情况下发展起来的科技，都有着明显的目的指向，在感于人类作为高等智慧动物的同时，也逐步幻化了人类意识的无穷力量，在那种只怕想不到没有做不到的极度沸腾心境下，我们没意识到的是科技还有要求制衡的全面性。科技的发展运用都应当是一个整体机制，这有两层含义，一是科技要运用于人类生活的各个方面，让科技在每一个方面都表现出巨大的改造力量，从而综合全面的不断改善人类处境;另一层意思是科技的每一次运用只意味着其所指向的单方面的情况改善和问题解决，而其结果只是其所针对的区域性变化，这就要求其他的科技运用来达到与这种区域性变化相制衡的整体布局。我们所要说的主要是后面这一层。我们现在的科技运用还只是较多的出于功利性目的而强调区域性指向，而作为必须要有的与这种区域性变化相制衡的科技手段和科技运用却被忽略。这正是我们在运用科技进行改造时留下的最大隐患，而可怕的是这种隐患必然要以强制的方式实现自我调整，即以报复的形式反馈给人类。我们所缺少的就是这种全面的科技运用机制，而不是在我们遭到这种必然的报复之后的弥补性的给予个别的补偿。

总之，我们怀着美好的梦想，努力的去奋斗无疑是正确的，但是在必然性面前，我们要利用的也仅此而已。我们要看到我们还只是处于很长的成长之路的一个低的起点，科技将是我们继续成长的必须营养，科技为什么服务，怎样服务是我们能否吸收营养的关键，而一味的把科技人性化和把科技指向具体化正是让我们“营养过剩”和“营养不适”的根源。

三、科学技术的价值导向

科技将伴随人类实现全面发展实践的每一个过程，其带来巨大的改造力量的同时也表现了相应高强度的破坏力量，因此，在科学技术研究和运用的过程中，必须赋予积极的价值导向，使科学向着有利于人类、社会、自然和谐的方向发展。

一科技为什么服务，是实现科技价值的先导

科技的服务物件根本上说不能仅仅表达为为全人类服务，这只能导致科技的人性化倾向，加速使人类从自然界整个有机体中脱离出来，而这种脱离不是高于自然界，却是被自然界孤立起来。显然我们人类脱离了自然界，发展是无从谈起的。而这也正是造成我们困境的根源之一，我们只是服务了“科技社会”，却没有想到与“科技社会”根本利益一致的“科技自然”。我们所要求的科技的服务物件应该是适合人类发展的所有应然的 *** 体。这就要求我们把科技的直接服务物件为人类转变为科技的效果最终为人类，避免把科技人性化单极倾向，或许最后我们才能真正的实现“人性化”。

二科技怎样服务，是实现科技价值的根本

这主要指把科技作为改造力量运用于实践的 组织原则。我们应当避免科技指向具体化的倾向，而应该是要有与这种具体化指向相适应的关联体系，形成全面的科技实施机制。这样才能避免科技对单方面产生效应后其他方面的不适应，典型的先污染后治理的弯路已给我们上了深刻的一课。世界作为有机联络的统一体，被科技纳入改造物件时，必然要求得到全面的科技运用，愈是把科技指向具体化，愈是给我们带来相关联的诸多问题，而这种改造各方面愈是同步，愈能全面的实现科技应有的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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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2012年《复印报刊资料·科学技术哲学》共转载文章131篇，这些文章呈现出十个热点论题：现象学科学哲学、自然主义研究、心灵哲学与认知哲学、生物学中的哲学问题、物理学中的哲学问题、技术的本质及技术人工物、科学社会学、技术与社会、科学技术与文化、科学史及科学思想史。这十个热点论题的研究，体现了2012年我国关于科学技术哲学研究的重点内容、总体走向。

〔关键词〕 复印报刊资料，科学技术哲学，2012年，热点

〔中图分类号〕B08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4-4175(2013)03-0029-05

一、2012年《复印报刊资料·科学技术哲学》转载文章分布情况

2012年《复印报刊资料·科学技术哲学》共转载文章131篇，文章内容总体分布如表1所示。

表1 2012年《复印报刊资料·科学技术哲学》研究领域分布表

从表1中我们可以看到，“自然哲学”文章共转载5篇，主要包括自然观和对生态问题的研究。“科学哲学”的文章涉及一般科学哲学、具体科学哲学及科学方法论等三个方面的内容，这类文章一共转载57篇，占了全年转载文章总数44%，这说明对科学哲学理论及方法的探讨仍然是目前学者研究的主要方向。认知哲学方面的文章有14篇，占具体科学哲学文章总数的，这是认知哲学作为近几年科学哲学研究热点的体现。“技术哲学”的文章共转载14篇，占全年转载文章总数的。以STS为研究内容的文章涉及科学社会学、技术与社会、科学技术与文化等方面，这类文章共34篇，占全年转载文章总数，这表明对 STS的研究依然是当前学术研究的热点。“科学技术史”的文章则涉及对科学技术史基础理论的探讨、科学思想史和技术史等方面的问题，这类文章共转载了19篇。此外，2012年《复印报刊资料·科学技术哲学》还转载了两篇书评和两篇访谈。

二、2012年《复印报刊资料·科学技术哲学》呈现的十个热点论题

(一)现象学科学哲学

现象学科学哲学旨在以欧洲现象学—解释学传统为视角，以克服传统科学哲学本身所具有的一些缺陷为旨归，是当前国内科学哲学界的研究热点之一。吴彤的《实践的诠释与现象学》讨论了实践概念的阐释在不同领域的境况。该文认为，古希腊时期的亚里士多德区分了创制与实践，近代以来创制又归于了实践，这些都是“实践”概念不同维度的凸显。“实践”在现象学里意味着此在存在的方式，这种“实践”的阐释经历了从胡塞尔到海德格尔的变迁。“实践”尤其是“科学实践”的概念已经成为科学实践哲学的核心概念。由于现象学的海德格尔实践阐释思想的介入，科学实践哲学的实践概念更加地存在论化。反之，通过科学技术哲学对于海德格尔的实践解释学的批评，我们看到现象学的实践概念的发展空间仍然很大。作者认为，“实践”概念的本质和内核都可以借助现象学来进一步廓清。雷良的《从理解科学哲学的维度看现象学科学哲学的合法性》从语义上分析了科学哲学所包含的三个层面：作为哲学思潮的“科学性哲学”、作为广义的“哲学活动”的科学哲学以及作为哲学学科的科学哲学。该文认为，从类型上看存在着经验主义态度的科学哲学、本体论或形而上学态度的科学哲学、批判主义态度的科学哲学。作者认为，寻求科学哲学统一的规范定义是徒劳的，相反，如果运用一种工作定义，不同类型和流派的科学哲学都将纳入科学哲学的阵营中来。刘胜利在《现象空间的诞生——斯特拉顿实验的现象学解释》一文中认为，实在论的客观空间和观念论的客观空间中，都包含着绝对的确定性，因而它们都无法为斯特拉顿实验中空间经验发生分解与重构的内禀动力学机制提供解释。这种动力学机制只有通过现象空间的概念才能获得阐明。作者还认为，现象空间起源于现象身体对于世界的原初把握，象征着形式与质料的原初综合。梁美妍、李金辉在《科学仪器：由工具论、实在论到现象学的范式转换》一文中对科学仪器进行了现象学的分析，他们认为仪器不仅“干涉”了主体和客观世界，使主体和世界成为相互开放的现象，而且通过技术的解释将科学世界中的现象“转译”到生活世界中，成为人类知觉可以理解的形式。此外，殷杰和杨秀菊还在《马丁·埃杰的科学诠释学思想中》对美国当代物理学家、哲学家马丁·埃杰的具有现象学—诠释学背景的科学诠释学进行了评介。

(二)自然主义研究

科学哲学如今有两种典型的对立倾向：自然主义和理性主义。程炼在《作为元哲学的自然主义》一文中，对作为一种元哲学的自然主义进行概述和澄清。他认为，自然主义的兴起和在当代哲学中的繁荣，主要归因于传统第一哲学的某些代表性方案的不成功以及近代自然科学的蓬勃发展。以物理主义为样品，自然主义元哲学的融贯性得到捍卫，同时作者也强调，自然主义哲学的未来取决于它在一阶哲学议题上的进展。夏国军在《自然主义与理性：蒯因、普特南和哈克》一文中，梳理、比较了当代美国著名哲学家蒯因、普特南和哈克相关的核心观点。在此基础上，作者指出科学哲学中的自然主义和理性主义并非格格不入，虽然自然化认识论不再明确使用辩护、合理的理由等概念，但它没有绝对抛弃规范性;相反，它是在遵循传统认识论的某些规范的基础上，秉持逻辑主义的精神侧重描述的方式发展着哲学之未竟事业。方红庆、何纯秀在《自然主义、先验论证与怀疑主义——论斯特劳森的自然主义转向》一文中，介绍了斯特劳森的自然主义。斯特劳森认为任何企图通过论证来支持或反驳怀疑主义挑战的做法都是无根据的，因为人类的某些基本概念如物质物体、他心等概念是人类理性的自然倾向，是人类思维不可逃避的认知模式的体现。作者肯定了自然主义是一种探究真理的第三条路径，它试图约束人类理性的过分自负，从而展示真理的自然属性。但他也指出自然主义需要联合先验论证来阐明这些信念的基础地位，否则就会流于口号。高洋、洪眉在《自然化认识论和规范性：一种备受争议又错综复杂的关系》一文中，分析了对自然化认识论的各种看法。自然化认识论要解决的是贫乏的感官刺激如何能够产生出丰富的科学知识这一问题。自然化认识论的主张被其反对者说成是消除主义的、纯然描述而无规范可言的，但也有支持者为其做有规范的辩护。因此，自然化认识论和规范性之间因此存在着一种备受争议却又复杂的关系。 (三)心灵哲学与认知哲学

王晓阳在《如何解释“解释鸿沟”?——一种最小物理主义方案》中，选介了一种最小物理主义方案，他认为尽管各个物理主义者理解现象概念的途径相异，但最小物理主义方案终能获得他们的普遍认可，且对反物理主义关于完备性原则的攻击进行有效化解。李恒威在《意识的形而上学与两视一元论》中，提出了“两视一元论”的形而上学构想。这个构想的核心观念是：主体—客体统一的模式存在于任何现实实体的存在论和认识论上的。“心”和“身”作为人类描述意识现象的两个范畴，是现实实体在作为体验主体的第一人称和作为被观察的客体的第三人称视角下的分别呈现，由这两个视角所呈现的体验方面与物理方面之间的关系是一种法尔自然的相应关系，而不是产生和被产生的关系。因此，“因果”的概念就不适合描述意识体验与脑神经活动之间的关系。魏屹东、薛平的《费泽尔认知规律及其哲学意蕴》分析了美国哲学家詹姆士·费泽尔关于认知的规律性所给出的形式化的表达式。该文认为，这些形式化的认知规律可以概括为心脑状态同一律、心灵状态因果律、心灵认知刺激反应律、心脑隐射同一律、脑认知刺激反应律和脑状态因果律。它们的内涵与不同形式反映了认知科学所蕴涵的哲学含义。符征、李建会在《丘奇兰德的神经哲学思想》中，对丘奇兰德的取消唯物主义观点进行了深入的剖析。作者认为，丘奇兰德提出了神经哲学作为替代当前心灵哲学讨论的新框架，从而使“神经哲学”成为心灵哲学讨论中不可忽视的一个派别。但是它又排斥当前流行的哲学话语，在神经科学还并未取代民间心理学的今天，丘奇兰德的主张更多的是一种预测或猜想。孟伟在《德雷福斯的“无表征智能”及其挑战》一文中，基于不同角度对德雷福斯设想的批判性审视，作者认为德雷福斯的设想困难重重。比如，专家级别的熟练技能行为完全脱离表征很难确定;命题式表征的批判并不意味着消除任何形式的表征;需要一种建设性的纲领，使得现象学在认知科学研究中的积极作用得以发挥。何静在《温和的和激进的具身认知观》中分析了两种不同的具身认知观：一种是温和的具身认知观，它与传统的表征计算的基本假设相容;另一种是激进的具身认知观，它挑战了表征计算的基本假设，认为心智的表征计算观是错误的。

(四)生物学中的哲学问题

胡浩在《从Simpson悖论看群体生物学中统计解释和因果解释之争》一文中，分析了丹尼斯·沃尔什在群体生物学中将性状适合度作为一种统计学属性的相关论证。作者尝试表明，如果将性状适合度看成是一种因果属性是不融贯的，因为这将导致Simpson悖论。所以，关于种群结构变化的统计学解释要优于因果解释。董国安在《论个体性状的完全因果解释》对尼安德的“传递论证”进行了研究并指出其理论的两个不合理之处：第一，把个体性状出现的遗传学原因扩展为个体性状出现的所有原因，从而把完全因果解释理解成了对个体性状的历史解释;第二，要求对个体性状的解释包括对“原因的原因”的无休止上溯，从而把完全因果解释理解成了终极解释。他还认为，索伯尔在回应尼安德时只是强调了遗传机制与选择机制属于两种不同的因果路径，没有指出尼安德对科学解释的错误理解，这就不能完全排除选择机制对个体性状的解释作用。颜青山在《回到性状本身——基因概念的现象学分析》一文中认为，以现象学方式重建改进了的摩尔式“开放问题论证”，可以确立一种分析现象学的方法论基础。遗传观念的形成是一个不断进行“替换悬置”的现象学还原过程。第一类因果延伸法为形式遗传学杂交中的基因概念作出了现象学说明，基因即性状本身;而第二类因果延伸法则悬置了细胞及分子遗传学中基因概念的物质基础。作者认为，通过现象学说明的基因概念可以大大扩展遗传学的研究范围和适应范围。

(五)物理学中的哲学问题

李继堂、郭贵春在《物理学规范理论基础的语境分析》一文中，运用“语境论理论观”来分析规范论证。他们认为数学形式上要求的规范对称，通过规范变换很容易跟物理学原理结合起来，最终出现物理经验内容，是一种典型的数学结构跟物理结构的关系问题。同时，由于规范理论的基础性、统一性和精确性，对它进行语境分析，又有利于发展科学语境论。贺天平在《量子力学多世界解释的哲学审视》一文中认为，多世界解释理论包括相对态解释、德·维特理论、多视域解释、多心灵解释、多历史解释和多纤维理论等，是多种解释理论的集合。多世界解释的理论贡献一是超越还原论，走向整体论;二是解构二元论，回到一元论;三是消解非决定论，坚持决定论。吴国林在《波函数的实在性》中分析了量子力学的核心概念——波函数。波函数的实在性问题一直是科学实在论与反实在论争论的焦点之一，作者认为波函数是实体与结构的统一体;这种实体本身又是潜在的，波函数表现的实在就是潜在的实体结构实在。

(六)技术的本质及技术人工物

陈凡、陈多闻在《文明进步中的技术使用问题》一文中认为，技术在现代社会已然成为人的存在方式，技术的本质在于使用。只有在使用中技术才能获得其意义并实现其价值，使用则是一项技术性很强的人类实践活动，具有技术的内涵，使用就是技术的显现和寓身之所。盛国荣、葛莉在《数字时代的技术认知——保罗·莱文森技术哲学思想解析》一文中，介绍了当代美国技术哲学家莱文森关于技术认知的思想。莱文森认为人在技术关系中具有至上性，他的“媒介演化”、“补救性媒介”以及“技术互动论”等理论，都蕴涵着技术体现人的思想的观念。作者认为，莱文森格的技术认识论有助于我们在数字时代把握和认识现代技术的本质。秦咏红的《可用性及其对技术人工物主客体关系的影响》一文认为，可用性表征技术人工物在客观上与主体需求相符合程度，它促进技术人工物主客体的分化与联合。可用性以设计者的意向赋予人工物潜在功能与使用者在操作中实际能发挥的功能两者间的比较为反馈，对技术人工物主客体互动关系产生影响。

(七)科学社会学

徐治立在《科学治理多元参与政策理念、原则及其模式》中认为，科学治理多元参与就是在科技决策与管理活动中实行包括政治主体、科技主体和普通公民在内多方参与的规范化活动。它的政策理念以建构性科学实在论和科技民主价值观为基础;其基本方法原则在于：确保各类公众广泛参与科学治理活动的规范化、普遍提高公众的科学研究能力和知识水平、采取逐步逼近共识的程序。徐飞、赵明在《杰出科学家的国家认可机制探索——以中国科学院院士制度与国家自然科学奖励制度关联性为例》中，以科学社会学的奖励系统理论和社会分层理论为指导，以中国科学院院士所获国家自然科学奖和国家自然科学奖数据为依据，分析中国科学家的两大国家认可形式——院士制度和国家自然科学奖励制度对我国自然科学发展的贡献，并将院士获奖群体与国家自然科学奖获得者的总体情况做比较，考察二者之间的异同和联系。研究表明，目前我国的院士制度与国家自然科学奖励制度的关联性依然不尽理想，二者之间时常出现有悖常理的冲突。作者认为，两大制度对杰出科学家的认可机制均有在彼此参照校准的基础上进行进一步完善的必要和可能。付邦红的文章《科学可以计划吗?——20世纪三四十年代以英国为中心的争论》，对发生于20世纪三四十年代关于科学是要计划还是要自由的争论进行了历史回溯。争论的问题包括科学、计划和自由的内涵，科学发展的机制，科学家的责任，科学的社会关系等等问题。它不仅促生了科学学、科学社会学等学科的发展，而且将科学哲学和科学史研究推向一个新的高潮。作者认为，这场争论极大地改变了人们的科学观念，它使功利主义科学观从此深入人心。高芙蓉在《对默顿科学规范结构的元规范解读》中从元规范角度重新审视默顿的科学规范结构，认为其普遍主义和无私利性因为都存在认知规范与社会规范的双重属性而与元规范的规定相矛盾。作者认为，将默顿科学规范结构修正为科学入口处的普遍主义、有条理的怀疑主义、评价中的公有性(或无私利性)和创新性，也许更为合理。 (八)技术与社会

李伯聪在《工程社会学的开拓与兴起》中指出，工程活动是现实的、直接的生产力，工程活动与工程共同体应该成为社会学研究的首要对象和基本内容。“工程共同体”是工程社会学的核心概念，应该依照“微观—中观—宏观”的分析框架研究工程社会学问题。他认为工程社会学已经从社会学的“空白区”走到了学术地图的“边缘区”，应该尽快将其推进到社会学学术地图的“中心区”。姜萍在《修辞学视野中的转基因技术争论研究——以“转基因主粮事件”为例》中，从科学修辞学视角，借鉴SSK的对称研究方法，对当前转基因的热点问题进行实证研究。作者认为，科学知识不仅仅是对科学过程的真实反映，同时还蕴涵着更深层次的利益、修辞等非理性因素;科学不仅是一项理性与证据并重的事业，还是一个竞争与协商共处的过程。而影响各方面行动者博弈的因素也不只是理性和证据，还包括论辩和修辞。代华东、李霞在《网群事件发生的技术路径及风险规避探讨——对网络群体性事件的实证分析》中，认为网络世界的群体诉求现象，是虚拟力量现实化的序幕，折射出现实生活主体的诉求本质。网络技术筛选着诉求主体的人群范围，技术文化限定着诉求主体的思维认知，技术衔接维系着政府、媒体与大众的互动。综合影响网群事件的技术因子，这条路径展示出的风险，对探究网群事件技术风险的最佳规避措施具有重要意义。

(九)科学技术与文化

肖峰在《人工情感：技术与人文的新融合》中介绍了当代信息技术研究的前沿领域之一的人工情感。人工情感主要是赋予机器以情感识别和表达的功能，其未来的扩展功能还可用于辅助人的情感感受和表达能力的改善和提高，甚至通过“人造情感”来弥补自然情感的不足，从而丰富人的情感世界，克服情感匮乏等人文问题。作者认为，人工情感技术拓展了技术与人文交融的新境界，成为促进人的全面发展的新手段，同时也提出了需要我们认真对待的新问题。王绪琴在《格物致知论的源流及其近代转型》中，对中国传统文化中重要的认知理论“格物致知”进行了概念的溯源和历史的梳理。作者认为，“格物致知”早期虽然主要用于诠释道德与伦理，但经过宋明理学时期对其中所具有的理性精神的强化，开始对中国科学技术的发展产生重大的影响。格物致知论在明清之际的实证化取向使其得以理论转型，到近代之后几乎完全成为西方科学技术的代称。

(十)科学史及科学思想史

袁江洋在《科学史：学科独立与学术自主》中检视了职业科学史家追求学术自主的历程，就所涉及的学科元问题以及学术纲领的重建问题陈述了自己的见解。他指出传统的学术自主概念是先天的、排他的。在日益开放的当代学术条件下，科学史家必须更新学术自主的概念，并通过深刻的历史反思、积极的史学实践探索和耐心的对话，扩展科学史的向度空间，推进综合科学史的发展，维护学科独立，追求学术自主。刘华杰在《博物学论纲》中指出：传统文化与知识的最一般特征就是“博物”;博物学展示了人类在整个大自然系统中的可持续生存智慧。博物学可以成为一种新的科学编史纲领，藉此可以重写科学通史或人类知识史。博物学知识在现代教育体系中已被严重忽视，而实际上它们应当被优先传播、传承。刘兵在《博物学科学编史纲领的意义》认为，科学史研究中对博物学的重新关注，是传统科学史研究范围的新拓展，是在一种新的多元的科学观之下的研究。博物学的科学编史纲领，体现了反辉格式的科学史观，是对科学主义观念的解毒剂，对于科学传播具有不可替代的重要意义。柯遵科的《赫胥黎与自然选择》、吴燕的《近代科学地域扩张背景下的国际经度联测——以中国境内的测量为中心》、吴丹彤的《我国近代第一所新型中医学堂兴衰原因初探》等分别讨论了科学史上的不同问题。托马斯·库恩是20世纪最伟大的科学哲学家和科学史学家，他的《科学革命的结构》自1962年面世以来就引起强烈反响，掀起了一股世界性的研究热潮，其影响至今不衰。方在庆在《库恩的身份认同——纪念〈科学革命的结构〉问世50周年》中指出：《科学革命的结构》产生出来的“范式”和“范式转换”已经成为我们的日常生活用语。一方面，库恩自认在哲学上的最大贡献是“不可通约性”，但这一点遭到多方非议。另一方面，当他被认为是“科学知识社会学”(SSK)强纲领的思想先驱时，他却拒绝承认SSK的主张。库恩从登上学术舞台开始，就遭到不同程度的误解，他一直在寻找自己的身份定位。作者试图通过梳理矛盾的库恩形象，他与学生的关系以及影响他的思想形成的几大事件，从“误解”与“被误解”的角度来阐释库恩的心路历程，试图还原一个真实的库恩。

三、结语

通过对2012年《复印报刊资料·科学技术哲学》所呈现十个热点论题的研究，我们可以看到：

第一，当前的学术界正在继续深入地引进、学习国外科学哲学的先进成果，以求与国际接轨。毋庸置疑，科学哲学的大多数领域的国外发展领先于国内，为了能更好地研究和分析科学哲学，学界对国外科学哲学的基础理论研究方面的力度和深度都有所增加，这一点可以从学界对现象学科学哲学、心灵哲学与认知哲学等领域的研究中得到明证。

第二，学界对20世纪的科学哲学发展进行了反省，通过重新评价形而上学在科学研究中的地位以及对各种新形式的自然主义、相对主义的研究，以求构建科学哲学的元理论。同时，对于20世纪中叶出现的后现代主义的文化思潮之一的后现代科学哲学研究将吸引更多人的兴趣。

第三，STS的研究将继续深入，而技术与社会的关系问题仍将是STS研究的热点。随着我国经济的稳步增长和科学技术的进一步发展，无论是专家学者，还是普通民众，人们对技术的本质及技术与社会问题的关注将更加密切。科学技术的深层本质随着社会的发展逐一展现出来，当代的哲学家们会更为关注先进的技术与人类生存之间的关系。有更多的专家和学者将对全球兴起的环保运动、生态运动以及刻不容缓的可持续发展问题进行反思，未来社会中技术与人类的关系将进一步得到揭示。

第四，将科学思想史研究与科学哲学研究相结合。如所周知，西方学术界的科学史家和科学哲学家在20世纪90年代以前是相互分离与不合作的。近几年以来，科学史家和科学哲学家纷纷呼吁彼此之间应该进行交流、合作甚至融合，他们认为“科学思想史”可以成为两者合作的切入点。虽然目前国内同时精通科学思想史与科学哲学的人还不多见，但已有了发展的势态。不仅如此，内部思想史与外部社会史研究相结合也是目前科学思想史发展的一个趋势。我们可以看到，从社会学的角度对科学思想进行研究对探究科学思想产生的根源大有裨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