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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中国的高等教育管理体制改革取得了一些成果，但仍然存在问题。运用新制度经济学的路径依赖理论分析了高等教育管理体制改革中的行政化问题，利益集团问题，唯政治，轻认知的问题。提出要引导好突破路径依赖的内生力量，利用好突破路径依赖的外生力量，去掉高校的行政级别，制定大学法，建立高校的董事会制度，改革拨款机制等，构建一个有效率的制度环境。关键词： 高等教育； 管理体制改革； 路径依赖温总理在北京35中听课后的发言中指出：应该清醒地看到，我们的教育还不适应经济社会发展的要求，不适应国家对人才培养的要求。我觉得要培养全面发展的优秀人才，必须树立先进的教育理念，敢于冲破传统观念的束缚，在办学体制、教学内容、教育方法、评价方式等方面进行大胆地探索和改革。多年的高等教育改革，成效不大，我们认为主要是我们的高等教育改革存在着严重路径依赖，一次次的改革，一次次的自我强化，没有突破，继续在低效率的制度环境中运行。文中所称高等教育管理体制，主要是指中国公立高等教育的行政管理体制，以政府主管部门与高等学校的关系为其核心。一、高等教育管理体制改革的内容高等教育管理体制改革的主要内容是改革政府与学校的关系，改革学校内部的管理体制关系。前者称为办学体制，主要是针对政府的宏观管理体制而言，后者叫作管理体制，则针对校内管理。近2O多年来所进行的系列改革主要是围绕着这个主题开展的，就目前来看效果不甚明显，反而出现倒退的迹象。《中共中央关于教育体制改革的决定》颁布(简称《决定》)。《决定》首次承认高等教育管理体制的弊端是，在教育事业管理权限的划分上，政府有关部门对学校主要是高等学校统得过死，使学校缺乏应有的活力；而政府应该加以管理的事情，又没有很好地管起来。《决定》指出：当前高等教育体制改革的关键，就是改变政府对高等学校统得过多的管理体制，在国家统一的教育方针和计划的指导下，扩大高等学校的办学自主权。[2]1986年3月，国务院发布《高等教育管理职责暂行规定》，规定了国家教育委员会和省级人民政府管理高等学校的主要职责，提出了扩大高等学校管理权限的8个主要方面。该规定可以看作1985年《决定》的具体化和补充。国务院批转的《国家教委关于加快改革和积极发展普通高等教育的意见》指出：高等教育办学体制的改革是要理顺政府、社会和学校三者之间的关系，按照政事分开的原则，使高等学校真正成为自主办学的法人实体。[3]1993年2月，中共中央、国务院颁布的《中国教育改革和发展纲要》强调：改革包得过多、统得过死的体制，进行高等教育体制改革，主要是解决政府与高等学校、中央与地方、国家教委与中央各业务部门之间的关系，逐步建立政府宏观管理、学校面向社会自主办学的体制。 在政府与学校的关系上，要按照政事分开的原则，通过立法， 明确高等学校的权利和义务，使高等学校真正成为面向社会自主办学的法人实体。这个文件的出台可以认为是揭开矛盾，触及实质。国家教委发布了《关于国家教委直属高校内部管理体制改革的若干意见》和《关于国家教委直属高校深化改革，扩大办学自主权的若干意见》，1994年7月，国务院发布《关于(中国教育改革和发展纲要>的实施意见》。这些文件都可以视作《纲要》改革目标的具体化。国家教委发布《关于深化高等教育体制改革的若干意见》。文件提出，高等教育管理体制改革的目标是：争取到2000年或稍长一点时间，基本形成举办者、管理者和办学者职责分明，以财政拨款为主多渠道经费投入，中央和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政府两级管理、分工负责，以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政府统筹为主，条块有机结合的体制框架，并且要通过深化改革和立法，划分、规范举办者、管理者、办学者的权力和义务。政府与高校的关系，文件主要是从举办者、管理者、办学者的关系角度进行了阐述。尽管也提出政府部门的教育行政管理要简政放权，转变职能，但是，政策的重点转移到作为办学者的高等学校，能否依法充分行使权力方面。年8月通过的《中华人民共和国高等教育法》，规定国务院统一领导和管理全国高等教育事业，高等学校应当面向社会，依法自主办学，实行民主管理，还规定了高等学校的法人资格。《高等教育法》对我国高等教育管理体制的基本点从法律上予以规范，其性质决定了它不可能涉及体制改革这样的阶段性问题。1998年教育部发布《面向21世纪教育振兴行动计划》，提出加快高等教育改革步伐和深化办学体制改革。高等教育改革主要是高等学校的共建、调整、合作、合并，形成两级管理、以省级政府统筹为主的新体制；而办学体制改革，与年《意见》相比较，概念已经缩小，主要是指举办体制，即基本形成以政府办学为主体，社会各界共同参与、公办学校和民办学校共同发展的办学体制。-E4]1999年6月颁布的《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深化教育改革全面推进素质教育的决定》，提到进一步简政放权问题，放权，主要是指中央向地方放权，重点仍在共建、调整、合作、合并。虽然也提出切实落实和扩大高等学校的办学自主权，[5 有很强的原则性。教育部的《2003-2007年教育振兴行动计划》，提出改革教育行政审批制度、清理教育行政许可项目、探索建立现代学校制度等问题。《国家教育事业发展十一五规划纲要》，除了强调两级管理、以省为主的体制外，还提出了现代大学制度命题，具有理论上的意义。《规划纲要》主要是从校内管理体制的角度来论述现代大学制度，没有将现代大学制度定位到政府与高校的关系这个层面上，因此所述内容仅限于校内诸项事务。历经改革后，大学和政府的关系：一方面，政府更加强化了对高校的领导和管理，高校进一步的行政化和官僚化，大学犹如官场，加上了各种级别；另一方面，政府还是继续沿用计划经济时期的管理方法管理高校，表面上是要转变政府职能，实质上还是把高校作为政府职能部门的延伸，对高校的人事、招生、专业设置等本应属于高校的事物全都管了，事无巨细，一管到底，高校基本没有自主权。从国家层面而言，教育部等行政职能部门对各高校的行政影响力过多、过大。高校内部的管理体制方面以《高等教育法》为起点，建立起了党委领导下的校长负责制，有了规范的制度框架，但是存在些问题：一是在制度设计上对校长和党委及党委书记的职务界限划分不清，导致制度上的冲突，搞好工作要靠书记和校长的悟性来配合实施，否则就会造成内耗；二是，高校内部的行政权力得到了进一步的强化，学术权力被弱化，主要原因是没有建立一套保障学术权力运行的制度，而是靠校长等管理层的喜好来运行；三是，高校内部的教代会、工会基本被边缘化，不能代表教职工群体的利益，使得教职工的利益诉求平台缺失。周川I在《中国高等教育体制改革政策分析》中指出现在的高等教育改革是：目标偏移，对象模糊，主体缺位，路径不明。我们认为造成目前这种状态的最主要原因是存在于改革中的严重路径依赖。二、高等教育管理体制改革的路径依赖分析高等教育管理体制改革要实现由计划经向市场经济的转变，实质上就是要转变政府职能，构建服务型政府，这是一个重大的制度变迁。这种过程具有严重的路径依赖特征，这就是说，一是初始的体制选择会提供强化现存体制的激励和惯性，因为沿着原有的体制变化路径和既定方向往前走，总比另辟蹊径要来的快些，方便些。二是因为一种体制形成后，会形成某种在现存体制中有机的利益的压力集团。他们力求巩固现有的制度，阻碍进一步的改革，就即便是新的体制比原有的体制更有效率。即使由于某种原因接受了进一步的改革，他们也会力求使变革有利于巩固和扩大他们的既得利益。于是，初始的改革倾向于 为后续的改革划定范围。高等学校行政化、级别化的路径依赖中国的高等学校是有行政级别的，客观上，行政治校造成大学自主改造的能力欠缺；主观上，大学仍旧没有对自身体制改革达成共识。不完善的体制导致官本位泛滥，官本位泛滥造成体制被架空，形成恶性循环。中国的官本位文化深深的影响着大众的行为选择，学而优则仕，成为大众的共识，高等学校的行政化、级别化已经形成了一种严重的路径依赖。在现存的文化和制度背景下，在附庸于官位上的利益和租金的诱惑下，潜在的创新型人才和优秀人才被鼓励去参加各种行政岗位的选拔和竞聘，被聘任后成为决策、管理层的一份子，于是获得了包括租金在内的各种捆绑在官位上的高额福利待遇，决策、管理层的寻租活动加大了社会以及学校内部的分层与贫富分化，进一步的造成了社会、学校内部的动乱和不稳定，新的考核与竞聘又重新开始。、这条路线在行进中，由于系统的外部性、组织的学习过程以及主观主义模型的作用增强了这个进程。也就是说，外部的环境为了配合这种路线的实施，会主动的生成一些配套制度，使这条路线更加完备，更便于实施和操作。但是优秀人才、潜在的创新性人才是有限的，高额的租金和福利把有限的生产性人才引向了非生产性领域，潜在的创新性人才脱离了科学研究领域和教育教学一线，从而使得科研领域失去了创新的推动力，制度变迁也就失去了原动力。沿着这条路径的发展结果是，中国的大学摊子越来越大，其中乱象丛生，危机重重。主要表现就是大学与真实的有意义的社会需求脱节，与人民大众的基本诉求脱节，官僚化、教育腐败、学术造假等等怪现象盛行。利益集团阻碍改革推进的路径依赖利益集团是指任何一个力图影响公共政策的组织，这种组织是由少数公共利益特别是有共同经济利益的投票人组成的。行政官员本身就是一个利益集团，因为他们拥有特殊公共利益的同时，还可能满足形成利益集团的其他条件，他们不仅是某些利益的代表，同时还是那些利益的直接所有者。这就是说，在某些场合下，官员们只有互相串通一气，才能最好的形成并最终实现其利益。官僚利益集团的利益来源：一是充分利用手中的被合法授予的管制权来人为制造租金并努力的占有它们。以权谋私，权钱交易等，所指的就是这种现象。人为制造短缺是官僚利益集团主要活动方式，这样既可以提高自身的稀缺性，又可以要求国家在本地区或是本行业投入更多的归其使用的资源。二是官员们及亲属直接从事自己或自己人保护的经营活动。此外，充分灵活地利用手中人事任免权来维护本利益集团的团结和稳定，从而巩固既得利益的活动。基于此种背景下制定出的政策，几乎可以断定是非中性的，是偏袒自己人的。三是凭借对立法过程的影响来满足自身的利益要求。在现行的制度下，行政与立法两项职务基本上是同一批人，在这种情况下通过的法律制度带有非中立性。此外，考虑到官员阶层的人数相对较少，考虑到他们的受教育水平，所从事的职业性质，信息的占有和不对称性，导致他们对立法程序的影响，对法律条款的把握以及对法律实施后果的理解等等，都会比常人要大，要准确，要深刻现在大家都说教育部以及各省教育主管部门的权利很大，他们可以任命各大高校的校长、副校长，他们手里掌握着政府给予高校的各种资源，他们也习惯了现在的这种工作方式，对教育、对大学的管理方式。高等学校的校长们也习惯了跑步前进，为了获取资源，他们愿意多出租金。改革原有的体制，出台各种制度、政策，这样必然会触及到这个利益群体的既得利益，按照理性人的假设，每个理性人都试图使自己的利益最大化，自然这些利益集团的成员是不会接受这种触及他们利益的改革。利益集团自然还会沿着原有的路径实施变革或是阻碍变革的顺利进行。唯政治。轻认知的路径依赖中国教育长期受到类似于法国教育家涂尔干教育控制论的影响，并不断强化了这种影响。涂尔干教育控制论的观点是：一个社会的现状决定了一定时期教育的基本取向和教育的目的，教育通过其社会化的作用，培养符合社会要求的理想的成人，并维持社会的存在和延续，国家对教育起控制作用。国家应该发挥对教育的控制作用，教育活动在某种意义上应服从和服务于国家的影响o[gj我们可以将其理解为唯政治，国家利益至上，强调的是培养接班人、建设者，在这种路径的指导下，国家不断加大了教育的控制范围，边界划分不清，而且还有扩张之势。在这个过程中，我们忽略了认知规律，这就是事物发展的客观规律，甚至还违背客观规律。高等教育有着自身的发展规律，大学是一个传播知识，生产知识，追求真理的学术殿堂。追求真理不能讲下级服从上级，也不能故意拔高，弄虚作假或是追求效率；追求真理必须实事求是。我们的高等教育改革也必须按照事物发展的规律来办事，否则就会违背规律，受到惩罚。从1952年起，唯政治，轻认知开始抬头。为了获取前苏联的支持，我们全面学习苏联，办学体制出现混乱。首先是大学变成了高等技术专科学校，然后又对这些高等技术专科学校实施工厂一样的管理。世纪60年代后受到文化大革命的冲击，2O世纪年代初期以后，新一轮的院校合并，不是理顺高校体制，而是加大经费的投入。结果没有产生预想的效果，甚至产生了腐败的效果。2O世纪90年代初期以后，在大量投入经费的同时，又开始对高校实行全面的官僚化和行政化。这一系列的改革，我们没有按照认知规律，不是根据大学的本质属性把高校作为一个特有的机构来进行管理，而只是作为一个政府的衙门来进行管理。这就是造成中国高等教育落入目前糟糕状态的原因和路径。三、突破路径依赖新制度经济学家诺斯在接受复旦大学张军教授的采访时，将路径依赖简单的概括为：起点与所走的道路，将决定未来的选择。[10]路径依赖本身导致的问题可能会使一个经济体或是社会深陷于无效率的均衡之中，深陷于无效率的制度困境之中。从理论上讲，摆脱无效率的制度锁定是一件很困难的事情，但只要我们善于把握机遇，借助外生性力量，控制好内生性力量，也是可以办到的。冲破路径依赖的内生力量内生力量是经济体内部的力量，因为无效率本身会使得经济均衡走向外在的约束临界，从而在社会内部寻找到巨大的冲破力量。按照青木昌彦关于相关域内部累积极性影响所举的例子：一是在一定的再生和内生规则下重复博弈的累积性后果已经导致了资产、权利和社会角色分配的不公平等，这些规则的合法性在域内受到普遍的质疑，并超过了临界规模；二是对现存制度安排属于中性或略微缺乏效率的变异者数目以及变异者能力在域内部已经积累到显著的程度。这种情况下，无效率的经济均衡便出现了，冲破路径依赖的内生力量便会产生随着人民大众认知能力的提高，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求在现有的制度体系下得不到满足，便寄希望于新的制度的产生，新的均衡的出现。现在社会各界对现行高等教育管理体制的批判，对高等教育提出的各种要求便是突破路径依赖的强有力的内生力量。作为执政者理应顺势而动，把握好这股力量，引导民众参与到制度决策中来，打破原有的无效率的制度均衡，建立符合大众利益诉求的新的高效的制度均衡体系。冲破路径依赖的外生力量外生力量也叫外部威胁，由于无效率的制度本身可以自我维持，所以社会经济体内部找不到自身的冲破无效率制度的锁定的内部力量，这时要摆脱无效率的制度均衡必须借助外部力量。因为经济体系本身的无效率，使得外部经济体来说试图控制或进攻这一经济体是有利可图的。这样外部威胁会改变经济体内部的内部均衡，从而改变了参与人结构，社会的无效率均衡才会被摆脱和冲破。中国加入WT0，冲破路径依赖的外生力量已经形成。WTO服务贸易总协定中第3条有关教育服务的条款规定，除政府彻底资助的教育活动外，凡带商业性的教育与培训活动，所有协定签署国都有权参与服务竞争，涉及各级各类教育与培训活动。以美国为首的发达国家教育服务业发达，具有相当大的比较优势，他们的教育服务领域的开放力度很大，从他们自身利益出发，他们也强烈要求其他成员国开放教育市场。教育服务的大幅扩张对中国的高等教育体制提出了前所未有的挑战。具体来说：一方面，教育体制受冲击，教育主权难维护，与教育相关的产业受到冲击和挑战；另一方面，人才外流，特别是高层次人才会在优厚利益的诱发下流向国外，教育面临巨大挑战和危机。面对危机，更重要的是要顺应经济规律，自觉主动地推动经济调整。长期以来，我们之所以在转变发展模式、调整经济结构等重大问题上收效不明显，一个重要原因就是没有很好地遵循市场经济的规律。必须顺应市场经济周期性调整的规律，利用市场出现的倒逼机制，加快经济结构调整。同样高等教育管理体制改革也应该借助危机这个外生力量，按照高等教育发展的客观规律，利用倒逼机制及时作出调整，冲破高等教育体制改革中的路径依赖，满足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求。突破路径依赖的具体措施加快服务型政府建设，去掉公立高校的行政级别。尽快制定大学法或是高校董事会法规，完善高等教育管理的配套法规建设。把属于大学的权利还给大学，使大学成为真正办学的法人实体。建立有法人实体的独立于教育部的第三方评估机构。在确保评估机构的专业化及评估机制一致性的前提下，该机构负责对公立、私立高校的教学、科研、行政及财政运营的效率等大学运营体系进行评估，根据评估结果来划分行政和财政的支持等级。构建绩效基础的拨款分配制度。根据公立高校在目标业务或执行任务上的实际表现，或是依据研究成果及预算配合的能力来分配预算额度。拨款可分为3类，第一类是反映教学和训练辅助工作基本需求的经常性预算拨款；第二类是研究补助，依据过去3～5年的研究成果评量，作为绩效基础的分配；第三类是特别补助，用于补助大学的特别或是新业务计划，还有就是基础建设等一次性支出。通过这种拨款机制的施行可以提高限办学经费的使用效率，同时还加大了高校之间的竞争，实现高等学校的优胜劣汰。构建大学董事会，完善大学治理结构，实现大学内部的决策权、执行权、监督权的分离。设立董事会是建立现代大学制度的需要，也是进一步完善大学治理的需要。高等学校有自身的办学规律，因而需要与外界社会保持一定的距离，遵循学术自由和独立性；另一方面，高等学校又承担着社会文明与进步的重大公共责任，所以又必须积极反映社会需求，接受社会各界的关心与监督。美国著名高等教育专家阿特巴赫曾指出，美国的经验表明，只有当大学与社会联系起来，大学学术才能兴旺发达。四、新的高等教育管理制度展望我们期待着一种高效的高等教育管理制度的出现，在这个制度下：大学有法律保障的稳定的办学自主权，而不是行政官僚的附属品；大学(无论是公立还是私立的)必须有对社会负责任的、一整套的监管体制；大学无论是在开设课程、培养学生、做研究方面，必须按照学术和科学规律来做；大学无论是招聘教员还是行政人员方面，都有一个透明的、公开的、公平的、竞争的机制；大学在招收本科生和研究生的过程中，尽可能地与时俱进、不断改革，让不同潜力的学生都有条件通过多种方式的竞争来尽可能地找到对他们最合适的学校和专业；太学的钱不管是来自于政府、纳税人还是来自于家长给的学费，或是来自于社会的捐赠，在钱的使用方面必须要有法律保障下的透明性、公开性并以此作为了大学自身发展的目标保障。

高职院校实训教学的路径依赖与路径调整教育论文

论文摘要： 现阶段我国高职实训教学已经出现发展瓶颈，要有所作为，必须调整思路，突破原有思维惯性的束缚，进行实训教学路径的大调整。高职院校的实训教学承载着过重的任务和过高的期望，找准实训教学的方向和定位，是高职院校实训教学改革的当务之急。应高度重视教学型设备和教具的添置，在大力改善实训场所硬环境的同时，补上实训场所软环境建设这块短板。在实训项目设置上，要采取科学的取舍方法，将简单技能型的实训项目让学生自学掌握，集中课时开展复杂技能型项目实训。调整校企合作的模式，探索构建“厂中校”和“校中厂”等校企合作多方共赢的机制，开创校企共建职业教育的新局面。

论文关键词： 高职院校；实训教学；路径调整

近年来，我国高等职业教育有了长足进步。从宏观层面上看，职业教育正由过去偏向于传授专业理论知识转向突出专业实践教学；教育模式也由传统的学科教育逐步转向以就业为导向的技术应用型教育。占据高职教育核心内容的实验实训教学工作得到了高度重视，校内外实训环境大为改观，校企合作也有了新变化。但上述变化并未给我们的毕业生质量带来显著的提高，毕业生离用人单位的要求还有较大距离。究其原因，实训教学的“路径依赖”是重要根源。我们在实训的形式上虽有较大的突破，但深层次的思想观念还受控于原有思维惯性的影响，没有及时、全面、真正地调整到科学可行的轨道上来。为此，摆脱“路径依赖”的束缚，全面调整实训思路已成为当前我国高职教育改革的重要内容。

一、认真审视当下我们在实训教学中的所作所为，改变观念，从惯性思维中解脱出来，实现实训教学路径的大调整

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道格拉斯·诺思提出的“路径依赖”理论认为：在人类社会活动中，技术演进或制度变迁均具有类似于物理学中的惯性现象，人们一旦选择了某种或好或坏的路径就可能对这一路径产生依赖，并在惯性力量的作用下不断地自我强化，越陷越深，不会轻易放弃原先的选择[1]。这一理论产生后，其应用性被人们从经济领域延展到许多相关领域。当我们用此理论来分析我国高职院校实训教学活动时，不难发现，我国高职院校实训教学的发展之路具有显著的路径依赖特征。

社会经济建设的发展对高职院校的人才培养提出了高要求，从而促进了高职院校对实训教学的重视和改革步伐。在改进实训教学过程中，我们认为实验实训方式、实训项目与内容，以及校企合作模式等均未见质的变革，而更多见的是在原有基础上的修补与改善，这反映出明显的路径依赖现象。形成这种局面的原因：一是实训教学人财物的投入巨大，如果对实训改革另辟路径，有可能造成过去实训建设投入的浪费，而且新的实训建设投入资金也较难解决，故沿袭过去的实训路径便成为优先选择；二是实训路径的突破具有较大的风险，而沿着原有的路径和既定方向往前走，比另辟路径要来得方便和稳妥；三是许多人并没有发现原有的实训路径存在着一些不科学的地方，因而也就没有了变革的想法，而且从近期来看，一些高职院校实训教学改进的成效也不错，这也进一步强化了因循的思想。

应当清醒看到，我国高职院校的实训教学无论是在思想观念上，还是在实训的具体实施上，都存在着需要进行调整和突破的地方。目前我们这种修修补补式的改进方法，可能会有一时的成效，但从长远来看，实训教学如果不进行思维突破和范式转换，有可能会陷入发展困境。观念是行动的先导。要真正做到全面提高我国高职院校实训教学水平，必须解放思想、更新观念，及时从惯性思维中解脱出来。

二、高职院校的实训教学承载着过重的任务和过高的期望，找准实训教学的方向和定位，是高职院校实训教学改革的当务之急

较长一段时间，高职院校沿用学科型教育的.培养模式，侧重理论知识传授，未强调专业技能的训练，输送出去的毕业生难以满足用人单位的岗位需求。因此高职院校进行了较全面的以突出实训教学为主的教学改革。但在这一过程中，不少院校又过于强调技能训练，并提出了要让毕业生成为熟练的技工，要实现毕业生与企业零“磨合期”、零距离上岗和无缝对接。这种自我加压的提法与做法，其实是不切实际的，而且定位过高。

（一）高等职业教育是使受教育者获得从事某种职业所需要的专业知识、职业技能和职业道德的教育，这三者同等重要，不可偏废

高职教育从根本上说还是职业素质教育，培养健全的人格，养成理性的思维与培训技能具有同等的重要性，且健全的人格和理性的思维对人的成长影响更为深远。二百多年前德国的教育宣言说道：教育的目的，不是培养人们适应传统的世界，不是着眼于实用性的知识和技能，而要去唤醒学生的力量，培养他们自我学习的主动性，抽象的归纳力和理解力，以便使他们在目前无法预料的种种未来局势中，自我做出有意义的选择。对于高职教育的定位，我们一定要清晰准确，定位模糊或忽左忽右都是有害的。过去，缘于我们的认识和经验不足，未突出职业技能的培训是错误的，而现在如果我们重技能培训而忽略职业知识和职业道德的教育，同样是不对的。只有专业技能而缺乏职业品德和综合素养的毕业生，也许毕业时做到了零距离上岗，但很快又会与岗位拉开距离。因此，在高职院校实训教学的各个环节上都要把职业知识、技能和道德三要素有机地结合起来，不可割裂或厚此薄彼。

（二）对高职院校实训教学的目标要有清醒的认识和准确的设定，偏颇的认识和过高的定位都会给实训教学的开展带来困惑

现在有一种普遍存在的观点：完成一名技术应用性人才的培养是高职院校的当然使命，高职院校培养出的毕业生应该成为合格的技术应用性人才，应该做到零“磨合期”、零距离上岗和与企业无缝对接，否则我们的实训教学目标就未达到。这种观点不仅给实训教学带来巨大的压力，更为严重的是造成了高职院校实训教学的方向错误。高职院校承担着一门门综合性技术的传授，“技术”一旦进入课堂，其形式上就需要理论化和系统化，而技术一旦“理论化与系统化，就必须抽象生活、剪裁细节，必然要以冷冰冰的书本和假惺惺的模拟作为载体。技术具有实践的、多变的特性，“技术不会是放之四海而皆准的，而是需要因时因事灵活应变的”。源于实践的技术只能到实践中去才能真正掌握，这种内容和形式的对立决定了高职院校是无法独立完成技术应用型人才培养任务的，只能培养出具有技术应用型人才潜质的“毛坯”，只有经过企业的“打磨”，才能成为一名真正的技术应用型人才。 “技术应用型人才应当具备的那些职业技能和职业技巧具有隐性经验的属性，而隐性经验只能在使用它的实践活动中才能获得，也只有在人与人之间的情感与环境的联系中才能掌握”。高职院校在实训教学目标上定位正确了，才能调整好实训教学的方向与路径，真正走出实训教学的困境。

三、高职院校在校内实训场所的建设和实训项目的设定上，要尽快跳出原有路径影响，进行科学的规划与设计

目前，我国高职院校的实训教学工作，在具体操作实施层面上存在着路径依赖和思维定势的现象。需从最基础的实训仪器设备建设、实训场地环境布置、实训项目设置上进行实质性的调整。

（一）高职院校在实训仪器设备的建设上要高度重视教学型设备、教具的添置与研发

自高职院校重视实训教学以来，各院校均加大了校内实训场所的建设，尤其是加大了实训仪器设备的添置力度，这在一定程度上缓解了实训教学硬件的不足。但有不少高职院校为追求与企业同步，购置了许多生产性仪器设备，而对学生有真正实训作用的教学型的设备和教具却没有及时的增加和更新。教学型设备和教具能以简明的方式揭示实训内容的工作原理、工作过程和工作状态，具有举一反三的功效，对训练提高学生的综合能力有着其它设备所无法替代的作用。高职实训环节最需要的是教学型设备和教具，故应把满足最基本的实训教学需要放在首位。那种为达到与企业无缝对接，以期让学生在校期间就能了解到企业同类设备而购置大量生产性设备的做法，不仅思路不对，而且也很难有后续经费来维系。因此，应该把有限的资金重点用于教学型设备和教具的添置、更新上，以改变教学型设备和教具量少质弱的状况。

（二）高职院校实训场所的硬环境已经大为改观，实训场所至关重要的软环境相对欠缺，补上实训场所软环境这块短板是我们实训教学需要考虑的另一个问题

所谓实训场所的软环境，是指实训场所的人员素质、组织形式、管理方法、技术信息、规章制度、纪律要求和相互之间的协调关系等要素，以及类似企业的工作环境氛围等等。构建这些软环境不仅有利于学生专业技能的快速掌握，更有助于培养学生的职业操守。许多高职院校的实训场所除了不断增加的仪器设备外，忽略了文化气息的营造，学生在这种环境下实训，得不到应有的职业文化熏陶。培养出的学生离我们希望达到的：“具有掌握专业知识及技能技巧，能在工作中有所创新的人；具有正确的职业道德观、能够为企业勤奋工作、不辞辛苦的人；具有社会责任感，具备团结互助精神的人；具有强健的身体、丰富的知识、精力充沛的人”的目标将会相差甚远。为此，在建设校内实训场所时一定要重视软环境建设，让学生在特定的实训情境中，提高职业技能，养成职业品行。

（三）目前高职院校在实训项目设置的改革上，关注的是具体项目的取舍，而鲜有研究实训项目的分类以及在类别上的取舍

由于高职院校总课时有限，这些年虽然增加了实训课时比重，但随着对学生技能要求的提高，实训课时还是深感不足，为此各院校的实训改革都涉及到如何把实训项目设置的更为科学化、合理化。大家思考更多的是哪个实训项目可以撤掉，哪个实训项目应该增加，这种思维方式很难有一个让各方面都满意的结果。要解决这个问题，必须换一个角度来思考；不要纠缠于哪一个实训项目应该上，哪一个实训项目应该撤，而是要将实训项目进行归类。可归分为训练简单技能的实训项目和训练复杂技能的实训项目两大类，然后将各个实训项目分到不同的类型中去，最后再来从类别上进行取舍。凡训练简单技能的实训项目都可通过开放实训室的办法，让学生在课后以自学练习的方式去探索掌握，而对于复杂技能的实训项目则安排充足的课时，在实训老师的指导下使学生分阶段逐步熟练掌握。

四、调整校企合作模式，构建校企合作多方共赢的体制和机制，为高职院校实训教学健康发展寻找新的突破口

近年来，在各方努力下，作为实训教学重要模式的校企合作有了长足发展，但前程却不乐观，已陆续出许多难以维系的问题，制约着实训教学质量的提高。对现有的校企合作模式进行重新认识，探索全新的合作多赢的体制和机制势在必行。

（一）校企合作的初衷和现实存在较大的差距，影响到了实训教学活动的开展和实训质量的提高

目前，我国高职院校的实训教学已由原来单一的校内实训和校外实习逐渐发展到了校企合作模式阶段。但这一美好的实训教学模式，在运作过程中成效却不理想。表现为校企合作不到位，学校和企业没有达成共同的目标和育人的合力，校企合作往往是学校热企业冷。现在与学校开展校企合作的多是私人小企业，而且相关制度不健全，很多是靠个人的情感关系来维系。不少开展校企合作的企业是冲着学生这些廉价劳动力而来的，虽然实习期间也会安排师傅进行一些专业指导，但多为单一技能的指导，很少有全面综合的指导。究其根源，校企合作的体制不全，机制不灵是主要原因。我们清楚，企业是以追逐经济效益为目标的经济实体，虽然职业教育最大的获益者是企业，但当间接的获益与眼前的生产经营效益发生对立时，企业的选择与放弃就是不言而喻的了。所以在没有建立起合作双赢和多赢的体制与机制之前，我们在原来校企合作路径上的种种努力都只能是解决一时的问题。

（二）校企合作出现的种种困境，归纳起来，体制是根本，机制是关键

探索建立学校与企业合作多赢的体制与机制是走出困境的唯一方法。首先在设计和选择体制与机制时要以“合作多赢”为起点。科学的校企合作的体制与机制，不仅要让学校和企业达到双赢，还要不忘学生的利益，因为教学活动中学生才是真正的主体。只有建立起合作多赢的体制与机制，校企合作的实训模式才能运转顺畅。其次，在设计和选择体制与机制时要考虑大的环境条件。

（三）把学校办到企业去，构建“厂中校”；把企业办进学校来，建立“校中厂”，实现校企共建高等职业教育的新局面

所谓“厂中校”是指高职和企业建立教育培训的共同体。企业把高职引到企业内部去，高职则面向企业招收学员，在企业内开展教学，实现“学员学习不离岗，工学结合，边干边学”的一种校企合作新模式。这种新模式让学生获得了系统学习的机会，综合素质得以提高，创新能力加强，在为企业储备后续人才的同时又不影响企业的正常生产。对学校而言，解决了实训师资和设备缺乏的问题，在一定程度上还可缓解高职院校生源萎缩的困境。对学生来说，可做到不离岗，不停薪，工作学习两不误。这种模式真正使企业、学校、学生达到多方共赢。“校中厂”与“厂中校”具有异曲同工之效。总之，“校中厂”与“厂中校”这种职教共同体模式是目前高职院校提高实训教学质量的切实可行的好模式，值得进一步完善与推广。

论说文评分标准1.按照内容、结构、语言三项综合评分。·一类卷30-35分：立意深刻、中心突出、结构完整、行文流畅。·二类卷24-29分：中心明确、结构较完整、层次较清楚、语句通顺。·三类卷18-23分：中心基本明确、结构尚完整、语句较通顺、有少量语病。·四类卷11-17分：中心不太明确、结构不够完整、语句不通顺、有较多语病。·五类卷0-10分：偏离题意、结构残缺、层次混乱、语句严重不通。关于大作文即论说文的写作，很多写作上面的困难都是因为自己不动手，然后没有实践，光是对作文有畏难情绪，又不愿意行动，但是只要你愿意下笔开始去写，有人帮忙修改，就会慢慢提高作文水平，考生往往存在着一些误区，认为只要考前突击，凭借着自己的初高中作文功底完成一篇中等水平的论说文是没有问题的，或者是考试之前，都没动笔写过就产生了畏难的心理，甚至有人从来不写作文，认为都是中国字，没啥不好理解的，只是在考场上硬着头皮首秀。既然是作文，一定要动笔写，不管前期写得如何，不写出来，是没办法提升的。但是很多过来人的经验表明，管综论说文的备考跟高中的议论文存在着质的区别，所以论说文的备考不能懈怠，备考方法主要是从素材积累和真题训练两个阶段进行备考。第一，素材积累。订阅一些时事评论的高质量公众号，寻找每期当中比较有价值的内容文章，作为素材。处理素材可以采用以下方法：①从标题入手，预测分析角度②提出问题一分析问题一解决问题③搜索或者概括文章每段的“主旨句④结构思路对比⑤构建思维导图，过程比结果更重要⑥尝试阐述你印象深刻的一句话⑦构关键词、句子的构建、标点的使用、措辞的感知第二，题目训练。按照平时积累素材的方法，根据题目给定的材料，思考分析角度，并构建框架，补充内容，完成一篇700字左右的写作。写作完成之后与范文进行对照，发现自己的不足从而完善自己的写作。如果觉得自己不能发现自己写作中的问题，可以组建学习小组进行互相批改，互相督促学习进步，也可以请专业老师进行修改，效率更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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博弈均衡与政策微效问题研究

引言

随着各国福利事业的发展,社会政策这一学科逐渐成为一门显学而受到各个领域的 重视?但 是目前的社会政策研究主要侧重于较为抽象和宏观的原问题的讨论上,如集中在对于概念的 界定;对于社会政策基本问题的探索等等?杨团在《社会政策的理论与思索》一文中对社会 政策的定义和问题都作出了 总结 ,其中他将社会政策的定义归类为一种社会行动计划和对 社会计划的不同选择,另一种则将社会政策定义为影响社会福利的一 系列的政策活动;而社会政策的基本问题则是社会政策的背景?社会政策的目标?社会政策 的范畴?社会政策行动的形式和行动策略?社会政策的本质?社会政策的信念?尽管人们在 原问题上倾注了很大的力量,但是由于社会政策问题的复杂性,至今在这一领域并未达成太 大的共识?

与此对照,人们却很少从政策的实施过程角度进行研究?《社会政策实施过程中的行为变迁 》一文给我们开了一个先例,也带给作者很大启发,该文从正式制度和非正式制度的角度去 阐述社会政策过程中的行为选择;另一种从制度角度出发的研究,主要还是集中在于制度模 式的各国比较上?本文将不同于上述两种研究社会政策的制度视角,而是从社会政策实施过 程中制度的形成和变迁的角度出发去解释“政策微效”现象?同时,在社会政策的定义上, 本文的定义 方法 缘自迪尔凯姆所运用的一种定义方法:即从最简单的角度出发,抓住目前所 确定的社会政策的主要特征,而将社会政策定义为一系列旨在提高全社会福利的制度安排? 由此,本文试图建立一个制度分析模型,并运用这一模型去分析目前社会政策实施过程所遇 到的“社会政策微效”问题?

制度模型的建构

在模型建构之前,我们无疑要明确一个概念,即什么是制度?我们援引诺思的说法 ,“…… 这个结构是规则?惯例?习俗和行为信念的复杂混合物,它们一起构成了我们日常的行为选 择方式,并决定了我们达到预期目标的路径?” 从此论断出发,我们可以作出两个方面的 判断:制度不仅包括正式制度,亦包括非正式制度;制度影响了我们的社会选择,同时亦是 我们作出选择的路径之一?

随着博弈论在经济学中的广泛应用,一种新的制度观念正在形成,即依托于博弈均衡理 论的制度观:制度既是一种博弈规则,也是一种博弈均衡?具体来说,制度的本质特征被认 为是参与人行动选择的自我实施规则,在重复博弈的状况下,这些规则被认为是重要的,因 此,它们能规制参与人持续不断的互动过程?……博弈规则是在一个相关的领域内参与人通 过互动而内生的,因此他们是自我实施的?

从上述一些制度理论,本文给出了下列一个制度形成的模型:

在进一步解释模型之前我们将确定一个基本假设(而这个假设将成为本文此后论证的一个基 础):我们确定,一个制度的形成是参与者之间共同的要求,即认为制度的形成在事实上是 有利于共同利益的获得,并且相较而言,每个人因此为之付出的成本都是小于所获得的利益 ,即存在一个制度建立的需要?在此,本文汲取了交易成本理论的基本观点,即制度改革 和制度创新之所以难以实现,其根本原因在于选择新制度的成本支付和新制度确立后效益之 比,比值为正时,选择行为进行,新制度可以形成,比值为负时或不清楚时,选择行为中止 ,新制度难以成立,即存在一个制度成本问题?

进而笔者将从如下几点来具体阐述自己的模型:

1.制度的形成是参与者之间的利益博弈的过程,并最终达成的一种均衡状态,在这个过程中 ,每个参与者都不停的提出与自己利益最相关的原则 措施 ,并试图去影响其他人的观点,但 出于形成一个制度的共同利益追求,最终会达成一个照顾到各方利益的次优均衡模型?对于 任何一个参与者的被排除都有可能导致这一均衡的不稳定,同时,随着外界的影响,彼此之 间的利益也是处于动态的不停变换过程之中的,因此这个均衡并非是静态的,但是打破这个 均衡就面临着一个成本与收益的比较问题,因此,制度亦具有相对的懒惰性?从上述的阐释 来看,我们认为制度的形成体现的不仅仅是一种形式的理性,亦体现了一种过程理性?

2.按照诺思的路径依赖原理1的观点:当一条发展路线沿着某种具体进程进行时,系统的外 部性?组织的学习过程以及历史上关于这些问题形成的各种思想观念?风俗习惯就会增强这 个进程?因此制度作为一个博弈均衡的系统,它亦受到其他领域的各种正式制度及各种习俗 ?习惯等的非正式制度的影响?林梅在《社会政策实施过程中的行为变迁》在对我们国家的 “平皖行洪?移民建镇”政策的实施过程的考察中,发现非正式制度对于政策的制定和执行 起到很大的作用,有时候甚至取代正式制度而行事?“一项制度安排或社会政策在实施过程 中发生偏离,是多种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构,社会政策与制度发生偏离的根源存在于该项制度 安排的内部,存在于该制度下的各行为主题的利益冲突与矛盾之中?“……社会政策的具体 执行和进一步的演变更多地是作为某种‘结果’,即处于制度中的人们的习惯性行为的‘结 果’?即处于制度中的人们的习惯性行为的结果?”

3.一项制度的形成之后,最终亦成为组成社会结构的因素之一,从而影响这种博弈均衡的稳 定和其他领域的制度以及各种其他非正式制度?

4.重复第一点所提到,即任何一次制度的形成和变迁均是人们对于成本和利益衡量的结果, 当然有时候我们从现实出发,会发现一些制度并不是依这个原理去操作,在笔者看来,这就 如韦伯的思考方式一样,从一个理性类型中去发现现实中的种种的合理和不合理之处?

以上是自己对于这个模型的一些阐释,在作者看来,这一模型仅仅是一个分析问题的框架, 就如韦伯的四个理想类型一样?接着作者将利用这个模型来分析当前的社会政策在实施过程 所遇到的一些问题,其中最主要是解决“政策失效”问题?

政策微效问题的分析

为了验证笔者的上述模型的可解释力,笔者选取北京市农村社会养老 保险 制度的实 施情况作 为自己的研究材料(下文简称该文巫文)?在这次调查中,巫文提出了一个政策微效的概 念,所谓的政策微效,“即是指政策意图与政策结果之间存在着巨大的差距?”从一种制度 理论的视角出发,我们就是可以认为制度的存在尽管体现了制定方的一种试图理性化的美好 理想,但是无疑这一制度并没有从制度的实施过程去考虑,即是一种制度的形式合理性与制 度的实质有效性存在着冲突,从而导致制度的失效?制度被悬置不起作用身体阻碍作用?无 疑,如何去解决这个问题,我们发觉通过上述的模型可以得到一些答案?

让我们进一步来看看这个政策微效存在的具体实例:

在调查中,我们发现农保政策在实施过程存在这样一种现状,即尽管农保政策已经推行了10 年之久,但实际上参加农保的人数却只达到了,有近2/3的京郊农民没有对政策积极 响应?

无疑,这就存在一个信息的达致问题,在我们看来,政策能否全面?真实?准确?顺利地到 达其服务的团体,是实现政策效果的首要环节?那么为什么信息无法及时地传达呢?在我们 看来,从深层的制度原因来看,即是因为制度的传导机制出现了问题,人们难以准确的获得 信息?从一个主要原因来看,这就要追究这一系列的制度安排的设计问题,在我们看来,从 实际角度出发无疑它并不是以其所达标的团体为服务对象,而只是为了制度的设计本身而设 计,设计人为制度所异化?从我们的理论模型出发,我们认为制度的设计过程中,是一个各 个利益参与者互动均衡的过程?但是从现实出发,无疑在这一政策的设计上单纯的由政府出 面设计?当然,从一定的角度来看,这能够节省一部分的成本,但我们认为作为一个利益主 体之一,它并不能很有效的反映其他利益主体的利益,从而就难以形成一个考虑到各个利益 主体的制度?毕竟政府并不是一个完全理性而独立的主体?因此从此模型出发,我们认为在 政策的制定的过程,应该尽可能的多吸收各个利益主体的意见,当然,政策在形式上往往以 各种法律?法规的形式出现,但是这并不矛盾?因此,在政策的制定过程中,政府所作的一 方面是作为利益主体参与博弈,与此同时,亦作为制定者来制定政策,但这种制定只是在忠 实的执行各方以达成的意见?

进一步的,正如上表还反映了这样一个问题,即存在2/3人在知晓这个政策的情况下,依然 有一部分人未参与这一政策?那么到底是什么原因制约了人们的行为选择呢?在回答这个问 题之前,我们从模型出发做出如下几个基本假设:

1.在农村中传统的养儿防老的家庭养老观念束缚了这一政策的大规模推行?

2.从政策角度出发,认为由于这一政策并不是各个利益群体一起博弈形成的均衡,因而对于 政策的稳定性?有效性?代表性都是存在着疑惑?因此这些问题束缚了这一政策的大规模推 行,而无疑,解决方案还是要回到如何从政策的制定角度出发

3.市场制度(如一些商业保险制度)在农村中的实行,在一定程度上也成为农村养老保险制 度的竞争对手?

从上表中,我们发现倾向选择子女养老的人仍占到,接近一半,无疑这反映了在农村 中“养老防老”的观念仍然很重要,但正如巫文中所阐述的,这个地位已经在削减了,已经 不再处于支配地位,而且即使选择这种方式的,对于农保并没有完全的心里排斥?

无疑上述的描述验证了我们第一个假设,即认为在农村中传统的养儿防老的家庭养老观念束 缚了这一政策的大规模推行,即在制度的形成和变迁过程中,各种习俗?习惯等的非正式制 度作为一种观念的传承影响了人们的选择,进而影响了制度的产生和实行?随着社会的不断 的理性化,家庭的功能发生了变迁,以前的功能在新的社会情势下趋于瓦解,并发生部分的 转变,功能发生了迁移?这种变迁反映到了人们态度上,也就体现了在养老问题上,传统观 念和习惯?习俗的淡化?

在上表中,我们还发现了参加其他商业保险也占到了,尽管这个的关联性似乎不是 特别强,但是我们还是可以谨慎的提出对于第三个假设的验证:市场制度(如一些商业保险 制度)在农村中的实行,在一定程度上也成为农村养老保险制度的竞争对手?随着市场经济 的不断发展,至少在两个方面对人们的行为选择发生了影响,一是表现在对人们思想观念上 的影响上,市场经济伴随着一系列市场的观念价值体系?而这些价值体系随着经济的发展, 逐步深入到人们的心中,成为支配的观念,进而影响人们的行为选择?二是表现在组成市场 经济的各种制度安排逐渐成为组成社会结构的一部分,进而影响人们的行为选择?

进一步的我们来思考一下农民在实际的行动中不投保的原因:

从上表中,我们发现人们在对这一社会政策的制度安排,至少存在如下的疑惑:1.尽管 知道 这一社会政策,但无疑对于各种细节和如何实施,依然存在着空白?2.对于社会政策的稳定 性缺乏信心?3.对社会政策效果缺乏良好的预期?对于此,笔者认为这很大程度是可以从 第二个假设中得到很好的回答,即认为由于这一政策并不是各个利益群体一起博弈形成的均 衡,因而对于政策的稳定性?有效性?代表性都是存在着疑惑?因此这些问题束缚了这一政策的大规模推行?

以上我们基本上回答了农村社会保险制度作为一个政策为什么会存在政策微效的问题,笔者 的分析角度是从制度的产生角度来看?当然进一步的分析可以从制度的实施过程中去进行, 如巫文这方面就有所涉及?本文的基本观点即是认为社会政策作为一系列制度安排,制度的 形成是参与者之间的利益博弈的过程,并最终达成的一种均衡状态?因此,我们在制定政策 的时候,必须是各个利益主体充分博弈的过程?而在农村社会政策,我们的观点是,我们不 能忽略其中最大的利益主体――广大的农民?

进一步的思考

本文的努力当然并不只是针对农村社会政策,而是能够推广到各个方面的社会政策 的思考, 但是无疑本文的思考并不是一个十分成熟的结论,在运用这个模型还存在着诸多的问题:例 如在本文的结论中我们提出要在制定政策时,充分考虑到各个利益主体?制度的形成是各个 利益主体充分博弈的过程,但是无疑一个新的问题呈现在我们眼前(事实上上文中有所提及 ),就是一个制度成本问题,当我们面对这种情况――博弈的利益主体分散时,我们就有一 个利益主体的集中问题,同时如何融合各方的利益,这些都将成为我们制定政策的巨大的成 本(举农村社会保险政策作例,广大的农民的如何统一,如何融合形成一个合理的政策)? 本文进一步的设想是在遇到这种利益群体分散且多的情况下,能否集中成立一些代表各方利 益群体的独立的中介组织,由这些组织来间接的进行博弈,从而就能有效的降低各方的成本 ,达到成本与利益的均衡?因此,下一步的努力将集中在如何论证这一方案的可行性和有效 性?同时 文章 的还将继续论证政策的实行过程中所出现的种种的问题,因为在我们看来,制 度从建立到实行过程是一个系统的过程,任何一个过程都将导致“政策微效”问题的出现?

“包容性增长”理念的形成及其政策内涵

2010年9月16日，胡锦涛同志在出席第五届亚太经合组织人力资源开发部长级会议开幕式时，发表了题为《深化交流合作实现包容性增长》的致辞。胡锦涛强调，实现包容性增长，切实解决经济发展中出现的社会问题，为推进贸易和投资自由化、实现经济长远发展奠定坚实社会基础，是亚太经合组织成员需要共同研究和着力解决的重大课题。11月14日，在日本横滨举行的亚太经合组织第十八次领导人非正式会议上，胡锦涛同志发表的《深化互利合作实现共同发展》重要讲话中，再次倡导“包容性增长”。“包容性增长”这一概念，已经成为社会各界关注的焦点。

一、“包容性增长”理念的形成

“包容性增长(inclusive growth)”理念的形成，与21世纪90年代发展起来的权利贫困理论以及关于社会排斥方面的研究密切相关。21世纪中期以来，人们关于经济增长的认识在不断深化，增长理念也从单纯强调增长向更深层面演进。世界银行于1990年提出“广泛基础的增长(broad-based growth)”，其后进一步提出“对穷人友善的增长(pro-poor growth)”的理念，并以此制定世界银行的贫困减除政策以及指导各国相关实践。“对穷人友善的增长”理念强调要形成一种使穷人能参与经济增长并从中获益，以及增加自身人力资本投资的良性循环机制。“对穷人友善的增长”的理念吸收了能力贫困理论要素，开始重视贫困人口人力资本的培育和能力的提升，强调将贫困人口吸收到增长过程中，确保贫困人口能参与经济增长，在这个过程做出贡献，并合理分享增长的成果。

进入新世纪以来，亚洲开发银行和世界银行在“对穷人友善的增长”基础上，先后提出了“包容性增长”的理念，其基本含义是公平合理地分享经济增长，基本核心是追求机会公平和权利公平。作为发展经济学的一个新概念，“包容性增长”有着不同的诠释，但综合来看，是对经济增长和社会发展状态的一种描述，并且这种状态至少需要满足三个基本条件：一是可持续的经济增长;二是对所有社会成员的包容;三是平等的机会利用。“包容性增长”理念强调要建立具有包容性的制度，提供广泛的机会，而不是将增长政策和具体旨在实现公平的政策割裂开来;强调通过维持长期及包容性的增长，确保增长效益为大众所广泛共享。在政策层面，以“包容性增长”为中心的发展战略包括三个相辅相成的支柱：一是通过高速、有效以及可持续的经济增长最大限度地创造就业与发展机会;二是确保人们能够平等地获得机会，提倡公平参与;三是确保人们能得到最低限度的经济福利。

二、深刻理解中国式“包容性增长”的内涵

中国式“包容性增长”概念的提出与时下国际经济、政治形势密切相关。“实现包容性增长，根本目的是让经济全球化和经济发展成果惠及所有国家和地区、惠及所有人群，在可持续发展中实现经济社会协调发展。”胡锦涛同志的这一论述，阐明了实现包容性增长的重要意义，赋予了中国式“包容性增长”更深更新的内涵。从国际的发展和平两个主题看，当今世界经济一体化，你中有我，我中有你，国与国应互惠互利、携手共进、包容发展。从推进中国经济社会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实现共同富裕、促进社会和谐稳定、让每个公民共享改革开放成果的目标看，“包容性增长”理念与“科学发展观”、“和谐社会”是一脉相承的，本质上是“科学发展观”、“和谐社会”理念在增长上的集中体现，它明确了经济增长与社会进步、人民生活改善的同步性，揭示了经济增长的落脚点是为了满足人民群众不断增长的物质与 文化 生活的需要。准确理解“包容性增长”的内涵，需要把握以下三个方面。

首先，包容性增长既强调经济增长的速度，也强调经济增长的方式，不仅是量的容纳，也是质的提升，二者同等重要。包容性增长首先是一种“增长”，这就对经济增长的速度提出了一定的要求。但是，仅有经济增长的速度是远远不够的，因为经济的高速增长并不必然带来贫困人口的减少。因此，还必须强调经济增长的方式，使增长成为基础广泛且包容一个国家和地区最大多数人口的增长。在一个实现包容性增长的社会里，不论种族、肤色、性别、年龄、体力、智力，人人都有平等的权利和责任，人人都有用武之地，人人都得到保护，免于被歧视和被排斥。

其次，包容性增长应该以优先开发人力资源、实现充分就业为基础。包容性增长更倾向于通过增加就业机会为个人创造工作岗位，使其不断提高收入、改善生活，共享经济社会发展成果，而不是直接通过收入再分配使个人被动地摆脱贫困。要实现充分就业，就要优先开发人力资源。人力资源开发对提高人们参与经济发展和改善自身生存发展条件、实现包容性增长，具有基础性的作用和意义。

再次，包容性增长应当使人们平等、广泛地参与经济增长的过程并从中受益。提倡包容性，并不是为了经济增长而不择手段，而是要通过合理的制度安排、公平正义的方式，让发展的成果普惠大众尤其是困难群体，并由此构筑新的发展基础。要实现包容性增长，就要着力促进人人获得平等发展机会，不断消除人们参与经济发展、分享经济发展成果方面的障碍。

三、重塑经济增长模式的政策选择

全球性金融危机是对“中国模式”的重大考验，也给了我们一次深刻 反思 经济增长模式的机会。中国的发展已经站在新的历史起点上，仍处于可以大有作为的重要战略机遇期。但同时也要清醒地看到，在长期支撑经济高速增长的要素红利、人口红利以及全球化红利的势能都在衰减，主要依靠低成本刺激的出口超高速增长逐渐回归常态增长，以大量增加资源资金投入维持的粗放型增长模式已走到尽头的大背景下，经济增长模式正面临着深度转型的重大挑战。“包容性增长”为解决这这些突出矛盾和问题打开了一扇大门。

(一)推进人才强国，优先开发人力资源

人力资源开发，对提高人们参与经济发展和改善自身生存发展条件，对推动经济持续发展、实现包容性增长，具有重要意义。优先开发人力资源，一方面体现了经济发展的目的是为了人，为了提高人的生活水平和生活质量，为了人的富裕;另一方面体现了发展的主体是人，是投资于人，为了人的全面发展。这就从根本上体现了“以人为本”的主导思想，以人的发展为基础实现经济发展和社会进步，使人真正成为发展的主体与真正的受益者。

从中国国情和发展条件看，人力资源优势是最需培育、最有潜力、最可依靠的优势。我们应该牢固树立人力资源是经济社会发展第一资源的理念，加快形成人力资源优先发展的战略布局。要优先调整人力资源结构，优先投资人力资源开发，创新人力资源制度，建立政府、社会、用人单位、个人共同投资人力资源开发机制，积极谋划和调整人力资源专业结构、层级结构、分布结构，大力激发各类人力资源的创新活力和创造智慧。要突出加强创新创业人才队伍建设，大规模培养培育人才，施行高层次人才队伍建设、高科技创新成果转化、高新技术产业发展“三搞联动”，在科学发展中引才育才用才，进一步优化人才创新创业环境，激发各类人才的创造活力，以人才优势构筑发展优势。

(二)实施创新驱动，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

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是关系经济社会全局的重大任务，是实现包容性增长的前提条件。要完成这项任务，必须大力推进经济结构战略性调整，加快发展创新型经济，努力实现经济发展由主要依靠物质资源消耗向创新驱动转变、粗放式增长向集约型发展转变。

加快产业结构调整，建立以高新技术产业为主导、先进制造业为支撑、现代农业为基础、服务业为主体，结构优化、技术先进、清洁安全、附加值高、吸纳就业能力强的现代产业体系。坚持发展动力包容，把扩大消费需求作为扩大内需的战略重点，加快形成消费、投资、出口协同拉动经济增长新格局。坚持市场主体包容，继续调整和完善所有制结构，积极发展壮大产权多元化的混合所有制经济，增强国有企业发展活力、大力培育和发展非公有制经济，不断扩大市场主体数量和规模，提高发展主体市场竞争力、抗风险能力和可持续发展能力。坚持区域发展包容，加大统筹城乡力度，加快推进城乡经济社会发展一体化，加强整体谋划、板块开发，推动各类要素跨区域流动和合理配置。

(三)提高基本公共服务的均等化，着力保障和改善民生

包容性增长最基本的含义是公平合理地分享经济增长带来的收益。基本公共服务与人民群众最关心、最直接、最现实的切身利益密切相关。因此，要实现包容性增长，就有必要落实基本公共服务的均等化，特别是在医疗、 教育 等领域，在城乡之间逐渐实现机会平等。

要把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作为社会实业领域改革发展的重要任务，真正做到政府保“基本”、社会和市场管“非基本”，逐步完善符合省情、比较完整、覆盖城乡、可持续的基本公共服务体系。在指导方针和目标设立上应深入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以大幅提升公共就业服务、社会保障、保障性住房、义务教育、基本医疗卫生、公共文化体育、福利救助服务的供给和均等化水平为主要任务，切实加大财政投入和政策支持力度，优化资源配置，深化体制改革，分阶段、有重点地推进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

(四)深化收入分配制度改革，调整国民收入分配关系

建立公平合理的收入分配结构，不断扩大社会保障面，让不同群体共享发展成果，是实现包容性增长的题中应有之义。要积极推进收入分配制度改革，坚持和完善按劳分配为主体、多种分配方式并存的分配制度，健全劳动、资本、技术、管理等生产要素按贡献参与分配的制度，初次分配和再分配都要处理好效率和公平的关系，再分配更加注重公平，再分配具有社会公平功能。要完善居民收入分配调节制度，不断缩小收入分配差距。一方面，通过最低工资标准的提高增加低收入群体的收入，更重要的是通过公共服务、社会保障、转移支付等方法缩小其与高收入群体间的差距;另一方面，要扶持低收入和困难人群，探索建立城乡低保标准正常调整机制和与物价变动相适应的动态补贴机制。对于高收入群体，则是规范其收入，尤其是非法收入和灰色收入。要制定国民收入分配结构调整的约束性指标，调整政府、企业、居民在国民收入中的分配关系，提高“两个比重”即劳动报酬在初次分配中所占比重和居民收入在国民收入分配中所占比重，创造条件让更多群众拥有财产性收入，尽快扭转收入差距扩大趋势，促进居民收入和消费可持续增长，确保让广大劳动者分享经济发展的成果，让国民经济进入“GDP增长-居民收入提高-消费增长-内需扩大-经济持续增长”的良性循环。

(五)构建合理保障体系，促进和谐社会建设

完善的社会保障体系是经济社会发展的重要保障，也是社会和谐稳定的安全网，可以大幅度提高经济增长和社会发展的“包容度”。必须在经济发展的基础上建立覆盖城乡居民的社会保障体系，坚持广覆盖、保基本、多层次、可持续，加强社会保险、社会救助、社会福利的衔接和协调，不断提高社会保障水平。要加大公共财政的社会保障投入，扩大各类社会保险覆盖面，健全社会救助体系，发展社会福利事业和慈善事业，不断在全体人民学有所教、劳有所得、病有所医、老有所养、住有所居上取得新成效。推行益贫式保障政策，使贫困人群获得高于社会平均水平的收入增长。把握基本社会保障的普惠性与适度性，既借助公共财政补助等措施，做到“应保则尽保”，还应防止过度的社会保障引发对劳动者的负面激励和道德风险问题，避免损害包容性增长目标的实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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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BA写作分为两块，一块是论证有效性分析，一块是论说文。都是“论证”，考察的是考生的逻辑思维能力。所以主要掌握一定的写作技巧，再加上一些案例积累，就可以有效得分。

给出一段材料，包含若干小推理，要求考生找出文章中的几个逻辑错误，并加以论证说明为什么这些问题成为问题，考察的主要是批判性思维能力。

一般文章结构可以采用固定的总-分-总的结构，有条理的表达自己的观点和看法即可，不需要面面俱到，选择重点进行分析即可。

给出一个题目，考生分析试题所表达的观点后，表明自己的看法和见解，包括：支持、反对、总体支持若干保留等。

论说文的题目一般都是跟生活、工作息息相关的，考察的是创造性思维。

MBA的写作是对综合能力的考察，除了平时要多注意阅读文章、积累素材，更重要的是提高自己在思维逻辑方面的能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