韩国电视剧文化研究论文

你想的也太太太、、、美了吧

一、从传播的“深层控制”理论透视韩国影视产业的媒介生态环境 所谓“媒介生态环境”就是指大众传播机构生存和发展的环境，它主要由政策环境、资源环境、技术环境和竞争环境构成。其中政策环境对媒介生态环境有举足轻重的影响。从传播学的控制分析的角度讲，任何大众传播机构做为信息的传播者，都不能随心所欲的传播信息，它的传播行为总是受到社会特定的政治制度、政策法规、文化范示构成的潜网的深层控制。电视剧作为一种文本信息，它的生产和传播也必定受到这些因素的影响和制约，其中以政策和法规的影响最为突出。 韩国在遭遇亚洲金融风暴袭击后，重新认识文化产业，并将其作为21世纪发展国家经济的战略性支柱产业，积极进行培育。1998年正式提出“文化立国”方针。韩国文化观光部长南宫镇曾表示:十九世纪是军事征服世界,二十世纪是以经济,到二十一世纪是以文化建构新时代的时候。1999年至2001年韩国政府先后制定《文化产业发展5年计划》、《文化产业前景21》和《文化产业发展推进计划》，明确文化产业发展战略和中长期发展计划，推出一系列重大举措，有力地推动了文化产业的发展。 影视产业作为文化产业中的重要组成部分，在新的政策的扶植下得到了飞速的发展。大量的资金投入，保证了韩剧的高质量制作水准。在当今电视“内容为王”的时代，韩剧凭借高品质高质量迅速打开了的海外市场。据韩国文化观光部表示韩国电视节目出口额自1999的万美元,提高至2001的万美元,其中2001韩剧出口达9515集, 额约达790万美元;2002 韩剧外销收入达到1639万美元,出口集为12363集;2003 韩国电视台节目进出口情形为,出口比2002 增长46%,达4300万美元,进口则约2800万美元,在节目出口产品中, 韩剧就占 86%(亦即约3698万美元), 因此韩剧成为韩国电视最大的输出品。[1]出口市场以中国、日本、新加坡等亚洲国家为主，一些经典剧目还出口到俄罗斯、埃及和阿拉伯半岛。 相比之下，国内的电视剧市场不容乐观。上海电视节、央视-索福瑞媒介研究公司合作完成的《中国电视剧市场报告（2003-2004）》中指出：目前中国每年电视剧的产量在4万集左右，但其中只有7千集最终能在各地电视台播出，在能够播出的电视剧中，能称为精品的却是少之又少，一些“垃圾剧”长期霸占黄金时段。在中央台—省台—城市台三级市场格局下，有些地区垄断现象严重，电视剧交易价格和数量下降，限价和拖欠片款成为困扰制片方的难题。而相应的政策法规却不能及时的跟近，国产剧的生存环境得不到彻底的改善，自然也就拿不出更多的精品剧来。从国产电视剧外销的市场现状看，外销比例明显低于韩剧、日剧和港台剧，主要市场仍局限在东南亚华语地区，剧集类型主要还是古装剧。 通过对比可以看出，韩剧的成功运作，很大程度上得益于韩国发展文化产业的积极政策。《保护电视电影法》、《文化产业促进法》等一系列政策法规，为韩国影视业的发展营造了良好的“生态环境”。在这样的环境之下，电视剧的内容有了保障，电视剧的竞争环境得到了改善，必将带来的是电影电视业的健康迅猛的发展。 二、从“使用与满足”的受众观破解韩剧俘虏中国观众的奥秘。 “使用与满足”研究（uses and gratification approach）把受众成员看做是有着特定“需求”的个人，把他们的媒介接触活动看做是基于特定的需求动机来“使用”媒介，从而使这些需求得到“满足”的过程。[2] 这种新型的受众理论，虽然过分强调了受众的主观选择的随意性，有矫枉过正的一面。但它为传播学的受众研究提供了一个全新的视角，即“受者中心论”，挑战了传统的“传者中心论”的主导地位。体现了新型受众研究理论中“受众本位”和“人文关怀”的人本主义思想。韩剧作为一种大众文化产品，想要在中国市场被大量观众“消费使用”就必须要满足中国观众的“心理需求”。对受众的满足程度越高，其市场消费使用量也就越大。 （一）“娱乐渴求心理”的满足： 1975年，社会学家赖特在《大众传播的社会学观点》一书中，对拉斯韦尔的“媒介三大社会功能说”做出了重要的补充，增加了一项新的功能—“提供娱乐”。电视媒介特有的“声画一体”的特点，使人们的听觉和视觉功能得到最大限度的延伸，成为人们寻求娱乐的最主要大众传播媒介。电视剧作为一种依靠电视媒介传播的大众文化产品，其社会功能也与电视媒介本身具有高度的一致性，即“提供娱乐”。传播学者D.麦奎尔等人通过对电视节目的调查，分析了各类节目提供“满足”的不同特点，认为电视节目，特别是电视剧，可以提供消遣和娱乐，能够帮助人们“逃避”日常生活的压力和负担，带来情绪上的解放感。这种效用被称为“心绪转换效用”。 韩剧大多数走人情、爱情、友情和亲情为主的情感路线。被日常生活和工作所累的观众，在电视剧演绎“拟态生活空间”中，可以寻找到一丝情感上的慰藉。韩剧还大量使用喜剧和悲剧元素，最大限度地调动观众的情感，使观众在“悲与喜”的情感波动过程中，达到“心绪转换效果”。此外，韩剧追求一种“世俗的美”，这种美真诚的描摹世态人情的庸常与无奈，充满人类质朴的爱、质朴的同情与关怀。“世俗之美”来源于现实的生活之中，所以易于被普通大众所感触和理解。例如《蓝色生死恋》、《明朗少女成功记》和《天涯海角》等爱情题材剧中，频繁使用“白马王子和灰姑娘”这种世俗化的爱情叙事模式，满足了观众最朴素的期待视野和最原始的审美欲望，因此也更容易引起共鸣，达到“娱乐大众”的目的。 （二）“社会文化心理”的满足： 普列汉诺曾经说过：“任何一个民族的艺术都是由它的心理所决定的，在一定时期的艺术作品和文学趣味中都表现着社会文化心理。”社会文化心理是经过遗传积淀下来的传统的思维模式、生活经验、审美心理等原始心理印迹的集合，在人们的审美领域中发挥着重要的作用。[3] 当审美客体某中程度上满足了审美主体的社会文化心理需求，就能成功地达成了审美活动关系。 韩剧成功打入中国市场，是一次跨文化传播行为的胜利。跨文化传播成功的关键就在于它找到了两种不同文化的契合点，实现了社会文化心理的接近。韩国和中国同处亚洲，共同拥有亚洲文化的共同情感。韩剧文本中所蕴藏的韩国社会文化,就是包括中国传统文化为根源的东方文化，特别是儒家文化。像《看了又看》、《澡堂老板家的男人们》这样的家庭伦理剧，提倡的是大家庭成员之间的互相关爱、孝敬父母、夫妻恩爱等最基本的儒家道德思想，十分迎合中国观众的家庭伦理观念。《天堂的阶梯》、《青春》、《冬日恋歌》等爱情悲剧，演绎的是男女主人不离不弃、坚贞不渝的爱情，与中国古典文学中经典的“海枯石烂不变心”的爱情故事有异曲同工之处。中韩两国社会文化心理的共通性，使中国观众对韩剧文本的解读变的更容易，对韩剧思想内涵的理解更深刻。 与韩剧传统的家庭题材剧不同，国产剧近几年来一直以涉案为主流。《中国电视剧市场报告（2003-2004）》中指出，根据2002年对33个城市156个频道17时至24时电视剧收视的统计数据，中央级频道和省级卫视频道播出的涉案剧和都市生活剧在现代剧中并列第一，而观众收看涉案剧的时间最多，占收视份额的17％。《重案六组》、《玉观音》、《荣誉》、《绝对控制》、《至高利益》等涉案剧成为荧屏“霸主”。紧随其后的都市剧，也多以婚外恋和第三者为主要题材。题材的单一化极易使观众产生收视上的疲劳。所以韩剧这种主打家庭伦理和坚贞爱情的电视剧，弥补了国内电视剧市场的空缺，满足了大众对真、善、美最基本社会道德的心理渴望，自然也就吸引了广大观众的眼球。 三、从传播的“培养分析”理论看韩国影视产业的消费者培育策略。 “培养分析”（cultivation analysis）也称“教化分析”、“涵化分析”。该理论的核心观点是：传播内容具有特定的意识形态倾向，这些倾向通常不是以说教而是以“报道事实”、“提供娱乐”的形式传达给受众的，它们形成人们的现实观、社会观于潜移默化之中。[4] 电视做为电视剧的传播媒介，具有易得性强、受众数量庞大、视听兼备等特点，已经成为人们获得信息和寻求娱乐的主要媒介渠道之一。“培养分析”理论尤其强调电视媒介在形成“共同意识”中的这种巨大作用。韩剧作为一种媒介文本，寓意识形态及价值观于文本之中,通过电视媒介潜移默化地影响阅听人的消费形态，培养了受众的“消费共同意识”。 （一）商品消费意识的培养： 韩剧历来以重视细节和场景设置著称，电视剧中韩国人前卫的穿着打扮、精美的家居摆设和时尚的消费用品刺激着每个观众的消费欲望。韩剧的流行, 带动了其他韩国商品进驻市场进而缔造更多商机,无论是手机、服饰、化妆品、电玩动画、电影,甚至整形技术,都藉由韩剧这一媒介文本,渐渐打开市场, 影响到阅听人。所以我们就不难为何三星公司会巨资投入影视拍摄，也不难理解为何各大城市的韩国料理店、服饰店、文化城如此受到人们的青睐。 （二）旅游消费意识的培养： 韩剧拍摄地点的选取十分讲究，这不仅是追求诗化剧情的需要，更是把旅游业与影视剧结合的一种商业策略。《蓝色生死恋》的拍摄就选在风景优美的束草。剧中俊熙和恩熙骑车嬉戏的田间和他们生离死别的海边，给每个观众留下了深刻的记忆。该剧在中国大陆和港台地区热播以后，掀起了一阵韩国旅行热。韩国方面特意开出“去束草，觅爱情”的专线，让游客参观《蓝色生死恋》的拍摄地，再次重温观看电视剧时的感动。束草也因该剧被更多人所熟知，成为了热门的旅游景点。据韩国观光公社台湾分社表示:受到席卷台湾的“韩流”的影响,2003到韩国旅游的台湾游客比2002 增加 50%.2003 到韩国旅游的台湾人达18万人次,创下10年来的新高,这是比2002的12万人增加50%(朝鲜日报,2004),韩国观光中有许多是针对韩剧拍摄地点而设计的。如:华克山庄即因《情定大饭店》一剧扬名海外,另如《冬季恋歌》及《All In》也分别为江原道及济州岛带来观光人潮,缔造了近十亿韩币的观光收益。 （三）偶像消费意识的培养： 韩剧的主演大多是俊男靓女，很多主人公成为了年轻人心中的偶像明星。比如：《蓝色生死恋》中的宋慧乔、宋承宪、元斌；《妙手情天》中的安在旭、金喜善、秋尚美；《天涯海角》中的柳时元、金浩真等等。这种青春偶像文化以影视剧为载体，通过大众传媒特有的“地位赠予”（status conferral）功能, 在广大受众，特别是年轻人中，迅速的扩张。偶像的魅力在于其强大的社会示范效果，他们的行为、言语、衣着都可以成为其崇拜者追捧和效仿的对象。韩剧可以说是一个“偶像制造”的大本营，在成功的制造明星以后，便会利用偶像的示范作用，大力挖掘偶像的商业潜力，开发偶像消费市场。 以《红豆女之恋》和《明朗少女成功记》走红的韩国女星张娜拉，就是一个典型的例子。凭借影视剧窜红的她，迅速成为了广告商眼中的宠儿。接拍的广告几乎涉及了移动通信、饮料、化妆品、服装和金融等所有领域。2004年，她以10亿韩元的酬劳，接拍了中国的波鞋广告。同时，其演艺事业逐渐拓展到中国市场，日前她签约邓建国旗下的巨星影业公司，正式进军中国大陆。2005年1月，她又在中国大陆推出了自己的中文专辑《一张》并在人民大会堂召开专辑新闻发布会。在不到两年的时间，就在广告、影视和音乐三个领域成功地占据了中国的市场分额，实现了其市场开发的偶像价值。 韩剧在对外传播的过程中，不仅仅停留在电视剧出口的“一次性收益”上。通过媒介文本的潜移默化的影响，得到了二次甚至多次收益，逐步形成了以电视剧为龙头带动旅游、文化产业的一系列“商业链条”。相比之下，国内电视剧的价值实现形式还处于依靠广告这种原始单一的模式，以至于观众对冗长的广告怨声载道却又无可奈何。国产剧在挖掘电视剧文本的影响力价值和培育产业链意识这二方面很有必要借鉴韩剧的成功经验。 我国加入WTO以后，全球化的浪潮必将席卷整个文化产业市场。在与整个世界文化产业碰撞和融合的过程中，如何成为跨文化传播的主体，如何大力有效地宣传中国文化，如何让中国的文化产品被世界所认同，是摆在我们面前的一项艰巨而紧迫的任务。电视剧作为文化意识形态的文本载体，是整个文化产业的重要组成部分，它的成功对外传播必将会带动整个文化产业的全球化发展。韩剧在中国的成功就给我们提供了一个典型的例子，也给我们留下深深的思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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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产业特征看韩国电影振兴韩国电影振兴现象产生的社会背景经济领域，韩国接受了资本主义的经济体制，自60年代以后，经济得到了飞速的发展。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之后，金大中政府采取一系列务实性对策，不仅迅速从金融危机的阴影中走出来，经济发展还出现了新的局面。韩国成功地从一个农业国进入现代化国家，创造了所谓“汉江奇迹”。现代化是和都市化、工业化、教育的普及、职业分工的专业化、通信的发达等经济发展现象紧密地联系在一起并和特定的社会政治变革联系在一起的。在这个过程中，韩国城市的发展显著，都市化率从1950年的，发展到1995年的。政治领域，80年代韩国进入政治解冻期，1980年的光州事件和1986年的民主运动(注：以大学生为核心发起的两次民众民主运动，抗议军人专制政权，曾得到韩国社会各界响应，但最终被军政府血腥镇压。前者亦称光州民众斗争，后者亦称六月抗争。)使韩国独裁政府恶名昭著。1988年通过国民投票实现了向民主政权的过渡；1993年文人政府上台；接着1998年出现了堪称韩国政治史上具有划时代意义的“在野党交接政府”(注：1997年12月18日金大中在总统竞选中获胜，标志了韩国建国起第一次“政权交替”，在野党第一次成为执政党，少数党第一次战胜多数党。)的政治发展进程。笔者认为，造成这种民族特质的原因有多种：一、有史以来，韩国即为单一民族国家，没有像中国、美国等民族大融合的历史；他们认为自己的血脉最纯洁，最干净，在韩国最常见的标语是“身土不二”(注：“身土不二”是一个比较宽泛的概念。笔者根据所阅资料整理出以下两层意义：其一，它是热爱本民族的象征，对生养自己的土地抱有依恋与敬畏的复杂情感。体现在微观的经济领域上，韩国出产的商品上多印有“身土不二”，尤其是农副产品一律如此，其意类同于中国的“提倡国货”。其二，它从人与土地(自然)的关系应和谐共处而延伸成为一种民族文化精神，与我国的“天人合一”有相通之处。“身土不二”不仅是韩国传统，还是自70年代起由政府发起的“新生活运动”的具体内容，包含有城市民族化、乡村现代化的意味。)；二、20世纪屈辱的被侵占、被分裂的历史，使现代韩国人具有强烈的独立意识和民族自尊心；三、地理生存环境——如金大中所说，韩国为美、日、中、俄四大列强所包围，本身又是山多地少、资源匮乏的小国(注：李立绪：《韩国启示录——韩国经济危机实录》，企业管理出版社1998年，第385—386页。)；四、经济领域内的“汉江奇迹”所赋予的自信心；五、韩国儒教传统影响(注：中国儒教传统中，有以道德之有无来作“华夷”之辨的言论，韩国儒教继承了这种说法，甚至在某些历史阶段，把受西洋沾染的中国也视为夷。)。了解这种民族特质或者说民族文化心理现象，对于解释某些韩国电影现象是非常必要的。这种民族文化特质不是始自90年代的电影振兴现象，而是一以贯之于包括韩国电影在内的韩国民族文化当中。“从20世纪中叶以后的情况就可以看出：在朝鲜战争的危机中生存问题成为绝对的问题，从60年代到70年代，国家成为支配性的生产主体，以‘民族文化’为中心形成了‘国家主义意识形态’。相应地，韩国的现代化就意味着‘独裁下的开发’，接下来就出现了到70年代与80年代为止仍旧是‘政治问题’独占主导性言论的现象。换言之，60年代以后，文化主要是在‘理念上’被消费，而没有确保其大众性这种状况。忠武路(注：忠武路是汉城市中心的一个地名，上世纪20年代韩国电影开始以来，主要电影制片公司和主要电影院都集中于此，既是韩国电影的摇篮，在90年代中期之前也是韩国电影制作方的代名词。)是自20年代以来韩国电影制片公司的主要集中地。半个多世纪以来，他们以中小资本对抗好莱坞电影，勉强维持生产。电影资金的两大来源，一是地方发行人的预付款，二是录像版税。80年代末期的“电影自由化”政策打破了20家电影公司垄断本土电影的局面，一时间有一百家电影公司成立，活泼多姿，自由竞争，但规模既小，秩序全无，根本无力回天。韩国的电影文化也深受好莱坞电影模式影响。忠武路电影街制片模式下的商业片，多运用好莱坞的叙事策略，来服膺儒家思想，一方面取悦观众，一方面不触犯严格的电影审查制度。类型基本是通俗情节剧、古装历史剧、B级动作片和软性色情片。2.大企业涉足电影业财阀体制是韩国经济发展中的一大特色，现代、大宇等等大企业在韩国政府的支持下，对韩国经济的高速发展曾起到十分重要的作用。政府同样支持它们对文化事业的扩张。90年代初期每年都有一部绝无仅有的高票房电影，1991年是李明世执导的《我的爱，我的新娘》，1992年是金义锡执导的《结婚的故事》，1993年是创造了100万观众人次的《西篇记》。这三个由新导演创造出的票房神话，赋予了大企业信心。他们相信只要方式得当，投资电影一定可以盈利。韩国大财团纷纷投资电影业。他们首先买断版权，继而染指影院的运营、制作、流通、配送等相关环节，参与步骤比较有序。如三星、大宇、鲜京都从录像带的营销开始，在较短时间内掌握了大部分主要国外电影公司的录像带版权，在制作领域，他们则首先以购买韩国电影的录像带版权的方式来参与。大企业为迎接多媒体时代而忙于兴建新剧场或租赁已有剧场。三星、大宇、鲜京和壁山等大企业在大城市里买入主要电影院，或是建立新的复合电影院，来形成连锁的放映系统。以1997年为例，刚刚成立电影事业公司的现代集团就租赁了汉城名宝剧场的5个电影馆。有的大企业则通过与国外的电影公司联手来进军电影业。第一制糖公司向美国的梦工场投资三亿美元，得到其出品影片的亚洲地区版权；并和香港的嘉禾电影公司合作，在韩国设立了JACOM电影制作公司。大企业的介入对于只有好的创意却没有足够资金的新导演和独立制片人来说，无疑相当于雪中送炭。以前忠武路制片体系中“论资排辈、熬年头”的惯例被打破，那些从电影学校毕业或者留学归来的新导演，获得了一显身手的机会，怀才不遇的副导演、商业广告的导演们也有了意想不到的机会。李光熏由此导演了《封大夫》——1995年票房最高的国产影片；李民勇导演了《炎热的下午》——一部风格独特的女性主义影片。1994-1996年间，大企业在电影业的投资蓬勃发展，完全激活了电影市场(也为日后的不稳定埋下隐患)。电影制作体系迅速分化，出现了四种不同的电影制作体系：原有忠武路制片方式，独立制片人制，大企业直接制作方式以及独立电影。不少年轻的导演和制作人脱离了忠武路制作系统，建立了以导演为中心的独立制片人制度，如朴光洙制片、企划时代、张宇锡制片等公司。大企业都喜欢票房价值高的电影，注重迎合年轻一代观众的兴趣，对这样的电影不仅投入资金，并且要造成良好的土壤，使制作以创意为主的新电影的独立制片人能够扎下根来。他们既制作出了相对高投资的商业电影，也促使独立制作方式的低成本电影向商业领域迈进。这三年间电影面貌为之一新，既有大制作、高票房的动作喜剧片《两个警察》(Ⅰ、Ⅱ姜禹石)、浪漫喜剧片《封大夫》(李光勋)、以特技制作闻名的《银杏木床》(姜齐奎)、科幻片《木槿花开》，也有票房评论双丰收的低成本之作《时间长久持续》(金应寿)、《猪掉进井里的那一天》(洪尚秀)、《鳄鱼》(金基德)、《恐怖分子》(金永斌)、《千年的爱》，也有艺术电影如《黑土地白百姓》(裴庸均)、《花瓣》(张善宇)，女性电影如《像犀牛角一样一个人走》(吴丙哲)、《炎热的下午》(李民勇)、《妈妈有了男朋友》(金东斌)。大企业的进入，最重要的后果是，直接促成了韩国制片人制度的形成。3.风险投资进入电影业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爆发后，大企业自身难保，对电影的投入迅速减少，很多大企业纷纷退出电影业。只有三星是个例外，在1998年投资了6部影片，获得相当大的成功。金融危机后，财阀集团在国民经济中的地位逐渐下降，政府积极扶植中小企业。尤其是在风险投资中小企业的政策引导下，中小企业逐步开始取代财阀集团在国民经济中的主导地位。以高科技密集为特征的风险投资中小企业给韩国以往比较臃肿与僵化的产业结构注入新的活力1997年11月，通商事业部宣布电影业及相关产业属于风险投资产业。这意味着电影融资比较容易，并且可以享受减免税等优惠待遇。风险投资公司迅速占据了大企业撤资后的空缺。他们带来全新的投资概念，同时引导独立制作公司制作题材更集中的片子，并加强营销概念，电影市场日趋专业化。日信创投是忠武路上最知名的投资公司。它不仅作投资还充当投资管理者的角色。它的收益分配比例相当优惠：5∶5，而一般大企业都是6∶4。仅在1996年到1998年间，他们投资的电影就有《银杏木床》《上网》《哈利路亚》《八月圣诞节》《安静的家庭》《驱魔录》。电影政策及电影文化对电影的影响1.电影政策电影审查制度韩国电影审查制度形成于20年代日占期。八九十年代严格的审查制度严重阻碍了电影的健康发展。1996年10月4日，法庭宣布电影公映伦理委员会的审查违反宪法。这结束了70多年的电影审查制度，同时提出了新的迫切问题：建立等级分类制度。1998年，围绕新的电影法(1994年制定的《电影振兴法》)，年轻一代和保守派的分歧越来越大，问题焦点在于等级外电影专用馆和电影振兴委员会的设立。对于韩国电影来说，目前的等级分类制度毕竟提供了更宽广的题材空间和表现空间。《两个警察》系列揭露警察的违法勾当，《美丽青年全太一》批判70年代的军事独裁体制，《花瓣》揭示了80年代群众遭到镇压的“光州事件”。1999年有两部影片《黄头发》和《谎言》(张先禹)，因暴露镜头被禁，引起广泛争议。但是影片经修改勉强通过审查后，却在市场上获得巨大成功。电影放映限额制度朴正熙的军政府在1966年开始施行限额放映制度，本意是过滤掉西方的某些影响，但在以后的数年中，它却成了保护民族电影的一张安全网——政府立法规定每家电影院每年至少放映146天(具体天数后有变化)的本国电影，这就是所谓“电影季节制度”(Screen Quarter System)，本文译为“电影放映限额制度”。90年代中期以后，韩国国内几度出现主张缩小甚至取消电影放映限额制度的论调。1998年12月2日，韩国外交通商部提议，参照与美国的双边投资协议，从2002年起将106天的限额降至92天。电影界担心，如果这项提议获通过，好莱坞洪水猛兽般的商业大片将逐渐淹没本土电影。由此爆发了一场知名导演、明星发起的电影界大规模游行示威。1999年6月电影界又两次举行示威活动。韩国政府被迫让步，暂定在本土电影占有市场40%的份额之前，维持限额制度。尽管限额放映制度一定程度上损害韩国电影业的利益——韩国的电影放映量从1993年的640部降至1997年的502部，生产量从1993年的63部降至1997年的59部。但作为一种意识形态性极强、国家民族特性浓厚的特殊文化产品，电影应独立于自由贸易协定之外，似乎在美国以外的国家已达成一种共识。经济政策调控为振兴民族电影，韩国政府在90年代至少三度启动政策调控。90年代初期为鼓励大财团进入电影界制定了减免税收的电影振兴政策。1997年后实行抵押版权融资制，比如1998年，国有的电影振兴公司为10部电影作抵押版权融资，共提供30亿元韩币。这10部电影其中就有林权泽参加戛纳电影节的《春香传》。第三种举措同样重要，即是在1997年将电影业列入风险投资行业。2.电影文化的普及前文已简要提到，90年代上半期大众文化及其他娱乐媒介对电影的双重影响。流行音乐、电视剧等大众流行文化日益繁盛，观众普遍的文化素质提高，明星制初步建立等等，对电影呼唤与支持的一面毕竟大于抢夺电影观众的一面。从1995开始，韩国电影文化迎来充满活力的时期。借纪念电影诞生100周年的机会，进入90年代后一直在上升的热情终于爆发出来。1995年3月大钟奖电影节上放映了7部国外艺术电影。同年11月，电影制作公司“白头大杆”设立艺术电影专业馆，放映了前苏联电影《牺牲》、伊朗电影《何处是我朋友的家》、《橄榄树下的情人》等国际一流的艺术电影。仅仅《牺牲》一片，在一个月内就吸引了两万名以上的观众。电影发行商开始注意“艺术电影”商业化的可能。这一年，王家卫的《东邪西毒》等三部影片在韩国上映，每部电影的观众人次都达到十万以上。同时期开始，电影史上的经典影片通过有线电视进入了千家万户。借助于这些积极的市场引导与开发，以前只熟悉好莱坞和香港商业片的观众，对电影的印象和理解开始改变。大众媒体开始积极报道电影新闻和介绍电影知识。就在这一年，电影月刊《KINO》和电影周刊《CINE21》创刊，他们把韩国和国际电影界的最新消息以一种雅俗共赏的方式介绍给韩国民众。《KINO》目前已经成为韩国最权威的电影杂志。90年代中期以后在韩国掀起的电影热演变成一种电影文化热，韩国各大学相继开设了四十多个与电影相关的专业。大学里的电影讲座挤满了来自不同专业的学生。韩国国立综合艺术学院设立了电影学校，购买了完备的电影制作设备。电影节在短时期内韩国还举办了釜山和富川两个大型的电影节以及数十个小型电影节。其中釜山电影节至今已举办6届，成为亚洲最重要的国际电影节之一。釜山国际电影节创始于1996年，由釜山艺术学校、中央大学二校的电影系提议，在釜山电影界和釜山市政府的支持下获成。1996年10月的第一届釜山国际电影节就达到万观众人次的良好效果。(注：金东虎(韩)：《亚洲电影发展的后盾——记釜山国际电影节》，(韩)《高丽亚那》杂志2000年春季号，中文版，第24页。)在诸多亚洲国家的电影节中，釜山电影节与众不同的战略值得重视。第一是它最初就定位于“非竞赛性电影节”，避开了与其他电影节(如国际一流电影节和同时间的东京国际电影节)之间不必要的竞争，而专注于作为亚洲电影展台和展映国际最优秀电影的作用。第二是它推出的两项特别计划。“新浪潮电影”及其扶持制度：选择亚洲新导演的第一二部作品展映，把它们推向国际舞台，并为保障这些影片在韩国境内的发行放映，给予发行商3万美元的资助；釜山振兴计划(PPP计划，开始于1998年第三届釜山电影节)：为有电影制作计划的亚洲导演和世界级的发行公司、制片人、赞助商创造合作机会，促成合作投资或共同制作或对影片后期制作提供赞助。香港的陈果、台湾的林正盛、日本的筱崎诚、中国大陆的贾樟柯、张元、王小帅等导演都从PPP计划中获益。釜山电影节对亚洲电影新人的成长，作出了切实的贡献。釜山电影节不仅为韩国电影和亚洲艺术电影提供了制作机会、拓展了电影市场，还和众多的国际电影节达至沟通，使韩国电影大批进军国际展台。仅1999年就有80部韩国电影计150次在73个国家和地区参展，其中包括戛纳电影节和柏林电影节。此外，釜山电影节本身产生了相当可观的经济效益，为釜山影视业的发展提供了重要契机。釜山市政府选择影视业为战略产业，组建釜山电影委员会，推动了釜山文献电影馆、数家多功能影院的相继建成，陆续筹建影视信息城、主题公园、动画片中心，并对与釜山相关的电影行政和财政的支持。(注：金东虎(韩)：《亚洲电影发展的后盾——记釜山国际电影节》，(韩)《高丽亚那》杂志2000年春季号，中文版，第29页。)其中包括以釜山为影片背景的《朋友》。总体来说，电影节最根本的作用在于它成为韩国大众文化生活中的一个“事件”。与报刊、电视、流行音乐等大众传媒一起，它们构筑了韩国电影振兴现象得以发生、发展的意识形态背景。3.纪录片与短片的繁盛短片和纪录片的发展，是90年代韩国电影界一个异乎寻常的重要现象。截至1999年，韩国年产短故事片300多部，并通过国内外各种电影节上映。纪录片80年代韩国曾出现一批源自大学校园的电影团体，他们标榜“独立”和“进步”，既反对官方和商业电影，也反对实验电影和作者电影，而是试图与进步的文化团体、工人阶级联合起来，拍摄纪录片，并以录像带的流通来代替商业电影发行。政治动荡的80年代末，他们在政治活跃团体、进步工会、学生会等群众团体的支持下，制作出了一批反映韩国社会矛盾的影片。“电影制作所”(1987年成立)和“劳动者制作团”(1989年成立)是其中最为重要的两个地下电影团体。前者拍摄的《理想国》(16mm，110分钟)，第一次以剧情片方式处理光州事件；1990年的《罢工前夕》(16mm，100分钟)则是以忠实刻画工人运动为内容的剧情片，成为独立电影的里程碑。因政府禁映，该片通过校园和工会礼堂自办放映，而警方甚至出动直升机投掷催泪弹来驱散观众。“劳动者制作团”则是进步纪录片的突破，他们制作了十数集每集1小时的《新闻电影》，专注于韩国工人运动的最新话题。事实上，这些电影团体建立了校园、工厂放映和录像带流通的独立发行渠道。如果说80年代的独立影片内容上着眼于工人运动，政治导向上具有强烈的反政府性，价值取向偏于集体价值、共同空间优先个人、日常空间。那么自90年代开始的独立电影则远为多元和复杂，尝试着以多种方式去反映丰富的社会生活。在纪录片方面，边英珠的《嗫嚅三重奏》(1994-1999)用二战期间沦为日军慰安妇的妇女证词来揭露性暴力和军国主义问题；李庆顺的《蒲公英》(1999)表现一位父亲在民主化斗争中痛失爱子的悲伤和勇气；洪亨淑的《本名宣言》(1998)描写一位旅日韩侨的流浪经历；朴基福的《别管我们》(1999)则以离家出走的少年和家庭暴力为素材，描写体制和反体制势力都漠然无视的社会边缘阶层。这些纪录片普遍不再以旁白或采访来引导观众，而代之以客观纪录的方式来试图还原生活本身。导演金东元自80年代末一直追踪城市开发区拆迁户的居住权问题，已拍出《上溪洞奥林匹克》(1988)、《杏堂洞的人们》(1995)和《另一个世界》(1999)三部曲。《另一个世界》拍摄了拆迁户争取到开发区居住权之后的生活，关心的焦点从特权化的意识形态转向日常生活的政治学，其关注的核心问题乃是现代社会中人与人之间的认识与沟通。笔者认为，不了解这些信息，就不可能充分认识韩国电影振兴现象，不可能细致读解韩国的类型片，如作者化的黑帮片《绿鱼》、《搏动》。短片短片的繁荣是90年代另一个重要的电影现象。80年代的年均产量不超过50部，而90年代却达到300部以上(注：南仁英(韩)：《差别美学，日常生活的政治学——评90年代韩国电影短片和纪录片》，(韩)《高丽亚那》杂志2000年春季号，中文版，第30—35页。)，其中大部分出自电影专业学生和业余电影爱好者。90年代初由三星公司出资举办的汉城短片电影节，既是短片的盛会，也是商业电影公司挖掘新人的地方。(2002年4月三星出资在北京举办了DV短片电影节。)90年代后期，韩国短片电影节增多，主要有独立电影论坛、独立短片电影节、釜山亚洲短片电影节等，很多韩国短片还参展戛纳等大量国际短片电影节，获得了较好的成绩。韩国90年代的纪录片和短片具有三个层面的重要意义：1.为主流电影业提供新的电影人才和活化电影氛围，一定程度上直接催生了韩国电影振兴现象并刺激其发展；2.在题材和表现领域上有效弥补了商业影片不敢涉足的领域，与主流商业片互为补充，并成为新的电影美学的催化剂；3.使电影产业和社会文化、艺术保持着良好的互动关系，平衡着电影作为产业、艺术和意识形态的三重功效，是韩国电影能够健康发展的深层原因之一。制片人的时代——韩国电影产业格局特点1.制片人制度的确立难以确切统计目前韩国有多少家电影制作公司，1997年至今，每年的五六十部电影分别是由30家左右的电影制作公司制作出来的。很多导演成名后即成立自己的制片公司，并常以姓名来命名公司。可以确定的是，进入90年代后的韩国电影，制片人控制着从管理资金、策划到制作的全过程，这一制作系统已经完备。这十年可以说是制片人的时代，成功的大部分电影如果说是“制作人的电影”也毫不夸张。此处所说的制片人，主要指前述90年代后兴起的独立制片人。首先，制片人的融资渠道多种多样。他们通过向发行公司销售地方发行权，或者销售录像带版权来获得投资，90年代以后则主动向大企业或风险资金拉投资，向政府的电影振兴公司做抵押版权融资。近两三年甚至出现通过互联网募集社会资金的情况，如后来在票房上大获成功的《犯规王》，在互联网上公开募集1亿元韩币，每位影迷都可以从自己的账号上投资5万元韩币，极大地活跃了制片机制，推动了参与意识和消费互动。其次，制片人以经济利益为导向，注重商业类型片的生产(包括策划、制作、控制)和宣传营销，并将主体受众瞄向年轻观众。他们极为重视影片的前期策划和精密控制，以迎合或引导市场。80年代的重要导演裴昌浩和李长镐在90年代上半期拍出的艺术电影在商业上完全失利，使独立制片人认为必须把握观众迅速变化着的消费趣味。各独立制片公司负责策划和营销的部门日益专业化。1995年的《301，302》、《炎热的午后》、《低声》等几部女性影片把高学历的年轻女性作为目标观众，获得较好的收益。然而1995、1996年间，曾被寄予厚望的大部分的低预算影片终归失败，因为观众并不理会什么“低成本”和“新导演”之类的说法。于是制片人把更多的精力投入到分析市场趋势、把握观众趣味和严密监控制作过程中去。1998年开始兴起的伤感类型的爱情文艺片热和恐怖片热，正迎合了经济低潮期的观众，大获成功。如《信》、《女校怪谈》。为确保商业利益，制片人不得不效仿市场上已经成功的影片，而这种“效仿”、“跟风”，实际上即是类型的重复、成规化和深入、革新的过程。“跟风”使得韩国国产电影的市场占有率提高，类型模式生成，同时，电影受众的年龄层相对向低龄化发展，因为他们相对容易趋附和引导。除了像《西篇记》、《生死谍变》和《共同警备区》依靠媒体的成功宣传，在全国获得巨大反响的影片外，其它能使中年以上的观众也能来到剧场观看的电影几乎没有。这其实是一把双刃剑，利弊兼有。韩国制片人制度的第三个标志是，大片的出现和制作费的普遍提高。经济利益决定了大财团和风险投资、独立制片公司喜欢票房价值高的电影，如同好莱坞的“重磅炸弹”策略，制片公司和发行公司为了吸引更多观众的眼球，影片投资不得不与日俱增。为了保证票房，或者说为了拥有更多的票房安全感，商业片中普遍起用明星，无疑也增加了制片费用。 韩国国产电影制作费变化表(1995—2000)(注：根据韩国电影振兴委员会网站英文资料 ，笔者翻译、绘制。)年度 819992000平均制作费用(千美元) 769 1000115414621654 韩国电影发行网的扩大使韩国电影也可以成为“大片”——大投资的电影在数十个、上百个影院同时上映，在短时期内迅速获取高额票房收入。而原来大片的概念是只属于好莱坞电影和少数香港动作片的。然而韩国电影业的资金与人才毕竟有限，一家公司要制作10部影片，其中两三部能引起关注是正常状态，但在韩国电影制作系统内部，事实上往往把所有的力量倾力于其中一两部影片的成败，剩余的作品则干脆被视为没有价值的产物。一两部高票房的电影可以成就一个公司(制片人)和一个导演，而一两部影片受挫则拖垮一个公司和埋没一个导演，也是屡见不鲜的事。许多80年代重要的电影导演现在没有机会拍片，不能不说是韩国电影业的一个损失，也是一种潜在的危险。大片和高票房策略还助长了观众和媒体对韩国本土电影的盲目热爱，韩国电影振兴现象的“过热”病值得警惕。此外，制片人中心制下的演员明星制或者称明星效应，在韩国电影中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与好莱坞、香港相比，韩国明星的类型化情况不明显，这是一个重要的产业特征。朴中勋是韩国最为杰出的喜剧演员代表，创造了90年代上半期最为成功的商业片(《我的爱，我的新娘》、《两个警察》等)，但他也出演《冷酷无情》这样的动作片。影院联合集成统一院线，并和发行公司达成更为密切的关系，使韩国放映系统趋于规范。影院的普遍改造和多厅影院的出现，满足了观众的多样化需求。在经历了90年代初期的影院萧条后，90年代后期，韩国的银幕数量开始不断增多。 韩国90年代银幕数量变化表(注：根据韩国电影振兴委员会网站英文资料，笔者翻译。)年份银幕数量观众人次(百万)1991 韩国电影振兴现象是在政治民主化、经济发达、大众文化普及的社会背景下，由资金来源变化、电影政策宽松、电影文化普及和新型电影人才出现所带来的电影繁荣现象。其主要标志是制片人制度的形成和商业类型片的繁荣。90年代后期韩国电影的成功，首先证实了电影的经济原则：电影是在资方、观众、制片方、发行方、院线——而且主要是观众和制片方——之间不断交流、协调的结果。制片人作生产的主要控制者，将商业利益置于首要地位，将类型片作为主要生产品种，在成规化生产的同时不断提高工艺水准和拓展类型品种，以满足和引导观众新的消费需求，同时不断提高生产费用并采用大片战略以获取更高利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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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几年，韩剧风靡中国，它所彰显的道德伦理、价值观念与我们有悠久的历史和文化渊源，有许多共通之处，从而体现出其传统的、民族的文化受中国文化的影响。所以，对于外来的文化影响，不能麻痹对待，却也不必草木皆兵。引言：屈指一算，韩国电视剧已悄然走进中国15年了。如今韩剧就如同这个国家的泡菜一样，以平实的特质和独有的魅力吸引越来越多的中国观众。看看央视索福瑞的市场调查吧：从2002年到2005年，几乎所有的省级电视台都播放过韩剧，我国电视台2004-2005年播出的699部引进电视剧中，就有来韩国。看看我们的身边：翻开报纸，关于韩剧的报道占据了越来越多的版面；登陆互联网，有关韩剧的剧情介绍，剧情下载，剧照图片是最热门的搜索关键词；就连给朋友打个电话，对方的彩铃也是韩剧主题曲。韩剧的“来势汹汹”甚至已引发了一些中国电视人的“讨伐”，以至于在05年6月第11届上海电视节上，一些中国电视剧导演，演员纷纷控诉韩剧抢了他们的“饭碗”，历数韩剧的种种缺点，甚至要求动用行政力量限制韩剧在中国的进口和播出。到底韩流对中国人有哪些影响呢？韩剧到底有什么样的魅力，吸引了这么多的中国人?对于韩剧，我们需要学习还是抵制呢？我们几位同学对此进行了探究。“韩流”的起源：“韩流”的发源地是在中国，以电影电视剧和大众音乐为核心。中国和韩国自1992年建立外交关系后，1993年第一部韩剧《嫉妒》在中国cctv播出，此后一系列有关家庭伦理，男女爱情的韩国电视剧开始出口中国，特别是1994年cctv曾经播过的《爱情是什么》在1997年重播时，在进口电视剧历史上创下了第二高的收视率，从此“韩流”开始了。此后，《星梦奇缘》《蓝色生死恋》《冬季恋歌》《浪漫满屋》等一系列韩剧的陆续引进，在中国掀起的一波又一波的收视热潮。韩国大众音乐则是通过1997在中国开播的“汉城音乐厅”在中国流行起来的。“韩流”改变了我们的日常生活衣：韩剧《浪漫满屋》播出后，短外套铺天盖地，胸下切分的上装，端到胸口的外胎小背心比比皆是。大街上的流行女装店，随意一打量就不难发现有“韩味”。最深刻的改变，是你觉察不到的改变。 不少满身韩服的女孩子，并不承认自己在学明星，而是认为这本来就是她们喜欢的样子。食：超市里，小袋的韩国泡菜是最好卖的速食菜。韩国菜馆也越来越多，最好卖的是烤肉和大酱汤，只因为裴勇俊在《冬日恋歌》里说了一句：“原来幸福就是这样，看到心爱的人煮的大酱汤在炉上沸腾！”而如今中国茶道的复兴，中医药美容的流行，也得益于韩剧《茶母》和《大长今》的演绎，使得国人换了一种角度看待自己的文化。脸：韩剧中的美女帅哥99%都是整过容的，这在中国也掀起了一股整容风暴。韩国人正在改变中国人的脸。韩剧导致一种妆容的盛行——透明妆。水和粉调和，涂七八层还是让人觉得你没有化妆。车：韩剧中少不了的是名车伴阔少，以至于许多人把买一辆豪华房车作为自己的人生目标。行为方式：中国人在实际操作层面中一直认为分不清礼教和礼貌。以前每天都要给父母请安是礼教，看到父母只是随便招呼一声，生怕别人说自己不够独立。但韩剧里表现的家庭观念给中国人好好的上了一课，教会了我们在尊重长辈的同时，保持独立的见解和行动力。韩剧的魅力所在为了明确“韩流”现象和积累一些依据，我们几位同学在我校学生与老师中进行了一次微型调查，在调查中我们发现，在喜欢韩剧的师生中，“爱情故事纯美”，“俊男靓女养眼”，“故事曲折好看”，“感觉轻松美好”，“故事催人上进”成为韩剧吸引他们的五大看点。一 ．弘扬情感美德韩剧强调的是一种放四海皆准的价值观，体现纯真和从一而终的情感美德。我们认为，韩剧之所以吸引人，是因为它总是在描述，宣扬一种美好的情感。其中的主角总是纯美善良，吃苦耐劳，乐观向上。剧中有恶人，但最后不是幡然悔悟，就是恶有恶报。总之，爱与宽恕是战胜一切的。里面的感情纯纯的，令人向往，灰姑娘总是能遇上白马王子，满足每个人对美好爱情的憧憬，贫穷的人也能够活得快乐，让人觉得生活充满希望。人类对美好东西的追求是无止境的，许多优秀的韩剧就像给人希冀的成人童话，让人迷上了它的温情，正好为观众提供了舒缓心理焦虑的空间，甚至有振奋精神，净化人心的作用。正如香港岭南大学助理教授梁旭明女士所说，“中国人喜欢韩剧，是寄托了他们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寻求在这个转型社会中日益缺失的那种温情。”二． 韩剧本土化及其生活化气息大部分韩剧没有什么特别大的场面，大部分都集中在特定的几个场景内。韩剧表现出来的本土化不亚于剧情，如随意温暖的小食店，街头排挡繁华的闹市区和陈旧的小街道，及由住所，食物和生活习惯无一不占现出“泡菜文化”。与中国电视剧相比，韩剧显然更生活化，正如一位韩国学者李闵泰先生所说，“普通人能成为主角，大众上了历史舞台，电视剧里说的就是我们的故事，有较强的现实性。”可贵的是，韩剧在展现家长里短的同时，也完美的将我们上面所说的弘扬情感美德完美的结合了进去。三 ．精致的情节和标致的演员们韩剧的大场景虽然不多，但是很美，电视剧制作非常精细，可以看出制片人员们费了不少心血。以《大长今》为例，导演李丙勋在接受采访时说，“我们在史料搜集上下了不少功夫，为了演好御膳宫女，演员们都要专门学习各种宫中料理。我们在拍摄那些烧菜镜头时，也尽力追求完美。一道菜往往要煮上很多遍。重拍很多次。”韩剧帅哥美女也相当多，据说，韩国社会比较重视人的相貌，甚至有些时候会“以貌取人”，所以韩国整容业特别发达。暂先不说这其中的消极一面，至少韩剧中的帅哥美女给我们带来美好的视觉享受。此外，相当一部分韩国演员不但帅哥美女，而且更重要的是气质相当好，非常敬业，优秀的演员保证了韩剧的质量。韩剧的缺陷韩剧虽然有许多优点，但是其中也有一些缺陷。一、 过于传统与迷信韩国的儒教传统比中国和日本要浓，韩剧中那几代同堂的家庭氛围，传统观念，既有我们以上所说的弘扬美好情感积极的一面，也有消极的一面。例如男尊女卑，长幼尊卑封建迷信等腐朽的观念。二、 剧情拖沓韩剧描写生活细节很细腻，但是有些韩剧、特别家庭剧细节描写得过于细腻，以至将剧集拖得很长，动不动就是100集，200集，很容易引起人们的收视疲劳。三、情节雷同情节雷同一直是韩剧的致命伤，许多人看了一些韩剧开头，就能猜到结尾，在看过几部韩剧后都能总结出一个韩剧的基本套路。例如两男两女的四角恋，三至四个家庭的模式，女主角总是出身贫寒的灰姑娘，男主角总是出生豪门的白马王子，还有前几年流行的女主角得白血病，男主角出车祸等，甚至有人说“韩剧看第一部会惊艳，第二部就觉得‘咦，怎么这么眼熟’，到第三部就觉得自己已经可以去当编剧了。”不过，据说近一两年韩国人已经在不断尝试不落俗套的情节了。究竟效果如何，我们拭目以待。韩剧带给我们的启示其实，韩国电视剧走过的道路也并非一帆风顺，在20世纪90年代以前，韩国是军人独裁政府，韩国的影视有许多很严苛甚至是荒唐的限制，例如剧中男女主角不许穿红色衣服，台词里不能出现“共”字，以免让人联想到共产主义。1992年才由军人政府变为民间政府韩剧在这个时候才开始起步。最初只是靠学习引进日本电视剧寻求原创，到1997年金大中总统上台，又进行了全面的改革，恰好遇上亚洲金融危机，韩国急需开拓新市场，韩剧才开始红起来。从韩剧本身及其发展史中，有许多值得中国电视剧学习的地方一、 贴近生活，讲道理不说教一些中国内地电视剧有很浓的说教意味，故事有些脱离生活，让人感觉不是让观众看的，而是为政治服务的。另外，中国电视剧古装戏，战争戏，历史戏太多，现代生活剧太少，离现实生活太远，让感觉脱离现实。而大部分韩剧都揭示了韩国社会的方方面面，如年轻人问题，中年人感情危机等。这大概是由于韩剧与市场结合较紧的缘故。一般韩剧在开拍之前只创作故事的1/3，其余部分边拍摄边创作，这样既可以根据观众需要随时更改剧情（例如《爱上女主播》的结尾就是根据观众投票决定的），又可以提高电视剧质量，因为如果一部电视剧收视率太低就要中途停拍。这个模式值得中国影视界参考。二． 电视剧制作精益求精之所以说韩剧制作精益求精，这是由于在韩国一部电视剧前期策划就要两年半时间，同导演、编剧、制片人三方共同策划，挑选演员，一起参与拍摄制作全过程，而中国大多数影视剧，导演、编剧、制片人各司其职，编剧仅仅是写剧本，改剧本，导演只是负责拍摄，制片人只是负责后期制作，所以韩剧的质量要比国产剧高一些也就不奇怪了。中国电视剧要学习韩剧，首先要扩大题材、要放下艺术家架子，多写一点现实生活，要把电视剧拍给观众看，别拍给评委看，拍给自己看。先让观众们感到娱乐了才能起到熏陶教育作用。其次要提高电视剧的质量，要提高演员素质和拍摄制作水平，要集思广益，对镜头和台词精益求精，这样才能让中国电视剧繁荣起来。综合上述分析，我们可以发现“韩流”的大背景是文化产业的世界化和地域化的巨大潮流。在追求利润为目的的资本和商品的国际性移动加速的今天，特别是在以东南亚地区为中心蓬勃发展的文化产业的交流和交易促进了韩流现象。中国开始了改革开放以后，以媒体产业为主的大众文化市场迅速增长。其结果对香港、台湾等中华圈及海外大众文化的需求也在大大的增长。在这种形势下自90年代后半期开始，韩剧逐步进入中国市场，成为了韩流的始亮点。韩剧受大众欢迎的秘诀很多，但最重要的一点就是：对改革开放以后向市场经济急速转换的中国当今社会的多种需求和矛盾，韩剧强调一种放之四海皆准的价值观，体现纯真和从一而终的情感美德，在一定程度上，韩剧所宣传的人性美符合中国社会现实的需要。其中的煽情，主角的吃苦耐劳、坚忍乐观、纯美善良，正好为观众提供了舒缓心理焦虑的空间，甚至有提振精神，净化心灵的作用。所以说，坚持弘扬情感美德是韩剧吸引观众的法宝。此外，韩剧的思想性、艺术性、观赏性这三方面结合的较国产剧好，国产剧则过于突出政治文化而很少能创作出将文化与社会土壤精妙结合的艺术作品。从深层次上说，它和一个国家的民族性、思维方式多多少少有些关系。这也是韩剧十分值得我们借鉴的一方面。只要我们细心观察，深入探讨，就会发现韩剧能给我们国产剧很多的启示；只要我们怀着取其精华、去其糟粕的态度，就会发现韩剧有很多值得借鉴的地方。文化是没有国界的，今后互相之间的融合会越来越强，这样的开始是一个压力，但是慢慢会变成动力，可以促进我们国产剧的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