研究萧何的论文有哪些

汉初三杰的人生思考 楚汉之争，历时四年之久，最终以刘邦的胜利而告终。从各方面相较而言，项羽都占有极大的优势。但是，他却败给了一直处于下风地位的刘邦。很多人认为这是天命之故，是老天有意要毁灭项羽。连项羽自己也是抱有这种观念，所以他临死时曾大呼“时不利兮骓不逝”，把自己灭亡的原因归结为“时不利兮”，而不去反思自身的缺点。 项羽败亡，最主要的原因有两个，一是不懂任用贤才，缺少左膀右臂，二是他刚愎自用，优柔寡断。而刘邦，恰恰与项羽相反，虽然自身的才能并不出众，却能发现人才，并且对他们委以重任，使各尽其才。经过大家的齐心协力，刘氏集团的实力越来越强大，后来才能与项羽一争高下。 在众多的人才中，有三个人最受刘邦器重，那便是被称为“汉初三杰”的萧何、韩信、张良。刘邦曾问群臣：“吾何以得天下？”群臣回答皆不得要领。刘邦遂说：“我之所以有今天，得力于三个人——运筹帷幄之中，决胜千里之外，吾不如张良；镇守国家，安抚百姓，不断供给军粮，吾不如萧何；率百万之众，战必胜，攻必取，吾不如韩信。三位皆人杰，吾能用之，此吾所以取天下者也。”刘邦之言没有半字虚假，若不是“三杰”为他鞠躬尽瘁，刘氏江山也便无从谈起。 “三杰”虽然都因赫赫功绩而封侯拜相，但同时也遭到了刘邦的猜忌，怀疑他们包藏谋朝篡位的野心。通常情况下，君疑臣，则臣必死，因为皇上掌握着生杀大权，他会想尽一切办法来解除自己的后顾之忧。但是，“三杰”中只有韩信被杀，萧何与张良却安然无事。难道韩信真的有造反之心吗？我认为并非如此，而是他错误的处世之道葬送了自己。他居功自傲，不懂收敛，从而给刘邦造成了很大的错觉，认定他要谋反，所以将其杀之以警示天下之人。 韩信若有反心，大可不必等到刘邦称帝后才行谋反之事。韩信攻占齐地之后，当时刘邦正被困荥阳，就有人曾劝韩信应趁机自立为帝，但是韩信念及刘邦对他的厚恩，并未采纳此建议，只是请求刘邦能封他为齐王。由此可见，韩信并无称帝的野心，但“封王”一事却在刘邦心里留下了很大的阴影。 一日，刘邦问韩信：“以卿观之，朕可以统领多少军马？”韩信说：“十万。”刘邦又问：“那卿能统领多少？”韩信仰天大笑，朗声说：“当然是越多越好！”在皇上面前韩信竟然如此口出狂言，这无疑就已犯下了欺君之罪，所以单凭这一件事就足以招致杀身之祸，更何况刘邦本来就对他十分猜忌。 后来，萧何与吕后联手杀死了韩信，并给他冠以谋反的恶名。自表面看来，此事似乎与刘邦无关，其实不然，斩杀韩信肯定是刘邦的命令，只是借他人之手行刑而已，自己落得一身“清白”。 在未发迹之前，韩信曾受“胯下之辱”，那份忍辱负重的气魄令人非常钦佩。如果他能一直保持住那种“忍”的境界，也便不会有后来的身败名裂！同是一人，得志前后的表现竟有如此悬殊的落差。可见“功劳”既能成就一个人，也能将其毁灭于张狂之中。 “三杰”中要数张良最为明智。刘邦封赏功臣时，对张良的封赏是“自择齐三万户”，然而他毅然谢绝，只要了“留”这个地方。此时的张良已形同隐居，不再过问朝中之事，很好地解除了刘邦对他的怀疑。功成身退，这无疑是最好的自保方式。在张良看来，功名利禄皆如过眼云烟，唯有远离纷扰享受人生的大好时光才是幸甚之事。 萧何，此人对刘邦最为忠心，活得也最劳累。当年，刘邦不能重用韩信，只给了他一个很小的官职，韩信一气之下离开汉营。为了替刘邦留住人才，萧何不顾年老体衰，在月光里纵马一路追赶下去，终于追到韩信并将他劝回汉营，这便是流传千古的“萧何月下追韩信”。 当刘邦要杀韩信的时候，萧何又义无反顾地充当了刽子手的角色，设毒计将韩信害死，真是成也萧何败也萧何。尽管如此，刘邦照样对他怀有猜忌之心，曾多次试探他。但萧何始终都保持着清醒的头脑，每次都能化险为夷。 例如，汉十二年，淮南王黥布谋反，刘邦御驾亲征，在外多次派遣使者回京打听萧何的动静。回报说：“萧相国在京安抚百姓，拿出财产资助军需，和平定陈豨反叛时一样。”于是有人来对萧何说：“恐怕阁下离灭族之祸不远了！阁下功高盖世，无以复加。您当初入关，已经深得民心，十余年来，百姓都已归附于您，您还要孜孜不倦地争取百姓的拥戴，这可不是什么好事啊。皇上所以多次派人询问阁下所作所为，就是唯恐阁下控制关中动摇汉室。现在您不如做一点强购民田民宅、放高利贷之类的事情来‘自污’，败坏自己的好名声，这样皇上才能心安。”萧何依计而行，刘邦果然大为高兴。一面为国家操劳，一面又必须时刻防备君主的猜忌，竟不惜用“自污名节”的手段来保命，萧何无疑生活在一个夹缝中，其悲苦境地可想而知。

日常生活中，诚信，无非是讲信用!但是，在现代社会人群中，很难找到它的身影。就说昨天，我的大舅请客，说好了让我决定去哪吃饭，而当我说出要去的地方时，他却用种种理由搪塞，结果，还是去了别的地方;古人说得好，“与朋友交，言而有信”，现代社会这种不诚信的表现是十分令人可气的，那些不讲信义的人为了自身的利益，毫无察觉地或毫无羞耻地丢掉了人与人之间最重要的东西──诚信。设想，说话不算数，人没有了诚信，人与人之间还有什么情义可讲？那还要交朋友干什么呢？请记住，不讲信义，不但会减少别人对你的信任感，最终使别人不再相信你，甚至对你感到厌恶、仇恨，不再与你交往，你的人际关系就会越来越差，最后自食其果害了自己。刘基在他的名著《郁离子》里讲过这样一个故事：一个富商在过河时因触礁翻船，他在水中大声呼喊：“谁能救我，我就给他100两金子！”一个善良的渔夫把他就上了岸，可是富商只给了80两，渔夫指责富商不讲信用，商人则训斥渔夫太贪婪。第二天，富商仍坐船过河，不巧又翻进了水里，富商仍旧在水中喊：“谁能救我上岸，我给他100两金子。”曾经救过它的渔夫告诉周围的人这个富商言而无信，结果没人救富商，他淹死了。由此看来，不讲信义的后果是很严重的， 况且，中国自古以来就有“千金一偌”和“自古皆有死，民无信不立”的优秀品质，我们能把这种优良传统丢掉？如何培养诚信这种品德呢？关键还是得从“小时小事”做起，如:小时候向朋友或同学借本漫画书，说好明天就还，那你就必须在明天把书还回去，这并不仅是一本漫画书的问题，你可能不知道，当另一个要借这本书的人按时拿到自己退还的书时，会有多高兴!而当别人对你不讲信义时，你又会有多失望？所以说，要拥有诚信，首先得要能考虑到

刘邦与萧何是主角与配角的最给力模式。主角刘邦虽少文缺武，本事不大，但他有容人之量，识人之明，用人之胆，是个合格的主角。他的几个配角则各有其长，且服膺主角。张良运筹帷幄之中，决胜于千里之外；萧何抚慰百姓供应粮草，稳定后方；韩信领兵百万，决战沙场，百战百胜。按照“一个好汉三个帮”的原理，刘邦与萧何、张良、韩信的主配结合，效用最高，威力最大。马克思与恩格斯是主角与配角的最科学模式。马克思为创建理论大厦殚精竭虑，宵衣旰食，恩格斯为马克思提供经济援助慷慨解囊，自觉无私；马克思长于对理论体系的创建与完善，恩格斯则精于对具体理论观点的梳理与开掘；马克思的阵地主要是图书馆和博物馆，恩格斯则更关注现实的工人运动和商业社会；马克思对恩格斯的才能十分敬佩，说自己总是踏着恩格斯的脚印走，恩格斯总是认为马克思的才能要超过自己，自觉甘居第二小提琴手。他们是亲密无间的朋友，他们所有的一切，无论是金钱或是学问，都是不分彼此的。黄兴与孙中山是主角与配角的最合理模式。孙中山长于思想与决策，在海外进行宣传与筹款，黄兴长于实践与行动，多次参加武装起义，诚如章士钊所言：“孙、黄合作，是最理想不过的：一个是兴中会会长，一个是华兴会会长；一个是珠江流域的革命领袖，一个是长江流域的革命领袖；一个在海外奔走，鼓吹筹款，一个在内地实行，艰辛冒险；一个受西方教育，一个是传统的中国知识分子。”这就是所谓“孙氏理想，黄氏实行”模式。尽管声名显赫的黄兴拥趸日增，但他始终服从孙中山的领导，不居功，不抢戏，与孙中山团结一致，保证了辛亥革命的成功。洪秀全与杨秀清是主角与配角的最失败模式。主角洪秀全是落魄文人，长于宣传鼓动；配角杨秀清是烧炭工人，勇于战场冲杀，一文一武，本应密切配合，互补长短，无奈两人境界都不高，胸怀均狭窄。尤其是定都南京后，洪秀全贪图享受，任人唯亲，又嫉妒杨秀清功高震主；杨秀清则鄙视洪秀全昏庸无能，不甘居配角，步步进逼。最后为争权夺利导致自相残杀，数万太平军死于无辜，杨秀清、韦昌辉被诛，石达开出逃，太平军从此一蹶不振，很快走向了灭亡。 不论何时何地，主角与配角都是客观存在，当今社会分工愈细，尤其如此。一个戏台，有主角与配角之分；一个班子，有正职副职之分；一场战役，有主攻与辅攻之分；一支球队，有主力与替补之分。主角要有大局观，胸襟要宽，气势要足，镇得住场；配角要有配角意识，自觉补台，辅助主角，不能抢戏；主角要尊重配角，名利不能独吞，配角要服从主角，锋芒不能太露，这戏才能唱下去，唱出名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