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汉自然灾害时空分布研究论文

东汉末年的自然灾害为瘟疫、地震、水灾，导致了人口急剧的下降。

中国古代最大的一次瘟疫发生于东汉末年。当时中原地区流行瘟疫，那时“家家有伏尸之痛，室室有号泣之声，或合门而亡，或举族而丧者”。

当时正值黄巾起义，又恰逢瘟疫肆虐，真可谓祸不单行！中原地区陷入极恐怖的状态，一个关于当时户口比较的数字可以说明瘟疫的严重程度。

恒帝永寿二年（公元156年）全国户数是1607万多户，人口是5006万多口。到三国末年合计户数只有149万多户，人口剩下560万零200多口，仅存十分之一。

中国历史上的大海啸：

中国历史上最大的一次海啸发生在西汉末期静海地区，据记载当时的情况是“海水溢，西南出，浸数百里，九河之地已为海所渐矣”，后来郦道元在《水经注》中云：“海水北侵，城垂沦者半”。

从以上记载可以看出这次海啸的气势与规模，海水在海啸的推动下，在陆地奔流数百里之远，淹没“九河之地”，使得“城垂沦者半”。再者，这次海啸打破了这一地区的自然地理环境，可以说是完全吞没了静海地区，随之消失的就是早期形成于这里的东平舒文化。

直至晋隋以前，这里仍为“渤海西南隅一泽国 ”。隋朝初期，海水逐渐退去，但仍为一片沼泽。

参考资料来源：百度百科-瘟疫

812年饥荒815年洪水816年瘟疫817年饥荒820年瘟疫823年饥荒

【题名】：宁夏自然灾害及灾情分析灾害学论文(NingXiaZiRanZaiHaiJiZaiQingFenXiZaiHaiXueLunWen)【关键词】：宁夏 自然灾害 灾情分析【keywords】：NingXia ZiRanZaiHai ZaiQingFenXi【作者】：梁旭 史培军 【来源】： 知识词典【期刊名称】：灾害学(ZaiHaiXue)【国际标准刊号】：1000-811X 【国内统一刊号】：61-1097【作者单位】：不详(BuXiang)【分类号】：X43 【页码】：-55-59 【出版年】： 宁夏自然灾害及灾情分析 - 灾害学 - 梁旭 史培军1990年全国自然灾害概况及灾情分析 - 灾害学 - 陈洪玲 邹明华北地区主要农业灾害及灾情分析 - 自然灾害学报 - 郑景云 徐兆生对建国以来我国自然灾害的灾情分析 - 减灾与发展 - 朱晓华中国自然灾害灾情分析及减灾对策 - 中国科学院院刊 - 孙广忠我国农业自然灾害灾情分析 - 北京师范大学学报：自然科学版 - 张兰生 史培军自然灾害综合灾情分级模型及应用 - 灾害学 - 于庆东 沈荣芳自然灾害绝对灾情分级模型及应用 - 系统工程理论方法应用 - 于庆东 沈荣芳自然灾害等级划分及灾情比较模型探讨 - 自然灾害学报 - 杨仕升河南省农业自然灾害灾情分析与建立减灾战略体系构想 - 地域研究与开发 - 王文楷 张继红东北地区自然灾害组合类型分析及灾害区划 - 东北水利水电 - 孙长平 董蕴辉青海省自然灾害灾情与特征分析 - 高原地震 - 伏洋 李凤霞 郭广 颜亮东中国自然灾害与灾情 - 地理教育 - 无一种考虑地域经济差异的自然灾害灾情分级方法及应用 - 系统工程理论与实践 - 杨仕升西夏自然灾害时空分布研究 - 宁夏史志 - 李新贵

东汉末年大瘟疫死人二千万：黄巾军道教因此而起2008-09-12 11:56曹操经历大瘟疫，伤感地写下那首著名的《蒿里行》：“铠甲生虮虱，万姓以死亡。白骨露於野，千里无鸡鸣。生民百遗一，念之断人肠。” 东汉末年大瘟疫时间：公元204年至219年重灾区：中国长江以北疾病元凶：流行性出血热（疑似）死亡人数：约2000多万大瘟疫的历史影响：清谈和玄学的兴起宗教的极度盛行导致黄巾起义与军阀割据对三国格局的形成发生了相当影响。“医圣”出世公元3世纪初，古都洛阳的郊外，举目四望，到处是一片荒凉的景象。曾几何时，作为东汉王朝的都城，这里还是人烟密集，商旅如云。但在此时，这里却人迹罕至，杂草丛生。面对这种凄惨的场景，一代枭雄曹操在路过这里时，不禁伤感地提笔写下了后来流传千古的诗句，其中写道“白骨露于野，千里无鸡鸣。生民百遗一，念之断人肠”。的确，这正是当时东汉王朝现实的真实写照。那么，是什么原因导致曾繁盛一时的王朝如此衰败呢？熟悉中国历史的人通常会首先想到这一时代所发生的频繁战乱。的确，东汉末年的军阀争战确实造成了对王朝的极大破坏。然而作为一种历史事实，这一时期还有一个更可怕的“杀手”——瘟疫，也直接造成了许多地方“白骨露于野，千里无鸡鸣”的局面。王朝末世公元一世纪初，在广袤的欧亚大陆上，自西向东出现了四大帝国——罗马帝国、贵霜帝国、安息帝国和大汉帝国。其中，能够与强大的罗马帝国相媲美的，当推中国的东汉王朝。东汉王朝，公元25年——公元220年。公元25年，光武帝刘秀击败了篡位的王莽，重新恢复了刘姓王朝的统治，并建都洛阳。在前期，经过几任皇帝的努力，东汉王朝逐渐恢复了往日汉朝的强盛。但是到进入公元二世纪以后，由于政治的腐败，王朝出现了宦官与外戚长期专权的局面。公元89年，汉章帝薨，由年仅十岁的和帝刘肇即位，年号永元。因和帝年幼，朝政完全落于章帝皇后窦氏与其兄窦宪之手。窦氏的专权引起了上下官吏的不满，公元92年，和帝与宦官郑众等人合力诛灭窦氏，郑众因功封侯。自此，宦官越来越多地参与东汉的政治中。到桓帝（公元132—167年在位）和灵帝（公元168—189年在位）时间，宦官的权利已达到无以复加的地步。公元189年，灵帝驾崩，何太后临朝。当时执掌朝政的灵帝何皇后之兄何进，为消灭强大的宦官势力，密召凉州大豪强董卓入朝。不料宦官首先动手，杀死何进，裹挟少帝与刘协夜出洛阳城北门外。于是另一位豪强袁绍，起兵诛杀宦官。不久，董卓控制了朝廷，并废少帝而立献帝刘协。为了躲避反对派联盟的进攻，董卓还将首都迁至长安，将洛阳宫殿付之一炬。到达长安后，不甘摆布的汉献帝依靠司徒王允等人，与地方势力联络，企图消灭董卓。后来，王允借吕布之手杀死董卓，结果又激起董卓部将李榷等人的反抗。经过这几次战乱，汉王朝已是民不聊生。据史书记载，当时不断发生严重的饥荒，谷一斛卖到50万钱，长安城中竟出现了人相食的恐怖场景。公元195年，一些大臣又拥汉献帝辗转逃至洛阳。但洛阳宫室在战火中早已成为一片废墟，百官没有住所，只得倚墙壁而居，常常数日吃不到饭，有的官员甚至饿死。第二年，新崛起的另一位军阀曹操又迎献帝北上，迁都许昌。从此，东汉王朝的皇帝已彻底沦为政治傀儡，任人摆布，而曹操则“挟天子以令诸侯”，为后来他的儿子建立新的王朝奠定了基础。在这种纷乱的政治局面中，受害最深的还属老百姓。实际上自安帝以后，由于朝廷吏治腐败，官府横征暴敛；加上长期对外用兵，耗费巨额经费，所有这些沉重的负担，全部落到百姓头上。同时更不幸的是，东汉王朝末年又出现了各种严重的自然灾害，以致出现了“田野空，朝廷空，仓库空”的严重局面。大批农民四处流亡，饿殍遍野，连京师洛阳也是死者相枕于路。尤其可怕的是，一场前所未有的瘟疫，又给了本已虚弱无比的王朝致命一击。东汉王朝末年出现了各种严重的自然灾害，以致出现了“田野空，朝廷空，仓库空”的严重局面。大瘟疫早在东汉之前，历代王朝都曾有瘟疫发生。由于中国是一个季风国家，地处太平洋和欧亚大陆交接处，冬夏气温冷暖不均，气候变化很大，这种特殊的自然环境也很容易引发疾病灾害。根据几千年来古人留下的文献记载，许多种类的瘟疫，如天花、鼠疫、白喉、猩红热、霍乱、斑疹伤寒、伤寒、肺病、麻疯、疟疾、吸血虫病等都曾袭击这块大陆。另一方面，由于古人的对疾病的认识有限，因此他们往往对瘟疫的具体类型分辨不清。根据古人的解释，所谓疫，就是指“民皆疾也 ”，意即凡能传染的病都通称为“疫”。至于“瘟”，则是指烈性传染病，可以在禽畜动物与人之间相互感染。基于此，古代中国把传染病、流行病通称为“瘟疫”。据历代文献记载，自公元前7世纪至公元20世纪，中国较大规模的瘟疫竟达七百多次。历史发展到汉代，由于长期的战乱以及各种自然灾害，终于导致疫病的大规模流行。即使在西汉王朝的“文景之治”时期，也出现了 “民大役死，棺贵”的悲惨景象。到公元1—3世纪的东汉王朝时期，由于瘟疫更是来势凶猛。尤其是在东汉末期，在王朝的统治中心——中原地区，一种可怕的疫病以空前的速度席卷每一个角落，给人们带来了巨大的灾难。据历代文献记载，自公元前7世纪至公元20世纪，中国较大规模的瘟疫竟达七百多次。当时，东汉王朝的各级地方官不断接到大量的病例报告，有的村庄甚至几乎全部死亡。地方官不敢怠慢，赶紧将这些情况上报朝廷。但是令他们失望的是，这时的朝廷却正陷入腐败和混乱之中，对老百姓的生死根本无暇顾及。结果由于缺乏有效的防治，瘟疫的范围进一步扩大。东汉末年的这次大瘟疫，当时人通称其为“伤寒”。有关史料记载，这种疾病的主要症状为：由动物(马牛羊等)作为病毒宿主传播，具有强烈的传染性；发病急猛，死亡率很高；患者往往会高热致喘，气绝而死；有些患者又血斑瘀块。在瘟疫来临的初期，面对可怕的瘟疫，人们几乎是束手无策，只能在绝望中等待死亡。据后世历史学家统计，从公元119年至217年这百年间，就曾有几十次大瘟疫。而在东汉末期的数十年间，大瘟疫更是连绵不断，其死亡人数之多，简直无从统计。东汉末年短短三十年间，有明确记载的全国性大瘟疫共有十二次。在瘟疫流行期间，家破人亡者比比皆是，后果十分悲惨。在曾经繁华的中原地区，一度出现了这样的惨状：“家家有位尸之痛，室室有号泣之哀，或阖门而殪，或覆族而丧。”（曹植《说疫气》）而当时著名的医学家张仲景，也曾悲痛地回忆道，他的家族本来人口众多，达两百余人口，但在不到十年的瘟疫流行期间，竟有三分之二的人口死去了，而其中又有七成是死于伤寒。在东汉王朝的首都洛阳地区，瘟疫竟夺去了一大半人的生命。再加上当时这里不断发生战乱，中原地区陷入极为恐怖的状态。在瘟疫的打击下，一般的老百姓由于条件落后而大量死亡。另一方面，即使那些一向养尊处的上层人士也难逃厄运。在这方面，著名的“建安七子”就是很好的例子。所谓“建安七子”，是指东汉末建安时期除曹氏父子之外的七位著名诗人，他们是：孔融、陈琳、王粲、徐干、阮瑀、应玚、刘桢。当曹丕还未称帝时，与“ 建安七子”中的好几位诗人建立了深厚的友情。不幸的是，在建安二十二年中原地区的大瘟疫中，著名的“建安七子”中竟有四人染病而死，他们是徐干、陈琳、应玚、刘桢。眼看着好友一个个死去，曹丕后来沉痛地回忆道：“昔年疾疫，亲故多摧其灾。徐、陈、应、刘一时俱逝，痛可言邪! ……谓百年已分，长共相保，何图数年之间，零落略尽，言之伤心”。此外，当时许多著名的上层人士，如著名的“竹林七贤”、王弼、何晏等人，基本上都是英年早逝。尤其是在建安九年至二十四年（公元204年至219年），这次被人们称为“伤寒”的大瘟疫达到了高峰，给人口稠密、经济发达的中原地区带来了巨大的灾难。实际上，在东汉王朝灭亡以后，到三国和晋朝，它又持续了很长时间。稍后的另一位历史学家裴松之就曾说，这场瘟疫“自中原酷乱，至于建安，数十年间生民殆尽。比至小康，皆百死之余耳”。而据《晋书》的记载，甚至在咸宁元年(公元275年)十二月，都还时有发生，“是月大疫，洛阳死者大半”。在经历了长期的大规模瘟疫后，中国的人口大量死亡。尽管在古代并没有明确的相关记载，一些人口统计数据也很不准确，但我们仍可从一些史书留下的数字体会到瘟疫的威力。根据古代较为权威的官方记载，瘟疫爆发前的汉桓帝永寿三年（公元157年）时，全国人口为5650万，而在经历了大规模的瘟疫，仅仅八十年后的晋武帝太康元年（公元280）时，全国人口仅存1600余万，竟然锐减达四分之三。而在瘟疫最剧烈的中原地区，到三国末年，其人口仅及汉代的十分之一。虽然当时的战争和灾荒也是造成人口减少的重要原因，但瘟疫所带来的这种损失仍是触目惊心的。在瘟疫最剧烈的中原地区，到三国末年，其人口仅及汉代的十分之一。毫无疑问，东汉末年是中国历史上最多灾多难的一个时代。政治腐败、军阀混战、灾荒频仍，再加上闻所未闻的大瘟疫，使得整个中原地区出现了大面积荒无人烟的情形。过去曾经繁荣昌盛的城市遭到彻底破坏，土地荒芜，百姓流离失所，商品交换也陷入停滞。正是面对这种悲惨的景象，一向关心国计民生的政治家曹操才伤感地写下那首著名的《蒿里行》：铠甲生虮虱，万姓以死亡。白骨露於野，千里无鸡鸣。生民百遗一，念之断人肠。形象地反映出当时中国的社会悲哀。

近十年来生态环境变迁史研究综述 近十余年来，环境问题日益成为社会关注的焦点，保护人类赖以生存的生态环境、促进社会经济的可持续发展已成为中外学人的共识，从生态背景出发重视人类历史进程中的自然环境与长期起作用因素，已成为国际史学发展的潮流与方向。环境恶化乃积渐所至，正如《汉书·贾谊传》所言：“安者非一日而安也，危者非一日而危也，皆以积渐然。不可不察也。”[1](p2253)。在此背景下，大陆学术界也明显加强了中国历史上的生态环境史研究，发表了一系列研究成果，从不同学科、不同视角展开广泛探讨。本文拟对这些成果试作综述，对其中的不足略作总结，不妥错谬之处，敬请批评指正。一 关于区域经济发展与环境变迁之关系研究区域经济开发与环境变迁受到学界重视，主要从社会经济变迁结合相应的地理单元进行考察，其研究理路可概括为：概述区域自然地理概况一考察区域开发过程一探求经济开发对环境的负面影响一分析环境变化对区域经济发展的影响与制约一总结人地关系的演进特点及相关历史经验教训。黄土高原及相邻地区研究。20世纪70年代以前，以谭其骧、史念海为首的一批学者集中研究了黄土高原水土流失与黄河下游的水患，70年代后期到80年代，学术界将研究重点转向历史时期黄土高原环境复原，如植被类型、植被覆盖状况等方面。近十余年来，相关研究又注重人类活动、人地关系等方面的探讨，发表了一些有分量的论著，如史念海《黄土高原历史地理研究》①及主编论文集《汉唐长安与黄土高原》②，朱士光《黄土高原地区环境变迁及其治理》③及主编论文集《黄土高原地区历史环境与治理对策会议论文集》④等等。大量的文章围绕着区域小环境从不同的视角展开考察。梁四宝、李心纯分别撰文就明代的“九边”屯田及其所引起的环境问题进行分析，指出“明代九边屯田所引起的土地大面积的退化性演替，不但使晋西北、陕甘宁区域的土地资源遭到极大破坏，而且加剧了该区域水蚀、风蚀的过程，对黄土高原这一时期迅速增加的水土流失量有着不可低估的作用”[2]。王广智、陈可畏、朱士光则分别考察晋陕蒙接壤区的环境变迁。王广智认为晋陕蒙接壤区环境恶化是秦汉、唐宋、清末及新中国成立后的几次大规模屯垦造成的。[3]陈可畏更进一步指出“(晋陕蒙)黄土高原的水土流失，虽然在遥远的古代就有，但是变成今天这样面貌，到处荒山秃岭，千沟万壑，主要是宋代以来违背自然规律、不合理地利用土地的结果，特别是明清以来，盲目的大规模毁林垦荒，从山坡一直开垦到山原，导致水土流失严重，环境迅速恶化”[4]。朱士光在肯定人为诱因的同时，则把自然环境自身的演变纳入考察视野，指出人为因素和自然因素是该地区植被变化、沙漠化、水系变化直至环境恶化的两个基本因素；其《我国黄土高原地区几个主要区域历史时期经济发展与自然环境概况》及《试论我国黄土高原地区生态环境演化的特点与可持续发展对策》等文章继续阐发这一主张。[5]史念海、杜瑜、王乃昂则通过考察历史时期甘肃、宁夏等黄土高原区农牧分界线的推移，再现了当地历史时期的环境演变。[6]——————————————————① 该书汇集史念海先生在过去：二十多年中，研究黄土高原地区的历史地理论文二十多篇(史念海《黄土高原历史地理研究》，黄河水利出版社2001年)。② 这是中日历史地理学家合作研究的课题“中国黄土高原的都城与生态环境的变迁”的成果，众多学者从不同的角度全方位揭示了汉唐长安与黄土高原的复杂关系(《中国历史地理论丛》1998年增刊)。③ 这部著作汇集了作者的23篇有关文章，从多个侧面对我国黄土高原地区自新石器时代以来的环境变迁进行了全面深入的论述．王守春评价此书为“黄土高原历史地理研究的承前启后之作”(朱士光《黄土高原地区环境变迁及其治理》，黄河水利出版社1999年)。④ 朱士光主编《黄土高原地区历史环境与治理对策会议论文集》作为《中国历史地理论丛》2001年的增刊出版。西南、西北地区研究。该地区历史时期的环境变迁比较明显，引起学界关注。蓝勇对历史时期云、贵、川三省经济开发与由此引起的森林分布变迁、野生动物衰退灭绝、热带作物南移与气候变化、自然灾害增多等方面进行了系列研究，突出入地关系，具有很强的现实意义。[7]萧正洪综合历史地理学、农学、经济学等学科的研究方法，以清代西部为例，就农业技术选择同生态环境变迁之间的互动关系进行了深入分析。[8]邹逸辚、钞晓鸿、张建民、葛庆华等人则先后撰文就明清时期秦巴山区的环境变迁进行研究，指出明清以降，由于移民大量涌人与不当开发致使当地生态失衡，社会经济出现严重萎缩，强调区域开发过程中保护生态环境的重要性。[9]关于历史时期塔里木盆地的环境变迁，王守春认为塔里木盆地历史上的消长与环境的变化关系密切，“环境的变化是过去联结东西方通道——丝绸之路的必经之路衰落的根本原因[10]。肖小勇则通过对古遗址及古文献考察，指出历史时期塔里木盆地的生态环境变迁呈现出荒漠绿洲化和绿洲沙漠化的特点。[11]华北、华中及其他地区研究。人地关系演变是研究重点。李心纯《黄河流域与绿色文明——明代山西河北的农业生态研究》、唐亦功《金至民国时期京津唐地区的环境变迁研究》、于希贤《北京市历史自然环境变迁研究》等论著是该方面的代表作，为我们今天科学开发、合理利用这些区域的自然资源提供了很强的借鉴意义。[12]长江流域的环境变迁及沿江湖区的人地关系．吴敌撰文指出不合理的平面垦殖方式是明清时期长江流域自然环境恶化最直接最重要的原因。[13]张国雄认为明清两湖的农业开发使“荆棘丛生，森林茂密的自然景观为田成片、村镇繁荣的人文景观所代替，农业生态环境发生了两个突出的变化，即森林资源减少和水域减退，而山区伴随着开发过程的是水土严重流失”[14]。汪润元、龚胜生的文章就人口压力下移民运动与生态环境变迁进行考察。[15]许怀林考察了江西不同历史时期的经济开发与环境演进过程，认为“江西生态环境的历史演变，有江西的省情个性特征，也有国家大网络中的关联义”[16]。王建革关于近代华北及内蒙的农业生态与社会变迁系列论文，以生态经济学中的能量投入产出对当地社会经济结构及性质进行分析。作者认为“经济的发展实际上在很大程度上受生态系统的制约，历史上的过度人口增长和生态破坏已经使中国的发展落后于西方”[17]在传统社会末期，生态压力削弱了乡村亲和内聚力，增加了强制内聚力，这一发展趋向严重制约了乡村新生产关系的发展[18]；他还认为华北农业的发展不是“过密化”，而是一种生态变迁过程。[19]关于内蒙古地区作者继续采用华北系列文章的分析路径。[20]此外，郑磊运用生态学的分析方法对秦晖先生的“关中模式”提出了不同的诠释，认为当地地权分散、租佃对立不严重是生态环境恶化的结果。[21]二 关于古代都城与生态环境之关系研究古代都城与生态环境之关系主要集中在商都殷墟和古都长安的研究，利用考古及文献资料考察生态环境变迁与都城兴衰，在古代城市史研究中独树一帜。李民从地理位置与气候、水文状况、土质地貌和矿藏等方面研究殷墟的环境变迁，认为“盘庚迁都的重要原因是由于人为的因素影响了生态环境，而生态环境的破坏又反过来加重了社会因素，如此恶性循环才迫使盘庚迁都”[22]。李建党通过对偃师商城、郑州商城和安阳殷墟三地的生态复原，考察生态环境对商代都城的分布、形制和布局产生的影响。[23]郭睿姬则考察了殷墟出土的动物遗骸，提出丰富的自然资源是殷墟文化孕育、形成、发展繁荣的基础。[24]关于古都长安城的研究一直是学界研究的热门话题。近年来，学者尝试从生态学的视角分析取得大量很具深度的作品。史念海主编的《汉唐长安与黄土高原》是该方面的代表作，该书收录了中日学者十几篇相关文章，其中史念海《黄土高原的演变及其对汉唐长安城的影响》、史念海与马驰《关陇地区的生态环境与关陇集团的建立和巩固》、妹尾达彦《唐代长安城与关中平原的生态环境的变迁》、鹤间和幸《汉长安城的自然景观》等，揭示了汉唐长安城与黄土高原至少存在的四个层次的地域生态关系；李心纯《汉唐长安的岁时习俗与黄土高原的生态》从文化角度探讨汉唐长安与黄土高原的生态环境关系；李健超《汉唐长安城地下水的污染与黄土高原的生态环境》和朱士光《汉唐长安城的兴衰对黄土高原地区社会经济发展与生态环境变迁研究》，则对汉唐长安城本身兴衰所带来的环境问题进行探究，朱士光在其文中指出“国势的强弱、国都的兴废与社会经济的盛衰、生态环境的优劣之间存在着相互影响的正相关制约关系”。另外，史念海《汉唐长安城与生态环境》和朱士光《西汉关中地区生态环境特征与都城长安相互影响之关系》，则继续论证了汉唐长安城与关中地区生态环境之间的相互制约、相互依存关系。[25]此外，程遂营《唐宋开封生态环境研究》一书以12世纪为界，对唐宋城市社会经济的发展及其此前和此后所处的不同生态环境进行专门研究，指出在之前，开封城有优越的生态环境；之后，环境逐渐恶化。可以说是有关方面研究的一部力作。[26]三 关于动植物变迁与区域沙漠化研究动植物变迁研究作为环境变迁的细部化研究，成果颇丰。人们通过文献资料、考古资料和实地调查复原原生生态环境，提醒维护生态平衡的重要性。史念海就我国由南到北的森林分布进行长时段研究，指出由于自然和人为因素不断变迁，“原来森林茂密的地区到现在有的已经成了草原、甚至沦为沙漠”[27]。文焕然先后发表数篇文章考察了历史上内蒙古、青海、新疆、两广南部及海南等地区的森林变迁。[28]蓝勇则考察历史时期三峡地区的森林演变，认为明清以前三峡地区保持着很高的森林覆盖率，明清以后由于人类不合理的开发导致其大规模的丧失，指出“强制性地在三峡地区退耕还林，恢复历史时期三峡地区茂密的森林，在三峡地区有不可替代的地位”[29]。朱士光通过对历史时期华北平原和东北地区的植被更替情况进行研究，强调植被变迁与人类活动、气候变迁之间的双向制约机理。[30]此外，李并成、周云庵还分别考察祁连山区、秦岭等地的人类活动与植被变迁。[31]关于断代的区域性考察也有大量文章。王守春、林汀水、暴鸿昌等撰文分别考察明清时期黄土高原、福建、明代长城区域等地的森林植被变迁，呼吁应该以史为鉴，保护有限的森林植被，充分认识人类活动对植被变迁的负面作用。[32]蓝勇、龚胜生还分别对明清时期皇木采办和唐代长安及元明清时期北京城的樵采所造成的环境问题进行探讨，立意新颖，显示这一领域的良好发展态势。[33]有关动物方面主要是以文焕然、何业恒为主的一批学者先后发表的系列文章，论述了大熊猫、金丝猴、扬子鳄、虎、熊、犀牛等几十种国家一级、二级保护动物在地理分布上的变迁，得出变迁的总趋势是分布区域由大变小，分布范围北界日趋南缩，有的物种甚至濒于灭绝的结论。文焕然《中国历史时期植物与动物变迁研究》[28]和何业恒《中国珍稀动物历史变迁丛书》[34]堪称这一领域的集大成著作。蓝勇、刘正刚等则分别撰文考察虎、犀、象等动物分布区域的变迁情况，为我们今天合理利用和保护这些动物资源提供了经验教训。[35]关于区域沙漠化研究，继侯仁之先生的开创性研究之后，近十年来在理论方法和实证研究方面都取得丰硕成果。景爱的沙漠化“二重性”论断及《沙漠考古通论》中的跨学科、跨视野的实证分析堪称这方面的代表。[36]《清代科尔沁沙地的垦荒》、《沙坡头地区的环境变迁》、《木兰围场的破坏与沙漠化》等文章运用考古学、历史地理学、气象学、文化人类学等方法，就沙漠化成因机制展开深入分析，有力地推动了此领域的研究。[37]李并成则通过对河西走廊个案分析，就干旱区域沙漠化的规律性问题展开探讨，指出干旱区域沙漠化主要发生在内陆河流下游，沙漠化过程的途径主要有就地起沙、风蚀绿洲、流沙入侵和洪积物掩埋绿洲四种，并认为在一定条件下沙漠化土地可以发生逆转。[38]陈育宁则探讨了宁夏地区的沙漠化情况，认为干旱多风、近百年气候干化是土地沙化的重要因素。[39]此外，冯季昌、姜杰《论科尔沁沙地的历史变迁》、牛俊杰《历史时期乌兰布和沙漠北部的环境变迁》等文章，通过考察相关区域沙漠化的演替过程，指出入与自然的密切联系。[40]近年来由于沙漠化研究的渐趋深入，绿洲学也逐渐兴起．黄盛璋就绿洲学的研究对象、方法、内容和意义作了系统论述，呼吁大力加强绿洲学研究，有很强的理论指导和方法论意义。[41]谢丽以楼兰地区自然生态环境为背景，对战争胁迫下的楼兰古国和塔里木河中、上游地区西汉至唐朝绿洲农业的开发及其生态环境的影响进行分析，建立了“绿洲废弃周期”理论模型。[42]李并成运用考古学和地理学的方法，实地调查河西走廊汉唐古绿洲10大片沙漠化区域，揭示绿洲沙漠化区域的若干特征以及形成的过程和机制，认为古绿洲沙漠化主要发生在汉代后期以后，沙漠化的主要原因在于人为方面。[43]四 关于灾害及疾疫问题研究灾害问题，作为环境变动的具体体现，相关的研究成果可以说连篇累牍。近十年来，大量的文章就不同时空内灾害暴发成因、规律、社会危害以及应对策略展开了广泛考察，已有多篇综述性文章就相关问题展开论述。因此，我们仅从环境变迁的视野下展开分析，详细研究可参阅相关述评文章。①从灾害暴发的成因着手分析灾害与生态环境变迁之间的内在联系。阮明迈《清代长江流域中上游地区的洪灾研究》、李正澜《唐代长江中游水患与生态环境诸问题的历史启示》、刘沛林《历史上人类活动对长江流域水灾的影响》、蓝勇《历史上长江上游水土流失及其危害》、马雪芹《明清黄河水患与下游地区的生态环境变迁》、吴滔《关于明清生态环境变化和农业灾害发发生的初步研究》、李文海《生态破坏与灾荒频发的恶性循环：近代中国灾荒的一个历史教训》等，这些文章指出灾害的暴发与生态环境变迁之间存在着密切联系，常常出现恶性循环，即：生态环境失衡一灾害频发一生态环境恶化一自然灾害进一步加剧。[44]——————————————————① 吴滔《建国以来明清农业自然灾害研究综述》，《中国农史》1992年第4期；余新忠《1980年以来国内明清社会救济史研究综述》，《中国史研究动态》1996年第4期，阎水增、池子华《近十年来中国近代灾荒史研究综述》，《唐山师范学院学报》2001年第l期，卜凤贤《中国农业灾害史研究综述》，《中国史研究动态》》2001年第2期；朱浒《二十世纪清代灾荒史研究述评》，《清史研究》2003年第2期。某一区域不同灾害的时空规律研究．尹均科《北京历史自然灾害研究》、袁林《西北灾荒史》、王振忠《近600年来自然灾害与福州社会》等专著是相关区域灾害史研究的代表作。[145]元代灾荒史长期以来一直是学界研究的薄弱环节，近年来，王培华对元代北方地区寒灾、旱灾、蝗灾以及水灾的时空分布规律进行量化研究，填补了有关方面的空白．[146]华林甫则依据清代地方官员关于洪涝灾情的奏疏、方志以及洪水题刻等史料，考察长江三峡地区水旱灾害发生的规律，认为长江流域水旱灾害发生频率大，危害严重；而水灾更为严重，危害最大。[147]马雪芹从旱、涝、蝗、盐碱、风、沙、雹，震等方面分析明清时期河南自然灾害的发生情况、主要原因及其采取的对策，指出森林植被的破坏和水利事业的衰落是当时自然灾害频繁的主要原因。[148]薛平栓通过对唐代关中地区自然灾害研究，认为该地区自然灾害暴发的阶段性特征极为明显，地震活动的活跃期和稳定期基本上是交替出现的，风灾、水灾和旱灾的发生则具有明显的季节性特征。[49]另外，卞利对清初淮河流域、王金春对光绪初年北方三省、王双怀对明代华南、张建民对江汉地区自然灾害的研究，都是近来相关区域研究不可多得之佳作，显示了这一领域的良好发展态势。[50]近代灾荒史的研究，在李文海教授开拓性研究①的推动下，硕果累累，呈方兴未艾之势。近十年来有10多部近代灾荒史著作和50多篇论文问世，有关具体的研究情况可参阅阎永增、池子华《近十年来中国近代灾荒史研究综述》的述评文章，我们不再赘述。大灾之后必有大疫。近十年来，疾疫史研究打破长期以来依附于中国医学史研究的局面，引起了史学研究者的广泛兴趣，形成研究热点。②余新忠以清代江南瘟疫为中心的系列研究最受学界关注，《清代江南的瘟疫与社会》一书集中体现他近几年的研究成果。该书详细考察了清代江南瘟疫的社会生态背景、时空分布规律以及社会各界的应对策略，具有很强的开拓意义。[51]针对历史时期我国瘴病的变迁情况，龚胜生撰文指出：2000年来，由于人为因素和气候变化，其分布范围具有逐步南移的趋势[52]；在具体论及明清时期瘴病分布与变迁时，作者进一步指出，“瘴病区变迁除与气候本身的变化有一定的关系外，更重要的是与人口增长、土地开垦、经济发展带来的环境改变有着更为密切的关系”，“恶性疟疾分布区的日益缩小，正是人类利用自然，改造自然，从而使自然环境优化的反映”。[53]梅莉、晏昌贵还考察了明代的传染病，认为地理环境、气候条件、灾荒与战争、山地开发、流民移动是影响明代传染病地理分布的基本因素。[54]曹树基、李玉尚则连续发表了数篇有关鼠疫的文章。曹树基通过分析明代万历、崇祯年间山西、河北、河南三省的两次鼠疫大流行情况，认为“人口的繁殖与迁移，农业区的开发与拓展是一种生物行为，一种类似于动物贪食、求生的本能”[55]。李玉尚、曹树基《咸同年间的鼠疫流行与云南人口的死亡》一文，则以咸同年间的云南为例，估算出战争期间鼠疫死亡人数以及这些死亡人口在整个战争人口损失中所占的比例，进而提出战争也是一场“生态灾难”。[56]另外，他们还从生态关系、民风民俗的视角就鼠疫传染病与云南整体社会变迁进行研究，指出“18—19世纪云南的社会变迁，实际上是云南乃至一个更大范围内生物圈变化的一部分”，“社会转型不仅仅是一个社会概念，而且是一个生态概念。西南地区的社会变革与生态变迁相互影响、相互作用的漫长过程，至今仍在进行中”。[57]在论及鼠疫流行对近代中国社会的影响时，他们认为“近代中国的变迁，本质上是一种生态的变迁”[58]。此外，范家伟、曹树基、李玉尚还分别就地理环境与疾疫之间的关系以及霍乱在中国的传播情况进行论述，亦很有见地。[59]五 关于气候变迁及相关问题研究气候是生态环境变迁的主导因素，历史气候变化是我国历史地理学科的传统研究领域之一，自竺可桢《中国近五千年来气候变迁的初步研究》一文发表之后，不断取得可喜进展。近十年来，研究进一步深化，历史文献气候记载、树木年轮、地衣测量、盐湖沉积、冰川、孢粉分析等方法得到广泛应用，研究成果陆续发表．张丕远《中国历史气候变化》以及文焕然《中国历史时期冬半年气候冷暖变迁》等专著精品相继问世。[60]大量的区域性气候变迁研究则显示出很强的开拓性。满志敏先后发表多篇文章对历史上不同时期黄淮海平原的气候变迁情况进行考察，提出自己的气候变迁模式。[61]于希贤利用云南仓山顶上冬夏间冰雪的积融，并参照各个时期的物候概况，指出仓山雪反映的云南历史时期气候变迁，在总趋势上与国内外研究所得结果相似，但在具体冷暖出现时间上则呈现出区域性差别。[62]邓辉利用《辽史》中“帝王纪”、“食货志”以及“宋人使辽语录”中所记载的有关旱、涝、冻灾记录，对928—1109年间燕北地区的历史记录进行复原，指出辽代燕北地区的干湿变化过程，早期以干为主，中、晚期以湿为主，1080年前后为气候剧烈下降时期，比黄淮地区的变化要早30年。[63]朱士光等则通过对关中地区考古发掘、孢粉分析研究成果以及丰富的史籍文献等资料的收集、整理、利用，建立关中地区历史时期完整的气候变迁序列，划分出全新世早期寒冷、全新世中期暖温、西周冷干、春秋至西汉前期暖湿、西汉后期至北朝冷干、隋和唐前中期暖润、唐后期至北宋凉干、金前期暖干、金后期至元凉干、明清冷干等10个气候变化阶段。[64]李平日和曾昭璇则利用史籍资料和香港近百年的气温记录，考察珠江三角洲1488—1893年小冰期和气候进入现代暖期的气候变化。[65]何业恒对20种热带、南亚热带动植物的分布和兴衰演变进行分析，探讨了五千年来华南地区气候冷暖和环境变迁。[66]—————————————————————① 关于李文海教授相关学术贡献可参阅黄兴涛的《李文海教授的学术追求与历史研究》(《高教理论战线》2002年第4期)。② 余新忠曾先后撰文从社会史的视野对相关研究进行回顾，具体可参阅《关注生命——海峡两岸兴起疾病医疗社会史研究》(《中国社会经济史研究》2001年第3期)以及《20世纪以来明清疾疫史研究述评》(《中国史研究动态》2002年第10期)。本文从环境变迁的角度进行论述，且仅限于大陆学者，不当之处，还请见谅。农牧过渡带地区的气候变化及影响。邹逸麟认为十五世纪初我国北部气候转寒，农耕无法维持卫所及其家属的生存，故统一内迁至长城以内；到十八世纪前期，我国北方气候一度转暖，农牧过渡带北移，出现康乾时代农业经济的盛世；十九世纪末、二十世纪初，我国气候又有一段短暂的转暖期。[67]王会昌则对北方游牧民族南迁与气候变化之间的关系作了长时段的考察，指出气候变化是王朝兴衰更替、北方游牧民族南进北撤的直接诱发因素。[68]满志敏、葛全胜、张丕远从北魏平城迁都、元朝中叶岭北地区移民、12世纪初科尔沁沙地演变、明初无良哈三卫南迁等四个历史具体实例出发，讨论了气候变冷变干时，农牧过渡带变化与相应的社会变化现象，指出气候变化对农牧过渡带的影响是通过人类社会子系统起作用的，不同的社会状态和组合产生不同的农牧过渡带实况和相应的社会问题。[69]气候变迁与社会经济、人口变化之关系研究。王子今重点分析秦汉时期气候变迁对江南经济文化发展的意义，指出秦汉时期，江南地区经济与文化的进步，与气候条件的变迁关系密切。[70]马新则以农作物布局的变化、农产量的提高以及农业经营方式的形成为切人点，具体阐述历史气候与两汉农业的发展。[71]有关明清时期的气候变化与农业经济之间的辩证关系，学界也有多篇文章论述。陈家其认为该时期作为近千年来我国气候变化最剧烈的时期，对太湖流域农业带来巨大影响：气候变冷，双季稻面积减少，粮食复种指数下降；自然灾害频发，粮食产量下降；亚热带经济作物受到严重威胁。[72]王双怀则具体研究了明代气候转寒对华南农业的影响，指出：一方面，由于气候振动，气象灾害时常发生，伤害了劳动力资源，破坏了耕地和其他农业设施，扰乱了农业生产秩序。另一方面，由于气候转寒，使粮食作物和经济作物的地理分布发生改变。[72]沈小英、王业键、周翔鹤还进一步分析了气候变化与粮食生产之间的密切关系。[74]沈小英认为随着气候变化，太湖流域的双季稻在明末前后有一个较大的变化，而每一个兴衰过程大致代表了一次几十年的冷暖变化。明末以前，由于热量条件较为充裕，双季稻的发展比较稳定，粮食产量较高；明末以后，由于热量条件变得处于一年二熟与三熟间的临界状态，双季稻时兴时衰。[75]王业键、黄莹珏则从自然灾害分析人手，认为清代气候的冷暖变迁、粮食生产与粮价的变动关系紧密。周翔鹤、米红《明清时期中国的气候和粮食生产》把人口因素纳入考察视野，研究了气候变化、粮食生产与人口数量的变化曲线。[76]此外，李伯重就历史上气候变化对人口变化的整体影响进行分析，指出“20世纪以前的两千年中，气候变化是引起我国人口变化的决定性因素之一”[77]。

重庆市是全国自然灾害严重的地区之一，自然灾害具有种类齐、分布广、发生频繁、损失重、危害大等特点。该市自改革开放以来救灾能力不断提高，1978年12月到2008年7月，全市共紧急转移安置灾民1000多万人次，抢救国家和人民群众财产100多亿元，该市各级财政安排救灾款20多亿元。 重庆市30年来解决了3000多万人次因灾缺粮困难，为近1000万人次提供御寒衣被，帮助灾民恢复、重建住房200多万间。从1999年以来，该市致力于自然灾害的应急预案体系的建立，特别是重庆2006年发生百年不遇的特大干旱灾害、2007年发生百年一遇的特大洪涝灾害、2008年发生汶川特大地震后，重庆民政第一时间启动应急响应、第一时间全系统动员、第一时间深入灾区救援。1997~2008年，全市投入救灾资金亿元，有力保证了救灾救济工作的开展。据统计，2001年至2007年，全市救助灾民共万人次。 2008年，该市制定了《重庆市突发自然灾害救助保障预案》，全市所有区县、乡镇均制定了相应的灾害应急救助预案，至此，全市自然灾害的应急预案体系初步形成，建成以灾害应急响应、灾民生活救助、灾后恢复重建、备灾减灾为基本内容的减灾救灾工作体系。 此外，重庆市自上世纪90年代末建立城市居民最低生活保障制度以来，已建立完备的城市居民最低生活保障制度和农村居民最低生活保障制度，其中城市低保平均标准（月/人）提高、农村低保平均标准（年/人）提高。低保制度惠及群众160万人，其中城市居民低保83万人，低保平均标准230元/人·月；农村低保制度从2003年开始试点，发展至今从不到1万的低保群众，惠及到现在的77万人。2007年，重庆市将城市低保对象中的80岁以上老年人纳入分类救助的对象中。另外，为了保障低保水平的适应性，从2008年4月起，由国家统计局重庆调查总队对城市100户低保家庭生活开支情况实行记账监测，按月分析低保家庭生活状况，为调整保障标准提供决策依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