彝语毕业论文

他的求学路上经历了非常多的坎坷，但是他在面对这些困难的时候并没有选择放弃，反而是积极努力的提升自己，让自己变得更加优秀，而且平时生活中也会加强自己各方面的学习，这也让他今后的生活有着更广阔的未来。

朋友送给你一个皮肤，是不是说你用你朋友的皮肤，植皮了吗？那么这个样的话，那你可得要好好的感谢你的朋友

“我来自四川大凉山得益于党的民族政策从一个放羊娃成为一名大学生6月16日上午中南财经政法大学举行2022届毕业典礼来自四川凉山的彝族小伙苏正民作为优秀毕业生代表发言作为民商法专业本科毕业生苏正民的毕业论文写了万余字其中致谢部分有6000多字以下为苏正民论文致谢有部分删减小标题为编者所加(向下滑动查看）致谢一我出生在四川省凉山彝族自治州喜德县沙马拉达乡的一个小山村里，爷爷奶奶和外公外婆因为不支持父母的爱情，他们只能到深山里独自生活。母亲怀我的时候，常常只能吃野菜充饥。我从生下来就营养不良，村里的老人常常劝父母放弃我和妹妹，“这么营养不良的小孩是养不活的”。母亲给我取了一个小名“石头”，她希望我能够像石头一样活下去，希望我能成为一个石头一样坚强的人。靠着山泉、野果我跌跌撞撞地活了下来。父亲是一个极其嗜好读书学习的人，他和他的八个兄弟姐妹却因家庭贫寒而只能辍学回家放羊、种地，父亲最终也只成了读过三年小学的“文化人”。当得知因为国家的“西部大开发”政策，这个“沉睡”的大山迎来了许多大城市来的支教老师，于是村小又开课了。父亲义无反顾，当着村里人诧异的眼神，将我们三个子女都送进了学校接受教育。“阿苏，等到学校开课了，你们三个都去学校读书学习，家里的活我和你阿莫（母亲）来做。”家里虽很拮据，父亲依旧选择砸锅卖铁地把我们三个子女都送进了学校。山里的道路，看着很近，常常却要绕很远的路，走两三个小时的山路能到达学校是家常便饭。说是学校，其实就是黄土垒起来的几间泥瓦房而已，常常是屋外下大雨，教室里下小雨。“妈妈告诉我，沿着弯弯的小路，就会走出天山。遥远的北京城，有一座雄伟的天安门，广场上的升旗仪式非常壮观。我对妈妈说，我多想去看看，我多想去看看。”《我多想去看看》是我学会背诵的第一篇课文，也是我印象最深刻的一篇课文。语言是我们求学路上第一道难以翻越的坎。从小耳濡目染的都是彝语，来到学校，老师们讲的却是我们从未接触过的汉语，我们听不懂老师们在讲什么，支教老师们也听不懂我们这群“黝黑的小鬼”在叽叽喳喳说些什么。语言障碍吓退了好多小伙伴。我在父亲的鼓励下，选择了坚持，在支教老师们日复一日地细心教导下，终于在三年级的时候听懂了汉语。因为错过了学习汉语拼音的黄金时间，以至于后来考试只要考拼音就拿零分，也常常因为打不出字而打开手写键盘。如今回想，小学时不知吃了多少苦，但让人最刻骨铭心的还是那群年轻的支教老师。小时候我想不明白，这样一群皮肤黝黑、衣衫褴褛、浑身散发着汗臭、鼻涕满脸、连句汉语都不会讲的“小屁孩”，有什么值得他们留恋的。我还想不明白，他们是怎么做到对简单的数学题教了十遍还不会、简单的古诗背了无数遍还是背不会的“傻小孩”依旧充满耐心的。我更想不明白，一个艰苦到连当地老师都无法留下的地方，这群来自大城市的支教老师是如何坚守下来的。二支教老师们用点点荧光照亮了我那条狭窄崎岖的小路。小学毕业后，我有幸进入了凉山州数一数二的中学继续求学之路。然而，我蹩脚的汉语、浸染着火塘煤烟味的破旧衣裳、矮小的身高，成了被嘲讽对象。年轻而敏感的心啊，我又该如何拯救你呢？身边的同学基本都来自城里，不仅家境优渥，学习成绩也是令人羡慕，第一次测验我就倒数了。我疑惑自己应不应该坚持下去。初一的寒假，我打包好行囊，向父母提出了退学，准备跟着村里的哥哥姐姐们出去打工。就如同电影中的那样，父亲给了我一记响亮的耳光，母亲掩面痛哭，“我和你阿达（爸爸）没日没夜地辛劳为了什么？我白天打扫大街，晚上还要兼职种地；你阿达白天在砖厂烧砖，晚上还要去种地为了什么？不就是想着你们姐妹三人能够好好读书，改变自己的命运，不要再吃我们这种没文化的苦吗！”年少时，父亲的责骂、母亲的哭泣总是让人永远难忘记。我将省吃俭用节约下来的生活费全部买了学习资料，一个科目两本，一本教辅书，一本试卷。每天下晚自习之后，我就偷偷打着手电筒，用被子盖住，趴在床上开始学习这些附加的学习资料。偷偷一个人在校园最不起眼的角落里背课文、练习汉语，练到走火入魔到睡觉时的梦话都在练习汉语。我的学习成绩、汉语水平有了突飞猛进。我原以为，我能够通过努力读书走出大山，但改变命运的时候，父亲离世的噩耗打碎了这个梦想。多年来，父亲为了我们三个子女的教育日夜操劳，最终积劳成疾，患上了多种疾病，从心脏病到肝囊肿、肺水肿。父亲的医疗费用也让这个本就风雨飘摇的家庭雪上加霜，欠下无数外债。我和姐姐都毫无约定地选择了辍学，只是她选择了去广东，我选择了祖祖辈辈们耕耘的那片黄土地。那时的我，整日面朝黄土背朝天，直到一个人像一束光一样照进了我灰暗的人生。天津日报的张俊兰记者有一个温暖的名字——“凉山孩子们的张妈妈”。正是她用瘦弱的身躯，在二十多年的岁月里帮助了几万名像我一样的凉山贫寒学子重返校园。与此同时，党和国家还为我的家庭送来了低保等政策扶持，为我送来了国家助学金等资助。正是在党和国家以及张妈妈一样的好心人士的帮助下，我重新坐回了明亮、干净的教室。回到校园后，班主任找到我谈心时说了一句影响我一生的话：“阿苏，现在党和国家、社会上那么多好心人士都这么关心你，给了你那么多的帮助，老师希望你有一天也能学会把手心朝下，去帮助其他人。”这句话在我心中留下了一道不可磨灭的印记，时时刻刻影响着我。三我参加了高考，在党和国家少数民族政策的照顾下，我考上了中南财经政法大学，走出了大山，实现了儿时那个靠读书“逃离”大山的梦想。父亲始终坚持鼓励我读书学习，最终却积劳成疾，没能见到我考上大学走出大山的那一天。但我相信父亲始终是一束光，照亮了我前行的道路。“临行密密缝，意恐迟迟归。”夜晚昏黄的白炽灯下是母亲一针一线的爱。母亲是个不善言辞，不知道如何表达自己情感的人。知道我要去外地读大学了，母亲腾出晚上的时间连夜为我缝制了一套彝族服饰，还将我书包的肩带，衣服裤子容易磨损的部位缝了一遍又一遍。“好好学习，活出个人样来，永远不要忘记党和社会好心人士对我们一家人的帮助”，是母亲对我为数不多的要求之一。母亲是一名普通的环卫工人，因为不认识字、不会讲汉语，22年来，她始终默默做着环卫工人的工作。以前，年少而又敏感的岁月里，我总是羞于谈及她的工作。可正是这个“毫不起眼”的环卫工人，靠手里的小扫把养活了一家人，靠瘦弱的身躯独自养大了三个子女。多年来，她靠淳朴、善良、坚毅、感恩教会我们成长，她总教导我们“做人做事和扫地是一样的，都要干干净净、认认真真”。无论身处何处，无论在经历什么，想起母亲，我只有沉甸甸的忧伤。在外求学的岁月里，每当吃到美食的时候，我总会突然地悲伤甚至流泪，我总会联想到远方的母亲是否又为了省钱，一碗苦荞、一个土豆就草草解决了自己的伙食。故乡的索玛花又绽开了，山坡上再也没有父亲沉重的脚印，火塘边只有思念成疾的母亲。带着乡亲们的期盼，带着母亲“好好学习，永远不要忘记党和社会好心人士对我们一家人的帮助”的谆谆教诲，我走出大凉山，又开始了我的求学之路。老人们常说：“娃要多读书，读书的将来一定会有出息。”可是，从小学到中学的路我走了很多年，凌晨的沙马拉达乡，天是不够亮的，山的那边还是山，大学的那边又是什么呢？“孩子，再坚持一下，考上大学就好了……”就这样，我背起了行囊，在颠簸的火车中挨过了十几个小时，不管未来是什么样子的，也许我能在这里找到答案。巴士到站了，我回过神，收拾收拾下车，抬头便能看到中南财经政法大学的校门，道路两边是熙熙攘攘脸上洋溢着青春笑容的同学。我有些恍惚，从小埋头读书的我确实没见过这种景象。我听到身后有一阵嬉闹的声音，转身看去，才发现自己不知何时已置身于一片红蓝帐篷组成的海洋中。田径场天空的景色逐渐拉远，而我只是其中的一叶扁舟。因为自己的身高、肤色和家庭环境，从中学时代开始我渐渐变得无比自卑与沉默，总认为自己与其他人有着很大的差距，总认为自己做什么都不行，不会主动跟别人去交流，更不会主动去参加任何活动。“阿苏，我看武汉降温了，我给你买了套被子，已经到楼下快去取一下吧。”远在北京开会的赵老师，知道我一直只盖着一床薄薄的被子后，偷偷为我买了一床厚棉被。进入中南大后，正是无数像赵老师一样的恩师与挚友，毫无保留地给予了我这个“小男孩”家人般的温暖与帮助，让我的大学生涯有了更多的可能性。回想起大学的第一学期，我的生活和来时似乎并无区别，我依旧拒绝同学们的热情对待，对老师朋友们的关心下意识疏离。这样的大学真的是我想要的吗？我真的能够改变家里的生活条件吗？四正是在党的领导之下，凉山这片贫瘠的土地，迎来了翻天覆地的变化，摆脱了贫困，渐渐过上了好日子。我有些激动，作为受助者的我希望能够成为施助者，为那座山背后的孩子们做些什么。“阿苏，‘百生讲坛’要不要参加一下？这个比赛的目的是用青年的声音，讲述青年的故事……”这一年，老师们推荐我参加了湖北省“百生讲坛”演讲比赛，“你刚好可以把你们家乡的故事分享一下，让更多人认识你们大凉山。”一路走来，父母的期待、支教老师们的耐心、同学们的善意、老师们的鼓励……以上种种如同电影画面般地在我脑海中闪回，我知道是时候做出更多的改变了，山里走出来的孩子不能将自己的心锁在层层叠叠的峦嶂中。我开始更加努力地读书，全身心地准备比赛。在团委老师的悉心教导下，一次次地修改演讲的稿子，纠正汉语的发音。我不再拒绝他人的帮助，而是将这一份关怀默默地记在心里。我不再忧心来来往往的问候，而是将他人的善意坦然接受，并悄悄回馈。我将那头名叫自卑的野兽关进内心的牢笼，任由校园间的真善美一次次地冲刷它的爪牙。终于，我来到了“百生讲坛”的演讲现场。面对这准备许久的一刻，难免有些紧张。我的手微微颤抖，只得缓缓地将手中的稿子对折再对折，收进了口袋。深深吸了口气，一步、一步、一步，走上了灯光璀璨的舞台……周围的环境安静了下来。“大家好，我是中南财经政法大学的苏正民，是一名普通的大凉山彝族青年……”2019年是新中国成立70周年，70年披荆斩棘，70年风雨兼程。现在回首，2019年的“百生讲坛”是我大学生涯当中一个重要的节点，“百生讲坛”让我真正树立了信心，真正摆脱了自卑，成了一个自信、乐观的人。也是在这一年，我发起了凉山阿依（儿童）助学计划，号召同学们“一天节约一块钱、一个月少喝两杯奶茶”，用月捐的资金去帮助凉山的困难学生。几年下来，有180名来自全国各地的师生加入了我们，用点滴微光资助了65名凉山贫寒学子。五2020年春节，新冠肺炎疫情肆虐，虽人不在武汉，我也挺想为这座英雄的城市做点什么力所能及的事。当得知团委和社区在招募志愿者之时，我第一时间报名成了洪山区双建社区的线上志愿者，为249户的武汉居民提供生活需求统计服务，每天都要接打六七十个电话。虽很辛苦，但是听着这些英雄的人民的声声关切与感谢，立刻又充满了力量。与此同时，因为疫情影响，家乡的血站面临严重缺血，临床急需血液救命。得知这一消息，我与血站医生取得了联系，并承诺“只要需要，随叫随到”。1月至6月期间，我一共8次前往中心血站捐献成分血，并签署了器官遗体捐献协议，加入了中华骨髓库，影响了身边40余名师生加入“三献”（无偿献血、捐献造血干细胞、捐献人体器官）的行列之中。我也一直坚持献血至今，已累计献血32次。当时疫情尚未结束，家乡发生了“3·30”森林大火，作为一名入党积极分子，我第一时间加入了防火救援后勤保障志愿工作，连续工作90余小时，直至火势得到控制。也是在这一年里，在学院老师与同学们的帮助与支持下，我们成立了志愿服务队，为家乡凉山的教育和乡村振兴贡献一份绵薄之力。2021年，是中国共产党成立一百周年的历史时刻。从衣不蔽体食不果腹到全面脱贫奔小康的历史性巨变，一路走来，我和我的家庭，正是这一巨变中的见证者和受益者。3月，在学校的推荐与组织的考核下，我有幸被推选为全国大学生党史知识竞答大会百所高校、百名选手之一，与湖北另外5位同学一道前往北京参与节目录制，为党的百年华诞献礼。7月，我成功入选全国大学生新党员培训示范班学员，前往红色圣地湖南韶山参加学习培训。10月22日，敬爱的党组织通过了我的转正申请，在建党百年之际，我终于成了一名光荣的中国共产党党员。这一年，在大家的支持与帮助之下，我们还成立了凉山州教育基金会阿依助学专项基金，为更多凉山学子提供精神帮扶，助力他们更好地走出大山。临近毕业，作为一名受益于党和国家少数民族政策而走出大山的学生党员，我选择了报名加入研究生支教团，回到家乡大凉山支教。我知道一个人的力量很渺小，也许改变不了什么，但我相信在我们一代代中南大青年的接续奋斗中，一定能够点亮更多凉山阿依们的求学之路。在中南财经政法大学的四年是我收获、成长最多的四年，如果再让我选择一次，我还是会毫不犹疑地选择中南大，再过一遍这样奋斗的青春！就如我们校歌里的歌词一样，无论走多远，我永远把中南大当作自己的母亲，爱护她，为她争光，永远以她为荣，我不会忘记在这里的每一天。六最后特别感谢丁丽红老师。没有丁老师的细心指导，我是难以顺利完成毕业论文的。作为论文指导老师，丁老师从开题报告到论文初稿，再到定稿一遍遍不厌其烦地的指导我进行修改完善，丁老师一丝不苟地严谨学术态度，令学生感到无比敬仰。特别感谢张俊兰记者、傅爱民叔叔、于艳平医生、唐英医生、莫杨志律师、罗梦雅律师、荣敬龙秘书长、谢国雄会长、何佳老师、翟珉老师、王月老师、邓梅老师、沈颖老师等多年来对我和家人给予的关怀与帮助。特别感谢刘晓彤老师、杨茹老师、褚晶晶老师、王瑄老师、吕瑞老师、胡坤老师、钟开炜老师、符双喜老师以及其他关心、帮助过我的法学院的各位老师。特别感谢余小朋老师、葛明老师、石凌老师、赵晓老师、张雨舟老师、左思老师、谢吉老师、刘璐老师、于苏老师以及其他关心、帮助过我的学工部的各位老师。特别感谢梁娜老师、夏东伟老师、李司铎老师、尼加提老师、张艳芸老师、胡瑢老师、赵长越老师、刘诗卉老师、潘芳老师、吴昊老师、董老师以及其他关心、帮助过我的校团委的各位老师。特别感谢周巍老师、陈博老师、徐江老师、程凌华老师、白高辉老师、杜鹏老师、杜玥老师、徐志持老师、胡兰老师以及其他关心、帮助过我的党委宣传部的各位老师。特别感谢第24届研支团的梁睿涵、吕卓如、张海琢、庄原通、朱易、刘雨辰、周尚雯、王浩恩、陈一凡、沈佳瑜、林雨源、严宇飞、张心宇、袁婧怡一年来对我的关心与帮助。何其有幸……这一路虽坎坷崎岖，我却遇到了无数好老师、好同学、好朋友，感谢你们，让我暗淡的人生充满了光亮和希望。奈何文章有限，无法一一表达对你们的感谢，阿苏唯有继续努力学习、带着知识回到大山，帮助更多孩子走出大山；扎根最基层，永远做这片黄土地上最忠诚的儿子，默默耕耘一生以求回报党和国家、社会好心人士以及你们对我和家人多年来无私的关心与帮助。他在致谢中回顾了自己虽“坎坷崎岖”但“充满光亮和希望”的求学之路并点名致谢65人发到朋友圈后收获了超300个赞手机一屏都看不完……该校巢容华副教授介绍法学院本科毕业生论文正文字数为万字左右致谢部分字数不做要求从教20余年她读过很多学生的论文致谢苏正民的论文致谢令她印象深刻“我来自四川大凉山从一个放羊娃成为一名大学生……”苏正民的老家位于四川省凉山彝族自治州喜德县沙马拉达乡的一个小山村15岁时父亲积劳成疾不幸去世他因家庭贫困而辍学苏正民幼时和母亲的合影苏正民辍学后当地政府为他办理了低保提供助学金让他得以重返校园2017年，通过预科招生计划他考入中南财经政法大学成为村里第一个211大学的学生大学期间，苏正民获得了免息助学贷款、国家助学金等一系列政策帮扶大二那年冬天远在北京出差的赵晓老师知道苏正民一直盖着一床薄被子就给他买了一床厚棉被正是无数像赵晓老师一样的恩师和好心人毫无保留地给予他家人般的温暖与帮助让他的大学生涯有了更多的可能性走出大山是为了更好地回到大山这几年，苏正民坚持参与各类志愿服务将曾经自己感受到的温暖传递给更多人“母亲一直跟我说别人给一碗饭，要回馈一袋米”作为2022年湖北青年五四奖章的获得者大学4年里苏正民献血32次加入了中华骨髓库签署了器官遗体捐献协议2019年，为给贫困孩子筹集学费他发起“凉山阿依助学计划”号召同学们“每天节省1元钱”目前，已有180名同学加入筹集的资金已经资助了66名学生其中2人已考入大学2020年，在学校帮助下“苏正民志愿服务队”正式成立他每年组织夏令营、冬令营去大凉山教孩子们唱歌、画画、打球给他们讲大学里的故事“很多孩子是留守儿童我们想把丰富的世界展现给他们让他们有信心走出去”今年，即将本科毕业的正民报名参加了学校的研究生支教团8月底，他将赴凉山进行支教一年后再回校读研“希望用我的经历让孩子们知道读书真的有用，真的可以改变命运”未来，他将继续扎根家乡在支教事业中贡献自己的力量“走出大山，是为了更好地回到大山”他将自己的网名设置为“凉山野玫瑰”“家乡的山上有很多索玛花我们都叫它高山玫瑰在条件艰苦的地方，它们依旧盛放希望未来大凉山的孩子们都会像索玛花一样迎霜斗雪，灿烂绽放！”可能还想看：高颜值硬盘组FM970编辑整理图文来源：微信公众号“共青团中央”（ID：gqtzy2014）、微信公众号“长江日报”（ID：whcjrb）、“央视新闻”（ID：cctvnewscenter）、微博@共青团中央、@长江日报版权归原作者所有，如有侵权请及时联系我们编辑整理：摇一摇

感谢不能表达的太明显，比如直接给他发个红包之类的，因为这样会有点见外，可以请他吃饭、看电影、去景区玩之类的。

(忽悠..忽悠..)彝族概述 彝族的禁忌 凉山彝区禁忌十七岁以上的女子上楼，如违反，家中要举行“晓补”咒仪，驱除秽气和不吉；禁忌外人、哥哥、爸爸、叔叔、叔伯兄弟、媳妇到以右上侧锅庄石为界的主人位“尼木得”处。过去如有违反，媳妇退回娘家，娘家要退聘金并赔偿失礼金；父、兄、叔等则要打酒给主人赔礼。新房落成后迁入时，忌男主人走在前，否则不利家中人丁发展。云南巍山彝区则禁在家中吹口哨，唱山歌、说粗话；禁带棍棒、绳索、刀枪等器机械进堂屋和厨房。 宅址选择彝族宅址选择依山傍水、土肥草美处。择址后需卜宅，凉山彝族卜宅方法有滚蛋、立米和烧羊胛骨等。滚蛋，是取一蛋放在宅基地上滚动，然后立三石支一锅煮蛋，煮熟后剥去蛋壳看蛋窝是正或偏，正为吉，可建房，偏为凶，另择址。立米，用手握住五颗大米，然后把米逐粒按东南西北中方向竖立于土中，拿碗扣住，次日如发现米粒丢失、倾倒等现象为不吉，另择址。烧羊胛骨，需请巫师行此术，即把火草放在羊胛骨上燃烧毕，看胛骨上烧出的裂纹定吉凶，四方开纹为上吉，一字纹为中平，交叉纹为不吉。这些都带迷信色彩逐渐被淘汰。选址后门的朝向一般门朝东，朝坡下。忌门朝秃山开；禁房后有水，否则易发山洪，危及房屋。� 村寨特点凉山彝族生产是农牧兼营型，历史上由于彝族常受其他民族的侵扰和内部频繁的冤家械斗，于是居住村落大多选择在地势险要的高山或斜坡上，或接近河谷的向阳山坡，这样，有险可守，有路可走，并能高瞻远瞩，居前有梯田，居后有牧地，这是彝族理想的居住地。一般高山地区多散居，平坝河谷地区多聚居。 彝族的婚恋 1949年以前，由于彝族分布地区和支系不同，各地社会和经济形态的差异，反映在婚姻制度上的地域性也突出。具体有如下表现： （一）一夫一妻制。 在彝族社会中，和父权制小家庭相适应的一夫一妻制是占主导地位的婚姻形态。过去凉山，除呷西和部分阿加子女外，一般男女在童年或幼年之时，就由父亲代为择配，求媒说合，卜算合婚，纳聘订婚。一定时间以后即行婚礼。婚后除幼子外，都与父母分居，另立门户，组成一夫一妻制小家庭。若婚后男方尚幼，新娘则返回娘家居住，待其丈夫成年后再行建立家庭。至于阿加与呷西，经主子配婚，或征得主子同意结婚，仍然采取一夫一妻制的形式。过去部分贵族统治者和富有者中也有一夫多妻的，一般所娶各妻都分居不同地点，诸妻中第一妻虽在家中有较高的地位，但无管理和支配其他各妻的权力。但再娶时，事先必须取得第一妻的同意，并泡酒打牛宴请娘家亲友，赔礼后始得行，否则有可能招致非难，引起冤家械斗。� 川、滇大小凉山彝族实行“同族内婚”、“等级内婚”、“家支外婚”、“转房制”、“姨表不婚”、“姑舅表优先婚”。“同族内婚”，是指配偶双方都必须是彝族，禁止与其他民族婚媾，如有违背，按习惯法规定要处死或开除家门。“等级内婚”，“即是黑彝必须和黑彝婚配，严禁黑彝男女和其他等级的男女发生婚媾，如黑彝女子和其他等级男子发生关系，双方都要处死；如黑彝男子和其他等级女子发生关系，男子则要开除家支或被处死，女子一律处死。“家支外婚”，即规定同一家支内部严格禁止通婚，配偶必须在外家支选择，同一家支内部若发生两性关系被视为乱伦，按习惯法双方都将被处死。“转房制”，即已婚妇女丈夫死后，尚在生育年龄，须转给夫家近亲中的另一男子。转房的顺序是，先尽平辈，如平辈中无适当人选，依次及于晚辈或长辈。除不能转给亲生儿子和姑表婚不转给公公外，其余均无限制。“姨表不婚”，即严禁姨表兄妹相婚，姨表兄妹似同亲兄妹，既不能联姻，也不能发生婚外性关系，否则将被视为乱伦，按习惯法予以处死。“姑舅表优先婚”，即姑舅表兄弟姐妹有优先婚配的权利，习惯法规定，姑母的女儿生来就是舅舅的儿媳，姑母的女儿先要征求舅家纳聘，舅家不要才能别嫁，且所得聘礼要送一份与舅家，反之，舅家方面的女儿对姑家也有上述义务。 滇、黔、桂彝族封建式婚制，婚姻由父母包办，父母同意后再取八字，男家要向女家送聘礼，婚期要择吉日。� （二）云南永胜县他鲁彝族对偶婚和群婚制这一婚姻制的结婚与离婚很自由，有的女子甚至终生不婚不嫁，靠不时上门的男伴侣夜晚同居，与其所生子女为家。特别是女子婚前性生活自由，通常成年后都要到被俗称为“棚子”的公房去居住，而且往往在其中一住数年，因此，新娘带着孩子结婚者也为习惯法所允许。� （三）云南弥勒“阿细”彝族自由恋爱该支系彝族有供未婚青年男女社交的“闲房”或“公房”，婚姻无父母包办，不用聘礼，当女儿将男子领回家后才知道女婿是谁。 1949年以后，彝族地区普遍推行社会主义婚姻法，废除了不符合社会主义的婚姻制度。 彝族的语言文字 彝族工艺主要有彩漆绘、刺绣、贴花和铸造等。漆绘主要多施于碗、盘、壶、杯、盔甲、护腕、盾牌、箭筒、马鞍、马笼头、月琴、口弦等之上，颜色以黑、红、黄三种彩为主。刺绣和贴花，为彝族妇女所善长，常绣(或贴)在擦尔瓦、头帕、衣袖、衣领、衣大襟、裤脚、挂带、烟荷包、腰带等上。多以黑色为底配刺(贴)红、黄、绿、蓝等纯度极高的花线。彩漆绘、刺绣、贴花花边的图案有以日、月、彩虹、云等天象为图的；有以水波纹、山形等山河自然地理为图的；有以鸡冠、牛眼、牛羊角、猪齿等动物的某一部分为图的；有以花、叶、树枝等植物的某一部分为图和以绳纹、发辫纹、方块形等为图的。各种图案与现实生活紧密相连，丰富多彩，富有浓厚的民族和地方色彩。 彝族的舞蹈 彝族的民间歌舞归纳起来可分为以下几种： 《打歌》：包括“打跳”、“跳脚”、“左脚舞”、“跳歌”、“跌腿”、“跳月”（即“跳乐”）等圆圈舞，流行于云南省西部与四川省凉山交界地区、云南省西南部的彝族和相邻的其他少数民族之中。自娱性舞蹈《打歌》与汉族 古代的《踏歌》极为近似。现存于云南省巍山县巍宝山文昌阁，绘制于清代乾隆时的《踏歌图》便记录了当地的舞态。每当节日和喜庆之时，人们挽手围圈，载歌载舞或随乐而舞，舞蹈始终以下肢动作为主。 《跳弦》：因舞者双手持“烟盒”边敲边舞，故也被称为《烟盒舞》。《烟盒舞》流行于云南省中部和南部红河、石屏、建水等地彝族支系尼苏人居住地区。舞蹈分为“正弦”和“杂弦”两类。“正弦”融双人自娱性舞蹈与表演性舞蹈为一体，主要传统段子有《哑巴砍柴》、《鸽子度食》等，舞姿优美轻盈、活泼风趣。而“杂弦”则是在“正弦”的基础上进一步发展而来的，是一种表现人物、具有故事情节的歌舞小品。其中《哑巴摸鱼》、《童子拜观音》等具代表性的节目达百余种。当地所流传的“是人不跳弦，白活几十年”的口头禅，可说明《跳弦》在人们生活和心目中所占据的重要地位。 《罗作》：也称《罗索》，是流行于云南省红河南岸彝族支系尼苏人中的另一种圆圈舞。曲调欢愉跳跃，节奏鲜明而强烈，伴之以快速摆手、错步、踏脚等舞蹈动作，特别受到青年们的喜爱。 《跳三弦》：也称《大三弦》、《跳月》，是云南省中部地区彝族支系阿细人、撒尼人喜爱的自娱性舞蹈。在大、中、小三弦和高、中、低不同音色的竹笛伴奏下的《跳三弦》，是“火把节”不可缺少的舞蹈。 《披毡舞》：是四川省凉山地区彝族所特有的舞蹈形式。舞者以披毡为道具，通过双臂的伸展、收拢、摆动与身体旋转，来模仿鹰、熊的姿态。该舞现已成为彝族的代表性表演舞蹈。 以上五种类型的彝族民间舞蹈，如剔除近半个世纪以来人们对传统民间舞蹈所作的修饰，还原到它的本来面目，我们就能清晰地看到彝族远古时代模拟动物的情态，看到反映人们劳动生活的原始而古拙的舞姿。前四类舞蹈源于彝族古代生活，第五类模仿鹰、熊的舞蹈，可能与彝族古代的多神和图腾 祟拜有密切关系。这类动物模拟舞蹈，动作优美、高雅，在长期的历史进程中，逐步从祭祀仪式中分离出来，并不断添加着各个时代的审美意识，使之成为今天专供人们欣赏的表演舞蹈。 在彝族人民欢庆年节期间，我们还可以看到来源于中原文化的舞蹈形式《竹马》、《高跷》。现代彝族的《高跷》保留和发展了它的杂技特色，在高度上远远超过了汉族《高跷》，但却未能接受汉族《高跷》的舞蹈技艺。 在彝族人举行祭祀祖先、祈求丰收的仪式时，我们还可以看到《木鼓舞》、《铜鼓舞》、《羊皮鼓舞》等。这些舞蹈均由巫师“毕摩”和“苏叶”表演，在击鼓的同时，他们以迅速摆动双肩、胸、胯为主要舞蹈语汇。此外，在“跳宫节”表演的《跳宫》、《跳麒甲》等舞蹈中，仍保留着古代狩猎、部落间战争的痕迹，以及战士出征、作战、胜利凯旋的祭祀仪式和舞蹈场面，以此来表示对古代英雄的怀念和歌颂。这种人们手持器械的舞蹈，与羌族的《铠甲舞》在表现形式上大致相同。 现经加工并搬上舞台的著名舞蹈《红披毡》、《阿细跳月》、《快乐的诺苏》等。以跳跃欢腾的旋律表现了彝族人民生气蓬勃的生活而蜚声艺坛。 彝族的饮食 彝族分布地域广，因不同地区的地质、气候、雨量等都有差别，农作物种类和产量互有差别。因此也形成了各地彝族饮食多样化的特点。 1．主食。以玉米、洋芋、苦荞为主，此外还有燕麦、大麦、小麦、豆类，部分坝区主要食用大米。食法一般为做成各种馍馍之类的食品，有时也煮食或炒食。凉山彝族把荞麦揉成饼，放入沸水中煮食；洋芋喜煮食或烧食；燕麦炒后磨成面粉调食；大米用甑子蒸食。 2．副食。蔬菜类有萝卜、元根、白菜、青菜、洋花菜、芥蓝、韭菜、蕨菜、葱、姜等。有煮、炒、炖、腌等不同食法。肉食类主要食用牛、羊、猪、鸡肉。食法以水煮和腌制较普遍。饶有风味的要数凉山彝族的砣砣肉和撒梅彝族的生肉生肝。砣砣肉的作法是选用30斤左右的山地小猪，去毛和内脏，洗净后切成拳头大小块状，下锅煮熟即捞出，拌以盐、花椒等佐料食之。生肉生肝的作法是将猪脚皮烧后切丝，把猪肝切碎，加酱油、醋、葱花、辣子拌食。 3．酒类。彝族爱喝白酒，一般以高粱、玉米、荞子等杂粮酿制而成，以不同的制作方法或饮用方式而称之为“坛坛酒”、“转转酒”、泡水酒、包谷酒、水酒、稀饭酒等。坛坛酒是在坛中酿制而成，饮用时剥去坛口封泥，加入冷开水，待数小时后插入弓形竹管或木管吸饮，亦可供数人同时饮用。转转酒是凉山彝族的一种饮酒方式。成群男女席地而坐，一碗碗白酒自右至左以次传递而饮，每呷一口以左手姆指横擦碗沿为礼。泡水酒是在木桶中酿制而成，饮时从桶中冲水，酒从桶底小孔流出，边饮边搀水，可痛饮数日. 4．茶类。云南、贵州彝族习惯喝茶，自己也种茶。云南无量山、哀牢山、澜沧江、黑惠江沿岸土壤偏酸，湿润多雾，有利于茶叶生长，所产青毛茶，挺秀显毫，条索紧结，清香醇厚，回味无穷。青毛茶早在唐代就有种植，《蛮书》记载：“茶出银生界诸山，蒙舍蛮以椒姜桂煎之。” 5．烟类。凉山彝族喜吸兰花烟，一般利用屋旁较为肥活的小块土地种植，2月下种，5月分秧，7月收获，然后把烟叶晒干叠齐，用山草扎成小把备用。吸时将烟叶放在掌心，搓成细末，装入烟斗。云南、贵州彝族喜吸叶子烟。 6．食具。凉山彝族的食具大多为林制和皮制漆器，造型独特，美观耐用，以黑色作底色，用红、黄等颜色描绘上各种花纹。常用的有木盘、木钵、木勺、木盔、木碗、皮碗、肉盘、饭盒等。木盘有高脚和低脚两种，木钵为敛口，有盖、鼓腹，由盖和器身成子母扣合，木盘和木钵为盛饭菜用。木勺为舀汤、饭用，匙部呈椭圆形，勺把细长，俗称“马匙子”，食时稍动把，匙不粘唇，汤饭即入口中，既卫生又实用。皮碗轻便耐用，搅拌荞面、粑粑等冷食用。 7．酒具。酒杯有鹰爪杯、牛角杯、羊角杯、雁爪杯、猪蹄杯、木酒杯、皮酒杯等；酒壶有圆形壶、扁圆形壶、鸽形壶等。壶分头、腹、足三部分组成，足底中心有小竹管为进酒口，酒灌满后把壶放正，酒却流不出来。腹部上端旁斜插一细竹管为吸酒口。造型美观别致，独具一格。酒具用材有木制髹漆、银质、角质、皮制等。� 彝族的节日 彝族的传统节日很丰富，根据节日的性质可分为生产性节日、社交游乐性节日、纪念性节日、庆祝性节日和祭祀性节日等五类。而每一类又包括5—10个节日。如以发展、促进生产为目的生产性节日有剪羊毛节(流行大凉山，一般为农历六月中旬)、采药节(流行云南小凉山，每年农历五月初日，主要是采、卖药材)、黑井灯会(流行于云南牟定县黑井一带，每年农历正月十五，主要是祈求多生产盐)、羊年(云南牟定每年农历除夕晚上和初一给羊吃年饭，贴对联)、巴乌节(流行于云南鹤庆县东西山区，每年农历正月十五举行，主要是欢庆和祈望狩猎丰收)、颂牛节(云南西北山区彝族每年立冬举行)、拉麻节(拉麻彝语意为贺牛神，彝族支系黑话人的传统节日，每年农历七月初七日举行)和护山节(流行于广西隆林彝族中，每年农历三月初三、初四日举行)；又如以歌舞、游艺、集会形式进行交往娱乐为目的的社交游乐性节日有赛歌会(云南九江县彝族支系腊鲁人每年农历二月举行)、情人节(广西那坡县彝族支系白彝人每年农历三月举行，情人互送礼物)、姑娘节(云南金平彝族姑娘每年春节后的第一个赶场日，到街场上展示自己的青春和美貌)、赛马节(贵州威宁，每年农历五月初五)、赛装节(云南永仁等县，每年农历正月十五彝族姑娘都着盛装，比试谁的服饰漂亮)、赶花街(云南峨山、新平、双柏三县交界处的彝族支系勒苏人每农历六月二十四日和七月十五日举行二次，是年轻人谈情说爱的好机会)、串会节(云南漾濞彝族每年农历三月二十九日，人们聚集篝火旁跳舞对歌)、搭清节(云南曲靖市白水区彝族妇女节日。每年农历三月的第一个马日。妇女们打扮后带上食品聚集于当地的密集山上，一边唱歌，一边品尝食品，直到明月当空才各自离去)、开新节(云南峨山彝族每年农历正月初一后的第一个赶集日，过完节日就要春耕了)、拜姑爷节(云南峨山一带彝族每年正月初二，以村寨为单位，邀请3—5年内嫁出去的姑娘连同姑爷接回本村进行团拜)和斗牛节(每年农历六月一日各地彝族都要举行)；再如以追念民族英雄、纪念某个历史事件为主要内容的纪念性节日有插花节(云南楚雄彝族每年农历二月初八举行，以纪念传说中为妇女除暴安良的女英雄咪依鲁)、服装节(云南大姚县三台山彝族每年农历三月二十八举行，以纪念心灵手巧的女服装师阿米尼、二月八(每年农历二月初八举行，节期三天，以纪念智斗强敌英雄密枯)和牟定三月会(云南楚雄彝族每年农历三月二十四日举行，节期3—5天，以纪念传说制服蛟龙的胜利)；以喜庆丰收、祝贺人畜兴旺、平安幸福为内容的庆贺性节日有彝年、老年节、尝新节、新米节、沙户比节等；最后就是以祭祀神灵、祈禳凶邪的祭祀性节日有火把节、密枝节、祭公节和跳公节等。其中以彝年和火把节为彝族最普遍最隆重的节日。� （一）彝年 彝语称“库史”，是大小凉山彝族的传统节日，每年农历十月至十一月内择吉日举行。彝年前，人们打过年柴，准备过年的食物，精心地催养年猪。过年三天，第一天：“点烟火”，清晨用袅袅的青烟通知祖灵回家与后代共渡佳节；“逐户杀年猪”，全村男女老少(除女主人留家外)喜气洋洋簇拥着杀猪能手“翁色尔古”逐户宰杀年猪，杀猪的顺序以村中辈份的高低长幼而定；“松母”即献祭，取部分猪肝、猪肉烧煮，由男主人端至火塘上方祭祖，此后，大家吃年饭，太阳落山时，以煮熟的砣砣肉和荞粑粑再次祭祖，以祈来年丰收、平安。第二天：孩子们做“翁西那姑革”游戏，青年男女身着盛装聚在一起，伴着口弦、月琴、胡琴欢歌舞蹈，进行赛马、荡秋、蹲斗、角力等娱乐活动。中年男子成群成队到各家互贺新年，妇女留在家中招待客人。第三天：“送祖”，人们早早起来，热饭菜以送祖灵归祖界，并为祖灵备好路途中需要的盘缠、干粮，还把燕麦倒在畜槽中象征喂祖灵的灵马。送祖灵时，男主人向祖灵祈求保佑来年家庭平安、五谷丰登、六畜发展。� （二）火把节 四川、云南彝族一般在农历六日二十四日前后几天举行，贵州彝族则在农历六月初六左右进行。祭神祭田、祈年丰收、送崇除邪是火把节的重要民俗内容。节日期间，有的彝区要合村杀猪宰牛祭神，有的地方每一彝户要抱鸡到田里祭田公地母。而凉山彝族火把节那天，所有在外的人都得赶回家吃团圆饭，饭前杀鸡祭祖，饭后举行点火把仪式。由一家之主点燃用干苦蒿杆扎成的火把，从屋里的上方照亮每一个角落，口中念：烧掉一切不吉之源，全家平安、五谷丰登、六畜兴旺等词，然后经过牛圈、羊圈，最后加入村寨的火把节行列，到村头寨边、田野山坡耍火把。有说火把能灭虫害，有说可驱灾去邪。如今，火把节的内容更加丰富，有斗牛、摔跤、跑马、选美、对歌、舞蹈、射箭、磨儿秋等各种娱乐性活动，有的地方还进行商业贸易活动。� 彝族的服饰 彝族服饰因地而异，大体上和方言的分布基本相同，不同方言区有不同特色的服饰。为此有如下六种类型：� （一）凉山型服饰主要流行于四川、云南大小凉山一带。男子头顶蓄一绺发，称为“兹尔”，汉称“天菩萨”，并以长数尺的黑色或深蓝色布帕包头，额前右方或左方裹成一细长锥形状突出帕外，称为“兹贴”，汉称“英雄结”，身穿黑色或蓝色紧身衣，大襟右衽，窄袖。袖口、襟上嵌不同颜色的布数圈，或用五色棉布细条镶嵌其间，长于腰际。裤子用海蓝色棉布缝制，裤脚以地区不同，有大有小，宽大的可达170厘米，走路时常把裤角吊在腰际。窄小的脚板伸直才能穿入。成年男子左耳戴银丝镶嵌耳环或珊瑚和琥珀大耳珠，珠下缀红丝线穗。女子身穿镶边或绣花大襟右衽上衣，领口、袖口、襟边、下摆边缘镶有蓝、红、白待布条，或用彩色丝线织成各种图案花边。衣领中部纽扣处钉有方形银牌花，或用银质小钉镶满衣领。裙子用红、黄、蓝、白等色彩鲜艳的棉布或羊毛布缝合成三节，上节为裙腰，中节成筒状，下节成皱折，俗称“百褶裙”。未婚女子穿两节小裙，成年后举行换裙仪式，称“沙拉勒”，换成三节裙，此后就进入婚恋期。青年女子或已出嫁而未生育者用青色或黑色布折叠成瓦式头帕，压以发辫。中、老年妇女用黑色头帕裹头或戴荷叶状的盘帽。手戴银镯、银戒；耳戴莲花形、圆星形银耳环；腰佩三角荷包，下缀五色飘带；胸佩口弦、针筒、獐牙等。彝族男女一年四季都披着用羊毛绒编织成的披氅，称“擦耳瓦”，冷时可御寒，睛时可遮日，雨天作雨衣，睡觉当被盖。服装的纹饰工艺称为“做花”，大致有：挑花、贴花、穿花、锁花、盘花、滚花、补花、刺绣等。纹样有波浪纹、鸡冠纹、牛眼纹、星纹等。� （二）滇东南型服饰以撒尼、阿细彝族服饰为代表。撒尼彝族老年男子喜戴青布包头，穿宽裆裤。青年男子喜穿用麻布缝成的对襟式无袖短褂，绣上图案式花纹，用蓝色或其他色布镶边。女子喜戴花包头，老年妇女多用红黑两色，青年妇女用多种颜色。包头边沿镶嵌银制“卡士玛”，顶端的双耳部位缀一对“彩蝶”，后面吊一束串珠，下垂至前胸，光耀夺目，走动时发出清脆悦耳的响声。外衣长略过膝，多数是蓝白色，袖子、领口和边角绣有花饰，背披一块黑布衬底的雪白细羊毛皮，布带经胸前直贴衣襟，腰间系一块黑底绣着五彩图案的围腰，下穿蓝黑色长裤，脚穿绣花布鞋，肩挎花布包。阿细彝族男子服饰与撒尼彝族男子类似。女子两股发辫缠头，头戴花布扎制的“鲁都”彩色包头，“鲁都”是生长在高山岩头上的一种草。身穿蓝白色或青色布紧袖衣，袖子上半节多用青布，下半节用另色布相衬，袖边绣有花纹图案。背披五光十色布，下穿紧身裤。佩带手镯、耳环。背上自编草篼。� （三）滇南型服饰男子身着对襟短衣，有的衣襟密钉长襻或饰银币扣，在领上绣一排犬牙花纹；有的喜披一件羊皮领褂。下穿宽裆裤。女子头戴银泡镶嵌鸡冠帽，身着右衽大襟衫，有衽边摆和尾摆。衽边摆后绕打结，尾摆平时掖于腰带间，形如褡袋，能盛针线包等什物，跳舞时放下尾摆，以助舞姿。下着大管裤，腰系丈余花围腰。脚穿翘尖绣花鞋。喜戴银耳环、银手镯，襟前、腰间、臀后挂有银铃、银泡。� （四）滇西型服饰男子身着黑色或蓝色无领对襟衣，有的外加麂皮领褂。下着宽裆裤，头缠青布帕，或戴一瓜皮小帽。女子头戴缀有小红缨，嵌有小银珠的绣花“鱼尾帽”，脑后留一小发辫。身着前短后长的圆领大襟衣，外套深色坎肩，腰系青布围腰。下着绿色或蓝色大管裤，脚穿翘首船形绣花鞋。喜戴银制大花、簪子、别针、耳环、戒指、手镯、三须等饰物。男女老少都披无扣对襟羊皮褂。� （五）滇中型服饰男子一般短衣长裤。女子身着浅色短上衣，外套黑色坎肩。下穿长裤。佩胸围腰。头缠青巾，有的地区戴绣花帽，如鹦嘴帽、蝴蝶帽、樱花帽等。� （六）黔西北型服饰中、老年男子头包青、白帕，身着长衫，系青腰带，下穿宽裤管灯笼裤，俗称“八幅裤子”。青年男子身穿对襟短衫，系大白腰带。女子头缠黑、白头帕，身着青、蓝色上衣，领口、袖口、襟边、下摆均绣花纹，下着青、蓝、乳、白色相间的三节中长裙，扎白布腰带，脚穿绣花高钉“鹞子鞋”。 人口及分布� 彝族人口，据1990年全国人口普查共计6572133人，在我国少数民族中人口仅次于壮、满、回、维吾尔族，居第五位。主要分布在云南、四川、贵州三省和广西壮族自治区的西北部。他们以大分散、小聚居的分布形式，居住在北起大渡河流域，南到云南国境线，东自乌江、西抵澜沧江的广阔地区。主要聚居区有四川凉山彝族自治州，云南楚雄彝族自治州，红河哈尼族彝族自治州，贵州毕节地区和六盘水地区。� 地理环境� 彝族主要聚居在北纬22—29、东经98—106之间约50余万平方公里的土地上，处于云贵高原和康藏高原东南部边缘地带。 这一地区，群峰林立、峡谷纵深、地势雄伟、气势磅礴，大雪山、大凉山、乌蒙山、哀牢山、无量山横卧境内；金沙江、元江、南盘江、雅砻江、普渡河、西溪河、美姑河、安宁河、会通河盘旋于幽谷之中；滇池、洱海、草海、邛海、马湖等许多大大小小的湖泊散布在高原上。气候温和，雨量充沛，常年气温在10℃至20℃之间，年降雨量为700至1000毫米。无数的丘陵、山地、坝子、河谷、湖泊，蕴藏着铁、铜、锌、铝、金、银、锡、锑、锰、镍、铅、汞等金属矿和煤、磷、云母、石膏、石棉、水晶、硼砂、雄黄、泥炭、矽土、耐火沙石等非金属矿；盛产玉米、稻、麦、荞子、燕麦、马铃薯等农作物；出产大麻、油菜、烟草、花生、棉花、茶叶等经济作物；有云南松、华山松、冷杉、云杉、铁杉、桦木、樟木、楠木等木材；有桐油、漆树、油茶、苎麻、板栗、柑桔、桃、梨等经济林木；有虫草、贝母、三七、天麻、木香、党参、茯苓、雪莲等药材；有牛、马、羊、猪等畜产；还有飞狐、金丝猴、熊猫、灰竹鼠、白马鸡、白腹锦鸡等奇珍异兽。彝族人民世代在这块土地上劳动、生息，创造了绚丽灿烂的彝族文化。

马学良出生在山东荣城，学在县立模范小学和威海中学，考入国立济南高中，从小泽被于齐鲁大地的儒家文化，有着深厚的汉语汉文化功底。1932年的济南高中，当时的校长曾在全校夸奖一名叫季羡林(现为国际著名东方学者，北大教授)的高年级学生，说他同时考上了清华、北大，用他的事迹激励在校中学生。其中的马学良从此以季羡林为榜样，勤奋刻苦学习，两年后的1934年，他也以优异成绩考上了北大中文系，并深得国学大师们的器重。他在罗常培的指导下撰写了《方言考原》，在沈兼士的指导下，采用右文说撰写了《释江河》，在胡适《白话文学史》课的影响下，走上了民族民间文学的研究道路。马先生又有幸在迁校至昆明的徒步“小长征”中，担任了著名文学大师闻一多的助手，一路采风问俗，访古探幽，记录汉语方言和民俗。1939年，马先生考入北大文科研究所的研究生，又在著名汉语语言学家罗常培、丁声树导师的指导下，专攻汉语音韵学和训诂学。这些丰富而扎实的汉学经历和得天独厚的汉语文研究条件，都为马先生日后成为显赫的国学大师奠定了基础。马先生在1938年跟着闻一多徒步于西南风光旖旎的崇山峻岭时，第一次全面接触和收集各少数民族村寨的民歌、语言、风俗、神话等文化后，从此就和少数民族结下了不解之缘。这种少数民族情结促使他60年前如愿以偿地选定描写语言学大师李方桂作为研究生导师，并且跟着李方桂实地调查云南的撒尼彝语，和当年跟闻一多实地采风时一样，深入少数民族家中记音，师生不畏生活的艰苦，不辞生活的辛劳，也与少数民族结下了深厚的友谊。1941年，马先生的《撒尼倮语语法》毕业论文(后来以《撒尼彝语研究》为名出版)成为中国第一部用现代语言学理论描写实地语料的少数民族语言学著作。研究生毕业后，马先生分到中央研究院史语所从事研究工作。1949年又经罗常培举荐，应北京大学的邀请，在东语系任教。凭着马先生贯汉语和数个民族语，又集书面文献和田野调查资料于一身的博学多才，在北大是完全可以大展宏图的。但是马先生在北大东语系仅仅任教两年，就应中央民族事务委员会之约，同意借调到刚刚成立的中央民族学院，从事少数民族语言文学的奠基工作。这一选择，在今天的年轻人看来，简直是不可思议的，因为当时北大的名望、待遇、科研条件都比民院好得多。据说，时年38岁的马学良风华正茂，仪表堂堂。走在民院的校园里，既可敬又可亲。就是这样一位汉族出身且汉语精深的学者，从此开始了他48年的服务民族语文事业的生涯。在近半个世纪的民院生活中，他有过科研条件缺乏的困难，受到过认为民院水平不高的偏见，遇到过“文革”的冲击等等，但他都泰然处之，淡泊名利，忍辱负重，始终热爱所选定的少数民族语文事业。无怨无悔，从不动摇。50年代初，新中国刚刚成立，国家百废待兴，少数民族的语言文学事业更是白手起家，急需汉语言文学界的帮助指点，也盼望汉学大师们关心培养一些少数民族人才。作为既通汉语语言学，又通语言学理论，还通少数民族语言学的马学良先生深知这种盼望的意义，毅然决然放弃优越的北大条件，来到民院后，就立即投入了创建中央民族学院少数民族语言文学系的工作。马先生利用自己熟悉中国科学院语言所、民族所和北大中文系、东语系等知名教授的条件，请来各个方面的一流专家来为民院的学生上课或开讲座，使学生大开眼界，大受其益。今天活跃在全国民族语文界的许多专家教授仍然经常回忆着他们当年聆听罗常培、王力、吕叔湘、高名凯等名师讲课的场景，话语里浸透着对马先生的感激之情。除了请名师讲课外，马先生自己还身体力行，多方面开课，尤其用普通语言学和普通语音学全面训练各民族语专业的学生，为他们在各自的民族语研究领域插上了理论和技术的翅膀。“文革”前，马先生是民族学院最忙的人之一，他是有名的“双肩挑”学者，白天上课，还要担任系主任，处理学科建设等一系列重要事务，晚上吃完饭就要伏案疾书，直至深夜，专心汉藏语系的科研著述。为了使学生有理想的课本作为学习依据，他带领青年教师们主编一系列民族语文的教材，这些后来都成了全国民族院校的权威教科书。马先生除了在北京一心扑在民族语文的教研和管理上外，还经常带队去条件艰苦的民族地区调查民族语言，采集民族风俗，在田野调查的具体实践中培养学生成才。70年代末80年代初，在党的改革开放政策和科学的春天的鼓舞下，马学良先生尽管年老体弱，力不从心，但仍然展开了他一生中的最辉煌的业务拼搏，开始对几十年的民族语文研究作理论的总结。80年代初，马先生主编出版了《语言学概论》，这本书既有60年代初以来北大主编的《语言学概论》的精华和英语、汉语等语言例证，更宝贵的是，又吸纳了过去鲜为人知的丰富的少数民族语例子来说明语言学原理，使人们耳目一新。这是全国十几本《语言学概论》所不能代替的一本独具特色的教科书。90年代初，马先生主编出版了《汉藏语概论》，这是一部在国际汉藏语研究领域具有划时代意义的学术巨著。该书结合中国几十年汉藏语调察和研究的实际，把许多从少数民族语中得来的新发现和新规律收入其中，成为国际汉藏语界的一座丰碑。他于1997年主编出版的《普通语言学》，在全国阐释普通语言学理论基础上，重点从中国的少数民族语言实际中提取一般理论，为丰富真正中国化(不等于汉语化)了的语言学理论做出了新的贡献。马学良先生在少数民族语文方面的贡献是多方面的。他对彝语彝文献有专门的研究，凝聚50年心血写出的《彝文经籍文化辞典》，充分体现了他耐得寂寞，埋头苦干，为少数民族文化默默奉献的崇高精神。另外，马先生发挥自己坚实的文学理论功底和良好的汉语文学才能的优势，为中国少数民族文学“荜路蓝缕，以启山林”，分别创建并领导中国社会科学院少数民族文学所和中央民族学院少数民族语文系的工作，主持编纂了《中国少数民族文学史》、《中国少数民族文学比较研究》等经典著作，构架了中国少数民族文学富有特色的体系。在这期间，他还发表了大量民族文学理论的文章和论文。可以说，马先生为少数民族文化方面的贡献是全方位的，不仅多路创作，硕果累累，而且善于把汉语文的先进方法，普通语言学和文学理论纳入少数民族研究领域，把相关学科有机地结合起来，以利触类旁通。这些都已成为今天中国少数民族研究的法宝，并为少数民族文化建设的可持续发展积累了宝贵财富。马学良先生对从事民族语文研究的年轻一代，从来都是热情关怀，备加扶持，奖掖后学，不遗余力。80年代中期以来，他成为全国民族院校的首批博士生导师后，更加关心青年教师和博士生的健康成长。10多年前，青年学者的著作不仅出版难，而且被学术界肯定也难。马先生这时总是以长者的慈爱胸怀，以老一辈语言学家宽厚而严谨的学风鼓励和鞭策他们，并欣然给他们的新书作序，使一些青年学者得以脱颖而出。当时，中央民族学院的博士生导师只有三位，民族语言学方面只有马先生一人，如果仅按汉藏语系的方向来招生，那就势必使阿尔泰等语系的青年人才得不到读博的机会。马先生果断地把自己的方向扩大到整个民族语言学，先后招收了学蒙古语的蒙古族博士生，学满语的满族博士生，最近又招收了学哈萨克语的汉族博士生等，加上汉藏语系及民族文学的博士生，马先生把民族语文界的青年人才大都招进自己的门下，使他们受到高层次的科班训练，为他们日后在学术界崭露头角奠定了扎实的学术基础，为他们以后步步登高创造了学位条件。实践证明，这些已毕业和未毕业的博士生都已在民族语文界做出了可喜的成绩。作为一名青年语言学工作者，我自己受到马学良先生的扶持和教诲更是令人感动的。只需摘一段马先生为我1993年出版的一本书所作的序言之一段，就可略见他老人家亲切关怀青年成长之“一斑”：“面对赵杰同志的《现代满语与汉语》论文集，勾起我的一段往事。”“那是十多年前的事了。我每天一大早，习惯性的迎着晨光到校园散步，经常看到一个青年手捧书本在林荫道上边走边读，朝朝如此，虽各自心照，但从未交谈。或许由于我的职业心理，爱才心切，促使我在一个早晨与他交谈，才知道他是汉语系的满族学生。他憨厚朴实，两眼炯炯有神，言谈中似乎有些怯生讷言。从此，我们经常在校园的藤萝架下的石凳上，质疑学习。……”(《现代满语与汉语》第1页，辽宁民族出版社1993年7月)我于1978年春天考入中央民族学院。记得一年后的夏天，在校园里通过请教学术问题认识了马先生。那时我是一个普普通通的外系大学生，和马先生这位誉满全校，德高望重的老教授、老主任攀谈，本身就有点打扰的意味了。但马先生非但没表示烦恼，反倒循循善诱，在某些很具体的汉语音韵问题上不好解答时，就直接说：“我都忘了”，表现了一个大家求真务实，谦虚平等的长者胸怀。1981年6月11日，中央民族学院30年校庆，出了专门的报纸，上面登了我的文章。在校园西侧的马路上，是马先生首先告诉我他看了我的文章，并表示祝贺。作为他这样的老教授，能仔细阅读我这个刚毕业的青年教师的习作，并给予充分肯定，使我既感动又增强了信心。正像马先生在序言中所说的那样，“从此我们经常在校园的藤萝架下的石凳上，质疑学习。”其实哪里是“质疑学习”，大多是他的业务指导和精神鼓励。他和我在一起是输出。正是在马先生和民院罗安源、戴庆厦等老师的鼓舞和支持下，我才得以矢志不移地边任教边工作边考试，考上了北大中文系，读硕士，读博士，并留北大东语系任讲师、副教授、教授、博导。留北大后，我成了北大和民大语言学诸师们来往的“使者”，传送问好、信息、赠书等。北大这边以季羡林、林焘先生为主，民大那边就是以马先生为主了。于是，我跟马先生“质疑学习”的地点就从“校园藤萝架下的石凳上”搬迁到民大教授楼马先生家中客厅的沙发上。由于我在北大东语系任教，更使马先生感动亲切，因为他学习、工作过的北大中文系、东语系和民族学院，也正巧是我学习、工作过的地方，所以每次我来民大拜见马先生，他都格外地兴奋和热情。这10年，除了在国外，我差不多每隔两月就去马先生家中一次，向他传达北大诸师们的近况，汇报我的研究心得，马先生总是善于抓住并吸取北大的先进经验以指导民大的民族语文工作，并力图用自己的优良学风积极影响民大教授和科研的改进。就在这沙发对坐的促膝谈心中，马先生向我讲述了他如何高兴地听胡适的《白话文学史》；如何在听国民党政治课时作为班长掩护缺课的学生；如何一边抱着孩子躲避日机轰炸，一边看书调查写论文；如何在民院白天从事管理和教学，夜间挑灯科研并一再嘱咐我如何注意身体；甚至如何发现彝语的松紧音、锡伯语的送气擦音等。窗外的花园有时是烂漫的春光相陪，有时是酷署的知了伴奏，有时是秋高气爽的微风徐吹，有时是雪花缀树的冬景助兴。1999年的春节，那正是一个送走旧岁的除夕之晚，撒进窗内那班驳陆离的夕阳余光照在马先生为我赠书《普通语言学》和《新学术之路》而留言的颤抖的手上，也映出了他老人家“老骥伏枥，志在千里”的音容笑貌，没想到这成了我和马先生的最后一面。但在之后的一天，他还打电话，向我推荐民大的青年教师报考我的博士生，我听到他老人家的最后声音，正是在把我这样的刚刚告别青春的学人扶上了马后，又在扶持没有上马的新的青年。培养少数民族青年人才，奉献少数民族语文事业，鞠躬尽瘁，死而后已。这就是马学良教授作为一个汉族优秀知识分子毕生所追求的民族情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