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大学的论文研究

写作指导：

咳咳。。。乃自重。。

大学生适应学校的研究论文

大学阶段是人生发展的重要阶段，是大学生从依赖走向独立，从迷茫走向成熟的关键时期，大学生能否适应不同于中学的教学方式和学习方法，与来自不同地方、不同性格和生活习惯的同学更好相处，独立处理生活中遇到的各种问题对他们的身心健康发展和顺利度过大学生活具有重要的影响。因而，大学生在学校环境中的适应状况是值得研究者关注的重要研究问题。然而，口前国内外研究者对大学生学校适应的定义还未达成一致，也没有提出统一的大学生学校适应的测量指标和研究工具。

关于学校适应的界定，比较有代表性的界定有以下几种，美国心理学家Ladd等人提出，学校适应就是在学校背景下愉快地参与学校活动并获得学习成功的状况。Birch则认为学校适应不仅指学生的学校表现，而且也包括学生对学校的情感或态度及其参与学校活动的程度。我国的研究者对大学生的学校适应进行了界定，其中，陈君认为，学校适应是学生通过积极地身心调整，和学校环境相互作用的结果，达到学校的教育目的，顺利完成学业。曾晓强提出，学校适应是指学生同学校环境的良好调适状态，即个体能够感觉良好地履行和完成学校环境和学生角色所赋予的各项任务。赵娟提出，学校适应指的是学生在学校环境下，行为方式符合学校的行为规范，发展学习、人际交往的技能。综上所述，本研究认为，大学生学校适应是指大学生在学校环境中，顺利完成学习任务，和谐地与他人交往，独立处理生活中遇到的问题，愉快度过大学生活的状况。

以往研究者对大学生学校适应进行了许多研究，但是大学生学校适应包括哪些方面的适应还没有达成统一。陶沙提出，大学新生的学校适应主要包括五个方面:学习适应、人际适应、生活自理适应、环境的总体认同、身心症状表现。陈君也提出大学新生的适应主要包括四个方面:生活适应、学习适应、交往适应和情绪适应。有的研究者考察了大学生整个阶段的学校适应，其中，卢谢峰认为大学生的学校适应包括七个方面，即学习适应性、人际适应性、角色适应性、职业选择适应性、生活自理适应性、环境的总体认同/评价、身心症状表现。方晓义等人则提出，学校适应的指标包括学习适应、人际交往适应、校园生活适应、择业适应、情绪适应、自我适应和满意度。邓颖琦认为大学生学校适应包括师生关系适应、集体适应、同学关系适应和学业适应4个方面。从以上可见，大学生学校适应比较公认的指标主要包括学习适应、人际交往适应、生活适应、环境适应等。

目前我国研究中关于大学生学校适应的测量工具主要包括两种，第一种是翻译修订国外研究者编制的量表，例如陶沙修订了Baker和Siryk编制的大学生适应性问卷(SACQ)考察了我国大学新生的学校适应，该问卷从大学生的学业适应、人际适应、环境认同和身心症状4个方面对大学生适应问题进行了测量，该量表在国外是使用比较多的量表，但题目和维度是否适合我国大学生还值得探讨。第二种是我国研究者编制的量表，其中，我国的研究者陈君四编制了《大学新生学校适应自评量表》，包括生活适应、学习适应、交往适应和情绪适应，共45个题目。邓颖琦则对学校生活适应量表高中版进行了修订，编制了学校生活适应量表(LASS)大学版，共31个题目。曾晓强编制了《简明大学生学校适应问卷》，包括学习适应、人际适应和身心适应3个方面，共25个题目。卢谢峰编制了《中国大学生适应量表》，共66个题目，方晓义等人编制了《中国大学生适应量表》共60题目。

不同的研究者分别使用了以上这几种量表考察了我国大学生学校适应的状况，例如，邱鸿钟和吴志雄的研究使用了陈君编制的《大学新生学校适应自评量表》，潘朝霞等人的研究和陈晓等人的研究使用了卢谢峰编制的《中国大学生适应量表》，包文婷和秦涛等人的研究使用方晓义等人编制的《中国大学生适应量表》。

综上所述，虽然以往研究者对大学生学校适应的界定、测量指标和测量工具进行了探讨和研究，但还存在以下局限性:首先，大学生学校适应还缺乏明确、统一的界定;其次，以往研究者各自提出了大学生学校适应的测量指标，而代表大学生学校适应的主要指标还需要进一步探讨;第三，虽然以往研究者编制了一些大学生学校适应量表，但这些量表还缺乏统一的测量指标，同时这些测量工具也缺乏良好的信度和效度。因此，进一步探讨我国大学生的学校适应包括哪些测量指标，并且需要发展信效度比较好的适合研究我国大学生学校适应的量表。本研究借鉴以往关于大学生学校适应研究的测量指标和工具，然后结合开放式问卷的结果，编制适合大学生学校适应量表的题目，并对该量表的信度和效度进行分析。

1.对象与方法

1. 1对象 对四类院校的1 -4年级的本科生和研究生进行测试。这四类院校包括综合性大学、师范类大学、理工科大学以及农业类大学。本研究进行了两次测试。

第一次测试共发出520份问卷，收回有效问卷473份(91%)，其中男生186人( % )，女生287人() ;综合类大学学生113人(23. 9% )，师范类大学学生158人( )，理工科大学学生109人(23. 0% )，农业类大学学生93人( );大一学生98人( )，大二学生147人(31. 1% )，大三学生138人(29. 2% )，大四学生67人(14. 1 % )，研究生23人()。该测试的473名被试进行项口分析、鉴别度和探索性因素分析。

第二次测试共发出416份问卷，收回有效问卷388份( 93 % )。两次测试共发出问卷936份，收回有效问卷861份(92% )，其中男生为429人(49. 8% )，女生为432人( ) ;综合性大学学生215人(25 % )，师范类大学学生270人( )，理工科大学学生241人，农业大学学生135人(15. 6% );大一学生231人(26. 8% )，大二学生225人( % )，大三217人( )，大四125人(14. 5 % )，研究生63人()。两次测试的被试共861人进行验证性因素分析。

方法本研究拟根据开放式问卷的结果，并结合以往大学生学校适应的研究，确定我国大学生学校适应的维度。本研究大学生学校适应开放式问卷的题目包括:①你认为大学生活有什么特点?都包括哪些内容?②你认为大学生活有哪些需要适应的?哪些方面适应得好?哪些方面适应得不好?开放式问卷的被试为124人，其中男生40人，女生84人。结果表明，学习适应是大学生学校适应的主要方面，包括适应大学的学习方式、大学老师的教学方法、自主地安排学习时间等;其次，人际关系的适应，主要包括与同学和老师的关系的适应;第三，独立自主的适应，包括大学生独立地处理大学生活中遇到的问题等;第四，学校环境的适应，包括对学校饭菜的适应、学校资源的利用、校园环境的适应等;第五，集体适应，主要包括大学生对班集体活动的参与和适应。

本研究根据开放式问卷的结果，确定大学生学校适应问卷的维度包括学习适应、同学关系适应、师生关系适应、自主独立性适应、集体适应和学校环境适应。借鉴以往测量这些维度的量表，并结合本研究开放式问卷的结果，编制出大学生学校适应的初始问卷的题目，共70个题目。问卷采用Likert 5点法计分，即完全符合为1分，基本符合为2分，不确定为3分，基本不符合为4分，完全不符合为5分。统计处理本研究采用SPSS 17. 0和AMOS 进行数据分析。采用SPSS 进行探索性因素分析、项口分析、鉴别度、信度、效标关联效度的计算，采用AMOS 5. 0进行验证性因素分析。

2.结果

2. 1项目分析 首先把反向题目上的得分进行重新赋值，使被试的得分越高，学校适应越好;然后将各被试在所用项口上的得分相加，求出各被试的学校适应总分;再将量表总分进行降序排列，确定前27%的被试(高分组)和后27%的被试(低分组)，训一算每个题目在高分组和低分组的差异显著性，结果表明，大学生学校适应初始量表中第14题,15题和50题在高分组和低分组统计上没有达到显著性差异。

2. 2鉴别度分析 美国测量学家伊贝尔认为，鉴别度指数在0. 2以下的题项质量较差，应予以淘汰。结果表明，大学生学校适应初始量表的题目中第14题,15题,22题,44题,49题和50题的鉴别度指数在0. 2以下，应该予以删除。经过项口分析和鉴别度分析，删除了不符合要求的6道题目，大学生学校适应初始量表剩余64道题进行探索性因素分析。

2. 3探索性因素分析首先以473名大学生为被试对大学生学校适应初始量表的64道题目进行Bartlett球形检验，结果显示，样本适当性度量值KMO为0. 896,X= 13177. 500 , df=2016,P<，结果表明该样本数据很适合做探索性因素分析。

采用主成分分析法提取因子，并对因素分析结果进行方差最大旋转，结合碎石图，提取出7个因素，这7个因素的累积方差解释率为47. 540%，删除因素载荷小于0. 35的题目以及在两个因素上载荷都高的题目共11道题，最后剩余53个题目作为大学生学校适应正式量表的题目。

大学生学校适应量表的7个因素依次为学习适应(14个题目)、师生关系适应(13个题目)、集体适应(10个题目)、同学关系适应(5个题目)、自主性(4个题目)、生活适应(3个题目)学校环境适应(4个题目)。各因子所包含的题目、因子载荷以及各因子的特征根、方差解释率。

2. 4效度分析

2. 4. 1验证性因素分析为进一步考察本研究编制的大学生学校适应正式量表的结构效度，即考察构想模型与实际模型的拟合度，以及项口与各因素之间的关系，本研究运用A-MOS，采用极大似然估计对模型对861名被试进行了验证性因素分析。全部项口与各维度的拟合指数。本研究编制的大学生学校适应量表的全部题目的X/df为，同时RMESA小于0. OS，验证性因素分析中经常报告的指数TLI , CFI和GFI都达到0. 80以上，表明该模型的拟合度是比较好的，该问卷具有较好的结构效度。

Z. 4. 2各分量表与总量表的相关分析本研究还计算了各因素之间的相关及各因素与总分的相关来代表大学生学校适应量表的结构效度。大学生学校适应问卷的各因素的相关在0. 130 - 0. 536之间，相关适中，各因素与总分的相关在 之间，达到中等偏高的相关，这说明该问卷的各维度之间既具有一定的独立性，各因素又能较好地反映所测查的内容，整个问卷具有良好的结构效度。

2. 4. 3效标关联效度 本研究选取147名大学生作为大学生学校适应量表效标关联效度的被试，其中男生75名，女生72名。以Campbell等人编制的幸福感指数量表(Index of Well—Being Scale)与本研究编制的大学生学校适应问卷的相关系数作为效标关联效度，以往大学生学校适应量表的编制者也大多采用幸福感指数量表作为大学生学校适应的效标。

本研究编制的大学生学校适应量表与幸福感指数量表的效标关联效度如表5所示。结果表明，大学生学校适应量表的全部题目以及各个维度与幸福感指数的.效标关联效度均达到显著性水平，而且大学生学校适应量表总分、学习适应、自主性、集体适应、生活适应与幸福感指数的相关系数都较高，这些结果说明，本研究编制的大学生学校适应量表具有较高的效标关联效度。

2. 5信度分析

2. 5. 1再测信度 本研究选取了106名被试作为大学生学校适应量表再测信度的被试，其中男生50名，女生56名。间隔一个月的时间，对这106名被试进行两次测试。大学生学校适应量表的再测信度，全部题目及各维度的再测信度均达到显著性水平，表明该问卷具有较好的再测信度。

内部一致性信度大学生学校适应量表全部题目的内部一致性信度为0. 926，学习适应、师生关系适应、集体适应、自主性、同学关系适应、生活适应、学校环境适应的内部一致性系数分别为. 645，表明该量表具有较好的内部一致性。

3.讨论

本研究在检索以往国内外大学生学校适应的研究文献基础上，结合本研究开放式问卷的结果，确定大学生学校适应的维度主要包括学习适应、人际关系适应、独立性、班集体适应和学校环境适应。借鉴以往测量这些学校适应指标的量表，并结合开放式问卷的结果，编制了大学生学校适应问卷，最初共70道题目。

经过项目分析、鉴别度分析和探索性因素分析，确定正式的大学生学校适应量表共53道题目，并且提出该量表的7个维度包括:学习适应、师生关系适应、集体适应、同学关系适应、自主性、生活适应和学校环境适应，这些大学生的学校适应维度更全而合理。以往研究者编制的大学生学校适应量表通常只提出了人际关系或人际交往这一个维度来考察大学生的人际交往适应，但本研究认为应分别考察大学生的师生关系适应和同学关系适应两个方面，经本研究探索性因素分析确实分别提取出师生关系适应和同学关系适应两个因子，而且本研究各个因素的相关分析也表明，师生关系适应与同学关系适应这两个维度的相关很低(r = 0. 130)，这表明师生关系适应和同学关系适应是相对独立的两个方面的适应，应该分别进行考察。而且，以往不同的大学生适应量表分别包含了不同维度，而这些量表提出的维度都不够全而，其中集体适应、自主性、生活适应和环境适应是大学生比较重要的学校适应，以往量表中都没有全部包括这几个维度，本研究编制的大学生学校适应量表包括了这几个重要的大学生学校适应维度。

本研究采用验证性因素分析考察大学生学校适应量表的结构效度，结果表明，该问卷的全部项口的X / df接近2,RMESA小于0. 05，验证性因素分析中经常报告的指数TLI, CFI和GFI都达到0. 80以上，这表明该问卷具有较好的结构效度。本研究编制的大学生学校适应量表的总分与Campell等人编制的幸福感指数量表的相关作为效标关联效度为0. 615，而且该量表的各个维度与幸福感指数量表的相关系数均达到显著性水平，这表明本研究编制的大学生学校适应量表具有较好的效标关联效度。

本研究编制的大学生学校适应正式量表再测信度和内部一致性表明，该问卷全部题目和各维度的再测信度均达到显著性水平。该问卷全部题目的内部一致性系数达到0. 926 ,而该问卷各维度的内部一致性系数也在0. 645—0. 889之间，这表明该问卷具有较好的信度。

综上所述，本研究所编制的大学生学校适应量表具有良好的结构效度和效标关联效度，同时也具有较好的稳定性和一致性，适合测量大学生的学校适应状况。

本文对《大学》的成书和文本进行了考查，指出近代以来认为《大学》 晚出的各种理由均不能成立，《大学》应成于曾子或其弟子之手。通过与帛书 《五行》经、传的对比，认为传统分《大学》为经、传两个部分不能成立，《大 学》应为独立的一篇。程颢修订的《大学》最接近事实。 郭店楚简的发现，引起学者重新探讨曾子（包括子游）、子思、孟子一系思想发展的兴趣，而讨论曾子等人的思想，不能不谈到到《大学》。因为按照传统的说法，《大学》乃成于曾子及其门人之手。但近代以来，许多学者又对此提出疑义，认为《大学》成书于秦汉之际，甚或在汉武帝之后。那么，实际情况到底如何呢？《大学》是早出还是晚成呢？本文拟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上，结合新出土的简帛材料，对这一长期悬而未决的问题作出新的探讨。不妥之处，请求方家指正。 （一） 《大学》的作者和年代，学术史上一直存有争论，宋代学者多认为其成书较早，并上溯到孔子、曾子，如程颢认为“《大学》乃孔子遗书，初学入德之门”，（朱熹《大学章句》引）并作《大学》定本一卷，对今本《大学》的章次进行了调整[1]。后朱熹又作《大学章句》一卷，认为《大学》分为经、传两个部分，其中经“盖孔子之言，而曾子述之”，而传则是“曾子之意而门人记之也”。（同上）程朱以上的观点并没有详细的论证[2]，却得到宋明时代学者的普遍响应，有些学者如王阳明等，虽然与朱熹在“格物”等问题上存在较大分歧，但也都承认《大学》是圣贤所传。这可能与当时儒家学者强化道统意识，以与佛道对抗的现实需要有关。但自清代以来，《大学》出自孔、曾的观点受到普遍怀疑，多数学者认为《大学》成书是在秦汉以后，并提出种种根据予以论证。《大学》原为《礼记》中的一篇，文献上对其作者和年代并没有明确的记载，而《礼记》又是“西汉初年搜集和发现的儒家著作的汇编”，来源比较复杂，“绝大多数是先秦古文，个别有汉初成篇的。”[3]凭此尚无法断定其具体年代，出现争论也属正常。但综观晚出论者的种种论述，其立论并不能让人信服，且不乏武断之处，不仅没有真正解决问题，反而给人们思想带来混乱，故有必要作进一步探讨。 认为《大学》晚出，一个重要根据是认为《大学》与《礼记》中的《学记》有关，是对古代学校制度的反映，而大学制度晚出，故《大学》亦晚出。清代学者陈沣指出，《大学》与《学记》中一段文字相近，二者均论“大学之道”，有密切关系。《学记》的这段文字是： 古之教者，家有塾，党有庠，术有序，国有学。比年入学，中年考校。一年视离经辨志。三年视敬业乐群，五年视博习亲师，七年视论学取友，谓之小成；九年知类通达，强立而不反，谓之大成。夫然后足以化民易俗，近者说服，而远者怀之，此大学之道也。 陈沣认为“‘知类通达’，物格知至也；‘强立不反’，意诚心正身修也；‘化民易俗，近者说服，远者怀之’，家齐国治天下平也；其‘离经辨志，敬业乐群，博习亲师，论学取友’，则格物致知之事也。”[4]陈沣认为《大学》与大学制度有关，可能受到了朱熹的影响，朱熹在《大学章句序》中说：“《大学》之书，古之大学所以教人之法也。”但他认为大学制度形成较早，“三代之隆，其法寝备，然后王宫、国都以及闾巷，莫不有学。……及其十有五年，则自天子之元子、众子以至公卿、大夫、元士之嫡子，与凡民之俊秀，皆入大学，而教之以穷理、正心、修己、治人之道。”所以他仍能够把《大学》看成先秦古籍。而陈沣以后的学者则根据《孟子·滕文公上》“夏曰校，殷曰序，周曰庠；学则三代共之”的说法，认为周以前仅有“校”“序”“庠”，未尝有大学，大学制度实形成于秦汉之后，这样《大学》的成书也被推后，清代学者陆奎勋[5]、日本学者武内义雄甚至认为《大学》作于汉武帝后。 不难发现，陈沣等人的观点实际包含两个前提，一是大学制度出现于秦汉以后；二是《大学》与《学记》一样，是对古代学制的反映。而实际上，这两个前提根本不能成立，以上推断是建立在错误的前提之上。首先，大学制度是否出现于秦汉之后，本身就是有争议的。现在多数学者都认为大学制度至少在周代已出现，如对古代学校制度进行过深入研究的杨宽先生就认为，“我国古代学校教育，起源很早。大概商代贵族已有学校。”“西周贵族教育子弟的学校，已较完备，有所谓小学和大学。”并说“西周大学不仅是贵族子弟学习之处，同时又是贵族成员集体行礼、集会、聚餐、练武、奏乐之处，兼有礼堂、会议室、俱乐部、运动场和学校的性质，实际上就是当时贵族公共活动的场所。”[6]杨先生的看法有文献作根据，符合古代学校的实际。如《礼记·明堂位》：“殷人设右学为大学，左学为小学，而作乐于瞽宗。”《大戴礼记·保傅》：“古者年八岁而出就外舍，学小艺焉，履小节焉；束发而就大学，学大艺焉，履大节焉。”《礼记·王制》：“天子命之教然后为学。小学在公宫南之左，大学在郊。天子曰辟雍，诸侯曰泮宫。”更重要的，甲骨文中已有“多子其徙学，返不遘大雨”（《龟甲兽骨文字》卷二）的记载，金文中也出现“小学”（《大盂鼎》）、“学宫”（《静簋》）、“辟雍”（《麦尊》）等概念，郭店简《唐虞之道》有“太学之中，天子亲齿，教民弟也”，明确提到大学。晚出论者可以怀疑《王制》等篇的可靠性，却无法否定甲骨、金文及出土竹简中的材料，而大学晚出一旦被否定，其结论自然就站不住脚。 退一步讲，大学制度即使果真是秦汉以后才出现，也不就意味着《大学》就一定晚出。因为所谓《大学》与《学记》内容相近，均是对大学制度的反映，本身就是后人的一种联想，并没有多少事实根据。相反，如果将二者作一比较，不难发现它们之间实际存在较大差别。《学记》所说的“大学”，从上下文来看，应是指具体的大学设施，这种大学中是以“离（注：解析）经辨志”，也即是以经学的传授为中心内容的；而《大学》一文根本就没有提及具体的学校制度，郑玄《礼记目录》说：“名曰《大学》者，以其记博学可以为政也。”郑玄的这个解释比朱熹更为合理，且与《大学》的中心内容“修、齐、治、平”相符合，应该是《大学》的原意。因此《大学》与《学记》虽然均谈到“大学之道”，但二者并不是一回事，这一点连主张《大学》晚出的徐复观先生也不得不承认，他说《大学》“与《学记》等篇，将教学之基础建立于经典之上的也完全不同。《大学》系完全代表儒家之理想。亦即是说，由《大学》所反映的学问内容，未曾受到西汉以经典为学问中心的影响。……固无俟于《学记》与之相发明。且就两书之内容、规模、气象言之，彼此间决无直接之关联。”[7]其实《大学》的“修、齐、治、平”渊源甚早，（详下）固不待于大学制度形成以后才能出现。从孔子的思想来看，他虽然没有直接使用“修、齐、治、平”的概念和语言，但他主张“修己以敬”、“修己以安人”、“修己以安百姓”，（《论语·宪问》）与这一思想也大体相符，而孔子正生活于旧的学校制度开始瓦解，新的学校制度尚未形成的时代，若按以上的观点，岂不是孔子的思想也要晚出了？晚出论者的逻辑是，只有大学制度形成和完备以后，儒家的“修、齐、治、平”思想才能够出现和产生，而我们认为“修、齐、治、平”作为儒家的一种人生理想和实践原则，与大学制度根本无关，相反，只有当这一理想独立于学校制度之外时，才能保持其生命力和活力，而一旦与学校制度相结合，便意味着它本身的没落和衰竭。这只要将孔孟之类的儒者与汉代以后的经儒作个简单的比较，便可以看得很清楚。 晚出论者的另一个根据，是《大学》的思想在相关文献中出现得较晚，因而《大学》一书亦形成较晚。《大学》的基本思想是所谓的“三纲领”“八条目”，而“八条目”中尤以“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为核心。对于《大学》的“修、齐、治、平”，有学者认为“此一有体系之层层推阐，孔子未尝言；于孟子仅发其端。”[8]徐复观先生也说：“《大学》系以个人直通于天下国家，此必在天下为公的强烈观念之下，始能出现。”[9]所谓“孟子仅发其端”，是指《孟子·离娄上》中的一段言论：“孟子曰：人有恒言，皆曰：‘天下国家。’天下之本在国，国之本在家，家之本在身。”他们认为孟子始将身、家、国、天下联系在一起，故《大学》成书最早也当在《孟子》之后。不难发现，这种说法明显有误，因为孟子这段话中说到“人有恒言”，表明是对前人言论的引用，而这一言论一定产生较早，流传较广，所以才能够“人有恒言”。其实在比《孟子》更早的《老子》中，也有一段与此相关的言论。《老子》第五十四章云： 修之于身，其德乃真；修之于家，其德乃馀；修之于乡，其德乃长；修之于邦，其德乃丰；修之于天下，其德乃普。故以身观身，以家观家，以乡观乡，以邦观邦，以天下观天下。吾何以知天下然哉？以此。 这可以说是《大学》“修、齐、治、平”思想的最早来源。以前由于人们对《老子》的成书年代存在争议，这条材料的可靠性也受到怀疑，郭店楚简《老子》的出土，证明了《老子》一书为老子所著，特别是证实了《老子》一书的早出。而楚简《老子》乙本中正好有这段材料，只是省去了助词“之”，作“修于身”、“修于家”、“修于乡”等。目前学术界虽然在楚简《老子》是今本《老子》的节本还是全本等问题上还有一些争论[10]，但上面这段材料为《老子》原来所有，则无可置疑。这就对晚出论者作出了有力的驳斥，同时也为《大学》的早出提供了一个旁证。另外，在《中庸》中也有多处文字与“修、齐、治、平”的思想相近，如： 在下位不获乎上，民不可得而治矣。获乎上有道：不信乎朋友，不获乎上矣。信乎朋友有道：不顺乎亲，不信乎朋友矣。顺乎亲有道：反身不诚，不顺乎亲矣。诚身有道：不明乎善，不诚乎身矣。诚者，天之道也。诚之者，人之道也。诚者，不勉而中，不思而得，从容中道，圣人也。诚之者，择善而固执之者也。（第二十章） “诚身”意近于“修身”，“顺乎亲”近于“齐家”，“信乎朋友”、“获乎上”近于“治国”，“治民”近于“平天下”，它们之间各以前者为条件，表现为由“诚身”到“治民”的层层外推，这与《大学》的思想也是基本一致的。那么，《大学》与《中庸》的两段文字哪一个更早呢？我们认为应该是《大学》而不是《中庸》，这可以从二者关于“诚”的论述中看出来。《大学》所说的“诚”只是指“诚其意”，内含比较简单，而《中庸》的“诚”则是指“不勉而中，不思而得”的先天实践能力，并对其作了“诚者”与“诚之者“的区分，与前者相比，不仅内含更为丰富，且更具有哲学深度。从《大学》的“诚其意”到《中庸》的“诚者”反映了思想认识的前后发展过程，因此，《中庸》的这段文字可能受到《大学》的影响，并在哲学上作了进一步发挥。《中庸》作于子思[11]，那么，《大学》的成书至少当在子思之前。以往学者认为《大学》的晚出，主要是没有真正理解“修、齐、治、平”产生的历史根源，错把它与不相干的大学制度联系在一起。实际上“修、齐、治、平”的思想乃源于古代宗法社会“家国同构”的社会组织形式，是这种特殊的社会组织形式在人们思想观念上的反映。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由于古代宗法社会出现较早，与这一社会组织形式相适应的“修、齐、治、平”的社会理想因而也出现得较早，这本身十分自然，没有什么好奇怪的。 除此之外，《大学》其它一些思想也被证明出现较早。《大学》的“止于至善”，以往人们往往认为源于《荀子·解蔽》的“止诸至足。”但郭店楚简《语丛三》中有：“善日过我，我日过善，贤者唯其止也以异。”“人之性非与？止乎其孝。”说明“止”乃是先秦古义，并非自《荀子》以后才出现，《大学》的“知止”当与此有一定关系。《大学》的“静”，以前由于怀疑《老子》晚出，故往往将其追溯到《荀子·正名》的“虚壹而静”，而郭店楚简《性自命出》有：“身欲静而毋 ，虑欲渊而毋拔。”楚简《老子》甲乙丙中也有多处谈到“静”：“孰能浊以静者，将徐清。”（《老子》甲）“知以静，万物将自定。”（同上）“清静为天下定。”（《老子》乙）说明“静”的思想同样出现较早。晚出论者认为《大学》思想出现较晚，是因为他们没有看到或忽略了一些重要材料，其结论自然难以站住脚。 （二） 既然《大学》晚出并不能成立，其作者和年代就值得重新考虑。不过在此之前，需要先对《大学》的文本作一番讨论。我们知道朱熹曾区分《大学》为经、传两个部分，并对传进行了补充。虽然朱熹的《大学》新本存在着一些争议，但其将《大学》分为经、传两个部分却得到多数学者的认可，并成为讨论《大学》必须遵循的基本前提。然而我们认为将《大学》分为经、传两个部分，疑点颇多，值得进一步商榷。首先，传的体例不统一。被朱熹当作“传”的内容主要有两部分，一是《诗》《书》及“子曰”，如“《康诰》曰：克明德。”“《诗》曰：周虽旧邦，其命惟新。”“子曰：听讼，吾犹人也，必也使无讼乎！”朱熹认为这分别是经文“明明德”、“亲（新）民”及“此谓知本”的传文；一是作者的直接论述，如“所谓诚其意者……”“所谓修身在正其心者……”“所谓齐其家在修其身者……”等，这被看作是“诚意”“正心”“修身”的传文。朱熹把这两种不同的文体笼统说成是“传”是不合适的，实际上，前者是引文而不是传，后者是对经文的解释和发挥，同样不是传。 其次，传和经无法统一。既然《大学》包括经、传两个部分，其传文就应该与经文统一，而实际上无论怎样对《大学》的章次进行重新编排，也无法作到这一点。如“《诗》云：‘瞻彼淇澳，菉竹猗猗。有斐君子，如切如磋，如琢如磨。瑟兮僴兮，赫兮喧兮。有斐君子，终不可喧兮!’‘如初如磋’者，道学也。‘如琢如磨’者，自修也。‘瑟兮僴兮’者，恂栗也。‘赫兮喧兮’者，威仪也。‘有斐君子，终不可喧兮’者，道盛德至善，民之不能忘也。《诗》云：‘于戏，前王不忘!’君子贤其贤而亲其亲，小人乐其乐而利其利，此以没世不忘也”一段，原在“故君子必诚其意”下，朱熹将其前调，认为此章是“释止于至善”。但仔细辨析不难发现，此章主要是说“自修”“威仪”以及“贤其贤而亲其亲”，与“止于至善”并没有直接关系。有学者注意到这一点，故又进行重新编排，认为此章是“释亲民”[12]，但也同样解释不通。除此之外，“是故君子先慎乎德”“ 是故君子有大道”等各段同样存在这样的问题，说明将《大学》分为经传，值得重新考虑。 还有，《大学》文体前后连贯，不象是经、传两个部分。此点崔述已经指出，其所作《洙汜考信余录》中有《〈大学〉非曾子所作》一篇[13]，反对朱熹将《大学》分为“经”、“传”两个部分，并说“玩通篇之文，首尾联属，先后呼应，文体亦无参差，其出于一人之手甚明，恐不得分而二之也。”崔述的说法符合实际，值得认真考虑。从以上分析来看，《大学》并不象有“经”、“传”两个部分，反而倒象是一个整体。 如果说文本的分析尚不足以说明问题的话，那么，我们不妨将《大学》与帛书《五行》“经”、“传”作一比较，用出土的旁证材料进一步说明分《大学》为“经”、“传”并不能成立。1973年马王堆汉墓出土的帛书《五行》有“经”、“传”两个部分，郭店楚简《五行》有经而无传，说明“传”与“经”可能不形成于同一时期，是后人对“经”的解释和阐发。帛书《五行》经传前后相抄，第二一四行以前为“经”，二一五行以后为“传”，细读《五行》的传文，不难发现其许多特点都与《大学》不同。首先，传的体例较为统一。《五行》传每章皆是作者对经文的解释，不存在直接引用《诗》《书》或二者并存的情况。如“圣之思也轻，轻则形……”一章，传文作“‘圣之思也轻’：思也者，思天也；轻者尚矣。‘轻则形’：形者，形其所思也。酉（柳）下子思轻于翟，路人如斩；酉（柳）下子见其如斩也，路人如流。言其思之轻也……”其中“圣之思也轻”、“轻则形”是对经文的引用，而以下则是对经文的解释，这种体例贯穿了“传文”的始终。值得注意的是，《五行》经文中多处引用《诗》，如“不仁，思不能清。不智，思不能长。不仁不智，未见君子，忧心不能精长；思不精长，不能悦。《诗》曰：‘未见君子，忧心惙惙，亦既见之，亦既观之，我心则悦。’此之谓也。”又如“见而知之，智也。闻而知之，圣也。明明，智也。赫赫，圣也。‘明明在下，赫赫在上，’（注：《诗·大雅·大明》之文）此之谓也。”从“此之谓也”来看，所引《诗》乃是对前面文字的解释和发挥，但它是经而不是传，这对我们理解《大学》颇有启发。 其次，传与经相对应，不存在有传而无经的情况。帛书《五行》除前面几章外，每段经文皆有传，传文往往先引经文，然后加以解释，且不厌巨细，每句必解。如“不变不悦，不悦不戚，不戚不亲，不亲不爱，不爱不仁”一章，传文作“‘不变不悦’：变也者，勉也，仁气也。变而后能悦。‘不悦不戚’：悦而后能戚所戚。‘不戚不亲’：戚而后能亲之。‘不亲不爱’：亲而后能爱之。‘不爱不仁’：爱而后仁。”对于一些实在不必要解释的文句也要加上“直也”二字，表示文意自明，毋庸赘言。如“‘鸤鸠在桑’：直也。”《五行》传只所以每句先要引用经文，是因为经、传被抄在前后两个部分，如果不引用经文，就会使人们不知传文对何而发，造成混乱。而《大学》所谓的“经传”也是抄在前后两个部分，若按传文体例，也当在传文前引用所要解释的经文，而《大学》的几处《诗》《书》文字却没有明确指明与经文的关系，把它看作是“传”显然是不合适的。那么，《诗》《书》之外“所谓修身在正其心者……”、“所谓齐其家在修其身者……”等语是否就是经文的注解呢？我们认为也不是，因为这里的“修身在正其心”乃是对前面“欲修其身者，先正其心”、“心正而后身修”等语的概括，原文中并没有“修身在正其心”一语，所以与其把它看作是传文，不如把它看作是引申和发挥，“所谓齐其家在修其身者”等句的情况也是一样。更重要的，《五行》的传基本围绕经文而发，没有脱离经文之外的议论，而《大学》的“传文”很难与经文直接对应，与《五行》有很大不同。如果说有“经”而无“传”还可以解释通的话，那么，有“传”而无“经”则不好理解，与传文的体例也不相符，所以把《大学》的几处文字看作是“传”显然不合适。 还有，《五行》经、传文体存在较大差异，很容易看出是两个部分。《五行》经文语言流畅，自成一体；而传文则支离破碎，很不连贯，有些纯粹是为注经而注经，显得很没有必要，这与《大学》文体首尾连贯，上下呼应也有很大不同。《五行》的传文虽然不一定就是古书的通例，但其反映的基本原则却是普遍的，由此我们断定，《大学》并非是经传两个部分，而原来就是独立的一篇。 《大学》本是独立的一篇，那么，朱熹为什么要将其分为经、传两个部分并得到多数学者的认同呢？我们认为这可能与当时学者对经典的理解有关。前面说过，宋代有些学者出于同佛老争夺正统地位的需要，往往喜欢把一些经典说成是出自孔子，以抬高地位，增加权威性，程颢认为《大学》为“孔氏之遗书”可能就是出于这个目的。朱熹一方面赞同程颢将《大学》推源于孔子的作法，另一方面，他又看到笼统把《大学》说成是出于孔子似乎难以讲通，故提出“经”“盖孔子之言，而曾子述之”，“传”“则曾子之意而门人记之也”的说法，这样便将原来本是一个整体的《大学》分割为两个部分，而由于朱熹的影响不断提高，他所改定的《大学》新本逐渐取代《大学》古本，《大学》分为经传的说法也以讹传讹，几乎成为了定论。既然朱熹的观点并不成立，他的《大学》定本对理解《大学》并没有多少可取之处，相反，值得重视的倒是程颢改正的《大学》。我们知道，在朱熹之前，程颢、程颐兄弟都曾对《大学》文本作过整理，其中以程颢为最佳。朱熹在《大学章句》中称“旧本颇有错简，今因程子所定，而更考经文，别为序次”，说明自己与二程兄弟有一定的继承关系。但与朱熹相比，程颢改定的《大学》也有一些根本不同。首先，程颢将《大学》看作是一篇，而不是经传两个部分。他将“明明德”三纲领以及“知止而后有定”看作是第一段，“古之欲明明德于天下者”八条目看作是第二段，然后是“所谓诚其意者”、“所谓修身正在其心者”、“所谓齐其家在修其身者”、“所谓治国必先齐其家者”、“所谓平天下在治其国者”各段，而将“是故君子先慎乎德”、“是故君子有大道”分为独立的两段，看作是对以上内容的概括和总结。其次，与此相适应，他将《大学》中的《诗》、《书》、“子曰”看作是引文而不是“传”。如他将“《康诰》曰：克明德”等内容放在第一段后，看作是对以上内容的发挥，而将颇有争议的“《诗》云：瞻彼淇澳”一段放在“所谓平天下在治其国者”一段中，看作是对“上老老而民兴孝，上长长而民兴弟”的发挥，不仅合理而且显得颇为通顺。虽然程颢《大学》是“孔氏之遗书”的看法有失片面，但他却由此避免了“经传”问题的干扰，因而能得出更符合实际的答案。通读程颢整理的《大学》，全文语气联贯，上下一致，浑然一体，比朱熹的《大学章句》更接近《大学》的原貌，应该引起人们的重视。（详见附论） （三） 我们既否定了《大学》晚出，又证实《大学》并非经传两个部分，而是一个整体，那么，传统上《大学》成于曾子及其弟子的说法便值得重视。首先，《大学》一文中明引曾子之言，说明其与曾子一派有密切关系。《大学》“所谓诚其意者”一段有一处曾子的言论：“曾子曰：十目所视，十手所指，其严乎!”李学勤先生指出，古人或其弟子在记其言论时，往往直呼其名，此乃是当时著书通例，如《孟子》一书为孟子与其弟子公孙丑、万章等所著，而文中则通呼“孟子”，《墨子》书中的“子墨子”、《史记》篇末的“太史公”，情况也是一样。 而《大学》中有“曾子曰”，故由此推论，“朱子说《大学》系曾子所作，绝非无因。”[14]李先生的看法有一定的道理。虽然《大学》中“曾子曰”仅此一见，能否坐实即是曾子还可讨论，但与曾子有一定关系则是可以肯定的。除此之外，《大学》“孝者，所以事君也”一句又见于《礼记·祭义》，明确说明是曾子之言： 曾子曰：“身也者，父母之遗体也。行父母之遗体，敢不敬乎？居处不庄，非孝也；事君不忠，非孝也；莅官不敬，非孝也；朋友不信，非孝也；战阵无勇，非孝也。五者不遂，灾及于亲，敢不敬乎？” 孔子有“移孝作忠”的思想，如“子曰：书云：‘孝乎惟孝，友于兄弟，施於有政。’是亦为政，奚其为为政？”（《论语·为政》）曾子的“孝者，所以事君也”可能即是对这一思想的发展，反映了曾子一派对“孝”的理解。这段材料以往被学者所忽略，然而却是曾子与《大学》关系的重要旁证。 其次，《大学》思想也与曾子有一致之处。曾子以“忠恕”发明孔子“一贯之道”，“忠恕”可以说是其思想的核心。而《大学》多谈“忠恕”，如“是故君子有诸己而后求诸人，无诸己而后非诸人。所藏乎身不恕，而能喻诸人者，未之有也。”又如“所恶于上，毋以使下，所恶于下，毋以事上；所恶于前，毋以先后；所恶于后，毋以从前；所恶于右，毋以交于左；所恶于左，毋以交于右；此之谓挈矩之道。”有学者指出，“曾子曰：‘夫子之道，忠恕而已矣。’……子曰：‘夫仁者，已欲立而立人，已欲达而达人。能近取譬，可谓仁之方也已。’《大学》一篇之旨尽于此矣。”[15]所以，《大学》出于曾子或其弟子之手完全是可能的。 还有，从学术的传承来看，《大学》也与曾子一派有密切关系。《大学》与《中庸》思想上具有一定的联系，表现出前后的承接关系。《中庸》重视“修身”，并由此推向“治天下国家”，显然是受了《大学》“修、齐、治、平”的影响。除了前面引用的一段材料外，还有以下两条： 凡为天下国家有九经，曰：修身也，尊贤也，亲亲也，敬大臣也，体群臣也，子庶民也，来百工也，柔远人也，怀诸侯也。修身则道立，尊贤则不惑，亲亲则诸父昆弟不怨，敬大臣则不眩，体群臣则士之报礼重，子庶民则百姓劝，来百工则财用足，柔远人则四方归之，怀诸侯则天下畏之。（《中庸》第二十章） 子曰：好学近乎知。力行近乎仁。知耻近乎勇。知斯三者，则知所以修身。知所以修身，则知所以治人。知所以治人，则知所以治天下国家矣。”（同上） 上面说过，《中庸》的思想比《大学》更为成熟，故《大学》应在《中庸》之前。有学者看到《大学》文字较为整齐，便认为《大学》成书较晚，是不正确的。因为文字的整齐与否，往往与文本的性质有关，而与时间的早晚关系不大。按照传统的说法，曾子、子思上下相承，属于同一学派，既然《中庸》出于子思，那么，《大学》出于曾子或其弟子的可能性就很大。综上所述，《大学》早出，可能出于曾子或其弟子之手，这虽然与传统的观点相同，但它却经过了重新论证，并有新材料的支持，故称为“新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