梁思成研究论文集

嗯是啊梁启超的9个子女依次为：思顺、思成、思永、思忠、思庄、思达、思懿、思宁、思礼。其中，思顺、思成、思庄为梁启超的原配夫人李蕙仙（1868年－1923年）所生；思永、思忠、思达、思懿、思宁、思礼为梁启超的第二个夫人王桂荃（1885年－1924年）所生。 长子梁思成（1901年—1972年）： 建筑学家、中国科学院院士 梁思成1915年进入清华学堂学习，1923年和林徽因一同赴美留学，后毕业于宾夕法尼亚大学建筑系，获硕士学位。1928年回国后，他去了条件十分艰苦的东北大学，并在那里创办了我国北方的第一个建筑系。“九一八”事变前夕，他离开东北大学回到北平，加入了中国营造学社，从事中国古建筑的研究。他率先运用现代科学方法对我国的建筑进行了分析研究，为中国的建筑史研究开拓了道路。抗日战争爆发后，他编撰了我国第一部《中国建筑史》，并用英文为外国读者写了一本通俗易懂的《中国建筑史图录》，让中国建筑在国际上闪耀着灿烂的光辉。1945年抗战胜利后，他深感国家建筑人才的缺乏，因而着手创办了清华大学建筑系。解放后，他立即投身到新中国的建设中，领导并参加了国徽图案及人民英雄纪念碑的设计工作，指导整修了怀仁堂。 梁思成长期从事古建筑研究和教学工作，在建筑理论、建筑教育思想、城市规划理论方面都提出了不少超前的新观点，是我国古建筑研究的先驱者之一，也是我国建筑教育的奠基人之一。1947年，他被推荐为联合国大厦设计顾问团的中国代表。同年，美国普林斯顿大学因他在中国建筑学术上的重要贡献授予他名誉博士学位。他当选为第一届中国科学院院士、技术科学部委员。他是第一、二届全国人大代表，第三届全国人大常委，第二届全国政协常委，第三届全国政协委员。1972年，在动乱中受尽屈辱和折磨的梁思成含冤去世。 次子梁思永（1904年—1954年）： 考古学家、中国科学院院士 梁思永出生于澳门，但其童年也是在日本度过的。1923年，梁思永自清华学校留美预备班毕业，赴美国入哈佛大学研究院攻读考古学和人类学，研究东亚考古，曾参加印第安人古代遗址的发掘。期间，梁思永曾一度回国到清华学校国学研究所担任助教。1930年夏天，梁思永从美国哈佛大学毕业后，回国参加前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考古组工作。同年秋季，他到黑龙江参加了昂昂溪遗址的发掘。1931年春，他参加了河南安阳小屯和后冈的发掘。同年秋季，他又参加了山东历城（今章丘）龙山镇城子崖的第二次发掘。他的工作提高了中国考古发掘的科学水平，使之纳入近代考古学的范畴。他还第一次从地层学证据上明确了仰韶文化和龙山文化两个新石器时代遗址的先后顺序及它们与商代文化之间的关系，这是中国近代考古史上一次划时代的重大发现。1934年，他主笔的《城子崖遗址发掘报告》出版，这是我国首次出版的大型田野考古报告集。抗日战争爆发后，梁思永跟随史语所撤退到长沙，后经桂林入昆明，最后到达四川李庄。1939年，他在“第六次太平洋学术会议”上提交的论文中，全面总结了龙山文化，该成果一直影响到目前对龙山文化类型的进一步划分。 梁思永一生致力于考古事业，是中国近代考古学和近代考古教育开拓者之一，是我国第一个受过西洋的近代考古学正式训练的学者，有《梁思永考古论文集》传世。他当选为第一届中国科学院院士，1950年8月被任命为中国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副所长。1954年4月2日，长期带病坚持工作的他心脏病发作在北京逝世，终年50岁。 三子梁思忠（1907年—1932年）： 英年早逝的炮兵上校 梁思忠从日本回国后不久又到了美国，先后在弗吉尼亚陆军学院和西点军校学习。20世纪30年代初毕业回国，加入了国民革命军。入伍后，由于留学资历和杰出才干，他很快升任国民革命军第十九路军炮兵上校。在1932年的淞沪抗战中，梁思忠表现相当出色。可惜此后不久，年仅25岁的他却因患腹膜炎服错了药、贻误了治疗时机而去世。 四子梁思达（1912年—）： 著名的经济学家 1935年，梁思达从南开大学经济系毕业，随即考上该校的硕士研究生，并于1937年取得硕士学位。他长期从事经济学研究，抗战期间曾在重庆中国银行总管理处和中国银行长沙支行任职，1949年调北京国务院外资企业局（后改为中央工商行政管理局）秘书处，后在调研处任统计科科长，兼做内部资料的编辑工作。他曾经参加中国科学院经济所《中国近代经济史》的编写工作，并于1965年主编了《旧中国机制面粉工业统计资料》一书。他1972年退休，退休后一直住在北京。 五子梁思礼（1924年—）： 火箭系统控制专家、中国科学院院士 梁思礼出生于北京，1941年随三姐思懿赴美留学，在普渡大学电机工程系主修无线电，后又学了自动控制。在普渡大学期间，他仅用两年的时间就修完3年的课程，并于1945年取得了该校的学士学位。随后，他又获得了辛辛那提大学（Cincinnati）硕士（1947年）和博士学位（1949年）。1949年10月1日回国后，他被安排在邮电部电信技术研究所和通信兵部电子科学研究所从事技术工作，并参加了国务院组织的“12年科学远景规划”起草工作，负责起草我国运载火箭研制的长远规则。1956年，他调任国防部第五研究院导弹系统研究室主任。此后，他先后领导和参加了多种导弹和运载火箭的控制系统研制试验。他是我国自行设计并于1964年实验成功的第一枚地—地导弹的控制系统负责人之一，并在以后改进的型号中领导研制出具有中国特色的全惯性制导系统；他参加了1966年10月27日在我国领土上进行的震惊世界的导弹核武器试验；他还是我国向南太平洋发射的远程液体火箭和长征二号运载火箭的副总设计师、控制系统研制工作的负责人；在他的主持下，我国首次把集成电路用于弹上计算机，并首次以此进行全弹自动化测试；他还参加了1980年向太平洋发射远程火箭的飞行试验。 梁思礼1985年获“国家科技进步特等奖”，1987年当选为国际宇航科学院院士，1993年当选为中国科学院院士和第八届全国政协委员，1994年当选为国际宇航联合会副主席，1996年10月获“何梁何利奖”，1997年9月荣获“中国老教授科教兴国贡献奖”。此外，他还曾获“何梁何利基金奖”，担任过航天工业总公司科技委员会副主任等职。

梁思成是我国也是世界著名的建筑学家和建筑教育家，他是著名学者梁启超的长子.（一）中国人要写自己的建筑史梁思成作为世界著名的建筑学家，他的成就是多方面的，但最重要的就是对中国建筑历史与理论的研究，他是这门学科的开创者和奠基人。在建筑这个领域里，我们的祖先为我们留下了丰富的遗产，但遗憾地是始终没有对它们进行科学的总结和研究。梁思成于1931年参加中国营造学社开始，从此将毕生精力投入到研究中国古建筑中去。1934年，梁思成在大量调查研究的基础上，编著了《清式营造则例》，他第一次将繁杂的古建筑构造、形制作了科学的整理与分析，对清式建筑各部分作法、制度作了详细的介绍和论述，第一次用近代投影图绘出清式建筑构件、装饰彩画详图，使人们对多彩的古建筑不再停留在一般的感叹上而获得科学的认识。1940年冬季，营造学社迁到四川南溪县的李庄镇，在李庄这几年里，梁开始较系统地对中国古建筑进行了综合性研究.正是在这基础上的1942年，梁思成开始写著《中国建筑史》。在这部著作中，梁思成根据大量的调查与文献资料第一次按历史的发展，将各时期的建筑从文献到实物，从城市规划、宫殿、陵墓到寺庙、园林都作了叙述，对各时期建筑特征作了分析比较。梁思成第一次提出了中国古代建筑的几大特征，并且从政治、经济、文化诸方面分析了这些特征的形成原因。这些论述和分析都大大超过了过去外国学者的研究水平，达到了前人未达到的高度。为了便于外国人认识中国古建筑，他还编著了英文的《中国图像建筑史》。1946年10月，抗日战争结束后，美国耶鲁大学请梁思成讲学，梁带着中国建筑史和东北大学任教时写的中国雕塑史书稿，以一个中国人自豪的心情将中华民族的文化珍宝展示在国际学术界面前，他以丰富的内容和精湛的分析博得国外学术界极大的钦佩和赞扬，美国普林斯顿大学为此授以他名誉博士学位。哈佛大学东方美术教授雷尔高度赞扬，认为“对中国文化的理解作出了最宝贵的贡献”，“不仅是对中国的叙述，而是可能成为有重要影响的历史性文献”。世界著名科学家李约瑟在他的著作中多处引用梁的成果，称梁思成为研究中国古代建筑的宗师。这些成果自然离不开营造学社的集体，刘敦桢，也是中国建筑历史理论这门学科的奠基人，十多年来同梁一起领导着学社的文献研究和调查工作。学社人不多，在十多年里积累了如此丰富的资料，正是他们的辛勤工作，使中国古老建筑这一东方文化魂宝，得以拂去身上的尘埃，重显光辉于世界文化之林。（二）中国文物建筑保护事业的奠基人梁思成一辈子从事古建筑的研究，同时也一辈子在从事着文物建筑保护的工作。他调查古建筑，从历史、艺术、科学诸方面去发现、揭示它们的价值，正因为具有这些价值，因而同时也提出保护这些文物建筑的意见和措施。1932年在《蓟县独乐寺观音阁山门考》论文中，梁思成专门写了“今后的保护”部分，他提出：“保护之法，首须引起社会注意，使知建筑在文化上之价值；使知阁门在中国文化史上及中国建筑史上之价值，是为保护之治本之办法。而此种之认识及觉悟，固非朝夕所能奏效，其根本乃在人民教育程度之提高……”同时又具体地主张：“愚见则以保存现状为保存古建筑之最良法，复原部分，非有绝对把握，不宜轻易施行。”之后，在对杭州六和塔、曲阜孔庙的考察和修葺计划中都提出了保护的原则和具体修缮意见。抗日战争期间，梁思成担任“战区文物保存委员会”主任，他提出了需要保护的古建筑项目，但在日本帝国主义侵略面前根本谈不上保护。抗日战争后期，当美国能够对日本本土实行轰炸时，梁思成在重庆向美国驻华使馆写信，呼吁要保护日本奈良、京都等地的著名古建筑，使它们免遭破坏。从梁思成个人来说，他的全家受尽了战争之苦，林徽因因此失去了健康，林的亲弟弟是空军飞行员，在对日作战中牺牲，还是梁思成去办理的后事，他当然希望日本受到打击，早日结束战争。他所以这么做是因为他认为日本这些建筑珍宝不仅是日本的，同时也是属于全人类的，理应受到保护，这就是当今“世界文化遗产”的理念，所以日本人民称梁思成是保护日本文物建筑的恩师。1948年，清华大学所在地海淀区得到解放，这时解放军四面包围了北京城，一旦与傅作义将军的谈判失败即将武力攻城。正当梁思成、林徽因因怕攻城毁坏了北京古城而忧心忡忡时，由张奚若教授带两位解放军干部至梁家请梁在北京地图上标明必须保护的古建筑位置，他们对梁说：为了保护民族的古建筑即使流血牺牲也在所不惜。梁思成十分激动而愉快地完成了这项任务，同时带领建筑系教师很快编出一本全国重要古迹的名单，并注明他们的重要级别，送交中央以便在全国解放战争中使它们得到保护，这份名单成了新中国第一批重点文物建筑保护项目的蓝本。可以说是梁思成与林徽因谱写了新中国文物建筑保护事业的第一篇章。1949年新中国成立，北京定为首都，梁思成知道，北京即将开始大规模建设，他当时担任首都规划委员会副主任，他及时与规划专家陈占祥提出《关于中央人民政府行政中心位置的建议》，他们主张将政府行政中心建在北京古城的西部另成新区，这样可以避免新旧矛盾，以便能够将北京古城较完整地保护下来，这是根据世界许多国家历史经验而提出的一个很有远见的建议。当时也有专家根据解放初期的国情主张利用古城建设。梁、陈建议没有被采纳，于是在北京城内开始了新的建设，因此拆城墙、牌楼等等一系列对文物建筑的冲击就是不可避免的了。面对此情，梁思成四方呼吁，写文章做报告宣传古文物的价值，提出城墙可利用作为环城公园，开豁口以利交通等等保护的措施；他力排众议，亲自找到周恩来总理成功地保护住了原来决定要拆除的北海团城。上世纪60年代，文物建筑的保护整修工作日益开展，梁思成在考察了赵州桥和正定一些古建修理工作之后写了《闲话文物建筑的重修与维护》。在文中，他明确地提出“整旧如旧”的主张：“我认为在重修具有历史、艺术价值的文物建筑中，一般应以‘整旧如旧’为我们的原则。这在重修木结构时可能有很多技术的困难，但在重修砖石结构时，就比较少些。”综观梁思成的言论与行动，可以很清楚地看到他对中国文物建筑保护的一系列主张与理论，这就是：梁思成提出不仅要保护单栋的文物建筑，而且也要保护它们的环境。对那些有重大价值的建筑群体甚至一座古城，也要作整体性的保护。梁思成提出在整修古建筑时，一般应该“整旧如旧”。在整修工作中应该采用新技术、新材料，但必须保持古建筑的原来外貌。梁思成提出对古建筑的复原应该采取十分慎重的态度，必须由懂业务的专家负责，在充分研究并了解该建筑原貌的基础上，做出多种方案比较，方可进行。梁思成提出：保护文物都是为了古为今用，但用之之道，多有不同。1964年5月在意大利威尼斯举行的第二届历史古建筑师及技师国际会议通过了《国际古迹保护与修复宪章》，简称为“威尼斯宪章”。这部宪章总结了世界各国在保护古建筑中的经验教训，提出了有关历史古迹定义、保护、修复、发掘等方面的原则与纲领，这些内容得到了世界各国的公认。值得注意的事，在这部宪章中提出的：古迹保护包含着对一定环境的保护；修复中可采用有关的现代建筑及保护技术；无论在任何情况下，修复的前后必须对古迹进行考古及历史研究；为社会公用之目的使用古迹永远有利于古迹的保护等等原则都和梁思成的主张完全一致。这自然不是偶然现象，因为梁思成对中外古代建筑的价值都有深刻地认识。无论在美国留学，在欧洲考察，在国内从事研究工作时，他都密切注意和研究文物建筑保护的理论与实践，站得高，看得全，想得远，因此，他提出来的主张必然带有普遍性，经得起历史的考验。同样值得注意的是，梁思成有的主张并不与《威尼斯宪章》一致。例如宪章规定在修补古迹缺失部分时，修补部分须区别于原作，就像我们在罗马见到的斗兽场和一些古迹的柱子那样，斗兽场用砖或其它材料修补部分与原来的石料有明显的区别；一些石头柱子的柱头、柱身有损坏用砖填补后外观上也保持明显区别，这就是修复工作中的可识别性原则。但梁思成却主张修补部分最好要与原貌相协调，他十分赞赏山东观音寺砖塔的修法，缺损部分用旧砖实砌，新旧浑然一体，他认为，基本上保持了这座塔的风格和个性。在孔庙修葺中，如果用了新材料而给参观者得到与原材料极不同的印象，他也认为是应该极力避免的，这可能是梁思成根据中国传统审美观念而提出的主张。实践证明，梁思成是中国文物建筑保护事业的先驱者和奠基人，他不但在理论上具有世界的水平，而且在实践上还是一名勇敢的斗士。他始终盼望着有一部既符合世界文物保护先进理论、又结合中国实际情况的中国宪章——北京宪章的诞生.

清式营造则例前言序第一章 绪论第二章 平面第三章 大木第四章 瓦石第五章 装修第六章 彩色清式营造辞解清式营造则例各件权衡尺寸表清式营造则例图版营造算例建筑设计参考图集（梁思成 主编 刘致平 编纂）建筑设计参考图集序《全集》主要内容:第一卷 是20年代后期和1932年等的古建筑调查报告和文章以及《中国雕塑史》等，证实梁先生是研究中国雕塑历史的开拓者。第二卷 编入了1933年至1935年期间写的古建筑调查报告，由孙大章校阅并注释。第三卷 主要内容是1935年至1946年期间写的文章及调查报告。由杨鸿勋、王世仁校阅注释。第四卷 收入了梁先生的重要专著《中国建筑史》、《中国建筑之两部“文法课本”》、《记五台山佛光寺的建筑》等，由王世仁校阅并注释。第五卷 编入1945年至1971年间写的文章和书信，由左川校阅并注释。第六卷 收入的两部专著《清式营造则例》和由梁思成主编、刘致平编辑的《建筑设计参考图集》都是目前建筑工作者从事古建筑修复及设计所必不可少的参考书，由郭黛姐校阅并注释。第七卷 是宋代李诫著《营造法式注释》由徐伯安、王贵祥校阅注释。第八卷 是梁先生用英文写的《图像中国建筑史》由梁先生之子梁从诫翻译并注释，由孙增蕃校。这部专著是梁思成抗战时期撰写的。第九卷 主要是梁思成先生的建筑设计作品、绘画作品和梁思成年谱，由梁思成夫人林洙编辑。设计作品共收入10项，有照片和图纸。

浅析古建筑保护措施的合理性古建筑修缮不同于建设工程，它是对古建筑实施保护的实践活动，是自然科学研究成果的体现。古建筑保护措施的合理与否，对古建筑的安全与价值至关重要。文物不能再生，在保护措施上的任何一点疏忽，其造成的后果往往是不可挽回的。�因此，古建筑保护措施的合理性决定着修缮保护项目的质量和水平，而衡量修缮的质量和水平，关键是要看修缮后古建筑自身价值得到了多少保护，安全隐患是否得到消除，是否最有助于其社会价值的体现，三者密不可分。并非仅仅是修旧如旧或焕然一新、金碧辉煌。�如何才能做到保护措施的合理性呢?首先，要求从事文物保护的工作者要有一种积极负责的敬业精神，具有对传承民族文化的强烈的责任感和使命感，这是做到文物保护措施合理性的前提条件。其次，做好各个环节上的调查研究，力求古建筑保护措施更加合理。最后是有针对性的选择科学的保护措施。下面谈些我在工作中的体一、踏勘调查�古建筑价值的取向源于古建筑价值的判断信息，“因为很多的人类过去的记录缺乏历史文献，所以各个时期的文化资源就是主要的信息源”。①而这些信息真实性，往往是由勘察设计单位，对保护对象的历史现状，所做的勘查是否全面和准确所决定的。那么，如何做好这项工作呢?�首先要史料考证。不仅包括查找史料档案(包括“四有”资料)，还应注意搜寻未曾发现的历史照片、碑刻以及相关蛛丝马迹等。因为，许多古建筑毁于近现代，力争尽一切努力去发掘与之相关的历史信息，有利于全面地了解古建筑的时代特征、结构法式特征、历史沿革及历次修缮印记，为文物的修复提供更加有利的佐证。�其次进行必要的社会调查。对于近年修复过的古建筑，在可能的情况下，不要忽略向曾经参予或与保护有关联的修缮、施工设计方面的专家、技术人员请教，包括深入现场向当地文物工作者、管理使用单位的知情者以及周边对古建筑历史的发展变迁有所了解的人员探访，必要时也可以通过媒体向社会广泛征集史料等信息。在颐和园长廊修复设计以及川底下村、焦庄户地道战遗址等文物建筑保护方案的制定时，都在这些方面做了大量的社会调查。�最后是现场勘探。通过实测和必要的科学探测，掌握第一手实物资料，特别涉及有些地面建筑已经无存的重建工程，必须对遗址进行清理和必要的勘探。这项工作应由建筑考古人员来做，至少是在文物考古人员指导下来完成，并及时做出清理勘察报告，逐步改变目前仍主要由建设方组织建筑设计或施工人员来完成基础勘查的“惯性”做法，以保证基础勘查更加科学，为判断文物建筑始建或重建年代，准确掌握建筑和现存建筑构件时代特征提供可靠依据。这一点在以往修复工程中常常容易忽视，如：圆明园正觉寺天王殿修复方案就是根据北京市文物研究所的文物考古人员对建筑基址进行的清理报告，清理报告为修复方案设计提供了充分的依据；永定门城楼复建工程开始前，考古人员对原建筑地基进行清理，为永定门重建确定了准确的位置。在实际工作中，有时在设计阶段由于条件所限，难以对基础进行清理勘查时，要尽早创造条件对基址进行考古勘查并及时对方案进行修改完善。勘查内容主要包括：地基基础、大木结构以及油饰彩画等，记录现状残破状况、安全情况，并说明损坏程度等。通过测绘拍摄照片，了解建筑的法式特征，考证建筑的年代。最后绘制油画小样，编制修缮方案并组织专家论证。对于无充分依据的，应避免主观判断。� 二、病因分析(一)病害类型由于古建筑建造年代久远，受当时条件所限，除结构设计可能与现代建筑相比存在着不合理外，还普遍存在着因年久失修而形成的大量隐患。包括木质结构老化、糟朽、劈裂从而使承载力降低；由于屋顶瓦件松动出现的渗漏使椽子望板糟朽、屋面变形、木架歪闪；后期人工挖掘的菜窖、地道、防空洞、管道沟、山体滑坡等，使建筑基础产生的不均匀沉降，墙体的支撑力下降；院落排水不畅，造成墙体开裂甚至坍塌；空气污染造成的砖、石严重风化等。� (二)“健康”分析�要在勘查中摸清底细，进行科学的分析计算，在论证的基础上，做出古建筑当前安全状况的判断。这里应注意易造成误判的一些假象，如判断是稳定性损伤还是发展型损伤时，要弄清问题部位险情是建筑原设计的缺陷，还是后人在修缮改造时所为，还是自然外力所致，这对于使文物保护措施合理性尤为重要。� 在检查大木架时，要分析大木裂是建造时不堪重负，还是后期在外力的作用下而出现的损坏，是初期木料湿造成的早期开裂呢，还是地震或外力造成的后期结构损伤呢，房屋修缮中还要弄清屋面渗漏痕迹是早期的还是新近形成的，这方面较容易忽视。� 有时因为看有水印就轻易做出“渗漏严重，挑顶大修”的结论，在这方面如果设计时不加分析，在方案审定中又略有疏忽，容易出现一些不可弥补的损失，因此，勘查中要详细认真，尽量防止以“条件不具备”、“时间紧”等理由而轻下结论的现象发生。�另外，对于常出现的屋面瓦件松动，或者有一些脱落现象，就认为屋面渗漏严重，要求挑顶修缮，这种做法也是错误的。对有些传统的屋面虽旧灰背已历经几百年，但仍保护的很好并具有很好防护性，可以通过重新或局部揭瓦来解决渗漏的问题。� 对于地基下沉和墙体开裂现象更要分析是早期还是后期形成的，是初期设计问题，还是因地震或是周边排水不畅、或是施工造成的，只有确定“病因”，才有可能“对症下药”。。。。。。。古代建筑保护中设计诸问题的思考缘起：马年新春之际参加一次在京古建筑界同仁团拜会，席间几位前辈提出目前全国有40余万处不可移动文物，其中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已达1268处。在这众多的不可移动的文物中古代建筑占总量一半以上，甚至比例更大。保护好这批珍贵的历史文化遗产，以此弘扬中华民族精神，是当务之急。目前，全国各地均投入大量人力、物力、财力去做这件事，如何抓住机遇，负起责任，推动文物保护工作大发展，这也是急。急之先就是如何制订保护方案，以及相关的实测与设计工作。首先是应该从调查研究入手。余从事古建筑保护工作多年，对此也有一些感想。尤其是近日，读王世仁先生《挺直脊梁做学问》一文后，总觉应一吐为快，不妨写出供同道参考并批评指正。�一�古代建筑的保护大致可分为建筑本身的保护与整体环境的保护两大方面(以下只涉及建筑本身的保护)。对于古建筑本身的保护，《文物保护法》中明确为“不改变文物原状的原则”。这一规定是若干年来实践的总结，也是上升到一定高度的理论。正因为理论是实践的总结，因而它有指导实践的意义。实践的经验又回过头来不断的丰富理论，因而理论也是不断的发展的。理论具有普遍的意义，但它不是千篇一律、一成不变，而是根据不同的客观条件而适应、发展、成熟的。仅“原状”一词就引起无数从业者的争论，经过多年实践最终达到基本共识。在古建筑维修保护中的“四保存”(即保存原形制、原结构、原材料、原工艺)原则，解决了“不改变文物原状的原则”的具体化问题。在某些情况下，并不排除科学的新方法，最终达到以科学技术的方法防止其损毁，延长其寿命，最大限度地保存其历史、科学、艺术价值的目的。�我国古代建筑的保护原则与国际接轨，有识之士早有共识。《保护文物建筑和历史地段的国际文献》(陈志华编译)一书中认为国际公认的文件和实践为最低限度干预原则，可识别性或可读性原则，可逆性原则，与环境统一的原则。在我国梁思成先生曾提出“整旧如旧”的原则，梁先生认为“把一座古文物建筑修整焕然一新，犹如把一些周鼎汉镜用铜油擦得油光晶亮一样，将严重损害到它的历史、艺术价值”。对于“古代建筑从来没有被看作金石书画那样的艺术品，人们并不象尊重殷周铜器上一片绿锈或者唐宋书画上苍黯的斑渍那样去欣赏大自然在一些殿阁楼台留下的烙印。”对此他感到不以为然，同时梁先生也提出红花绿叶的问题，也就是环境保护的观点(见《梁思成文集》)。虽然目前仍有人对科学的文物保护原则未能准确的认同，有些人(包括一些文物保护工作者)把“整旧如旧”理解为“以假乱真”，对文物原状的认定纠缠在初始状况与历史沿革状况之争，甚至把近现代因无力整修或某些其他因素而采取一些临时应急措施，也误认为应保护的原状等等，其实质就是对文物真实涵义与定义，以及其真实的价值和存在的特性，没有真正的了解。�“不改变文物原状的原则”，经过若干年实践的检验证明是正确而行之有效的原则。在90年代实施的《古建筑木结构维护与加固技术规范》中对这一原则进一步做了诠释。“原状多指古代建筑个体或群体中一切有历史意义的遗存现状。若需要恢复到创建时的原状或恢复到一定历史时期特点的原状时，必须根据需要与可能，并具备可靠的历史论证和充分的技术论证。”这就明确提出了“原状”的释义：指古建筑一切有历史意义的遗存现状；特定条件下也可指创建时的原状或一定历史时期的原状。这就是用法规肯定了我国若干年来文物保护工作者积累的古建筑保护维修的某些原则。正因为是法规，所以也是实践行为的规范，是应遵照执行的，除非修改法规。�二�古代建筑的保护，目的就是为了使用，使用是为了更好的保护。“有效保护，合理利用，加强管理”，“保护为主，抢救第一”是文物保护工作的方针和原则。正确处理好保护与利用的辨证关系，实是不易之事。“研究建筑历史与文物建筑保护工作结合，这是顺理成章的事情。毫无疑问，要把保护文物建筑与修缮破旧房屋区别开来的主要办法，就是要加强对保护对象的深入了解，离开建筑史的研究是不行的。但是从文物保护的专业角度来说，只有建筑史的知识是不够的，更重要的是要建立一种正确的保护理念。这就是必须掌握明晰的认识逻辑，而认识逻辑只有通过对历史逻辑的深刻理解才能获得，无论中国外国概莫能外”(《王世仁建筑历史理论文集》序)。正确的保护理念来自于理论实践，来自于法规，并能通过实践的检验，时间的检验证明是正确的。�仅就古代建筑本身的保护而言，只有以科学的方法掌握第一手资料，包括实地勘察测量，查找相关资料，做出科学的分析，方能得出正确而行之有效的科学保护方法，这就是设计工作。�古建筑的勘测，是一项专业性科学性很强，涉及知识面相当广泛的综合性技术工作。它包涵了测绘、记录和摄影等内容。它要求有熟练的测量绘图能力，又要求具备古建筑的基本理论及知识，拍摄建筑物内外结构的技术，还应对古代汉语、中国历史、古典文学、绘画及宗教等学科有一定的修养。同时还应该具备吃苦耐劳的精神。全面、准确的记录下古代建筑的现状及相关资料，为正确的制定保护方法做好前期准备工作。“通过精密测绘，充分而准确的掌握建筑物的资料数据，进而探索其建筑结构的设计规律；……提高其科学性、可信性，避免片面性、随意性来说，仍有极重要的现实意义。”(《傅熹年建筑史论文集》)梁思成先生开创了我国用科学的方法测量研究古代建筑的先河，在极其艰苦的条件下完成佛光寺东大殿的实测，用精确的数据模数，论述了唐代木结构古建筑。在科技发达的今天，用挑杆或计算机套《则例》来实测古建筑是得不到准确的第一手资料，而设计时又依据这些不准确的资料，第一个反映出来的就是在实施过程中对不上尺寸的现象。这是应大力反对的。�中国是文明古国，文化积淀丰富。就古建筑而言，文献资料存在的形式就多种多样，大致可分为四大类：1.典籍著录；2.碑碣铭文；3.建筑物题记；4.工程技术档案等等。在寺观壁画中也可找到同时代建筑佐证。另外，在照相技术传到中国后，也保存了很多珍贵的文物建筑照片资料。目前比较典型且常用的资料有《营造法式》、《工部工程作法则例》等等。在调查某处古建筑时应多查找第一手资料，这些资料可能会很分散，查打不便，但应该认真地去查阅。第二手资料，或某些词典亦可阅读，但是如果引用就应当慎重了。�在取得测绘、文献资料后，在认真研究的基础上要根据原则、规范及综合各方面因素做出切实可行的设计方案，报主管部门审批。方案根据不同情况不外乎基础、梁架、屋面、装修以及油饰彩绘等等。例如基础工程传统做法可以解决问题的就不必变更原做法。有些基础工程(含隐蔽工程)原传统做法已无法解决问题的可采用先进的现代建筑技术，如晋祠圣母殿基础工程。“假如对中国木结构建筑加固增添的构件(抱柱、随梁、戗木等)，经常作成原来就有似的，这对于保持艺术形式的完整性来说，其效益显然比生硬地区分新旧好一些，所以一时还不应加以否定”(《王世仁建筑历史理论文集》)。至于木结构的更换原则是，只要在规范值允许的范围内总觉以不更换为好。超过规范规定必须更换的就一定更换，这就是法，不能因为经济或某些不负责任的话而影响古建筑及游人的安全。装修及油饰彩画是古代建筑的门面，尤其在等级森严的封建社会末期，任何人也不敢越雷池一步。现今我们在修缮古建筑时对于装修和油饰彩画的处理亦应采取认真慎重的态度。旧有彩画能保存的(视其具体情况、价值)应尽量保持，采取保守的方法，效果也是很好的。在新做油饰彩画时则应采取认真的态度，根据不同时代，不同等级的规定去进行，有相应的依据，或佐证的依据。不要追求金碧辉煌效果。至于仿古建筑则另当别论了。官式手法和地方手法也应区别加以对待，这方面历来是油饰彩画方面的缺欠。保护彩画大致可分为四种方法，即：原状保护，加固整修保护，局部保留保护，全面复原保护的方法。设计时需要根据不同的对象加以区分，在做设计方案时应予重申说明(王仲杰：《中国古建筑彩画保护》)�关于在古建筑设计中应遵守《古建筑木结构维护与加固技术规范》的问题，是不可忽视的问题。此规定自1984年始，为贯彻落实《文物保护法》组织全国十余家与古建筑相关的科研机构，历时七年，几易其稿完成的我国第一部保护古建筑的国家标准。1992年由国家技术监督局和建设部联合发布，1993年5月1日起执行。这是一部以《文物保护法》为依据，充分考虑了《威尼斯宪章》规定而制定的。规范的先进性、可行性不容置疑，其中对古建筑维修原则，“残损点”与技术体系的建立，勘察报告与鉴定报告的必要性，古建筑防护体系的建立，结构的维修与加固都详细加以说明。至于在实施过程中因全国幅员辽阔，因地域等因素名称称谓不同，也发现一些不足。作为制订木结构、古建筑保护修缮设计方案，此法不可不依。�三�北京历史悠久，文化底蕴深厚，保存有相当数量的明清木结构古代建筑，不论从官式和地方手法来讲，品类都是十分丰富的。尤其是皇家建筑、宫殿、园囿、陵寝等等在全国乃至世界都占有十分重要的地位。北京作为全国政治文化中心，聚集着大批专家及有志之士。加之市政府对文物保护的高度重视，近年斥巨资进行保护维修。这些得天独厚的优势，作为文物保护工作者一定要把握机遇，抓住时机，把文物保护工作推向一个更高更新的领域。同时更应该保持冷静的头脑，保什么，不保什么；如何保，怎么保；如何用，怎么用；如何加强修缮的管理工作等等也应该是十分重要的，应引起当局的重视。�古建筑保护工作中设计工作是前提。没有一个合格的设计，一切美好的愿望，原则都是纸上谈兵。没有一个合格的设计，古建筑保护修缮质量都会大打折扣。所以众多专家认为没有合格的设计之前宁可不修，也不要匆匆上马。关于合格设计的产生，除有必要的基本素质和功力外，责任心、使命感也很重要。有些通常的不良习惯也应引以为戒。�譬如测绘中在不具备测绘条件时，匆匆上马完成，其结果可能会出现基础状况不明，柱根槽朽程度不清，梁架尺寸不准，室内装修彩画不详，屋面现状如何等等情况，在这些情况不清楚的情况下，势必影响对残损状况的分析，可能会产生一个不合格的设计方案。�譬如对现存的文献资料(已知或不知的)不下大力气去查找，只凭一些简介性的材料就完成了沿革部分，错误百出。北京地区图书资料部门、科研单位及大专院校很多，在这些单位保存很多相关资料，尤其是在清末至民国初年的老照片资料，以及古建筑前辈如梁思成先生当年拍摄的照片、图纸，都为我们保护、修缮、复建提供了珍贵的资料佐证，试图查找过一些资料，这些单位都是非常支持的。千万不要做成让别人拿着资料，指责你设计完成的作品说三道四。复杂的且不论，越是简单的越应引起注意，或经人提醒仍自以为是者。�譬如古建筑形制、装修式样、油饰彩画等级等基本常识，以及俗说的砖、瓦、沙石、木、油各作的做法，除查找资料等途径外，北京最大的优势就是还保留下一批这类专门的专家，随时随地的请教，口授言传是避免错误，做出合格设计的最佳途径。�譬如最能反映出设计者古建筑保护观念和水平的设计图纸，就目前情况而言显得很苍白。有些构件在设计中能换就换，甚至改动。有些因甲方经费问题，只为节省，完全不按规范要求，忽略了安全因素。有些为达到甲方要求而不惜改变古建筑原形制等等。又如目前多为计算机制图，为赶进度(可能)，整版整版往上套现成资料，出现千人一面、千物一面的现象，原古建筑的特点、风格一扫而空。有时这千物一面的图纸的所 标尺寸都未改动，这就为审批和实施造成了麻烦，很可能会因此造成很大的浪费。另外图纸不全，很多细部或大样图都没有。尤其在彩画设计图纸上是一大缺项。�北京古代建筑众多，古建筑保护设计人才济济，相信经过我们携手努力，北京古代建筑保护水平能尽快地迈上一个新台阶。�(作者为北京市文物局博物馆处副研究员)如何保护我们的传统节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