澳大利亚土著研究论文

在《自杀论》的序中，涂尔干提到：“只要集中力量，我们便可以找到名副其实的规律，这些规律比任何辩证的论据更能证明社会学是切实可行的。人们将会看到我们希望已经证明的规律。当然，我们可能不止一次地弄错，在我们的归纳中超越观察到的事实。但是，至少每一种假设都附有证据，而且我们力求使证据尽可能多一点。尤其重要的是，我们每次将仔细地把推理和解释同被解释的事实明确地区分开来。因此，读者能够评价向他所作的这些解释的根据而丝毫不会受到影响。”“我们所采用的社会学方法完全基于这样的基本原则：各种社会现象应被当作事物，即外在于个人的现实来研究。”于是，《自杀论》中遵循的研究程序就是这句话的最好注解。我被其研究方法最大限度地震撼、启发了，因为这是我第一次如此清晰地看到纷繁复杂的社会现象、梳理不清的个人与社会的关系以及模糊抽象的所谓的社会规律可以被条分缕析，可以被归纳总结，甚至从中得出了一条一条真理般的理论。一本著作是需要说服力的；作为一本社会学著作更是如此。如果仅仅以个人经验或者“某些既广泛又仓促的概括”为依据来解释说明某些社会现象，我想这不仅不具有任何说服力，而且不能解决任何实际的问题——因为这种轻率的态度和方法本身就是不科学的。“科学”，建立在实证方法基础之上的自然科学已经筑起了自己辉煌而牢固的理论大厦，我们今天对客观世界的认识和理解简直是完全拜其所赐。但在当时，社会学还停留在那个可悲的猜测和臆断的阶段，就算前人已经把科学精神从自然科学领域引入社会研究领域，但是社会研究方法还等待着后人的探索和建设。涂尔干承担了这个角色，完成了这个使命，并把这种研究方法的程序精准又完整地在《自杀论》中铺开，贯穿始终。在《自杀论》中，涂尔干从自杀现象的定义开始，继而驳斥了以往关于自杀原因的种种解释，接着确定自杀类型，最后由这种分类法发展出有关自杀原因的种种解释。他所依据的一切都是客观的统计资料和已经被证明的自然科学的理论，运用的是“共变法”的实验方法（间接科学实验法“比较法”和控制变量法），这也许能够在一定程度上说明，他坚信并坚持了“科学”。因此，“科学”就是实证主义社会学研究方法的“体”，没有这个“体”，正如不是由金而是其他材料制成的金壶不称之为金壶一样，那么实证主义研究方法也就无法名副其实了。在确定了研究方法的原则之后，研究方法的程序如何始终遵循这一原则、如何保证研究程序不打着虚伪的科学旗号，应该是十分重要的问题，也就是“相”的问题。有了黄金，要把黄金做成壶而不是盆啊桶啊之类的东西，我们就需要严格确定和塑造它的“相”。涂尔干在《自杀论》中的研究程序是：首先给所要研究的现象下定义。“那种产生通俗术语的肤浅考察是不可能有把握地弄清事物的这些正常关系的；因此，学者不能把那些符合日常用语的既成事实作为他研究的对象。他倒是应该由他自己来确定他要研究的那些事实，以便使这些事实具有能被科学地探讨所必需的同质性和特异性。……所以，我们的第一个任务应该是，确定我们打算在自杀的名称下进行研究的事实的范畴。”类比于自然科学中的分类与定义，涂尔干不厌其烦地把众多干扰确切定义的因素排除在外，最终为自杀下了一个操作定义： “人们把任何由死者自己完成并知道会产生这种结果的某种积极或消极的行为直接或间接地引起死亡叫做自杀。”由于操作定义所具有的功能——使一些陈述变量间关系的假说获得验证的机会，这就为后来作者展开对自杀原因的讨论奠定了基础。如果不事先设定这样一个前提定义，那么所有的研究、证据将失去赖以存在的土壤。第二步是根据定义收集资料并依据收集到的资料对既有的有关现象的各种假设、解释进行分析批驳。这些资料主要是官方统计出版物，如《奥地利统计资料》（《卫生事业统计资料》）、《比利时统计年鉴》、《普鲁士统计资料》等等。另外还有刊载在各种学术杂志上的文章和其他人的学术著作、论文集等。如在第一编第一章《自杀与心理变态》中，涂尔干利用表格《不同宗教信仰中的精神错乱倾向》看出：“犹太教徒中的精神错乱病人要比其他教徒中多得多；因此有理由认为其他神经系统疾病在犹太教徒中也同样多。然而，恰恰相反的是，犹太教徒中自杀倾向却很微弱”，“因此，在这种情况下，自杀的变化正好和心理变态成反比，而决不是心理变态的后果。”于是由此涂尔干批驳了“自杀是由心理变态引起的”这一观点。最后，对所要研究的对象作一番真正的社会学解释。涂尔干在书中大量使用了“比较法”和“控制变量法”。前者我不熟悉；后者却早有“接触”。那是在我初中学习物理的时候，当时研究摩擦力大小的影响因素，曾经假定了三种情形，分别使物体的表面材质、两个物体的相对位置和物体的重量保持不变，然后在考察一种物体在另一种物体表面滑行距离的远近，借此来判断摩擦力的大小。当然这样的实验不免简陋粗糙，但实验所采用的方法却是其中最需要初中生们掌握的重点——控制变量法。在《自杀论》中，随处可见控制变量法的应用。比如通过从统计资料中分析相同年龄段中不同性别与自杀率的关系；相同性别中不同婚姻状况与自杀率的关系；相同婚姻状况中不同年龄与自杀率的关系等等，可以得出几个变量与自杀率的关系而不受到众多原因的干扰，也就有助于把因果关系和非因果关系区分开。研究程序是如此循序渐进、有条不紊、步步为营，由统计资料得出的结论看上去严密确凿，我相信涂尔干已经大体上塑造出研究方法的模型即“相”。很多符合事实的规律也已经通过这些程序浮出水面。金壶是用来盛水的；但是不管是金壶还是铜壶、不管是金壶还是金盆，都是用来盛水的，有什么区别？就像在社会学还未摆脱个人经验和形而上思想的控制之时，那些学者也是在解释着社会现象。只不过在将体、相限定之后，涂尔干《自杀论》中的实证主义方法的独特之处才会显现出来。这就是“用”。“涂尔干提出了社会事实作为社会学研究对象，阐述了社会事实之间存在的结构、功能和因果的关系，制定了一系列社会学研究的实证规则，充实了由A.孔德开启的实证主义社会学的构想，使社会学方法论具有实质性的内容。他运用统计方法对自杀现象的研究，用人类学资料对澳大利亚土著居民的宗教研究，是社会学理论和经验研究相结合的范例，从而结束了西方社会学理论研究和经验研究长期脱节的状况。涂尔干丰富、精深的社会学思想，对社会学的发展产生了深远的影响。”这是在网站上看到的一段话，说明了涂尔干的学术贡献。这是比较宏观的说法。而对于我个人来说，只是被他精妙的论证和论述折服了，进而对社会学的实证主义产生了无限的崇敬之情。我们往往对于一些毫无依据的理论嗤之以鼻，尽管在书店中这些书籍汗牛充栋，让人生出“乱花渐欲迷人眼”之感；但是我们除了能够甄别一些这样错误百出的理论之外，一些论据不充分的著述亦能遮蔽我们的视线，迷惑我们的思想，使我们处在一种进退两难的境地。如何获得真知灼见？如何能够把握规律？这个世界给我们的东西很多，只是需要我们有格物致知的信心和方法，就如涂尔干所做的那样，一定能够把已知事实的范围从自己的脚底下铺设开，不再受到或者少受到各种错误观念和伪科学方法的干扰。这就是实证主义研究方法的“用”。大风起于青萍之末，止于草莽之间。古人有见一叶落而知天下秋，至于世事，洞若观火。在《自杀论》中，要把自杀的真正原因从那么多不确定的、貌似理所当然的各类猜测中抽离出来，也真是难为涂尔干。但既然他被称为伟大的社会学家，那么自然有他的独到之处。“顺风而呼，声非加疾也，而闻者彰”，涂尔干借助的正是这庞杂的社会现象。他的著作堪称当时社会的一面镜子，能照出角落里隐藏的骚动和不安，并且能在这些现象中准确地击中社会的软肋，令人不得不服——“如果这种约束只是靠习惯和压力来保持，那么和平与和谐就只能在表面上继续存在；身心的不安和不满是潜在的；表面上得到克制的欲望随时会爆发出来。”“因此，当我们说把某种权威强加给个人是必要的，我们的意思绝不是说暴力是建立这种秩序的唯一手段。”这面镜子还照出了自杀者那些或忧郁或激昂或冷漠的脸庞。那么这代表了什么？代表了自杀者在生活中的个人经历消磨了他们生存下去的唯一愿望？由于他们一个个独特的个体只是微小得可以忽略不计的青萍之末，单是这些我们根本无法抓住任何能够实实在在握在手中的东西，就像鲍勃·迪伦所唱的——“那答案在风中飘荡 ”。涂尔干说，“每一个自杀者都给他的行为打上个人的印记，这种个人的印记表示他的性格和他所处的特定环境，因此不能用这种现象的一般社会原因来解释。但是这些社会原因也必然给它们引起的自杀打上一种特殊的标记，一种表示这些原因的特殊标志。我们所要找的正是这种共同的标志。”在考察了宗教、婚姻、军队、政治经济状况等因素的具体情况之后，他的答案已经由这一阵社会中暗涌的大风带来了。19世纪的欧洲正是革命风起云涌的时代。法国的大革命的余息从上个世纪延续下来姑且不论，1848年革命横扫整个欧洲，大陆上的每一块土地都被打上了烙印。之后德意志、意大利轰轰烈烈的统一的王国战争也足够让人们深受震动。在此背景下，在这么剧烈而频繁的变革和颠覆中，有什么是不变的呢？就算有，也是不容易被发现的吧。可是自杀率保持了惊人的稳定性；这就更能显示出那一个不变的因素是多么强大而有力——在这样的时代中居然还能不发生明显的波动，难道不让人产生疑问和兴趣吗？涂尔干如果在一个一成不变而导致停滞不前的社会里依据自杀率的稳定来侃侃而谈自杀的社会原因及和其他社会现象的关系，恐怕说服力也会有所削弱吧，因为社会和其他非社会因素本来就是不怎么变动的，自杀率比较稳定也是比较好理解的；没有运动就没有静止、没有骚乱就没有稳定。“有一种完全自由自在的集体生活；各种潮流四处来回流动，以无数不同的方式互相交叉和混合，而且正因为这些潮流处于永恒的运动状态，所以不会以某种客观的形式固定下来。”而在相对稳定的自杀率的内部，不同类型的自杀的比例、不同性别的自杀的比例等等发生波动的迹象也会被涂尔干牢牢抓住，然后毫无厌倦地再去追求这些波动的原因，把它们和社会上的某一个事件联系起来。于不变中寻变，于变中寻不变，就是这般辩证的哲学思维。起于青萍之末的大风吹动了天地间的一切，涂尔干却能站在其中，岿然不动。他张开双臂迎接这阵狂风，只因他有能力洞察和捕捉风中飘动的答案。他是那个时代的一个清醒的捕风人。

众所周知，澳大利亚是个年轻的国家，只有两百多年的历史，她的 文化 是英国文化的移植和再创造。下文是我为大家整理的关于澳大利亚文化论文的内容，欢迎大家阅读参考!

试论澳大利亚文化认同转型

摘 要：澳大利亚的文化发展经历了三个阶段：土著文化阶段、民族文化阶段和多元文化阶段。其每一阶段向另一阶段的转化都有历史和现实等多方面的原因，但年轻的澳大利亚是在多次的文化认同转型中走向成熟的，其发展历程提供了一个成功的利用外界发展自身的典范。

关键词：澳大利亚;文化认同;转型

对于澳大利亚文化性格的建立，黄源深老师在其著作中有精辟的见解。他认为澳大利亚的文化发展经历了三个阶段：土著文化阶段、民族文化阶段以及多元文化阶段。土著文化即在澳洲延续四万年的原住民文化，虽然几近被随英国殖民的西方文明所入侵与扼杀，但仍对后来澳洲文化的发展存有潜移默化的影响。至于民族文化阶段则是从1788年英国进入澳洲的殖民文化开始，经过了一段长时间的演化，才逐渐发展成可称为“澳大利亚文化”的相对独立性格。就在其移民社会丰富内涵以及开放发展的趋势下，澳大利亚民族文化多元性渐成为其文化社会的重要成份。自70年代起，这种对多元宽容态度的提倡，便成为澳大利亚政府主要的文化政策方向。黄源深认为，澳大利亚的当代文化表现在社会层面上是粗犷豁达、平等实际、物质文明、浪漫无羁。这种民族文化融合了宽容多元的精神，在多元异种文化刺激下而能绽放出丰富的生命力。

18世纪经历圈地运动及工业革命的英国，大量的农村人口为了谋生而集中到城市。然而过度拥挤的人口以及高消费使得谋生并不容易，城市里出现了大批穷苦的劳工及贫民。面对日益扩大的贫富差距与尖锐摩擦造成的各种社会问题，城市里犯罪率不断上升，英国政府的对应 方法 则是不断加重及扩大刑罚严惩以期吓阻。为了解决监狱人满为患及城市人口过度拥挤的问题，英国政府开始将囚犯流放至美澳等地，且往往将底层民众所犯的轻罪加重判刑以符合流放标准。如此做法一方面可以舒缓城市人口压力及社会问题，二来又可以拓展海外殖民地。

由于在北美爆发脱离英国的独立战争，澳洲成为英国政府继北美之后替代流放罪犯的地方。1788年，英国派出由菲利浦总督(Arthur Phillip)率领的第一舰队载来首批移民抵达澳洲，罪犯及军人构成了澳洲这批最早移民的主要成员，其后在澳洲发现金矿后及移民奖励政策下，自由移民才逐渐成为多数，直到1868年全澳废除流犯政策为止，英国已经在澳洲流放多达168,000名罪犯。在今天，一般便以1788年作为现今澳大利亚联邦创建所能追溯到最早的一年。

这种罪犯流放史的 经验 ，对澳大利亚民族的集体心理可能构成了深层的影响。1788年1月26日，菲利浦总督在悉尼湾(Sydney Cove)举办了简单隆重的典礼，宣告英国新南威尔士殖民地的正式成立，后来更成为澳大利亚联邦的 国庆节 。然而对今天的澳大利亚人民而言， 1788年并不是一个纯然荣耀的一年。1788年是英国正式将势力伸入澳洲建立殖民地，同时也是首批发配澳洲之流犯抵达的一年;它象征的是英国的荣耀，而不是澳大利亚的荣耀。和怀抱梦想前往美国的清教徒相比，这些澳大利亚早期的移民特质也不一样。这些早年来到澳洲的人们并非为寻找新天地而来，而是一群被英国政府及社会所放逐到遥远荒陆的有罪之人和社会底层民众，他们是被迫待在澳洲的一群无奈的英国人。在这个背景下早期移民澳大利亚的群体自然较难积极发展出独立的自我价值及荣耀，他们的荣耀理当来自于大不列颠帝国殖民的延伸，然而却是原本在国内的社会地位、文化、生活水平都较为低落的一群。澳大利亚在过去对母国的心态可以说是景仰却隐含有相形自卑的潜在意识，这使得他们早年似乎不断的在寻求英国的认同，并强调以身为不列颠人的身份为荣。这种自信的失落让他们可能特别意识到并强化在面对非西方文明时的优越感。

此外，在澳大利亚的早期移民建立其以白种移民为主社群组织后，便一直想象着一个脆弱的自我。这种想象的来源因素很多，除了前所提及的政经历史发展因素外，另一个重要的原因可能是其孤立偏远的地理位置所致。澳洲的偏远位置、晚起步的发展、相对稀少的人口，都让早年的澳洲白种移民感到不安，担心自己被西方遗弃。这种脆弱性的想象带来不安，使澳洲希望尽可能的以各种方式确认自己居于西方国家，并以身为大英帝国的一员为其归宿。而在外在物质的联系上，早期的澳洲移民时常必须依赖母国的接济，在经济开始发展后，与英国以及日后与美国的贸易，构成了经济上最大的支柱，而其国防在二战前更是依赖英国的保护。在这种脆弱不安感和前所提及的自信相对失落的背景下，澳人便倾向于追求心理上的归属感及外部实质上的依赖，导出澳人比 其它 国家更在意确保自己身为优越西方的一份子，且与强大英美均维持好友。

臭名昭著的白澳政策便可能在这种心态下成为澳大利亚联邦成立时的基本国策，对于中国和日本等亚太劳工移民的进入，澳大利亚以白人为主的社群在早期显得相当忧虑，澳人因为特别在意自己的西方身分而刻意对亚洲移民加以区隔歧视。如前所述，由于在西方世界内的自信相对不足，澳人在面对非西方文化时因而特别易于产生优越感，藉由歧视他们来获取自信失落的慰藉。虽然身处亚太，但澳大利亚过去在论述上认为亚洲是“另一个世界”，然而由于他们实际在地理位置上又和“另一个世界”较为接近，加以前述脆弱性的想象，使得他们对于“亚洲黄种人”可能带来的威胁特别敏感。让澳大利亚早期在亚洲特别感到威胁的国家有二，一为甫成为新兴强国的黄种日本，二为拥有庞大人口且被西方世界认为是最能代表“东方”的中国。一直到二次大战后，在澳洲开始转向多元开放的五零年代以前，澳人有很长的一段时间都是从纯粹西方国家的角度来想象自己，并透过英美来认识世界。

澳大利亚对母国英国从崇拜并安于其传统关系，到产生不满与 反思 ，在历史上有一次重大事件可作为转折点。澳大利亚早年在外交上仅关注于与母国的联系，对外并未有太多独立发展的外交政策，在外交制度上甚至由英国来代表澳大利亚。二次大战期间，太平洋战争爆发后，在日本南侵瓦解大英帝国在东南亚的防线已经兵临澳洲本土之际，英国首相丘吉尔否决了澳洲朝野的求援请求，还准备将澳洲在中东战场的精锐第七师军团调往缅甸支持。在危急时刻澳洲国会通过召回澳洲第七师的决议，出身工党的科廷(John Curtin)并在激辩中发表了著名的演说，宣告澳大利亚认为太平洋战争对澳洲而言是一场主要的战争，澳大利亚应该要有自立的能力，并且在外交上将转而关注与美国的合作。太平洋战争确实引起了澳洲对自我身份的反思，澳大利亚意识到自己是一个位于亚太的国家，而日本兵临城下与英国轻视帝国边陲战场的态度，强烈刺激了澳大利亚要保卫“自己”的这种想法，促成澳大利亚有别于大英帝国的自我独立意识。

二战后澳大利亚转向追随美国，然而这种追随已经和过去从属英国的关系不一样，澳大利亚和美国在历史记忆中的政治位阶同属独立后的英国殖民地，美国像是澳大利亚的一个优秀的兄长。在这个时期，澳大利亚在政治上的主体性已渐崭露。二次大战结束后，澳大利亚积极参与国际社会，和欧美各国有了实质性的政治交流和平等地位。在冷战格局下，澳大利亚追随着美国以两大阵营对峙的观点来认识世界。1972年，工党领袖惠特拉姆(Gough Whitlam)成为澳洲，取代了战后长期执政有着亲英美传统的自由党，采取了反战等非亲美策略，开启了新澳大利亚外交政策上崭新的一页，同时白澳政策也在此时正式被废除。

不久之后，发生全澳震撼的政治事件，1975年工党的经济政策失误导致政治陷入僵局，惠特拉姆向时任总督一职的克尔(John Kerr)请求参议院改选，而寇尔竟宣布以总督职权解除民选惠特拉姆的职务。这个事件确实激起澳洲民众再次对自我走出英国关系的省思。且在此之前英国加入欧盟的这件事，其实已经对澳大利亚传统亲英的人士造成相当大的打击。70年代，先是美国反传统的浪潮影响到澳大利亚新兴社会风气，且各国移民的大量加入，使得多元民族的现实打破了文化一元的情况，澳大利亚政府在80年代宣布采取“多元文化”作为正式的政策方向。

澳大利亚所呈现的文化多元性似乎与美国不同，其既想要改变过去依附推崇英国文化作为唯一主流的立场，然而在自我价值相对薄弱下并没有很强的主体文化基础。由于他们不似美国拥有“美国精神”般的也有某种澳大利亚精神，或说澳大利亚精神是在后来才逐渐形成并以开放、多元和自然为期待，因此他们的文化主体性质可能更易接受各种外来的刺激影响。美国文化的多元性是将各种文化吸纳进美国这个主体，然而澳大利亚的文化主体则由于没有强烈的基本元素，而使得各种外来文化更容易生存且可能直接形塑文化构成，宽松开放的文化主体使澳大利亚能去追求展现出一种“世界性”特质的理想。

这种澳大利亚对自己拥有“世界性”期待的理想，除了表现在尊重国内的多元文化共生外，还展现在澳洲对国际事务的态度。澳洲自二战后便积极参与国际事务，在对事务的意见上，努力表现超然中立，从一种以世界为考虑的高度上去思考。在这种世界性的展现中，澳人可以找到了心理上属于自己的价值与荣耀。且由于站在这种高度去思考，而使澳大利亚能对以往极依赖的“西方”世界有所批判，例如在环保、军事等议题上皆曾与传统西方国家对立，而人权议题更在白澳政策废除后成为外交主题之一。澳大利亚对追求世界性的开展和对澳洲自我定位的省思是相关联的，澳大利亚在走出英国、反省一昧追随美国以及放弃极力确保自己为西方欧洲国家的进程中，开始逐步整理自己的身份定位。这时，澳大利亚的地理偏远位置反而能有利于在国际发声时显得超然中立，而国内多元民族文化的提倡以及原民传统则留下的自然思维等，皆有利于其对世界性追求的开展。

澳大利亚的多元文化并不是说她的亲英美传统消失了，事实上无论是亲英美策略或者以国家战略利益考虑的态度一直都存在。而在社会上的各种文化元素中，根源英美的文化生活方式仍然是最强势的主流。英语能说得好，可说是在当地生活获得尊重的必要条件。白澳政策虽然已经废除，但部分澳洲白人仍有这种排斥亚裔以及多元文化政策的想法，白人作为主流优越的印象也仍存在一些澳洲民众的心中。1998年由激进种族主义者汉森(Pauline Hanson)所创立的一族党(One Nation Party)，主张排斥非白人移民，尤其针对影响日益增加的亚裔文化，该党竟在当年的选举获得89席中的11席国会席次。虽然一族党后来遭到不分族群许多民众的多次抗议并衰微解散，但可知种族主义思维仍然存在于澳洲，并可获得一些支持。

年轻的澳大利亚是在多次的文化认同转型中走向成熟的，原因就在于澳大利亚是一个善于利用、借鉴他国的国家。这种拥有多元性、开放性、世界性的自我期待，使澳大利亚社会逐渐走向开放和多元化，正在面向世界、融入世界。

(作者单位：西南科技大学外国语学院)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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试论澳大利亚多元文化教育

摘要：澳大利亚一直以来就是一个移民的国家，而澳大利亚的多元文化教育政策确保了多民族文化的平等和谐发展，不仅丰富了国家的教育资源，而且使得社会得以全面的发展。澳大利亚的多元文化教育独具特色，这不仅反映在国家政策提供的有利保障，而且在具体的实施方法、策略、成功的经验值得我们学习。

关键词：澳大利亚;多元文化教育;多元文化教育政策;民族教育

一、 澳大利亚多元文化政策的形成与发展

澳大利亚从一开始就是一个移民的国家，移民的情况决定了社会的性质。其主要经历了三次大的移民浪潮：澳大利亚第一次移民潮是土著人，他们大约在6万年前到达澳洲。他们代表着一种充满活力的文化遗产，对现代澳洲具有极大的重要性。第二次移民浪潮从1788第一船队登陆植物湾起到1945年，主要是英国人和爱尔兰人移民。1847年，90%的澳洲人口是英国人，其它来自欧洲.只有不到l%来自亚洲。第三次移民潮始于第二次世界大战，澳洲接收了来自许多非欧洲国家与地区的新移民。这些新移民以他们不同的方式影响和改变着澳大利亚的社会状况，尤其是近些来自印度支那的难民潮也更深地影响着澳大利亚社会特性。移民，澳大利亚这一主要的社会元素，给澳大利亚社会打上了多元文化的印记。

与此同时，移民结构的改变也决定了澳大利亚移民政策的发展演变。同时，澳大利亚的移民政策也经历了三个主要发展阶段：第一个阶段为同化阶段(190l一20世纪60年代中期)，1901年制定的这个移民限制法将移民的范畴仅仅局限在英国和爱尔兰，所有在澳洲定居下来的移民都应接受澳洲主流文化的同化，以便尽快融入澳大利亚社会。第二个阶段为融合阶段，即20世纪60年代至1972年，出于改善国际形象的迫切要求和迫于国际社会的压力，同化政策开始改变。1966年政府开始改革移民法，并对非欧洲移民的限制进行了修改，允许“杰出”非欧洲移民澳大利亚，也对“白澳”政策进行了抑制。随着1972年惠特拉姆政府正式终止这个限制性的政策，并提出了尊重移民地位的主张。他指出解决移民政策就是多元文化主义。第三阶段是自1972起多元文化的实行。1973年，“多元文化”被政府正式提出，各个少数民族积极回应，纷纷成立全国性的组织以便在主体文化中能够提倡或体现他们的传统与语言。

自1979年起，澳大利亚成立了多元文化事务学院.旨在进一步提高人们对多元文化的认识，加强澳洲社会的凝聚力，促进民族之间的理解与宽容。之后到1989年，多元文化事务顾问委员会在广泛咨询和接受建议的基础上，制定了《关于多元文化的澳大利亚队国家议程》，并且确定了多元文化的三个方面，即文化认同、社会公正以及经济效益。随着这一议程的提出，澳大利亚多元文化政策逐渐趋于完善，最终被确立为澳大利亚处理民族文化多样性问题的一项基本国策。到了20世纪90年代后期，在新的国际形势下，澳大利亚联邦政府对移民政策进行了新的调整，并且明确要坚持多元化的原则。1996年，霍华德向众议院提出了新的移民法案，重申文化多样性原则和无歧视的民族政策，议会一致通过。1999年，澳大利亚国民多远文化咨询委员会在名为《新世纪的澳大利亚多元文化主义：趋向包容性》的 报告 中阐明了澳大利亚多元文化政策的方针原则和今后的发展方向。2000年，澳大利亚政府建立了多元化澳大利亚文员会，对多元文化进行监督和管理。2003年，澳政府再次颁布《多元文化的澳大利亚：多元一体》，重申澳大利亚多元文化政策发展的战略目标和重要举措。

二、 澳大利亚多元文化教育的形成和发展

澳大利亚多元文化教育政策市随着多元文化政策的产生而产生，但是它也经历了一个漫长的过程。20世纪70年代以前，澳大利亚一直奉行“白澳政策”，拒绝非欧洲地区的移民。当时澳大利亚的教育模式主要是借鉴英国的，实行同化教育，而且教育的对象主要是来自欧洲的白人移民。也就是说，澳大利亚的土著居民和非欧洲移民接受到的教育是非常有限的。政府对移民学生采取“被动的通话教育”政策，政府认为移民学生自己必须主动去适应学习环境、语言和学习习惯，学校没有义务和责任做出任何改变，政府只允许学校使用英语进行授课，限制其他语言在课堂中的使用。

然而，变革不是在一瞬间完成的，它并没有得到现实的尊重。到了80年代早期，澳大利亚所有的州几乎都接受了多元文化政策。可以说，在澳大利亚，没有哪个学校没有受到多元文化政策的影响。教学资源的编制也反映了教育部门的政策。虽然各州的政策努力使教师融入到多元文化的政策中来，但是，真实的落实，尤其是没有较多移民学生的学校里，这些政策的落实都只是象征性的。也就是说，澳大利亚整个课程体系的实施都是各行其道，没有一个系统的标准，这就导致了1984年国家多元文化教育咨询文员会的建立。1973年.政府组建了多个移民教育调查委员会，并在各州学校成立组织委员会，并细致地调查了移民 儿童 的教育问题。20世纪70年代，澳大利亚掀起了一股多元文化教育浪潮。到80年代，澳大利亚各州已完全接受了多元文化教育政策。从80年代初期开始，联邦政府以及各州开始制定各种形式和层次的多元文化教育实施方法。1987年中期，联邦政府又制定出了国家语言政策，提出“非英语教学语言”。这就肯定了英语之外的其他语言的价值，并提供资金在中小学、成人教育机构中进行英语为第二语言和非英语语言的教学研究。1989年出台的《关于多元文化的澳大利亚议程》为多元文化教育提供了实施纲领。该议程的实施，使得来自不同家庭、语言和文化背景的学生的经历和传统得到充分的尊重，致力于提高学生的自信心，并且承认所有学生对学校、社区及社会所作的贡献。另外，联邦政府还制定了发展和提高土著居民教育的政策，以增加土著居民的教育、就业的机会。从此，澳大利亚由多民族、多种族人口形成的多元文化社会教育事业开始得到全面发展。

三、 多元文化教育政策的具体体现

(一)政府为多元文化教育提供资金支持

澳大利亚政府非常重视多元文化课程的开发，并成立组织了相关部门负责多元文化教育以及多元文化课程。国家设立多元文化教育委员会，各个州成立多元文化教育的政府顾问委员会或相应的管理机构，为多元文化教育提供足够的资金保障。不仅如此，澳大利益对土著居民的教育问题也日益重视，各州政府不但拨资金以提高土著学生入学率和教育质量，还在进行教育拨款时向土著学生较多的地区和州倾斜。

(二)构成了一套多元化的课程体系

澳大利亚政府在20世纪70年代开始采取多元文化政策，为多元文化创造有利的条件，联邦政府和各州都高度重视并支持多元文化课程的开发，并且成立相关的部门负责多元文化教育和多元文化课程。澳大利亚多元文化课程反映在课程文化背景、课程目的、课程设置以及课程管理实施中。课程的设立可根据不同学生的特点和已有的知识水平，充分做到以学生为中心，以满足学生的兴趣和要求。澳大利亚强调国家执行多元文化主义，而国家统一推动多元文化课程是其多远文化教育的一个新特点。澳大利亚在全国范围内把普通教育分为两部分，一部分是所有人都必须重点学习的共同基础课程，其内容包括社会认为一切成员都应具备的知识观念、本领和价值观，具有规定性。另一部分是选修课程，是一套可以根据学生愿望、兴趣、才能以及社会经济和文化环境的需要来确定的内容，由各州、各校自行选择。在课程管理方面，澳大利亚中小学实行分权、民主化的管理模式。联邦政府不直接管理全国中小学的课程.只对各州中小学课程发展给予指导和资助。学校也为教师提供课程发展的空间，允许教师自主开发多元文化课程。

(三)保护和发展本国语言的多元化特点

澳大利亚政府为了保护本国语言的多元化特色，从20世纪80年代起就开始制定了一系列的法规政策。1997年澳大利亚颁布了《语言问题国家政策》，这是澳大利亚第一部明确的官方语言政策。该政策规定了英语为澳大利亚的国语和官方语言，并一直坚持以下四条澳大利亚语言规划的基本原则：(1)确保英语的支配地位;(2)保护其他语言的稳定发展;(3)提供英语外其他语言的服务工作;(4)提供学习第一语言的机会。同时注重土著语言的保护和研究。

(四)注重多元文化师资的培养

学生背景的多元化给教师提出了巨大的挑战，这就使得教师必须学习如何满足多民族学生的需要，必须设计、安排出可行的课堂管理制度，必须设计有文化交融的课程进行教学。政府还在高等教育院校设置教师培训专业项目，主要为从事多元文化教学的各级各类学校培养教师，要求教师必须具有使用多元文化教学的知识和技能，使用批判性的教育方法和成熟的语言教学。此外，政府还招聘和培训土著教职员工，以最大限度的满足土著学生的需要，同时要求所有任课教师掌握土著居民的历史、文化和语言。政府为加强土著教师队伍建设，还制定了一系列的 措施 对土著居民教育的教师给予种种优惠等。

四、 澳大利亚多远文化教育对我国民族教育的启示

我国作为一个由多民族组成的发展中国家也面临着经济发展全球化与文化多元化的冲突与和谐，面临着处理教育一体化与多元化之间协调的问题。我国一直在不断努力探索少数民族教育发展的途径与模式，经过建国几十年的建设与发展，少数民族教育已取得了不少成绩，但如何切实提高教育的质量还是我们值得深入研究的课题。澳大利亚宽容、开放、民主的多元化教育模式为我国民族教育的进一步发展提供了宝贵的理论和实践借鉴价值。

(一) 必须确立民族教育的多元化教育理念

我国的民族教育与澳洲多元文化教育在发生的背景、实施的内容和方法、目标等方面有很大的不同。虽然我国少数民族地区有各个级别的民族学校，甚至有民族学院和民族高等院校，但到目前并没有形成完整而科学的民族教育体系。长期以来，民族教育作为普通教育的一个补充部分，民族性没有得到体现;也没有形成独具特色的民族教学论;双语教育也是停留在摸索阶段.并没有一套体系遵循;课程设置上忽视民族 传统文化 建设，民族学校与内地同科目，开展“应试”与“升学”教育。因此，我国的民族教育要坚持开放、民主、宽容的态度，认识到少数民族教育发展的必要性和重要性，确立多元文化理念。充分体现我国社会的多元文化性，这样才能使教育的发展既有国家的一体性又彰显民族文化的多元化。

(二)教育政策要向民族教育倾斜

澳大利亚制定为多元化教育的实施和执行制定了一系列的法律条文、法令、法规等，从而为澳大利亚多元文化教育的发展和顺利实施提供了法律上的保证和政策上的依据。此外，这些法规法律有很强的可操作性，每项法律法规的制定都有相应的人员、财务和组织机构做保障。我国在制定公共教育政策时，要按照民族地区教育优先发展的思路。在政策制定、实施、资金保障层面要确保我国民族教育多元化发展，建立民族地区教育补偿机制，加快民族地区义务教育的普及和教育均衡发展。我们要将澳大利亚多元文化教育理论、具体措施与我国的国情结合起来，促进其本土化转化。

(三)为培养多元文化师资力量提供必要条件

师资力量的提高和完善是多元文化教育得以顺利开展的必备条件。我国师资培养课程体系基本上全国趋同，很少有涉及对教师多元文化教育知能的训练。因此，我们首先必须要改善现有的多元文化背景中教师培养的课程设置.更新多元文化教师的教育观念，将培养具有多元文化教育知能纳人多元文化背景中教师教育的培养目标。其次，少数民族可以聘请民间的一些艺人、长者、学者担任民族学校的客座教师，不定期和教师进行座谈交流，帮助教师加深对少数民族文化、历史、风俗习惯等的理解，进一步提高民族地区教师的业务水平。与此同时，学校和教育部门要定期定向拨款资助教师培训，同时注重对教师多元文化知识和跨文化教学能力的专业训练，能够使教师顺利应对跨文化的教育教学情境，辨别学生不同文化的行为模式，使用学生熟悉的教学法，更有效地提高学生的学业成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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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幅已知最古老的岩画对原住民和澳大利亚人来说具有重大意义，这标志性的袋鼠形象玉东南亚 岛屿的岩画在视觉上非常相似，表明两者之间存在文化联系，同时也暗示着澳大利亚还有更古老的岩画，是澳大利亚历史的重要组成部分

考古研究是具有历史性的，而且对于人类了解古代文明具有一定的作用，考古也是需要机遇的，但是更需要孜孜不倦的探索精神，据外媒《自然.人类行为》论文发表，澳大利亚惊现万年前袋鼠岩画，该发现最大的科研价值就是可以更好的了解原居民澳大利亚人的生活以及艺术家是怎么生活的。

这一发现是由多国科技组织共同发现的，而且这幅2米多长的袋鼠岩画花在岩石的天花板上，可以说得上极其隐秘了，在其旁边也有16副类似的画，经过放射性碳测定，确定这幅袋鼠画在万年以前所作，而其它16副画则可能在万年以前所作，所以其袋鼠的研究价值远比其它16副画的研究价值高。

澳大利亚土著艺术是世界上从未终止过的传统艺术之一，而且在这么多年的研究之下，已经发现了2万多处土著艺术，也是比较令人震撼的，但是2万处土著艺术和这个袋鼠的发现相比，就略胜一筹了。

万年前袋鼠岩画的发现，不仅让我们知道了原始澳大利亚人是怎么生活的，而且使我们知道当时的土地环境是比较干燥以及适宜人类生存的，所以这幅岩画才能保存的这么好，而且画一副这么大的画，需要很多的艺术家一起制作，所以能号召这么多艺术家一起制作，估计是一个比较有钱的人，从而也说明袋鼠在万年前就出生在地球上了，对于袋鼠的研究也是提供了一些有用的线索。即使以前的艺术比不上现在的艺术这么精美，但是原始人却能利用有限的技术手段画出这么高的袋鼠，也是一项伟大的艺术工程。

既然发现了这么完整的土著艺术，那么就需要好好的保护起来。

我们发现文化并不是要去破坏它，而是去更好的保护它，对于以后人类的研究也是能提供有效的线索的，而且通过一些文物可以发现古人的智慧是多么的伟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