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学改编电影论文格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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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作为人类记忆与经验的绵延，真正的诗意栖居之地是在各种样式的历史文艺之中。然而，通观我们今天与历史题材相关的艺术，历史的几种存在形态正分别经历着“寒流”、“暖流”：大众对于史学或历史事件缺少问津和探究的兴趣，而对各种历史文艺形式尤其是电视剧却始终热情高涨。正如除了历史学家很少有人能耐心读完卷帙浩繁的《清史》，但绝大多数人可以毫不费力、兴致盎然地看完荧屏上的清宫戏。 历史文艺的创作者和传播者并不应该因此而沾沾自喜、得意忘形，相反，正因为他们所提供的作品是大众了解历史的重要渠道，他们应该时时意识到这肩负的重任，对于自己的作品在创作和传播的每一个环节持一种严肃、敬畏的态度，而不是游戏历史、误导受众。在这一点上，当前的历史小说家做得较好，如凌力、唐浩明、刘斯奋的小说，且不说他们的小说在历史真实与艺术真实的结合上达到的高度，单是作家们尊重历史、考据史料，十年磨一剑的精神就令人肃然起敬。而当前的历史题材的电视剧创作在这一点上的表现却不尽如人意。在对历史的态度上也出现了冷热不均的局面。 首先，对史书与史料漠视，而对“戏说”热衷。且不说那些将残酷的君王摇身一变为有趣的皇阿玛的纯粹戏说历史的闹剧的热播，那些自标为“正剧”的历史剧对史书与史料所传递的真实的历史又能有几分尊重？前者的态度倒也老实，戏说就是戏说。而后者，正是最令史学家义愤填膺、指摘不断的靶子。 其次，对推动历史前进的普通民众、进步的知识分子漠视，而对帝王将相热衷。在这一点上，历史小说的创作仍然要好于历史剧。几乎所有为中国历史的发展与进步作出过自己贡献的人物都被历史小说家注意和发掘出来，如孔子、王安石、黄巢、石达开、谭嗣同等不同时代的优秀人物多不胜数。而看看当前的电视荧屏，走马灯式的走来走去的不过还是那几个阿玛、皇后、格格。 第三，对真正的历史精神的漠视，而对于历史的琐屑皮毛表现出超出寻常的热情。真正优秀的历史文艺作品，应该是能传达出历史文化的所有表层和深层的东西，并对之具有清醒的批判意识。而当前的历史剧只注意到了文化的物质层面、生活方式层面的东西，比如饮食起居、舟车器用，而很少在表现历史文化的观念层面上下功夫，这才是真正的历史精神由以显现的所在。像唐浩明笔下的曾国藩那样充满文化蕴含与历史质感的厚重、复杂的人物形象，在当前的历史题材的电视剧中是很难见到的，更遑论创作者的历史意识与批判精神。即使当前的一些历史正剧试图传达一种历史精神，但这种历史精神是不是能正确反映历史的必然趋势和真实面貌还值得商榷。 正如有的史学家指出，现在的多数历史剧中，充斥着英雄史观、权谋主义，而缺少“穿透封建权力的思想和对独裁制度批判的力量”。这在一些清宫戏中尤为突出。另外，“情”的成分在当前的历史剧中占了很大比重，除了阴谋，就是爱情。所谓的“秘史”，看到的只是历史人物情感纠葛的私史，历史进程的真正社会性动因则被遮蔽。当前引起争议的“红色经典”的改编也存在这样的问题，对原著所体现的真正的时代精神缺少足够的理解和大气的想象，却在一些枝节性的、琐屑的所谓“人性化”的东西的虚构上着力不少。这种既不能自创新作、依赖改编却又不尊重原著精神的行为，折射出某些创作者想象力的贫血和投机取巧的心态。 当前的历史题材电视剧创作中存在的这样“冷热不均”的局面，和当前的一些受众文化审美情趣不无关系。对市场的快速捕捉和对一些受众需求的迎合使得历史剧的创作者和传播者根本无暇沉到史料中去、无暇去挖掘历史的深度。但我们的文艺工作者不应该以“市场需求”而为自己把“历史”制作成一件粗制滥造的商品的行为开脱。在传者与受者这一对关系中，两者都不是消极被动的。传者不是受者的奴隶，被牵着鼻子走，而是负有提升大众品位、引导其向健康、积极的方向发展的责任。对于历史正剧的创作者来说，就是向大众再现历史的本来面貌及其发展的必然趋势，引导人们树立正确的历史观，而这并不意味着可视性及艺术审美性的破坏。

文学是由来已久的艺术形式，它有许许多多的内容，而影视作为一种新兴的艺术形式已经在人们生活占据越来越重要的地位，并且这两者的联系与未来的发展不容小觑。

当前，文学作品，不论古今中外，改编成影视作品已成了热潮，在不乏好作品的同时也出现了许多问题。

本文根据两者不同的艺术形式与特点作分析、讨论，并提出一些看法和观点。

文学作品改编成电影电视剧由来已久,无论东西方,在将优秀文学作品改编成影视艺术的过程中都不乏杰作。

本文围绕文学作品的改编问题展开分析,就影视艺术与文学作品的传播方式、电视作品与文学作品间的联系与异同等进行剖析,指出影视艺术与文学艺术在存在关联的同时各有特点,若将两者有机地结合,定会取得良好的效果.在影视艺术出现之前，艺术似乎都是间接呈现给大家的，除了戏剧艺术。

因此，艺术的传播是相当缓慢的。

但是现在，电的发明和科技的日新月异，影视艺术的加入，大大改变了这种局面，自此，造型艺术如绘画建筑、雕塑、戏剧、戏曲等都因此而以各种形式互相结合，及时呈现在观众面前。

语言艺术也不例外，它也开始从虚无缥缈的世界中逐渐被带到了我们的真实世界中了。

艺术也因此体现出了一种多元化的局面。

可以说，今天各种艺术之间相融合的现象的出现是必然的。

当今时代，文学传播已不仅仅是在纸上阅读，同时我们也已经不满足单单文字带来的愉悦了，电影作品带给我们一波又一波的视觉冲击，电视则已经走进了千家万户。

我们不得不承认，纯粹的文字阅读欣赏已经不再占主流地位，尽管近年来我们不断呼吁要重新培养阅读的好习惯，但文学要更好地得到传播与介绍，与影视结合似乎是最快最好的出路。

其实，文学作品改编成影视作品由来已久，从国外来讲，有由《飘》改编的《乱世佳人》，由《简·爱》改编的《简·爱》。

其他诸如《基督山伯爵》、《巴黎圣母院》、《小妇人》等，数不胜数，不论是世界名著还是畅销小说，好莱坞的制片人敏锐地看到了市场的需求量，而改编后的作品也通常比较成功，受到广泛的关注与欢迎。

我国的文学作品改编成影视作品也不少，如早期的《城南旧事》、《林家铺子》、《红岩》，稍后的《红楼梦》、《水浒传》，等等四大名著，以及近期的作家作品如《红粉》、《红高粱》、《长恨歌》、《笑傲江湖》、《射雕英雄传》等。

文学作品改编成影视作品的好处是，普及这些古典及现当代的作品，使老百姓通过这些媒介更好地了解作品，在享受审美娱乐的同时也学到知识，提升全民素养。

这一点不论是在国内还是国外，在早期都得到很好的体现。

应该说在最近，人们几乎是相当热切地盼望和期待文学作品改编成影视作品的，可以这样说，自从有了电影和电视这些媒介之后，首先提议将文学作品搬上荧幕以来，这股热潮经久不衰，从有这种形式开始以来，一直到现在，从来没有停息与消沉过。

就目前来看，无论是电视剧还是电影方面，在改编文学作品上，固然制作的严谨是必要的，但我认为还有一个相当关键的地方，就是编剧。

小说有四大要素：时间、地点、人物、事情，只要具备了这些条件，作家们可以发挥的空间很多很大，无论心理描写，抑或时空转换，只要入情入理、引人入胜，观众都愿意买帐。

但是，电影和电视剧是属于视觉的艺术，我们可以看到很多画面，听到许多音响效果，但是，想象的空间是无限的，思维的跳跃不受任何限制，而拍摄需要的却是一个接一个画面的连接，有些在小说里可以用第三人称来叙述的，影视却很难向观众交代。

文学和影视从上世纪八十年代起就已建立起十分密切的联系，但它们毕竟是有独立品格的两回事，小说中人物的语言可以写一整页，心理描写可以是一章甚至一本书，但是剧本要的是动作行为，语言要简洁、生活化。

这中间的转换就看编剧的功力了。

说到编剧，就要谈谈戏剧，我国的戏剧始于元代的杂剧，是说一段唱一段的，很多不容易表达的地方就用旁白的方式来解决，而西方的戏剧最初流行的则是三一律，限制就更大了，所以编剧们刚开始都是从戏剧开始的。

无论是中国的传统戏剧还是西方的戏剧理论，都不能像小说那样篇幅广阔、想象自由，那么，他们在进行影视改编时，就不得不受到限制，不是因为影视的属性与小说不同，就是本身他们的专业局限也决定了改编的难度和风险。

有的导演避免让作家将自己的小说改编成剧本，而是交给别人去改，原因一是作家对自己写的小说总是偏爱，难以取舍；二是在小说中要说的话都说完了，改编时很难有新的发挥。

而就别人来说，这篇小说只是一个模型，提供一些思维的素材，发挥自己的想象，想怎么添就怎么添，删起来也大刀阔斧，一点儿也不心痛。

再来谈谈电视作品与文学作品之间的联系及异同。

文学作品有许多的种类，在此以小说为例展开分析。

我国传统的小说是章回体的形式，其实说白了，就是变异地说故事，讲究布局，注重可听性，并且常在关键时刻收住，将玄机留到下一章再讲，所以章回小说更适合以说书的方式来体现。

与其说是读小说，不如说是听人说小说，所以故事性是有了。

这种传统的谋篇布局方法，固然条理清晰、脉络分明，但是手法单一、流于俗套。

如《三言二拍》、《封神演义》，等等。

但是这一类的小说，却很适合改编后搬上荧屏，因为在听说故事这一点上，章回小说和电视剧相同的属性。

电视剧是一项普及艺术，不论男女老少都可全民参与，而对于文化底蕴的要求并不高。

章回体小说的前身是说唱艺术，同时还有说书的成分在内，本身面向的就是各个阶层的群众，更多的是平民，非文人阶层，即使后期发展，文人参与创作，在最初，小说也是不入流的文学形式。

到今天，文学形式虽不断变更，它却恰恰是最受欢迎、最容易普及和传播的方式，这在本质上与电视艺术不谋而和、殊途同归。

（中国古典小说采用说书场“说—听”的传播方式，适应听众的欣赏趣味而建立起一套特殊的叙事格局，那就是古典小说中贯穿始终的说书人的腔调，拟想中的“说—听”的欣赏格局，以及于此相应的一系列叙事规则……种种叙事格局直接影响于电视剧叙事，构成电视剧叙事在叙事角度，叙事时间和叙事结构方面与传统小说之间清晰而又多样的审美传承关系。

①）也因为这样，我国的古典小说改编成电视作品，相对来说是比较成功的，例如上文提到的《封神演义》、《三言二拍》、《三国演义》、《水浒传》等，故事性强，情节连贯，条理清晰，脉络分明。

所以当这些改编作品一搬上荧屏，就受到广泛的欢迎和好评。

这些都是上个世纪八九十年代的现象了，后期的观众已经不能仅仅满足于这种比较简单直观的审美了，而编剧和制片人也敏锐地注意到了，所以改编的方向开始转换。

小说的电视剧改编研究是我国电视剧发展过程中研究比较多的一个重要课题。

论文作者能够综合运用多学科的理论进行研究,有效地提高了本课题的研究深度,并提出了一些新的观点,对小说的电视剧改编具有一定的价值,充分体现作者具有坚实宽广的理论基础和系统的专业知识艺术分为语言艺术、造型艺术、综合艺术，其中综合艺术包括音乐舞蹈、戏剧戏曲，以及二十世纪新兴的电影与电视艺术。

那么文学当然是属于语言艺术的范畴。

它是通过文字来塑造一系列的形象，传达给读者审美享受的，故而带有更多的想象性。

文学是很奇妙的艺术，读者通过阅读，借助貌似枯燥的文字，得到意想不到的艺术享受。

在这个世界里，思维是可以任意遨游的，换言之，这是一个乌托邦，审美的乌托邦。

文学具有它自身的特殊性，因为相比较，其他的艺术，都是由艺术家完成创作后呈现在观众面前，具有自身的存在性，观众只能根据这一艺术现象来进行审美享受及审美评价。

但是文学则不然，首先，作家在创造作品后，通过文字传达给读者，属于一度创作，因为他的作品仅仅是一个个文字，并非具体的形象，然后读者在阅读中理解文字及作家所传达的信息，这些书中描述的人物形象才慢慢在脑海中出现，因此文学是需要读者的二度创作的。

读者虽由人组成，但是文学的读者并非一般的人就能担任，是需要具备一定的鉴赏能力的人群组成的，这就是文字的魅力，正所谓：一千个读者就有一千个哈姆雷特。

文学的特殊性造就了它的独特魅力，同样的作品，在不同的读者读来，由于文化背景、人生经验的差异，从而就有了不同的看法和观点。

如《红楼梦》只有一部，曹雪芹呕心沥血也只造就了一个林黛玉，一个贾宝玉，但是每个读者心里却各有自己的林妹妹和宝哥哥。

其实越是间接的表现形式，越能给人带来无穷的想象空间，就造型艺术而言，好的绘画作品固然巧夺天工，但是，它所画的是马就是马，虎就是虎，不论观赏者是什么样的文化背景和欣赏水平，他们所看到的都毫无例外的是同一事物。

戏剧的形象就更不用说了，但是文学艺术则截然不同。

所有的形象都是通过语言来描述的，所以一切都在读者的意象中展开并完成。

这是我对语言艺术的一些理解。

再来说说影视艺术，这是一门新兴产业，起源于十九世纪，但真正的发展是在二十世纪。

我们先来看看电影，电影的起源于1895年的法国，随后传到美国，在好莱坞这片土地上得到最大的发展和传播，在二十世纪达到一个高峰。

中国电影始于1905年，也在四五十年代达到一个高峰。

电影艺术的表现形式是用长镜头和蒙太奇手法，它是用镜头来说话的，因此更多地讲究视觉上的效果，尤其是早期的默片时代。

电影的发明给人类文明一个全新的冲击，我们也因此而进入了一个完全不同的审美时代。

电视艺术则更晚一些，应该说是目前所有的门类中的“小字辈”了，在我国大概开始于二十世纪中期（1958年）。

最早的形式类似于短剧，也有电视小说等。

电视与电影的表现上有相近之处，但又各有不同，电视是小屏幕、大范围普及的传播，它应该说是更侧重于听觉上的效果，更大众性、广泛性。

而观看电影需要一定的场所与设备，对现场的要求更多些，相比之下，电视则不然，它几乎是随时随地都可以进行的。

所以，接下来要讨论的影视与文学关系，也有不同的观点和角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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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运用符号学、叙事学、接受美学、阐释学以及中国古典文论资源,将理论阐释与个案分析相结合,对小说的电视剧改编从一个新的理论视角展开分析,并提出了一些富有个性的理论见解。

现在，侦探推理小说、惊悚悬念小说、都市财经小说都一一地推出展现给了观众，这中间就出现了两个问题：一是观众的审美能力与欣赏水平已经不断地提高，再沿用以往的叙述方式已经远远不能满足需求了；二是新型的小说形式其实并非专为拍摄成电视剧而撰写，它们更适合的是案头和枕边阅读，叙述方式不再按照常理出牌，多有倒叙、插叙、时空转换，甚至还有意识流、内心独白、旁白叙述等多种现代描述手法，而这些恰恰是不适合也不容易用电视手法呈现的。

因为当用比较传统和直观的摄像手法来展现作品时，在最起初是能够满足观众的审美需求的，但是人的视觉享受要求是无止境的，并且接触得越多，审美的能力也就不断地得到提高，所以很多时候我们不能小看观众的欣赏水平和能力。

在这一点上文学就体现了它的优越性，因为文字的想象是无边的，也许是早就读过的作品，但是仍然可以再次阅读，并且同样也能得到审美享受。

而电视剧的视觉是固定了的，当然故事情节的曲折生动也可以吸引人，但是视觉的限制很快就让人感觉到不满足，这一点也是由于人的视野是如此的广泛而不受限制决定的。

②“电影和电视的表现形式和小说根本不同，很难拿来比较。

电视的篇幅长，较易发挥；电影则受到更大限制。

再者，阅读小说有一个作者和读者共同使人物形象化的过程，许多人读同一部小说，脑中所出现的男女主角却未必相同，因为在书中的文字之外，又加入了读者自己的经历、个性、情感和喜憎。

你会在心中把书中的男女主角和自己的情人融而为一，而别人的情人肯定和你的不同。

电影和电视却把人物的形象固定了，观众没有自由想象的余地”。

而我国的电视艺术又正处于一个初始阶段，那么这种相对直接简单的摄像画面，久而久之就显得呆板和无趣了。

当然，制片人也注意到了，选用了新型现代的文学作品来改编，而这种现象就更加明显了。

举例来讲，最近内地非常热门的金庸武侠小说的改编，从最初的《笑傲江湖》，几乎是全民运动，不论报刊杂志还是网络媒体，抑或大街小巷的茶余饭后，都相当热切地关注着。

因为金庸小说几乎已经遍布所有有华人的地方，小说包含的东西相当广，地域上，东至桃花岛，南到岭南，西至大理云南，北到 *** ，甚至还有北极风光；文化信息上，更是涉及医学、饮食、琴棋书画、岐黄之术、十八般武艺，读者在阅读的时候，能得到很大的满足，可以说人在家中坐，思绪却在不受限制的时空中遨游。

这样的作品，现在终于得到国内正统文化的认同，并将要搬上荧屏，可以想象，观众的期待值是非常高的，当时最显著的体现就是网络上网友们如浪潮般的一波又一波地掀起讨论，提议角色的人选。

但是当这部作品千呼万唤始出来时，大多数人都感到失望和不满足，小说中细腻的人物内心描写没能展现，主角的人物形象气质严重不符，挑剔的网友们甚至细致到对服饰、配音、场景布置都一一点评，提出的问题专业而犀利，让那些专业的电视工作者都感到很难逃避。

的确，我们已经进入了网络时代，信息的传达是如此快捷，所有的反馈都可以在第一时间里看到，而就在这时，我们才突然发现，我们的观众已经相当成熟了，我们一直反复提倡和要求提高全民素质，已不知不觉中在完成了，而电视工作者们低估了观众的欣赏水平。

从另一个角度来说，电视艺术的水平已经不够先进，我们现在需要担忧的不是提升全民素养，而是电视工作者的专业水平与文化修养了。

但是目前主要的根源就在于此，尽管一系列的金庸小说改编已成鸡肋，观众也已对此几乎完全放弃，但是一部又一部的作品仍在推出，最近重拍的《红楼梦》又掀起热潮，人们纷纷质疑，它能超越87版的经典吗？为什么会这样？难道单单是因为文学作品改编太多，观众欣赏水平提高，眼光也挑剔了？我觉得不尽然，更主要的问题是电视艺术发展到今天，已经不可避免地出现了许多弊端，大家忽然都发现，这是一个成名与获得名誉的好路径。

当年的六年出一部《西游记》，三年成就一部《红楼梦》，如今已不复存在了，更多的是几个月的速成品，临时组就的演职员班底，粗制滥造的后期制作。

俗语说得好，观众的眼睛是雪亮的。

你若想把观众当傻子，最后倒霉的可是你自己。

其实从改编作品上已经可见文化现状的一斑了，现在看似繁荣、人才辈出，各种题材不断涌现，不论是在影视界还是文学界，其实质都是一片浮华与喧嚣，炒作，跟风，什么都有，独独缺的就是沉淀与积累，就艺术而言，不论什么形式，要出好的作品，没有人生的经验与积累，没有反复的推敲与斟酌，怎么可能铸就出传世之作？但是现在，快餐文化、垃圾制作……充斥我们的周围，使我们不得不对电视剧的前途感到担忧，而这种现象又是全社会存在的，要改变，谈何容易。

但至少，我们已经知道它的根源，各个阶层也在不断地呼吁改善电视艺术团体素质。

其实电视这种新兴艺术，从最初的萌芽到蓬勃发展，中间不可能不出现问题和偏差，重要的是，能够发现、自省，并不断完善改进。

任何事物的发展都是螺旋型的，所以电视艺术也不例外，重要的是在这个浮华的貌似 *** 的实则低回的阶段，能不断总结，发现问题，并改进，接下来的必将是真正的春天。

要解决根本的问题，就要强化电视工作队伍，加大力度肃清不良因素，完善各种制度。

对这支队伍进行高标准要求，提出必要的限制。

文学与影视、戏剧是不同的艺术形式——如何转换，成为再创作者不得不面对的困难。

“张洁老师的《世界上最疼我的人去了》，在书店里被放在‘散文’书架上。

我如何不让这部作品里的力度与情感散落，又让它适合电影的表现形式，是比较艰难的创作。”青年导演马俪文结合自身的创作经历说，“往往与原作贴得比较近的，创作上会比较成功，因为原作已经在一个水准之上。”“小说有的部分情节弱，而电视剧主要靠情节，这就需要改编时填充情节。”导演田沁鑫说，“小说用描写来展示人物心理，而电视剧就得改成用对白或情节展示人物内心；小说用10页来展示环境，电视剧用一个一分钟的镜头就把这些交代清楚了。

处理好两种形式间的关系，是改编中的主要工作。”

文学艺术本是同根同源，莫道是他的繁荣与普及，夺走了我的读者；也莫说是我的艺术质地优越于他的大众性而轻睨他人——不如彼此滋养，成为彼此新的翅膀与能量；不如彼此开掘，滋养同根之树，结出更多更有营养的果实，这是双赢或多赢的合作。

“影视或戏剧可以说是小说的广告，无论是影视的版权，还是小说自身发行量的提高，都提高作者和出版社的经济效益。

同时，在提倡原创性的今天，跨越不同艺术门类的创作，将有助于新元素的诞生。”

从另外一个角度来说，电视毕竟是一种普及的娱乐传播工具，它的传播属性可能更强些，那么在艺术性上面就难免存在限制，摄影手法处理也好，音效画质上更是局限，这一点与电影是没办法比较的，因为这两者的属性不同。

所以，有些文学作品适合改编成电视剧，如《水浒传》、《三国演义》，有些则非常不容易。

尽管当前电影市场不够景气，大众反映票价过高，也有更多的人选择在家看电视，但是电影的魅力始终是独特而又常存的。

有人认为，文学和影视是两种不同的艺术，千万不要根据一本书去看一部影片，反之亦然，阅读是不可替代的，文学有可能凭影视扩大影响，但它要冒被扭曲的风险，想品原汁原味，还要读原作，影视只是严肃文学的通俗读本。

让我们来看看作家们对此的看法：“我的原作与剧本改编有很大的分歧，他们改得太匆忙，没有和我认真磋商。

当然改编可以丰富原有的情节，但要看是否符合原著精神。

我的原著精神是对人间真爱的颂扬，相当于‘正剧’，那是作者确立和倡扬的东西，而剧本却改成了悲剧。

悲剧是揭露和撕碎，是失望和破灭。

剧本与原小说完全不同，造成了与目前大多数影视作品的重复和趋同。”⑤好看好读好懂的作品，自然会成为影视改编的热点，但也有许多优秀作品，确实无法改编为影视，即使改了也很难成功。

确实，改编得好不是作家的成绩，改编得不好责任也不在作家，影视其实是对作品用一种解读代替、抹杀千万种不同的解读，从这种意义上讲，文学是活的，影视却是死的。

从一部文学作品到一部影视作品，是一个浩大的工程。

其中的方方面面，比如节奏、结构、情调、冲突……也都是改编的重要部分。

每一部具体的作品，可能面临的问题完全不同，有的小说故事冲突强烈、人物精彩、曲折跌宕，也有的小说充斥着情绪、描写，和不知所云的回忆。

其中的诀窍和解决的方法，并非只有所谓单一的解决方法。

文学作品改编为影视，对作家来说应是一件大好事。

几百万、几千万甚至亿万人在看由你的作品演绎成的电影、电视，这与几千、几万读者读你的书，那种影响是无法相比的，作家和导演联姻，小说和影视结缘，会大大促进文学创作。

两者若是相辅相成，必然能相得益彰，共同成就一番。

一电影理论发展概况 80年代总结观点：经典和现代理论（20年代～75年左右）； 经典：传统美学来表述电影，作品与社会背景分离。研究的主题都是——电影是艺术？电影与其它艺术的关系； 现代：符号学、精神分析学、马克思主义等的混合；研究的主题都是——电影是不是语言？观众和影像的关系是什么； ※ 邵牧君的概括： 1、 30年代以前称为早期电影理论； 2、 30年代～二战前； 3、 二战后～60年代前； 4、 60年以后； （其实就是60年以前是经典，60年以后是现代） ※ 96年 鲍德威尔和卡罗尔提出把现代理论分为两种：（见《后理论——重建电影研究》） 1、 60年～70年 主体位置理论；主要内容是结构主义、精神分析、符号学、女性主义、意识形态批评； 2、 80年～至今 文化主义理论；主要内容是法兰克福文化主义、后现代主义、文化研究等； 以上两种理论共称为宏大理论（Grand Theory）。他们认为真正的电影理论研究只开始了30年，即从60年到90年。 80年以后，他们又开始了一种“中间层面的研究”（middle level），反对宏大理论。即在主体位置理论和文化主义理论崛起时，另一种中间层面理论出现，坚持既要对理论从经验出发的研究，又不排除理论性。 ※ 结论： 1、 60年前，是小（低）理论，经验性强； 2、 60年～70年，宏大理论； 3、 80年～至今 中理论； 形成多姿多彩的别具一格的电影研究，如叙事电影研究、文体电影研究、文类电影研究、民族电影研究、后殖民电影等研究等。 二、 经典电影理论 在一战前后，对电影的艺术地位、特征、规律的研究； 著作： 1、 1911年，卡努杜《第七艺术宣言》 第一次论证了电影作为艺术，是在时空之间填补鸿沟的艺术；《第七艺术美学》“光与影的交响乐”。 2、 1915年，美国的林赛《活动画面的艺术》，他把“活动画面”看作电影的根本特征。 3、 1916年，美国的雨果·明斯特贝格《电影：一次心理学研究》探讨了电影手段的心理根源、艺术特征、美学特征。 概念： 1、“上镜头性”—— 是20年代法国流行的时髦词眼儿，卡努杜创造，先锋派重要用语。1920年，路易·德吕克在《上镜头性》一文中探讨电影的艺术特征，阐述其涵义：指适宜于用电影这一新表现手段所独有的方法来表现人或物的诗意状态； 视觉表现：布景、照明、节奏、化妆；通过照相来表现神采——上镜头性，通过上面四个手段。是早期电影特征概念。 2、 早期蒙太奇—— 爱森斯坦指出：电影与舞台不同，电影导演更主观，能选择不同时空的重点现实片段。 电影选择和组合这些片段，集中表现剧情。 把现实压缩具有特征的东西，展现经过压缩、重整、剪裁的电影的时空。 3、 爱森斯坦（1898～1948）和普多夫金在早期的不同—— 爱森斯坦讲究冲突，如“杂耍”、“理性蒙太奇”等手法；普多夫金强调连接作用。 爱森斯坦认为冲突是蒙太奇的特性，冲突后产生新的表象和概念。普多夫金强调连贯性，他认为蒙太奇意味着多个镜头组成一个场面，多个场面组成一个段落，多个段落组成一个部分，一个个片段间具有显而易见的联系。人们不觉得中断和跳跃，得到一种无意的刺激。 爱森斯坦在晚期对蒙太奇有新的理解： 他认为蒙太奇应该表达一种连贯的、有条理的主题、情节、动作、行为，以及一种最大限度赋予感情的叙述。研究涉及到了声画蒙太奇和色彩的问题。 4、 库里肖夫效应—— 为控制蒙太奇表现力所做的试验。 5、 杂耍蒙太奇—— 爱森斯坦在1923年，从戏剧创作中总结的一个原则，“杂耍”构成一场演出独立的原始因素，是戏剧效果和任何戏剧的分子单位。杂耍和噱头没有任何共同之处，杂耍更注重表现主题和思想。 ～ 是把一切因素汇到一起传达和表现思想的一种感染手段。不合乎剧情发展，甚至脱离剧情发展，实际是有内在联系的。 自由剪辑一起造成有目的的主题效果。产生奇迹性、超越叙事，展现真正要表达的主题。 6、 理性电影—— 爱森斯坦在20年代后期提出的概念。他认为电影的艺术目的不仅在于形象表现之实，还要能表现概念，增加电影手段表现力，增加认识现实手段可能性。但在具体的创作中，这种想法与创作过于超前，结果不能成功，受到理论家的否定。 如匈牙利批评家巴拉兹指出这种“电影艺术征服纯观念”的想法是行不通的。 爱森斯坦在这种思想指导下的代表作是1927年的《十月》和1929年的《总路线》（《新与旧》）。 爱森斯坦试图用蒙太奇表达从视觉形象达到理性认识的过程，他曾在30年在一所大学讲课时提出要把《资本论》拍成电影的想法，来实现他想象的又一步骤。 他认为理性电影是克服逻辑语言与形象活动不协调的唯一手段。在电影辨证法基础上，理性电影不是故事的、轶闻的电影，而是概念的电影，是思想体系、概念体系的直觉体现。 7、 电影眼睛派—— 由苏联记录片导演维尔托夫提出。 在1922年，列宁发表了《所有艺术中，电影对我们最重要》《反映苏联现实，必须从新闻电影开始》的文章，维尔托夫响应创办了《电影真理报》杂志片。 他的主要观点：要出其不意的抓取生活，不让被拍者知道，运用蒙太奇技巧，将这些抓取的素材在意识形态上从新组接。 他于1924年的《电影——眼睛》中应用这一理论。 他认为摄影机是比人眼更完美、可靠的电影眼睛，反对剧本、演员、照明、布景、化妆等一切手段。 “电影眼睛”是电影中一种运动，画下来而不用演技，直面生活和真实，用偷拍记录各个生活事件，在现实中发掘戏剧性。 维尔托夫注重剪辑，他认为电影是解释客观世界的工具。 8、《电影作为艺术》爱因汉姆—— 此书分别在1932、1957年分两部分完成。书中观点是技术主义倾向，或画面至上主义。 爱因汉姆认为电影在技术上的局限性是电影作为艺术的根源，这与他研究的格式塔心理学背景有关。（《艺术与视知觉》） 格式塔：视觉过程不是机械的摄录外在世界，而是用简单、规则、平衡等原则创造的组织感官材料。 电影不能完美再现现实的特性，成为它作为艺术的必要手段。 爱因汉姆认为电影的局限性包括： ⑴ 立体在平面上的投影； ⑵ 深度感减弱； ⑶ 照明与无色； ⑷ 画面界限与物体的距离； ⑸ 时空连续性不存在； ⑹ 没有声音，视觉以外其它感觉失去作用。 9、《电影美学》巴拉兹—— 1945年出德语版，也称《电影理论：新艺术特性与成长》，是《可见的人：电影文化》（24年出版）和《电影精神》（30年出版）两本书的合集。 1952年出英文版。 书中分析电影和戏剧在形式表现原则上的差别，分析电影艺术特征。 他认为戏剧表现原则： ⑴ 看到整个演出剧场； ⑵ 观众视距不发生变化； ⑶ 观众的视角不发生变化； 电影表现原则： ⑴ 被拍场景可被分割； ⑵ 被记录场景视距可变； ⑶ 观众视角纵深可变，观众与银幕的想象距离是可改变的。 他认为上面电影的表现原则是电影艺术的革命性创新。 10、摄影机自来水笔—— 由法国的阿斯特里克在1948年文章《新先锋派的诞生——摄影笔》中提出。 他认为电影迅速成为一种思想表达工具，保存时代形象的好方法，电影渐渐成为一种语言。艺术家掌握了这种语言后，表达自己的思想、抽象的概念就像写随笔、小说一样流畅自然。 让摄影机像笔一样自由可以表达自己个人思想，现代电影已成为一种同书面语言一样精细的思想表达方法。为50年代法国《电影手册》电影作者论提供了理论基础。 11、电影作者论—— 特吕弗等人提出，认为不是所有导演都能称为“作者”。具备电影作者论资格所拍的电影才是“作者电影”。 法国新浪潮主要人物：特吕弗、戈达尔、夏布洛尔。 作者政策要求电影像小说、音乐、绘画一样是一个人的作品，电影作家的作品——即导演个人的作品。 此理论产生广泛的影响。其作者资格条件如下： ⑴ 在一批影片中体现出导演个性和个人风格特征，把个人的东西带入题材，导演不是一个执行者。 ⑵ 影片应具有某种内在涵义，是后天形成而非先前存在的。 ⑶ 电影作者是对电影制作全面控制的人，无导演、编剧的区分。 戈达尔、特吕弗、安东尼奥尼、费里尼、希区柯克等人是电影作者代表人物。 此理论确定美国一批导演的作者地位，其电影为作者电影。 作者论的实质：强调电影导演是主要创作人和最终定稿人。判定依据是导演对作品的控制。 作者电影与类型电影相对，也称艺术片。 12、巴赞、克拉考尔的写实主义和物象至上主义—— （与爱因汉姆的技术主义、画面至上相反） ※ 巴赞理论： 巴赞的长镜头理论，是美国理论界对巴赞观点的非严格的概括（主要指巴赞对景深镜头的赞赏）。 ＃ 长镜头： 单个镜头达到一定长度，也叫单长镜头。包括变焦、景深长镜头。 长镜头理论与蒙太奇理论是相对的理论。长镜头理论强调单个镜头内部的表现力（连接表现力），运动、景深、变焦。 ＃ 蒙太奇禁用原则（属巴赞的影像本体论）： 若一个事件主要内容要求两个和多个动作元素同时存在，蒙太奇被禁用。否则，蒙太奇远非电影的本性，而是对其的否定。 ＃ 长镜头的本体论立场（客观的）、美学立场（倾向性）提出此理论的社会背景是因为： ⑴ 电影在技术上的一系列发展，胶片、镜头的改变，提高了单个镜头的内容质量和容量； ⑵ 移动摄影更加灵巧多变，大大丰富了单个镜头的镜头内变化。 长镜头理论贡献：开掘了一种新的审美表现手段，提高了人们对电影镜头内部空间的复杂构成的自觉性。 ＃ 影像本体论： 由巴赞在1945年《摄影影像本体论》中提出。 他提出影像基本特征： 由机械作用产生的摄影影像与客观中的被摄物等同。摄影影像独特性在于其本质上的客观性，它产生了被摄物体的本体，它就是被摄物的原形。 理论根据： ⑴ 摄影有不让人介入的特权； ⑵ 人具有用逼真模拟物代替外部世界的愿望，即排除人在外，单靠机械再现原物的需要。 影像具有令人信服的力量。 ＃ 木乃伊情节： 巴赞提出，借助精神分析，分析电影起源的尝试，雕刻、绘画艺术的起源，人具有永久保存自己躯体的冲动。最早的雕像是木乃伊，雕刻、绘画成了后来的替代品。同样起源于上面的冲动和愿望。用形式的永恒克服岁月的流逝的原始需求，但雕刻、绘画不能满足人的愿望。 摄影真正满足人们再现原物的需要。“摄影是对事件涂上香料，是自然造物的补充，而不是替代”。 影像的产生第一次映现了事物时间的延续——可变的木乃伊。 ＃ 完整电影： 巴赞表达电影起源用语。 根本原因是心理的需要，称为“完整电影的神话”。再现一个声音色彩立体感等外部世界的幻景。 ※ 克拉考尔理论： ＃ 《电影的本性——物质现实的复原》 1960年出版 美学是一种实体的美，不是形式的美。克拉考尔阐述了“电影化的”这一概念。 电影，就其本性来说是照相的一次外延，它跟周围的世界有明显的近亲性。影片记录和揭示物质现实的时候，才是名副其实的影片。 近亲性： ⑴ 电影对于未经扮演的事物有一种近亲性。扮演能引起现实幻觉就是合理的。如果违反电影特性，任何扮演都是非电影化的。 ⑵ 喜欢偶然的事物（意外：相对于必然）。美国无声戏剧中，意外的事件代替了命运，强大的决定性的力量出现。一切不是注定而是恰好碰上。 ⑶ 喜欢再现外部世界的连续性（与巴赞相似）进入摄影机视野内一切都拍下来，无穷尽程度。要求我们承认这是我们生活的世界的一部分。 ⑷ 偏爱含义模糊的事物。自然界现象多含义，这与无限心理和精神上的无限性相对应。银幕倾向反映这些含义模糊的东西，含义不能太确定。 ⑸ 生活流。指具体情境和世界，是指物质现象而非精神现象。经常提到街道，因为在街道上生活的原生形态经常出现、不是扮演，是偶然事件荟萃之所，任何断面都是不完整的。 ＃ 电影不适合表现悲剧 这是克拉考尔对电影艺术特性的理解，是他基本观点的引申，指出悲剧是“非电影化的”。 他认为悲剧主题与舞台故事具有天然的近亲性： ⑴ 悲剧主题必然要求一个有目的的、整体的故事形式来展现，与电影特性相违背。 ⑵ 悲剧只关心人物之间的相互影响，无生命物体只能是道具，对发展戏剧起支撑、调节作用。 ⑶ 悲剧要求对外部的东西进行安排，舞台剧的环境反映心境，舞台剧一定要有暴风雨。 ⑷ 悲剧要求有限、次序井然的世界。电影是以广阔世界为中心的艺术，电影中没有宇宙，只有一片土地、天空、街道。总之是广袤的物质，死亡的结局与这物质现实的广袤无相同点。 在悲剧世界中，命运排斥意外、偶然。 ⑸ 悲剧性内容在物质世界总无所表现。因为悲剧内容是纯精神世界。 悲剧可以出现在电影中，但电影的悲剧就不完全是电影化的了。 ※ 克拉考尔与巴赞理论观点异同 相同点：都强调电影对现实的记录功能； 不同点： ⑴ 身份不同。克拉考尔是理论家身份，巴赞是批评家身份。 ⑵ 体系不同。克拉考尔是演绎体系（理论化的），巴赞是批评体系、史学体系。 ⑶ 影响不同。克拉考尔对电影实践无多大影响，巴赞对电影实践产生重大世界性影响。 ⑷ 出发点不同。克拉考尔出发点单一（理论），巴赞出发点较复杂（精神分析、木乃伊等）。 ⑸ 克拉考尔缺乏历史意识，巴赞有强烈的历史意识。 13、《电影美学和心理学》米特里—— 分两卷，分别在53年和65年出版，是经典电影理论的总结和集大成之作。 米特里在经典理论的两大流派——蒙太奇学派和长镜头学派——中取中间立场。关于对电影的表述、立场表现在三种模式：电影是画框（爱因汉姆）、窗户（巴赞）、镜子（克拉考尔）。 米特里被称作电影中的黑格尔，他的理论被称为经典电影理论的终结。 克拉考尔、巴赞对电影表现现实手段的肯定，但忽略了虚构。 麦茨在《想象的能指》中，不排斥复制现实，构造复制现实假象的能力。 14、《电影理论的两种类型》【美】汉德逊—— 经典理论研究材料丰富、系统完整，但电影材料缺乏、不充分、不完整。主要电影理论有两大类： 爱森斯坦和爱因汉姆一类，研究电影局部和整体的关系的理论；代表是爱森斯坦和普多夫金。 克拉考尔和巴赞一类：研究电影与真实的关系的理论。代表是巴赞和克拉考尔。 代表人物四人中最有影响的是爱森斯坦和巴赞。 书中评价这两种理论共同的局限：只是对电影形式的研究，极限是段落，缺乏整体，整部影片是不存在的。 只有麦茨是以电影整体为研究对象，从句法到话语的进步。 电影文学是一个多层次的复合概念。其艺术学的概念内涵，指在电影发展过程中发展起来的与戏剧文学等传统文学类型并列的一种新兴文学类型。在电影艺术的发展道路上，作为综合艺术的电影在汲取诸种艺术养料丰富自身综合特质方面，获得与文学的密切融合关系。文学各种样式对电影的渗透，电影对文学的叙事手法、抒情手法和塑造人物性格的丰富艺术手段的借鉴，使电影艺术在增强自身的表现能力，形成新的综合艺术特质方面，发挥作用。电影文学作为电影的文学基础构成，是以电影的独特视听思维方式来构思和写作的文学形式，兼有电影和文学的双重属性。电影文学，集中表现为电影的剧作基础，即电影剧本。电影剧本包括文学剧本、分镜头本和台本（工作台本、完成台本）三个部分。电影文学又指电影作品的文学性含义，包括电影剧作的文学价值、电影创作借鉴与融合的文学形式因素、电影剧作的文学个性等等。电影文学，还直接和经常反映在电影对文学作品的改编方面。

中国当下情景喜剧研究 作为一种电视节目类型，情景喜剧在美国已经有50多年的历史，而且发展成熟。多方面的理论指导与评析使得美国情景喜剧有丰富成功经验。它和情节系列剧、电影(包括电视电影)是美国晚间黄金时段的三大影视剧类型，收视率往往也是名列前茅。 然而，自1994年我国首部情景喜剧《我爱我家》问世以来，这一节目类型在我国的发展并不顺利。十多年的成长并没有使得它具备一套完善的制播制度，在播出与收视方面也受到冷遇。尽管情景喜剧的拍摄技术日臻完善，情节、笑料、表演也更加成熟、更符合大众的口味，但它的本质始终没有改变。说到底，情景喜剧就是一个30分钟的表演，演员们在人们熟悉的情境中娱乐观众。在整个电视发展史中，我们可以看到不同的情景喜剧都有许多相似之处，也许这正是情景喜剧的生命力之所在。 回首中国的情景喜剧之路，从1992年《我爱我家》火爆荧屏算起，15年里有过里程碑似的“创始期”，有过后劲不足的“思考期”，也经历了“高潮”和“平淡”。正如中国传媒大学文学院教授苗棣所说：“中国的情景喜剧第一部作品就直接达到顶峰，其后却江河日下。”虽然随着《炊事班的故事》、《武林外传》、《家有儿女》等优秀作品的热播，这种“一枝独秀”的局面发生了改观，情景喜剧逐渐在竞争激烈的电视传媒格局中找到了位置，迎来了事业的“第二春”。但同时，这个剧种的发展又像是在戴着镣铐跳舞。 一般采用栏目化播出，时间固定，各集故事相对独立，之间又有一定的关联；大都在摄影棚里录制，基本不用外景；市民化，以表现普通人的日常生活为主，靠语言来取胜；流水线创作，多采用即制即播的模式，更能及时反映社会生活。挤在这些已经基本上被格式化的框框里，不少作品情节夸张、笑料庸俗、编造痕迹过重，没有吸引人的故事和立得住的喜剧人物，尽管编导们做出种种努力，情景喜剧的创新之路却仍然越走越窄。 根据北京师范大学艺术与传媒学院教授周星观察，情景喜剧创作“技”的成分越来越多，而“艺”的成分越来越少，“也就是说，情景喜剧创作越来越重视‘制造’，而慢慢放弃了‘创造’”。更有网友尖锐指出，中国的情景喜剧已经进入了一个见好不收、照搬照抄的时代，十几岁的中国情景喜剧就已经开始写回忆录了。 有专家指出，传统观念的束缚、文化价值的流失等因素特别是创新意识的不足，都不同程度地制约着中国情景喜剧的发展。而如何贴近老百姓，是情景喜剧的生命线，也是目前情景喜剧最薄弱的一个环节。 从《武林外传》、《家有儿女》等剧的热播，可以看到中国情景喜剧的市场并未消退。一头是观众的旺盛需求，一头是观众的审美要求。情景喜剧有需求缺内容成了电视荧屏一个不小的“痛”。 从目前社会整体环境上看，情景喜剧的创作题材、讽刺力度等，都受到有形或无形的条条框框约束，只能在各剧种的边缘走来走去，讨一些彩儿。在尚敬看来，题材更开放，讽刺更有深度，制作更精良，应该是未来情景喜剧努力的方向。 被称为“中国情景喜剧之父”的英达同样感叹，情景喜剧的创作环境很苛刻，“我们只能开拓，看看还有什么飞禽走兽可以吃。喜剧的百花齐放迟早会来到的，我们不会一味地歌功颂德，这不是喜剧的功能”。 我们的一些观众比较喜欢看别人受讽刺，但是不能看到自己或者与自己相近的这一类人受到讽刺。因为观众容易“火冒三丈”，情景喜剧的创作者总是有意识无意识地避免观众的这种激烈反应。结果造成情景喜剧创作上跟风、克隆现象严重，直接影响了情景喜剧在题材上的原创性与开拓性。 然而失去讽刺，情景喜剧也就失去了它的价值，所以想在夹缝中冒头越来越难。”要解决这些问题，就要求社会心智变得越来越成熟，“电视观众要开得起玩笑，带着自嘲的心态来观看情景喜剧，以一种坦然的心态面对出现的问题，这也是一种“举重若轻”吧。 我国当下情景喜剧的社会责任，我认为更重要的还是对沉重的生活态度的解构。这些针对“80后”而创作的情景喜剧目的绝非“恶搞”,而是在独特的形式下,包含着向善求真的传统道德观念和价值理念的内核,这恰是符合现代人的特别需要的。 以上回答纯属参考 回答者： mhsmhslove - 六级 2010-9-1 11:38 历史，作为人类记忆与经验的绵延，真正的诗意栖居之地是在各种样式的历史文艺之中。然而，通观我们今天与历史题材相关的艺术，历史的几种存在形态正分别经历着“寒流”、“暖流”：大众对于史学或历史事件缺少问津和探究的兴趣，而对各种历史文艺形式尤其是电视剧却始终热情高涨。正如除了历史学家很少有人能耐心读完卷帙浩繁的《清史》，但绝大多数人可以毫不费力、兴致盎然地看完荧屏上的清宫戏。 历史文艺的创作者和传播者并不应该因此而沾沾自喜、得意忘形，相反，正因为他们所提供的作品是大众了解历史的重要渠道，他们应该时时意识到这肩负的重任，对于自己的作品在创作和传播的每一个环节持一种严肃、敬畏的态度，而不是游戏历史、误导受众。在这一点上，当前的历史小说家做得较好，如凌力、唐浩明、刘斯奋的小说，且不说他们的小说在历史真实与艺术真实的结合上达到的高度，单是作家们尊重历史、考据史料，十年磨一剑的精神就令人肃然起敬。而当前的历史题材的电视剧创作在这一点上的表现却不尽如人意。在对历史的态度上也出现了冷热不均的局面。 首先，对史书与史料漠视，而对“戏说”热衷。且不说那些将残酷的君王摇身一变为有趣的皇阿玛的纯粹戏说历史的闹剧的热播，那些自标为“正剧”的历史剧对史书与史料所传递的真实的历史又能有几分尊重？前者的态度倒也老实，戏说就是戏说。而后者，正是最令史学家义愤填膺、指摘不断的靶子。 其次，对推动历史前进的普通民众、进步的知识分子漠视，而对帝王将相热衷。在这一点上，历史小说的创作仍然要好于历史剧。几乎所有为中国历史的发展与进步作出过自己贡献的人物都被历史小说家注意和发掘出来，如孔子、王安石、黄巢、石达开、谭嗣同等不同时代的优秀人物多不胜数。而看看当前的电视荧屏，走马灯式的走来走去的不过还是那几个阿玛、皇后、格格。 第三，对真正的历史精神的漠视，而对于历史的琐屑皮毛表现出超出寻常的热情。真正优秀的历史文艺作品，应该是能传达出历史文化的所有表层和深层的东西，并对之具有清醒的批判意识。而当前的历史剧只注意到了文化的物质层面、生活方式层面的东西，比如饮食起居、舟车器用，而很少在表现历史文化的观念层面上下功夫，这才是真正的历史精神由以显现的所在。像唐浩明笔下的曾国藩那样充满文化蕴含与历史质感的厚重、复杂的人物形象，在当前的历史题材的电视剧中是很难见到的，更遑论创作者的历史意识与批判精神。即使当前的一些历史正剧试图传达一种历史精神，但这种历史精神是不是能正确反映历史的必然趋势和真实面貌还值得商榷。 正如有的史学家指出，现在的多数历史剧中，充斥着英雄史观、权谋主义，而缺少“穿透封建权力的思想和对独裁制度批判的力量”。这在一些清宫戏中尤为突出。另外，“情”的成分在当前的历史剧中占了很大比重，除了阴谋，就是爱情。所谓的“秘史”，看到的只是历史人物情感纠葛的私史，历史进程的真正社会性动因则被遮蔽。当前引起争议的“红色经典”的改编也存在这样的问题，对原著所体现的真正的时代精神缺少足够的理解和大气的想象，却在一些枝节性的、琐屑的所谓“人性化”的东西的虚构上着力不少。这种既不能自创新作、依赖改编却又不尊重原著精神的行为，折射出某些创作者想象力的贫血和投机取巧的心态。 当前的历史题材电视剧创作中存在的这样“冷热不均”的局面，和当前的一些受众文化审美情趣不无关系。对市场的快速捕捉和对一些受众需求的迎合使得历史剧的创作者和传播者根本无暇沉到史料中去、无暇去挖掘历史的深度。但我们的文艺工作者不应该以“市场需求”而为自己把“历史”制作成一件粗制滥造的商品的行为开脱。在传者与受者这一对关系中，两者都不是消极被动的。传者不是受者的奴隶，被牵着鼻子走，而是负有提升大众品位、引导其向健康、积极的方向发展的责任。对于历史正剧的创作者来说，就是向大众再现历史的本来面貌及其发展的必然趋势，引导人们树立正确的历史观，而这并不意味着可视性及艺术审美性的破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