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朝航海经济现状及对策研究论文

宋代进出口海外的货物较之前代也有了极大地丰富，这无疑又为宋代的经济繁荣增添了一块重要砝码。据史载，宋代进出口货物达410种以上，按性质可分为宝物、布匹、香货、皮货、杂货、药材等，单是进口香料，其名色就不下百种。进出口的还有不同的来源和市场、如南海地区主要进口香料、宝物、皮货、食品；精制的典籍主要销往高丽和日本。

当时，海上贸易的主要航线有：1、广州（或泉州）至三佛齐（苏门答腊东南）。三佛齐在宋时是东南亚海上强国，扼新加坡海峡东南处海口，成为东西方远洋航船产品集散地，也是中国与南海交往必经的停泊点。

2、广州（或泉州）至婆（婆露国）。宋代时候的婆的富饶超过了三佛齐，是胡椒的集散地。宋朝以丝绸品、茶、瓷器、铁器、农具等和婆的檀香、茴香、犀角、珍珠、水晶、胡椒等进行贸易。

3、广州（或泉州）至蓝里、故临。蓝里位于苏门答腊西北端达亚齐，扼孟加拉语马六甲水道相交处，地当太平洋与印度洋要冲，东西方远洋航船必经之咽喉要地，盛产象牙、苏木等。

4、广州（或泉州）经蓝里、故临至大食（阿拉伯帝国）。基本是沿唐代的“广州通海夷道”至波斯湾。阿拉伯首都巴格达是国际贸易中心，中国把丝织品，瓷器、纸张、麝香等运至阿拉伯，再运回香料、药材、犀角、珠玉等。

5、广州（或泉州）经蓝里、横跨印度洋至东非。宋代罗盘针运用于航海，使中国海船建造水平及航海水平都打到前所未有的高度，处于世界前列。唐末以后，阿拉伯人东来多搭乘中国海船直航广州，安全可靠。至宋代，往来于西方航路上的几乎全是中国船，宋代开辟至阿拉伯与东非的航线标志着古代中国航海事业已达到繁荣时期。

6、对日、对高丽贸易航线。北宋时，正当日本藤原氏执政全盛时期，对北宋采取闭关政策，所以只有北宋一方的对日航海贸易活动。北宋、南宋时对日航线都是从明州触发，横渡东海，到达日本值嘉岛再转航至博多港。

到南宋时，日本平氏家族平清盛当政，直接控制大宰府（日本对外贸易机构），鼓励并垄断了与宋朝的海上贸易，一改北宋以来中船只独往的局面，恢复了中日海船交相往来的海上贸易盛况。

宋代对高丽主要有两条航线，北线：从山东莱州触发，横渡黄海，到朝鲜半岛西南海岸的瓮津，南线：从明州触发至朝鲜西岸礼成江碧澜亭。宋代高丽遣宋使有57次之多，宋使往高丽达30次。两国间贸易起初时双方官府通过朝贡和特赐的方式进行，后来才逐渐发展为民间贸易。

正是这样兴盛的海上贸易，才使得两宋、尤其是南宋能够在外敌袭扰不断、疆土步步南缩、货币连年上供的外部环境下，依然保持着兴旺与繁荣。

据《宋史·食货志》记载，1049年，“入一亿二千六百二十五万一千九百六十四”，其中30%来自农业税收，另外70%来自商业税，而在这70%之中，海上贸易的税收又占了很大一部分的比重，这表明海上贸易其实就是宋朝经济没有崩溃的重要原因。

宋代海上贸易的繁荣在整个中国封建社会时期都处于巅峰时期，这与其商品经济的发达有着密切的联系。虽说两宋国力远不如汉唐那样雄厚，但这也是仅指陆地而言。宋代统治者重视海洋的程度，已经达到封建社会的定点，气候的元明清都未能企及这个高度。

宋王朝先后在广州、泉州、杭州、明州、密州等重要港口城市设立“市舶司”，负责抽解（抽税）、博买部分进口商品、维护港口、发放“公凭”（贸易许可证）、禁止走私等事务，职能相当于今日的海关；又在秀州、温州等港口设立二级机构“市舶务”，还在一些县镇设置三级机构“市舶场”。海商只要到这些机构登记，领取“公凭”，便可以贩运商货出海。 凭着遥遥领先世界的造船技术，宋朝船坞造出的多桅船，桅杆装有转轴，可以自由放倒、竖起，其中用于远洋航行的木兰舟，“舟如巨室，帆若垂天之云，柂长数丈，一舟数百人，中积一年粮，豢豕酿酒其中”，船舱之内可以养猪；还有更大的巨船（“一舟容千人，舟上有机杼市井”）、指南针技术与丰富的航海经验，宋朝海商将他们的商船开至南洋群岛，穿过马六甲海峡，驶入孟加拉湾，然后入印度洋，经印度洋进入阿拉伯海与波斯湾，再沿着阿拉伯半岛海岸进入红海，或越过苏伊士地峡入地中海。原来由阿拉伯商人控制航线的印度洋，在十一至十三世纪时，已成了大宋商船的天下。 宋政府也鼓励海商招徕蕃商来华贸易，“蕃商有愿随船来宋国者，听从便”（但不允许“擅载外国入贡者”，宋王朝轻朝贡、重通商的近代品质，从这里可见一斑）。对在海外招商做出大贡献的海商，宋政府还会赐予官职。当时整个大宋国的海岸线，北至胶州湾，中经杭州湾和福州、漳州、泉州金三角，南至广州湾，再到琼州海峡，都对外开放，与西洋南洋诸国发展商贸。宋人描述说：“岭以南，广为一都会，大贾自占城、真腊（今柬埔寨境内）、三佛齐、闍婆，涉海而至，岁数十柁。”这是广州港繁华商贸的写照。泉州港的繁荣不让广州，“泉南地大民众，为七闽一都会，加以蛮夷慕义，航海日至，富商大贾，宝货聚焉。” 从海外诸邦进口大宋的宝货，多是珍珠、象牙、香料、药材、胡椒等天然产品，而从大宋出口至诸蕃的商货，则主要为陶瓷、丝绸、纺织品、茶叶等手工业制品，这完全是发达经济体与落后经济体之间的贸易结构。每一年，宋朝市舶司从海上贸易中抽税近二百万贯，以百分之十的税率计算，可以推算出，宋代每年的进出口总额约为二千万贯。宋政府非常注意保护来华蕃商的利益。南宋建炎元年（1127年），高宗下诏：“有亏蕃商者，皆重置其罪。”绍兴十六年（1146年），曾有三佛齐国王投书广州市舶司，称近年由于市舶司抽税过重，“商贩乳香，颇有亏损”。宋高宗得悉，重申“市舶之利，颇助国用，宜循旧法以招徕远人，阜通货贿”，将广州市舶使袁复降了官职。 为保护海上贸易与商人安全，打击海盗，宋政府还在广州、泉州等港口设立“望舶巡检司”，在海面上置寨兵。这应该是世界上最早的保护商贸的海上护卫队吧。广东近海的溽洲岛，便有寨兵哨望、守卫，商船每次行使到溽洲岛附近的海域，“则相庆贺”。为什么？因为这意味着安全了，这时候，“寨兵有酒肉之馈，并防护赴广州”。每一年，当来华贸易的商船准备离港归国时，宋朝的市舶司都会拨一笔巨款（约三千贯），设宴相送，请他们明年继续来华贸易。宴会非常盛大，“番汉纲首（相当于船长）、作头、梢工人等，各令与坐，无不得其欢心”。 一位宋朝诗人写过一首描述泉州港贸易的诗：“苍官影里三洲路，涨海声中万国商。”这首诗总是让我联想到唐朝王维的“九天阊阖开宫殿，万国衣冠拜冕旒”。如果说，“九天阊阖开宫殿，万国衣冠拜冕旒”表达了朝贡体制下的政治荣耀，那么“苍官影里三洲路，涨海声中万国商”体现的便是通商体制下的商业繁华。我喜欢“万国商”，因为它更有近代气质。

宋朝的航海经济非常发达，首先宋朝重视海外贸易，重视经济，其次指南针的出现也为航海提供了便利条件。

当时宋朝是最重要的海上的贸易大国，泉洲、明洲都是当时最大海上贸易港口。海上贸易的税收是政府的主要财政来源占到了一半的财政收入。

商业经济空前繁荣，商业环境相对宽松，商品种类迅速增加，商业化的市镇出现，最早的“纸币”交子出现，市打破了坊市界限，突破了时空限制，草市普遍。经济相当的在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