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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校通过美术鉴赏程的设置来潜移默化的培养和提升学生的艺术素养，这门课程的设置对于提高学生的综合素质的重要性不言而喻。下文是我为大家整理的美术鉴赏论文 范文 的内容，欢迎大家阅读参考!

浅谈美术鉴赏《大宫女》

《大宫女》这幅油画创作于 1814 年，它的作者是法 国画 家让·奥古斯特·多米尼克·安格尔。安格尔创作的这一幅《大宫女》和其所创作的其他宫女题材的油画有着明显的不同，这一点从安格尔刻意将这幅作品命名为《大宫女》这点可以看出来。《大宫女》这一幅作品充满着独特的格调，安格尔在《大宫女》当中的用色更体现出浓厚的异国风韵，以及装饰性的美学考量。这一点也促使安格尔的《大宫女》和古典主义的油画美学之间产生一定的差别，无论是颜色，还有其腰身的比例，都和传统的西方古典主义油画艺术规则有所冲突，也正是如此，《大宫女》才能够很好地将观赏者震慑住，使观赏者受到这种美学的吸引，从而构建出独特的美学空间。

安格尔创作的《大宫女》在当时就已经有很大的争议，因为安格尔创作的《大宫女》之中，宫女的体型是如同平面几何一般，并没有充分和现实当中的女性身材比例进行衔接，这一点和西方油画一向来追求精益求精的写实风格之间就产生了一定的冲突。但是，这种夸张的比例，却能够很快地造成视觉上的关注，而且蓝色的背景与宫女的身体颜色之间的冲突不和谐，也造成了非常大的视觉冲击，这种颜色的对撞、人体基本身体结构出现的错位，代表着一种属于安格尔风格的审美。

安格尔创作的《大宫女》首先是一个明亮颜色和冷暗颜色之间的撞击对比。西方古典主义的油画创作过程当中，强调油画画面之中颜色与颜色之间的自然过渡，只有进行恰到好处的过渡，才能够更好地让整个画面进行融合。不过安格尔创作的《大宫女》则不然，整个宫女的背景采用的是冷色调的蓝色，而宫女是裸着身子的，宫女的身体肌肤却是使用明亮的浅黄色，这两种颜色之间，安格尔并没有采用其他的颜色作为过渡。这样一幅《大宫女》的颜色之间就形成了激烈的冲突，这种冲突虽然和古典主义的绘画风格差异甚大，但是却能够给观赏这一幅画作的观赏者留下深刻的影响。

安格尔创作的《大宫女》第二方面的美学特征就是他与众不同的人类身体结构设置。从整幅《大宫女》看，大宫女这个人物形象身体各个基本结构之间的比例是失调的，仿佛是几何堆砌一般，安格尔创作的《大宫女》，其身体躯干的比例远远大于其他身体结构的比例，因此，安格尔的这一幅《大宫女》违背了古典主义油画创作过程里的追求写实的风格，而呈现出一种追求艺术进一步采取夸张的手法，让《大宫女》当中的大宫女形象，以这种看似畸形的几何式夸张，展现出一种独特的美学艺术上的张力。

而且安格尔所创作的《大宫女》还蕴含着一种欲望的美学。因为当时的法国军队和奥斯曼土耳其帝国展开战争，当时最终被奥斯曼土耳其帝国所击败，所以在安格尔所在的时代里，法国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创作了许多熟练的奥斯曼土耳其内宫宫女画像，这些目的在于从艺术的角度满足法国人内心的征服欲望。而安格尔创作的《大宫女》，目的就在于以一个奇特的宫女的形象隐喻着奥斯曼土耳其帝国，必然会被法国人所征服，裸体的奥斯曼土耳其帝国内宫中的宫女形象，欲盖弥彰的欲望，通过安格尔以新式的艺术手法，加以渲染和雕琢。同时裸女并没有完全露出自己全部的隐私处，这一点又体现了一种克制和理性，安格尔在这一幅《大宫女》之中，表现了冷静克制与欲望张狂两个方面的精神内涵，并且在绘画作品之中，给这二者找到了最为合适的均衡点，从而将观赏者的欲望以及视觉都进行了恰如其分的安置。

究竟是采用 素描 的方式，还是更注重色彩，这一点在安格尔的艺术创作过程当中，特别是在《大宫女》的创作里，更多注意到了结构上的素描运用。但是，这并不意味着安格尔在《大宫女》这幅作品当中完全就没有关注色彩，与此相反，安格尔在《大宫女》中的色彩搭配以及应用是非常鲜明以及大胆的。

冷色调作为这幅《大宫女》的背景色彩。在大宫女欧达丽丝克的背后是一幅半垂着的帘幕，这个帘幕实际上起到了点缀的作用。一般欧洲古典主义的绘画色彩艺术，主要是注重色彩的过渡和衔接，然而安格尔刻意使用这种冷峻的颜色作为衬底，目的在于表达出一种寂静、理性，这和狂热的女性躯体的暖色调形成了对比，从而演化成为一种对比下的艺术张力。

红色作为另一个重要的颜色，却在对于《大宫女》的色彩美学鉴赏之中，容易被忽略。实际上这种色彩美学是非常独特的，因为安格尔采用了红色作为点缀，让红颜色点缀在大宫女手中的孔雀羽毛扇子的扇柄中。而在欧达丽丝克的脚部，也有一段红色的点缀，那时旁边小桌子的椅脚。这两点都分别对检查在冷峻的背景颜色和柔和的躯干颜色之间，从而形成了一种炽热似火的美感，让人们看到欲望膨胀的顶端，从而与冷峻以及柔和形成了三种不同的色彩艺术话语。安格尔并不刻意去处理这三种颜色的冲突，而是将这三种冲突结合到一起，形成了互相撞击的状态，给观赏者带来很强烈的视觉震撼。

安格尔创作的《大宫女》虽然经历了两百年的时间，但是这幅作品至今仍然是美术界的杰作。安格尔创作的《大宫女》运用了充满冲突和撞击的颜色比对，以及超乎想象的非写实结构，从而让安格尔的《大宫女》给人们带来非常大的视觉冲击，进一步让这一幅画作所表达的欲望与理智更为突出地展现出来。而安格尔在处理《大宫女》画作过程当中所形成的艺术风格，也对后来新古典主义绘画艺术的崛起，提供了重要而宝贵的艺术实践。

试谈鉴赏富春山居图

富春山居图是元朝书画，画家为其师弟郑樗(chū)所绘，以浙江富春江为背景，全图用墨淡雅，山和水的布置疏密得当，墨色浓淡干湿并用，极富于变化，是黄公望的代表作，被称为“中国十大传世名画”之一。明朝末年传到 收藏 家吴洪裕手中，吴洪裕极为喜爱此画，甚至在临死前下令将此画焚烧殉葬，被吴洪裕的侄子从火中抢救出，但此时画已被烧成一大一小两段。较长的后段称《无用师卷》(无用是郑樗的字)，现藏台北故宫博物院;前段称《剩山图》，现收藏于浙江省博物馆。北京故宫博物院也藏有此画的仿本。

画的作者黄公望，擅长画山水，多描写江南自然景物，以水墨，浅绛风格为主，与吴镇，王蒙，倪瓒zàn并称元四家。存世作品有《富春山居图》、《九峰雪霁图》、《丹崖玉树图》《天池石壁图》等。

据记载，黄公望三十一岁开始作画，由于际遇的坎坷，到五十岁左右，也就是出狱后才专心从事 山水画 创作。《富春山居图》是黄公望七十九岁高龄时开始创作的。这幅纵33厘米，横厘米的长卷，是他生活在富阳，又以富春江为题材推出的力作。为了画好这幅画，他终日不辞辛劳'奔波于富春江两岸，观察烟云变幻之奇，领略江山钓滩之胜，并身带纸笔，遇到好景，随时写生，富春江边的许多山村都留下他的足迹。这件宏幅巨制直到他谢世前不久才告完成，前后倾注了大约七年的心血，(也有说82岁创作，历时四年的)这是画家与富春山水情景交融的结晶。被后世誉为“画中之兰亭”。故而历代都有著名画家模仿。

这卷宝图既备受赞颂，也历尽沧桑。在辗转流传过程中，曾引发出乾隆年间有趣的“富春疑案”，弄得皇帝神魂颠倒，误判真伪;也曾因收藏家的酷爱而遭焚烧毁容之灾。乾隆年间，一幅富春山居图被征入宫，乾隆皇帝爱不释手，但在隔年又一幅富春山居图进入清宫。前者称“子明卷”是后人伪造;后者是“无用师卷”，这才是黄公望的真迹。但乾隆皇帝认定“子明卷”为真，并在假画上加盖玉玺，并和大臣在留白处赋诗题词，将真迹当赝品处理。直到近代学者翻案，认为是乾隆皇帝搞错了。从而保住了一个完整的无用师卷。

对美术及美术鉴赏的认识：美术及其作品，是人造物的一种，美术是人类运用一些物质和材料工具，通过点、线、面等各种要素通过一定的造型性、构成性、空间性的表现手段，在平面或立体的空间中塑造出具体直观的可视形象。美术作品是由艺术家按照美的规律创作出来的，它创造美的形象，抒发美的情感。美术包括绘画、雕塑、工艺美术、现代设计、建筑艺术及影像艺术等主要艺术形式。另外，我也觉得美术是一种 爱好 ，直接贴近人们的生活。于美术鉴赏而言，就是对一件艺术品的欣赏，你从心底大量一件东西，觉得它漂亮与否，这就是鉴赏。读者对一件艺术品进行审美，不是消极、被动的地去看一个东西，而是积极主动的进行着审美再创造活动。一件物品被创作出来，必然会有人去评判，评判时融入自己的品味与感情，再将自己的艺术理想与理解、艺术观念经过若干个环节的变通、换位、异化，通过重 组词 汇与语法将自己要表达的内容表述出来，这就是鉴赏。

浅谈高中美术鉴赏教学

摘要：高中美术鉴赏教学，是帮助学生通过对美术作品进行分析归类，从而达到能够体味感受、欣赏美术作品。下面就我平时的教学过程中的感想 总结 出来，以供同行讨论。

关键词：鉴赏;教学;思考

一、美术鉴赏过程中学生情感因素的调动

美术新课标提出“情感态度与价值观”的概念，目的是强调通过学生的亲身经历来体验和感受美术作品，形成自己的艺术价值观念。美术鉴赏本身就是一种最直接的审美活动，需要通过自己的思维活动来感悟美术作品，这种活动强调个人的审美感受和情感体验，情感是审美活动的基础。比如站在天安门前面，人们会自觉产生一种民族自豪感;欣赏罗中立的《父亲》让我们感受到一种强烈的亲情和感伤的乡土情怀;而看到达利《内战的预感》则会让人感受到战争给人类所造成的无可估量和无法弥补的伤害。

因此，情感因素是鉴赏作品的关键，学生在鉴赏作品时体味到了某种情感，他的情绪就会激动，就会表现出浓厚的学习兴趣。在美术鉴赏教学中，如果忽视学生的心理感受和情感的参与，那就根本谈不上真正的鉴赏。然而，问题在于中学生由于知识基础和生活阅历的限制，很难体味到这一点。这就要求教师教学中要对学生进行一定的引导与启发，帮助学生分析体味美术作品的精神内涵，尤其是作品最精彩的部分。通过生动恰当的语言描述来激发学生的兴趣，比如，委拉斯凯兹的《教皇英诺森十世》阴险狡诈狠毒的神情等。

二、在美术鉴赏中体味 文化 情境

新课程的基本理念之一就是“要在广泛的文化情境中认识美术”。任何美术作品都不是孤立存在的，是在一定的文化环境中创作出来的，不可避免地受到所在环境的影响，这就是美术作品的地域性特征。所以，在美术鉴赏教学过程中，首先要把美术作品放在一定的地域文化环境和时代背景中去学习。

如鉴赏达芬奇的《蒙娜丽莎》，就必须让学生了解文艺复兴运动的历史及其所倡导的人文主义精神;鉴赏米开朗基罗的《大卫》，要让学生了解米开朗基罗创作这件作品的时代背景及大卫的历史史料;如达维特的《马拉之死》，如果不了法国大革命时期的历史和作为资产阶级雅各宾党领导人的马拉真实资料，就无法理解这一作品所表现的内容精神及为什么要这样画。

这些，一方面老师要能够烂熟于心，在教学中做到信手拈来，更要巧妙的穿插到对作品的鉴赏过程中，不能生硬的告诉学生。当然，最好是让学生课前自己进行搜集了解，带到课堂与同学们分享。其次，在鉴赏过程中要营造教学情境，以帮助学生形成丰富的鉴赏体验。

在鉴赏蒋兆和的《流民图》时，我让学生观看一些抗战时期中国民众的苦难生活的影片片段，让学生有如亲身体验日本侵略者给中华民族带来的深重灾难，才能感受到当时中国人民的苦难生活，也才能真正感受到作品本身的悲剧性给人的巨大震撼;在鉴赏蒙德里安的《百老汇的爵士乐》时，播放一段爵士乐，让学生在聆听爵士音乐的同时体味作品的内涵。艺术源于生活。在美术鉴赏教学时，我让课堂内外相结合，课堂与生活相结合，以扩大学生视野，增强他们的感性认识，创造一个更为广阔的文化情境。

为此，我建议学校利用教学楼走廊、橱窗等场所展示学生或教师作品，既美化校园，营造艺术氛围，也给学生提供一个艺术环境，有助于提高学生鉴赏、评述美术作品的能力;在鉴赏现代建筑艺术时，直接让学生到校园、湖心公园中走走，要求他们自己分析、评论校园和公园建筑的布局和特色。

为了让学生对当地的人文和乡土文化有深入了解，我带学生参观了当地的美术馆、博物馆，文化遗产，如清真大寺、中山公园以及南门、玉皇阁等古建筑。美术鉴赏涵盖了人们生活的各个方面，渗透了各门学科的知识，所以一定要在广泛的文化情境中去鉴赏美术作品。

三、强调学生多元化 思维方式

在高中美术的第一节课上，我告诉学生，美术鉴赏过程其实也是一次创作过程，我们必须要用自己的方式进行鉴赏和评价作品，反对人云亦云。“有一千个读者，就有一千个《哈姆雷特》”，美术作品一旦产生就会脱离创作者而独立存在，不同的人，在不同的情境下鉴赏，会有不同的感受，这也正是美术鉴赏的魅力所在，也是现代美术 教育 的基本观念，即强调多元化、崇尚差异、主张开放、去掉本质和必然。

事实上，课本中大部分文字叙述只能代表一家之言和某一时代的观点，并不是唯一的。美术鉴赏教学应该注意培养学生的创造性思维，教师不能搞独断专行，不能像数学物理那样只有唯一的标准答案，而应该鼓励差异，容忍和接受学生的各种见解。在教学中，教师要对学生的看法、观点持有正确的态度，让学生尝到成功的体验和喜悦，才能激起学生更大的兴趣，才能引发学生继续学习，有利于学生进行积极思维，使学生学会研究问题的 方法 ，锻炼独创思维的能力，增强美术鉴赏的兴趣，提高学习效率。

总之，美术鉴赏主要通过鉴赏活动来培养学生的审美能力，而不是掌握多少美术史论和多少美术技法理论。其目的不是培养专业美术家，而是通过美术教育让学生掌握美术知识，培养美术能力，帮助学生完善自己的道德品格，形成正确的审美观、世界观、人生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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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轼（1037年1月8日—1101年8月24日），字子瞻，又字和仲，号东坡居士，世称苏东坡、苏仙。汉族，北宋眉州眉山（今属四川省眉山市）人，祖籍河北栾城，北宋著名文学家、书法家、画家。

苏轼宋代文学家、书画家。字子瞻，一字和仲，号东坡居士。眉州眉山（今属四川）人。出身于寒门地主家庭。幼年承受家教，深受其父苏洵的熏陶，母程氏也曾“亲授以书”。既长，“学通经史，属文日数千言”（苏辙《东坡先生墓志铭》）。

人物简介如下：

1、嘉祐二年（1057）与弟辙同登进士。授大理评事，签书凤翔府判官。

2、熙宁二年（1069），父丧守制期满还朝，为判官告院。与王安石政见不合，反对推行新法，自请外任，出为杭州通判。迁知密州（今山东诸城），移知徐州。

3、元丰二年（1079），罹“乌台诗案”，责授黄州（今湖北黄冈）团练副使，本州安置。哲宗立，高太后临朝，被复为朝奉郎知登州（今山东蓬莱）；任未旬日，除起居舍人，迁中书舍人，又迁翰林学士知制诰，知礼部贡举。

4、元祐四年（1089）出知杭州，后改知颍州，知扬州、定州。元祐八年（1093）哲宗亲政，被远贬惠州（今广东惠阳），再贬儋州（今海南儋县）。

5、徽宗即位，遇赦北归，建中靖国元年（1101）卒于常州（今属江苏），年六十五，葬于汝州郏城县（今河南郏县）。

高宗朝，赠太师，谥文忠。《宋史》、《东都事略》有传。诗、词、文、书、画均卓然大家，著有《东坡全集》一百十五卷、《东坡乐府》三卷。为“唐宋八大家”之一，词学上，为北宋词坛豪放派主要作家之一。

苏轼(1037－1101)字子瞻,号东坡居士,四川眉山人。北宋著名政治家,思想家,文学家。 苏轼一生经历了北宋仁宗,英宗,神宗,哲宗,徽宗五朝。他初入仕途,正是北宋政治与社会危机开始暴露,士大夫改革呼声日益高涨的时候。宋神宗熙宁年间,王安石实行新法,希望改变宋朝积贫积弱的局面。苏轼虽主张改革,反对因循守旧,抑制豪强,但也不同意王安石的变法理论,苏轼认为“欲速则不达“,建议神宗特殊政策皇帝不要“求治太速,进人太税,进言太广“。由于这些意见和建议遭到变法派的反对,苏轼被迫外调,先通判杭州,以后又做过密州,徐州湖州等地的知州。在他为官之处,注意了解民情,关心百姓的生产和生活,所到之处都受到人民群众的拥戴和热爱。 苏轼是继欧阳修之后宋代古文运动的领袖,散文作品留存至今约四千余篇。他的重大贡献在于和欧阳修一起建 树了一种稳定成熟的散文风格,世称“欧苏“。他的诗清新自然,逢源自始,似信手拈来,亦庄亦谐,大巧若拙,题材广阔,内容丰富,风格多样化,是宋诗走向成熟的标志。其代表作品:<<饮湖上初晴后雨>>,<<海棠>>,<<题西林壁>>,<<惠崇春江晚景>>,<<赠刘景文>>,<<春夜>>,<<荔枝叹>>等。苏轼的词对题材,意境,风格,语言,技巧都进行了大胆开拓与创新,与南宋的辛弃疾并称为“苏辛“词派,开了一代豪放词风。其代表作品有<<念奴娇.赤壁怀古>>,<<江城子.乙卯正月二十日记梦>>,<<定风波>>,(莫听穿林打叶声),<<卜算子>>.(缺月挂疏桐).<<水调歌头.丙辰中秋>>等。

苏轼（1037～1101），字子瞻，号东坡居士，眉州眉山（今属四川）人。他的家庭富有文学传统，祖父苏序好读书，善作诗。父亲苏洵是古文名家，曾对苏轼和其弟苏辙悉心指导。母亲程氏有知识且深明大义，曾为幼年的苏轼讲述《后汉书·范滂传》，以古代志士的事迹勉励儿子砥砺名节。当苏轼21岁出蜀进京时，他的学识修养已经相当成熟了。 苏轼学识渊博，思想通达，在北宋三教合一的思想氛围中如鱼得水。苏辙记述苏轼的读书过程是：“初好贾谊、陆贽书，论古今治乱，不为空言。既而读《庄子》，喟然叹息曰：‘吾昔有见于中，口未能言。今见《庄子》，得吾心矣！’ ……后读释氏书，深悟实相，参之孔、老，博辩无碍，浩然不见其涯也。”（《亡兄子瞻端明墓志铭》）苏轼不仅对儒、道、释三种思想都欣然接受，而且认为它们本来就是相通的。他曾说“庄子盖助孔子者”，庄子对孔学的态度是“阳挤而阴助之”（《庄子祠堂记》）。他又认为“儒释不谋而同”、“相反而相为用”（《南华长老题名记》）。这种以儒学体系为根本而浸染释、道的思想是苏轼人生观的哲学基础。 苏轼服膺儒家经世济民的政治理想，他22岁中进士，26岁又中制科优入三等（宋代的最高等），入仕后奋厉有用世之志。他为人坦荡，讲究风节，有志于改革朝政且勇于进言。由于注重政策的实际效果，他在王安石厉行新法时持反对态度，当司马光废除新法时又持不同意见，结果多次受到排斥打击。他在外任时勤于政事，尽力为地方上多做实事。他先后在杭州、密州、徐州、湖州任地方官，灭蝗救灾，抗洪筑堤，政绩卓著。甚至在贬到惠州后，他还捐助修桥二座。只要环境允许，苏轼总是尽力有所作为。然而苏轼一生仕途坎坷，屡遭贬谪，未能充分施展他的政治才干。他44岁时遭遇“乌台诗案”，险遭不测。晚年更被一贬再贬，直到荒远的海南，食芋饮水，与黎族人民一起过着艰苦的生活。苏轼对苦难并非麻木不仁，对加诸其身的迫害也不是逆来顺受，而是以一种全新的人生态度来对待接踵而至的不幸，把儒家固穷的坚毅精神、老庄轻视有限时空和物质环境的超越态度以及禅宗以平常心对待一切变故的观念有机地结合起来，从而做到了蔑视丑恶，消解痛苦。这种执着于人生而又超然物外的生命范式蕴含着坚定、沉着、乐观、旷达的精神，因而苏轼在逆境中照样能保持浓郁的生活情趣和旺盛的创作活力。 苏轼平生受到两次严重的政治迫害，第一次是45岁那年因“乌台诗案”而被贬至黄州，一住四年。第二次是在59岁时被贬往惠州，62岁时贬至儋州，到65岁才遇赦北归，前后在贬所六年。苏轼去世前自题画像说：“问汝平生功业，黄州、惠州、儋州。”（《自题金山画像》）就其政治事业而言，这话当然是自嘲。但对文学家的苏轼来说，他的盖世功业确实是在屡遭贬逐的逆境中建立的。虽说苏轼早就名震文坛，贬至黄州后且因畏祸而不敢多写诗文，但黄州时期仍是他创作中的一个高峰。散文如前、后《赤壁赋》，诗如《寒食雨二首》，词如《念奴娇·赤壁怀古》等名篇都创作于此时。苏轼被贬至惠州、儋州时，已是饱经忧患的垂暮之人，但创作激情仍未衰退，而且在艺术上进入了精深华妙的新境界。贬谪生涯使苏轼更深刻地理解了社会和人生，也使他的创作更深刻地表现出内心的情感波澜。在宋代就有人认为贬至海南并不是苏轼的不幸，逆境是时代对这位文学天才的玉成。 自然与雄放 兼收并蓄的艺术气魄 善于翻新出奇的议论文 叙事、抒情、说理三种功能的完美结合 辞赋和四六 苏轼的文学思想是文、道并重。他推崇韩愈和欧阳修对古文的贡献，认为韩愈“文起八代之衰，道济天下之溺”（《潮州韩文公庙碑》），又认为欧阳修 “论大道似韩愈”、“记事似司马迁”（《六一居士集叙》），都是兼从文、道两方面着眼的。但是苏轼的文道观在北宋具有很大的独特性。首先，苏轼认为文章的艺术具有独立的价值，如“精金美玉，市有定价”，文章并不仅仅是载道的工具，其自身的表现功能便是人类精神活动的一种高级形态：“物固有是理，患不知之，知之患不能达之于口与手。”（《答虔倅俞括》）其次，苏轼心目中的 “道”不限于儒家之道，而是泛指事物的规律，例如“日与水居”的人“有得于水之道”（《日喻》）。所以苏轼主张文章应像客观世界一样，文理自然，姿态横生。他提倡艺术风格的多样化和生动性，反对千篇一律的统一文风，认为那样会造成文坛“弥望皆黄茅白苇”般的荒芜。 正是在这种独特的文学思想指导下，苏轼的散文呈现出多姿多采的艺术风貌。他广泛地从前代的作品中汲取艺术营养，其中最重要的渊源是孟子和战国纵横家的雄放气势、庄子的丰富联想和自然恣肆的行文风格。苏轼自谓：“吾文如万斛泉源，不择地皆可出，在平地滔滔汩汩，虽一日千里无难。及其与山石曲折，随物赋形，而不可知也。所可知者，常行于所当行，常止于不可不止。”（《自评文》）他的自我评价与读者的感受是相吻合的，苏轼确实具有极高的表现力，在他笔下几乎没有不能表现的客观事物或内心情思。苏文的风格则随着表现对象的不同而变化自如，像行云流水一样的自然、畅达。韩愈的古文依靠雄辩和布局、蓄势等手段来取得气势的雄放，而苏文却依靠挥洒如意、思绪泉涌的方式达到了同样的目的。苏文气势雄放，语言却平易自然，这正是宋文异于唐文的特征之一。 苏轼擅长写议论文。他早年写的史论有较浓的纵横家习气，有时故作惊人之论而不合义理，如《贾谊论》责备贾谊不知结交大臣以图见信于朝廷，《范增论》提出范增应为义帝诛杀项羽。但也有许多独到的见解，如《留侯论》谓圯上老人是秦时的隐君子，折辱张良是为了培育其坚忍之性；《平王论》批评周平王避寇迁都之失策，见解新颖而深刻，富有启发性。这些史论在写作上善于随机生发，翻空出奇，表现出高度的论说技巧，成为当时士子参加科场考试的范文，所以流传极广。苏轼早年的政论文也有类似的风格特点，但随着阅历的加深，纵横家的习气遂逐渐减弱，例如元佑以后所写的一些奏议，内容上有的放矢，言词则剀切沉着，接近于贾谊、陆贽的文风。 史论和政论虽然表现出苏轼非凡的才华，但杂说、书札、序跋等议论文，更能体现苏轼的文学成就。这些文章同样善于翻新出奇，但形式更为活泼，议论更为生动，而且往往是夹叙夹议，兼带抒情。它们以艺术感染力来加强逻辑说服力，所以比史论和政论更加具备美文的性质。例如《日喻》中的两段比喻： 生而眇者不识日，问之有目者。或告之曰：“日之状如铜盘。”扣盘而得其声。他日闻钟，以为日也。或告之曰：“日之光如烛。”扪烛而得其形。他日揣龠，以为日也。日之与钟、龠，亦远矣，而眇者不知其异，以其未尝见而求之人也。 南方多没人，日与水居也，七岁而能涉，十岁而能浮，十五而能浮没矣。夫没者，岂苟然哉，必将有得于水之道者。日与水居，则十五而得其道。生不识水，则虽壮，见舟而畏之。故北方之勇者，问于没人，而求其所以没，以其言试之河，未有不溺者也。故凡不学而务求道，皆北方之学没者也。 此文论证了对事物的认识不能依赖片面的见闻，必须经过实践才能掌握事物规律的道理，说理十分透辟，但它的说理是借助生动的事例，或者说是通过形象来展现的，所以它给读者的印象不但深刻，而且生动鲜明，既能使人得到知性的认识，又能带来审美的愉悦。 又如《文与可画筼筜谷偃竹记》，一方面记述文与可画竹的情形，另一方面以充满感情的笔触回忆自己与文与可亲密无间的交往，以及文与可死后自己的悲慨，具有浓郁的抒情意味。又从文与可的创作经验中总结出艺术创作应胸有成竹的规律，也是夹叙夹议的范例。 苏轼的叙事记游之文，叙事、抒情、议论三种功能更是结合得水乳交融。《石钟山记》是一篇以论说为主的游记，它围绕石钟山得名的由来，根据实地考察的见闻，纠正了前人的说法，并引伸出对没有“目见耳闻”的事物不能“臆断其有无”的哲理，思路清晰，论证透辟。尤其可贵的是此文的议论是在情景交融的优美意境中逐步展开的，例如写月夜泛舟察看山形的一段： 至暮夜月明，独与迈乘小舟至绝壁下，大石侧立千仞，如猛兽奇鬼，森然欲搏人。而山上栖鹘，闻人声亦惊起，磔磔云霄间。又有若老人欬且笑于山谷中者，或曰，此鹳鹤也。余方心动欲还，而大声发于水上，噌吰如钟鼓不绝，舟人大恐。 寥寥几笔即画出一个幽美而又阴森的境界，读之恍如身临其境，作者赏幽探险、务实求真的情怀也随之展现无遗。而情景交融的描写又是直接配合议论的，堪称叙事、抒情、说理三种功能完美结合的典范。 由于苏轼作文以“辞达”为准则，所以当行即行，当止就止，很少有芜词累句，这在他的笔记小品中表现得最为突出。如《记承天夜游》： 元丰六年十月十二日，夜，解衣欲睡，月色入户，欣然起行。念无与为乐者，遂至承天寺，寻张怀民。怀民亦未寝，相与步于中庭。庭下如积水空明，水中藻荇交横，盖竹、柏影也。何夜无月？何处无竹柏？但少闲人如吾两人者耳。 全文仅八十馀字，但意境超然，韵味隽永，为宋代小品文中的妙品。 苏轼的辞赋和四六也取得了很高的成就。他的辞赋继承了欧阳修的传统，但更多地融入了古文的疏宕萧散之气，吸收了诗歌的抒情意味，从而青出于蓝而胜于蓝，创作了《赤壁赋》和《后赤壁赋》这样的名篇。《赤壁赋》沿用赋体主客问答、抑客伸主的传统格局，抒写了自己的人生哲学，同时也描写了长江月夜的幽美景色。全文骈散并用，情景兼备，堪称优美的散文诗。如写景的一段： 清风徐来，水波不兴。举酒属客，诵明月之诗，歌窈窕之章。少焉，月出于东山之上，徘徊于斗牛之间。白露横江，水光接天。纵一苇之所如，凌万顷之茫然。浩浩乎如凭虚御风而不知其所止，飘飘乎如遗世独立，羽化而登仙。 幽美、澄澈的景色与轻松愉悦的心情构成开阔明朗的艺术境界，而那种渺茫茫、若有若无的虚幻感觉，又直接为后文写超然物外的人生哲理作了铺垫，体现出作者高超的表达能力和语言技巧。 苏轼甚至在四六中也同样体现出行云流水的风格，他在翰林院任职时所拟的制诰曲赡高华，浑厚雄大，为台阁文字中所罕见。他遭受贬谪后写的表启更是真切感人，是四六体中难得的性情之作。如《谢量移汝州表》： 只影自怜，命寄江湖之上；惊魂未定，林游缧绁之中。憔悴非人，章狂失志。妻孥之所窃笑，亲友至于绝交。疾病连年，人皆相传为已死；饥寒并日，臣亦自厌其馀生。 苏轼的散文在宋代与欧阳修、王安石齐名，但如果单从文学的角度来看，则苏文无疑是宋文中成就最高的一家。 对社会的干预和对人生的思考 乐观旷达的精神 对艺术技巧的娴熟运用和超越 有必达之隐而无难显之情刚柔相济的艺术风格 宋诗最高成就的代表 苏轼秉性正直，为人坦率，曾自称：“言发于心而冲于口，吐之则逆人，茹之则逆余。以为宁逆人也，故卒吐之。”（《思堂记》）所以苏轼对社会现实的看法和对人生的思考都毫无掩饰地表现在其文学作品中，其中又以诗歌最为淋漓酣畅。在二千七百多首苏诗中，干预社会现实和思考人生的题材十分突出。 苏轼对社会现实中种种不合理的现象抱着“一肚皮不入时宜”的态度，始终把批判现实作为诗歌的重要主题。他在许多州郡做过地方官，了解民情，常把耳闻目见的民间疾苦写进诗中，如写北方遭受蝗旱之灾的农民：“三年东方旱，逃户连欹栋。老农释耒叹，泪入饥肠痛。”（《除夜大雪留潍州元日早晴遂雪复作》）又写南方水灾侵袭下的百姓：“哀哉吴越人，久为江湖吞。官自倒帑廪，饱不及黎元。”（《送黄师是赴两浙宪》）当时赋税沉重，谷贱伤农，对外岁币的负担也都压在农民身上，他们千辛万苦收获了粮食，也难以对付官府的征敛：“官今要钱不要米，西北万里招羌儿。龚黄满朝人更苦，不如却作河伯妇！”（《吴中田妇叹》） 更可贵的是，苏轼对社会的批判并未局限于新政，也未局限于眼前，他对封建社会中由来已久的弊政、陋习进行抨击，体现出更深沉的批判意识。如晚年所作的《荔支叹》： 十里一置飞尘灰，五里一堠兵火催。颠坑仆谷相枕藉，知是荔支龙眼来。飞车跨山鹘横海，风枝露叶如新采。宫中美人一破颜，惊尘溅血流千载。永元荔支来交州，天宝岁贡取之涪。至今欲食林甫肉，无人举觞酹伯游。我愿天公怜赤子，莫生尤物为疮痏。雨顺风调百谷登，民不饥寒为上瑞。君不见武夷溪边粟粒芽，前丁后蔡相笼加。争新买宠各出意，今年斗品充官茶。吾君所乏岂此物？致养口体何陋耶！洛阳相君忠孝家，可怜亦进姚黄花！ 从唐代的进贡荔枝写到宋代的贡茶献花，对官吏的媚上取宠、宫廷的穷奢极欲予以尖锐的讥刺。苏轼在屡遭贬谪的晚年仍然如此敢怒敢骂，可见他的批判精神是何等执着！ 苏轼一生宦海浮沉，奔走四方，生活阅历极为丰富。他善于从人生遭遇中总结经验，也善于从客观事物中见出规律。在他眼中，极平常的生活内容和自然景物都蕴含着深刻的道理，如《题西林壁》和《和子由渑池怀旧》两诗： 横看成岭侧成峰，远近高低各不同。不识庐山真面目，只缘身在此山中。 人生到处知何似？应似飞鸿踏雪泥。泥上偶然留指爪，鸿飞那复计东西？老僧已死成新塔，坏璧无由见旧题。往日崎岖还记否？路长人困骞驴嘶。 在这些诗中，自然现象已上升为哲理，人生的感受也已转化为理性的反思。尤为难能可贵的是，诗中的哲理是通过生动、鲜明的艺术意象自然而然地表达出来，而不是经过逻辑推导或议论分析所得。这样的诗歌既优美动人，又饶有趣味，是名副其实的理趣诗。“不识庐山真面目”和“雪泥鸿爪”一问世即流行为成语，说明苏轼的理趣诗受到普遍喜爱。苏诗中类似的作品还有很多，如《泗州僧伽塔》、《饮湖上初晴后雨》、《慈湖夹阻风》等。苏轼极具灵心慧眼，所以到处都能发现妙理新意。 深刻的人生思考使苏轼对沉浮荣辱持有冷静、旷达的态度，这在苏诗中有充分的体现。苏轼在逆境中的诗篇当然含有痛苦、愤懑、消沉的一面，如在黄州作的《寒食雨二首》，写“空疱煮寒菜，破灶烧湿苇”的生活困境和“君门深九重，坟墓在万里”的心态，语极沉痛。但苏轼更多的诗则表现了对苦难的傲视和对痛苦的超越。黄州这座山环水绕的荒城在他笔下是“长江绕郭知鱼美，好竹连山觉笋香”（《初到黄州》），多石崎岖的坡路则被写成“莫嫌荦确坡头路，自爱铿然曳杖声”（《东坡》）。岭南荒远，古人莫不视为畏途。韩愈贬潮州，柳宗元贬柳州，作诗多为凄苦之音。然而当苏轼被贬至惠州时，却作诗说：“日啖荔支三百颗，不辞长作岭南人。”（《食荔支二首》之二）及贬儋州，又说：“他年谁作舆地志，海南万里真吾乡。”（《吾谪海南，子由雷州，被命即行，了不相知。至梧乃闻其尚在藤也，旦夕当追及。作此诗示之》）这种乐观旷达的核心是坚毅的人生信念和不向厄运屈服的斗争精神，所以苏轼在逆境中的诗作依然是笔势飞腾，辞采壮丽，并无衰疲颓唐之病，如《六月二十日夜渡海》： 参横斗转欲三更，苦雨终风也解晴。云散月明谁点缀？天容海色本澄清。空馀鲁叟乘桴意，粗识轩辕奏乐声。九死南荒吾不恨，兹游奇绝冠平生！ 这是苏轼从儋州遇赦北归时所作，流露出战胜黑暗的自豪心情和宠辱不惊的阔怀，气势雄放。 苏轼学博才高，对诗歌艺术技巧的掌握达到了得心应手的纯熟境界，并以翻新出奇的精神对待艺术规范，纵意所如，触手成春。苏诗中的比喻生动新奇，层出不穷，例如“春畦雨过罗纨腻”（《南园》）、“相排竞进头如鼋”（《王维吴道子画》）、“欲知垂尽岁，有似赴壑蛇。修鳞半已没，去意谁能遮”（《守岁》），都脍炙人口。又如《百步洪》中连用七喻描摹奔水：“有如兔走鹰隼落，骏马下注千丈坡。断弦离柱箭脱手，飞电过隙珠翻荷。”真正做到了妙喻连生。苏轼读书破万卷，用典时信手拈来，左右逢源。因用典过多，他有时也遭致后人的批评，但在多数情况下，苏诗的用典稳妥精当，且浑然天成，达到了如水中着盐的妙境。例如他作诗安慰落第的李廌说：“平生谩说古战场，过眼终迷日五色。” 就堪称用典精妙的范例。苏诗中的对仗则既精工又活泼流动，构思打破常规。例如：“山忆喜欢劳远梦，地名惶恐泣孤臣”（《八月七日初入赣过惶恐滩》）， “三过门间老病死，一弹指顷去来今”（《过永乐文长老已卒》），对法生新，不落俗套。正因为苏轼对比喻、用典、对仗等技巧的掌握已臻化境，所以他能够超越技巧，作诗挥洒如意，丝毫看不出锻炼之痕。如《出颍口初见淮山是日至寿州》： 我行日夜向江海，枫叶芦花秋兴长。长淮忽迷天远近，青山久与船低昂。寿州已见白石塔，短棹未转黄茅冈。波平风软望不到，故人久立烟苍茫。 看似平淡实则奇警，看似松散实则精练，诗中几乎不复可睹具体的技巧，因为它的艺术追求是从整体上着眼的。 清人赵翼评苏诗说：“天生健笔一枝，爽如哀梨，快如并剪，有必达之隐，无难显之情，此所以继李、杜后为一大家也。”（《瓯北诗话》）的确，苏诗的表现能力是惊人的，在苏轼笔下几首没有不能入诗的题材。临流照影，汲水煎茶，都是极其平常之事，但苏轼写成“忽然生鳞甲，乱我须与眉。散为百东坡，顷刻复在兹”（《泛颍》）；“大瓢贮月归春瓮，小杓分江入夜瓶”（《汲江煎茶》），就格外生动有趣。又如他只用“三尺长胫阁瘦躯”一句，便活画出病鹤无精打采的清癯之态。他叙写“惠州有潭，潭有潜蛟……虎饮水其上，蛟尾而食之，俄而浮骨水上”的传说，也只用“潜鳞有饥蛟，掉尾取渴虎”十字即写尽其情状。即使是十分难于处理的题材，在苏轼笔下往往能化难为易，举重若轻。比如《续丽人行》咏唐代画家周昉的一幅“背面欠伸内人”，对一个背面的美人如何描写？苏轼先从虚处落笔，推想画中人之美貌：“若教回首却嫣然”，再把此美人想象为杜甫当年在曲江头远远望见的一个背影，最后又以民间夫妻相敬如宾的故事作为反衬，慨叹美人深闭宫内的不幸。想落天外，却又非常切题，显示出驾驭题材的非凡能力。 就像其文论一样，苏轼对诗歌风格也主张兼收并蓄。他曾模仿过陶渊明、李白、杜甫、韩愈、孟郊乃至同时诗友黄庭坚的诗风，无不维妙维肖。“短长肥瘦各有志，玉环飞燕谁敢僧”（《孙莘老求墨妙亭诗》）的多元化审美情趣使他能欣赏各种不同的风格倾向。苏轼尤其重视两种互相对立的风格的融合，所以在评论他人诗文时提出了“清远雄丽”、“清雄绝俗”的术语。苏轼在创作中十分注意使阳刚之美与阴柔之美互相渗透，互相调节。毫无疑问，苏诗的主导风格是雄放，有些作品甚至有粗豪而缺少馀蕴的缺点。然而苏诗中许多佳作已经做到了刚柔相济，从而呈现出“清雄”的风格，例如《游金山寺》： 我家江水初发源，宦游直送江入海。闻道潮头一丈高，天寒尚有沙痕在。中泠南畔石盘陀，古来出没随涛波。试登绝顶望乡国，江南江北青山多。羁愁畏晚寻归楫，山僧苦留看落日。微风万顷靴文细，断霞半空鱼尾赤。是时江月初生魄，二更月落天深黑。江心似有炬火明，飞焰照山栖鸟惊。怅然归卧心莫识，非鬼非人竟何物！江山如此不归山，江神见怪惊我顽。我谢江神岂得已，有田不归如江水。 描写细致，层次分明，但又笔势骞腾，兴象超妙。惆怅的心情与潇洒的风度融于一体，且流露出豪迈之气，典型地体现出苏诗的风格特征。 以“元佑”诗坛为代表的北宋后期是宋诗的鼎盛时期，王安石、苏轼、黄庭坚、陈师道等人的创作将宋诗艺术推向了高峰。就风格个性的突出、鲜明而言，王、黄、陈三家也许比苏轼诗更引人注目。然而论创作成就，则苏轼无疑是北宋诗坛上第一大家。在题材的广泛、形式的多样和情思内蕴的深厚这几个维度上，苏诗都是出类拔萃的。更重要的是，苏轼具有较强的艺术兼容性，他在理论上和创作中都不把某一种风格推到定于一尊的地位。这样，苏轼虽然在创造宋诗生新面貌的过程中作出了巨大的贡献，但他基本上避免了宋诗尖新生硬和枯躁乏味这两个主要缺点。所以苏轼在总体成就上实现了对同时代诗人的超越，成为最受后代广大读者欢迎的宋代诗人。 诗词一体的词学观 对词境的开拓 以诗为词的手法 苏词风格的多样性 苏诗在词的创作上也取得了非凡的成就，就一种文体自身的发展而言，苏词的历史性贡献又超过了苏文和苏诗。苏轼继柳永之后，对词体进行了全面的改革，最终突破了词为“艳科”的传统格局，提高了词的文学地位，使词从音乐的附属品转变为一种独立的抒情诗体，从根本上改变了词史的发展方向。 苏轼对词的变革，基于他诗词一体的词学观念和“自成一家”的创作主张。 自晚唐五代以来，词一直被视为“小道”。诗人墨客只是以写诗的馀力和游戏态度来填词，写成之后“随亦自扫其迹，曰谑浪游戏而已”（胡寅《酒边集序》，见向子諲《酒边集》卷首）。词在宋初文人心目中的地位，是“方之曲艺，犹不逮焉”（同上），不能与“载道”、“言志”的诗歌等量齐观。虽然柳永一生专力写词，推进了词体的发展，但他未能提高词的文学地位。这个任务有待于苏轼来完成。 苏轼首先在理论上破除了诗尊词卑的观念。他认为诗词同源，本属一体，词 “为诗之苗裔”，诗与词虽有外在形式上的差别，但它们的艺术本质和表现功能应是一致的。因此他常常将诗与词相提并论，说柳永《八声甘州》中的名句： “此语于诗句不减唐人高处”（见赵令畦《侯鲭录》卷七），称道蔡景繁的“新词，此古人长短句诗也”（《与蔡景繁书》）。由于他从文体观念上将词提高到与诗同等的地位，这就为词向诗风靠拢、实现词与诗的相互沟通渗透提供了理论依据。 为了使词的美学品位真正能与诗并驾齐驱，苏轼还提出了词须“自是一家” 的创作主张。他在《与鲜于子骏》中说：“近却颇作小词，虽无柳七郎风味，亦自是一家。……颇为壮观也。”此处的“自是一家”之说，是针对不同于柳永词的“风味”而提出的，其内涵包括：追求壮美的风格和阔大的意境，词品应与人品相一致，作词应像写诗一样，抒发自我的真实性情和独特的人生感受。因为只有这样才能“其文如其为人”（《答张文潜县丞书》），在词的创作上自成一家。苏轼一向以文章气节并重，在文学上则反对步人后尘，因而他不满意秦观“学柳七作词”而缺乏“气格”。 扩大词的表现功能，开拓词境，是苏轼改革词体的主要方向。他将传统的表现女性化的柔情之词为扩展为表现男性化的豪情之词，将传统上只表现爱情之词扩展为表现性情之词，使词像诗一样可以充分表现作者的性情怀抱和人格个性。宋杨湜《古今词话》即说苏轼“凡赋诗缀，必写其所怀”，金人元好问更认为东坡词是“情性之外，不知有文字”（《新轩乐府引》）。例如他在宋神宗熙宁七年（1074）写的《沁园春·密州早行马上寄子由》： 孤馆灯青，野店鸡号，旅枕梦残。渐月华收练，晨霜耿耿；云山摛锦，朝露漙漙。世路无穷，劳生有限，似此区区长鲜欢。微吟罢，凭征鞍无语，往事千端。当时共客长安。似二陆初来俱少年。有笔头千字，胸中万卷，致君尧舜，此事何难。用舍由时，行藏在我。袖手何妨闲处看。身长健，但优游卒岁，且斗尊前。 既表现了他“致君尧舜”的人生理想和少年时代意气风发、豪迈自信的精神风貌，也流露出中年经历仕途挫折之后复杂的人生感慨。稍后在密州写的《江神子·密州出猎》，则表现了他希望驰骋疆场、以身许国的豪情壮志： 老夫聊发少年狂。左牵黄。右擎苍。锦帽貂裘，千骑卷平冈。为报倾城随太守，亲射虎，看孙郎。 酒酣胸胆尚开张。鬓微霜。又何妨。持节云中，何日遣冯唐。会挽雕弓如满月，西北望，射天狼。 这现实中的“射虎”太守和理想中“挽雕弓”、“射天狼”的壮士形象，继范仲淹《渔家傲》词后进一步改变了以红粉佳人、绮筳公子为主要抒情主人公的词坛格局。苏轼让充满进取精神、胸怀远大理想、富有激情和生命力的仁人志士昂首走入词世界，改变了词作原有的柔软情调，开启了南宋辛派词人的先河。 与苏诗一样，苏词中也常常表现对人生的思考。苏轼在徐州时就感悟到“古今如梦，何曾梦觉，但有旧欢新怨”（《永遇乐》“明月如霜”）。“乌台诗案” 以后，人生命运的倏然变化使他更加真切而深刻地体会到人生的艰难和命运的变幻。他不止一次地浩叹“人生如梦”（《念奴娇·赤壁怀古》）、“笑劳生一梦” （《醉蓬莱》）、“万事到头都是梦”（《南乡子·重九涵辉楼呈徐君猷》）、 “世事一场大梦”（《西江月》）。所谓“人生如梦”，既指人生的有限短暂和命运的虚幻易变，也指命运如梦般地难以自我把握，即《临江仙》（夜饮东坡醒复醉）词所说的“长恨此身非我有”。这种对人生命运的理性思考，增强了词境的哲理意蕴。 苏轼虽然深切地感到人生如梦，但并未因此而否定人生，而是力求自我超脱，始终保持着顽强乐观的信念和超然自适的人生态度： 莫听穿林打叶声。何妨吟啸且徐行。竹杖芒鞋轻胜马。谁怕。一蓑烟雨任平生。料峭春风吹酒醒。微冷。山头斜照却相迎。回首向来萧瑟处。归去。也无风雨也无晴。（《定风波》） 苏词比较完整地表现出作

人物姓名:苏轼 (1037~1101)人物国别:中国诗人 苏轼 宋代文学家、书画家。字子瞻，一字和仲，号东坡居士。眉州眉山（今属四川）人。出身于寒门地主家庭。幼年承受家教，深受其父苏洵的熏陶，母程氏也曾“亲授以书”。既长，“学通经史，属文日数千言”（苏辙《东坡先生墓志铭》）。 生平与思想 嘉佑元年（1056），苏轼首次出川赴京应举，次年与弟辙中同榜进士，深受主考欧阳修赏识。后因奔母丧回蜀，嘉佑四年始沿长江、经江陵再度赴京。嘉佑六年应中制科入第三等，授大理评事、签书凤翔府判官。这期间苏轼针对财乏、兵弱、官冗等政治弊端，写了大量策论，要求改革。 苏轼凤翔任满，其父苏洵于汴京病故，他扶丧归里。熙宁二年（1069）初还朝任职。其时神宗用王安石变法，苏轼的改革思想与王安石的变法主张有许多不同。如王安石主张“大明法度”，多方理财，并迅速向全国推行新法。苏轼则强调择吏任人，而反对“以立法更制为事”(《策略》第三)；主张“节用以廉取”，而不赞同“广求利之门”(《策别》十八)；他还提出“欲速则不达”，“轻发则多败”，在兴革步骤上力主稳健，因此，他连续上书反对变法。由于意见未被采纳，请求外调，自熙宁四年至元丰初期他先后被派往杭州、密州、徐州、湖州等地任地方官。在这期间，他曾经惩办悍吏，灭蝗救灾，抗洪保堤，对邑政进行了某些改革，收到了“因法便民”之效。 苏轼不满意变法，尤其当看到新法推行中的流弊时，“不敢默视”，时时“缘诗人之义，托事以讽”（《东坡先生墓志铭》）。王安石罢相后，何正臣、李定等新进官僚却从苏轼诗文中深文周纳，罗织罪状，弹劾苏轼“指斥乘舆”、“包藏祸心”，因于元丰二年(1079)把他从湖州逮捕，投入监狱，勘问他诽谤朝廷的罪行，这就酿成北宋有名的文字狱“乌台诗案”。经过几个月的折磨，苏轼侥幸被释，谪贬黄州。在元丰时期的贬斥生活中，他虽被迫表示要闭门思过，但并未缄口搁笔，他仍然关心现实，同情人民，写了不少有价值的作品。元丰七年，苏轼改贬汝州，离黄州北上时，路经金陵，曾拜会退休宰相王安石。两人政治见解虽有分歧，但还保持了私交，共游蒋山，互相唱和。 元丰八年神宗病死，哲宗年幼，高太后临朝，次年改元元佑，起用旧党司马光执政，苏轼被调回京都任中书舍人、翰林学士、知制诰等职。他不同意司马光“专欲变熙宁之法，不复校量利害，参用所长”。在罢废免役法问题上与旧党发生分歧。苏轼认为差役免役“二害轻重，盖略相等，今以彼易此，民未必乐”（《辩试馆职策问札子》），这又引起了旧派疑忌，元佑四年，出知杭州。六年召回，贾易等人寻隙诬告，苏轼“七上封章乞除一郡”（《乞外补回避贾易札子》），先后被派知颍州、扬州、定州。苏轼在杭州，曾减赋赈荒，掘湖修堤；在定州，曾整饬军纪，加强边备。在元佑保守气氛充满朝廷的时代，他仍然在力所能及的范围内不断进行某些兴革。 绍圣元年哲宗亲政，新党得势，贬斥元佑旧臣，苏轼又成为这些新贵打击的对象，被一贬再贬，由英州（今广东英德）、惠州，一直远放到儋州(今海南儋县)。尽管当时“饮食不具，药石无有”，条件极为艰苦，苏轼却能“食芋饮水，著书以为乐”。并对惠州百姓和黎族人民流露了深厚的同情。直到元符三年(1100)宋徽宗即位，他才遇赦北归。建中靖国元年(1101)七月死于常州。

苏轼(1037—1101)字子瞻，号东坡居士，眉州眉山（今属四川）人。仁宗嘉佑二年(1057)考取进士。历任福昌县主簿、文理评事、殿中丞等。神宗时因反对王安石变法，出为杭州通判。转知密、徐、湖三州，元丰二年(1079)苏轼因作诗讽刺新法，被捕入狱。出狱后被贬黄州，再徙常州。哲守即位，旧党执政，苏轼被召还朝，起为翰林学士。苏轼在新法推行时虽上书神宗表示反对，但对“裁减皇族恩例，刊定任子条式，修完器械，阅飞旗鼓”等裁抑贵族特权、增强国防力量的措施，却表示赞同。多年来作地方官的经历，使他对社会矛盾和新法的某些好处有进一步了解。这时司马光要废除一切新法，他则主张：“较量利害，参用所长。”反对执政大臣一意孤行。又因此受到旧党程颐的攻击。元祜四年(1089)出知杭州、后徙颖州、扬州、定州。八年，复行新法，时新党已变质，他又被贬至南疆的惠州、琼州、昌化等地。徽宗即位、遇赦北还，次年卒于常州。 苏轼，北宋中期的文学巨匠，所谓“唐宋八大家”之一。文艺才华颇高，散文、诗、词、书、画等，成就都很高。其词作多为怀古伤今，咏史咏物，说理谈禅，书怀言志，农村风光，抒情叙事等等，冲破了晚唐，五代以来词为“艳科”的旧框框，而容纳了丰富的社会内容，扩大了词的领域。形式上力图不受音律约束，使词离开音乐而独立存在。许多词作豪迈奔放，慷慨激越，南宋辛弃疾继承并发展了苏词风格，形成了“苏辛”豪放词派。著有《东坡全集》一百多卷，遗留二千七百多首诗、三百多首词和许多优美散文。 苏轼是中国北宋文学家、书画家。字子瞻，号东坡居士。宋代眉州（今四川省眉山市）人。父苏洵、弟苏辙都是著名古文学家，世称“三苏”。嘉佑进士，任凤翔府签判，主张改革弊政。神宗时反对变法，但在密州、徐州任上抗洪灭蝗，赈贫救孤、颇多政绩。后以“谤讪朝廷”贬黄州。哲宗时任翰林学士，出知杭、颍、扬、定四州。徽宗初遇赦召还。诗、词和散文都代表北宋文学最高成就。 苏轼的诗大都抒写仕途坎坷的感慨，也有反映民生疾苦、揭露现实黑暗之作。诗风豪迈清新，尤长于比喻。与黄庭坚并称“苏黄”。 苏轼的词题材广泛，记游、怀古、赠答、送别、说理无不入词，对严格的音律束缚也有所突破，促进了词的发展。名作有《念奴娇》、《水调歌头》等，开豪放词派的先河，与辛弃疾并称“苏辛”。 苏轼散文中议论文汪洋恣肆，记叙文结构谨严，明白条畅，如《石钟山记》、《放鹤亭记》等与《赤壁赋》、《后赤壁赋》同为传诵名篇。与欧阳修并称“欧苏”，是“[唐宋]古文八大家”之一。文学思想强调“有为而作”，崇尚自然，摆脱束缚，“出新意于法度之中，寄妙理于豪放之外”。致力提拔后进，黄庭坚、秦观等均出其门下。 苏轼还擅长行、楷书，与黄庭坚、米芾、蔡襄并称“宋四家”。他曾遍学晋、唐、五代名家，得力于王僧虔、李邕、徐浩、颜真卿、杨凝式，而自成一家。自云：“我书造意本无法”；又云：“自出新意，不践古人。”黄庭坚说他：“早年用笔精到，不及老大渐近自然”；又云：“到黄州后掣笔极有力。”晚年又挟有海外风涛之势，加之学问、胸襟、识见处处过人，而一生又屡经坎坷，其书法风格丰腴跌宕，天真浩瀚，观其书法即可想象其为人。人书并尊，在当时其弟兄子侄子由、迈、过，友人王定国、赵令畤均向他学习；其后历史名人如李纲、韩世忠、陆游，以及[明代]的吴宽，清代的张之洞，亦均向他学习，可见影响之大。 苏轼在绘画方面画墨竹，师文同，比文更加简劲，且具掀舞之势。米芾说他“作墨竹，从地一直起至顶。余问：何不逐节分？曰：竹生时，何尝逐节生？”亦善作古木怪石，米芾又云：作枯木枝干，虬曲无端；石皴硬，亦怪怪奇奇无端，如其胸中盘郁也。”均可见其作画很有奇想远寄。其论书画均有卓见，论画影响更为深远。如重视神似，主张画外有情，画要有寄托，反对形似，反对程式束缚，提倡“诗画本一律，天工与清新”，并明确提出“士人画”的概念等，为其后“文人画”的发展尊定了理论基础。存世书迹有《黄州寒食诗》、《赤壁赋》、《答谢民师论文》与《祭黄几道文》等。存世画迹有《古木怪石图卷》；又近年发现的《潇湘竹石图卷》当亦系他的作品。诗文有《东坡七集》，词有《东坡乐府》等。清代王文浩有《苏文忠公诗编注集成》。 苏轼（1037－1101年），字子瞻，号东坡居士，四川眉山人，北宋杰出文学家、书画家，与父苏洵、弟苏辙并称“三苏”。苏轼二十一岁中进士，神宗时期曾在凤翔、杭州、密州、徐州、湖州等地任职。元丰三年（1080年）因“乌台诗案”受诬陷被贬黄州任团练副使，在黄州四年多曾于城东之东坡开荒种田，故自号“东坡居士”。哲宗即位后，曾任翰林学士、侍读学士、礼部尚书等职，并出知杭州、颍州、扬州、定州等地，晚年被贬惠州、儋州。大赦北还，途中病死在常州，葬于河南郏县，追谥文忠公。 在任地方长官期间，苏轼关心民众疾苦，做了许多利民的好事，深受民众拥戴。苏轼博学多才，是著名的散文家，为唐宋八大家之一，其文学作品标志着北宋文学创作的最高成就；苏轼是著名诗人，他同宋代著名诗人黄庭坚并称为“苏黄”；苏轼为杰出的词人，开辟了豪放词风，他同杰出词人辛弃疾并称为“苏辛”，对后世产生了很大的影响；苏轼是著名的书法家，他同黄庭坚、米芾、蔡襄并称“宋四家”；苏轼还是著名的画家。此外，在农田水利、教育、音乐、医药、数学、金石、美学、烹饪等方面也都取得了重要的成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