卡夫卡论文德语文献

不管卡夫卡（1883-1924）作品文本中的空位有多么多，不确定性有多么强；不管他的作品有多么难解，它的寓意有多么深邃，它的包罗面有多么广，读者首先看到的是作品与自己切身经历有关的那一部分的意义。每个人都具有历史性和社会性以及个人的特殊性；个人的特殊经历其实也寓于身处的时代和社会之中。只要看看二十世纪以来人类的历史和人类社会的现状，我们便不难明白,为什么人们那么容易将自己的处境投射到卡夫卡的作品上，并据此去解释和理解作品。从严格的文学科学研究的立场看来，这种以现实认同文学作品的理解方式即使不算错误也可称之为片面，正是这种片面的理解使得 Kafkaesque 这个词得以在世界范围内流传开来。即使承认联系实际是对作品的肤浅理解或误解，真正的艺术品本身却并不会因为被误解而失去它的艺术价值。卡夫卡的作品已被各种理论解释得快要失去本来面目，而至今仍保持着它们特有的光彩。或许，恰恰是种种“误解”使作品本身发出如许光彩，它像钻石一样，无论从哪个方向看过去，都在闪光。 卡夫卡是二十世纪世界文学上最具影响力的一位作家。然而他的作品在接受过程并不总是顺利和正面的。肯定或否定以及接受过程中采取的观点方法受制于每个国家和地区在特定时代的政治状况、社会发展、文化取向、思想潮流。接受过程反过来又反映出定时代特定社会的接受能力、意识形态、思维方式。 卡夫卡生前只发表了少量作品，只在少数行家当中享有声誉，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后知名度有所提高。而开始研究卡夫卡的气候是在两次世界大战之间形成的。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后的欧洲，精神物质两匮乏，特别是前者更为明显。神的死亡带给人的后果是精神的空虚和混乱，在这种背景下，卡夫卡的同时代人在他的作品中便自然地读出了寻求精神家园的寓意，宗教意义上的阐释应而生，认为他作品中的人物追求的是最终的家园、神的恩赐。1933 年纳粹当权之后，欧洲卡夫卡研究逐渐停顿，当奥地利也纳粹化之后，卡夫卡的作品便在所有纳粹统治地区被禁止了。这时，随着德国知识分子，特别是犹太知识分子大批流亡海外，卡夫卡的作品也被介绍到海外了。英美法的读者开始认识到这位作家的重要性，掀起了研究的热潮。因着纳粹的镇压和战争的残酷，被迫颠簸逃亡，流离失所的人，这时在卡夫卡的小说中读出了恐惧感、危机感，读出了自己的命运，因而自然而然地赋予卡夫卡的作品以现实意义。 欧美起初的卡夫卡热的共同历史背景是 第二次世界大战，而世界各国的接受过程除了受共同的历史背景的影响之外，又具有各自的恃性。 英国的接受开始得比较早，1930 年便己 有《城堡》的译本，翻译工作者对最初的接受 过程起了很大的作用，评论界也很积极。他们以传统的阅读方式接受一位不知名的作者，并且深受震憾，读者注意情节和人物的命运。作品虽然谜一样地莫测高深，反倒更加有吸引力，它使读者感受到时代和社会危机，这种接受模式相当有代表性。三、四十年代各地的接受颇受这神模式的影响。 1937 年《审判》被英国统计年鉴评为当年最佳小说。 Kafkaesque 这个词最初是在英国用起来的。 它在 1938 年便第一次有意识地被用在评论 文章之中。 1945 年在英国便已有讨论会论卡夫卡与另一位作家的作品比较，讨论他对英国作家的影响。随着卡夫卡的广为人知，Kafkaesque 这个词也就逐渐被普遍使用来评论一些形式或内容上显得陌生而又能与现实相联系的作品，进而转用到形容恼人的日常 生活中的大小事件。战后，美国的实证主义研究方法、法国的存在主义研究观点以及社会学研究观点在英国也都使用了。自 1962 年起，英国因拥有卡夫卡的著作手稿，在版本学上他们做了大量的工作，校勘本的出版是英国学者与其他国家的日尔曼学者合作的成果，为卡夫卡研究提供了可信赖的版本。 法国人在二三十年代一接触到卡夫卡的小说便毫无保留地接受了他，他们奉他为超 现实主义的先驱，译者多为诗人和作家而非专门的学者。他们以极大的热情用超现实主义的审美观来看待这位原本并不知名的德语作家，作品特殊的表述方式对他们丝毫不成为问题。对他们而言， 越陌生越荒诞越合乎口味。此后法国的存在主义哲学盛行，法国人完全从存在主义的角度去接受卡夫卡的作品。将他的名字同克尔皑郭尔、海德格尔联系在 一起，在他的作品中读出了生存的恐惧、存在、荒诞、虚无。人们把他当做一位值得尊敬的思想家 , 忽略了他作为文学家的特性。文本的思想性被大大地突出 , 而艺术性也就沉没在思想性之下了。没有另一位现代作家在法国产生的影响可以与卡夫卡相比拟 , 在法国人看来，似乎现代派的任何一个方面都能与卡夫卡沾上他系，评论者常以萨特、贝克特、尤内斯库、阿塔莫夫与卡夫卡相比较。纪德将《审判》改编为剧本。l947 年搬上舞台。他早在 1940 年便在 日记中写道 :“我们大家都是卡夫卡的兄弟。” 以表达个人与超 强大力量之间的矛盾,个人的失落和孤独。这种接受状况持续的时间很长，接着逐渐有科学性的研究。法国人并不像日本人或美国人,他们很少将其他文字的研究论著译成本国文字,但他们并不闭塞，评论者到了五、六十年代之后也更多了解了世界其他地区的研究情况。而起源于法国的结构主义和后来的解构主义也在卡夫卡研究上发生了作用。认为卡夫卡的作品能将那些被掩盖的或被遗忘的心理和社会真实表露出来,从而有普遍意义。德勒兹和伽塔里合写的《卡夫卡 为弱势文学辩》对传统的心理分析观点的研究方法大肆攻击，提出家庭里奥狄普斯三角关系其实是社会奥狄普斯三角关系的延伸，也也是由社会引起的。他们在文中谈到欲望和需要、权力、少数人等等问题，引起人们强烈的关注。 意大利的接受也值得一提。在意大利虽未产生过英、美、法、德那样的研究热,却在 1927 年就有评论文章介绍卡夫卡。在法西斯开始得势的时候,他们还居然出版了《审判》 (l933) 和《变形记》的译本,这本身就是个极为大胆的做法，这应该归功于意大利文化人的勇气。意大利的评论在 1949 年便己指出,作品的性质决定了卡夫卡的读者的不断探寻的阅读行为，对此作者在写作时便已有预见。这么早提出这么中肯的见解，确实难能可贵。这种见解现在已成共识。 北欧的接受比较冷静，不那么轰轰烈烈，但在挪威很早就出版了《审判》的译本。在北欧人看来，《城堡》是卡夫卡最重要的著作，《城堡》所表达的希望与失望很符合现代人所处的境地。宗教观的解释在北欧直到今日仍被认可。 西班牙和西班牙语世界的接受也具有自己的特色。他们在二、三十年代便已介绍了卡 夫卡的小说。最初有奥尔特加依·加塞特组织编发的出自阿根廷著名作家博尔赫斯手笔的翻译,他对卡夫卡有深刻的理解,文字功力厚实,将原文翔实地译成极佳的西班牙文。 博尔赫斯是世界文坛巨匠,他的创作颇受卡夫卡的影响,他的卡夫卡翻译在三十年代结集出版,为西班牙语世界对卡夫卡的认识作出了巨大的贡献。在西班牙本国,卡夫卡要到六十年代才发生了真正的影响，这与佛朗哥的专制统治有一定的关系。而在拉丁美洲西班牙语地区，卡夫卡作品的接受和影响却是广泛而深远的。阿根廷1944 年便己出版了研究卡夫卡的专著，以宗教观为主要的评论观点 , 形而上学的研究也颇有成果。阿根廷的卡夫卡热扩展到整个拉丁美洲，五十年代，卡夫卡的作品流传和研究的盛况在拉美达到了高峰。拉美世界的卡夫卡接受多彩多姿，他们以自己的方式接受他，似乎己将他同化为拉美文化的一个部分。他们认为卡夫卡是现代小说的创始人，他们自豪地认为，阿根廷比法国更早地认识到卡夫卡的价值。除了博尔赫斯，奥克塔维奥·帕斯和加西亚·马尔克斯也是深受卡夫卡影响的世界闻名作家。马尔克斯在谈到他的苏联旅行观感时，认为卡夫卡己超前在小说中表现了斯大林的政治体制。拉美的政治现实和拉美文化人的优秀素 质使 Kafkaesque这个词在拉美十分流行。小说家恩涅斯托·沙巴托认为，正是拉丁美洲的野蛮状态，使得拉美人更清晰地了解某些欧洲的价值，在研究方面他们也做到越来越深入细致。 美国在卡夫卡的普及方面起了很大的作用。当初，德国流亡知识分子有不少人到了美国。原先在柏林出版了卡夫卡六卷本文集的绍肯出版社也迁到了美国，在美国出版了五卷本文集，使美国在三、四十年代成为阅读和研究卡夫卡的集中地。此时宗教观点的解释和心理分析法的解释占主导地位。也有一批流亡到美国的学者开始了社会学和文化批判的分析。到了实证主义盛行的五十年代，生平细节、环境、心理状态都一一被用于印证因果关系。在危机意识严重的年代，存在主义观点的解释也盛行于美国。美国接受的特点就是它的多元性和它的普及性。这是很有意思的现象，这里面有历史原因，有文化原因，也有体制上的原因。譬如，美国学术界人士必须不断出文章才能在专业上得到承认，数量似乎胜于一切，这就促使许多说明性介绍性文章的出版，促使加上一篇前言的小说集的编撰，也促使人们出版许多普及本、袖珍本。不但德语系的学生读卡夫卡，许多非德语系的学生也觉得这些世界文学名著应该拿来读。卡夫卡的作品因此广为人知。而大众对卡夫卡作品的理解也多定位在 Kafkaesque 这个字上面，与其他 地区相比，Kafkaesque 在美国用得最多最广。 在德国，Kafkaesk 这个字也随着卡夫卡作品的回流与研究的开展而开始流传。战后，纳粹计划周到组织严密的屠杀罪行公诸于世，人们震惊了，无法用语言来形容这样一种罪行。而在卡夫卡的作品中，他们读出了这种 恐惧。认为卡夫卡简直就是预言的天才，认为 他的作品是如此地接近现实。事实上，现实中 的恐怖与荒谬比他的描写有过之而无不及。 卡夫卡当然不是预言家，他所描写的也不是暴力统治的细节，不过在他的作品中的确存在着统治着个人的绝对化力量，而这种绝对化的力量正是极权统治的特征。这种吻合就给卡夫卡的作品带来现实色彩。 研究方面，德国在战后的年代里首先要做的是与战前本国文化挂上钩， 还要吸收纳粹统治十二年间未曾接触的外界的文化与思潮，卡夫卡研究在这种背景下得以发展。报刊杂志 关于卡夫卡的讨论此起彼落。费歇尔出版社 于 1946 年出版了卡夫卡文集、信件和日记，这样，许多的德语读者便有机会读到了德语文学中独一无二的作品 , 阅读的普及和研究的深度都有所得益。战后最初的年代里，西德的卡夫卡研究几乎全盘接受了欧美已有的方法和观点，宗教观、哲学观、心理分析、实证主义方法都用。唯有唯物主义的社会批判方法当时并不受欢迎。西德在五十年代初之所以拒绝将意识形态纳入文学研究之中，主要是 因为人们对政治性强的意识形态有一种排斥心理 , 对教条有反感。纳粹十二年的极权统治 给德国人带来的深切反思之一便是：一切都是美丽的谎言，不能再轻信了。就文学而言，应将文学作品作为文学艺术对待，理解文学作品应该排除非文学因素，读者应直接面对作品，以直接的感受作为解释作品的基础，注重审美因 素和文风文体分析，由此理出作品的含义。这种作品内涵阐释法将作品当作单纯的语言结构 , 它不受制于社会因素和历史因素，这种方法以客观的面貌出现，正符合战后德国的思想倾向，它在西德的卡夫卡研究中自四十年代末至六十年代末多多少少起着主导作用。 六十年代末兴起了文学社会学的研究。运用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注重社会批判，赋予卡夫卡的作品社会批判的意义。七十年代兴起接受美学理论，给读者以相当大的自由度，读者在作品的科学阐释上的角色变得重要了。他可以以自己的想象力解释文本，他可以根 据文本创造文本。这种理论用于卡夫卡研究 适得其所。卡夫卡的作品中有极多的空白位置等待读者去填充。根据这种理论，多种解释不必互相排斥，多义正是文学作品诗意浓厚的证明。就西方世界的卡夫卡研究而言。西德是起步较晚的，但这不妨碍德国学者研究的深入。世界上知名的几部研究专著都出自德语学者之手笔，单视角问题首先由德国学者提出，影响着此后的作品结构研究。德国学者对卡夫卡作品中的犹太教影响和犹太人处境的研究越来越深入。受后结构主义的影响，特别是受福柯和拉康理论的影响，当今的德国学者以话语理论为支撑、从法和权力着手研究卡夫卡已经蔚然成风，希伯尔的书《法的符号》、基特勒和诺尔曼编《文字交往》为其中佼佼者，波格达尔编的《新文学理论与实践》结合当代文学理论，从各个不同的理论切入（后结构主义理论、历史话语理论、符号话语理论、社会学理论、建构理论、性别理论、评论读法）解读卡夫卡的《法之门前》，一文多解，各有理论支撑，颇能予人以启发。平行于结合新文学理论研究的，至今为止仅以文本内涵为主的研究仍然不断推陈出新。平行于专业研究的，有业余人士的研究，他们的读法不受行规的约束，天马行空，却能令人耳目一新，例如数学教师布伦斯所写《最后的博笑》一书（2003）认为卡夫卡出于对读者、对人类的爱，尽自己的所能，写出能够博人一笑、让人欢畅的书，意欲推翻卡夫卡在世人心目中的忧郁形象。 德国的中学语文教程已将卡夫卡某些短篇小说列为读物，大学里日耳曼学系大多开设卡夫卡课，各出版社出版了许多新的适合中学生用的版本，附有注解。他的艺术成就和对艺术的忠诚态度， 在德国有口皆碑，他的影响是毫无疑问的。德国读者的反应整个说来比较冷静，没有法国人当初那种深获我心的兴奋，也没有拉美人表现得那么热情洋溢，而是实事求是扎实地做好研究工作。 东欧诸国对卡夫卡的接受与政治和社会现实的关系更为密切。卢卡契对西方现代主 义的否定性评论长期统治着东欧对现代主义的评价，也决定了东欧诸国对卡夫卡的评价：卡夫卡是颓废主义的作家。虽然卢卡契在他 i955 年的演讲稿《批判现实主义的当前意 义》 (1958) 中，认为从形式的特点这一角度看，卡夫卡似乎可以列入重要的现实主义作 家的家族 , 主观地看 , 他还在更高的程度上属 于这个家族“, 然而 在他看来 , 卡夫卡实质上仍只是个”艺术上有 趣的颓废主义者。其否定的态度是一贯的。所以，虽然有作家学者为卡夫卡在东欧地区的承认做过努力 ( 譬如 作家斯蒂芬·赫尔姆林在四十年代末便特别强调卡夫卡对弱者的同情心；汉斯·迈耶教授五十年代初曾在莱比锡大学开课讲授卡夫卡，他们两人都是从西德移居东德的 ), 然而终未能形成气候。 东欧的文学研究工作者讨论卡夫卡作品 并根据马克思主义文艺观做了研究是在 1956 年苏共第二十次党代会之后，当时整个 东欧处在一个比较宽松的政治气氛和文艺气氛之中。捷克和波兰最为活跃。捷克出了《审 判》、《美国》、《致父亲的信》的译本，捷克研究者认为卡夫卡认识到他所处社会的异化，却不能认识其原因，不能和无产阶级站在一起。 这种看法深深影响着东欧阵营对卡夫卡的评价。波兰也出了《审判》、《城堡》、《判决》、《给 米莲娜的书信》、《短篇小说集》、《日记》的译 本。波兰学者认为卡夫卡的主人公努力不懈。卡夫卡努力在混乱中建立秩序。捷克、波兰在 1956 年后的五、六年间兴起了卡夫卡热，也就是在这段时间 Kafkaesque 在这些国家成 为新词而流行起来了。前东德 1958 年有两篇博士论文，分别在 1961 和 1962 年成书出版，东德的官方立场一直持否定态度，而学者研究论点则有褒有贬。前苏联自 l958 年起也发 电一些研究论文。立场多半是否定的。 东德和苏联都等到里布里斯会议 (1963) 之后才陆续出版卡夫卡的作品 , 一般读者在此之前并不知 道卡夫卡是准 , 然而能读到他的作品的人都感受到作品的吸引力。1961 年在莫斯科的知识分子之间流传着一本打字稿的《审判》译 本，一个人读完传给另一人，大家秘密地读这本未署作者姓名的书，小说的时代和地点让人捉摸不透。大多数的读者却都认为这是一 位不愿透露真实姓名的苏联作者的小说，他们觉得，作者如果不是苏联人，那他怎么能对苏联的现 状以及一切社会生活中的细节如此清楚呢 ? 约瑟夫 K。 的经历不就是许多读者自己的经 历或是亲朋们的经历吗 ? 读者暗中称赞他表述现实生活的勇气。大家猜测这可能是谁的手笔 , 却不得其解。直到 1965 年《审判》的译本出版之后。人们才知道了作者原来名为弗 兰兹·卡夫卡，是一位出生于布拉格的犹太德语作家。他生活的时代是奥匈帝国及一次大战后几年。他们惊叹不己。这件事很可以表明读者是如何以自身的经历去接受卡夫卡的作品，而卡夫卡的作品又提供了多少让人 以这种方式去接受的可能性。 1963 年在布拉格附近召开的里布里斯会议上，东欧学者第一次坐到一起讨论卡夫卡的作品，法国和奥地利的马克思主义者加洛蒂和费歇尔也参加了讨论。这次会议旨在使卡夫卡在东欧得到承认，特别是捷克学者，他们希望卡夫卡能回归家乡。会议就现实主义概 念作了讨论。西方马克思主义者主张扩大这个概念，他们还认为社会主义社会的读者也 能在《审判》或者《城堡》中见到自己社会的问题。捷克学者认为卡夫卡是二十世纪最伟大的现实主义作家，他以典型情境表述了当今异化了的现实。会议上也有不少论点认为卡 夫卡的小说不符合社会主义的理想。东德代 表的否定倾向比较强烈，会议之后东德还就会议言论与西方代表展开辩论，不过，这次会议整体气氛比较开放，并且促使东德在此后数年里出版了卡夫卡的大半作品 , 只不过东 德的卡夫卡专家应出版社之邀写就的关于 《审判》的文章要等到 1983 年卡夫卡百岁诞 辰之际 , 也就是里布里斯会议后二十年才得以公开发表，这是文章作者赫尔姆斯多夫在 他 1992 年的文章中透露的 。这次会议苏联虽未派正式代表参加，然而在此后的数年内，苏联出版了不少卡夫卡作品译本，结束了人们将《审判》作 为地下读物的年代。苏联并在 1966 年的《简 明文学百科辞典》中收入卡夫卡条目，并予 以相当高的评价 。不过以卡夫卡的文体写作仍然可以成为一种罪名  。会议上南斯 拉夫代表表明，卡夫卡的作品己与南斯拉夫的文化和文学生活融为一体。事实上南斯拉夫是东欧国家中对西方文学最为开放的国 家。他们发表的论文以及翻译的有关卡夫卡 的论文也最多。里布里斯会议的气氛是洁跃的，只是这种活跃的气氛不能长期维持下去。1968 年苏军进入布拉格之后 , 捷克文化部便 对人们对卡夫卡的热情提出批判，认为布拉格之春和卡夫卡的名字有密切联系。这种揣测是否真实，我们不得而知，可以猜测到的是，当苏军的坦克开入布拉格之后，当许多知识分子，包括许多有名望的学者教授，一夜之间失去工作或失去人身自由之时，他们与卡夫卡的认同肯定是加深了。 东欧的卡夫卡接受过程可说曲折，总的趋势则是越来越开放。随着苏联解体，东西德 统一，以及其他各国的政权更换，二十一世纪之始的今天，东欧各国的研究者有机会进行纯美学或形式的研究，也可以用各种其他的观点进行研究，然而人们仍然倾向于联系现实解释作品，这大概是因为他们有切肤之痛的感受吧 ! 中国人对卡夫卡的接受，合湾比大陆早二十年。五十年代末，台湾大学外文系的学生主办了《现代文学》杂志 ( 他们之中的白先勇、陈若曦、李欧梵、欧阳子现在都是知名作家或文学研究者), 当时就介绍了卡夫卡。那时卡 夫卡是随着萨特、加缪和存在主义一起进入 台湾的 , 在青年人中间热过几年 , 以后也就逐渐趋于平淡。 大陆把卡夫卡介绍给普通读者比台湾整整晚 了二十年 , 不过大陆后来居上 , 多年来做 了不少工作 , 从最初的单行本的出版到现在的各种卡夫卡文集的陆续出版，卡夫卡的作品在出版界盛行不衰。研究工作也发展迅速。八十年代开始叶廷芳先生着手编的《论卡夫卡》一书得于 1988 年出版，“它汇集了七十年来国外学者各个时期写的有关卡夫卡的代表性论文”。大学里德语系的学生有时能读到一些卡夫卡原著。关于卡夫卡在中国的研究情况，他处有专文介绍和评论，这儿无须多说。 不少读者对卡夫卡有兴趣，或许这与中国人梦魔般的经历有关，也有可能还因为改革开放之后，人们对一切原先不知道不认识的事物 ( 包括卡夫卡的作品在内 ) 都感到兴趣。近年来报刊杂 志的文章中越来越常见到卡夫卡的名字，多半是在提及西方现代文学名家时提到他的。 还有作家写了读后感和所受的影响， 例如宗璞便提到卡夫卡在她面前打开的令她大吃一惊的另一个世界，使她知道“小说原来可以这样写”。她得到了“一种抽象的或者是原则性 的影响” ( 见《外国文学评论》) 。余华也谈到卡夫卡的小说使他的“想象力重新获得自由”， 使他得以从原先的写作法则中解脱出来 ( 见《外国文学评论》) 。可能也有有意识模仿卡夫卡的作家，譬如蒋子丹想试写的一种荒诞小说是“所有细节都真实可信” ( 至少貌似真实可信 ), 没有一句话让人费解，但在骨子里横着一个荒诞的内核，这个内核里又包裹着某种险恶的“真实”( 《作家》1994/ 8) 。由此可见卡夫卡己开始在中国作家中产生影响了。至少有作家想写近乎卡夫卡作品 那样的小说。不过这些都不足以说明卡夫卡在中国已有许多读者和研究者。中国改革开放以来，研究的环境比较宽松，不过，社会在转型，功利主义在社会上占主导地位，人们被所谓经济效益冲昏了头。以十分狭隘的眼光去了解经济效益 , 认为马上看得见的物质利益才叫效益。这样，从事研究的条件便比以前有所不及，一般的读者也少有时间和心情兴趣去阅读纯文学，更何况卡夫卡。或许等到中国经济更加发达，社会结构趋于定型，文化气氛比较浓厚的时候，会有较多的人对卡夫卡产生兴趣。 卡夫卡在中国要广为流传并且得到较为深入的研究，除了要有整个社会浓厚的文化气息为基础外，恐怕还有不少困难需要克服 : 第一，作品本身的困难会使读者最初不是被吸引就是感到不知其所以然而束之高阁，读者必须要有耐心，才会越看越有兴趣。第二，作品对读者的要求比较严格，它要求读者不能有成见，不能先入为主地以一种理论或意识形态为框架去套用到作品中去 ( 由于作品的特性，人们常常易于被诱导去这么做 ) 。读 者群该是能自由思考，有能力自由思考，不被某种教条，例如拜神主义或者拜金主义束缚住思想和行为。第三，它又要求读者必须是勇敢的，他们应该有勇气面对真实、面对真理。 这个真实包括历史真实、社会真实以及个人 内心的真实，而这种种真实不常是振奋人心，反而是充满问题 , 甚至带着 Kafkaesque 色彩 的。

小说大意：在法的门前，那个人一直想进去那道门，看门人不让他进去，他就坐在法的门前等，但这一等直到他生命的尽头，他都一直没有进去。守门人看出，这乡下人快要死了，为了让他那渐渐消失的听觉还能听清楚，便在他耳边大声吼道：“这道门没有其他人能进得去，因为它是专为你而开的。我现在要去把它关上了。”人的一生就是这样，一辈子深陷在错综复杂的生活的迷宫中:彷徨、悲哀、矛盾、冲突和理想远去的无尽的内心折磨。到了机遇尽失的时候才发现，原来机会一直在等着你的，是你自己丧失了选择的勇气和机会。在这个世界，机遇不会垂青于等待者。有时候，我们毕生的梦想与憧憬，差的就是鼓起勇气，大胆地向前走一步。=====================================1883年是一个美妙的年份，因为这一年里有两位世界著名作家的诞辰，而他们都出生在布拉格。后来其中一位创造出一个代表了民族性格的士兵，另一位则凭借无以伦比甚至是有点疯颠的想象力变出了一只甲虫。1923年前者因病去世，一年后后者也离开人间。卡夫卡，想来知道他的人不少，在最著名的也是最早引入中国的《变形记》里，他让一个推销员在一觉醒来之后变成了一只人人讨厌的甲虫。事态荒谬地发展着，甲虫最终死在了自家亲人的冷漠与自私自利之下。荒诞、病态而又让人无法不联想到事实，成为了卡夫卡的小说作品中自始至终贯穿的主题，无法善终的结局随处可见。他的短篇小说充满了强烈的对比，《在法的门前》就是一个这样的例子。文章是这样开始的：“法的门前站着一个守门人。“一个从乡下来的人走到这个守门人跟前，请求让他进法的门里去。可是，守门人说，现在不能让他进去。乡下人想了一想，然后又问道，那么以后可不可以让他进去。“‘有可能’，守门人说，‘但现在不行。’”在这个乡下人苦苦等待了一生，在生命将尽的时候从法的门里透出一道光，于是：“‘所有的人都在努力到达法的跟前，’乡下人说，‘可是，为什么这许多年来，除了我以外没有人要求进去呢? ’守门人看出，这乡下人快要死了，为了让他那渐渐消失的听觉还能听清楚，便在他耳边大声吼道：‘这道门没有其他人能进得去，因为它是专为你而开的。我现在要去把它关上了。’”一个简单至极的故事，却悲伤地统治了卡夫卡的一生。弗兰茨·卡夫卡出生在一个犹太商人的家庭中，父亲的不正确教育方式给他留下了一生的阴影。在父亲高大强壮、强权在握的形象之下，是年幼弗兰茨的瑟缩、迷惑、自责和恐惧。成年之后，他凭借着写作逃离了父亲，独自躲到黄金巷的一间低矮的小屋中，用文字抒发并抵御着心中的孤独。由于他的父亲期待着他成为商人以继承祖业，文学成了弗兰茨反抗父亲的一种工具。幼年时期被压抑的感情，在他的文学中被一再地重复。甚至连《变形记》和《乡村婚礼》中甲虫的形象都来源与他的父亲。在并未寄出的长信《致父亲》中，弗兰茨写道：“譬如，像德国犹太人演员洛伊那样无辜、天真率直的人都因此而大遭其殃。您不认识他，您却用一种我已经忘却了的可怕的方式将他比作甲虫。”在弗兰茨·卡夫卡的短篇作品中，其它弱小的动物也大行其道，例如《一份致某科学院的报告》中变成了人的猴子、《女歌手约瑟芬或耗子民族》中的没有童年的耗子们、《一只杂交动物》中半羊半狗的生物、《地洞》中无时无刻不提心吊胆的地下动物，等等。弱小的弗兰茨是不是将地面上自己的影子捡了起来，稍加改装，变成了文字中的被欺凌的谨小慎微者呢？这不得而知。但他父亲所带来的持续不断的压力却从来没有减轻过。“我写的书都与您有关，我在书里无非是倾诉了我当着您的面无法倾诉的话。…其次是因为它占据了我的一生，它在我的童年时代是一种朦胧的预感，后来便成了一种希望，再以后常常成了一种绝望的情绪。”弗兰茨的父亲用一种蛮横无理的方式教育出了一位与众不同的作家，后者终生活在被压抑的痛苦中。他独特的行文方式，奇特的情节发展走向，包括整页整页连对话都包括在内的段落，无不反映出作者内心的无助与孤独。然而他又离不开父亲。对父亲的反抗行为带给他深深地自责，甚至由于父亲认为他不够“卡夫卡”而感到歉疚。 “您必须像对待两个迷途的人那样，用您的爱把您的父母扶起扶正。…您不能因为痛苦而谴责他们。”他不断地尝试接近父亲，又被一次次的挫折弄得灰心丧气。就像青春期的少年一样，他连写作这种反抗也是为了吸引父亲的目光。他越是要用这种方式远离父亲，就越是在作品中投下父亲的影子，从而越来越近、越来越紧地将自己与父亲捆绑在一起。对于这个永远生活在阴影下的弗兰茨，父亲就是他的“法”，而隔在法与他之间的守门人就是他自己的性格。仅仅是这样吗？卡夫卡的身份一直是一个难以解释的命题。他出生在奥匈帝国统治下的布拉格。在1918年前布拉格受奥地利的统治，1918年之后则成立了捷克斯洛伐克共和国的首都。但要把生于斯、逝于斯，一生绝大多数时光都在此度过的卡夫卡划归捷克文学，又显然是不合理的。不仅仅是因为卡夫卡的犹太人身份在当时的捷克属于最底层，更因为卡夫卡的作品中使用的是德语——奥匈帝国的官方语言。现在中国翻译出版的卡夫卡小说都将他的国籍定为奥地利，虽然维也纳显然与卡夫卡也没有太多关系。卡夫卡的作品中几乎不提到布拉格，这一点与那些与他同时代的捷克语作家大相径庭。卡夫卡几乎不和别人交往，白天黑夜地窝在住所里，写作、写作、不停地写作；而捷克语作家们则互相交谈、聚会、结社，写作并不是生活的全部。卡夫卡的作品在他生前大多没有发表。他的朋友违背了他的遗愿，将他的作品草稿、包括书信都整理结集出版。但捷克的官方文学史始终不能给他一个与捷克语作家类似的位置。毫无疑问，二十世纪初是捷克民族复兴的时期，经过了三百年的日耳曼民族统治，沉寂的捷克语成为了作家们标志民族独立性的武器，在一片全民奋起、欣欣向荣的景象中，用德语写作的卡夫卡显然是个异类。捷克不仅仅是向外为自己民族的复兴而奋斗和庆祝，同时也在向内挤压着德语文化的生存空间。失掉了官方语言的地位，卡夫卡的德语成为了捷克斯洛伐克中的一座孤岛，而潮水还在上涨。继父亲之后，语言成为了这位作家的另一个守门人，将他挡在文学殿堂之外。如今在布拉格，卡夫卡的故居成为了旅游的必经景点。央视《正大综艺》栏目在介绍捷克首都的时候，只拍摄了卡夫卡的故居和塑像，而关于那位士兵的创造者只作为了最后的一个小问题，播放了他常去的酒家。其他的作家则一律未提，没有马哈，甚至没有昆德拉。正是昆德拉在小说中让自己笔下的人物穿上了一件可笑的T恤衫，上面印着“Kafka was born in Prague”（英文：卡夫卡生于布拉格）。央视的做法无法不让人认为：卡夫卡成了当今布拉格的代表。据说在他曾经长期从事写作的黄金巷街头，常常是人潮拥挤、嘈杂不堪，到处都是印着他那阴沉头像的纪念品。在门外徘徊一生的卡夫卡，历经数十载若干人士的呼吁，终于被大张旗鼓地请进了第一道大门。然而无论如何，活着的卡夫卡仍然是那个羸弱的、胆小的、带点神经质的人，他独自沉迷于被包围着并逐渐缩小着的德语中，藏身于狭窄静谧的小巷里，为了逃避而不停地写作着。他永远徘徊在门外，也许只有灵魂能够越过守门人，并穿过那将要关上的大门，到达他企盼一生的法的面前。

卡夫卡的代表作有长篇小说《美国》，《审判》，《城堡》，短篇小说《变形记》，《判决》，《饥饿艺术家》等等。这些都很具有现实意义，也都经得起剖析和推敲。所以你随便拿来一本仔细品读一下，写一篇相关的论文绰绰有余。关键是问题是你能否把这些作品中的内容和现实生活联系在一起。另外对于即将毕业的大学生，我也推荐你卡夫卡的另一部作品《洞穴》。这是他后期的作品。随着成熟度的提高，对人物心理描写更加深入细致。而且主人公那种心态应该和即将面临就业的大学生有相似之处，会比较容易引起共鸣，有得可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