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数据如何与法学结合论文研究

短短50年，司法（法律）人工智能的飞速发展令人惊叹，特别是近几年，人工智能大有取代法律人的趋势。在国外，人工智能应用于司法领域的例证可追溯至20世纪70年代，美国等发达国家研发了基于人工智能技术的法律推理系统、法律模拟分析系统、专家系统运用于司法实践。

我国最初将人工智能应用于司法是在20世纪80年代，由朱华荣、肖开权主持建立了盗窃罪量刑数学模型；1993年，赵廷光教授开发了实用刑法专家系统，具有检索、咨询刑法知识和对刑事个案进行推理判断、定性量刑的功能。

时至今日，随着我国智慧法院、智慧检务等重点工程的全面铺开，最高人民法院在2018年推出了“智慧法院导航系统”和“类案智能推送系统”，还有北京的“睿法官”智能研判系统、上海的“206”刑事案件智能辅助办案系统、河北的“智审”审判辅助系统以及其他地方法院推出的人工智能产品，为法官审理案件提供了支持，全面提高了司法效率。

正如我们所看到的，司法人工智能一路走来，技术不断革新，愈发突破人类的认知极限。确实，人工智能在司法领域的应用前景十分广阔，很多学者甚至大胆猜测随着人工智能技术革命性的发展，法律人也将逐渐被取代。然而，尽管这一新兴事物激发了我们对未来的无限畅想，我们仍应保持清醒，在促进其发展的同时守住一些底线，不要抱有盲目的期待和开展毫无方向的研究，要在法律原则和伦理限度内客观评估、审慎使用。下文我们将对此展开详细的论述。

人工智能在司法领域的应用现状

一、法律问答、信息处理数据化

司法人工智能在法律检索、信息处理上呈现电子化、数据化的趋势，并且这一趋势将如日中天地延续下去。如法律问答、诉前咨询、电子卷宗生成、远程立案等都属于在线信息处理技术，在此期间运用的人工智能没有自主思考过程，仍然由人进行实质化操作，其核心在于由传统的线下办案转为线上模式，为当事人及办案人员提供便利。其中法律问答机器人似乎与我们脑海中想象的人工智能更加接近，通过检索在机器人系统中提前设置好的固定提问模式来获取所需信息，其本身无法根据不同疑难问题产生额外答案，但对于日常一般案件所需还是可以满足的。

再如卷宗OCR识别、庭审语音识别、证据识别等属于感知智能技术，相较于传统的扫描、录音等技术有很大提升。以庭审语音识别为例，科大讯飞的灵犀语音助手特别针对中文口音问题进行了识别优化，语音识别率已能达到90%以上。与书记员在庭审中手动输入文字材料相比，庭审语音识别技术大大提高了庭审记录效率，经对比测试，庭审时间平均缩短20%至 30%，复杂庭审时间缩短超过50%，庭审笔录的完整度达到100%。此外，这一技术的推广能够解决运用录音、录像技术记录庭审过程的最大弊端，即我国的方言问题，这就避免了后期因录音识别难度大所造成的理解困难。其次，识别转化后的电子书面材料与录音、录像这一载体相比，查阅起来也更加有针对性，更加方便快捷，正在起到解放书记员的作用。

二、文书制作、类案推送自动化

在文书制作与类案推送上，司法人工智能发挥的作用比基础的信息处理就多了一些智能化的因素。对于大多数简单案件，如危险驾驶、小额借贷纠纷、政府信息公开等可以简化说理并且能够使用要素化、格式化裁判文书的案件，裁判文书自动生成系统能够通过OCR、语义分析等技术，自动识别并提取当事人信息、诉讼请求、案件事实等关键内容，按照相应的模板一键生成简式裁判文书。对于其他制式法律文书的生成更是不在话下，还能够自动纠错，因而大大缩短了起草文书的时间，减轻了法官的工作量，帮助法官提高办案质效。

例如河北高院研发的“智慧审判支持”系统，就包含这样的文书制作功能，于2016年7月上线，在河北194个法院应用，截至2017年6月，短短不到一年的时间共处理案件11万件，生成78万份文书。以此积累从而建立自己的案例信息库，通过分门别类、匹配标记达到类案检索，在法官办案时自动筛选以往相似度较高的案例，实现类案推送提醒，为法官对相似案件的审判提供参考。如此一来，能尽量避免“类案不同判”和“法律适用不统一”的问题，有利于统一本地的司法裁判尺度，防止裁判不公。

三、案件分析、辅助裁判智能化

人工智能减轻了办案人员处理日常琐碎事务的负担，在这样的背景下，我们不仅希望人工智能在可量化、低效率的环节发挥作用，还期待能够进一步发挥其智能化的优势，从而提高司法效率。于是，将其应用于案件分析与裁判就成了一个重要议题。在案件分析的初级阶段，通过设置分流原则和调整繁简区分要素，智能分案系统能对各类案件进行精细化处理，在平台运转过程中，分别针对刑事、民事、行政等不同案件的特点，综合各项权重系数，科学测算每个案件所需的办案力量，帮助法院实现对案件的繁简分流，合理配置司法资源，缓和“案多人少”的压力。在案件的深度分析及辅助裁判上，北京法院的“睿法官”系统能在庭审前自动梳理出待审事实，生成庭审提纲，并推送到庭审系统中。上海“206系统”的最大亮点是证据标准、证据规则指引功能，这一功能实现了证据资料的智能审查，为办案人员提供了标准化指引。此外，阿里推出的“AI法官”针对交易纠纷类案件建立了整套审判知识图谱，能够迅速分析案情并在极短时间内向法官给出判案建议。

总之，司法与人工智能的深度结合在理论界讨论得热火朝天，对人工智能产品的应用某些方面已经走在了理论的前面，司法系统的改革亦是大势所趋。但这并不意味着目前的研究与应用是完全科学、有效的，对司法人工智能的应用空间及限度尚需细细推敲。

（一）法律问答、信息处理数据化司法人工智能在法律检索、信息处理上呈现电子化、数据化的趋势，并且这一趋势将如日中天地延续下去。如法律问答、诉前咨询、电子卷宗生成、远程立案等都属于在线信息处理技术，在此期间运用的人工智能没有自主思考过程，仍然由人进行实质化操作，其核心在于由传统的线下办案转为线上模式，为当事人及办案人员提供便利。其中法律问答机器人似乎与我们脑海中想象的人工智能更加接近，通过检索在机器人系统中提前设置好的固定提问模式来获取所需信息，其本身无法根据不同疑难问题产生额外答案，但对于日常一般案件所需还是可以满足的。再如卷宗OCR识别、庭审语音识别、证据识别等属于感知智能技术，相较于传统的扫描、录音等技术有很大提升。以庭审语音识别为例，科大讯飞的灵犀语音助手特别针对中文口音问题进行了识别优化，语音识别率已能达到90%以上。与书记员在庭审中手动输入文字材料相比，庭审语音识别技术大大提高了庭审记录效率，经对比测试，庭审时间平均缩短20%至 30%，复杂庭审时间缩短超过50%，庭审笔录的完整度达到100%。此外，这一技术的推广能够解决运用录音、录像技术记录庭审过程的最大弊端，即我国的方言问题，这就避免了后期因录音识别难度大所造成的理解困难。其次，识别转化后的电子书面材料与录音、录像这一载体相比，查阅起来也更加有针对性，更加方便快捷，正在起到解放书记员的作用。

（二）文书制作、类案推送自动化在文书制作与类案推送上，司法人工智能发挥的作用比基础的信息处理就多了一些智能化的因素。对于大多数简单案件，如危险驾驶、小额借贷纠纷、政府信息公开等可以简化说理并且能够使用要素化、格式化裁判文书的案件，裁判文书自动生成系统能够通过OCR、语义分析等技术，自动识别并提取当事人信息、诉讼请求、案件事实等关键内容，按照相应的模板一键生成简式裁判文书。对于其他制式法律文书的生成更是不在话下，还能够自动纠错，因而大大缩短了起草文书的时间，减轻了法官的工作量，帮助法官提高办案质效。例如河北高院研发的“智慧审判支持”系统，就包含这样的文书制作功能，于2016年7月上线，在河北194个法院应用，截至2017年6月，短短不到一年的时间共处理案件11万件，生成78万份文书。以此积累从而建立自己的案例信息库，通过分门别类、匹配标记达到类案检索，在法官办案时自动筛选以往相似度较高的案例，实现类案推送提醒，为法官对相似案件的审判提供参考。如此一来，能尽量避免“类案不同判”和“法律适用不统一”的问题，有利于统一本地的司法裁判尺度，防止裁判不公。

（三）案件分析、辅助裁判智能化人工智能减轻了办案人员处理日常琐碎事务的负担，在这样的背景下，我们不仅希望人工智能在可量化、低效率的环节发挥作用，还期待能够进一步发挥其智能化的优势，从而提高司法效率。于是，将其应用于案件分析与裁判就成了一个重要议题。在案件分析的初级阶段，通过设置分流原则和调整繁简区分要素，智能分案系统能对各类案件进行精细化处理，在平台运转过程中，分别针对刑事、民事、行政等不同案件的特点，综合各项权重系数，科学测算每个案件所需的办案力量，帮助法院实现对案件的繁简分流，合理配置司法资源，缓和“案多人少”的压力。在案件的深度分析及辅助裁判上，北京法院的“睿法官”系统能在庭审前自动梳理出待审事实，生成庭审提纲，并推送到庭审系统中。上海“206系统”的最大亮点是证据标准、证据规则指引功能，这一功能实现了证据资料的智能审查，为办案人员提供了标准化指引。此外，阿里推出的“AI法官”针对交易纠纷类案件建立了整套审判知识图谱，能够迅速分析案情并在极短时间内向法官给出判案建议。总之，司法与人工智能的深度结合在理论界讨论得热火朝天，对人工智能产品的应用某些方面已经走在了理论的前面，司法系统的改革亦是大势所趋。但这并不意味着目前的研究与应用是完全科学、有效的，对司法人工智能的应用空间及限度尚需细细推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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运用大数据、区块链等技术推进公安机关、检察机关、审判机关、司法行政机关等跨部门大数据协同办案。 运用大数据的筛查、比对、碰撞，相互独立的信息点就有了交集、串联，违法犯罪线索就能清晰展现，有利于检察机关高效发现深层次的监督线索。

人工智能在法学领域的应用有以下几点：

1.法律问答、信息处理数据化司法人工智能在法律检索、信息处理上呈现电子化、数据化的趋势，并且这一趋势将如日中天地延续下去。

如法律问答、诉前咨询、电子卷宗生成、远程立案等都属于在线信息处理技术，在此期间运用的人工智能没有自主思考过程仍然由人进行实质化操作，其核心在于由传统的线下办案转为线上模式，为当事人及办案人员提供便利。

2.人工智能广泛地参与到金融决策和金融监管领域，金融管理体现出更加“中心化”特征。

智能投顾将取代传统的投资顾问，通过数据算法完成对客户的投资决策，那么，在这一过程中，智能投顾的法律权利和责任有必要重构。与此同时，人工智能还将被广泛应用于金融监管领域。

3.知识产权法旨在保护科技创新和艺术创作，知识产权法涉及两方面的重要内容，一个是权利的保护，另一个是作品（科技成果）的合理使用，这两方面的平衡共同建构了现代知识产权法律制度。

然而，人工智能彻底动摇传统“作者”与“发明者”概念。不仅自然人可以创作，机器人也可以创作，而且表现出更为“精湛”的艺术造诣。在人工智能时代，谁是作者的概念有必要重新诠释，传统知识产权制度中的“精神权利”在机器人语境下也需要重新建构。与此同时，机器人创作还在撼动传统“严苛”的合理使用制度。

机器人创作解放了传统的“作者”，大幅降低了其创作成本，提高了其创作效率，从利益平衡的视角来看，这些变化也将最终改变知识产权法的合理使用制度。

首先有关部门要针对大数据时代的机构和企业出台新规定，然后定期对它们进行检查并要求自查，避免踩法律红线和侵犯消费者利益。

院调研的开展最主要的要从以下几个方面加强。第一、是要坚持正确导向突出司法调研工作重点应始终坚持“服务大局、服务审判、服务决策”的“三服务”工作方针，不断强化司法调研工作的针对性和实效性。首先要坚持把司法调研工作作为提升法院工作依法服务大局成效的重要基础，只有充分认识到调研工作的重要性，才能在审判实践中切实利用好、开展好调研工作，要突出调研工作的实用性，形成以审判带动调研，以调研促进审判的良好格局。其次是要坚持把司法调研工作作为增强司法能力、提高司法水平的重要手段。始终坚持“司法调研是更高层次的审判”这一工作理念，把提高审判质量、效率和效果作为司法调研工作的着力点，深入研究审判工作面临的新情况、新问题。重点课题深入开展调查研究，积极转化调研成果，有力促进了审判工作质量和水平的提高。在司法调研工作中，应既着力解决突出问题，又注重总结典型经验。第三是要坚持把司法调研工作作为谋划法院工作科学发展的重要依据。由于调研工作所针对的问题具有典型性和并且是针对本单位的实施情况，因此具有重大的参考价值和意义。在作出重要决定、召开重要会议、部署重要工作、下发重要文件前，都结合实际开展调查研究，周密论证，确保决策的科学性、可行性。第二、要充分发挥司法统计分析作用司法统计以最真实的数据反映司法审判执行工作中存在的问题，是第一手的资料，通过对司法统计数据的分析可以更好的说明问题，并寻找到最佳的解决方案。一是要以信息技术为依托，不断丰富统计数据资源，增强对第一手资料的占有能力。司法统计分析的最大特点在于用数据说明问题，分析原因，因此要讲司法统计工作和调研工作有效结合起来，避免资源的浪费。二是以整合资源为手段，充分发挥各方合力优势。一方面要针对调研人员拥有较深法律理论功底、业务庭法官具有丰富审判实践经验、统计人员掌握大量案件数据和统计方法的特点，着力通过有效组织协调，使这三部分人员优势互补、形成合力，从而不断提升司法统计分析的质量；另一方面是以服务实践为目标，有效实现成果多元转化。始终将司法统计分析的成果转化作为检验和评价司法统计分析成效的重要指标，一方面将“决策之前，统计先行”予以制度化、常规化，充分发挥司法统计分析对法院管理和决策的参考作用；另一方面，着力丰富成果转化的形式，拓宽转化的途径和渠道，做到“人尽其才，文尽其用”。第三、抓制度抓机制实现调研工作科学规范化科学的工作机制和健全的管理制度，是实现法院调研工作科学化、规范化的重要保障。应从两个方面着手建立健全调研机制：一是调研工作计划和考核制度。应当按照上级法院的部署并结合本院实际，制定年度调研工作计划及具体工作方案，这样可以清晰的认识到本年度的工作任务和方向，有针对性的开展调研工作。二是调研工作组织协调机制。要注重发挥研究室作为专职调研机构对全院调研活动的组织、协调、指导、引领作用，形成研究室牵头、相关审判业务庭和其他庭室参加、全体人员共同参与的调研工作新格局。三是调研激励机制和经费保障制度。出台一系列鼓励调研的政策，在人、财、物等方面对调研工作适当倾斜，把调研工作同干警的考核、奖励、职务晋升等切身利益挂钩，纳入岗位目标责任制考核范围，形成责任到庭与责任到人相结合、精神鼓励与物质奖励相结合、奖励与惩罚相结合的管理机制。五是调研成果转化及利用机制。建立调研成果评价制度和效率快、层次高的调研成果转化机制，依据调研成果的表现形式和成果转化情况对其进行评价，并进一步规范调研成果转化的方式、程序。第四、坚持调审合一强化服务审判的职能审判与调研并重，是我院历任领导班子的共识和一贯作风，始终强调让调研为审判工作提供依据，为领导决策提供参考，为法院改革提供思路，在指导思想上，坚持“一个统筹”，落实“四项覆盖”。“一个统筹”——统筹调研和审判工作。深刻认识调研工作与审判工作之间的和谐互动和共生。一方面，围绕审判中心找准调研的切入点，从司法审判反映的难点切入，从法律适用的困惑点切入，从统计数据的异常点切入，使调研工作更多地贴近审判实践，更多地贴近工作中存在的问题，更多地贴近基层，服务于审判的需要。另一方面，审判工作为调研提供源头活水，使调研源于实践又高于实践。调研工作本身就是审判工作的重要组成部分，贯穿于审判活动全过程，统筹审判与调研，是司法审判活动的特有规律，更是人民司法事业不断发展的客观要求。“四项覆盖”即实现调研对个案审理、审判管理、审判指导和审判延伸的全覆盖。一是调研覆盖个案审理。可以确保法官在遇到法律难题时，及时根据轻重缓急予以启动，为案件正确裁判提供智力保障，尤其有助于把好重大、敏感、复杂案件的质量关。二是调研覆盖审判管理。审判质量效率评估体系是我院进行审判管理的主要手段之一，近年来，在调研基础上，我院改进信息反馈方式，将该体系细化、落实到每位承办法官，定期在全院组织召开案件质量效率讲评会，并增加反映审判效果的若干指标，使这一体系真正成为审判工作的“风向标”和“晴雨表”。通过调研，我院进一步完善司法统计台账，实行统计周报、审判工作情况月通报和季度通报制度，变滞后、静态的司法统计工作为主动、前置的管理手段。三是调研覆盖审判指导。针对案件审理反映的热点、难点问题，开展专题研究，制订执法规范性意见，统一执法尺度，规制法官的自由裁量权，并逐步探索符合中级法院审级的案例指导制度，力求“同案同判”。制订案件审判、执行各流程环节的规范指引，确保“阳光审判”。四是调研覆盖审判延伸。将调研的触角延伸至裁判之外，通过拓展多种调研载体和平台，全面展示我院法官的职业素养和执法水平。

这篇谈公民个人信息的法学本科毕业论文还不错，你可以借鉴一下一、引言 大数据技术的发展给科技进步、信息共享、商业发展带来了巨大的变革，社会活动网络化的发展趋势更给予了个人信息丰富的社会价值和经济价值，使它成为对于国家、社会、组织乃至个人都具有重要意义的战略资源。与此同时，与个人信息相关的犯罪活动也呈现出高发态势。2009年《刑法修正案（七）》增设“出售、非法提供公民个人信息罪”和“非法获取公民个人信息罪”。2015年《刑法修正案（九）》将两个罪名整合为“侵犯公民个人信息罪”，并扩大了主体范围，加大了处罚力度。2017年3月20日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关于办理侵犯公民个人信息刑事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以下简称《2017年解释》）对侵犯公民个人信息罪的司法适用做出了具体规定。笔者在中国裁判文书网，对判决结果包含“公民个人信息”的刑事一审判决逐年进行检索，2009-2019年间各年份相关判决数如图表 1所示。我国侵犯公民个人信息犯罪的发展可为四个阶段：2009～2012年，此类判决数为零，与个人信息相关的犯罪案件在实践中鲜有发生；2012～2016年，判决数量开始缓速增长，总量尚较少；2016～2017 年判决数量激增 ，呈现出高发态势；2016～2019年，犯罪数量增速放缓。 图表 1作为侵犯公民个人信息犯罪的行为对象，公民个人信息的内涵、范围、判断标准对立法和司法适用具有重要意义。《2017年解释》第1条对其概念做了明确的规定，但实践中对公民个人信息的界定仍存在一些模糊的地方。如，如何把握行踪轨迹信息的范围、如何把握财产信息的范围和如何认定公民个人信息的可识别性等。由此观之，要实现对侵犯公民个人信息罪的准确认定，我们应该对其行为对象的内涵、外延进行深入研究。本文拟对《刑法》二百五十三条“公民个人信息”的界定进行深入分析，希望能对司法实践中该罪的认定提供有益参考。 二、刑法上公民个人信息合理保护限度的设定原则 信息网络时代，我们要在推动信息科技的发展应用和保护公民个人信息安全之间寻求适度的平衡。刑法对公民个人信息的保护力度过小或者过大，都不利于社会的正常发展。笔者认为，应当基于以下三项原则设定公民个人信息刑法保护的合理限度。（一）刑法的谦抑性原则刑法的谦抑性,是指刑法应合理设置处罚的范围与程度,当适用其他法律足以打击某种违法行为、保护相应合法权益时,就不应把该行为规定为犯罪;当适用较轻的制裁方式足以打击某种犯罪、保护相应合法权益时,就不应规定更重的制裁方式。此原则同样是刑法在对侵犯公民个人信息犯罪进行规制时应遵循的首要原则。在我国个人信息保护法律体系尚未健全、前置法缺失的当下，刑法作为最后保障法首先介入个人信息保护领域对侵犯公民个人信息行为进行规制时，要格外注意秉持刑法的谦抑性原则，严格控制打击范围和力度。对于公民个人信息的认定，范围过窄，会导致公民的合法权益得不到应有的保护，不能对侵犯公民个人信息的行为进行有效的打击；范围过宽，则会使刑法打击面过大，导致国家刑罚资源的浪费、刑罚在实践中可操作性的降低，阻碍信息正常的自由流通有违刑法的谦抑性原则。在实践中，较常见的是认定范围过宽的问题，如公民的姓名、性别等基础性个人信息，虽能够在一定程度上识别个人身份，但大多数人并不介意此类个人信息被公开，且即便造成了一定的危害结果，也不必动用刑罚手段，完全可以利用民法、行政法等前置法予以救济。（二）权利保护与信息流通相平衡原则大数据时代，随着信息价值的凸显，个人信息保护与信息流通之间的价值冲突也逐渐凸显。一方面，信息的自由流通给国家、社会、个人都带来了多方面的便利，另一方面，也不可避免地对个人生命和财产安全、社会正常秩序甚至国家安全带来了一定的威胁。科技的进步和社会的需要使得数据的自由流通成为不可逆转的趋势，如何平衡好其与个人权益保护的关系，是运用刑法对侵犯公民个人信息行为进行规制时必须要考虑的问题。个人信息保护不足，则会导致信息流通的过度自由，使公民的人身、财产安全处于危险境地、社会的正常经济秩序遭到破坏；保护过度，则又走入了另一个极端，妨碍了信息正常的自由流通，使社会成员成为一座座“信息孤岛”，全社会也将成为一盘散沙，也将信息化可以带来的巨大经济效益拒之门外。刑法要保护的应当仅仅是具有刑法保护的价值和必要，并且信息主体主动要求保护的个人信息。法的功能之一便是协调各种相互矛盾的利益关系，通过立法和司法，平衡好个人信息权利保护与信息自由流通，才可以实现双赢。应努力构建完备的个人信息保护体系，既做到保障公民人身、财产权利不受侵犯，又可促进信息应有的自由流动，进而推动整个社会的发展与进步。（三）个人利益与公共利益相协调原则个人利益对公共利益做出适当让渡是合理的且必须，因为公共利益往往涉及公共安全与社会秩序，同时也是实现个人利益的保障。但是这种让渡的前提是所换取的公共利益是合法、正当的，并且不会对个人隐私和安全造成不应有的侵害。公共安全是限制公民个人信息的典型事由。政府和司法部门因为社会管理的需要往往会进行一定程度的信息公开，信息网络的发展也使得大数据技术在社会安全管理活动中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但同时也不可避免地涉及到对于公民个人利益边界的触碰，由此产生公共管理需要与个人权益维护之间的冲突。相对于有国家机器做后盾的公权力，公民个人信息安全处于弱势地位，让个人信息的保护跟得上信息化的发展，是我们应该努力的方向。公众人物的个人信息保护是此原则的另一重要体现，王利明教授将公众人物划分为政治性公众人物和社会性公众人物两类。对于前者，可将其个人信息分为两类：一类是与公民监督权或公共利益相关的个人信息，此类个人信息对公共利益做出适当的让步是必须的；另一类是与工作无关的纯个人隐私类信息，由于这部分个人信息与其政治性职务完全无关，所以应受与普通人一样的完全的保护。对于社会性公众人物，其部分个人信息是自己主动或是希望曝光的，其因此可获得相应的交换利益，对于这部分信息，刑法不需要进行保护；也有部分信息，如身高、生日、喜好等虽然被公开，但符合人们对其职业的合理期待，且不会有损信息主体的利益，对于此类信息，也不在刑法保护范围内；但对于这类信息主体的住址、行踪轨迹等个人信息，因实践中有很多狂热的粉丝通过人肉搜索获得明星的住址、行程信息，对明星的个人隐私进行偷窥、偷拍，此类严重影响个人生活安宁和基本权益的行为应当受到刑法的规制。 三、刑法上公民个人信息的概念、特征及相关范畴 （一）公民个人信息的概念“概念是解决法律问题必不可少的工具”。1.“公民”的含义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是指具有我国国籍的人。侵犯公民个人信息犯罪的罪名和罪状中都使用了“公民”一词，对于其含义的一些争议问题，笔者持以下观点：（1）应包括外国籍人和无国籍人从字面上和常理来看，中国刑法中的“公民”似乎应专门指代“中国的公民”。但笔者认为，任何人的个人信息都可以成为该罪的犯罪对象，而不应当把我国刑法对公民个人信息的保护局限于中国公民。第一，刑法一百五十三条采用的并非“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个人信息”的表述，而是了“公民个人信息”，对于刑法规范用语的理解和适用，我们不应人为地对其范围进行不必要的限缩，在没有明确指明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的情况下，不应将“公民”限定为中国公民。第二，全球互联互通的信息化时代，将大量外国人、无国籍人的个人信息保护排除在我国刑法之外，会放纵犯罪，造成对外国籍人、无国籍人刑法保护的缺失，这既不合理，也使得实践中同时涉及侵犯中国人和非中国人的个人信息的案件的处理难以操作。第三，刑法分则第三章“侵犯公民人身权利、民主权利罪”并不限于仅对“中国公民”的保护，也同等地对外国籍人和无国籍人的此类权利进行保护。因此，处于我国刑法第三章的侵犯公民个人信息犯罪的保护对象，也包括外国籍人和无国籍人的个人信息，“我国对中国公民、处在中国境内的外国人和无国 籍人以及遭受中国领域内危害行为侵犯的外国人和无国籍人，一视同仁地提供刑法的保护，不主张有例外。”（2）不应包括死者和法人对于死者，由于其不再具有人格权，所以不能成为刑法上的主体。刑法领域上，正如对尸体的破坏不能构成故意杀人罪一样，对于死者个人信息的侵犯，不应成立侵犯个人信息罪。对死者的个人信息可能涉及的名誉权、财产权，可以由死者的近亲属主张民法上的精神损害赔偿或继承财产来进行保护。对于法人，同样不能成为刑法上公民个人信息的信息主体。一方面，自然人具有人格权，而法人不具有人格权，其只是法律拟制概念，不会受到精神上的损害。另一方面，法人的信息虽然可能具有很大的商业价值和经济效益，但是已有商业秘密等商法领域的规定对其进行保护。因此，法人的信息不适用公民个人信息的保护。2.“个人信息”的含义法学理论上对于公民个人信息的界定主要识别说、关联说和隐私说。识别说，是指将可以识别特定自然人身份或者反映特定自然人活动情况作为公民个人信息的关键属性。可识别性根据识别的程度又可以分为两种方式，即通过单个信息就能够直接确认某人身份的直接识别，和通过与其他信息相结合或者通过信息对比分析来识别特定个人的间接识别。学界支持识别说观点的学者大多指的是广义的识别性，既包括直接识别，又包括间接识别。关联说认为所有与特定自然人有关的信息都属于个人信息，包括“个人身份信息、个人财产情况、家庭基本情况、动态行为和个人观点及他人对信息主体的相关评价”。根据关联说的理论，信息只要与主体存在一定的关联性，就属于刑法意义上的公民个人信息。隐私说认为，只有体现个人隐私的才属于法律保障的个人信息内容。隐私说主要由美国学者提倡，主张个人信息是不愿向他人公开，并对他人的知晓有排斥心理的信息。笔者认为，通过识别说对刑法意义上的公民个人信息进行界定最为可取。关联说导致了刑法保护个人信息的范围过分扩大，而隐私说则只将个人信息局限在个人隐私信息的范围内，忽略了不属于个人隐私但同样具有刑法保护价值的个人信息，同时由于对隐私的定义受个人主观影响，所以在实践中难以形成明确的界定标准。相比之下，识别说更为可取，不仅能反应需刑法保护的公民个人信息的根本属性，又具有延展性，能更好的适应随着信息技术的发展而导致的公民个人信息类型的不断增多。且通过梳理我国关于个人信息的立法、司法，识别说的观点贯穿其中。名称 生效年份 对“个人信息”核心属性的界定《全国人大常委会关于加强网络信息保护的决定》 2012年 可识别性、隐私性《关于依惩处侵害公民个人信息犯罪活动的通知》 2013年 可识别性、隐私性《关于审理利用信息网络侵害人身权益民事纠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 2014年 隐私性《网络安全法》 2016年 可识别性《关于办理侵犯公民个人信息刑事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 2017年 可识别性、可反映活动情况图表 2《网络安全法》和《2017年解释》中关于公民个人信息的界定无疑最具权威性。《网络安全法》采用了识别说的观点，将可识别性规定为公民个人信息的核心属性。而后者采用了广义的“可识别性”的概念,既包括狭义可识别性 (识别出特定自然人身份) , 也包括体现特定自然人活动情况。两者之所以采用了不同的表述，是因为《网络安全法》对公民个人信息做了整体而基础性的保护，而《2017年解释》考虑到，作为高度敏感信息的活动情况信息，随着定位技术的不断进步逐渐成为本罪保护的一个重点，因此在采用了狭义的身份识别信息概念的基础之上，增加了对活动情况信息的强调性规定，但其本质仍是应涵括在身份识别信息之内的。所以，应以可识别性作为判断标准对公民个人信息进行界定。（二）公民个人信息的特征刑法意义上的“公民个人信息”体现了其区别于广义上的“公民个人信息”的刑法保护价值。明确刑法领域个人信息的特征，有助于在司法中更好的对个人信息进行认定。1.可识别性这是公民个人信息的本质属性。可识别是指可以通过信息确定特定的自然人的身份，具体包括直接识别和间接识别。直接识别，是指通过单一的信息即可直接指向特定的自然人，如身份证号、指纹、DNA等信息均可与特定自然人一一对应。间接识别，是指需要将某信息与其他信息相结合或者进行对比分析才能确定特定自然人，比如学习经历、工作经历、兴趣爱好等信息均需要与其他信息相结合才能识别出特定的信息主体。2.客观真实性客观真实性是指公民个人信息必须是对信息主体的客观真实的反映，。一方面，主观上的个人信息对特定个人的识别难度极大；另一方面，现行刑法关于侮辱罪或诽谤罪的相关规定足以对此类主观信息进行规制。司法实践中，如何判断信息的客观真实性也是一个重要的问题，如何实现科学、高效鉴别个人信息客观真实性，是司法机关应努力的方向。现有的随机抽样的方法有一定可取性，但不够严谨。笔者认为，可以考虑采取举证责任倒置的方式，若嫌疑人能证明其所侵犯的个人信息不具有客观真实性，则不构成本罪。3.价值性刑法的两大机能是保护法益和保障人权。从保护法益的机能出发，对于侵犯公民个人信息罪这一自然犯，只有侵犯到公民法益的行为，才能纳入刑法规制的范围。而判断是否侵犯公民法益的关键就在于该信息是否具有价值。价值性不仅包括公民个人信息能够产生的经济利益，还包括公民的人身权利。从个人信息的人格权属性角度分析，个人隐私类信息的公开，会侵犯公民的隐私权、名誉权，行踪轨迹类信息的公开，会对公民人身安全带来威胁。从个人信息的财产权属性角度分析，信息化时代，信息就是社会的主要财产形式,能够给人们带来越来越大的经济利益。“信息价值仅在当行为人主张其个人价值时才被考虑”，只有具有刑法保护价值的信息，才值得国家动用刑事司法资源对其进行保护。（三）个人信息与相关概念的区分很多国家和地区制定了专门的法律保护个人信息，但部分国家和地区没有采用“个人信息”的概念，美国多采用“个人隐私”的概念，欧洲多采用“个人数据”的概念，而“个人信息”的表述则在亚洲较为常见。对于这三个概念是可以等同，存在观点分歧。有观点认为，个人信息与个人隐私有重合，但不能完全混同，也有观点认为个人信息包含个人隐私，以个人数据为载体。笔者认为，有必要对三个概念进行明确区分。1.个人信息与个人隐私关于这两个概念的关系，有学者主张前者包含后者，有学者主张后者包含前者，还有学者认为两者并不是简单的包含关系。笔者认为，个人信息与个人隐私相互交叉，个人信息包括一般信息和隐私信息，个人隐私包括隐私信息、私人活动和私人空间，所以两者的交叉在于隐私信息。两者制建有很大的区别，不能混淆。首先，私密程度不同，个人信息中除隐私信息以外的一般信息在一定程度上是需要信息主体进行公开的，如姓名、手机号、邮箱地址等，而个人隐私则具有高度的私密性，个人不愿将其公开；其次，判断标准不同，个人信息的判断标准是完全客观的，根据其是否具有识别性、真实性、价值性来进行判断即可，而个人隐私在判断上具有更多的主观色彩，不同主体对个人隐私的界定是不同的；最后，个人信息既具有消极防御侵犯的一面，也具有主动对外展示的一面，信息主体通过主动公开其部分个人信息，可能会获得一定的利益，而个人隐私则侧重消极防御，主体的隐私信息和隐私活动不希望被公开，隐私空间不希望被侵犯。2.个人信息与个人数据笔者认为，个人信息（personal information）和个人数据（personal Data）的区别在于，个人数据是以电子信息系统为载体的对信息主体的客观、未经过处理的原始记录，如个人在医院体检后从自助机取出的血液化验报告单；后者是指，数据中可对接收者产生一定影响、指导其决策的内容，或是数据经过处理和分析后可得到的上述内容，如血液化验报告数据经系统或医生的分析，形成的具有健康指导作用的结果报告，换言之，个人信息＝个人数据＋分析处理。 四、刑法上公民个人信息的司法认定 在司法实践中，对于概念和原则的把握必然有一定的差异性，需要具体情况具体讨论。在本部分，笔者对一般个人信息的认定进行总结归纳，并对一些存在争议的情况进行分析。 （一）公民个人信息可识别性的认定“可识别性是指个人信息能够直接或者间接地指向确定的主体。”经过上文中的讨论，根据《网络安全法》和《2017年解释》对公民个人信息的定义，我们能够得出，“识别性”是公民个人信息的核心属性，解释第3条第2款印证了这一观点。对于能够单独识别特定自然人的个人信息，往往比较容易判断，而对于需要与其他信息结合来间接识别特定自然人身份或反映特定自然人活动情况的信息，往往是个案中控辩双方争议的焦点，也是本罪的认定中最为复杂的问题。面对实践中的具体案情，对于部分关联信息是否可以认定为“公民个人信息”时，可从行为人主观目、信息对特定自然人的人身和财产安全的重要程度和信息需要结合的其他信息的程度三个方面综合分析加以判断。以此案为例：某地一医药代表为了对医生给予用药回扣，非法获取了某医院某科室有关病床的病床号、病情和药品使用情况。此案中所涉及的非法获取的信息不宜纳入刑法中“公民个人信息”的范畴。首先，从行为人主观目的上看，并没有识别到特定自然人的目的，而仅仅是为了获取用药情况；其次，从以上信息对病人的人身安全、财产安全以及生活安宁的重要性上来看，行为人获取以上信息并不会对病人权益造成侵犯；最后，从这些信息需要与其他信息结合的程度来看，病床号、用药情况等信息并不能直接识别到个人，需要结合病人的身份证号等才能起到直接识别的作用。所以，此案中的涉案信息不属于刑法所保护的“公民个人信息”。（二）敏感个人信息的认定《2017年解释》第五条根据信息的重要程度、敏感程度，即信息对公民人身、财产安全的影响程度，将“公民个人信息”分为三类，并设置了不同的定罪量刑标准。类别列举 “情节严重”标准（非法获取、出售或提供） “情节特别严重“标准（非法获取、出售或提供）特别敏感信息 踪轨迹信息、通信内容、征信信息、财产信息五十条以上五百条以上敏感信息 住宿记录、通信记录、健康生理信息、交易信息五百条以上五千条以上其他信息五千条以上 五万条以上图表 3但是在司法实践中，仍存在对标准适用的争议，主要表现在对敏感个人信息的认定。1.如何把握“行踪轨迹信息”的范围行踪轨迹信息敏感程度极高，一旦信息主体的行踪轨迹信息被非法利用，可能会对权利人的人身安全造成紧迫的威胁。《2017年解释》中对于行踪轨迹信息入罪标准的规定是最低的：“非法获取、出售或者提供行踪轨迹信息50以上”的，即构成犯罪。由于《2017年解释》中对行踪轨迹信息规定了极低的入罪标准，所以司法认定时应对其范围做严格把控，应将其范围限制在能直接定位特定自然人具体位置的信息，如车辆轨迹信息和GPS定位信息等。实践中，信息的交易价格也可以作为判定其是否属于“行踪轨迹信息”的参考，因为行踪轨迹信息的价格通常最为昂贵。对于行为人获取他人车票信息后判断出他人的行踪的情况，载于车票的信息不宜被认定为《2017年解释》所规定的“行踪轨迹信息”，因为该信息只能让行为人知道信息主体大概的活动轨迹，并不能对其进行准确定位。2.如何把握“财产信息”的范围财产信息是指房产、存款等能够反映公民个人财产状况的信息。对于财产信息的判断，可以从两方面进行把握：一是要综合考量主客观因素，因为犯罪应是主客观相统一的结果；而是考虑到敏感个人信息的入罪门槛已经极低，实践中应严格把握其范围。以此案为例：行为人为了推销车辆保险，从车辆管理机构非法获取了车主姓名、电话、车型等信息。此案中的信息不宜认定为“财产信息”。因为行为人的主观目的不是侵犯信息主体的人身、财产安全，最多只会对行为人的生活安宁带来一定的影响，因而应适用非敏感公民个人信息的入罪标准。（三）不宜纳入本罪保护对象的公开的个人信息的认定 信息主体已经公开的个人信息是否属于 “公民个人信息”的范畴，理论界存在观点分歧。笔者认为，“公民个人信息”不以隐私性为必要特征，因为《2017年解释》第1条并为采用“涉及个人隐私信息”的表述，而是以识别性作为判断标准。因此，信息的公开与否并不影响其是否可以被认定为“公民个人信息”。对于权利人主动公开的个人信息，行为人获取相关信息的行为显然合法，且其后出售、提供的行为，当前也不宜认定为犯罪。理由如下：第一，在我国的立法和司法中，曾以“隐私性”作为界定公民个人信息的核心属性，可见公民个人信息在一定程度上是从隐私权中分离出来的权利，所以侵犯公民个人信息罪侧重于对公民隐私和生活安宁的保护。权利人之所以自愿甚至主动公开其个人信息，说明这部分信息即便被获取、出售，也通常不会对其个人隐私和生活安宁造成侵犯，因此不应纳入刑法保护范围内；第二，根据刑法第253条之一的规定，向他人出售或提供公民个人信息，只有在违反国家有关规定的前提下才构成犯罪。对于已经公开的公民个人信息，行为人获取后向他人出售或提供的行为在我国缺乏相关法律规定的情况下，应推定为存在权利人的概括同意，不需要二次授权，也就是说不应认定行为人对获取的已经由权利人公开的个人信息的出售和提供行为系“违法国家有关规定”。第三，在我国个人信息保护机制尚未健全、侵犯公民个人信息犯罪高发的背景下，应将实践中较为多发的侵犯权利人未公开的个人信息的案件作为打击的重点。对于权利人被动公开的个人信息，行为人获取相关信息的行为可以认定为合法，但如果后续的出售或提供行为违背了权利人意愿，侵犯到了其个人隐私和生活安宁，或是对权利人人身安全、财产安全造成了威胁，则应根据实际情况以侵犯公民个人信息罪论处。对于权利人被动公开的个人信息，行为人对相关信息的获取一般来说是合法的，但是获取信息之后的出售、提供行为如果对信息主体的人身安全、财产安全或是私生活安宁造成了侵犯，且信息主体对其相关个人信息有强烈保护意愿，则应据其情节认定为侵犯公民个人信息犯罪。 五、结语 大数据时代，个人信息对个人、组织、社会乃至国家均具有重要价值，由此也滋生了越来越多的侵犯个人信息犯罪。“公民个人信息”作为侵犯公民个人信息罪的犯罪对象，其概念界定、特征分析、与相关概念的区分以及司法认定对于打击相关犯罪、保护公民个人信息具有重要意义。通过本文的研究，形成以下结论性的认识：第一，界定公民个人信息的原则。一是应遵循刑法的谦抑性原则，保证打击范围既不过宽而导致国家刑罚资源的浪费和可操作性的降低，也不过窄而使公民个人信息权益得不到应有的保障。二是应遵循权利保护与信息流通相平衡原则，在保障公民人身、财产权利不受侵犯的同时不妨碍信息正常的流通。三是应遵个人利益与公众利益相协调原则，允许个人利益对公共利益做出适当让步，但杜绝对个人利益的侵害和过度限制。第二，公民个人信息之“公民”应包括外国籍人和无国籍人，不应包括死者和法人。公民个人信息之“个人信息”应采取“识别说”进行界定，可以识别特定自然人是刑法上公民个人信息的根本属性。除了可识别性，刑法意义上的公民个人信息还应具有客观真实性、价值性等特征可作为辅助判断标准。还应注意个人信息与个人隐私、个人数据等相关概念的区分，避免在司法实践中出现混淆。第三，一般个人信息的认定。“可识别性”是其判断的难点，可以从行为人主观目的、信息对其主体人身和财产安全的重要程度和信息需与其他信息的结合程度这三个方面综合分析判断；对于行踪轨迹信息、财产信息等敏感个人信息，由于其入罪门槛低、处罚力度大，应严格把控其范围并结合行为人主观心理态度进行考量；对于信息主体已经公开的个人信息，应分情况讨论，对于信息主体主动公开的个人信息，行为人对其获取、出售和提供，不应认定为侵犯公民个人信息罪，对于信息主体被动公开的个人信息，行为人对信息的获取是合法的，但其后出售、提供的行为，可以依实际情况以侵犯公民个人信息犯罪论处。希望本文的论述能够对我国个人信息保护体系的完善贡献微小的力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