苔丝论文文献

]《德伯家的苔丝》是英国著名现实主义作家托马斯·哈代的力作，也是命运悲剧小说的经典之作。他塑造了一位为追求自由，平等而愤然反抗的女性形象——苔丝。在男权文化和意识形态的禁锢下，女性的身份地位只能尴尬地处于失去主权的附属地位。处于维多利亚时期的苔丝，她的女性身份地位亦无法挣脱父权制和社会礼法的束缚。男权意识里，女性的美貌既是“祸水”，又成为男人推卸自己罪恶的借口；男性要求女性的忠诚与身体的贞洁，却无视自己的放纵。而在男权的压制下，女性的思维模式也被这种强势所控制甚至固在化了。本文将结合女性主义从苔丝的女性身份地位的角度进行分析，揭示出在男权传统势力的压迫下，反映的女性生存状况。苔丝的悲剧必然性也正根源于此。[关键词] 苔丝 父权制 夫权制 女性身份地位整个西方文明的发展历程是以男性为轴心的，在这个父权文化世界中，男性一直扮演着以权威、尊严、力量为标志的主体角色，而女性则居于依附于男性的客体地位。美国当代著名的批评家芭芭拉·约翰逊说过：“从圣奥吉斯丁到弗洛依德，自我的概念和人类生活的具体化都是以男性为模特的。”[1]托马斯·哈代生活于英国维多利亚时代晚期，苔丝作为他笔下《德伯家的苔丝》这一悲剧作品中的女主角。身处当时维多利亚时代下，她也无法回避那一时代“霸权性”的父权意识对“妇女”本质的理解以及严酷的社会礼法。而当时的社会家长制制度，使得女性丧失了独立的女性地位。从某种程度上，可以说，苔丝的生命从来就没有存在过，因为作为一个女人，她从来就没有得到过属于自己真正的妇女地位。相反，她的地位被男权派武断地根据他们对妇女的歪曲理解而公式化并强加于她，而这种家长制也被女性内在化了。在那时代下，苔丝也不得不顺从地接受了这种强加于她的地位。虽然苔丝对男权的压迫做出了相应的一些反抗，但她对男权压制的这种声讨还停留在一个原始的本能的阶段，还缺乏一种主动的自觉的精神，现实的生存环境不得不迫使她首先去寻求生存的条件，最后她还是不得不以“性”为代价来换得一个肉体的栖身之所，为家人幸福的祭奠。苔丝的结局是死亡，她这始终追求纯洁的灵魂终于在飞升的时刻圆寂了，留下的只是一具已被男权贪婪地吞噬成空的肉身。一． 男性眼中苔丝的女性身份地位西方的基督教文化对女性有两个重大的负面评价，可以归纳为：女性邪恶观和女性附庸观。《圣经》里对夏娃偷吃禁果的记载确立起一种人类的最初堕落是由夏娃所引起的假象。（这也从另一个侧面反映了男性的话语霸权）。而《圣经》里又说，上帝仅仅是因为亚当“独居不好”，而为他创造了女人。这又为人类制造出一种思维定势：女性的诞生是因为男性，女性的活着也该为了男性，因此必须依从和服务于他和以他为参照物的法则、制度。人类文明史从很早就让位于父权制，女性作为一个整体从社会生活中全面引退。只有在审美领域中女性作为主体而得到男性的审美观照，但也改变不了女性作为“他者”和“第二性”的从属地位。也无法抹杀其在社会中身份地位残酷尴尬的现实。只是作为被切割的“零件”，活在男性文化所主宰的审美活动中。而女性作为一个群像所展示的也只是男权文化藩篱对女性的审美理想。于是，女性一方面被降低为男人的附属品，另一方面又被抬高为实现男人理想的载体。而对于这样的矛盾，究其实质，无论女性处在哪一面，她的身份地位都是一样的被动，一样的无从选择，是被压制压抑被规定规范的。作为这一悲剧命运中的女性牺牲品，从苔丝短暂的一生来看，她从未被人理解为一个真实的女人，而是被视为一个具有诱惑力的女人和超自然的女神。在被剥夺了真正的女性地位以后，她的生与死代表的是男权统治下以男权为中心的男性的梦想与结束。小说中的女性人物并不是现实生活中的女性代表，而是反映了家长制社会对女性的规范、圈定和期待。所以“法国女作家波伏娃有一个观点。她认为女性不是天生的，而是被造就的。”[2]意思是说女性是被男性文化想象和价值趋向所造就出来的。以父名表征的社会领域本身和父权制同谋，而父权制使得女性主体不可能真正存在。在父权制社会中，女性的性别角色便是父权制统治的手段。父权文化将女性这一异己性别群体看作自己的附庸，通过对她们的主宰和控制来确认自身价值和地位。从某种意义上说，女性似乎就被物化成了男性的镜子，并且这面镜子映射出的不是对原形的真实反映，而是被男性自主地摆弄成可以将他们的影象反照成近乎原来两倍大的镜子（这两倍是男人自身加上骑在女人头上的男人的影象总和）。于是，男人在女人面前呈现出这样一种虚拟的难以抗拒征服的“巨人”形象。1）美貌与女性身份地位“红颜祸水”，一个沿用至今的词。无论是西方文学还是中国文学都不约而同地诅咒“女色”，之所以被认为是祸水在于它可以打开男性内心魔鬼的笼子。拜伦说：“女人身上，叫人可怕的东西就是女人是祸水，我们既不能与她们共同生活，又不能没有她们而生活。”[3]究其本质便是男权文化对自身责任的一种推卸。亚雷是资产阶级暴发户的代表，是人性中兽性的代表。典型的花花公子，负心汉子。他玩弄妇女，作风下流。象征着西方文明的外衣掩饰下野蛮残酷的肉欲。苔丝的美貌通过亚雷的眼睛看来，沾上了欲望和邪恶的色彩。他还认为苔丝的美貌对她是不利的，因为一个女人的美貌是诱发男人肉欲的诱饵，会使她成为男人的眼馋之食。他称苔丝为“小妖精”，从他的男权角度看来，这似乎暗示着此后他对苔丝的占有，正是她美貌的引诱所致，从某种程度上说，她要为他的卑劣行为负责。亚雷第二次诱奸苔丝，虽然加入了一些赎罪做善事的粉饰，依旧无法抹杀其骨子里纯肉体的私欲在作怪的本质。皈依教会后的亚雷在布蕾谷黄昏烧枯草的滚滚黑烟中映着火光出现时手持一把耪地用的齿叉，自称“我就是那个装作下等动物的老坏东西，跑到园里来诱惑你”。（P445）这即是传说中的撒旦借蛇身而诱惑夏娃的情形。强暴过苔丝的亚雷却恬不知耻地把自己对她的侵犯说成是她的勾引，甚至还把她与自己的反教联系在一起，“你就来诱惑我，让我再反教，让我也许万劫不复”（P447）“要是哪位大弟子受过这么一副美丽面貌的诱惑，他也准得跟我一样，为她放弃了耕犁”（P447）。他冲口将她比作“巴比伦女巫”。“在《启示录》第十七章中记载着巴比伦女巫的描写：那女人骑在朱红色的兽上，身穿朱红色的衣服，在她额上写着‘奥秘哉！大巴比伦，作世上的淫妇和一切可憎之物的母。’”[4]亚雷还说“因为你把我的信仰都给我赶走了哇，所以，你这个漂亮的人儿，你等着遭报应吧”（P449）这不仅暗示了苔丝的悲剧结局，更可悲的是，犯罪者和受害者的位置在这做了调换：无辜的苔丝遭害，精神被推入万劫不复的深渊，却成了危险的致使男人犯罪的女巫。而那个虚伪的诱奸者亚雷却如此冠冕堂皇地宣称自己是被这性感尤物勾引的受害者，甚至将自己并非诚心地皈依教会，仅仅因美色就动摇的邪心，也归结到苔丝身上。他对苔丝美貌的谴责，事实上是为了掩盖自己对美色易受诱惑无法抵挡的恐惧心理及虚弱的愿望。然而在亚雷的诡辩下，在当时社会礼法的规范下，单纯的苔丝就像刀俎之肉，任人宰割，而无能力挽救自己，甚至无法保护自己的纯真。而与亚雷对苔丝外貌的谴责相反的是，在安玑的眼中苔丝达到了物质美与精神美的极致，是高度理想化的极致。他们的相爱是在芙仑谷，那儿“空气清新，凉爽，飘渺的”（P142）飘渺空灵往往还隐藏着“非尘世的”的意思，这带有强调精神而怀疑物质的唯心主义色彩，暗示了安玑克莱的性格。正如后来我们看到的那样，由于安玑的爱“轻灵得太过分了”（P364）他把“有形的实体化为无形的想象”（P365）把现实生活中活生生的苔丝与他心目中那个理想化的苔丝对立起来，他一面希望得到一个“天然美丽”、“质朴纯洁的”女人，一面又对苔丝的纯真无辜视而不见，死死抱住前人评定的道德，不肯宽容可怜的苔丝。在他最初爱恋的心目中，苔丝不是一个具体的人，而是一片空幻玲珑的女性精华，在安玑意念中是作为女性的一个典型仪容的。反映了家长制社会对女性身份的定位以及理想化憧憬。“社会习俗把妇女划分为贞洁与堕落，贞女与妓女两大类型，这种分法置妇女于两极之中，剥夺了她们作其他选择的可能性。苔丝，因为进入维多利亚时代的性误区而注定要终生受折磨。”[5]可以看出，女性的身份地位在当时社会不过是男性的主体意愿出发的文化逻辑。2）贞洁与女性身份地位正因为男权社会对女性这种异己充满了戒备敌视和恐慌，所以利用男性话语“霸权”为她们扣上“荡妇”的帽子，同时宣扬“天使”女性的“美德”。这恰恰反映了现实中男性对女性的偏见、惧怕、压迫和不公。同时也从另一个侧面反映了“父权”社会下男性的自私与专横。他们只是不愿承认从女性这个“镜象”中照出的自己的真实灵魂，于是不惜扭曲捏造甚至篡改割裂女性的人格，使她们的存在作为一种道德符号，而不是真正意义的自我存在。亚雷对苔丝的两次占有，婚前的安玑对苔丝的所谓爱慕，体贴，其实都是传统的男性价值观的一种反映。既然男人把自己的价值与占有女人联系在一起，那女人的贞操问题也就成了男人最关心的事情。一个失贞的女人，即使是无辜的被诱奸者，这个污点甚至能抹杀掉她的社会身份。妻子的贞操是丈夫的特权，一旦失去即预示着不洁。因此一个女人被某男人占有后，唯一出路就是与他结婚，无论是否有感情。而苔丝决不！她选择离开亚雷自己回家的路，这是一个朴素的决定，。跟自己并不爱的人谈情说爱，硬要他娶她，她做不到；跟他鬼混下去，她更做不到，于是便勇敢地选择离开。她的逻辑就是这样简单。并非她不明白这个决定的后果，只是她纯洁的心绝无法容忍这样的苟存。这个选择实质上是用她纯朴的逻辑和本性对传统贞操观念的一种否定和反抗。然而这种反抗势必以粉身碎骨失败告终。虽然她是一个渴望热烈的爱和独立的非传统的具有反抗精神的女性，然而身处维多利亚时代，她的女性身份地位，是无从选择的无法改变的。性格和社会奠定了苔丝的悲剧底色。克莱“平时虽然很温柔多情，但是在他内心深处，却有一种冷酷坚定的主见，仿佛一片柔软的土壤，里面却藏着一道金属的矿脉，无论什么东西，想要在那儿穿过去，都非把锋刃摧折了不可。”（P329）“坚定的主见”甚至改变了克莱对苔丝的看法“我原来爱的那个女人并不是你”（P313）“是另一个模样跟你一样的女人”（P314）“身份不一样，道德的观念就不同，哪能一概而论？”（P318）此时，克莱没有了宽容和人道，变得异常冷酷和苛刻。由此，我们不难窥见他内心畸形、陈腐的道德观念。虽然他嘴上承认苔丝不是犯罪的主动方，不应当归咎于她，但在骨子里还是认定她是个不懂什么叫体面、“淫荡堕落”的乡下女人。这时他表现得冷酷无情，决意抛弃妻子，离家出走。温情脉脉的土壤剥开了，骨子里还是男性中心的金属矿脉，中产阶级的所谓体面、门风、地位。纯洁无私的爱情，真纯执着的苔丝的灵魂，都在这道矿脉面前卷口了。在苔丝心中，一直把克莱看成自己的神，是保护自己的。现在，连这保护自己的“神”也和众生一样的世俗谬见，她从他那受到的打击和绝望甚至并不亚于亚雷。亚雷毁了苔丝的清白，玷污了她的肉体，而克莱则彻底摧毁了苔丝的意志和精神，使苔丝几乎失去了为人处世的的资格。在那个时代，妻子被丈夫遗弃的等义词也就是意味着被整个社会所遗弃。然而她仍期盼着克莱的回心转意。等待是漫长的，杳无音讯的等待更是让人绝望的。苔丝是执着的，流过泪还是忍不住期待。为期待而绝望，因绝望而期待。绝望是期待没落的终极，期待是绝望最长的延伸。她总怀着希望，面对未知的绝望，直到失却表情的失望。如此的苍凉，置于父亲的去世，全家面临着被扫地出门，无屋可居的境地时，更变得无从选择。此时的苔丝精神上已经死去，她的存在只是为家庭做出的一番祭献。既精神已死，身体已不再重要，更何况，这身体从来就未曾在社会上确立起自己的地位。苔丝好象被打进了“地狱”倍受煎熬，背负起心灵的十字架，一步步走向人生的终点。她依旧没有逃出亚雷的魔掌，绝望地再次归依了亚雷。哈代在标题中将苔丝称作“一个纯洁的女人”，“纯洁”（pure）一词在英文中除了“天真无邪”之义外，还有“纯粹，完整”的意思。而亚雷的两番占有苔丝的肉体，正是将苔丝完整的人格强迫加以分裂。在苔丝自然造就的心里，要恢复完整的自我，最终成就一个纯洁的女人，便只能杀死亚雷，摈弃他所代表的力量的压迫。她是男权文化的直接受害者，所以理所当然地赋予了她反抗的力量。她的最终不幸被毁灭的悲剧实际是在揭示妇女身上被压抑被掩饰的一面：即她们的痛苦和她们的愤怒。“黑格尔说：‘爱情在女子身上显得最美，因为女子把全部精神生活和现实生活都集中在爱情里和推广成为爱情，她只有在爱情里才能找到生命支持力，如果她在爱情方面遭遇不幸，她就象一道火焰被一阵风熄掉。’爱情至上便会导致复仇。”[6]苔丝就是这么一个纯洁地爱情至上的女子，真纯地追寻爱情忠于爱情，真纯地为爱情牺牲。直至最后杀死亚雷，也是因为亚雷毁灭了她赖以生存下去的生命支柱——安玑的爱，是对爱情最执着地真纯追求遭到破坏而积淀到极点必然爆发的愤怒。二、男权在女性观念中的内在化不仅仅是那时代下的男性这样看待女性，男性的专制权在女性观念中也已根深蒂固，成为一种内在化的家长制观念问题。男性文化否认女人和女性文化的价值，把女性作为男性的附属品和私有物，而女性往往不自觉地在这样的强势下默认了男性强加给她的这些。这就好比一种主从关系。在这样的关系中，主方甚少或从不考虑从属方的利益、想法和需要。主方掌控有制定规范并使之满足自己需要的权力。处于依附的那一方，由于被剥夺了主动性，而能充分意识到并迎合主方的需要。“吉尔伯特的分析告诉我们，父权的价值观甚至控制了最具反叛精神、最具创造力的女性。”[7]何况她们的力量和呼声是那么微薄呢？在这种精神毒害下，她们甚至会困惑自己的呼声是否合理，到底是传统规范错了？还是自己违背了传统规范的谬误？悲哉！中国作家女张洁在《方舟》中这样说道：“男人所面对的是一个世界，而女人所面对的是两个世界。” 正如“拉卡指出：‘男人一直处于权利地位，这个位置使他们能够安排社会结构……使他们能够建构一个与他们经历相符并能说明他们经历的系统。创造一个性别界限划分很明确的世界。在这个世界中我们所取得的位置也是性别界限划分很明确的位置。’”[8]1） 男性审美与女性观念父系文化审美意识的长期统治和历史积淀，父系文化观念力图把女性美纳入自己的价值系统中，他们对这种美的定义完全都是按照男性的意向规定的，是对他们性心理的另一种满足。由于这种审美关系长期在历史上处于主导地位，其单向性（男性的单方面意识）使得女性不自觉地以男性的审美标准作为调整自己行为的规范并沿袭下来。男性对女性容貌、身材、性格的期待，从另一个角度构成了对女性的一种控制。女性作为审美的主体，处于一种特定的受剥削的境地。男性为自己创造了女性的形象，而女性则模仿这个形象创造了自己。她们是作为审美主体被审美客体来欣赏的。女性的这种存在往往只是带给男性审美的愉悦和情感的温慰。这使得女性在审美意义上的存在价值不是为了自己，而是为了男性而存在，这种价值不属于自己而是属于男性群体的。这种审美理想实际上是男性的再现系统强加于女人们的一种角色、一种形象、一种价值。而女性作为实现这一理想的主体，是被动地接受来自于男性的审美趣味。其实在这“理想女性”的面具下，女人失去了自我。这副看似完美的面具实际上仍然是女性得不偿失的一种付出。她们只是把自己改造成了具有更多使用价值、交换价值与价值的商品，去满足男人的畸形审美、欲望与财富。而她们的地位依旧与商品无异。事实上，女人并不是通过提高自己作为人的价值，而是通过模仿男人的梦想，从而在男人眼里抬高身价。而女性这种在审美上极尽可能满足男性审美要求的观念被她们接受且在观念中固在化了，似乎认为这样做是天经地义、不容推辞的，甚至女人对这还是心甘情愿和义无返顾的。于是母亲昭安深信《算命大全》中对女儿所谓“富贵命”的说法，她想象女儿苔丝的美丽丰满和她的天真纯洁一定能降服亚雷。她把苔丝精心打扮一番，依照亚雷所说的，把苔丝送到庄园养鸡。德伯夫妇虚荣且满心欢喜地认为，他们把这恰合亚雷眼缘（也即审美趣味）的女儿作为一笔巨大的使用价值呈奉给他，并希望通过这样的交换，为他们换来更大的价值。如果用弗洛依德的精神分析理论去审视苔丝的精神世界，不难发现苔丝实际是按照“现实原则”去行事的，虽然她爱、她恨、她不满，她痛苦，但归根结底，她的理想并没有超越男权社会所制定好的“游戏规则”，她虽然与男权意识抗争，但最终仍是落入到男性对女性的审美框定中。比如苔丝期待自己的身体是完整地从没被破坏过地呈现给克莱。又比如苔丝虽然被克莱抛弃，仍旧一心等待他的回心转意，不管自己忍受了多大的痛苦和屈辱，她还是期待能待在她心爱的克莱身边，温柔、顺从、贤惠、忠贞地做“贤妻良母”。2）家长制与女性观念从苔丝母亲昭安来分析，她认为女儿的美貌是张“王牌”，她希望苔丝的乖巧可以赢得本家的喜欢，最好不过的就是“她只要把王牌抓住了，她就一定能降得住他。”（P72）希望女儿的美貌能助一臂之力使苔丝成为贵妇人。她知道在那个社会女性的美丽可以是危险但也可以是一种机遇。“这个深层的真相就是女性在父权中心社会中，是以她的性交交换她的生存。或者说她是为了她的生存就不得不交出她的性。”[9]于是苔丝陷入了一场危险的阴谋中。当昭安得知女儿不幸失身于亚雷时，其实她对发生的一切早有预感，认为亚雷迟早要娶苔丝。她很清楚地知道后果和应对措施，告诉女儿“既然那样，你可不想法叫他娶你！”，“既然有了那样的事，除了你，别的女人，不管是谁，都要那么办”（P112）。后来，而当女儿写信告知即将嫁作安玑妻时，昭安回信告诫“千万不要把你从前的苦恼，对他露出一点儿来”（P264）作为在那个时代的社会下生存了那么多年的女性，她深知社会对女性的定位是女性无法自主的。同样，对于父亲约翰来说，传统观念里，作为女儿的苔丝，被认为是送给父亲的宝贝，是男性可以送给别人的礼物。一个传统意义上对男人有使用价值的女人，在男人中也具有交换价值。女性自身的价格被确立起来，被自己的父亲或丈夫打上商标，确定她们在性商业交换中的价值。用斯特劳斯的话说：“她就是货币，而‘她的交换’构成了社会。”[10]根据这个人类学观点，女儿成了一种财富的象征，潜在地从一个男人到另一个男人的传递，是心理和社会“富裕”的保证。3）社会礼法与女性观念在那样的社会里，女性的地位仅仅是根据其性别确定的，因此作为女性的贞洁成为确立她基础性地位的决定性因素。传统的根深蒂固的道德与贞节观念在苔丝的思想里固化。因此苔丝失身后，一度觉得自己丧失了生存的权利，她开始无奈地战栗和不知所措的愤恨：“我后悔的是我不该下生来着，不管是在那儿还是在任何别的地方”（P103），漆匠在她面前刷下圣经中的警句，她感到恐惧和打击，甚至潜意识中半信半疑地认为自己是“妖女”，更甚者，在安玑因不能接受她的过去离她而去后，她也觉得也许这真的是自己作为受到的相应惩罚。苔丝对于宗教意识、社会习俗无条件地服从。因此在被强暴后，她首先想到的不是恨，而是自身的不洁。在获得克莱的爱情后，她最深切的感受是负罪感，其次才是归属感。《旧约·创世纪》代表的旧观念中，上帝用亚当的一条肋骨造就了夏娃，于是女人就“命中注定”地成为从男人身上取出来的一部分。而亚当的堕落是吃了夏娃受蛇引诱所摘“伊甸园”禁果。从某中意义上来说是女人害了男人，因此似乎女人该比男人具更深沉的原罪意识，她们在比男人多了一层负罪感的同时也多了一份对自己的缜密审视与严厉谴责，以及对男人的宽容。上帝也由此设定女人“你必恋慕你丈夫，你丈夫必管辖你”。[11]传统的根深蒂固的宗教思想在苔丝的思想里固化，她的观念里已没有了“我”，作为妻子她只是丈夫的附属品，而这种附属意识又是她发自内心，非常自然自觉的。然而本能的意识在这个真纯女性的意念里，又具有反抗、叛逆的意识形态，她是无罪的，不该得到如此的结果，但这种潜意识的呼声是多么微弱单薄的力量，强权对她“罪行”压倒一切的审判，湮没了她的呼声。她感到悲伤和悔恨，把自己看成是渴望得到赦免的罪犯。怀着自卑感的她不断向安玑解释，请求，她把自己的身份地位建立在安玑的爱情基础上，她渴望的仅仅是不平等基础上的婚姻，渴望让自己有隶属于男权社会的机会，她把自己与安玑的关系比作“主人”与“奴隶”，表示愿意做他的奴隶，只要他愿意和她生活在一起，甚至为了他的利益和他离婚或是去死。她希望通过这些磨难来赎回自己的“罪过”。苔丝是其个性与社会发生冲突的牺牲品，也是亚雷和安玑这两个男性所代表的不同力量但同是男权作用下的牺牲品。她是一个纯洁完整的女人，但却始终被亚雷和安玑所代表的两种力量撕裂着，她的肉体被污于亚雷，她的精神见弃于安玑，而作为受害者，直到最后时刻才意识到该如何积极地去寻求自我完整。而她一生苦苦追求与抗争的女性身份地位却一直不可实现。女性身份地位的确立在那个时代的追寻必要在碰痛疮破中浴血前行。苔丝在命运的淫威下，因纯洁天真而去了处女的贞操，成了一个“不洁”的女人；又因为善良、诚恳而与近在眼前的新婚幸福失之交臂，成了一个被遗弃的怨妇；更因为执着于人生的真性情而举起了复仇的利刃，终于手刃了毁掉她一生的亚雷，最终被逼得上了绞架，成为祭坛上的牺牲品。而苔丝热烈的爱情却导致了她与社会的脱离和最终的死亡。这一切悲剧性遭遇是无情命运的精心谋划和设计。安排世事的宇宙主宰通过命运的巨网毫无怜悯地将人伦道德意义上的好人、善良人笼罩于进退维谷的苦难陷阱。从一开始，苔丝就毫无选择的自由，她不仅成了父权制的祭品，也成了夫权制的牺牲品。苔丝的这种觉醒与反抗其实归根到底并不是基于自我意识的觉醒，而是在这个礼法社会和男权压制下，她所表现出来的另一种“无我”与“忘我”。且苔丝这种“非自觉”的觉醒与怨恨在形式上是针对着亚雷的，严格来说并没有真正上升为对男权批判反抗的高度。在困境之中，在绝望的时刻，她依然把自身的命运交给了男人，我们可以理解为这是她的一种矛盾而又无奈的选择。她所做的一切只是要向克莱证明，同时也是向自己证明，她始终是属于克莱——他的“丈夫”的。苔丝杀害了亚雷就是对自己忠于克莱的最好证明。她背负了大半生的沉重的心灵终于有了一种如释重负的坦然与轻松，有了安息的温床。她手刃了亚雷，而她那种强烈的赎罪感加上她对克莱炽热而坚贞的爱情就是一柄在这个夫权与父权社会下将苔丝逼上绝路的利剑。注释注释注：以上所有原文引文均出自张谷若译《德伯家的苔丝》人民文学出版社1980年版 。[1]许玉乾，崔文良等《走向女人深处》 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 1993年[2]荒林，王光明《两性对话》 中国文联出版社2001年 P3[3]许玉乾，崔文良等《走向女人深处》 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 1993年[4]马弦 《苔丝悲剧形象的“圣经”解构》（《外国文学研究》2002年第3期）[5]高万隆《女权主义与英国小说家》（《外国文学评论》1997年第2期）[6]邹广胜《西方男权话语中的女性形象解读》1999年（《外国文学研究》1999年第3期）[7] 方成《精神分析与后现代批评话语》 2001年 P205[8]郑守疆，张学智 《冲出隐喻的囚笼——一个女权主义视角》（《四川外语学院学报》2001年第5期）[9] 荒林，王光明《两性对话》中国文联出版社2001年 P166[10]方成《精神分析与后现代批评话语》2001年 P207[11]《旧约·创世纪》第三章 《圣经》（新旧约全书）P4参考文献1．张京媛主编 《当代女性主义文学批评》，北京大学出版社1992年版2．方成《精神分析与后现代批评话语》 2001年版3．许玉乾，崔文良等《走向女人深处》 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 1993年版致 谢在这篇毕业论文顺利完成之际，首先我要感谢我的论文导师张世君教授悉心细致的指导。我从大学三年级的学年论文开始就跟从张教授研究该课题，大四毕业论文我继续对这个课题进行研究。在此过程中，张教授对我提出了很多宝贵的建议，使我不断完善论文的理论体系。此外，张教授对待学术严谨的态度和严格的要求也使我受益良多，让我在进一步挖掘该课题的同时，自身能力也得到了提升。在此我衷心感谢张教授！毕业论文作为对我大学四年学习最终的一个成果报告，还离不开我所在的中文系的老师们在这四年中给我的教导。借此机会我要对所有这些诲人不倦的老师们表示感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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苔丝的悲剧性离不开以下几个原因： 首先，根本原因是贫穷。资本主义入侵农村，苔丝家属于破产农民，自然逃脱不了受压迫的厄运。为生活所迫到德波假当雇工，由此遭到亚雷的蹂躏，造成她终生的不幸；而苔丝他们整天随着机器的转动而紧张的工作，受着残酷的剥削，贫穷再次使她陷入亚雷的魔爪，把她逼上绝路。 其次 ，亚蕾和克莱分别代表着两种不同的压迫苔丝的社会力量。亚雷考金钱胡作非为，他对苔丝的帮助是以伪善的手段来达到罪恶的目的，但他没有受到社会的谴责，而被迫害者却被指责为伤风败俗，他是造成苔丝悲剧的罪魁祸首。克莱从最初表现看，是个具有自由思想的知识青年，理想主义者，他爱苔丝，和她结婚，但当他知道苔丝失身，就把她看作是不洁的女人，对于克莱的遗弃，从精神上道德上打击了苔丝，造成了苔丝后来的悲剧。 作者通过苔丝的悲剧，真实的反映了在资本主义制度下个体农民贫困的悲惨状况，愤怒的控诉了资本主义制度，否定了资产阶级道德和宗教，所以在文章的副标题上加了《一个纯洁的女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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