梁启超关于读书的文章

梁启超最为人所称道的是他的9个子女个个成材，满门精英，还出了梁思成、梁思永、梁思礼3位院士。梁启超在育儿方面可谓多任务管理的佼佼者。在梁启超的育儿观中，有很多到今天仍然非常有价值的思想和尝试。其最根本的精神，是中西方元素在育儿过程的融会贯通。梁启超非常重视子女的学校教育，宁可别的方面省一点，也绝不让孩子上差一点的学校。在他的家信当中，他常劝导儿女们不要为上学的经费计较。他的每个孩子都上了大学，其中7人有留洋经历，绝大多数在美国名校取得学位。像大儿子梁思成，先就读于清华学校，后留学宾夕法尼亚大学，获硕士学位。二儿子梁思永，先就读于清华学校，后往哈佛大学攻读考古学和人类学。但梁启超并不只以西学为荣，当他发现子女们国学功底不足时，便邀请他在清华国学研究院的学生谢国桢来做家庭教师，办起了国学班。课程从《论语》《左传》开始，至《古文观止》，名家名作由老师选定重点诵读，还进行短文写作和书法临帖练习。在学问上，梁启超引孩子们入门，但专业方向却由他们自己选择，充分发扬了民主精神。他本来建议女儿梁思庄在加拿大麦吉尔大学读生物学专业，认为这门专业在中国所学之人甚少，可以成为开路人，但梁思庄并不太感兴趣。梁启超得知后，马上去信，说：“我所推荐的学科未必合你的意，你应该自己体察做主，用姐姐哥哥当顾问，不必泥定爹爹的话……我很怕因为我的话扰乱了你的治学之路，所以赶紧寄这封信。”梁思庄后来按自己意愿考入哥伦比亚大学图书馆学专业，成为图书馆学专家，任北京大学图书馆副馆长。在家庭生活中，梁启超也倡导民主开放的氛围。吃饭时，他总是等人到齐了才开始动筷。他在饭桌上高谈阔论，但子女们不必听他讲完，中间吃完了可以自行离开。即使过一会儿再回来吃些菜，都不会受到任何干涉，全家把吃饭看做是每天团聚交流感情的好时光。梁启超给孩子们的信，坚持写了近二十年，哪怕中间因为便血住院，还被误割一肾，也没有停过。这些家书是他和孩子们情感联结的纽带，也是指导他们渡过一个个人生关口的锦囊。以至于在梁启超去世之后，他那十几二十岁的孩子，仍然能依着父亲的教诲，在各自的道路上，通向自己的目标。

倘若这样的文白夹杂的语言还看不懂，建议再去多读几年古书，从“三百千”（三字经、百家姓、千字文），然后“四书”（论语、孟子、大学、中庸），将这区区几本书些背下来，然后认真看看相应的注释书，这样才算具备了最基本的东西——看懂古书的功底。因为梁公写得《读书分月课程》等一些列教人读书的对象并不是连他的介绍都看不懂的人哦。说话太直白，见谅。

主要作品有《少年中国说：论近世国民竞争之大势及中国前途》、《敬业与乐业》、《中国历史研究法》、《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新民说》、《饮冰室主人自说》、《中国文化史》。

《饮冰室主人全集》、《李鸿章传》、《王安石传》、《饮冰室合集》、《中国历史研究法补编》、《唐代集会总集与诗人群研究》等。

1、《新民说》

《新民说》是梁启超在(清)光绪二十八(1902年)年至三十二年(1906年)，用“中国之新民”的笔名，发表在《新民从报》上的二十政论文章。

1916年部分收入《饮冰室文集》；1936年收入中华书局出版的《饮冰室合集》，同年并出版单行本《新民说》。

《新民说》的主要期望唤起中国人民的自觉，要从帝国时代皇帝的臣民，转化为现代国家的国民，并讲述现代国民所应有的条件和准则，在二十世纪中国起了启蒙的作用。

2、《清代学术概论》

《清代学术概论》是中国近代学者梁启超创作的学术史著作，原系为蒋方震《欧洲文艺复兴时代史》一书所作的序，因篇幅过大，遂独立成书。

初以《前清一代思想界之蜕变》连载1920年11月~1921年1月《改造》第三卷第第五期，1921年由上海商务印书馆出版。

《清代学术概论》分启蒙、全盛、蜕分、衰落等4个阶段，叙述清朝一代学术演变过程，分析各学派的特点及其形成和发展原因，论断颇有独到之处，是近代较早的简明清代学术史著作。

《清代学术概论》系统地概述了从明末到20世纪初200多年间中国清代学术思想的发展。梁启超认为，“清代思潮”的总趋势是“以复古为解放”，意即以复古的形式表达自己时代的新思潮。

《清代学术概论》运用资产阶级研究法，以进化发展观点，从思潮与人物相结合方面对清代学术思想进行了总的历史考察，因此，它在中国近代史上是一部具有历史意义的著作。

3、《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

《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是2011年商务印书馆出版社出版的图书，作者是梁启超。该书内容叙述明清以降中国学术之演变，经纬交织、层次繁复，分别以问题叙史、人物（学派）叙史、学科叙史，构成社会思潮史、学派史与学科史三大板块。

4、《李鸿章传》

《李鸿章传》是2009年陕西师范大学出版社出版的图书，作者是梁启超。本书从李鸿章的早年落拓，写到他参加镇压太平军、甲午海战，创办洋务运动，周旋于世界外交舞台直至死去的一生。

作者把李鸿章同古今中外要人霍光、诸葛亮，秦桧，曾国藩、张之洞、俾斯麦、伊藤博文等做了对比，指出李鸿章也有鞠躬尽瘁死而后已的心，能够忍辱负重，但是他没有长远的眼光，不知道为后世立百年大计，仅满足于修修补补。

总之他的失败也就是晚清政府的失败，是晚清政府不了解世界大势，不懂得民主政治的必然结局。

5、《中国历史研究法》

《中国历史研究法》是2009年05月中华书局出版的图书，作者是梁启超。本书主要讲述了梁启超对于中国历史发展变化的见解与看法。

参考资料来源：百度百科——梁启超

《治国学杂话》（部分）梁启超 学生做课外学问是最必要的，若只求讲堂上功课及格，便算完事，那么，你进学校，只是求文凭，并不是求学问，你的人格，先已不可问了。再者，此类人一定没有“自发”的能力，不特不能成为一个学者，亦断不能成为社会上治事领袖人才。 课外学问，自然不专指读书，如试验，如观察自然界……都是极好的，但读课外书，至少要算课外学问的主要部分。 一个人总要养成读书兴味。打算做专门学者，固然要如此，打算做事业家，也要如此。因为我们在工厂里、在公司里、在议院里……做完一天的工作出来之后，随时立刻可以得着愉快的伴侣，莫过于书籍，莫便于书籍。 但是将来这种愉快得着得不着，大概是在学校时代已经决定，因为必须养成读书习惯，才能尝着读书趣味。人生一世的习惯，出了学校门限，已经铁铸成了，所以在学校中，不读课外书，以养成自己自动的读书习惯，这个人，简直是自己剥夺自己终身的幸福。 读书自然不限于读中国书，但中国人对于中国书，至少也刻和外国书作平等待遇。你这样待遇他，给回你的愉快报酬，最少也和读外国书所得的有同等分量。 中国书没有整理过，十分难读，这是人人公认的，但会做学问的人，觉得趣味就在这一点。吃现成饭，是最没有意思的事，是最没有出息的人才喜欢的。一个问题，被别人做完了四平八正的编成教科书样子给我读，读去自然是毫不费力，但是从这不费力上头结果，便令我的心思不细致不刻入。专门喜欢读这类收的人，久而久之，会把自己创作的才能汨没哩。在纽约、芝加哥笔直的马路崭新的洋房里舒舒服服混一世，这个人一定是过的毫无意味的平庸生活。若要过有意味的生活，须是哥伦布初到美洲时时。 中国学问界，是千年未开的矿穴，矿苗异常丰富，但非我们亲自绞脑筋绞汗水，却开不出来。翻过来看，只要你绞一分脑筋一分汗水，当然还你一分成绩，所以有趣。 所谓中国学问界的矿苗，当然不专指书籍，自然界和社论实况，都是极重要的，但书籍为保存过去原料之一种宝库，且可为现在各实测方面之引线，就这点看来，我们对于书籍之浩瀚，应刻欢喜谢他，不应刻厌恶他。因为我们的事业比方要开工厂，原料的供给，自然是越丰富越好。 读中国书，自然像披沙拣金，沙多金少，但我们若把他作原料看待，有时寻常人认为极无用的书籍和语句，也许有大功用。须知工厂种类多着呢，一个厂里头得有许多副产物哩，何止金有用，沙也有用。 诸君勿因初读中国书，勤劳大而结果少，便生退悔。因为我们读书，并不是想专向现时所读这一本书里讨现钱现货的，得多少报酬，最要紧的是涵养成好读书的习惯，和磨炼出好记忆的脑力。青年期所读各书，不外借来做达这两个目的的梯子。我所说的前提倘若不错，则读外国书和读中国书当然都各有益处。外国名著，组织得好，易引起兴味，他的研究方法，整整齐齐摆出来，可以做我们模范，这是好处；我们滑眼读去，容易变成享现成福的少爷们，不知甘苦来历，这是坏处。中国书未经整理，一读便是一个闷头棍，每每打断兴味，这是坏处；逼着你披荆斩棘，寻路来走，或者走许多冤枉路(只要走路断无冤枉，走错了回头，便是绝好教训)，从甘苦阅历中磨炼出智慧，得苦尽甘来的趣味，那智慧和趣味都最真切，这是好处。摘自中华书局《读书指南》全文阅读

梁启超称只有何娱乐可使其忘读书核心提示：梁实秋在清华念书时，就曾听说过梁启超的一句名言:“只有读书可以忘记打牌(此指麻将)，只有打牌可以忘记读书。”麻将对梁启超的诱惑力、吸引力之大，可以想见。因“四人功课”推掉演讲梁启超提倡趣味主义的人生观，他认为“凡属趣味，我一概都承认它是好的”，但趣味的标准不在道德观念，而必须是“以趣味始，以趣味终”，“劳作、游戏、艺术、学问”都符合趣味主义的条件，赌钱、吃酒、做官之类则非。就他的标准而言，麻将显然也是种“趣味”的游戏。梁实秋在清华念书时，就曾听说过梁启超的一句名言:“只有读书可以忘记打牌(此指麻将)，只有打牌可以忘记读书。”麻将对梁启超的诱惑力、吸引力之大，可以想见。而坊间也有任公曾发明三人与五人麻将的玩法，以及他能快速解牌的传说。他的很多社论文章都是在麻将桌上口授而成。1919年，梁启超从欧洲回国，有一次几个知识界的朋友约他某天去讲演，他说:“你们订的时间我恰好有四人功课。”有来客不解其意，听他解释后方知，原来就是约了麻将牌局。本文摘自：《天津日报》2014年12月08日第10版，作者：佚名，原题：《拾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