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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圳基层城市综合行政执法的困境与优化方案论文

为了确保事情或工作安全顺利进行，通常需要预先制定一份完整的方案，方案的内容和形式都要围绕着主题来展开，最终达到预期的效果和意义。那么我们该怎么去写方案呢？以下是我为大家整理的深圳基层城市综合行政执法的困境与优化方案论文，供大家参考借鉴，希望可以帮助到有需要的朋友。

摘要：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经济社会快速发展，城市管理的复杂程度也越来越高，新问题层出不穷，人民群众追求美好生活的意识也越来越高涨，深圳作为改革开放的“试验田”和“窗口”，面临的城市管理问题更加严峻。深圳市推动执法重心下移，基层城市管理综合行政执法职能统一由街道执法队履行，一定程度上解决了基层执法力量薄弱的情况，然而在城市管理的过程中仍然存在各种各样的问题，这些问题主要表现在管理模式、执法依据、职责划分以及城管形象等四个方面，影响了深圳市基层城市管理综合行政执法的效能提升，本文基于这些问题，建议进一步理顺基层城市管理综合行政执法机制，完善法律法规，不断推进精细化立法同时明确职责边界，建立部门之间联动机制以便增强协同合作效能，加强市容巡查员管理，提高人员素质，另外借助深圳互联网的优势地位，打造“智慧城管”，不断提升城管执法水平。

关键词： 深圳市;基层城市管理;综合行政执法;

1、深圳市基层城市管理综合行政执法的现状及问题

基层城市管理综合行政执法机构存在双重管理、执法工作不够专一的特点

目前深圳市的城市管理执法机构分为市、区、街道三级，市城管局主要负责全市的统筹协调、业务指导、监督考核等宏观层面的工作；区城管局将执法权委托给基层综合行政执法机构，即街道执法队，由街道执法队代为行使城市管理执法权力，区城管局主要负责全区的统筹协调、业务指导、监督考核等工作；街道执法队因隶属于街道办，其人财物的资源配置权归街道党工委，这就一定程度上造成街道执法队归属双重管理的特点。这种双重管理的体制造成诸多弊端：一方面，具备人事管理权的街道办缺乏执法工作的专业素养，而指导业务的区城管局又不具备人事管理权，执法人员晋升研判的科学性有待商榷，这种双重领导的体制也促使街道执法队被边缘化，执法人员归属感不强，心理落差大，缺乏工作热情；另一方面，执法工作的专一性难以得到保障，街道办作为服务群众的“最后一公里”，事事都要属地管理，这就造成基层业务繁忙，而城市管理的范畴较广，街道执法队承担了很多与执法工作不相干的工作，事实上，街道执法队往往成为“脏活累活”的兜底部门。

城市管理缺乏国家层面的宏观立法，存在立法滞后的问题

在城市管理领域，国家尚未出台一部综合性的法律法规，街道执法队缺乏统一规范指导，深圳虽然作为经济特区制定了一些法律法规，但仍无法满足实际需求，执法依据种目繁杂、不够明确，据统计，城管综合执法范围涵盖14类城市管理领域，有的城市涉及几百项具体事由，深圳市街道执法队执法所依据的法律法规有60余部，但部分法律法规包含的城管执法依据仅有几条，这往往造成基层执法人员心力交瘁。随着城市的不断发展，人民群众法制意识和自我维权意识的增强，城市管理问题也将越来越驳杂，但立法的滞后也给城管执法方面带来诸多尴尬，例如，对于群众反映比较强烈的楼顶种菜及居民区饲养信鸽问题，没有执法依据的街道执法队在处理时常常感到力不从心，通过劝导、调解等方式无法达到令人满意的结果，这不仅造成群众困扰无法得到有效解决、邻里矛盾不断加深，也容易导致政府的公信力下降。

部门之间职责划分不清，协同合作能力有待加强

正是由于街道执法队缺少专业统一的执法依据，执法所依据的法律法规来源分散，在职能划分时，往往将一些城市管理难题划分给街道执法队，例如深圳把黑煤气及非法办学机构的查处等工作划转给街道执法队，执法队员在接到一些工作时，有时都处于懵圈、力不从心的状态，不少执法队员都戏称城管执法就是“上管天，下管地，中间管空气”，而相关职能部门主要负责政策制定、技能培训、统筹协调等工作。在实际工作开展中，一方面，由于一些事项在事前审批时缺乏实地调研，取得营业执照的单位存在较大的涉诉隐患，而街道执法队往往处在事后处理阶段，在处理相应纠纷时缺乏行之有效的办法，以深圳市某街区营业的再生资源回收站为例，其注册经营地址在几个餐饮店之间，街道执法队经常接到臭味扰民等投诉，现场查看并无相关违法事项，但在餐饮店之间许可经营再生资源回收站必定会影响群众的观感，容易造成恶意投诉；另一方面，由于街道执法队处于基层一线，地位较为弱势，在需要向各职能部门请求帮助时，往往得不到有效的支持，经常处于单打独斗的状态，部门之间联动机制不够健全，协同合作能力有待加强。

外包市容巡查员素质参差不齐，文明意识不强，造成城管形象比较负面

我国城管形象一直比较负面，其中一个重要原因就在于编外人员。深圳市市容巡查的业务采用招投标的方式外包给保安公司，由保安公司负责派遣市容巡查员到街道开展市容工作，但因为保安公司需要保持一定的利润空间，市容巡查员的待遇整体不高，因此招聘到的市容巡查员文化水平多为小学、初中学历，素质也参差不齐。整体来看，市容巡查员对于政策及工作的理解不够，工作中缺乏逻辑条理，给人工作不够专业的观感。同时，部分市容巡查员文明意识较差，在工作中不注意自身形象，存在开车横冲直撞、说话粗鲁、吃拿卡要等情形，给城管执法队伍形象抹黑，导致城管形象一直比较负面。此外，对于市容巡查员的腐败等问题，一直没有比较严格的惩戒措施，遇到此类情况往往是将其开除，但并不影响其后续的求职，因此无法对他们产生有效约束。

2、优化深圳市基层城市管理综合行政执法的主要对策

进一步理顺基层城市管理综合行政执法机制

在街道层面设置街道执法队是执法重心下移的具体举措，这在一定程度上解决了城管执法中长期存在的基层力量薄弱以及执法效能不足的问题，但随之产生的弊端也不容小觑，如果这些弊端不能得以及时处理，将会影响城管综合行政执法体制改革的成效。要理清城市管理和城管执法的关系，城市管理是前置性的，而城管执法为城市管理提供执法保障，不能因城管执法具有强制性的特点而绕开城市管理，将所有事项统统通过城管执法来解决，这样不仅造成问题不能得到有效解决，而且也容易造成执法队伍的.执法效能降低。要建立科学有效的培训体系和人才培养考核方案，优化人才选拔机制，提升基层执法人员的工作积极性，有效发挥激励作用，同时完善绩效考核机制，通过细化考核指标明确责任主体，倒逼执法队员负起责任、认真履职。

完善法律法规，不断推进精细化立法，明确职责边界

一是在全国层面制定城管执法的法律法规，明确城管执法的依据和具体职责，各地方据此制定适应地方经济社会发展的法律法规，避免出现各地各自为政的情况。二是在国家层面建立城管执法机构，形成从上到下体制鲜明的城管执法体系，明确城管的法律地位，加强全国统筹，可以参考生态环境部、文化旅游部的做法，这样在人员安排、职责分工、资金使用上就可以进行全面考虑，逐渐形成有序成熟的工作模式，从而摆脱“全国一盘沙”的城管执法现状。三是充分发挥深圳市经济特区立法权限的作用，不断推进精细化立法，深圳市作为改革前沿阵地，经济社会发展迅速，外地人口多，人们的法律意识普遍较高，容易产生很多新问题，但目前的法律法规存在滞后的情况，无法跟上时代的步伐，立法机关要加强调研，通过主动发现、信访、座谈会等多种渠道了解当前城市管理中遇到的一些新问题，掌握群众诉求及执法人员的困扰，制定行之有效的法律法规，让执法人员有法可依，不断增强人民群众幸福感。

建立部门之间联动机制，增强协同合作效能

要建立起部门之间的联动合作机制，形成合力不断提高执法效能，推动城市管理取得新成效。第一，加强街道执法队与司法机关的合作，司法机关具有终局性的特点，行政机关与司法机关建立协作配合的联动机制，共同营造不敢违法的强力震慑氛围，例如街道执法队没有控制人身自由的权利，但在执法过程中经常会遇到一些暴力抗法的当事人，这就需要公安机关的协助配合，在两者的联合行动下，才能有效让当事人配合执法。第二，加强街道执法队与相关职能部门之间的联动机制，街道执法队城管执法事项繁多，无法做到事事都专业，职能部门业务专一，在专业事项上更具有发言权，职能部门要主动下沉到基层了解一线执法情况，及时向街道执法队提供指导意见，对于街道执法队的协助请求也要及时响应。第三，完善绩效考核制度，通过细化考核制度约束街道执法队及相关职能部门加强协同配合，例如深圳市某区正在试行街道“平台统筹+协同监管”综合监督考核，街道对于一些常见的城市管理事项可以通过该平台启动协同监管，请求相关职能部门协助办理，办理完成后双方可以互相评分，评定结果纳入年底绩效考核，这就大力推动了部门之间的密切合作，也方便解决城市管理的顽瘴痼疾。

加强市容巡查员管理，提高人员素质

市容巡查员虽然是编外人员，但履行的是政府管理职能，同时也是最直接最频繁面对群众的群体，一言一行都代表了政府形象，要持续加强市容巡查员的管理，不断扭转城管的负面形象。首先，根据深圳市经济发展水平，适当提高市容巡查员的待遇，拓宽选人渠道，不断提高市容巡查员的整体素质和专业水平。其次，市容巡查员要向在编人员看齐，参照在编人员管理模式对市容巡查员进行管理，制定科学有效的培训体系，不断培养专业的工作思路。最后，要完善奖惩制度，对表现优秀的市容巡查员给予一定的精神和物质奖励，树立工作典范，强化辐射带动作用，对于腐败等违反原则底线的市容巡查员，加入社会信用体系黑名单，进而起到一定的警示和震慑作用。

依托深圳互联网优势资源，打造“智慧城管”

深圳处于互联网的最前沿，互联网意识十分普遍，具有浓厚的互联网氛围，要借助深圳互联网的优势地位，不断探索互联网在城管执法中的应用，依托大数据、互联网、人工智能等新兴技术，打造“智慧城管”，不断提升基层城市管理综合行政执法水平，既可以减少人力资源成本又能提高行政执法效率。例如，户外广告是城市管理中最常见的事项，但因不同的户外广告审批备案的主体不同，加上没有统一平台查询审批备案情况，造成街道执法队信息不对称，在管理执法中往往处于被动局面，同时开展经常的上门检查也容易造成当事人的反感，如果搭建起全市户外广告管理平台，开设小程序、APP等查询登记入口，对户外广告进行精准核查登记，那么就能有效提升管理水准，基层执法人员也可以从核查表格中解脱出来，大大减少工作负担，提升工作效率。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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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鲍魁.基层综合行政执法体制改革探究-以深圳市龙华区为例[D].深圳大学,2018.

论城管执法现实当中城管与无证商贩之间就如同猫鼠关系。在笔者调查的多起典型案例中，不论是城管还是无证商贩都出现了伤亡。按照波斯纳的新经济法学方法分析，这样战斗对社会来说非常不划算。因为即便城管打赢了，国家很可能按照国家赔偿法来救济相对人；而相对人打赢了，国家可能要按照公务员法及其相关法律规定为城管队员定为公伤。不管怎么样都要这些纳税人来为这个结果埋单。对此,人们不禁要问城管执法难道就是两种方式———要么打人，要么被打，要理清这个问题就必须对冲突双方分别进行利益分析。一、 城市小商贩存在的意义与问题 城管执法的主要对象是小商贩。其经营项目主要是蔬菜、水果、简单日用品以及其他简单的手工业等，例如：工作族的早餐、网虫的夜宵、价廉的农副产品等。这些生活必需品极大的方便了城市人民生活，也缓解了就业压力。即便是西方发达国家的国际大都市依然少不了小商贩的足迹。所以说城市小商贩的顽强生命力本身就说明了其符合城市发展的现实需要。小商贩这个群体主要由下岗职工、城市无生活保障人、进城农民等构成。他们基本上都是不能支付高额的城市生活成本而又必须在城市寻找出路的弱势群体。有些商贩为了降低成本提高收益，经常会做一些缺斤短两、掺杂掺假、占道经营、乱抛垃圾等等违法行为。农药超标的蔬菜、药物催熟的水果、注水的猪肉基本上都是从这些流动商贩送到居民餐桌上的。狭隘的利益观、较低的文化水平、还有不良的生活习惯让很多人根本无视公共利益。我们经常能看到人行天桥上，三米宽的路上，两排商贩各占一米，有时候中间还要放上一个招徕顾客的音响；一些卖瓜果的商贩溜进小区，用高音喇叭不分时段的叫卖，并且随手乱抛果皮废弃物；还有一些拾荒者在住宅区内乱翻垃圾桶，在拿走想要的东西之后，扔下一片狼藉扬长而去等等，这样案例数不胜数。如果不对其加以约束，城市的环境保护工作永远也赶不上他们破坏的速度。二、城管的概况 (一)城管的发展历史及作用追根溯源，城管的前身其实属于环卫部门。中国的城市发展历史源远流长。元初，意大利人马可•波罗在《马可•波罗行记》中，曾经将临安(今杭州)称誉为“世界最富丽华贵的城市”。而那个时候，古临安因为城市人口聚居而产生大量的垃圾。为了解决这个问题，官府就开始招募专人进行清除；清末，警察机关负责对城市清洁管理工作，具体包括清理街道、收运垃圾、整顿厕所等。近代(1929年前后)，当时的各地政府还颁布了有关清洁卫生的管理条例，并开始设立专门的城市环卫机构。新中国成立后，各城市即建立环卫管理机构。此后，环卫部门的隶属发生频繁变动，分别归属过公安、卫生、供销等部门。1980年起，城市的环境工作改由城市建设系统管理。改革开放之后，城市人口激增，城市环境破坏严重。这些问题如果不及时解决，势必严重影响城市公用设施功能的正常发挥。但当时的政府相关部门执法权力重叠，职责边界不清，执法过程中经常出现重复处罚与执法疲软的弊病。要尽快扭转“一群大盖帽管不了一个破草帽”的局面，还市民一个清洁优美的城市环境，就必须设置一个及时高效的新职能机关。《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关于集中行使行政处罚权的规定消除了达成这个目标的法律障碍。1997年5月北京市宣武区最早启动城市管理综合执法的试点。之后，经国务院批准，全国相继成立城管部门。我们必须客观的承认，由于执法力量的集中，增强了执法威力，市民投诉和媒体关注的很多老大难问题得到了及时解决，市容市貌日新月异。可见，从发展历史和工作成果上看，城管存在也是合理且必要的。但是为什么善花有时会结出恶果？两个必要的城市发展主体为什么会产生如此大的冲突？要解开这个迷，必须从矛盾关系上进行分析。(二)城管执法的困境1.综合执法权缺乏法律依据城管经常要与综合执法联系在一起，但我国法律一直没有正式界定综合执法权。综合执法的权限到底有多大，通过对各个地方情况的统计，大致可以锁定以下七方面：一是市容环境卫生管理方面，依法强制拆除不符合城市容貌标准、环境卫生标准的建筑物或者设施；二是城市园林绿化管理方面，依法处罚破坏园林设施即苗木行为；三是公安交通管理方面，依法处罚机动车、非机动车以外的违法占道行为；四是市政管理方面，依法处罚违法占道行为；五是城市规划管理方面，依法强制拆除与处罚未经规划部门许可的违法建设行为；六是工商行政管理方面，依法处罚占用道路的无照经营行为或未在指定地点经营并影响市容等违法行为；七是法律、法规、规章规定的其他行政处罚权。可见，综合执法权涉及环保、公安、交通、城建、工商等各个工作部门，基本上集中了一个地方政府所有主要的执法权。但是，由于综合执法权不但范围大而且还没有相关的程序法规定，这样就导致综合执法变成城管部门的“自留地”。在处罚的决策和执行过程中，城管的自由裁量成为主流，而在做出处罚决定之后，又缺乏有力的救济途径，立法的真空是恣意行为的罪魁祸首。试想一下，没有约束的庞大权力，就相当于一个没有方向盘的重型卡车在市区中高速横行。据《南方都市报》报道，深圳市城管部门的一辆执法车，突然被深圳市某街道的城管执法车卡死。两名市执法队员当场亮出执法证，对方称他们假冒。言语不和之间，后者对前者拳打脚踢。事发后相关领导赶到派出所协调处理，连连声称：“这完全是一场误会”。如此的嚣张，城管连自己人都打，那么还有谁来管城管。 2.城管的组织缺乏法律定位既然城管集中行使的职权是多元的，这就必然牵扯到一个实务的问题———行政主体在实施职权的过程中以什么样的身份出现。目前我国宪法和行政组织法根本没有对城管部门的地位加以确认。因此，各地方城管的组织模式十分混乱，通常为以下几种：一是由地方政府直属领导的独立工作部门；二是由市容环卫管理部门领导和协调的独立执法主体；三是与环卫管理部门合署办公同属市和区两级政府领导。实际上全国范围的城管组织方式远不止这些。例如从决定主体上看，省级政府、甚至市或县级政府都可以自行设立城管；在级别上看，乡、县、区、市都有自己的城管建制(但中央政府则没有)；从身份上看，有的城管组织有行政主体资格，但有的则属于地方政府工作机构。组织上的混乱导致监管和救济方面的困难，自然会滋生暴力性的执法方式。三、 城管执法背后的矛盾分析 表面风光，可实际城管的日子并不好过。对于城市的市容环境卫生，领导指示必须要搞好，那么城管就必须要执行到位，否则就要失业；城市居民说要搞好，也必须搞好，否则被人家曝光会被人家骂。可是，城管的管理对象多数都是城市生活边缘人，在城里活下去是其底线，对他们进行处罚或强制，不但“执法效益”差而且人身危险性高。同时，因为其地位一直没有得到法律的确认，只要小商贩问城管一句：“哪条法律规定你可以罚我”，这就足以对城管构成毁灭性的打击，因为按照公法的基本原则———法无明文规定即禁止。立法缺失导致城管处在这样一个理不直气不壮的尴尬状况。一旦遇到阻力怎么办？那就只能诉诸暴力。在全国城管(执法)局长联席会议上，执行会长、秘书长罗亚蒙说“全国几十万城管人员大体分为两派”。一边是崇拜权力威力的鹰派，一边是强调温和执法的“鸽派”。“鹰派”往往认为：相对人不老实，对批评教育不是态度蛮横就是阳奉阴违，不用强硬手段无法执法。为了强化执法威力，鹰派不但提高“硬件”采购———开始装备有盔甲、盾牌、防割手套等装备，还从“软件”上进行升级。一本真名为《城管执法操作实务》的“城管秘籍”就是典型代表。作为某些城市城管执法的培训教材，此书理论性与实践性兼备，其中列举了怎样巧用、妙用暴力来对付抗法者。例如“要使相对人的脸上不见血，身上不见伤，周围不见人”；鸽派则认为，打骂不能解决问题，只能激化矛盾，要从人心入手，要尽一切可能要非暴力的方式执法。例如，在四川省遂宁市一位女城管劝告乱停车的人，不料这人从车上下来后就给了女城管一记耳光。女城管队员始终打不还手、骂不还口。实际上鹰派也好鸽派也罢，这种单纯的执法方式区分只是掩盖了更深层次的矛盾。“打人、掀摊、罚款、没收”到底能不能解决问题。2008年昆明市西山区城管清理占道经营，发现一名中年女贩占道经营，立即没收了其全部用具。该妇女立刻倒在机动车道上，不说不动长达一小时，城管人员见状只好送还三轮车。可在烈日下，该妇女还是不为所动。无奈之下，城管人员只好撑伞为她遮阳。可见，暴力执法的后果不是激起相对人的“硬”反抗就是向这位大姐一样的“软”反抗。“打不还手，骂不还口”也不能解决问题。重庆市出现所谓的妈妈城管，即聘用一些四十岁左右的妇女对违法商贩苦劝。她们顶风冒雨，挨骂甚至挨打是家常便饭。结果怎样？不但执法效果并不明显，反倒是执法队员由几十个人变成一个。这样的执法，尊严何在？实践结果说明，仅从执法方式上变化，不论是妈妈城管抑或女子城管都是隔靴搔痒。暴力执法的根本问题不是在于执法手段，而是法律的缺位。世界上很多发达国家没有城管也一样可以保证整洁城市环境。它们的诀窍就是依靠健全的法制。日本于1958年专门制订了《轻犯罪法》，并于1983年修正，其中规定了34项轻犯罪行为，例如公共场所对人动粗和恶语相向，破坏公共照明灯，妨碍水上交通，丢弃对人有危险的动物，插队，妨碍安静，暴露身体，学位、职务、资格等弄虚作假，乞讨，偷窥，吐痰和随地大小便，随便丢弃鸟兽死尸和污染物，妨碍别人通行等，以上触犯者可被拘留并被处以罚款。既然是犯罪行为自然由警察处理。日本警察根本不会暴力执法，因为相关的行政法律足以约束其行为。一旦升格为犯罪行为，就意味一旦受到处罚就要留有案底，违法的成本徒增。最令我们头疼城市“牛皮癣”也曾经在日本泛滥。但是日本政府并没有采取围剿游击队方式，而是，一方面通过《轻犯罪法》绝对禁止乱贴乱画，另一方面定期通过免费公告粘贴牌和小广告装订成印刷品的方式在社区发布。这么做既满足小业主的需求、也保护了城市环境、还保证了资源集中回收，可以说一举三得。可见，不文明行为本来是普遍存在的，但是通过令人信服的法律强制，加上人性化的疏导，“一手硬，一手软”让日本国民的素质堪称楷模。既然立法能够实现执法主体地位明确、职责清晰、监督有力、救济有效，那么我国法律为什么不对综合执法权和城管地位加以规制呢？其原因在于各方主体间存在巨大的利益鸿沟。这种矛盾与其说是小商贩与城管间的矛盾不如说是城市外来人与城市居民间的矛盾，或者更进一步说是生存权与发展权间的矛盾。一方面是小商贩为代表的城市边缘人要活命；一方面是以城管所代表的城市要向更发达阶段前进；一方面，是外来人要生存，一方面是城市人要面子。当整个社会处于转型期，城乡发展差距会不断拉大，会有越来越多的农村人口涌进城市，于是两种利益诉求发生了更加激烈的碰撞。要解决城管与小商贩的矛盾，就必须要明确一个基本问题———如何定位城市的属性，即城市的归属。如果承认城里人作为城市既得利益者是城市唯一的主人，那么城管作为城市管理的工具，就必须充当城里人利益的保卫者。如果城市所有权归属于城市现存的人，那么城管就必须变成不同群体间利益的平衡者。从法理与宪法上分析，答案很明显，生存权当然是优位的，一个人不论来自哪里都是中华人共和国公民，城市不可能是某一些利益阶层的专有物，外来人当然可以堂堂正正的在城市生活。但问题是城乡经济发展极度不平衡，有限的城市资源不可能为每个外来人都提供必要的生活条件。例如，建立免收摊位费的农贸市场完全能够缓解城管执法压力。但同一个城市地块，如果建设大写字楼、大饭店、大商场等能够提升城市硬件设施，从而改善城市人生活质量，同时还可以增加税收。反之，如果我们真的建立免费农贸市场还会产生多米诺效应———即城市周边的农村人口甚至临近城市周边的农村人口会大量涌入这个城市(因为很显然城里的生活要比农村优越)。到那时，有多少城市地块能够满足这么多外来人口？正是这种生存和发展尖锐的冲突直接影响了立法。立法机关迟迟不对城管进行法律定位，实际上也就是默许了城市的优先发展策略。所以，从根本上说，造成今天这种局面，不单单是城管一个部门的过错，各级人大、各级政府、外来人、城里人都有责任。和谐的综合执法，需要的是城市当中两种利益的代表坐下来，寻找双赢的方法，然后通过权力机关将这种利益划分进行法定化。不解决这个问题，即便换做哪一个部门行使综合执法权，其表现也会如同城管一样。至于执法环节，不论是城管还其他执法机关，都应该是“软硬”兼施。所谓“硬”，即执法的目标是刚性的，不能随意妥协或更改。同时，针对小商贩的不同行为区别对待：对于严重违法、屡教不改的要依据相关法律从严处罚决不姑息；所谓“软”，即对于初次违法、轻微违法的相对人要批评教育为主财产处罚为辅。执法的“软”与“硬”要相辅相承，“软”以“硬”为前提，“硬”以“软”为表现，才能达到行政目的和手段的平衡。[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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