医学与人文中医患关系的论文

当代医患关系哲学思考论文

一、当代医患关系性质的改变与医患利益共同体的分离

医学，无论是中医还是西医，一向是以服务于生命为宗旨的，客观地具有“善”的属性。从发生学角度看，医学起源于解救疾苦之“善”念。西方医学史上曾有：“减轻病患的痛苦的本能冲动是医学技艺起源的原因”［5］144这一观点。作为医学标志的“蛇仗”，意味着守护健康的向善志向。与此相同，中国医学史也认为由于面对“死于病”的人间苦痛，“圣人”兴发悲悯之情从而创建医药，促使医药学产生，“圣人悯之而医药兴”（《伤寒证治准绳》）。同时，医学的发展也是在“善”的力量推动下实现的。一部人类医学史，就是不断攻克疾病、维护健康、解救疾苦的历史。因此，在医学领域，维护健康、促进生命是一切价值的最终依据和标准。正是由于服务于生命的价值追求，自古以来，医学才得以享有崇高的荣誉。然而，在我国医学事业发展过程中，随着科学技术和市场机制不断深化其影响，医学的价值观念和宗旨出现了变化，这种变化深刻影响着医学性质，并强烈冲击着医患关系。

科学技术的进步，推动着我国医学事业取得了巨大的发展。客观地说，医学离不开科学技术，重要的是要将科技的位置摆正。而在科技力量的推动下，医学本身产生了对技术的过度依赖，出现了“科学技术万能”、“科学技术至上”等观念，以至于在我国医学发展进程中出现了“技术主体化”［6］1－4的趋势。这一趋势主要表现为“当代医学的一些技术，不是依从医学目的自身的需要，而是依从于技术自身想要做什么和能够做到什么，依从技术自身潜能能够实现的目标，技术因其发展而发展”［6］2，也就是说在医学发展过程中，技术引领着医学目的、规定着医学过程、塑造着医学性质，从而使得技术成为了医学的全部。其中，最根本的改变在于技术由手段变为目的，这使得一向以服务于生命为目的的医学，在价值方向上发生了转变，“善”的属性沦为“技术性”。在这样的医学背景下，技术成了衡量医学价值的标准，医务人员自然充满对技术的无限追求，在为患者诊治过程中，对技术的应用缺乏足够的审慎意识，甚至于盲目应用，这不仅导致医源性和药源性疾病增加，也使得误诊误治率上升。正如有学者指出的：“医学有时似乎由主要对发展它的技术能力感兴趣的精英领导，而他们很少考虑它的社会目的和价值，更不用说病人个体的痛苦”［7］11－12。传统中医文化认为“医乃仁术”，强调医学这一“生生之具”治病救人的作用。医学不应该是为了技术而发展技术，而应该始终将技术保持在“生生之具”的位置上。对于医术和患者的关系，中医认为是“病为本、工为标”（《黄帝内经》）的关系，意思是患者的生命是本，技术是标，技术是服务于生命的，医术必须基于患者的生命而使用，为和于生命而使用。相比之下，当代“技术主体化”的医学，变得“本末”倒置、“玩物丧志”，其结果是医学和技术形成具有一致过程和目标的共同体，反而将生命和健康从中分离出去。实际上，正是基于医学服务于生命的宗旨，医学和人类生命存在健康利益共同体的关系，医患才成为健康利益上的共同体。因此，当医学和人类生命的利益共同体分离之后，医患健康利益共同体就没有了内在依据，走向分离就是势所必然。

市场的本性是求利，医学的本性是向“善”，两者在性质上互相冲突。如果说技术主体化使医学偏离了“善”的价值方向，那么市场机制进入医疗活动则使医学的发展背离了“善”的价值方向。在我国，作为医学载体的医院，被推入市场化以后，在其管理和经营过程中，十分注重“利润”，市场逻辑主导着医院的生存和发展理念，受此影响，医患关系发生了性质上的改变，“现在病人往往被称为医疗保健的‘购买者’或‘顾客’，医生则被称为医疗保健的‘销售者’或‘提供者’。这样医患关系就被当做商品交换关系。”［8］36置身于其中的医务人员以“销售者”、“提供者”角色自居，因此，在医疗活动中“求利”意识凸显出来，甚至出现“拜金主义”的现象。可见，市场机制进入医疗活动之后，医患关系被简化、扭曲为一种经济关系，当经济关系主导着医患关系，医患共同体就会受到强烈的冲击，以至于出现在看病的“消费”过程中，病人花得多、医生就挣得多，病人花得少、医生就挣得少的普遍现象。如果说技术主体化导致了医患健康利益共同体的分离，那么医疗对利润的追求则使得他们由健康利益共同体变为经济利益对立体。

二、当代医患关系人文精神的失落与医患情感共同体的分离

医学的研究对象是“人”，而“人”是具有人文性质的，所以人文精神为医学所固有。医患关系是在医疗活动中形成的人际关系，医学观指导着医疗活动的整个过程，医学观念不同医疗活动的过程就不同，结成的医患关系就不一样。医学观念决定着医患关系的特征和类型，在某种程度上，有什么样的医学观念就会有什么样的医患关系。当医学观念具有人文精神时，医患之间就具有情感凝聚力。在传统整体性医学模式的指导下，医生会关注患者的心理和情感，如希波克拉底曾说：“我们必须知道疼痛是什么，为什么会有疼痛，并且对人造成了何种危害”［5］13。《黄帝内经》也有：“凡治病必察其下，适其脉，观其志意与其病也。”在这种医学观念中，“人”是完整的，其整体性被尊重。医生“既是肉体的医师，也是灵魂的医师”［5］18。同时，在医疗活动中，医患之间注重情感交流和联系，“医师与病人之间应亲密无间”［5］17，医生对病人应“笃于情”（喻昌）等。总之，传统医学观念保持着较为浓厚的人文精神，在医疗活动中，患者的精神需要被关注，医患保持着亲近感，基于治病恢复健康的共同目标，双方具有团结意识，能够真诚协作，在情感上是一个具有凝聚力的共同体［4］。

在1977年美国学者恩格尔哈特教授就提出医学模式应该由“生物医学模式”向“生物－心理－社会医学模式”转变，我国医学界也从理论上认可这种转变的必要性和重要性，但这种转变在医疗实践层面并未实现［9］337－340。也就是说，实际上，生物医学模式仍然主导着今天的医疗活动。在生物医学模式指导下，诊治过程是在“生物属性”的视域里开展并完成的，医生局限于患者的生物层面去探寻疾病及其治疗。患者的心理、感受和情感等得不到充分地关注，这样，疾病和患者发生了分离，疾病和人发生了分离，人的整体性被简化为“生物性”。在医疗活动中，“人很久以来就已经消失了并不停地在消失”［10］419，医疗由“人道主义”变为“病道主义”，逐渐“重病不重人”。同时，医学朝着追求实证化、客观化的方向发展，在这个过程中，医学经历“祛魅”淡化了对生命的敬畏之情［11］2，在诊治过程中医生为了更好地专注于他的“科学世界”，不仅对患者的疾苦少有关注，还与患者保持必要的情感距离。比如，按照现代医学的要求，在病历书写过程中，描述患者情况时要求杜绝使用任何主观性的词语，越客观越好，在这样的医学观念影响下，医学不仅没有了敬畏，也弱化了情感。医学认识上主客二分，表现在医患关系层面，即作为认识主体的医生和作为认识客体的患者成为主客二分的关系，彼此相互分离，患者成为医生的客观化、外在化的世界。在医患交往过程中，医生沉浸于“科学世界”、患者身处于“生活世界”，医患成为两个世界的人。不仅如此，医疗活动中大量仪器设备等技术化手段的介入，大大减少了医患之间的直接交流，面对面的交流在技术设备的介入中面前变得无足轻重，医患关系被“物化”。在医学被生物模式掌控，由自然科学引领，让技术手段干预的时候，“我们的治疗是机械的和非人格的，我们的医治者以拉开距离、冷静超然、关系正式并运用抽象概念为特征。”［12］可以看出，在医学不断地强化其科学技术性、削弱人文精神的发展过程中，由于医患之间被主客二分，情感交流的和人情关怀的缺失，医学的人性品质在下降，医学的人文精神在失落，使得原本应该具有亲密感情的医患之间彼此疏远，团结精神欠缺，合作性较低，内在凝聚力丧失，情感走向分离。

三、当代医患关系德性的削弱与医患道德共同体的分离

医学具有“善”的属性，它的最终实现离不开医务人员内在人性之“善”。虽然在我国医学发展史上，科学技术的推动作用是巨大的，医学离不开科学技术，但科学技术是一把双刃剑，如果没有了人性之“善”的指导，其作用就可能是“恶”的。因此，“善”的事业只能依靠“善”的力量给予保证。所以，德性是医学的根本性力量这一根本性力量表现在医患关系上，即德性是医患交往的主要调节力量。实际上，因为医学是“善”事业，与此相应，医患关系的本质是道德性质。其内容是救助者与被救助者的关系。只有以德性作为主要调节力量，这种道德性质才能得到保证，道德性质的医患关系才与医学本身相符合，医疗活动才得以顺利开展。自古以来，医学对德性、美德都极为重视。西方医学自希波克拉底开始就对医生的美德提出了十分全面的要求，强调“他的性格必须像个君子”［5］17西方大哲柏拉图针对医学美德也曾提出：“他们是用心灵医治身体，如果心灵原来是坏的或者变坏了，他们就不可能很好地医病了”［5］22。中医在对美德的要求程度之高，内容之丰富在世界医德史上都十分突出。中医认为“医乃仁术”，以“仁心”行医才能实现医术救人的功能“仁心”即救人之心、活人之心、不忍之心等，它尤其注重仁、智、廉、不欺等主要美德。传统医疗活动以内在德性为基础，在医患交往过程中以内在德性作为调节力量，医生会将患者的需求转化为自我的道德要求，对道德责任的承担是“由仁义行”而非“行仁义”，这样，医生认同并主动践行医疗活动的道德要求，患者信任医生的道德品质，双方形成了一个道德共同体。

随着医学的发展，医学由个体行医模式转变为团体行医模式，在道德上，由对“好的人”的侧重转变为“好的行为”的侧重，由对个体性美德的注重逐渐转变为对团体性规范的强调。在一定意义上，对规范的强调增强了道德的可操作性，并有利于实现道德要求的客观化和普遍化。这种强调是对医学的促进。但是，由此削弱德性、美德的作用，认为伦理学在医学领域关注的重点是“规范”［8］31－37，使得道德的内在性力量和外在性力量之间失去了张力，这势必会影响道德要求的践行。总之，道德作用的发挥需要在内在德性和外在规范之间保持必要的张力，并形成合力，道德建设需要“合内外之道”。道德规范作用的发挥是建立在内在德性基础上的，如果在医患交往过程中，单纯依靠道德规范的调节而失去内在德性的保障，那么道德要求就会沦为形式，患者对医生的信任就难以建立。实际上，在调节医患关系的形式上，我国医学事业不仅越来越倚重道德规范，还增加了法律和行政手段。这些手段的增加虽然是必要的，但如果没有德性做基础，很难取得实质上的成效。就法律手段来看，依靠法律约束医患双方，医生对道德责任的承担不仅会变得更为被动，而且会把注意力集中在如何保护自己的合法权益上。因此，“2002年举证责任倒置的规定，要求医生在医疗纠纷中要证明自己无过。这一点现在被普遍认为是过度医疗的开端，医生为了避免有一天对簿公堂时无法自证清白，用‘可做可不做的检查都做’的方式提早准备‘证据’。”［1］可见，没有内在德性的支撑，法律手段不仅不会达到预期效果，甚至会增加新的问题。国家卫计委要求（从2014年5月1日起）全国二级以上医疗机构，在患者住院24小时内，均须和患者签订《医患双方不收和不送“红包”协议书》，双方承诺不收、不送红包以及贵重的物品。虽然这一行政手段的效果如何还有待证实，但可以肯定的是无论是道德规范的要求还是法律要求、行政要求，这些外在要求如果没有转化为内在自我要求，其践行就不是必然的。在我国医学事业发展过程中，从对道德规范的侧重，到增加法律和行政手段，调节力量趋向于外在化和强制化，但削弱了内在德性的作用，最终外在要求和医生内在要求之间不能实现统一，其落实就没有保证。这样，在医患交往过程中，医生对道德要求欠缺认同和主观意愿，其对道德责任的承担就会是被动和消极，乃至于沦为形式，因此，患者对医生的道德品质就不能形成信任，医患道德共同体走向了分离。

四、当代医患关系局限性的弱视与医患生命共同体的分离

从生命的角度看，患者是生命需要救助的人，医生是救助生命的人，和谐的医患关系离不开医患之间关于生命的共识，这就是我们所谓的生命共同体。虽然医学在救助生命这一方向上的追求是无限的.，“医术造成健康是由于本性”［5］29，但表现在特定时期，医术的能力总是有限的。进一步看，医学虽然高扬“救死扶伤”的旗帜，但生、老、病、死的客观规律决定了死亡是不可避免的。因此，在现实中，医学总呈现为一门“有缺憾的艺术”。作为患方，基于医学的局限性，对不能治疗尤其是病人死亡的情况形成客观的理解和评价，对医患交往有深刻影响。但患方的正确认识离不开医学的引导。在传统医学史上，对于医学的局限性，医生是很关注的。据《史记》记载，因为医术高超，扁鹊在当时“名闻天下”，人们对他的评价是“尽以扁鹊为能生死人”，以为他能使“死人”复活，听闻这样的赞语，扁鹊说：“越人非能生死人也，此自当生者，越人能使之起耳”，“自当生”是医生努力的前提，“非能生死人”则是医生能力的限度。对医学的局限性表现得客观且清醒。因此，中医比较关注“死症”。如《黄帝内经》中说，“五藏已败，其色必夭，夭必死矣”（《素问·三部九候论》）。“死证”代表着生命危机的讯号，洞晓这一讯号，一方面可以救其于萌芽中，另一方面如果死亡已无法挽回，那就只好“顺天”以对之。所以，遇到不能救治的情况，如三国时期的名医华佗就会以实相告。与此相同，在西方医学史上，希波克拉底也曾明确指出“那些病入膏肓的人”，“医学无能为力”［5］15。

在科学技术的推动下，医学在发展过程中将很多“不能”变为“能”，医学能力持续增强，这种发展趋势甚至使人类具有了“上帝”的能力，充当起“上帝的角色”。在医学凯歌高奏、能力巨大的时代背景下，人们习惯了医学之“能”，以至于忽略了医学本身永远存在“不能”。在医疗活动中，医学遗忘了谦虚，医生也往往傲慢。由于医学对自身局限性认识变得弱视，欠缺对患者的正确引导，人们对医学能力的要求和期望拉高，以至于“现代人已无法接受死亡了”、“因为他或她觉得自己在这样一种状态下死去实在是不应该，怎么如此发达的医学科技就治不好自己的病呢？”［13］655这种认识带给医患交往很深的隐患。在今天的医疗活动中，当患者死在医院时，往往成为医患产生冲突和纠纷的导火索。“患者无论得到多么好的治疗，如果没有治好要走向死途，那么绝对是不甘心的；而患者家属在患者去世后总要把怒火集中投向医生与医院，绝不肯接受这样的后果”［13］655。患者的这种认识和态度固然是医患信息不对称的表现，但从医学角度看，则反映出强化对医学局限性认识的重要性。客观评价医学能力，可以推动人们正确理解死亡。而在医学对其局限性弱视的背景下，由于欠缺对患者关于医学能力客观评价的引导和教育，患者不能正确理解医学“不能”的情况，医生和患者在对死亡的认识上欠缺共识，导致了生命共同体的分离。

综上所述，我国现代医患关系的问题是医患共同体的分离，因此，缓解医患关系紧张的发展趋向，进而构建和谐医患关系，实际上是医患共同体的重建。如果说，医患共同体的分离是医学偏离了其本身的结果，那么重建医患共同体，实际上是医学向其本身回归的过程。这个过程的完成，至少需要医学回归“善”的属性以此重建医患利益共同体。需要医学大大提升其人文精神，以此使医患重回情感共同体。需要医学强化对德性力量的重视，以此重建医患道德共同体。需要医学客观面对其局限性，引导人们的死亡观念，以此实现医患生命共同体的重建。此外，需要注意的是，医患共同体应该是在医患“主体间性”（胡塞尔）基础上的重建，不能以共同体的统一性、整体性取消医生的独立性，尤其是在当前医生的人身安全屡遭危险的情况下，更应关注医生的合理权益。这应该成为医患共同体重建的一个原则。

谈谈医学的人文性论文

在个人成长的多个环节中，大家肯定对论文都不陌生吧，论文是我们对某个问题进行深入研究的文章。你知道论文怎样才能写的好吗？下面是我为大家收集的谈谈医学的人文性论文，供大家参考借鉴，希望可以帮助到有需要的朋友。

一个时期以来，医学的人文教育不断遭到社会的关注，医学和医疗成为人们关注的焦点。目前，人们的生死水平进步了很多，对安康和保健的需求也在不时进步，所以关于医疗和保健工作的请求也在进步，医患关系曾经发作了基本的变化。新时期的医患关系怎样谐和和融洽，是医学人文性的研讨目的。以人为本、以公平为基准，正确处置医学的人文教育问题，是医学教育工作者必需认真看待和研讨的问题。下面结合本人的工作谈谈医学的人文教育问题。

1、医学人文教育的现状

长期以来，由于我国医学教育的体制决议了医学教育没有把人文教育放在重要位置，所以医学教育不断过火注重医疗技术的教育，而关于医学教育的人文性相对无视了。医生作为一个职业，请求从业人员要把医疗技术和医生职业道德结合起来。医生这个职业请求理论和社会活动相统一，医生的'职业技艺是经过医学教育而取得的，教育是医生医学行为和医疗理论的根底，因而医学教育应该是医疗肉体和人文肉体的统一和交融。

但是在我国的医疗体制中，一度曾经是科学主义的盛行，传统的医学形式招致医学的人文性持久丧失。直接结果是医患关系僵化，医疗纠葛频发。医务人员的拜金主义招致医疗糜烂现象严重，社会言论及其不好。处理的方法除医院增强管理外，还应该把留意力放在医学教育上，也就是医学院校的教育上。但是我们看到很多医学院校在口头上十分注重，实践上仍然是技术第一。没有真正把医疗人文性放在重要位置。医护关系的融洽没有得到基本注重，人文课程开设的很少。起不到应有的效果，课时数缺乏，授课效果不好，都影响了人文性在医学教育中发挥。

2、产生问题的缘由剖析

医学人文教育的现状不是一个很容易处理的问题，应该供认，很多医学院校的师生都在积极努力改良这种场面，但是由于体制的缘由，不断没有更好地处理。在教学与学科建立中，仍然有很多矛盾存在，医学人文教育滞后于医学开展速度飞快之间具有矛盾。产生这种问题的缘由是多方面。首先是学校的师资力气单薄，那些具有一定涵养和学识；具有高尚师德和任务感的老一辈逐步退休，重生代的教师无论在哪一方面都存在着很大的差距。从事人文教育的人才越来越少，没有构成梯队和范围，并且在工作中也没有真正发挥重要作用。很多教师仍然以为专业课更重要。同时学校没有相应的政策和制度进行约束和鼓舞，比方医护专业的教师没有转换为人文学科教学，人文学科的教师也没有转换为医护专业。由于评职升级等都请求有实验课题，所以很多教师为了本人的切身利益，而别破放弃人文课程的教学。

另一方面是来自学校管理方面，决策层没有把人文学科的教学放在重要位置，没有给予相应的注重。以为这方面不是学校开展的主要内容，关于学生就业的影响不大，不会影响学校的可持续开展。至于工作后的状况，由4用人单位担任。这样的办学理念，也是招致人文教育边缘化的主要要素。

比起医学技术的研讨，医学人文性研讨的深度和力度都相对要单薄一些。从事这种研讨的人员不多，深度不够，难以构成大的影响，特别是对医疗行业的开展。在医学教育的理论中，教师上课好像纸上谈兵，没有结合详细的理论，严重脱离实践，单纯的口号和说教，关于今天的在校学生来说，曾经不能发挥教育作用。没有结合我国的国情，一味强调国际化的医学伦理脱离我国的国情，招致人文科学开展严重滞后的场面。

医学人文课程设置不合理，固然学校开设了课程，但是与目前社会的实践需求相比，学校在这方面的注重水平还显得单薄。从教材的编写到课堂教学的施行，都显得那么单薄和不契合社会实践。不能使学生遭到应有的人文学教育，关于今后的职业生活不会产生太大的积极影响。

3、增强医学人文性的战略

立足课堂

课堂是对学生施行人文教育的主阵地，构建合理的人文素质教育课程体系，是保证医学教育人文性的有力措施。这类课程主要让学生树立对人、社会、自然和本身的正确认识和正确态度，构成正确的人生观和价值观，构成完善的人格。在教学中引导学生尊重生命及其开展规律，正确认识生命与安康的价值，同时尊重人和人的权益，正确认识和处置医护关系。从而构成学生的护理才能。发明条件让学生尽早接触病人，走向社区和医疗机构，与实践工作结合起来进行教学，培育医学生的职业认同和义务感；使学生进步社会义务感；努力进步本身职业道德素质和整体素质。在各种学习办法中，注重实效性和科学性，充沛发挥学生学习的客观能动性和教师教学的引导性，是医学人文教育课程落实到实处。

充沛发挥校园文化的作用

发明一个良好的学习环境，让学生在合适的环境下学习和生长，在与环境的接触中学生不时地解读其中的价值寓意，充沛享用高尚的文化和积极进取的学习生活。校园文化负载着整个学校的教学管理，学生管理。而且这种管理影响着学生的行为、性格开展。一个学校有义务为学生创设一个民主、严谨、以人为本的学习环境，并营造出富有生气的校园文化。校园文化具有凝聚力、向心力和生命力的特征，是一种群体的共同价值、理想和情操的表现，优秀的校园文化能使学生具有归属感，构成安康向上的心态。所以学校的校训、校风、校歌、校徽等都是校园文化的详细表现。充沛发挥学生艺术团及各种以科技文化活动为目标的学生社团的自我教育作用，在活动的展开中，培育学生的协作才能，沟通才能，进步学生的综合素质，开辟视野、增长才干、加强科学人文素养。

做好学校医学人文教育，是时期开展的需求，是学校完成可持续开展的需求。更是替学生将来职业生活着想的需求，应该从决策层到任课教师，都给予人文教育应有的注重。从课程设置到教师的装备，从社会理论到校园文化等方面，齐抓共建，推进医学人文性教育的安康开展。

临床医学硕士研究生人文医学素质培养论文

摘要： 根据当前医患关系及临床医学硕士专业学位研究生培养现状，建议从加强人文医学执业技能教育、促进人文医学素质培养与临床实践的紧密结合、建立人文医学素质培养评估体系等方面着手，提升临床医学硕士专业学位研究生人文医学素质。

关键词： 人文医学素质；临床医学；硕士专业学位研究生

与其他专业硕士研究生不同，与本科毕业后直接参加工作的住院医师也不同，临床医学硕士专业学位研究生可以在3年内完成研究生学习和住院医师规范化培训。结合国家住院医师规范化培训制度建设，进行临床医学硕士专业学位研究生培养模式改革试点，探索临床医学硕士专业学位研究生教育与住院医师规范化培训有机结合的人才培养模式（也称并轨模式）[1]。人文医学素质培养是并轨模式中一个值得关注和探讨的课题，对在3年内培养出既具有较强临床实践能力、较好临床应用能力，又具有良好学术资质、合格临床实践从业资质的高层次应用型医学人才有着重要意义。

1并轨模式对研究生素质要求提高

强化临床实践能力培养，要求研究生坚守临床一线

2013年12月31日，国务院7部委联合发布《关于建立国家住院医师规范化培训制度的指导意见》，提出建立国家住院医师规范化培训制度，要求到2020年所有新进医疗岗位本科及以上学历临床医师均应接受住院医师规范化培训。住院医师规范化培训是临床医师成长的必由之路，建立住院医师规范化培训制度是加强临床医师队伍建设的一项重大基础工程，是深化医疗改革和医学教育改革的重大举措，是提高医疗服务质量和水平的根本策略。临床医学硕士专业学位研究生在入学的同时也成为了一名住院医师，在校期间需要参加并通过执业医师资格考试并注册，还需要参加并通过住院医师规范化培训结业理论考试和实践考试。成为住院医师意味着真正开始与患者接触，体会医患沟通全过程，进入医患沟通的实操阶段。一方面住院医师是医院一线大夫，与患者接触较多，接触时间较长，工作量较大；另一方面由于初进医院，也存在适应医院环境、与各方磨合的过程。因此，在医德医风、医疗政策法规、临床实践技能及专业理论知识、人际沟通交流等方面急需培训与指导。

加强科研能力培养，要求研究生保证学术水准

在接受严格的住院医师规范化培训的同时，研究生需要通过面授、网络授课和自学等方式掌握医学前沿理论知识和科学的临床思维方法，掌握临床研究的'基本方法，完成一篇具有硕士专业学位水平的学位论文并发表，通过学位论文答辩等，以提高其科研水平。

培养高层次适用型医学人才，要求研究生具备良好的人文医学素质

如何在繁忙的临床一线工作中、在高水准的学术研究中、在3年获得4项证书的学习节奏中，形成良好职业道德、培养正确学术风气、构建和谐医患关系，是临床医学硕士专业学位研究生培养与住院医师规范化培训并轨模式中一个亟待深入研究的课题[2]。住院医师规范化培训明确规定要进行包括人际沟通交流在内的医疗道德作风、临床实践技能、专业理论知识、医疗政策法规等全面的医学素养培训并要求坚持医学人文教育的根基不动摇。人文医学执业技能是医师执业的重要技能[3]，国际上对执业医师要求除掌握医学专业知识与技能之外，还必须具备人文医学执业技能。在国外要想成为一名执业医师，人文医学执业技能培养是必修课程之一。根据卫生部《关于加强卫生行业作风建设的意见》，依照《医务人员医德规范及实施办法》和《专科医师/住院医师规范化培养标准总则》，中国医师协会制定了人文医学执业技能培训体系，旨在通过培训及量化考核，达到提高医师人文医学执业技能的目的。

2医学生人文医学素质培养与临床实践不同步

本科教育阶段理论学习与临床实践不同步

医学院校大多都设置了医患沟通课程，包括理论课和见习课，内容涵盖医学标准、医疗法规、医患沟通技巧及医患纠纷处理基本方法、问诊、交代病情和术前谈话等。从近年的医学教育实践及学生反馈来看，医患沟通理论课或见习课所讲述的案例都来源于临床实践，而学生并没有直接接触临床工作，缺乏直接与患者沟通的经历，因此在听课时对所讲述的临床情景并不熟悉，这使得医患沟通课程教学效果不能得到充分体现。学生进入临床实习后可以进行医患沟通实操，而临床实习阶段并未设置相关教学内容。

研究生教育阶段缺乏专门的人文医学技能培训

研究生教育阶段设置了临床综合素质训练及临床通用技能训练等课程，但没有专门的人文医学技能培训课程。临床医学硕士专业学位研究生在入学的同时就成为住院医师，开始为患者服务，人文医学素质必不可少[4]。好的医生是治疗疾病，而优秀的医生是治疗患病的人。一个专业精深的医生，并不一定具备科学的价值观、职业化的服务态度、人际沟通能力、医疗工作管理能力及团队合作精神、心理适应能力。而这些能力不只关系到医生个人发展，更关系到患者治疗效果及医患关系的良性循环。目前医患关系紧张有诸多原因，其中医务人员人文素质缺乏是重要因素之一。

3培养人文医学素质的方法

提高人文医学执业技能

将人文医学执业技能培训体系应用于住院医师规范化培训，通过社会调查（门诊、病房、社区）、案例分析、角色扮演、标准化病人教学（SP教学）和门诊（床边）教学，就住院医生如何与患者及其家属建立良好医患关系，如何与患者达成一致治疗方案，如何更好地化解医患矛盾，如何向患者告知坏消息等内容进行系统化培训。

人文医学素质培养与临床实践同步

在临床实践中进行人文医学素质培养，并反复进行从理论到实践的训练，有助于提升住院医师人文医学素质[5]。调查住院医师进入工作岗位2个月内的医患沟通实际情况，例如“医患沟通之你我他”“我眼中的医患沟通”“我遇到的医患沟通之喜与忧”等，将收集的案例交给授课及培训教师，由教师在“人文医学素质培养小讲座”时间进行案例解析和点评，进行针对性的人文医学执业技能培训。住院医师再将所学技能运用于下一阶段临床实践，检验学习效果[6]，培训每两月1次，连续12个月。经过多次循环，不断提升住院医师医患沟通技能和人文医学素质，减少医疗纠纷，促进医患关系和谐发展。

建立人文医学素质培养评估体系

鉴于医患沟通技能对改善医患关系的重要性，医学教育者十分重视医患沟通能力评估[7]。在岗前培训、工作满6个月、工作满12个月时采用SEGUE量表评价培训结果。SEGUE量表对住院医师沟通能力评估包涵以下内容：态度（自我感知的态度、对技能重要性的认识）、知识、技能（面谈技能、交流技能、告之坏消息技能）和素养（职业压力、同情）等。国家住院医师规范化培训制度是提高我国医师队伍素质的治本之策，为住院医师职业发展打下基础，对提高我国医疗水平意义重大。临床医学硕士专业学位研究生培养与住院医师规范化培训并轨模式是当前高级医学人才培养的必然要求。为培养高学历高素质的合格医师，必须将人文医学素质培养贯穿并轨培养始终，强化人文医学执业技能培训，提高医患沟通能力，为住院医师可持续发展打下基础，构建和谐医患关系。

参考文献：

[1]汪玲.临床医学专业学位教育综合改革的探索和创新[J].学位与研究生教育，2012（10）：12-13.

[2]马涵英，周玉杰，张维君.研究生医患沟通素质培养的探讨[J].卫生职业教育，2010，28（12）：132-133.

[3]曹永福，张晓芬，杨同卫．论医师的人文执业能力及其培养[J]．医学与哲学，2009，30（6）：9-12.

[4]王锦帆.医患沟通学[M].北京：人民卫生出版社，2006.

[5]曲波.加强人文素质教育培养新世纪合格医学人才[J].中华医院管理杂志，2007，23（2）：98-100.

[6]耿拔群.卫生职业教育中医学人文教育的几点思考[J].卫生职业教育，2009，27（12）：19-20.

[7]AmmentorpJ，MainzJ，SabroeS．Communicationinhealthcare[J]．UgeskrLmger，2006（168）：3437-344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