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古籍图像研究论文

中国古籍版刻插图艺术 古人著书立说，重视图的作用。“左图右书”、“左图右史”、“文不足以图补之，图不足以文叙之”，图文并茂，相辅相成，是中国书的一个优良传统。 中国历代刻印的书籍汗牛充栋，浩如烟海，其中不少附有精美的插图，这不仅是一份宝贵的历史文化财富，也是研究古代政治、文化、民俗的生动材料。 一、中国古籍版刻插图的起源与出现 中国的古书，以其生产形式而言，大致可以划分为写本书和印本书两个时代。在汉代以前，人们将书抄写在竹简、木牍等天然载体或缣帛等丝织品上。1942年，湖南长沙战国楚墓中出土一件帛画，上绘彩色图像及类似金文的说明文字，四周绘十二神像，象征十二个月，是我国帛书插图中的较早遗存。 所谓版刻插图，就是指用雕版印刷的方式取得的画稿复本。雕版印刷术也称整版印刷术，即指将文字或图画反刻在一整块木板或其他材质的版上，然后在版上加墨刷印的方法。这种方法，可以大批取得插图画稿复本。由于古代书版以梨、枣木为主，故这些插图，都是版画，也称为木刻画。 雕版印刷术发明之后，最先应用于佛教经籍插图的刊刻。唐代著名的高僧玄奘法师，就曾雕印佛像普惠四方。唐末冯贽《云仙散录》卷上引《僧园逸录》说：“玄奘以回锋纸印普贤像，施于四方，每岁五驮无余。”可见其数量是不少的。现存较古老的版刻插图艺术品，为1953年在成都市东门外望江楼附近唐墓中出土的《陀罗尼经咒》。此件发现于墓主臂上所戴银镯内，上刻古梵文经咒，四周和中央均印有小佛像。据考，当刊行于唐肃宗至德二年（公元757）之后。 唐代版画遗存中，另一件更为重要的作品，是唐咸通九年（公元868）刊印的《金刚般若波罗密多经》扉页画。此件为一个长约16尺的卷子，由六页纸粘缀而成，卷端绘《祗树给孤独园》图，全图纹饰华丽，布局稳妥，线条运用纤柔中见劲挺，是雕版技艺已臻成熟的佳作。卷末有“咸通九年四月十五日王玠为二亲敬造普施”刊记，是世界上现存最早的有确切刊印日期题记的版刻插图艺术品和佛教版画名作。中国以版刻形式为图书印制插图，比欧洲早了至少五百多年，此图就是我国早期版刻插图中最负盛名的杰作。 唐初诸帝，多采取儒、佛、道三教并重的政策，佛教发展很快。女皇帝武则天改唐为周，借用《大云经》为女主受命于天的符谶，声称她的“龙兴”本是佛的预言，更是大兴佛教。当时造像建寺，遍于国中；士民刊施经卷，蔚为风气。由此而言，当时佛教版画的锓梓，数量必多。只不过因为年湮代远，唐代印品少有留传于今日者。加之唐会昌五年（公元845），唐武宗下诏灭佛，经卷刻版，皆付劫灰，传留至今的佛教版刻插图，才如吉光片羽，难寻难觅。但根据文献记载和现存实物看，初步可以肯定，中国雕版印刷术发明之后，首先在佛教经籍的印制中得到最广泛的应用，佛教题材作品，也成为中国版刻插图艺术史上最早出现的品类。 二、承先启后的五代、宋、元插图 继唐而起的五代，是中国历史上大动荡、大分裂、大混乱的时代，也是艺术史上的一个相对衰败期。但唐代开创的版刻插图艺术，却在动乱中取得了不小的进步。 五代遗存的版刻插图作品，题材仍只有佛教一种，数量亦如凤毛麟角，但和唐代相比，还是多一些了。其中最值得一提的，就是《大圣毗沙门天王像》和《大慈大悲救苦观世音菩萨像》。二图皆刊印于后晋开运四年（公元947），后者题记有“归义军节度史检校太傅曹元忠造”字样，下有刻工雷延美署名，是现存最早一幅刊刻时间、地点、刊施人、刻工姓名一应俱全的版刻插图作品；前者则为现存最早的一幅版刻插图观音像，说明虽然都是佛教艺术品，但在题材选择上，远比唐代要丰富得多。 公元960年，北宋王朝建立，经过南征北讨、削平群雄，国家复归统一。宋朝重视文治，雕版印刷术全面发展，版刻插图艺术也取得了长足的进步。 宋代版刻插图艺术遗存，仍以佛教内容为主。其中如宋太宗时刊《御制秘藏诠》插图四幅，是现存最古老的山水画版画；雍熙年间刊《弥勒佛像》、《文殊菩萨像》等四图（现存日本），皆是精品；《大随求陀罗尼曼荼罗》、《大随求陀罗尼咒经》等，也是举世闻名的遗珍。他如南宋临安刊行的《文殊指南图赞》，图版置版面上方，是现存最早的大型佛教插图组画，也可以说是传世历史最为悠久的连环画作品。南宋建安余氏勤有堂刊本《列女传》，更是值得大书特书的作品。徐康《前尘梦影录》就评论说：“绣像书籍以来，以宋刊《列女传》为最精。”本书上图下文，版式与《文殊指南图赞》相类。 与宋对峙的辽、金、西夏，都是我国少数民族建立的政权。它们在版刻插图这一艺术领域，同样取得了骄人的成就。如辽国都城燕京，就是北方佛教版刻插图艺术的一个重要创作地点。1974年7月，在山西省应县佛宫寺释迦塔内，发现了大批辽代佛教经卷刻本，其中所附插图十余幅，幅幅都是精品。金朝刻大藏经《赵城藏》（又称《金藏》）扉画，雕版严整有力，深沉浑厚，背景简洁明快，人物个性鲜明，是佛教版刻插图中不多见的佳构。 从上文所述，不难看出五代、宋及辽、金的版刻插图，无论在雕镌技艺、雕工队伍、绘制地域，还是在表现内容和手法上，进步都是明显的，为版刻插图艺术在以后的大发展打下了良好的基础。 元代，也是我国雕版印刷史上的一个重要时代，元刊书籍插图比两宋不但毫不逊色，而且又有进步。就宗教版图而言，元代完成的《碛砂藏》，扉画严整工丽，远出宋刊之上。更重要的是，中国不少品种的书籍插图，是在元代才开始出现的。如元刊《西厢记》是现存最早的戏曲插图，《全相平话五种》是最早的平话刊本插图，《事文广记》为类书有图之始，这都是版刻插图艺术史上值得大书特书的事。因此，宋元是中国版刻插图艺术史上承先启后、继往开来的重要时代。 三、璀璨夺目的明代插图 明朝，中国图书出版业全面发展，刻家林立，坊肆蜂起，版刻插图艺术也随之进入了兴旺发达的黄金时代。其特点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百花齐放，空前繁荣，是明代版刻插图的第一个特点。经过唐、宋、元几个朝代的探索，到明代，版刻插图艺术不仅在制作地域上空前扩大，而且逐渐形成了建安、金陵、新安三大艺术流派，其他如武林、苏州、吴兴等地的版刻插图，亦各具特色，环绕在三大流派周围，如群星拱月，呈现出一派勃勃生机。各流派、地区版图争妍斗艳，而又互相交流、促进，为中国版刻艺术向更广阔的天地发展，提供了很好的条件。 形式多样，各擅胜场，是明代版刻插图艺术的第二个特点。这主要表现在插图形式除宋、元的单面方式、上图下文方式外，又出现了双面连式、多面连式、月光式等诸多类型，为画家随类赋形，提供了充分的选择余地。 由稚拙无华到精丽繁缛，是明代版刻插图艺术的第三个特点，也是其艺术风格上的最大特点。一般来说，早期的建安、金陵派插图，具有粗犷质朴的民间艺术草创风格。自徽派版画崛起，绘必求其细，工必求其精，逐渐成为明代插图艺术的主流，建安、金陵等地版画亦向其靠拢，与其融合，汇为一体，使中国插图艺术更加璀灿夺目。这大抵是因为明万历中晚期之后，有大批文人学士参加到插图的创作中来，使插图不仅仅是图书的装帧、文字的图解，而且也是文人案头的清玩。知识分子的加入，对提高插图的社会地位，促其在质与量上产生飞跃，起到了决定性的作用。 插图艺术队伍专业化，是明代版刻插图艺术的第四个特点。明代插图艺苑，留下姓名的画家极多，如汪耕、汪修、蔡冲寰、何英、卢霞子、熊莲泉、张梦征等，都是一时名家。这些人辛勤耕耘，留下了难以数计的作品，如今天尚能见到的王文衡作品，即不下数十种之多。一些脍炙人口的大画家，如唐寅、仇英、钱谷、丁云鹏、陈洪绶等，也为插图绘制画稿。明代刻工，更是多如繁星。如徽派刻工的主将——安徽歙县虬川黄氏刻工，见于《虬川黄氏重修宗谱》著录的，就有近三百人。他们父子世业，兄弟相传，而且流寓南北各地，对徽派版刻风范的传播做出了卓越贡献。其他如旌德鲍承勋、郭卓然，武林项南洲，吴兴汪文佐， 金陵刘素明等，皆是一代名工圣手。这样一支庞大的刻工队伍，成为明代版刻插图艺术大发展的人才基础。 技法上精益求精，突飞猛进，是明代版刻插图艺术的第五个特点。建安、金陵两派的早期插图作品，技法上仍略显粗糙，手法也变化不多。徽派崛起后，这一情况得到了彻底的改善，点染皴擦，无不运用自如，出神入化。同时，刻工们还注意从理论上进行总结，如陆禹九抄录的徽州刻工传授口决：“木板雕画不稀奇，功夫深来心要细。若要双刀提线稳，多看多刻生巧艺。多看多刻还要想，刀刻件件样样巧。武功只有十八般，雕工难处学到老。执刀自有执刀理，刷印本领有高低。□□□□大喜事，先刻人来刻山水。”言简意赅，本身就是一篇有关刻事的教科书。 发扬蹈历，推陈出新，是明代版刻插图艺术的第六个特点。这里最值得一提的，就是把套版印刷技术和版画艺术结合起来，出现了彩色版画套印术。最初，为获得彩色图版，采取的是在一块版上，根据图画内容，分别涂上不同颜色，覆纸一次印刷的方法，称单版涂色法。这种方法，在元代就有了。在此法的基础上，或者说在它的启示下，明时出现了将彩色画稿按不同颜色分别勾摹下来，每色刻成一小版，分版分色，逐次逐色套印或迭印的方法，即为套印。因其版形如餖钉，又称“餖版”。后来，又发明用凸凹两版嵌合，使纸面拱起的方法，使画面富有立体感，称为“拱花”。套印出的插图，色彩艳丽，浓淡得宜，阴阳向背之间，几可乱真。明朝不少画谱插图，如胡正言刻《十竹斋画谱》，吴发祥刻《萝轩变古笺谱》，就都是个中精品。 当然，明代版画，尤其是晚明版刻插图作品，也有不尽人意之处。如过于强调繁缛细密、富丽工致，有时看上去，反不如早期版画来得痛快淋漓、意趣天成。公式化、程式化的表现手法，也制约了它的发展天地。但瑕不掩瑜，无论从数量上还是质量上， 明代插图都代表了中国古代插图艺术的最高成就，在全世界也处于领先地位。即使和以精细著称的西洋铜版插图相比，在总体上也是有过之而无不及的。 四、由盛转衰的清代书籍插图 清朝入关后，采取了极端专制的文化政策，禁书焚书，文网苛密，屡兴文字大狱。读书人为避祸，多沉溺于断简残编，孜孜于考据之学。“城门失火，殃及池鱼”，明代蓬勃发展的版刻插图艺术，也由此而逐渐衰落下来。 清代版刻插图艺术的衰落是有一个过程的，并非朝夕之间便一蹶不振。清初，承明余绪，仍有一些精美作品出现，如旌德鲍承勋所刻《扬州梦》、《秦楼月》等戏曲剧本插图，精丽典雅，被认为是徽版的殿军；四雪堂刊《隋唐演义》、《封神演义》，古吴三多斋刊《古今列女传演义》，以及《笠翁十种曲》等，均不逊兴盛时期的徽版名作。一些著名的刻工，如黄顺吉、刘荣、汤尚、汤义、蔡思璜、谭一葵等，亦不负名工之誉，使版刻插图在清乾、嘉之前，仍出现了短暂的繁荣。 清朝最先衰落下去的插图品类，恰恰是最受民众欢迎、明代最为兴盛的小说、戏曲作品插图。此类作品，历次禁书都首当其冲。康熙五十三年（公元1714），康熙皇帝就曾下谕：“治天下必先正人心，厚风俗。要正人心，厚风俗，必需崇经学。所有小说淫词，应严禁销毁。”在这种情况下，小说、戏曲类书籍插图自然也难逃厄运。乾嘉之后这类作品鲜见有精美可观者，其因盖出于此。 其实，清统治者仇视的是对大清朝不利的文献图籍，而不是插图艺术本身。相反，插图以其直现性、形象性，恰好可以作为对“圣朝”歌功颂德的工具。因此，在清政府组织刻印的图书中，多附有精美插图。清政府刻书，多由武英殿提调，这类图书的插图就被称为殿版画。其中如《御制耕织图诗》、《圆明园诗图》、《避暑山庄三十六景诗图》、《墨法集要》等，都是殿版画的代表作品。殿版画多细笔皴擦，工致娟丽，章法多变，印刷质量均为上乘。内廷刻书如此重视插图，为前朝所无。但同样因为供奉内廷，片面追求谨严工稳，这些作品又不如民间作品灵动飘逸，意趣天成。在统治者对戏曲、小说类作品的高压政策下，清朝民间版刻插图中的两大品类——人物画和山水画，却得到了长足的进步。人物插图中的《凌烟阁功臣图》、《无双谱》、《晚笑堂画传》，以及《水浒全图》、《三国画像》等，都是这方面的佳构。明末政治黑暗，文臣昏愦，武将懦弱，终至亡国。汉族知识分子希望有古贤臣名将那样的人物出来扭转乾坤，重整山河，清前期人物画的发达，和这种心态多少有关。 清朝的山水插图（主要是方志图书中的插图），取得了前所未有的辉煌成就。大画家萧云从绘《太平山水图画》，笔力凝重，气氛沉郁，所寄托的亦是明季遗黎对故国佳山秀水的哀思，具有强烈的民族主义和爱国主义气息，在古代山水插图中，可称前无古人、后无来者。清朝诸帝喜游幸，绘有《南巡盛典》、《西巡盛典》等多种插图，上有所好，下必甚焉，故清山水记游之类的图书插图极富，成就斐然。方志中的插图，多少也与此有关。但这些插图，多受殿版影响，《太平山水图画》中的磅礴之气，无从见到了。 明代发展起来的套版彩印插图，到清代亦有佳构。清康熙年间沈因伯刊行的《芥子园画传》，“一幅之色，分别先后，凡数十版，有积至逾尺者”，至今仍被奉为画学的圭臬。《西湖佳话》卷首冠佳景十图，为金陵王衙彩色套印本，图画富丽精工，亦为套印书中的大观。 清嘉庆之后，版刻插图中的突出作品不多，除少数人物图传类书籍和记游类书籍插图外，可称述者寥寥，技法上亦少见突破。 尚值一提的是，清光绪年间，西方石印术传入中国。石版印刷对印制图画便捷省力，成本低廉，很快取代了版刻形式，成为印制图书插图的主要方法。晚清石印图书极多，图亦精丽，虽然这已不是木刻画，但在技法和构图上，仍在一定程度上因袭着版刻插图的传统，依然是弥足珍贵的文化遗产，但已非本文论述范围，故不赘。

雕镌天花乱坠的世界 辛德勇 2011-3-23所谓“天凤三年鄣郡都尉”砖铭文与秦“故鄣郡”的名称以及莽汉之际的年号问题（上） 辛德勇 2011-3-7题天一阁旧藏明刻本《天台集》 辛德勇 2011-1-13补谈所谓“匆匆不暇草书” 辛德勇 2010-12-8金匮石室与残砖断瓦 辛德勇 2010-11-17唤起废墟遗址中酣睡的文化性灵 荣新江 2010-11-15关于契丹小字《耶律糺里墓志铭》的若干问题 刘浦江 2010-10-12祖宗之法：再论宋太祖誓约及誓碑 刘浦江 2010-10-12说阜昌石刻《禹迹图》与《华夷图》 辛德勇 2010-8-24掩映之间——宋代尚书内省管窥 Deng Xiaonan 2010-5-21出土材料与唐宋女性研究 Deng Xiaonan 2010-5-21The Soviet Impact on Gender Equality in China in the 1950s' Zang Jian 2010-5-7Further Remarks Sogdians in the Western Regions Rong Xinjiang 2010-5-7Newly discovered Chinese-Khotanese Bilingual Tallies Rong Xinjiang 2010-5-7On the Dating of the Khotanese Documents from the Area of Khotan Zhang Guangda and Rong Xinjiang 2010-5-7The Name of the So-callde Tumshuqese Langguage Rong Xinjiang 2010-5-7草原地带の突厥石人から见た东西文化交流 Wang Xiaofu 2010-5-7近世以後における中国都市形态史研究 Li Xiaocong 2010-5-7The end of the Five Virtues theory：Changes of traditional political culture in China since the Song Dynasty Liu Pujiang 2010-5-7契丹名、字研究——文化人类学の视点からみた父子连名制 Liu Pujiang 2010-5-7近年における北京吴简研讨班の主要成果につぃて Luo Xin 2010-5-7中国古地図の再会——台北故宫博物院所藏図の整理と考察 Li Xiaocong 2010-5-7拝火教と突厥の盛衰 Wang Xiaofu 2010-5-7日本の人文学杂感――中国史研究を中心として Deng Xiaonan 2010-5-7多面的な政治业绩と调查宋代の情报处理システム Deng Xiaonan 2010-5-7考古资料と唐宋女性史研究――唐代西北と宋代华北を事例として Deng Xiaonan 2010-5-14TheAncestors' Family Instructions：Authority and Sovereignty in Song China Deng Xiaonan 2010-5-7白江口の战いに関する历史的地名の考证 Wang Xiaofu 2010-5-7靺鞨、女真逓兴述论——渤海国を中心として Wang Xiaofu 2010-5-7Chinese maps in the Collections of the Library of Congress Li Xiaocong 2010-5-7Women Returning Home-A Topic of Chinese Women’s Liberation Zang Jian 2010-5-7Autorite imperiale et gouvernement dans la Chine medievale Deng Xiaonan 2010-5-10Women and the Transmission of Confucian Culture in Song China Zang Jian 2010-5-7Women in Turfan during the Sixth to Eighth Centuries： A Look at their Activities outside the Home Deng Xiaonan 2010-5-10论细柳仓与澄邑仓 辛德勇 2010-3-25越王勾践徙都琅邪事析义 辛德勇 2010-3-22隋大兴城坊考稿 辛德勇 2010-1-22述钱塘汪氏自存本振绮堂重刻《湖船录》 辛德勇 2010-1-21一时故实，百年蓍龟 辛德勇关于《水经注图》 辛德勇契丹开国年代问题——立足于史源学的考察 刘浦江穷尽·旁通·预流：辽金史研究的困厄与出路 刘浦江《汉书》赵佗“处粤四十九年”说订讹 辛德勇题嘉庆初刻两卷本黄钺《壹斋集》 辛德勇十世纪以来中国城市形态与结构演进之研究 李孝聪论《两京新记》在中国古代城市文献编述史上的意义 辛德勇创新与因循：从“祖宗之法”看宋代政治基调 邓小南永远的挑战：略谈历史研究中的材料与议题 邓小南“真吏”新解 罗新吉木萨尔二工河古突厥文刻铭的调查与思考 罗新由草原突厥石人看东西文化交流 王小甫蒙古崛兴与政治文化 王小甫王化与山险——中古早期南方诸蛮历史命运之概观 罗新题孙人和旧藏初印本《禹贡本义》 辛德勇记百万塔陀罗尼清末传入中国的一条史料 辛德勇从《西教纪略》到《教务纪略》 辛德勇太原的异名与罗贯中的籍贯问题 辛德勇汉“元朔五年弩”鐖郭铭文述疑 辛德勇重谈中国古代以年号纪年的启用时间 辛德勇“访闻”与“体量”：宋廷考察地方的路径举例 邓小南《契丹地理之图》考略 刘浦江西汉宗室绝国考 陈苏镇新出吐鲁番文书所见唐龙朔年间哥逻禄部落破散问题 荣新江吐鲁番新出送使文书与阚氏高昌王国的郡县城镇 荣新江吐鲁番新出《前秦建元二十年籍》研究 荣新江新获吐鲁番出土文献概说 荣新江浅议宋人子嗣观念变化及对妇女生活的影响 臧健张芝“匆匆不暇草书”本义辨说 辛德勇谭其骧先生写给我的一封信 辛德勇隋唐时期陕西航运之地理研究 辛德勇说“借书一痴，还书一痴” 辛德勇跋绍良先生所藏元王氏《直说素书》 辛德勇《绍良书话》序言 辛德勇谈传言所说晚近存世金刻本《旧五代史》乃绝无其事 辛德勇论阙特勤之阙 罗新中韩关系视野下的《三国史记》撰作 王小甫19世纪后半期以来清朝学者编绘历史地图的主要成就 辛德勇导向的确立——兼谈宋初“欲武臣读书”与“用读书人” 邓小南苏联对中国性别平等的影响 臧健两汉之际的谶纬与《公羊》学 陈苏镇记我买过的几部影印本古籍 辛德勇跋绍良先生旧藏无著盦辑校《草窗词》 辛德勇读《隋代墓志铭汇考》 辛德勇漫谈丛书零本的收藏 辛德勇东汉魏晋南北朝时期陕西航运之地理研究 辛德勇黄永年先生与古文献研究 辛德勇《孙吴政区地理研究》序言 辛德勇再谈“东丹国”国号问题 刘浦江默室求深，备其宣导 辛德勇汉武帝“广关”与西汉前期地域控制的变迁 辛德勇《王重民向达先生所摄敦煌西域文献照片合集》序 荣新江池田温《敦煌文书的世界》序 荣新江北魏太武帝的鲜卑本名 罗新汉初侯国隶属关系考 陈苏镇“祖宗故事”与宋代的《宝训》、《圣政》 邓小南新罗北界与唐朝辽东 王小甫金中都“永安”考 刘浦江清代城镇街头的公众文字信息 辛德勇论所谓明铜活字印书于史初无征验 辛德勇唐人模勒元白诗非雕版印刷说 辛德勇释《南史·宋本纪》之“禾绢闭眼诺” 辛德勇显曲江风度 见武溪风采 辛德勇上古史地研究二题 辛德勇科举制度的定义与起源申论 张希清宗经、复古与尊君、实用——《周礼》六冕制度的兴衰变异 阎步克“五德终始”说之终结——兼论宋代以降传统政治文化的嬗变 刘浦江汉文帝“易侯邑”及“令列侯之国”考辨 陈苏镇论五代宋初“胡/汉”语境的消解 邓小南柔然官制续考 罗新拜火教与突厥兴衰——以古代突厥斗战神研究为中心 王小甫收养：一个不可忽略的人口与社会问题——宋元民间收养习俗异同初探 臧健阚氏高昌王国与柔然、西域的关系 荣新江孔道与平台:杀虎口在历史上的地位与作用 李孝聪肃慎辛氏箧存稀见明人别集题录 辛德勇 中国对瑞典国最早的全面记述——述清末写本《瑞典国记略》之历史由来 辛德勇 《冥报记》报应故事中的隋唐西京影像 辛德勇 准望释义——兼谈裴秀制图诸体之间的关系以及所谓沈括制图六体问题 辛德勇 评中国科学院自然科学史研究所主编的《中国古代地理学史》 谭其骧 花冤大头钱买书读 辛德勇 《澶渊之盟新论》前言 张希清 《10～13世纪中国文化的碰撞与融合》前言 张希清 黄永年先生教我读书买书 辛德勇 《周礼》地域职官训释——附论上古时期王官之学中的地理学体系 辛德勇 在老师身边读书的日子里 辛德勇 两汉州制新考 辛德勇 落伍的一年 辛德勇西汉关中龙首渠所灌溉之“卤地”抑或“恶地”与合理对待传世文献问题 辛德勇咸丰九修《毘陵徐氏宗谱》与中国古代的铜活字印本问题 辛德勇以五原郡的始设时间为例述吕祖谦之历史考辨 辛德勇一份有关《中国疆域沿革史》的学术史料——史念海《述<中国疆域沿革史>书》汉长安城的兴建与变迁 辛德勇我与绍良先生的书缘 辛德勇《中国考试通史》（宋辽金元卷）后记 张希清《中国考试通史》（宋辽金元卷）序言 张希清中国考试通史第二卷（宋辽金元）目录 张希清《中国考试史文献集成》第三卷（宋）简明目录 张希清“无情如造化 至公如权衡”——宋代科举封弥誊录制度述论 张希清“清、慎、勤”——为官第一箴言 张希清历史上的包公 张希清斯波义信先生北京大学座谈记录西汉时期陕西航运之地理研究 辛德勇《北宋西北战区粮食补给地理研究》序言 辛德勇秦始皇三十六郡新考（下） 辛德勇河山集提要 辛德勇《靖逆记》原本判别 辛德勇《两京新记辑校》前言 辛德勇秦始皇三十六郡新考(上) 辛德勇在书市的最后一个秋日里 辛德勇钱泳《记事珠》稿本经眼识略 辛德勇五德终始说之终结 刘浦江关于金朝开国史的真实性质疑 刘浦江德运之争与辽金王朝的正统性问题 刘浦江中国古典目录学中史部之演化轨迹述略 辛德勇张家山汉简所示汉初西北隅边境解析——附论秦昭襄王长城北端的走向与九原、云中两郡的战略地位 辛德勇秦汉直道研究与直道遗迹的历史价值 辛德勇《三辅黄图校释》后述 辛德勇论张家山汉简《二年律令》中的“宦皇帝” 阎步克汉武帝徙民会稽史事证释 辛德勇阴山高阙与阳山高阙辨析——并论秦始皇万里长城西段走向以及长城之起源诸问题 辛德勇南北朝的散官发展与清浊异同 阎步克西魏北周军号散官双授制度述论 阎步克十六国北朝的五德历运问题 罗新北魏北齐“职人”初探 阎步克北朝墓志丛札（一） 罗新北魏直勤考 阎步克墨山国之路 罗新从可汗号到皇帝尊号 罗新北大与敦煌学 荣新江丝绸之路—东西方文明交往的通道 荣新江从撒马尔干到长安——中古时期粟特人的迁徙与入居 荣新江契丹建国与回鹘文化的关系 王小甫试论宋朝的“祖宗之法”：以北宋时期为中心 邓小南试析北宋初期的枢密院及其长官人选 邓小南关于“道理最大”——兼谈宋人对于“祖宗”形象的塑造 邓小南走向再造：试谈十世纪前中期的文臣群体 邓小南辽朝的头下制度与头下军州 刘浦江辽朝“横帐”考 刘浦江辽朝国号考释 刘浦江河北境内的古地道遗迹与宋辽金时代的战事 刘浦江女真的汉化道路与大金帝国的覆亡 刘浦江金代捺钵研究 刘浦江述明代戍卫长城之南兵 辛德勇记南明刻本《西曹秋思》——并发黄道周弹劾杨嗣昌事件之覆 辛德勇

1、《〈燕山外史〉版本考》，载《中国古代小说研究》2008年总第3辑；2、《沈复粲鸣野山房藏书考略》，载《文献》2008年第4期；3、《海内孤本明刊〈新刻全像五鼠闹东京〉考》，载《文学遗产》2008年第5期；4、《清初岭南诗人龚章及其〈澹宁堂集〉》，载《中国典籍与文化》2008第3期；5、《方言与古代白话小说》，载《北京大学学报》2008年第2期；6、《新见〈燕山外史〉清稿本考略》，载《明清小说研究》2008年第1期；7、《晚明七种争奇小说的作者与版本》，载《文学遗产》2007年第5期；8、《古代小说文献研究新课题》，载《北京大学学报》2007年第3期；9、《古代小说珍稀史料知见录》，载《中正大学中文学术年刊》2007年第2期；10、《近代海上画家与通俗小说图像的绘制》，载《荣宝斋》2007年第3期；11、《应该重新评价马廉的学术史意义》，载《书品》2007年第1期；12、《晚清上海报馆与〈野叟曝言〉小说》，载《中国文学研究》2007总第9辑；13、《近代小说的研究现状与学术空间》，载《文学遗产》2006年第1期；14、《铅石印刷术与明清通俗小说的近代传播》，载《文学遗产》2006年第6期；15、《马廉的藏书及其小说研究》，载《国学研究》2006年总第17卷；16、《明末清初山阴藏书家祁理孙未刊诗稿》，载《历史文献》2006年总第10辑；17、《〈野叟曝言〉光绪壬午本为增补本考辨》，载《国学研究》2005第15辑；18、《魏秀仁〈花月痕〉小说引诗及本事新考》，载《文学评论》2005第5期；19、《稀见清代小说〈詅痴符〉考略》，载《文学遗产》2005年第6期；20、《新发现〈野叟曝言〉同治抄本考述》，载《文学遗产》2005年第3期；21、《清代小说家魏秀仁著述新考》，载《中国古代小说研究》2005创刊号22、《新发现明代中篇文言传奇小说〈巫山奇遇〉考略》，载《明清小说研究》2005年第3期；23、《清末上海地区的书局与晚清小说》，载《文学遗产》2004年第4期；24、《民国时期上海地区的侦探小说期刊述略》，载《历史文献》2004年第8辑；25、《清代小说家杜纲新考》，载《明清小说研究》2004年第2期；26、《明凌蒙初刊刻评点〈世说新语〉考述》，载《上海师大学报》2004第5期；27、《清代后期上海地区印刷文化的输入与输出》，载《中华文史论丛》2003年总第73辑；28、《〈工商业尺牍偶存〉所录鸳鸯蝴蝶派作家史料辑考》，载《明清小说研究》2003年第2期；29、《晚清扬州吴引孙测海楼及其所藏通俗小说考》，载《上海师范大学学报》2003年第1期；30、《〈松荫庵漫录〉与〈申报〉所载晚清文言小说》，载《上海师范大学学报》2003年第6期；31、《〈续同人集〉所录钱大昕遗文佚诗》，《古籍整理与研究学刊》2002第3期；32、《明邓志谟“争奇小说”探源》，载《上海师范大学学报》2002第2期；33、《小说征文与晚清小说观念的演进》，载《文学评论》2001年第6期；34、《明凌蒙初尺牍真迹考释》，载《文学遗产》2001年第5期；35、《明清时期通俗小说的读者与传播方式》，载《复旦学报》2001年第1期；36、《不断拓展古代小说研究新视野》（合作），载《学术月刊》2001年第5期；37、《从〈申报〉所刊三则小说征文启事看晚清小说观念的演进》，载《明清小说研究》2001年第1期；38、《晚清上海崇明黄超曾所辑日本汉诗集〈同文集〉》，载《中国典籍与文化》2001年第3期；39、《档案所见1906上海地区的书局》，载《档案与史学》2001年第6期；40、《古代小说租赁业漫话》，载《文史知识》2001年第5期。41、《〈申报〉所载〈祭蒲柳泉先生记〉》，《蒲松龄研究》2001年第1期；42、《晚清上海五彩石印考》，载《上海师范大学学报》2001年第1期；43、《南北书肆与古代通俗小说》，载《国学研究》2000年总第7辑；44、《古代通俗小说书目论略》，载《文学遗产》2000年第6期；45、《道教女性崇拜与明清艳情小说的女性主题》，载《中国小说论丛》(韩国)2000年第12辑；46、《晚清上海书坊东璧山房与〈今古奇闻〉小说》，载《中国典籍与文化》2000年第3期；47、《稗官说》，载《文学评论》1999年第2期；48、《徐兆玮与〈黄车掌录〉》，载《文学遗产》1999年第2期；49、《唐传奇文体考辨》（合作），载《文学遗产》1999年第6期；50、《佛教俗讲转变伎艺与宋元说话》，载《上海师范大学学报》1999年第6期。51、《周越然及其藏书考略》，载《中国典籍与文化》1998年第4期；52、《周越然与明清小说》，载《浙江学刊》1998年第2期；53、《〈欢喜冤家〉对〈钟情丽集〉〈寻芳雅集〉的辑采》，载《上海师范大学学报》1998年第4期；54、《道教房中观与明清小说的性描写》，载《明清小说研究》1997年第3期；55、《明清艳情小说结局模式的宗教分析》，载《中州学刊》1997年第4期；56、《陆容与明代拟话本小说》，载《上海师范大学学报》1997年第3期；57、《敦煌论议考》（合作），载《中国古籍研究》1996年创刊号；58、《勉铃新考》，载《文献》1996年第1期；59、《〈欢喜冤家〉与〈杜新书〉》，载《明清小说研究》1996年第2期；60、《唐表演伎艺“讹语影带”考》，载《上海师范大学学报》1996年第3期。

中国古籍版刻插图艺术 古人著书立说，重视图的作用。“左图右书”、“左图右史”、“文不足以图补之，图不足以文叙之”，图文并茂，相辅相成，是中国书的一个优良传统。 中国历代刻印的书籍汗牛充栋，浩如烟海，其中不少附有精美的插图，这不仅是一份宝贵的历史文化财富，也是研究古代政治、文化、民俗的生动材料。 一、中国古籍版刻插图的起源与出现 中国的古书，以其生产形式而言，大致可以划分为写本书和印本书两个时代。在汉代以前，人们将书抄写在竹简、木牍等天然载体或缣帛等丝织品上。1942年，湖南长沙战国楚墓中出土一件帛画，上绘彩色图像及类似金文的说明文字，四周绘十二神像，象征十二个月，是我国帛书插图中的较早遗存。 所谓版刻插图，就是指用雕版印刷的方式取得的画稿复本。雕版印刷术也称整版印刷术，即指将文字或图画反刻在一整块木板或其他材质的版上，然后在版上加墨刷印的方法。这种方法，可以大批取得插图画稿复本。由于古代书版以梨、枣木为主，故这些插图，都是版画，也称为木刻画。 雕版印刷术发明之后，最先应用于佛教经籍插图的刊刻。唐代著名的高僧玄奘法师，就曾雕印佛像普惠四方。唐末冯贽《云仙散录》卷上引《僧园逸录》说：“玄奘以回锋纸印普贤像，施于四方，每岁五驮无余。”可见其数量是不少的。 现存较古老的版刻插图艺术品，为1953年在成都市东门外望江楼附近唐墓中出土的《陀罗尼经咒》。此件发现于墓主臂上所戴银镯内，上刻古梵文经咒，四周和中央均印有小佛像。据考，当刊行于唐肃宗至德二年（公元757）之后。 唐代版画遗存中，另一件更为重要的作品，是唐咸通九年（公元868）刊印的《金刚般若波罗密多经》扉页画。此件为一个长约16尺的卷子，由六页纸粘缀而成，卷端绘《祗树给孤独园》图，全图纹饰华丽，布局稳妥，线条运用纤柔中见劲挺，是雕版技艺已臻成熟的佳作。卷末有“咸通九年四月十五日王玠为二亲敬造普施”刊记，是世界上现存最早的有确切刊印日期题记的版刻插图艺术品和佛教版画名作。中国以版刻形式为图书印制插图，比欧洲早了至少五百多年，此图就是我国早期版刻插图中最负盛名的杰作。 唐初诸帝，多采取儒、佛、道三教并重的政策，佛教发展很快。女皇帝武则天改唐为周，借用《大云经》为女主受命于天的符谶，声称她的“龙兴”本是佛的预言，更是大兴佛教。当时造像建寺，遍于国中；士民刊施经卷，蔚为风气。由此而言，当时佛教版画的锓梓，数量必多。只不过因为年湮代远，唐代印品少有留传于今日者。加之唐会昌五年（公元845），唐武宗下诏灭佛，经卷刻版，皆付劫灰，传留至今的佛教版刻插图，才如吉光片羽，难寻难觅。但根据文献记载和现存实物看，初步可以肯定，中国雕版印刷术发明之后，首先在佛教经籍的印制中得到最广泛的应用，佛教题材作品，也成为中国版刻插图艺术史上最早出现的品类。 二、承先启后的五代、宋、元插图 继唐而起的五代，是中国历史上大动荡、大分裂、大混乱的时代，也是艺术史上的一个相对衰败期。但唐代开创的版刻插图艺术，却在动乱中取得了不小的进步。 五代遗存的版刻插图作品，题材仍只有佛教一种，数量亦如凤毛麟角，但和唐代相比，还是多一些了。其中最值得一提的，就是《大圣毗沙门天王像》和《大慈大悲救苦观世音菩萨像》。二图皆刊印于后晋开运四年（公元947），后者题记有“归义军节度史检校太傅曹元忠造”字样，下有刻工雷延美署名，是现存最早一幅刊刻时间、地点、刊施人、刻工姓名一应俱全的版刻插图作品；前者则为现存最早的一幅版刻插图观音像，说明虽然都是佛教艺术品，但在题材选择上，远比唐代要丰富得多。 公元960年，北宋王朝建立，经过南征北讨、削平群雄，国家复归统一。宋朝重视文治，雕版印刷术全面发展，版刻插图艺术也取得了长足的进步。 宋代版刻插图艺术遗存，仍以佛教内容为主。其中如宋太宗时刊《御制秘藏诠》插图四幅，是现存最古老的山水画版画；雍熙年间刊《弥勒佛像》、《文殊菩萨像》等四图（现存日本），皆是精品；《大随求陀罗尼曼荼罗》、《大随求陀罗尼咒经》等，也是举世闻名的遗珍。他如南宋临安刊行的《文殊指南图赞》，图版置版面上方，是现存最早的大型佛教插图组画，也可以说是传世历史最为悠久的连环画作品。南宋建安余氏勤有堂刊本《列女传》，更是值得大书特书的作品。徐康《前尘梦影录》就评论说：“绣像书籍以来，以宋刊《列女传》为最精。”本书上图下文，版式与《文殊指南图赞》相类。 与宋对峙的辽、金、西夏，都是我国少数民族建立的政权。它们在版刻插图这一艺术领域，同样取得了骄人的成就。如辽国都城燕京，就是北方佛教版刻插图艺术的一个重要创作地点。1974年7月，在山西省应县佛宫寺释迦塔内，发现了大批辽代佛教经卷刻本，其中所附插图十余幅，幅幅都是精品。金朝刻大藏经《赵城藏》（又称《金藏》）扉画，雕版严整有力，深沉浑厚，背景简洁明快，人物个性鲜明，是佛教版刻插图中不多见的佳构。 从上文所述，不难看出五代、宋及辽、金的版刻插图，无论在雕镌技艺、雕工队伍、绘制地域，还是在表现内容和手法上，进步都是明显的，为版刻插图艺术在以后的大发展打下了良好的基础。 元代，也是我国雕版印刷史上的一个重要时代，元刊书籍插图比两宋不但毫不逊色，而且又有进步。就宗教版图而言，元代完成的《碛砂藏》，扉画严整工丽，远出宋刊之上。更重要的是，中国不少品种的书籍插图，是在元代才开始出现的。如元刊《西厢记》是现存最早的戏曲插图，《全相平话五种》是最早的平话刊本插图，《事文广记》为类书有图之始，这都是版刻插图艺术史上值得大书特书的事。因此，宋元是中国版刻插图艺术史上承先启后、继往开来的重要时代。 三、璀璨夺目的明代插图 明朝，中国图书出版业全面发展，刻家林立，坊肆蜂起，版刻插图艺术也随之进入了兴旺发达的黄金时代。其特点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百花齐放，空前繁荣，是明代版刻插图的第一个特点。经过唐、宋、元几个朝代的探索，到明代，版刻插图艺术不仅在制作地域上空前扩大，而且逐渐形成了建安、金陵、新安三大艺术流派，其他如武林、苏州、吴兴等地的版刻插图，亦各具特色，环绕在三大流派周围，如群星拱月，呈现出一派勃勃生机。各流派、地区版图争妍斗艳，而又互相交流、促进，为中国版刻艺术向更广阔的天地发展，提供了很好的条件。 形式多样，各擅胜场，是明代版刻插图艺术的第二个特点。这主要表现在插图形式除宋、元的单面方式、上图下文方式外，又出现了双面连式、多面连式、月光式等诸多类型，为画家随类赋形，提供了充分的选择余地。 由稚拙无华到精丽繁缛，是明代版刻插图艺术的第三个特点，也是其艺术风格上的最大特点。一般来说，早期的建安、金陵派插图，具有粗犷质朴的民间艺术草创风格。自徽派版画崛起，绘必求其细，工必求其精，逐渐成为明代插图艺术的主流，建安、金陵等地版画亦向其靠拢，与其融合，汇为一体，使中国插图艺术更加璀灿夺目。这大抵是因为明万历中晚期之后，有大批文人学士参加到插图的创作中来，使插图不仅仅是图书的装帧、文字的图解，而且也是文人案头的清玩。知识分子的加入，对提高插图的社会地位，促其在质与量上产生飞跃，起到了决定性的作用。 插图艺术队伍专业化，是明代版刻插图艺术的第四个特点。明代插图艺苑，留下姓名的画家极多，如汪耕、汪修、蔡冲寰、何英、卢霞子、熊莲泉、张梦征等，都是一时名家。这些人辛勤耕耘，留下了难以数计的作品，如今天尚能见到的王文衡作品，即不下数十种之多。一些脍炙人口的大画家，如唐寅、仇英、钱谷、丁云鹏、陈洪绶等，也为插图绘制画稿。明代刻工，更是多如繁星。如徽派刻工的主将——安徽歙县虬川黄氏刻工，见于《虬川黄氏重修宗谱》著录的，就有近三百人。他们父子世业，兄弟相传，而且流寓南北各地，对徽派版刻风范的传播做出了卓越贡献。其他如旌德鲍承勋、郭卓然，武林项南洲，吴兴汪文佐， 金陵刘素明等，皆是一代名工圣手。这样一支庞大的刻工队伍，成为明代版刻插图艺术大发展的人才基础。 技法上精益求精，突飞猛进，是明代版刻插图艺术的第五个特点。建安、金陵两派的早期插图作品，技法上仍略显粗糙，手法也变化不多。徽派崛起后，这一情况得到了彻底的改善，点染皴擦，无不运用自如，出神入化。同时，刻工们还注意从理论上进行总结，如陆禹九抄录的徽州刻工传授口决：“木板雕画不稀奇，功夫深来心要细。若要双刀提线稳，多看多刻生巧艺。多看多刻还要想，刀刻件件样样巧。武功只有十八般，雕工难处学到老。执刀自有执刀理，刷印本领有高低。□□□□大喜事，先刻人来刻山水。”言简意赅，本身就是一篇有关刻事的教科书。 发扬蹈历，推陈出新，是明代版刻插图艺术的第六个特点。这里最值得一提的，就是把套版印刷技术和版画艺术结合起来，出现了彩色版画套印术。最初，为获得彩色图版，采取的是在一块版上，根据图画内容，分别涂上不同颜色，覆纸一次印刷的方法，称单版涂色法。这种方法，在元代就有了。在此法的基础上，或者说在它的启示下，明时出现了将彩色画稿按不同颜色分别勾摹下来，每色刻成一小版，分版分色，逐次逐色套印或迭印的方法，即为套印。因其版形如餖钉，又称“餖版”。后来，又发明用凸凹两版嵌合，使纸面拱起的方法，使画面富有立体感，称为“拱花”。套印出的插图，色彩艳丽，浓淡得宜，阴阳向背之间，几可乱真。明朝不少画谱插图，如胡正言刻《十竹斋画谱》，吴发祥刻《萝轩变古笺谱》，就都是个中精品。 当然，明代版画，尤其是晚明版刻插图作品，也有不尽人意之处。如过于强调繁缛细密、富丽工致，有时看上去，反不如早期版画来得痛快淋漓、意趣天成。公式化、程式化的表现手法，也制约了它的发展天地。但瑕不掩瑜，无论从数量上还是质量上， 明代插图都代表了中国古代插图艺术的最高成就，在全世界也处于领先地位。即使和以精细著称的西洋铜版插图相比，在总体上也是有过之而无不及的。 四、由盛转衰的清代书籍插图 清朝入关后，采取了极端专制的文化政策，禁书焚书，文网苛密，屡兴文字大狱。读书人为避祸，多沉溺于断简残编，孜孜于考据之学。“城门失火，殃及池鱼”，明代蓬勃发展的版刻插图艺术，也由此而逐渐衰落下来。 清代版刻插图艺术的衰落是有一个过程的，并非朝夕之间便一蹶不振。清初，承明余绪，仍有一些精美作品出现，如旌德鲍承勋所刻《扬州梦》、《秦楼月》等戏曲剧本插图，精丽典雅，被认为是徽版的殿军；四雪堂刊《隋唐演义》、《封神演义》，古吴三多斋刊《古今列女传演义》，以及《笠翁十种曲》等，均不逊兴盛时期的徽版名作。一些著名的刻工，如黄顺吉、刘荣、汤尚、汤义、蔡思璜、谭一葵等，亦不负名工之誉，使版刻插图在清乾、嘉之前，仍出现了短暂的繁荣。 清朝最先衰落下去的插图品类，恰恰是最受民众欢迎、明代最为兴盛的小说、戏曲作品插图。此类作品，历次禁书都首当其冲。康熙五十三年（公元1714），康熙皇帝就曾下谕：“治天下必先正人心，厚风俗。要正人心，厚风俗，必需崇经学。所有小说淫词，应严禁销毁。”在这种情况下，小说、戏曲类书籍插图自然也难逃厄运。乾嘉之后这类作品鲜见有精美可观者，其因盖出于此。 其实，清统治者仇视的是对大清朝不利的文献图籍，而不是插图艺术本身。相反，插图以其直现性、形象性，恰好可以作为对“圣朝”歌功颂德的工具。因此，在清政府组织刻印的图书中，多附有精美插图。清政府刻书，多由武英殿提调，这类图书的插图就被称为殿版画。其中如《御制耕织图诗》、《圆明园诗图》、《避暑山庄三十六景诗图》、《墨法集要》等，都是殿版画的代表作品。殿版画多细笔皴擦，工致娟丽，章法多变，印刷质量均为上乘。内廷刻书如此重视插图，为前朝所无。但同样因为供奉内廷，片面追求谨严工稳，这些作品又不如民间作品灵动飘逸，意趣天成。 在统治者对戏曲、小说类作品的高压政策下，清朝民间版刻插图中的两大品类——人物画和山水画，却得到了长足的进步。人物插图中的《凌烟阁功臣图》、《无双谱》、《晚笑堂画传》，以及《水浒全图》、《三国画像》等，都是这方面的佳构。明末政治黑暗，文臣昏愦，武将懦弱，终至亡国。汉族知识分子希望有古贤臣名将那样的人物出来扭转乾坤，重整山河，清前期人物画的发达，和这种心态多少有关。 清朝的山水插图（主要是方志图书中的插图），取得了前所未有的辉煌成就。大画家萧云从绘《太平山水图画》，笔力凝重，气氛沉郁，所寄托的亦是明季遗黎对故国佳山秀水的哀思，具有强烈的民族主义和爱国主义气息，在古代山水插图中，可称前无古人、后无来者。清朝诸帝喜游幸，绘有《南巡盛典》、《西巡盛典》等多种插图，上有所好，下必甚焉，故清山水记游之类的图书插图极富，成就斐然。方志中的插图，多少也与此有关。但这些插图，多受殿版影响，《太平山水图画》中的磅礴之气，无从见到了。 明代发展起来的套版彩印插图，到清代亦有佳构。清康熙年间沈因伯刊行的《芥子园画传》，“一幅之色，分别先后，凡数十版，有积至逾尺者”，至今仍被奉为画学的圭臬。《西湖佳话》卷首冠佳景十图，为金陵王衙彩色套印本，图画富丽精工，亦为套印书中的大观。 清嘉庆之后，版刻插图中的突出作品不多，除少数人物图传类书籍和记游类书籍插图外，可称述者寥寥，技法上亦少见突破。 尚值一提的是，清光绪年间，西方石印术传入中国。石版印刷对印制图画便捷省力，成本低廉，很快取代了版刻形式，成为印制图书插图的主要方法。晚清石印图书极多，图亦精丽，虽然这已不是木刻画，但在技法和构图上，仍在一定程度上因袭着版刻插图的传统，依然是弥足珍贵的文化遗产，但已非本文论述范围，故不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