巴金论文家的开题报告

树立或否定某种主张。议论文应该观点明确、论据充分、语言精炼、论证合理、有严密的逻辑性。

写作思路：把巴金《家》的内容简单的概括，然后再写抒发的情感。

作品以“五四”的浪潮波及到了闭塞的内地——四川成都为背景，真实地写出了高家这个很有代表性的封建大家庭腐烂，溃败的历史；用作家自己的话说：他“所要展示给读者的乃是描写过去十多年间的一幅图画”。高氏豪门外表上诗礼传家，书香门第，但遮掩在这层帷幕之后的，却是内部的相互倾轧，明争暗斗，腐朽龌龊，荒淫无耻。

为了维护这个作为封建制度的支柱而又面临崩溃的家庭，以高老太爷和克明为代表的那些卫道者，竭力奉持着礼教和家训，压制一切新的事物，甚至不惜以牺牲青年为代价。这就又加深了新与旧、当权势力与被压迫者的矛盾，并使年轻人遭受巨大的痛若。

小说写了觉新、觉民、觉慧兄弟三人不同的思想性格和生活道路，写了几对年轻人——觉新与钱梅芬、李瑞珏，觉民与琴，觉慧与鸣凤之间的恋爱、婚姻纠葛；写了他们不同的遭遇；写了学生请愿，觉慧被关禁闭，兵变惊乱，鸣凤、梅芬、瑞珏相继惨死，觉民逃婚，觉慧出走……。

以长房中的三兄弟：觉新、觉民、觉慧的故事为主，以各房以及亲戚中的各种人物为纬，描绘出一幅大家族生活的画面，集中展现了封建大家族生活的典型形态，也真实地记录了一个封建大家族衰落、败坏以至最后崩溃的历史过程。

在《家》中，就有：梅的悒郁致死；瑞珏的惨痛命运；鸣凤的投湖悲剧；婉儿的被逼出嫁——这些青年女性的不幸遭遇，无不是封建制度以及礼教、迷信迫害的结果。通过这些故事，作家批判的锋芒不仅指向旧礼教，更指向作为封建统治核心的专制主义，其所描述的恋爱婚姻悲剧的真正意义，也不只是主张自由恋爱，而是唤醒青年“人”的意识，启迪与号召他们与封建家庭决裂。

在作者看来，觉慧与婢女鸣凤的恋爱悲剧，觉新与钱梅芬、李瑞珏之间的婚姻悲剧，其根源都在于他们追求幸福爱情、婚姻的愿望与封建礼教以及封建专制发生了不可调和的矛盾，是旧的家族所代表的专制制度，扼杀了他们的幸福和生命。巴金写这部小说，目的在于他要以笔为武器，对这个“垂死的制度”，喊出“我控诉”。

以巴金的《家》为例来看看现当代男性在塑造天使性女性时所暗含的男性中心意识。我们先看鸣凤跳湖自杀这件事。我们先想一想鸣凤可以不可以不死。鸣凤如果不死，那么只有两条路：一条路是坚决反抗争取自己的爱情幸福，一条路是活着嫁给冯乐山。前一条路接近琴和觉民的路，后一条路是婉儿的路。作家写小说当然不应该让一个人物的道路重复其他人物的道路。但是除了艺术构思的角度之外，我们还应该考虑作家安排鸣凤跳湖是否还有其他心理因素。我们不妨想一想鸣凤的爱人觉慧愿意不愿意鸣凤不死。鸣凤死了，觉慧很痛苦，这是真的的。但是如果鸣凤要以争取爱情幸福的方式进行反抗，觉慧愿意不愿意呢？如果鸣凤一定要争取爱情幸福的话，会让觉慧很难办的。她这麽做，一定会把觉慧牵扯进去，逼得觉慧跟她一起反抗，至少让觉慧受到来自女性方面的压力。而我们知道觉慧这时候其实是不想反抗的，所以从觉慧的角度考虑鸣凤最好不要这麽做。觉慧心目中的好女人是不应该给男人压力的。那么，让鸣凤嫁给冯乐山，觉慧愿意不愿意呢？恐怕觉慧更愿意让鸣凤死了让他去凭悼、去痛惜。因为觉慧其实是非常在乎自己对鸣凤精神和肉体两方面的所有权的。当觉慧第一次得知鸣凤和婉儿中的一个要被送去当姨太太时，他首先想到的不是如何去帮助鸣凤逃脱这可能的厄运，也不是“我们”这一相爱的共同体如何去面对可能的封建压迫，而是急于再一次确认女性对自己的忠贞程度。所以，他“激动地”问鸣凤“你不要我。假使有一天人家当真把你选去了，你怎么办？”这里是“你怎么办”，而不是“我们怎麽办”、“我怎麽办”。得到鸣凤坚决不去的承诺时，觉慧只是放心地说“我相信你，我不要你赌咒！”这里，觉慧关心的只是他对鸣凤的所有权，而不是鸣凤的命运、鸣凤的生存境遇。觉慧在鸣凤承诺反抗时也不承诺自己作为同盟者的任何责任。所以说鸣凤投湖、以死抗争，正是以恰如其分的刚烈在精神、肉体双方面为觉慧都保持了贞节，同时又让觉慧获得了不抗争甚至不同情的自由。这个情节的设置，正是以女性生命为代价，最大限度地成全了男性全面占有女性的虚荣和男性可以不为爱情负责的自由。这一部小说中，隐含作者、叙述者的立场，与人物觉慧的立场最接近。作家不自觉地处处替觉慧考虑，那么鸣凤只有这样去死才最合适。 鸣凤死了，作家对她节烈行为的奖励，就是把她写成现当代文学史上最富有诗意美的女性。我们再想想这种诗意来源于哪里呢？很大一部分来源于她跳湖前的那一大段独白。那一段独白主要有两方面的内容，一方面的内容是怜惜、感叹自己的生命，另一方面是表达对觉慧无怨无悔的爱。 “鸣凤从觉慧的房里出来，她知道这一次真正是：一点希望也没有了。她并不怨他，她反而更加爱他。”（《家》） “她应该放弃他。他的存在比她的更重要。她不能让他牺牲他的一切来救她。”（《家》） 男性生命之外的一切，被爱着的女性看作是比自己的生命更为重要。这种女性之爱，对觉慧、鸣凤现实身份上的主奴关系毫无超越，完全没有获得爱情双方平等相处、共同承担人生这应有的内涵，实际上是泯灭女性主体意识、使女性空洞化为仅仅是男性附属物的奴性之爱。鸣凤这么想，自有其当婢女的现实生存境遇和既有的传统文化规范限制着她的思想高度，无可厚非。然而作家和代表作家立场的小说叙事者以及研究界对此毫无审视和批评，却是思想的贫乏。叙事者、作者、研究者长期以来都把鸣凤投湖前的这种牺牲自己、成全爱人、保持贞节的心理与她对自我生命的怜惜混搅在一切，一股脑儿地都予以圣洁化、诗意化，未曾加以辨析与批评，实际上是作家和研究界自身爱情观念现代性匮乏的表现。殊不知，前者不过是作家男性中心意识在女性形象上的投射，是性别等级观念的现代延续；后者才是男性作家对女性生命本体价值的爱惜、尊重，是现代人道精神的体现。由此可见，巴金的现代生命观念与性别等级观念、同情女性的人道精神与男性中心意识、现代性爱观念与传统节烈观是隐秘地交织在《家》的叙事中。 我们再看看《家》中瑞珏、梅这两位女性形象。这两个女人都是觉新不抵抗精神的受害者，但是她们对觉新都没有任何抱怨。 “大表哥，你难道还不知道我的心？我何曾有一个时候怨过你！”（《家》） “你如何担得起不孝的罪名？便是你肯担承，我也决不让你担承。”（《家》） 《家》中，斥责觉新不抵抗主义的只能是男性人物觉慧，而不可能是任何女性人物。梅、瑞珏，只会用无尽的挚爱来体谅觉新受剥夺的苦楚，而不会居高临下地审视、否定他的弱点，根本不计较正是觉新的不抵抗主义帮助封建势力毁掉了她们的幸福、并将毁掉她们的生命。这便是梅和瑞珏这两位贤惠女性对男性作揖主义的理解、体谅。然而，正是这种无锋芒的爱，这种泯灭自我意识的女奴精神，构成了巴金笔下理想女性的美德，构成了她们的生命诗意。巴金对子辈男性或被压迫阶级男性不抗争行为的批判、反思，都不过是男性内部的自审。因为是自审，所以就容不得女性这一他者来插手过深以致于影响到她们作为第二性的忠诚，也就是说不能影响到男性对女性的所有权。巴金无论如何痛切地替现代子辈男性进行自审，终究还是以男性自恋为前提的。女性无条件的爱，正是这个男性自审过程中不可或缺的精神自慰品。 实际上，这部小说中，所有的女人与相关男人的立场都是保持高度一致的。觉新不反抗，梅和瑞珏当然也不能反抗，觉慧介于要反抗和不反抗之间，鸣凤就反抗得恰如其分。觉民要坚决反抗，琴也就坚决反抗。在中国现代文学的进步与落后、光明与黑暗相对峙的价值体系中，只有男性才能真正成为这对立的两个阵营中的主体。中国现代男性叙事中的天使型女性，一般总是无条件地爱着子辈男性、受压迫阶级男性，无论这些男性将向对立的封建家庭、罪恶社会抗争，救出自我；还是将向戕害自我的力量妥协，毁灭自我；还是介于抗争与不抗争之间、最终给自己带来悲剧；还是背离正确的革命理性、走向无谓的牺牲。也就是说无论这些男性值得爱还是不值得爱，琴、瑞珏、梅、鸣凤等天使型女性都只会忘我地去爱。男作家派定给理想女性的爱的哲学，实际上已经背弃了冰心等“五四”女作家所奠定的主体觉醒之后关怀生命之脆弱的现代思想特质，成了一种从夫的传统妇德，虽然它已被纳入男性反叛父权专制、控诉社会罪恶的现代启蒙框架中，从的已不再是父辈指定的夫，而是进步的男性青年或者男性启蒙原则，但女性泯灭自己的主体意识、以夫为天的奴性实质并没有变，只不过是封建旧酒装入了现代新瓶而已。天使型女性镜像的文学实质，是现代男性作家为女性泯灭自我的奴性之爱敷上高尚圣洁的道德光辉，使得女性能够在天使的桂冠下自觉奉行女奴的人生哲学、心甘情愿地为男性在启蒙、革命中获得拯救或安慰充当垫脚石、慰藉物。回答者：冰度一水 - 经理 四级 10-15 22:22《家》是巴金的第一部长篇小说（在《家》之前发表的《灭亡》只是一个中篇）。它是在一九三一年作为《激流三部曲》之一写成的。所以最初发表的时候用了《激流》的名字。 《家》里面不一定就有作者自己，可是书中那些人物却都是作者所爱过的和他所恨过的。许多场面都是亲眼见过或者亲身经历过的。 作者言：我写《家》的时候我仿佛在跟一些人一块儿受苦，跟一些人一块儿在魔爪下面挣扎。我陪着那些可爱的年轻的生命欢笑，也陪着他们哀哭。 我知道我是在挖开我的回忆的坟墓。那些惨痛的回忆到现在还是异常鲜明。在我还是一个孩子的时候，我就常常被逼着目睹一些可爱的年轻生命横遭摧残，以至于得到悲惨的结局。 那个时候我的心因为爱怜而痛苦，但同时它又充满恶毒的诅咒。我有过觉慧在梅的灵前所起的那种感情。我甚至说过觉慧在他哥哥面前所说的话：“让他们来做一次牺牲品吧。”一直到我写了《家》，我的“积愤”，我对于一个不合理制度的“积愤”才有机会吐露出来。 所以我在一九三七年写的一篇“代序”里大胆地说：“我要向一个垂死的制度叫出我的‘我控诉’。”

其实它是一部小的红楼梦。这个还是你多读读自己写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