妇女生活论文

在工业革命前传统的农业社会中，由于金属工具的出现和原始农业、原始畜牧业的发展，男子从事农业、畜牧业、制陶业，成为生活资料的主要提供者，而妇女则被排斥于主要的生产部门之外，从事附属性的劳动和家务。男子创造财富的能力增强，地位提高，自然就产生了统辖家庭的要求，子女继承父亲的血统、财产和权力。同时，伴随着生产劳动中性别角色的高度分化，妇女受到严格的人身隔离，她们的活动被限制在家庭之中，从而依赖于男子，从属于家庭。 自妇女从社会舞台退入家庭小圈子以来，她们便一直视家庭为其唯一生存支柱，生活的核心，因此家庭的地位与作用成为妇女家庭观念的基础。也就是说，一旦妇女有了经济独立，不再从属于家庭，妇女的家庭观念必会随之产生变化。所以，在这里我首先要谈的是工业革命将妇女由家庭带入社会，赋予其经济独立，对她们传统家庭观念基础的动摇。——这是妇女家庭观念发生变化的背景与现实基础。 工业革命首先给妇女走出家庭提供了特别机遇，正如马克思、恩格斯指出的“当机器成了一种使用没有肌力或身体发育不成熟而四肢比较灵活的工人的手段后，资本主义使用机器的第一个口号便是妇女劳动和儿童劳动。”[《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3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433页。] 在英国工业革命时期，妇女们开始大量被现代经济部门雇佣，她们开始获得一定经济权利，并在实际的工业生产中成为一支不可或缺的力量。在机器上工作并不需要什么力气，但手指却必须高度灵活。随着机器的使用，手的灵活和肌肉的紧张逐渐被水力和蒸汽机所代替，这样很明显就愈来愈没有必要使用劳动力昂贵的男人，而是使用廉价劳动力——女工和童工，这也随之导致了妇女大量走向社会工作岗位。为了便于说明问题，在这里首先对当时的妇女就业情况作一简要说明。1851年英国进行了一次人口调查，大不列颠（不包括爱尔兰）10岁以上的人口有1576万，就业人口大709万，其中妇女就业人口243万，占就业人数的。而在纺织业和家庭服务业妇女更是占据了绝对优势。同年，如家庭服务业工人共103万，其中男工13万，女工90万，裁缝、女服裁缝、女帽匠，男女比例极为悬殊，男工494人，女工34万；洗衣业、花边制造业、杂役、草帽编制业、手套制造业等有工人32万，其中男工2万，女工30万。[克拉潘著《现代英国经济史》，中卷，北京商务出版社1974年版，第41——42页。] 各纺织部门更是妇女的天下，1839年棉纺织工厂里女工占总数的，[波尔特著《国家的进步》，第193页。] 毛纺织工厂女工占，丝织业工厂女工占，麻纺织工厂女工占。[《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428页] 甚至在体力劳动的行业中也有女工的身影，根据1841年的数字，当时煤矿女工达到6000人。[E 罗伊斯顿 派克编《被遗忘的苦难——英国工业革命人文实录》，福建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第211页。] 以上数据充分证明了在向工业社会转型的过程中，英国大量妇女由家庭走向了社会。 随着妇女走向社会，社会活动空间的不断扩大，其经济独立也日渐形成。恩格斯在《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一书中指出，“……妇女解放的第一个先决条件就是一切女性重新回到公共劳动中去；而要达到这一点，又要求个体家庭不再成为社会的经济单位。”恩格斯的理论告诉我们，妇女降为第二性是从经济地位的丧失开始的。因此，妇女改变命运的入口也必须是参与社会经济活动。随着机器生产和低工资，促使资本家们在工业化过程中吸纳了成千上万的妇女涌入就业市场。而吸引妇女进入就业市场的最重要因素是工资。工资的获得意味着妇女经济独立，从而摆脱对男人的依赖，有了脱离家庭经济依赖的基础，并使她们有了自由支配劳动果实的权利。例如：出生于曼彻斯特的18岁姑娘简 L，动力织布机机工，看4台织机，一周挣16先令，交给她母亲7先令，剩下的9先令归她本人支配。[E 罗伊斯顿 派克编《被遗忘的苦难——英国工业革命人文实录》，福建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第201页。] 许多人将这笔钱花费在穿戴上，因为她们已拥有了属于她们自己的劳动报酬，理所当然花费在她们认为有用的地方，而不受任何人的约束和责备。如：简 L穿的长外衣用去一磅十六先令六便士，她的帽子用去一磅九先令。她戴丝手套，每副大约花一先令六便士。每年的鞋费大约十五先令。而丝织厂的女工比棉纺厂或织布厂的女工更会打扮。“她们许多人的确穿的很好也很漂亮，其外表之体面即使不超过也至少和成百上千的中等阶级的妇女不相上下。她们星期天穿的最好的服装都很时髦，只要哪里买得到，她们就去买，而且是由某个著名的懂得怎样把料子搭配得最美观的女裁缝做的。”[E 罗伊斯顿 派克编《被遗忘的苦难——英国工业革命人文实录》，福建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第201页。] 而另一些比较节约的女工，则可以存下一笔不小的数额作嫁妆。据估计，一个与父母住在一起的年轻女工，在16岁到25岁期间，积蓄可达100英镑。[E 罗伊斯顿 派克编《被遗忘的苦难——英国工业革命人文实录》，福建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第207页。] 由以上妇女的工资开销，我们可以了解到当时妇女已开始重视自我，抛开对家庭的经济依赖，取而代之的是以自我为中心的经济独立。 经济独立是妇女家庭观念转变的物质条件，没有经济独立，其他所谓思想上的精神独立便无从谈起。从前，妇女“只能通过铁条阻隔的窗户窥视她们生活于其中的世界的一角。她们竖起耳朵，如饥似渴想听到的只是男人口中传来的一点点知识。”[戴安娜 拉维奇编，林本椿等译《美国读本》下册，三联书店1995年版，第467页。] 而现在，随着妇女对社会经济的直接参与，她们不必经过男性这个中间环节而与社会有了直接接触，随着她们社会活动空间的逐步扩大，她们的精神独立意识也在经济独立中孕育而升。 二 妇女独立精神意识的形成 妇女经济独立为其独立精神意识的形成奠定了基础。随着妇女们走向社会，参与社会经济活动，她们拥有了属于她们自己的劳动报酬——工资。她们有了自己养活自己的条件，使之不再仅为家庭的附属品，摆脱了对家庭的经济依赖，有了经济独立，从而使之有了享有权利的基础。妇女们能自由支配自己的劳动果实，从而在其中产生了自立自主的独立意识。看看一位十八岁姑娘的服装帐单，再看看丝织厂和纺织厂的女工们在星期天的派头，（我在第一部分所列举），我们足可以发现妇女和姑娘们已开始在自己身上花费相当多的钱，她们对服装打扮的消费逐渐增多。[E 罗伊斯顿 派克编《被遗忘的苦难——英国工业革命人文实录》，福建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第201页。] 这说明了当时的英国妇女居然可以不顾家庭的过多束缚，来独立的为自己花相当多的钱。这表明了伴随其经济独立而来的是造就了她们的一种“独立人格”，亦即精神独立。以至于越来越多的妇女认为，局限于家庭主妇和母亲的角色，生活单调无味，缺少社会联系。最初，已婚妇女就业的核心动机还曾经主要是“为了家庭”（多数妇女是为了家庭的财政预算而工作，因为只靠丈夫会入不敷出）。而后来她们显而易见地将个人的动机放在了首位：越来越多的妇女声明，她们的目的是通过就业来保障属于自己的收入，保持对丈夫的相对独立性，获得从事职业的快乐或者保证由职业生活所产生的社会联系 同时，随着妇女走向社会工作岗位，她们从事的不再是没有社会经济价值的家务劳动，而是有酬劳动。社会以工资的形式对她们的劳动，乃至自身价值加以肯定。她们逐渐在社会工作中实现了个人价值，培养了成就主要依靠自己奋斗的自信心。而且工作中的妇女脱离了家庭，来到了人人平等的社会中，必会使她们在工作中形成一切依靠自己的自立感。而这种源自于工作中个人价值实现的自信与自立，必然培养妇女在家庭中的“自我意识”。不再一味的依赖家庭，而是以自我为中心形成独立的精神意识。 社会舞台造就了她们精神上的初步独立，而社会对她们新角色的有别于传统的要求，一步一步的加强了这种独立性。由于此时社会要求的改变，精神独立的英国妇女的社会角色也随之发生转变。厂主们对于女工是否承担家庭义务不感兴趣，他们决不会因为她们是孝顺女儿和贤妻良母而给以高薪。妇女此时的工作已不再仅仅局限于家庭劳动，而是深入到整个社会工作之中，并且以前家庭劳动的重要地位越来越有为社会工作所取代的趋势。家庭在妇女生活中的地位已绝对不如昔日了，她们生活的重心已渐渐偏向于社会，将其社会工作纳入其生命的重要组成部分。妇女们开始越来越重视社会工作，以至于到了工业革命的最后时期，有些年轻未婚女性甚至到了即将结婚之时居然还不懂如何料理家务。要知道，料理家务可是传统社会中女性最重要的“必修课”呀！载于1833年《议会文件》中的一个片段中提到“让我们设想一下这些年轻妇女中的一位即将担任妻子、母亲、保姆、家庭主妇的角色——这些职责她承担起来，往往是过早而又不注意节约。她没有时间，没有条件，也没有机会去学家庭生活的普通事物；即使学到了这个知识，也没有时间去实践。”而对于已婚妇女而言“十二小时的劳动，加上离家路途往返的时间，因此年轻的母亲每天有十二小时以上不在孩子身边。”[E 罗伊斯顿 派克编《被遗忘的苦难——英国工业革命人文实录》，福建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第212页。] 已婚妇女也不再那么重视家庭。总之，工业社会中的妇女不再是纯粹的家庭主妇，她们由家庭走向社会，因工作而获得精神独立，工作已渐渐取代了家庭在她们生活中的首要地位。 工业革命给英国妇女带来的精神独立与经济独立，对妇女而言，社会工作取代了其往日生活中家庭的基础性作用，改变了家庭的首要地位，从而动摇了妇女家庭观念的基础，使之家庭观念发生了根本性变化。 三 妇女婚姻观与生育观的变化 婚姻观和生育观一直以来是家庭观念的重要部分。随着工业革命的兴起，使家庭受到社会工业化的冲击，家庭中夫妻趋于平等，妇女家庭观发生了巨大的变化，而随之进一步所牵扯到的便是英国妇女的婚姻观和生育观翻天覆地的变化了。 首先要谈的是当时妇女的婚龄和择偶问题。英国工业革命以前，妇女在获取生活资料方面必须完全依赖他人，几乎不能自助，因此姑娘们纷纷渴望早早嫁个好丈夫。婚姻和生育是她们生存的需要。然而工业革命给妇女带来的经济独立使她们生存不再成问题。妇女经济上和精神上的独立使之不必为寻找一个家庭而被迫早婚。在女性中，无职业者和女佣结婚较早，教师和工人等有固定工作者结婚则相对较晚。这是因为，前者通常希望早组织家庭，以寻找经济上的依靠；而对于有固定工作的后者而言，她们的经济独立不仅可以维持她们的生存，而且可以使之在家庭以外的领域中找到她们施展才华的事业。总的来讲，此时的妇女已纷纷推迟结婚年龄，她们不再将婚姻作为其幸福的唯一归宿。婚龄推迟的另一个关键性因素则是当时妇女择偶观的改变。由于妇女们经济和精神上的独立，她们不再将婚姻仅仅作为其生存的基本，也不用再听命于父母家庭的支配，而是在能够自己谋生的自立感蓬勃发展的基础上有了关于真正的“人”的意识，有了个人的情感。因此，此时妇女的择偶标准不再是由家庭的生产形式的需求和机会所决定，也不是为个人生存考虑，而是将配偶的选择取决于爱情的支配。她们在配偶的选择上更注重的是爱情、情感支柱、友谊和伴侣关系，这些均成为英国妇女们此时的择偶标准。当然，由于她们此时对自我情感的充分重视，对择偶的标准的改变，对婚姻的期望较高，也必然带来她们婚龄的推后及离婚率的明显上升。 在这里我想重点谈一下当时英国妇女的离婚问题。当妇女（同样也包括社会的另一半——作为丈夫的男性）对婚姻和家庭寄予的期望已经超出了保障生活的实际目的，而扩展成为对尽情享受的幸福之渴望的时候，在这种大为延长了的婚姻中，发生更为经常的和具有他种性质的可能性便大大增加了。解除婚姻的可能性的增加，主要基于经济的和与此相关的心理社会原因：在农业生产和小企业生产中由于生产资料的共有，人们不得不维系不幸的婚姻，现在，在这种生产条件下工作和生活的人越来越少。这里所涉及的群体，即农民和自主的企业所有者的离婚率最低，并与其他群体的差额颇大，男女农民实际上从不离婚。夫妻在他们的经济和社会存在中愈少相互依赖，她们就愈有可能在婚姻不幸时考虑分居或离婚。所以，妇女一旦走上社会舞台，有了挣工资的工作时，就加强了她们在婚姻发生危机时分居或离婚的意愿，增大了经济上的可能性。因此，离婚最多的是受过中级的学校教育或职业教育，担任职员工作的城市妇女；离婚率最低的是那些没有职业的妇女。最终，不断减少或滞留在低水平上的户均子女数量更促进了离婚的意愿。因为，夫妻家庭中有了子女即削弱了他们离婚的主观意愿，也减少了离婚的经济可能性。就越来越广大的民众妇女而言，婚姻不再是以保障生存为目的的经济的结合，而是建立在婚姻伴侣对一种无上的爱情的关系的要求之上。当爱情越来越成为选择伴侣的决定性动机时，认为“爱情消失”的婚姻不再成为婚姻的观点逐渐得到了承认。妇女们想在婚姻中找到“非常的幸福”的渴望，尽管有种种威胁征兆，还是增长了。由此发展出了对婚姻中的情感保障、性生活幸福和亲密交流的要求。以往数代的农民、手工业者和市民所抱的希望，最多不过是“实际的”爱情以及共同的生存、财产和地位的保障。与之相比，新的要求是否可以实现，更是无可比拟的难以预见。把浪漫爱情当作唯一“合法”的结婚动机来进行的广泛宣传掩盖了一个事实，即浪漫爱情通常只能保持一定的时间。对于为了白发到老而缔结婚姻的设想，它似乎没有足够的承受能力。 因此，工业革命时期的英国妇女已摆脱由婚姻获得生存的命运，她们的自立使之可能甚至必然获得其婚姻的自由。 与婚姻同步的生育问题此时也在英国妇女的家庭观念中产生了深刻的变化。在农业社会中，家庭中的儿女是一个家庭中重要的劳动力，妇女也将多生孩子视为其骄傲的资本。然而，历来妇女因生育过多而遭受的身心痛苦也使新一代的女性望而却步。孩子的出生有使母亲失去生命的风险，更重要的是还会给她们带来失去工作的风险。因此，限制生育的观念在此时的英国妇女中形成，人们开始尤其是妇女开始关注各种避孕措施。如载于《共和党人》的理查德·卡莱尔的《爱情是什么》一文中大肆向当时的人们宣扬一种由欧洲引进的避孕方式，他在文中谈到：“当这里和别处一样，节制生育蔚然成风，大家都不再生育过多的子女时，男人就不怕娶妻子，人人都会早婚，淫乱就会减少，道德和宗教责任心就会提高。”[E 罗伊斯顿 派克编《被遗忘的苦难——英国工业革命人文实录》，福建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第278页。] 这表现出理查德·卡莱尔的进行节育的生育观，而其宣传在当时很受人欢迎以至于后来居然为一位牧师检举，载于《议会文件》G·S·布尔牧师的证词中写到： “问：你是不是知道在妇女当中流传着详细说明这种工具用法的印刷品或者书籍？ 答：我记得两年多以前，那时卡莱尔到我们地区来演讲，有人向我报告说，他出版过或推销过我们谈到的那一类书，但我找不到机会去加以证实，我只是听到有人报告而已。”[E 罗伊斯顿 派克编《被遗忘的苦难——英国工业革命人文实录》，福建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第275页。] 很明显，以卡莱尔的节育观极其行为来看，他是一位积极宣传避孕、节育的倡导者，而后来他的宣传居然受到当地牧师的不满和检举（因为节育是为中世纪基督教所不能容忍的）——这足以证明其宣传对人们特别是妇女所造成的广大影响；这也从彻面反映出当时人们特别是妇女对避孕节育这方面知识的了解的巨大需要。 所以，从上面两则彼此相关的材料中我们可以明显察觉到当时的人们特别是妇女生育观的巨大变化——冲出了教会所代表的中世纪生育观束缚，表现出新形势下的新观念，即要求并习惯于避孕和节育。 四 夫妻趋于平等现象以及夫妻平等感的产生 男女在家庭中的地位，主要的是由双方的经济地位决定的。当妇女投身于家庭以外的社会领域，参加工作，参与交往，重新获得为家庭做出经济贡献的机会，自身价值相应得到提高。此外，在工业社会中，孩子不再像农业社会或采集、狩猎社会中那样具有很高的经济价值。关于孩子的价值观的转变，有助于妇女摆脱生育的压力，从而可以比较自由地在家庭和社会上寻求新的角色。男女两性关系在社会、家庭领域中走向平等的趋势，改变着夫妻地位和相互关系。妇女参加工作，摆脱了经济上对丈夫的依赖，甚至有些除了养活自己外还补贴家用，男人甚至需要妻子儿女共同维持家庭。因此，毫无疑问，妇女的劳动提高了她们在家庭中的经济地位，她们不再在家庭中处于屈从地位，家庭的平等性有所加强。 当时人们的思维仍然局限于传统家庭的定式，丈夫挣钱养家，妻子操持家务。在当时大多数情况下，女工结婚后多半会辞掉工作。表面上看起来，婚前是否进过工厂并无二致，但如果往下挖掘，不难发现尝过经济独立甜头的妇女，婚后对于这种地位的向往比起没有工厂经历的妻子要强烈得多。一些懂得自身价值的妻子，甚至会产生对琐碎家务的厌烦心理。她们自信能同男子一样获得生活资料，心理上与丈夫的平等感有可能产生。 有一种并不罕见的情况是，家庭人口迅速增加后，丈夫工资不够一家开销，妻子往往会重操就业，进厂干活。而家庭中妇女地位变化最明显的，要算那些被称之为“头脚颠倒”的家庭，即妻子挣钱养家，丈夫失业在家干家务。一些工业部门使用机器后并不花费太多的体力和技巧，如纺织部门，主要看机器和接断头，妇女完全可以胜任。她们灵活的手指和敏捷的动作还胜男子一筹。女工比较听话，易于训练，所得报酬较低，例如，纺纱女工每周挣八、九先令，比男工少一半甚至三分之二。因此，一些适合女工劳动的行业，男工被排挤了。这从恩格思对英国工厂的调查可以看出：“在使用水力纺纱机的纱厂中只有妇女；在使用骡机的纱厂里只有一个成年男纺工和几个接断头的助手；在动力织机和粗纺机上工作的，有的多半是女工，有的则全是女工，男工只从事蒸汽机的管理、纺织机械的刷洗和维修，或当木匠、监工、看门工等，人数远比女工少。”[《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卷，第427——428页。] 其结果，在一些丈夫找不到工作而靠妻子养活的家庭中，出现了男女传统位置的大错位。恩格斯说这样的家庭仅曼彻斯特一地就有几百户，兰开夏412个工厂中每个工厂都有两三户。不依赖丈夫而生活，对于妇女地位的提高是非常关键的。人类历史上之所以有过母系社会，就在于那时妇女的采集劳动是维持人们生存的主要手段，妇女是主要的生产力和生活资料的主要提供者，而在人类进入父系社会以后，妇女幸福的最大障碍也在于她们在获取生活资料方面不能自助。工业革命时期有人已经认识到这一点，他们指出：“制造工业的发展和机器生产代替繁重手工劳动的一个巨大优点，在于它有利于妇女地位的提高。”[E 罗伊斯顿 派克编《被遗忘的苦难——英国工业革命人文实录》，福建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第207页。] 社会学家古德指出：“假如其他条件相同，则男子与女子的收入愈接近，女子就会愈少依赖男子，…… 而妇女的经济实力愈强，发言权也就愈大。……”[W·古德著《家庭》，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第111页。] 妇女家庭经济地位的提高从而为其夫妻平等感的产生奠定了基础。恩格斯在《英国工人阶级状况》中举了这样一个例子：一位在朋友来访时正在替妻子补袜子的男人说：“……我没有工作，已经三年多没有工作了，我这一辈子再也找不到事情了。……这地方女人和孩子有的是工作，可是就没有男人的工作。要找工作真比在街上拾100金镑还要难……。她早就成了家里的男人，我却成为女人了。”[《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卷，第431——432页。] 这男人的一席话充表现出“头脚颠倒”家庭中丈夫的无奈与沮丧，在他身上再也难以看到工业革命以前夫权的那种霸气了，以至于在家庭中无经济地位的他一个人在家给上班的妻子补袜子，这在以前是绝对不可能的，甚至是反的（而应是妻子为丈夫补袜子）。补袜子现象就表明了丈夫心中夫妻平等感的出现（而不再是如以前一样充斥于心的是作为丈夫在家庭中的权力和威严了），而第一次参加工作而见丈夫的无能的妻子对此也就更加敏感了。 在工业化的浪潮中，妇女通过就业得到了日益增长的财力，在家庭中取得了日益提高的经济地位，使平等主义在夫妻思想中均得到了接受。在这里我想对“夫妻平等感”加以总结，并予以细化。首先是家庭的财政管理，由于此时家庭中的妻子已有了自己独立的经济来源，必然使之在家庭中的经济地位上升。一方面她们享有了独立支配自己的劳动果实权利，她们可以用自己的收入做自己想做的事情，比如穿戴打扮上的更加注意；另一方面，由于她们独立的收支来源，必然使她们在家庭的经济支配上占有一席之地，家庭的财政支配权不再仅仅属于丈夫，妻子们也相应得到一部分，并且会随着她们经济份额的增加而上升，甚至占主导。如在有些“头脚颠倒”的家庭（我在上一部分所列举），妇女就掌握着家庭财政的主导权。 其次，是家务和孩子的抚育问题。由于此时妇女的经济地位的上升，她们的收入成为家庭收入的一部分，乃至不可缺少的一部分，因此妻子们已不能再成为完全的家庭奴仆：妇女们被卷入社会之中，她们有了自己的工作，她们没有精力也没有时间来顾及整个家庭的一切；同时，随着妇女独立精神意识的萌发，她们已不再依赖于丈夫，她们要求平等的情感，当然更不甘愿独自承担家务。由于以上种种因素，此时的家务劳动及子女抚养都不再仅仅压在妇女的身上，而是夫妻双方共同负担，共同享有家庭的权利、履行家庭的义务。因此，夫妻双方在家庭义务的履行上经济因素占有相当重要的因素。如我在本节开始部分所提及的“头脚颠倒”的家庭正是如此，由于男性就业的困难，妻子成为家庭的主要经济支柱，丈夫便承担起（不论是自愿。还是不得已）家庭的家务。但是，同时不容忽视的是，在当时以爱情为纽带的婚姻中，夫妻感情也在家庭义务的承担中占有一定的席位。 所以，随着工业革命对家庭的冲击，家庭双方关系——夫妻地位也发生显著变化，夫妻逐渐趋于平等，这一事实也必然造成夫妻平等感在英国普通妇女心中的产生。

妇女由家庭走向社会及其经济独立 在工业革命前传统的农业社会中，由于金属工具的出现和原始农业、原始畜牧业的发展，男子从事农业、畜牧业、制陶业，成为生活资料的主要提供者，而妇女则被排斥于主要的生产部门之外，从事附属性的劳动和家务。男子创造财富的能力增强，地位提高，自然就产生了统辖家庭的要求，子女继承父亲的血统、财产和权力。同时，伴随着生产劳动中性别角色的高度分化，妇女受到严格的人身隔离，她们的活动被限制在家庭之中，从而依赖于男子，从属于家庭。 自妇女从社会舞台退入家庭小圈子以来，她们便一直视家庭为其唯一生存支柱，生活的核心，因此家庭的地位与作用成为妇女家庭观念的基础。也就是说，一旦妇女有了经济独立，不再从属于家庭，妇女的家庭观念必会随之产生变化。所以，在这里我首先要谈的是工业革命将妇女由家庭带入社会，赋予其经济独立，对她们传统家庭观念基础的动摇。——这是妇女家庭观念发生变化的背景与现实基础。 工业革命首先给妇女走出家庭提供了特别机遇，正如马克思、恩格斯指出的“当机器成了一种使用没有肌力或身体发育不成熟而四肢比较灵活的工人的手段后，资本主义使用机器的第一个口号便是妇女劳动和儿童劳动。”[《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3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433页。] 在英国工业革命时期，妇女们开始大量被现代经济部门雇佣，她们开始获得一定经济权利，并在实际的工业生产中成为一支不可或缺的力量。在机器上工作并不需要什么力气，但手指却必须高度灵活。随着机器的使用，手的灵活和肌肉的紧张逐渐被水力和蒸汽机所代替，这样很明显就愈来愈没有必要使用劳动力昂贵的男人，而是使用廉价劳动力——女工和童工，这也随之导致了妇女大量走向社会工作岗位。为了便于说明问题，在这里首先对当时的妇女就业情况作一简要说明。1851年英国进行了一次人口调查，大不列颠（不包括爱尔兰）10岁以上的人口有1576万，就业人口大709万，其中妇女就业人口243万，占就业人数的。而在纺织业和家庭服务业妇女更是占据了绝对优势。同年，如家庭服务业工人共103万，其中男工13万，女工90万，裁缝、女服裁缝、女帽匠，男女比例极为悬殊，男工494人，女工34万；洗衣业、花边制造业、杂役、草帽编制业、手套制造业等有工人32万，其中男工2万，女工30万。[克拉潘著《现代英国经济史》，中卷，北京商务出版社1974年版，第41——42页。] 各纺织部门更是妇女的天下，1839年棉纺织工厂里女工占总数的，[波尔特著《国家的进步》，第193页。] 毛纺织工厂女工占，丝织业工厂女工占，麻纺织工厂女工占。[《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428页] 甚至在体力劳动的行业中也有女工的身影，根据1841年的数字，当时煤矿女工达到6000人。[E 罗伊斯顿 派克编《被遗忘的苦难——英国工业革命人文实录》，福建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第211页。] 以上数据充分证明了在向工业社会转型的过程中，英国大量妇女由家庭走向了社会。 随着妇女走向社会，社会活动空间的不断扩大，其经济独立也日渐形成。恩格斯在《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一书中指出，“……妇女解放的第一个先决条件就是一切女性重新回到公共劳动中去；而要达到这一点，又要求个体家庭不再成为社会的经济单位。”恩格斯的理论告诉我们，妇女降为第二性是从经济地位的丧失开始的。因此，妇女改变命运的入口也必须是参与社会经济活动。随着机器生产和低工资，促使资本家们在工业化过程中吸纳了成千上万的妇女涌入就业市场。而吸引妇女进入就业市场的最重要因素是工资。工资的获得意味着妇女经济独立，从而摆脱对男人的依赖，有了脱离家庭经济依赖的基础，并使她们有了自由支配劳动果实的权利。例如：出生于曼彻斯特的18岁姑娘简 L，动力织布机机工，看4台织机，一周挣16先令，交给她母亲7先令，剩下的9先令归她本人支配。[E 罗伊斯顿 派克编《被遗忘的苦难——英国工业革命人文实录》，福建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第201页。] 许多人将这笔钱花费在穿戴上，因为她们已拥有了属于她们自己的劳动报酬，理所当然花费在她们认为有用的地方，而不受任何人的约束和责备。如：简 L穿的长外衣用去一磅十六先令六便士，她的帽子用去一磅九先令。她戴丝手套，每副大约花一先令六便士。每年的鞋费大约十五先令。而丝织厂的女工比棉纺厂或织布厂的女工更会打扮。“她们许多人的确穿的很好也很漂亮，其外表之体面即使不超过也至少和成百上千的中等阶级的妇女不相上下。她们星期天穿的最好的服装都很时髦，只要哪里买得到，她们就去买，而且是由某个著名的懂得怎样把料子搭配得最美观的女裁缝做的。”[E 罗伊斯顿 派克编《被遗忘的苦难——英国工业革命人文实录》，福建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第201页。] 而另一些比较节约的女工，则可以存下一笔不小的数额作嫁妆。据估计，一个与父母住在一起的年轻女工，在16岁到25岁期间，积蓄可达100英镑。[E 罗伊斯顿 派克编《被遗忘的苦难——英国工业革命人文实录》，福建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第207页。] 由以上妇女的工资开销，我们可以了解到当时妇女已开始重视自我，抛开对家庭的经济依赖，取而代之的是以自我为中心的经济独立。 经济独立是妇女家庭观念转变的物质条件，没有经济独立，其他所谓思想上的精神独立便无从谈起。从前，妇女“只能通过铁条阻隔的窗户窥视她们生活于其中的世界的一角。她们竖起耳朵，如饥似渴想听到的只是男人口中传来的一点点知识。”[戴安娜 拉维奇编，林本椿等译《美国读本》下册，三联书店1995年版，第467页。] 而现在，随着妇女对社会经济的直接参与，她们不必经过男性这个中间环节而与社会有了直接接触，随着她们社会活动空间的逐步扩大，她们的精神独立意识也在经济独立中孕育而升。

2．先阅读下面一篇科学小论文习作，再细读专家的“评讲”，了解在题目的确定、材料的选择、数据的引用等方面需要注意些什么。稀土对花卉植物开花期的影响上海宝山区海滨二中 张蕾菁 吴军等随着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人们对鲜花的需求也增加了。鲜花色彩艳丽，清香宜人，但都有花期不长久的缺陷。人们为延长鲜花的保鲜期，曾使用过不少试剂，如阿斯匹林等。我们则尝试用稀土来延长植物的开花期。稀土是一类稀有元素。农用稀土主要是镧和铈元素的化合物。它对植物生长有一定促进作用。为了解它对花期和花的大小有否影响，我们做了以下实验。一、实验材料农乐粉状物(一种稀土肥料)，金盏菊，烧杯。二、实验过程和记录将农乐配制成5种不同浓度的溶液，将金盏菊朵插入，另外设一对照组。列表如下：花直径为3—4cm 农乐溶液 情况记录 对照 50mg/100ml 花盛开，1周后凋谢 花6天后谢 100mg/100ml 花刚开，2周后谢，花盛开时比对照组略大 花6天后谢 150mg／100ml 花盛开，1周多后凋谢，叶色好 花6天后谢，枝上叶比前较差 200mg／100ml 花盛开，1周多后凋谢，叶色好 花6天后谢，枝上叶比前较差 300mg／l00ml 花盛开，1周多后凋谢，叶色好 花6天后谢，枝上叶比前较差 三、分析和讨论从上述实验记录可以认为：稀土对鲜花的开放时间有一定的延长作用。从50mg/100ml稀土溶液到3OOmg／100ml稀土溶液都有一定的延长开花期的作用，而且使花朵的直径也略有扩大。金盏菊施加稀土后一般能延长开花2--4天。我们认为，这与稀土能促进植物生命活动，促进叶绿素形成，增加有机物合成(加稀土溶液的植物叶色较深)有关。稀土也许有促进植物生殖器官吸收有机养料的作用。我们还发现，稀土浓度越高(在300mg／l00ml以下)，延长花朵开放的时间也越长。至于浓度到达多高才会有负作用，我们还得在以后作进一步研究。稀土是一种含微量元素的化合物，对植物生长有一定的促进作用。张、吴二位同学用农用稀土——农乐做延长花卉植物花期的试验，是很有实用价值的。从文章来看，这两位同学确实做了不少工作，也取得了可喜的成果，可嘉可勉。当然，和大多数初次独立进行科学实验的同学一样，他们在实验方法和实验报告的表述方面还显得不够成熟。不过这没关系，以后多开展一些这样的活动，多看一些课外书籍，他们一定会做得更好。与许多同龄人相比，他们已经领先一步了。首先，从报告的内容来看，作者只进行了一种花卉——金盏菊的花期实验，所以，报告的题目似改为“稀土对金盏菊花期的影响”更贴切一些。要知道，植物是一个外延很大的概念，在科学研究报告中是不能随意乱用的。把稀土对某一种植物有作用看作是对所有植物都有相同的作用，那是不行的。这叫以偏概全，往往会酿成大错。第二，极稀溶液的浓度应用ppm(百万分之一)表示，如文中的“50mg／lOOml"可表示为500ppm。第三，在报告中应该明确记录用金盏菊做试验的数量和次数(至少10株金盏菊，反复多次)。第四，花的开放有始花期、盛花期和凋谢期，它们的具体日期要记录明确、完整。注意，实验记录中的数据必须是明确的，如“6天”“23小时”等，不能出现“1周多”“10多天”之类比较含糊的数据，要不然“稀土越浓，花期越长”有何根据?(选自《中学科技》1994年第4期)二 整篇作文自选题目，利用最近一段课余时间(半个月或—个月)，尝试写一篇自然科学小论文。题目的选择很重要，可结合自己特别有兴趣的某门学科的学习、钻研，或者结合学科课外兴趣小组的课题研究活动，或者根据自己平时对某种自然现象的观察、研究，选择研究范围和研究深度适合自己水平、条件的题目。然后参照课文中提出的一些要求和注意点，去认真搜集并分析材料，提炼出有一定价值的观点，安排好合适的结构，快速起草并细心修改，最后认真誊清。课文后所附例文可供参考；还可以结合课外阅读，参读一些报刊上新近发表的科学小论文。下列题目供参考：1．沙尘暴的成因与防治2．××江的污染小议3．怎样防止土地荒漠化4．也谈敬畏生命5．析生物链

这个问题是在考工业革命的影响，你就从影响方面论述就可以了。例如工业革命产生了工厂制度，这样会使家中的男子去工厂工作而非从事原有的农业畜牧业，甚至有的工厂还出现了女工，展开论述即可

青海长云暗雪山，孤城遥望玉门关。黄沙百战穿金甲，不破楼兰终不还。————王昌龄《从军行》话说唐代出了个“七绝圣手”王昌龄，说起来还有一段故事。他于开元十五年中了进士，补秘书省校书郎，调汜水尉，后因故遭贬岭南。开元二十八年为江宁县丞，人称“王江宁”，天宝七年又贬为龙标尉，人称“王龙标”。他的诗含蓄深婉、浑厚明快，人称“诗家夫子王江宁”。王昌龄看到当时社会如此黑暗，到处是贪官，那受苦的农民总是吃不饱、穿不暖，看在眼里，痛在心里，觉得自己很没用，只能写诗发发牢骚。他在边塞从军的时候，骑马巡边，满目苍凉，心中烦闷，就信马由缰，走了不知多久，离开唐军驻地已经十分遥远，他正要回转马头，忽然看见在一片广漠的边塞之上，一座边城的西边，一座百尺高的烽火楼上，一个唐军戍卒孤独地走上瞭望台。从青海湖吹来的秋风在黄昏时分显得更加凛冽寒冷。王昌龄猜想，此时此刻，戍卒的思乡念亲之情也正是最为浓烈之时。这是一幅悲凉而又伤感的画面。王昌龄素知此地已无唐军，《军事报》上说前段时间有一队唐军在此地全军覆没，唐军就放弃了此地，现在却有唐兵守着，不禁心中大奇，走近去看个究竟。却见戍卒走上高台，坐下了。此时寒风瑟瑟，本就让人愁思不已，那戍卒更用羌笛吹起了主题为“伤离别”的乐府古曲《关山月》。只听得笛声呜呜咽咽，如泣如诉，如亲人在呼唤，似征人在叹息。五昌龄想到，这笛声就如同一缕情思，飘向万里之遥的故乡，征人的妻子也同样在思念久戍边庭的亲人。但是战争远未停止，征人回乡遥遥无期，只能是无可奈何的等待。王昌龄思绪纷乱，走上前去，却见此兵甲胄破了一个小洞，便问道：“你叫什么名字？”此兵见到军官问自己，忙一手掩住甲上的破洞，单手行礼，答道：“我叫闾丘晓。”原来闾丘晓是个武林高手，所属唐军曾与数倍于己的敌军遭遇，经过激战之后，全歼敌军，但全队唐军也只剩下他一个了，他杀光敌军后自己也体力不支，昏倒在地，醒来后想起自己的任务，就坚守着岗位。王昌龄问道：“你怎么能在乱军中保住性命？”“我有一门神功，我靠它消灭了敌人。”“教教我吧！我把你带回我军驻地！”于是王昌龄与闾丘晓回到了大部队的驻地，然后秘密从闾丘晓那里学了一门名为“七绝掌”的神功。为了表示感谢，王昌龄就替闾丘晓写了七首《从军行》，每一首诗都内含一式七绝掌法。其中的《青海长云暗雪山》还高度赞扬了极度困苦的闾丘晓无怨无悔、在国家边境进行正义战争的豪情壮志。此诗传到朝廷，闾丘晓很快就升官调到别处做了刺史。在一个月黑风高的晚上，在王昌龄半夜骑马回家的途中，突然从路边跳出一个人来，嚷道：“王某某，你还认得我吗？”王昌龄定睛一看，是师父闾丘晓。王昌龄有君子风范，抱拳说道：“原来是师父，不知在此拦路所为何事？”“朝廷听说你总是发牢骚，叫我来警告你一下。”王昌龄冷冷一笑，说：“好啊，你就试试看！”闾丘晓运功发掌，但王昌龄更快，先一步将闾丘晓的人头扫落。王昌龄心想：我现在这个样子不免总是被人暗杀，不如借用一下师父的脸皮好了！于是动手将闾丘晓的脸皮剥下，制成面具，放到自己脸上，将闾丘晓的尸体埋了，到闾家去冒充闾丘晓，对外宣称已经杀死了王昌龄。

第二节盛唐边塞诗人盛极一时的边塞诗是构成盛唐之音的一个基本内容，它在中国诗歌史上的地位，是前无古人的。初盛唐以来，由于国势强大，军事力量雄厚，经济基础牢固，同域外少数民族政权在政治、军事、经济、文化方面的交往密切，文人们有很多出塞的机会，或是从军、或是游历，遥远陌生的边塞不但不使人们感到荒凉可怕，反而刺激了他们的好奇心。一种为国立功的荣誉感和浪漫主义精神猕漫在初盛唐社会，不少著名的诗人都亲历过铁马秋风塞北的军旅生活，如陈子昂、高适、岑参、崔颢、戎昱等人。充满英雄传奇色彩的塞外军旅生活、雄奇壮伟的域外风物，都足以引起诗人们的创作兴趣，于是从隋代的杨素、卢思道、薛道衡以来逐渐发展成熟的边塞诗，在盛唐又出现了高峰，其中成就最突出的，当推高适、岑参以及王昌龄、李颀、王之涣等。高适（700-765），字达夫,郡望渤海蓨（今河北景县）人（渤海蓨是汉代的行政区域，唐时已无渤海蓨，《旧唐书》本传称其为“渤海蓨人”，是以郡望相称）。至于生籍，现已无法考知。虽然高适的祖父、父亲曾经当官，但到高适的时候，家境已经中落。高适二十岁时，曾西游长安。他自己说：“二十解书剑，西游长安城。举头望君门，屈指取公卿……白璧皆言赐近臣，布衣不得干明主！归来洛阳无负郭，东过梁宋非吾土……”（《别韦参军》）他原以为凭借才华，可以一举获取功名，结果失望而归。此后他北上蓟门，漫游燕赵，但也是“逢时事多谬，失路心弥折”（《蓟门不遇王之涣郭密之因以留赠》）。归来之后，大约有十年间是在宋州（今河南商丘），“过着混迹渔樵”的落拓流浪生活，其间他也几度外出。值得一提的是天宝四载（745），他和李白、杜甫邂逅于汴、宋之地,一起登临怀古，把酒论文，传为文学史上的佳话。天宝八载（749），因人举荐，高适试举有道科中第，授封丘县尉，但因这个官职的“拜迎长官”、“鞭挞黎庶”（高适《封丘县作》），他三年后便辞职不干，不久入哥舒翰幕府掌书记。安史之乱发生，高适跟随玄宗至蜀，拜谏议大夫，此后官运亨通，屡屡升迁，最后官封左散骑常侍，进封渤海县侯。《旧唐书》称“有唐以来，诗人之达者，唯适而已。”高适是盛唐重要的诗人之一。因为经历的复杂，他的诗歌内容比较丰富。早年因为政治上的失意，生活上的困顿，他的诗多有自伤不遇之词和急于用世之意。如“飘荡与物永，蹉跎觉年老”（《酬裴秀才》）“暮天摇落伤怀抱，倚剑悲歌对秋草”（《古大梁行》）。高适的性格豪放不羁，杜甫曾称他：“高生跨骏马，有似幽并儿”（《送高三十五书记十五韵》），殷璠称他“性拓落，不拘小节”（《河岳英灵集》），所以他青年时代就向往立功边塞的生活：“倚剑对风尘，既然思卫霍”（《淇上酬薛三据兼寄郭少府微》），而且有过边塞生活的亲身体验。所以边塞诗也是他早期创作的一个主要内容。高适仕途得意之后，诗歌创作数量不多，总体成就不如未达之前。高适前期的边塞诗多是来自他亲身的经历，是经过冷静的观察之后的有感而发，因此有较强的针对性，在反映现实方面比其他同时代的边塞诗人远为深刻，既表现了追求功名的昂扬意气，又能够抒发因直视冷峻的现实而产生的悲慨之心，所以在盛唐诗坛他被推为边塞诗的代表。高适边塞诗中最负盛名的《燕歌行》，是他开元二十六年（738），第一次北上蓟门归来以后的作品：汉家烟尘在东北，汉将辞家破残贼。男儿本自重横行，天子非常赐颜色。摐金伐鼓下榆关，旌旆逶迤碣石间。校尉羽书飞瀚海，单于猎火照狼山。山川萧条极边土，胡骑凭陵杂风雨。战士军前半死生，美人帐下犹歌舞。大漠穷秋塞草腓，孤城落日斗兵稀。身当恩遇恒轻敌，力尽关山未解围。铁衣远戍辛勤久，玉筋应啼别离后。少妇城南欲断肠，征人蓟北空回首。边庭飘飖那可度，绝域苍茫更何有。杀气三时作阵云，寒声一夜传刁斗。相看白刃血纷纷，死节从来岂顾勋。君不见沙场征战苦，至今犹忆李将军。这首诗前有作者自序，明确表示此诗是为“感征戍之事，因而和焉”。高适自己也有过边塞生活的体验，所以诗中的思想感情是多方面的。既有对守边士兵浴血苦斗、“死节不顾勋”的高尚品格、英雄主义精神的歌颂，又有对军中苦乐不均、边将不得其人的讽刺；既肯定男儿当建功立业，横行天下，又同情战争给征人思妇造成的痛苦。作者以高度的艺术技巧概括当时边塞战斗生活的广阔场景以及各种矛盾。尤其是“战士军前半死生，美人帐下犹歌舞”两句，批判将帅骄奢荒纵，不恤士卒，是全诗的中心所在。此诗语言多用七言偶对，几乎每四句一转韵，平仄相间，音调铿锵，表达了诗人时而沈郁、时而激昂、时而悲壮的心情，但给人的感觉不是形式的华美，而是沈至、浑厚、质实、雄健。高适的边塞诗，议论深刻，见解过人。如他的《塞上》诗，指出当时边患的严重和朝廷对外战争的失策：“边尘满北溟，虏骑正南驱。转斗岂长策，和亲非远图。惟昔李将军，按节临此都。总戎扫大漠，一战擒单于。”他认为唐朝习用的“和亲”手段已经起不到羁縻强敌的效果，应该像汉时的李将军那样，迅速扫平残敌，解除边患。他的边塞诗中，还经常出现对士兵英勇无私的爱国精神的赞颂，对他们艰苦生活的同情。除了《燕歌行》，这一类的作品还有《蓟门五首》其四中：“黯黯长城外，日没更烟尘。胡骑虽凭陵，汉兵不顾身。古树满空塞，黄云愁杀人。”《答侯少府》中：“北使经大寒，关山饶苦辛。边兵若刍狗，战骨成埃尘。行矣勿复言，归欤伤我神。”高适的边塞诗还抒发了自己的壮志雄心以及怀才不遇的悲慨。如《塞下曲》中：“万里不惜死，一朝得成功。画图麒麟阁，入朝明光宫。大笑向文士，一经何足穷。古人昧此道，往往成老翁。”他的理想就是塞上立功，身后扬名。但是现实是残酷的，他在《蓟中作》中又写道：“岂无安边书？诸将已承恩。惆怅孙吴事，归来独闭门。”“孙吴事”，指用兵之道。自己虽然有军事韬略，无奈无人赏识，那些不学无术的将领，早已得到皇帝的封赏。高适的边塞诗多是五、七言古体，但一些以边塞生活为题材的绝句也写得境界阔大，风骨凛凛。如《送董大二首》之二：“千里黄云白日曛，北风吹雁雪纷纷。莫愁前路无知己，天下谁人不识君。”荒漠雪景，反而衬托出了英雄豪杰的不凡襟抱。《塞上听吹笛》：“雪净胡天牧马还，月明羌笛戍楼间。借问梅花何处落，风吹一夜满关山。”诗把塞外雪夜写得多么明净寥廓，一支《梅花落》曲子又把它点缀得绚丽如画，而且情韵深厚。殷璠在《河岳英灵集》中称赞高适说：“适诗多胸臆语，兼有气骨，故朝野通赏其文”。高适的诗多从现实出发，写自己的真感情，真怀抱，或抒情、或议论，不是无病呻吟，不是矫揉造作，这是“多胸臆语”；而语言的质实有力，情调的豪迈雄壮，便是“兼有气骨”的表现。这两者相结合，形成了高适边塞诗“尚质主理”、“悲壮沉雄”的风格特色。和高适并称为盛唐边塞诗代表的是岑参。岑参（约715-769），江陵（今湖北江陵）人。和高适一样,岑参的祖、父辈都曾有过显赫的政治地位，但到岑参幼年时，家道已经中落，父亲又早死，全凭他勤奋读书，天宝三载（744）,二十九岁时，应举及第，授右内率府兵曹参军。天宝八载（749）冬天，岑参第一次赴安西边塞（今新疆库车附近），在安西节度使高仙芝幕中任职，两年后回长安。天宝十三载（754）夏秋之际，岑参赴北庭边塞（今新疆吉木萨尔北破城子），在安西、北庭节度使封常清幕中供职，三年后东归。因杜甫的举荐，岑参入朝任右补阙，又历任起居舍人、虢州长史等职，后转嘉州（今四川乐山）刺史，秩满罢官，流寓蜀中，卒于成都旅舍。有《岑嘉州集》，存诗约四百首。岑参一生两次出塞，共写作了七十多首边塞诗，是盛唐诗人中写作边塞诗数量最多的。岑参边塞诗的内容比较丰富，有的是抒发为国安边、建立功业的抱负，表现了强烈的入世精神。如“功名只向马上取，真是英雄一丈夫”（《送李副使赴碛西官军》），“丈夫三十未富贵，安能终日守笔砚”（《银山碛西馆》）；有的是抒写边思乡愁，如《逢入京使》：故园东望路漫漫，双袖龙钟泪不干。马上初逢无纸笔，凭君传语报平安。诗写在边塞思念家人的感情，语淡情浓，气度却显得豪爽。但岑参写得最多最好的，还是那些描写域外奇异风光和风土人情的作品。岑参赴边之时，已是天宝后期，唐王朝内外危机重重，但安西、北庭边塞的兵力一向雄厚，唐帝国的声威依然显赫，所以岑参的情绪高昂、豪迈，充满了积极乐观的精神。他的性格又具有好奇的特点，杜甫就曾说：“岑参兄弟皆好奇”（《渼陂行》），而且想象力丰富，域外奇伟壮丽的风物，极大地刺激了他的创作欲望，所以他的边塞诗如殷璠所说：“参诗语奇体峻，意亦造奇”（《河岳英灵集》）。殷璠此语虽是针对岑参早期写景之作而言，但似乎更符合他的边塞诗的艺术特点。关于岑参诗的“奇”，清人也有相同的看法，如沈德潜《唐诗别裁集》说：“参诗能作奇语，尤长于边塞。”翁方纲《石洲诗话》称：“嘉州之奇峭，入唐以来所未有。又加以边塞之作，奇气益出。”岑参边塞诗的“奇”，首先表现在以奇特的想象抒发立功边塞的慷慨豪情，将域外荒寒的奇异风光，用豪迈高远的语言和声调来表达，给人既振奋又新鲜的感觉，如著名的《白雪歌送武判官归京》：北风卷地白草折，胡天八月即飞雪。忽如一夜春风来。千树万树梨花开。散入珠帘湿罗幕，狐裘不暖锦衾薄。将军角弓不得控，都护铁衣冷难着。瀚海阑干百丈冰，愁云惨淡万里凝。中军置酒饮归客，胡琴琵琶与羌笛。纷纷暮雪下辕门，风掣红旗冻不翻。轮台东门送君去，去时雪满天山路。山回路转不见君，雪上空留马行处。这首诗写雪兼写送别。他把边地的雪写得那么绚丽，又用雪来表现奇寒，而后过渡到送别的场面、惜别的心情。诗中“忽如一夜春风来，千树万树梨花开”两句，用梨花盛开的春天景象，来比喻严冬飞雪，既形象，又使全诗表现出积极浪漫主义的情调。“纷纷暮雪下辕门，风掣红旗冻不翻”两句，在漫天皆白之中，突出了红旗的鲜丽，画面给人的印象十分深刻。陈绎曾说“岑参诗尚巧主景”（《唐音癸签》引），胡应麟认为他的诗“清新奇逸”（《诗薮》），都指出了岑参诗善于写奇景的特点。再如《走马川行奉送封大夫出师西征》：君不见走马川，雪海边，平沙莽莽黄入天。轮台九月风夜吼，一川碎石大如斗，随风满地石乱走。匈奴草黄马正肥，金山西见烟尘飞，汉家大将西出师。将军金甲夜不脱，半夜行军戈相拨，风头如刀面如割。马毛带雪汗气蒸，五花连钱旋作冰，幕中草檄砚水凝。虏骑闻之应胆慑，料知短兵不敢接，车师西门伫献捷。这首诗描写的是大漠中恶劣的环境：黄沙入天，夜风怒吼，飞石如斗，但诗人用夸张的笔法描写这些景物的时候，心中却充满了昂扬激动的情绪，因为他是用如此奇伟的景色，衬托奔赴沙场的勇士的英雄气概：看将士们半夜行军，幕中草檄，何等英姿飒爽！这首诗给我们美的感受，已不仅仅来自塞外奇景，还由于盛唐时代诗歌中鼓荡着的慷慨豪迈的激情。岑参写塞外奇景的作品，数量颇多，且多用歌行体。如《火山云歌送别》：火山突兀赤亭口，火山五月火云厚。火云满山凝未开，飞鸟千里不敢来。《热海行送崔侍御还京》：岸旁青草常不歇，空中白雪遥旋灭。蒸沙烁石燃虏云，沸浪炎波煎汉月。侧闻阴山胡儿语，西头热海水如煮。海上众鸟不敢飞。中有鲤鱼长且肥。这些景象本身已具有奇异的色彩，而岑参又驰骋想象，给以夸张，更显得奇丽壮伟，震人心魄。岑参边塞诗的“奇”，还表现在声韵上。岑参边塞诗最擅长的是七言歌行和七绝。其七言歌行音节流畅，用韵灵活多变，既借鉴了高适等人纵横跌宕，开合自如的体势，又接受了乐府诗的形式特点，有时句句用韵，有时隔句用韵，有时一韵到底，有时二、三句一转韵，总之，视内容而作音律上的调度安排。所以音节嘹亮铿锵悦耳。如《走马川行奉送封大夫出师西征》中，句句用韵、三句一转，且平、上、入三声互换，以急促劲折的声韵，表现出军情的紧急和土气的高昂。在盛唐边塞诗人中，高适、岑参向来并称齐名。如杜甫说：“高岑殊缓步，沈鲍得同行。意惬关飞动，篇终接混茫。”（《寄彭州高三十五使君适虢州岑二十七长史参三十韵》）。关于两人在诗歌艺术上的造诣，曾有诗论家将他们归在一起品评。如严羽说：“高岑之诗悲壮，读之使人感慨。”（《沧浪诗话·诗评》），辛元房说：“（岑参）诗调尤高……与高适风骨颇同，读之使人慷慨怀感”（《唐才子传》卷三）。但正如有的评论家所指出的，他们两人的风格，并不能以“悲壮”二字归为一类。由于经历、个性，接受的艺术熏陶不同，两个同时代的著名的边塞诗人的风格，也是同中有异的。具体地说，高适的边塞诗“悲壮”的色彩更浓郁一些，岑参的边塞诗更“奇丽”一些。所以说高适诗“悲壮而厚”，岑参诗“奇逸而峭”。（《师友诗传续录》）“高适诗尚质主理；岑参诗尚巧主景”（《唐音癸签》引《吟谱》）。在盛唐边塞诗人群中，王昌龄、李颀、王之涣、崔颢等人，也是各有建树的作家。王昌龄（约698-757），字少伯,京兆万年（今陕西西安）人，早年曾漫游四方，到过塞上。开元十五年（727），登进士第，开始了仕宦生涯。先是授职秘书省校书郎，七年后应博学宏词科考试中选，授汜水（今属河南）县尉。开元二十七岁年（739）,因“不护细行，屡见贬斥”（《旧唐书》本传），终于本年获罪被谪岭南。开元二十八年（740），王昌龄自岭南北归，任江宁（今江苏南京）县丞。但几年后，王昌龄又被贬至龙标（今湖南黔阳）县尉。安史之乱发生，王昌龄北还，路过亳州郡时，为刺史闾丘晓所杀。王昌龄的一生是比较坎坷的。他早年家境贫寒，“多知危苦之事”，但他又十分渴望建功立业，向往军中生活。他在《九江口作》中说：“何当报君恩，却系单于头”？《变行路难》中说：“封侯取一战，岂复念闺阁”？这种强烈的事功精神，慕侠尚气，慷慨豪爽的个性和他亲赴塞垣的生活经历，使他在边塞诗的创作方面，能有独特的成就。王昌龄边塞诗的代表作是《出塞》和《从军行》。《出塞》共有两首（均从《全唐诗》）。其一为：秦时明月汉时关，万里长征人未还。但使龙城飞将在，不教胡马度阴山。这首诗曾被明人评为唐人七绝中的“压卷”之作。作者从边关明月想到从秦汉以来，筑关备胡，耗时良久，但战争仍持续不绝，造成了多少家庭的悲剧。究其原因，主要在于边将不得其人。这种论点的提出，是基于作者对历史的深刻了解思考，而且语言精炼，以秦汉时的明月关山落笔，创造了一种苍茫辽阔的意境，艺术感染力很强。因此清人黄生评此诗道：“中晚唐绝句涉议论便不佳，此诗亦涉议论而未尝不佳。此何以故？风度胜故，气味胜故。”他的《从军行》共有七首绝句。其中一、二首分别是：烽火城西百尺楼，黄昏独坐海风秋。更吹羌笛关山月，无那金闺万里愁。琵琶起舞换新声，总是关山旧别情。撩乱边愁听不尽，高高秋月照长城。两首诗主要是抒发征戍者斩不断理还乱的乡思别愁。作者善于表现典型环境中人物的感情。如第一首写一个守边士兵，在秋日的黄昏，萧瑟海风之中，坐在兀立的烽火台边，耳中是缭绕不去的《关山月》曲子声，他不由得想起了万里之外闺中的妻子，是怎样苦苦地思念自己，于是愁绪萦怀，思情万端。情与景高度融合，悲凉中又有柔婉。第二首写军中作乐的场面，人们在琵琶曲的伴奏下，蹁蹁起舞，但是乐曲怎么换都离不开“关山”的离别之情。浓浓的别愁，弹也弹不尽，听也听不腻，夜色渐渐转深，月亮已西落于长城之下了，边愁猕漫在塞外的夜空。青海长云暗雪山，孤城遥望玉门关。黄沙百战穿金甲，不破楼兰终不还。（其四）大漠风尘日色昏，红旗半卷出辕门。前军夜战洮河北，已报生擒吐谷浑。（其五）这两首主要表现立功塞上的雄心壮志，如其四中，身经百战的将士，表示“不破楼兰终不还”的决心，第五首写的是一次夜战。前两句渲染战斗的紧张气氛，后两句突出胜利的结果。将前后几首诗结合起来读，使人感动于这些古代士兵崇高伟大的心灵：他们和常人一样有儿女情长，但一旦国家需要，他们便舍生忘死，不计个人得失。王昌龄因为早年有亲上塞垣的经历，对军队中的情况比较了解，他自己也有马上取功名的理想，所以在这些将士的身上也寄托了自己的热情。沈德潜《唐诗别裁》卷一说：“少伯塞上诗，多能传出义勇”，的确如此。王昌龄不但以边塞诗著称，他的反映妇女生活的诗篇，历来也备受推崇。他笔下的妇女形象有宫中怨女、有闺中少妇，也有劳动妇女。如《闺怨》：闺中少妇不知愁，春日凝妆上翠楼。忽见陌头杨柳色，悔教夫婿觅封侯。诗人先写少妇因为“不知愁”，所以盛妆打扮之后登上高楼观赏春色。没想到原野上灿烂的春光，突然触动了她心中索寞的情怀和对青春华年流逝的伤感，引出了“悔教夫婿觅封侯”的感叹。诗对少妇心理的描写可谓细致、传神。清人俞樾评此诗：“以无情言情则情出，以无意写意则意真”。王昌龄诗以七绝成就最高，数量也最多，人称“七绝圣手”。一般都认为，王昌龄的七绝，在唐代只有李白可与比肩。王世贞《诗评》引焦竑语称：“龙标（王昌龄）、陇西（李白）真七绝当家，足称联璧”。清人叶燮《原诗》说：“七言绝句，古今推李白、王昌龄。”李颀（约690-754），嵩阳（今河南登封）人（据姚奠中《李颀里居生平考辨和诗歌成就》，《山西大学学报》1983年1期）。李颀于开元二十三年（735）登进士第,他和盛唐时代的许多士子一样，有强烈的功名心，企慕富贵荣华的生活：“男儿立身须自强，十年闭户颍水阳。业就功成见明主，击钟鼎食坐华堂。二八蛾眉梳堕马，美酒清歌曲房下”。（《缓歌行》）这首诗写出了当时寒俊之士的“白日梦”。但是李颀的仕宦生涯并不如意：“数年作吏家屡空，谁料黑头成老翁”（《欲之新乡签崔颢綦毋潜》）由于对仕进失望，李颀不久便辞官不就，归隐田园了。李颀性格中有豪爽任侠、倜傥不群的一面，又有长期接触社会生活的机会，他的边塞诗浑雄刚健，苍凉悲壮，代表作《古从军行》：白日登山望烽火，黄昏饮马旁交河。行人刁斗风沙暗，公主琵琶幽怨多。野云万里无城郭，雨雪纷纷连大漠。胡雁哀鸣夜夜飞，胡儿眼泪双双落。闻道玉门犹被遮，应将性命逐轻车。年年战骨埋荒外，空见蒲桃入汉家。这首诗借咏汉武帝征西域史事，感叹古往今来的边陲攻战，付出了数不清的性命和财产，换来的只不过是小小的蒲桃移植在长安！沈德潜评此诗道：“以人命换塞外之物，失策甚矣！为开边者垂戒，故作此诗。”（《唐诗别裁》卷五），诗的思想很有深度。这一首七言古诗音韵宛转，章法整饬。诗中描写的荒漠景色，色彩黯淡，情调低沉，表现了李颀个人悲怆的情怀。李颀其他的边塞诗还有《古意》、《古塞下曲》等，情调都很苍凉悲壮。李颀精通音律，对音乐的感受特别敏锐，而且能准确给以表达，他有几首描写音乐的诗篇，都十分成功。如《听董大弹胡笳声兼寄语房给事》中：董夫子，通神明，深山窃听来妖精。言迟更速皆应手，将往复旋如有情。空山百鸟散还合，万里浮云阴且晴。嘶酸雏雁失群夜，断绝胡儿恋母声。川为净其波，鸟亦罢其鸣。乌孙部落家乡远，逻娑沙尘哀怨生。幽音变调忽飘洒，长风吹林雨堕瓦。迸泉飒飒飞木末，野鹿呦呦走堂下……诗中的“董大”，即董庭兰，是当时著名的琴师。“胡笳声”即《胡笳弄》，是按胡笳声调翻为琴曲的，所以董大是弹琴而不是吹奏胡笳。胡笳声不是具象、可触摸的。诗人便用了种种感通神明的意象，来给以描绘。说乐声时紧时缓，就像空中百鸟乍聚乍散，像兰天上浮云忽开忽合。乐声嘶哑，像离群的雏雁在暗夜里悲鸣，乐声低沉，像胡儿依恋慈母哀哀低唤。接着诗人又用自然景物的变化来反衬琴声的艺术力量：“川为净其波，鸟亦罢其鸣”。好象河流，飞鸟都被琴声震慑了、陶醉了。后面写琴声的幽咽，使人想到汉乌孙公主和唐文成公主远嫁的悲伤。这以上是侧面写琴声。以下从正面写琴声，运用了形象的比喻，如“长风吹林”、“迸泉飒飒”、“野鹿呦呦”……，写出了音乐的无穷变化，也写出了音乐中的人情味。难怪殷璠称李颀描写音乐的诗句是"足可歔欷，震荡心神"（《唐诗选脉会通评林》引）。李颀还擅长刻画人物性格，他的《别梁鍠》、《赠别高三十五》、《送陈章甫》、《赠张旭》等诗，都给人留下深刻的印象，如《别梁鍠》：梁生倜傥心不羁，途穷气盖长安儿。回头转眄似雕鹗。有志飞鸣人岂知？虽云四十无禄位，曾与大军掌书记。抗辞请刃诛部曲，作色论兵犯二帅。一言不合龙頟侯，击剑拂衣从此弃。朝朝饮酒黄公垆，脱帽露顶争叫呼……时人见子多落魄。共笑狂歌非远图。忽然遣跃紫骝马，还是昂藏一丈夫……把梁鍠任侠使气，不拘小节的个性作了生动、形象的刻划，使人感觉到他虽然落魄却依然悲歌慷慨。王之涣（688-742），字季凌，绛州（今山西绛县）人,他少有侠气，靳能所作墓志铭并序中称其“慷慨有大略，倜傥有异才”（见傅璇琮主编《唐才子传校笺》），“尝或歌从军，吟出塞，曒兮极关山明月之思，萧兮得易水寒风之声，传乎乐章，布在人口”。（同上）可见王之涣的边塞诗在当时已享有盛名。王之涣保留下来的作品只有六首，其中三首是边塞诗，最脍炙人口的是《凉州词二首》其一：黄河远上白云间，一片孤城万仞山。羌笛何须怨杨柳，春风不度玉门关。此诗首二句写玉门关外的情景。有的版本作“黄河”为“黄沙”，因为黄河离玉门关很远，肉眼看不到黄河与天相接的情景。但是若从艺术想象的角度，以意念中黄河与白云相接的情景作为孤城、群山的背景，又是可以说得通的。后两句写羌笛吹奏着哀怨的《折杨柳曲》，好像在埋怨因为春风不到玉门关，所以这里见不到一株杨柳树。这里的“春风”语带双关，既是说玉门关本就荒凉，不必埋怨春风，又是用“春风”比喻朝廷的恩译，说朝廷早就把这些戍卒的生死置之度外，流露了作者对守边士兵的同情，但是用语十分含蓄，用情十分深挚婉曲。王之涣的《登鹳雀楼》是家喻户晓的名篇：白日依山尽，黄河入海流。欲穷千里目，更上一层楼。这首诗写景却不把景写尽，而且在壮阔雄浑的景物描写中，寄寓着“登高望远”之意，展现了盛唐知识分子开阔的胸襟、进取的精神。崔颢（约704-754）,汴州（今河南开封）人。开元十一年（723）登进士第。崔颢曾漫游各地，到过塞上，有《崔颢集》，存诗40多首。其中边塞诗7首，多抒发立功军中，杀敌塞上的豪迈意气。如《赠王威古》：三十羽林将，出身常事边。春风吹浅草，猎骑何翩翩。插羽两相顾，鸣弓新上弦。射麋入深谷，饮马投荒泉。马上共倾酒。野中聊割鲜。相看未及饮，朵虏寇幽燕。烽火去不息，胡尘高际天。长驱救东北，战解城亦全。报国行赴难，古来皆共然。诗中把王威古慷慨悲歌之士的形象刻划得多么动人！诗的前十句借射猎的场面塑造王威古英武豪健的形象，后八句歌颂王将军慷慨赴国难、英勇上战场的精神。诗中漾溢着的爱国热情和英雄主义的精神，都使人深受鼓舞，所以殷璠称赞道：“风骨凛然”（《河岳英灵集》）。崔颢作品中，最为著名的是《黄鹤楼》：昔人已乘黄鹤去，此地空余黄鹤楼。黄鹤一去不复返，白云千载空悠悠。晴川历历汉阳树，芳草萋萋鹦鹉洲。日暮乡关何处是，烟波江上使人愁。诗人在观赏黄鹤楼的风光时，想到古人登仙驾鹤的传说，也想起三国时才士祢衡被冤杀于此的往事，不由得感慨万端，在诗中抒发世事茫茫，人生如寄的感叹，转而对家乡亲人产生深深的系念。诗一气直下，自然流畅。就像沈德潜评此诗所说：“意得象先，神行语外，纵笔写去，遂擅千古”（《唐诗别裁》卷十三）。诗的前四句写登楼所想，表现仙去楼空，岁月不再，唯有白云，千载之下，依然悠悠的世事茫茫之感。后四句写登楼所见所想，汉阳城、鹦鹉洲、绿草芳树在夕阳之下，暮江之上，徒然增人乡愁离思。写景抒情，臻于妙境，难怪严羽《沧浪诗话·诗评》称此诗：“唐人七言律诗，当以崔颢《黄鹤楼》为第一。”盛唐边塞诗人的成就高低不同，数量多寡有别，但他们在艺术上基本都在努力创造阳刚、劲健、慷慨、奇伟之美，使边塞诗歌成为盛唐之音的一个有机组成你挑着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