阿育王研究论文

《大唐西域记》记载了东起中国新疆、西经伊朗、南达印度半岛南端、北到吉尔吉斯斯坦、东北至孟加拉国这一广阔地区的历史、地理、风土、人情，科学地概括了印度次大陆的地理概况，记述了从帕米尔高原到咸海之间广大地区的气候、湖泊、地形、土壤、林木、动物等情况，而世界上流传至今的反映该地区中世纪状况的古文献极少，因而成了全世界珍贵的历史遗产，成为这一地区最为全面、系统而又综合的地理记述，是研究中世纪印度、尼泊尔、巴基斯坦、斯里兰卡、孟加拉国、阿富汗、乌兹别克斯坦、吉尔吉斯斯坦等、克什米尔地区及中国新疆的最为重要的历史地理文献。《大唐西域记》业已问世1300多年，随着时光的流逝，更加显示出这部着作的灿烂光辉。对于具有悠久文明的印度古代地理、宗教而言，此书是基本史料，7世纪前后印度混沌的历史地理，赖此书得以在幽暗中略睹光明、散乱中稍有秩序。对印度某些佛教圣地进行历史考察或考古发掘，唯一的文献指导书就是玄奘的这部着作，印度对那烂陀寺的考古发掘证实了玄奘记载的正确无误。人们如果想了解阿富汗境内覩货逻（吐火罗）故国的地理布局、巴基斯坦境内健驮罗、乌苌地区情况、中国新疆和田文化遗址的分布等等，舍此书而无他求。因而阿富汗、巴基斯坦的考古调查与发掘时常以此书为参照。印度的考古工作更是如此，1971—1974年印度考古学家在北方邦的比普拉瓦重新进行发掘，确认了这是玄奘书中迦毗罗卫的真正故址。国内外利用《大唐西域记》做局部课题研究的成果为数更多。书中对印度历史上许多事件都有所记述，它对确定释迦牟尼生卒年代起过很大作用，卷5中关于戒日王的记载是研究中印关系的重要史料，历史学家据此还写成了多种研究戒日王的专著。书中对迦腻色迦王的记载，为这个热点问题研究提供了宝贵资料。至于佛教史料，那就更多了。现几乎找不到一本讲古代印度问题而不引用《大唐西域记》的书，因为玄奘此书中有些资料，是任何其他书中都是找不到的。像《大唐西域记》这样内容丰富、记载国家之多、记载之详实，就连玄奘以后很长的时间内，也没有一本书能够比得上它。实际上，玄奘所留下的这部地理学著作业已超越了中国的范围，今后必将在中外学术界有关方面发挥日益重要的作用。19世纪以后，随着欧美等国的殖民地开发，世界东方学兴起，玄奘的著作因之受到了各国学者的重视，为之注疏、翻译、研究和引用者络绎不绝，对玄奘的贡献给予了充分的肯定和高度的评价。也就从这时起，玄奘成为世界文化名人。外国学术界最早对玄奘的研究，不是因他的译经事业和有新译的特点，也不是因他在唐朝建立了法相宗，弘扬了佛教，而是因为他到印度求学取经后回来撰述了《大唐西域记》一书，里面介绍了不少南亚地区各国的情况，对古印度考古研究提供了不少有用的资料。按照中国已故著名的玄奘研究专家杨廷福先生提供的资料，西方国家最早开展《大唐西域记》的研究，其中以德国和英国为首。1834年德国学者Klaproth在柏林出版了《玄奘在中亚与印度的旅行》一书，这是迄今所见最早介绍玄奘的西文著作之一。1851年法国学者M·斯坦拉·儒莲翻译出版了《慧立、彦（宗）的玄奘传及其629—645年旅行》（即《慈恩传》）一书。以后又在此书的基础上，于1857年将《大唐西域记》译成法文并出版，在东西方学术界影响甚大，开创了玄奘的研究的新时期。例如，1837年孟加拉地方政府的英国官员亚历山大·枯宁汉姆在释迦牟尼成道的鹿野苑和山奇大塔处等地发现了石刻铭文，1854年他将这些铭文收集后整理出版。1861年他首次在北印度主持考古，十年后他被任命为印度殖民政府第一届考古部长官。幸运的是，由于有了M·斯坦拉·儒莲的《大唐西域记》法文译本，枯宁汉姆得以根据玄奘的记载，核实了发掘考古资料，确定了石柱的铭文性质，指出了他们都是佛教的遗物。到1885年，他已经写出24卷《印度考古调查报告》，其中有一卷是专门研究阿育王敕柱铭文的内容。枯宁汉姆主持的考古工作开创了印度古代史研究的新时代。这部法译本的出版，与之内容相配的地图也得以绘出来。1862年俄国学者Klass0sky根据法译本转译成俄文本出版。英译本则是由S·比尔在1884年将儒莲的法译本译出后完成的。1904至1905年托马斯·瓦特（Thomas Watters）再译《大唐西域记》。因了《大唐西域记》的各种译本，与此相关的学术争论和有关资料也受到重视，如针对儒莲的译文与后出的R·Grousset法译本的译文比较，以及法显的《佛国记》等各种相关资料的研究专著不断出版，而有关的论文已经汗牛充栋，不可计数。日本学者的研究稍晚于欧洲，1894年《佛教史林》刊出《玄奘三藏年谱》，是为最早的论文。1910年日本京都大学出版《大唐西域记考异》，2年后堀谦德出版《解说西域记》一书，是为日本最早的专著出版。1926年高桑驹吉出版《大唐西域记》与东南印度地理研究的书；1942年足立喜六出版《大唐西域记の研究》二卷本，代表当时日本学术界在这方面研究的最高水平；但直到1972年，此书才由水谷真成译注的《大唐西域记》所取代。1983年野村耀昌又重译《大唐西域记》。韩国的学者将慧超的《五天竺记》与《大唐西域记》做了比较研究。印度学者对《大唐西域记》里记载的一些地名做了进一步的说明。中国学术界受到国外学术成果的影响，开始对《大唐西域记》和中亚地理进行研究，1904年，当时在《史学界》第6卷2期上曾经刊出了日本学者山下寅次撰写的《玄奘三藏的〈大唐西域记〉中所见到的都货罗国和〈汉书·西域传〉中所见到的月氏国之考证》一文，这大概是在中国最早出现的与《大唐西域记》研究有关的文章，虽然此文为外国学者撰写，但是它却传递了这样一个信息，揭示了国外对《大唐西域记》的研究成果已经开始进入到中国，正在引起国内学界人士的注意。1915年学者丁谦在《方志月刊》六卷二期至六期发表了《西域记考证》，此文于1934在年南京出版，后收入在《浙江图书馆丛书集成》第二集之“蓬莱轩地理学丛书”中。到50年代前，国内学者发表了有关与《大唐西域记》地理有关的文章十余篇，其中有陈寅恪、陈垣和冯承均等著名学者的文章，又以冯承均的研究最集中。此外国内学者还译介了一批国外学者的著作。梁启超早在《中国历史研究法》里就谈到了玄奘研究的问题，当南京欧阳竟无领导的支那内学院完成了校注本《慈恩传》后，1924年他在《东方杂志》第21卷第7期上发表了《支那内学院精校本玄奘传书后——关于玄奘年谱之研究》，在这篇文章里，梁先生对玄奘的年龄提出了置疑，开了20世纪研究玄奘年龄之先，对后世起过重要的影响。20世纪初二、三十年代，佛学在中国一度复兴，佛教界内外有不少人对唯识学产生了浓厚的兴趣，一时成为近代佛学研究的主流。但1950年以前，有关《大唐西域记》研究的文章并不是太多，但为后来的研究找下了基础。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中国的社会科学研究进入了一个新的时期，到1956年时，中国的政治生活局面基本上是正常的，学术界的活动也较为繁荣。1957年后，中国受到了来自“左”倾思想的干扰，与玄奘研究有密切关系的佛教被视为唯心主义，佛教研究受到不同程度的扼制，许多领域被人们视为禁区。但是《大唐西域记》的研究却时而有之，到1960年以前，大陆学术界出版的有关《大唐西域记》的书籍约26种。1966年“文化大革命”开始，有关学术研究的活动基本停止，佛教乃至《大唐西域记》研究的活动不再进行。1978年后有关玄奘的研究成为学者们关注的热点和主要课题，并且围绕玄奘的研究及其作品形成了多学科的研究，涉及了广泛领域。最早发表成果的仍是有关《大唐西域记》的内容。1982年，向达辑的《大唐西域记古本三种》（中华书局）出版，表示中国学术界再次开始了对这一学术问题的研究。越二年，周连宽的《大唐西域记史地研究丛稿》（中华书局）出版。此书重在考证和研究，作者对《西域记》里所载的一些国家和民族宗教、人文、地理史等各种现象做了综合性的描述，对不同的观点和说法做了精考，提出了自己的看法。在资料运用上，也较为丰富，既有中国历代古籍，也有欧、日等国的著名学者和著作，还辑录了各种观点，便利于学者通盘地鸟瞰。如在“（去曷）盘陀国考”节里，作者不仅列举了各种资料对此地的称谓，着重指出，该地现所在的位置，而且还将（去曷）盘国与迦含罗国做了比较研究，指出它们的区别，强调“玄奘所述葱岭，虽范围较广，但仍与大雪山（兴都库什山脉）区别开来。”（第194页）以说明葱岭与雪山有时也是特定的二个不同的山岭，不能混淆。作者最后认为，现存各种版本的《西域记》里都题为：“三藏法师玄奘奉诏译大总持寺沙门辨机撰”或题“唐释玄奘译辨机撰”，应改为“唐释率奘撰辨机编次”为妥。季羡林等人集体合作的《大唐西域记校注》（中华书局，1985年），其特点是主要表现在校注精到，详释，在版本学上有一定的价值。参加本书具体工作的学者均为学有所长的专家，因此它体现了现阶段学术研究集思广益，发扬集体力量的优势，改变了过去学术界总是依靠个人的力量来从事这方面研究的情况。范祥雍所写的“校勘例言”对现存的各种版本做了较好的概括，有重要的参考价值。全书在引用资料方面，也有其独到之处，主要是引用了很多西文著作，特别是南亚地区人士的专著。又由于出版年代新，故在资料的集辑方面，具有新的特点。但是，该书在介绍国内外《西域记》研究情况方面还很不够，读者不能了解有关这方面情况的发展过和程和线索，太遗憾了。倒是谢方的《〈大唐西域记〉的校注本将整理出版》（《中国史研究动态》1978年试刊）一文对此有些简略介绍，可弥补《校注》一书的不足。中国对《西域记》的研究始于清代的丁谦。笔者认为，还可将年限往前推一些，以乾隆年间王鸣盛的《十七史商榷》为发端。此外，季羡林等人还对《大唐西域记》做了今译，章巽、芮传明等做了导读等有益的工作。有关《西域记》的藏文资料也有论文面世。在现代中国社会科学领域里占有极其重要的地位，特别是在西北地区的一些学术刊物上，常年刊有这方面的文章。学者将法显的《佛国记》和《大唐西域记》进行了比较研究，指出两书都提出了一些地理名词，不仅具有科学性，而且成为近代科学地理命名的先导，有的直到今天仍被采用。它们不同之处在于：《大唐西域记》以空间描写的完整真实感见长，《佛国记》则以其时间概念明晰，历史感浓厚而著称。所以从地理学上看，《大唐西域记》的价值远远超过《佛国记》。还有学者对《大唐西域记》和《西游记》之间的关系做了研究，认为“吴承恩在创作《西游记》的过程中可能并没有读过《大唐西域记》。认为《大唐西域记》没有对《西游记》发生过直接影响，而一切影响都是间接发生的。”

为统制需要因为佛教教人忍受苦难

阿育王其人孔雀王朝的先世系统不明，但其不是纯粹的雅利安人则无疑，有人说阿育王的祖母是贱民阶级出身。在西元前三二三年，阿育王的祖父旃陀罗掘多王（Candrogupta）创立王业，经第二代宾头沙罗王（Bindusa－ra），到第三代阿育王即位，是西元前二六八年，这是根据南传《善见律》、《岛史》、《大史》、缅甸传说的记载，惟迄目前，阿育王即位之年代，尚有学者在努力考订中。（参见本书三二、三三页）据传说，阿育王生得很丑，性格顽劣，很不得父王的欢心，适巧北印度的德叉尸罗（Takkasila）地方发生变乱，宾头沙罗王即派他去平乱；这是有意送他去死的，所以军队的武器装备都很差。想不到智勇兼长的阿育王，竟然达成了这个任务，做了那里的总督。因此深受朝臣的拥护，等待父王一崩，他就杀了很多的兄弟，自己掌握政权。大概是因基础未稳，故到四年之后，在他二十五岁时，始行灌顶即位的大典。依传说他有一百零一个兄弟，被他杀了九十九个兄弟，只留一个帝须未杀。但从当时所刻的敕文中，尚有述及他与各弟兄间的情形，可见传说之不足全信。据传记所载，他的父王是受他胁迫而死，掌权后大杀昆仲，又置地狱之刑以处置人民，同时征伐南方的羯陵伽国（Kalinga）即今之阿里沙省（Or1－ssa），屠杀无数，所以他有一个「暴恶阿育王」的臭名。据研究，阿育王皈依佛教，可能是在征伐羯陵伽的前一年；当他见了征伐杀戮的惨状之后，便大生悔心，回来后即亲近僧伽，修持佛法，并以轮王政治的理想自许，以和平的正法来建设繁荣安乐的社会，近代由大磨崖法敕第十三章中，也发现阿育王曾有：「依法胜，是为最胜」的诰谕。成为教徒后，阿育王对残酷的战争给人民所造成的灾难感到十分后悔。他曾经发布过一个敕令，在敕令中他说：他对羯陵伽人民在战争中所遭受的苦难，“感到深切的忧虑和悔恨。”后来他又一次向全国的人民宣布：“战鼓的响声”沉寂了，代替它的将是“法的声音”。今后代替暴力统治和侵略的将是不竭余力的宣扬佛法，从此以后，他将不再向邻国派遣军队，而是宣扬佛法的高僧。阿育王所说的“法”，就是以佛教的伦理道德观为基础，强调仁慈的实践和虔诚的思想。他认为，对于每一个人来讲，信仰佛法，重要的在于行动。一个人能否向善，不是看他参加了多少次佛教的仪式，而是看他在每一件事情上是否能按照佛法去做。阿育王希望每一个人都能以家庭作为人生的基点，首先在家庭中体现他所说的那些道德。主要是要服从父亲，尊崇老师和长辈；对亲朋好友要慷慨和友好；对待仆人和贫苦的人要乐善好施；对待动物要仁慈，不能滥杀。阿育王首先以身做则。他宣布在全国废除斗兽之类的血腥娱乐，不充许用动物做杀生祭礼，在宫庭里对王公大臣们喜欢的狩猎游戏也加以限制。阿育王不久又宣布佛教为印度的国教，下令在王宫和印度各地树立石柱，开凿石壁，将他的诏令刊刻在上面。他还召集了全国的一大批佛教高僧，编纂整理佛教经典，在各地修建了许多佛教寺院和佛塔。为了弘扬佛法，阿育王派出了包括王子和公主在内的大批使者和僧侣，到邻近的国家和地区去传教。印度公主在去锡兰（今天的斯里兰卡）传教时，不仅带去了许多僧侣和佛典，还带去了一枝神圣的菩提树的树枝，并亲自种植在锡兰，这棵菩提树在锡兰一直生长到今天。经过一番宣传和使节往来，佛教不仅传遍了锡兰，而且很快传到了埃及、叙利亚、缅甸、中国和世界各地。除了宣传佛教，阿育王还为老百姓做了许多的好事。如扩大灌溉工程，修筑道路，建立医院等等。在阿育王在位的40多年里，在国内外都享有很高的声誉。在印度和其它一些国家的历史著作里，他被称为“伟大的阿育王”。印度的孔雀王朝也成了印度历史上第一个强大的统一帝国。就连我国的宁波，还曾经有过阿育王寺，说明阿育王在中国也是有影响的。

阿育王又名「阿输迦」（Aasoka），意为「无忧王」，是西元前三世纪左右时期印度摩揭陀国孔雀王朝的第三代国王，阿育王的祖你旃陀罗芨多是孔雀王朝的创立者。在佛教史上，阿育王是个著名的护法大王，印度佛教到了阿育王时代，才真正开始走向世界。西元前二七三年，阿育王继位，成为孔雀王朝的君主。在继位之前，阿育王曾被他的父亲宾头沙派作坦罗地方的总督，因此具有一定的统治经验。他继位，继承父业，不断进行征服战争，最后使摩揭陀国成为一个北起喜马拉雅山，南到迈索尔，东自阿萨姆西界，西抵兴都库什山的幅员辽阔的军事帝国，在印度历史上第一次成为一个统一强大的国家。阿育王即位之初，对外利用军事力量进行征服战争，对内则杀戮大臣，甚至自己的兄弟姐妹。据说在西元前二六一年，阿育王曾率军征服南印度的羯陵伽国，获战俘十五万多人，杀了十万人。在惨酷的战争之后，阿育王宣布放弃武力征服的办法，皈依佛教。实际上除了佛教之外，当时他对境内各种宗教，包括婆罗门教、耆那教等都加以保护，极力利用各种宗教安抚在他统治下的各族臣民，对于佛教则更是特别大力扶持和宣扬。他在帝国境内许多地方开釜严壁，树立石柱，上面刊刻诏令，宣称「以法胜，是为最胜」，主张以佛教征服人心。这些刻有阿育王法敕的摩崖石刻和石柱，有些还留存至今，成为研究古代印度历史极为重要的资料。在阿育王的大力扶植下，佛教在当时实际上处于摩揭陀国的国教地位。他以大量金钱资助佛教的发展，派遣了许多传教僧人到全印度以及周边国家和地区去弘扬佛法，相传他还把佛舍利分散到各地，在各地同时兴建了许多佛塔供奉舍利，供人瞻仰崇拜，以扩大佛教的影响。他的儿子摩哂陀（Mahinda）和女儿僧伽密多（Sanghamitta）先后出家，并相继率人南下斯里兰卡岛，把佛教传入了斯里兰卡。他在政府内设置了「正法大官」执掌宗教事务，巡回各地，宣传佛法。他还曾经在首都华氏城召集了许多佛教僧侣，由上座部长老目犍连子帝须主持，举行了佛教史上有名的第三次「结集」，编纂、校订和整理了当时流行的佛教经典，处理了佛教内各派之间的争论。由于阿育王的大力支持和帮助，佛教在此时有了很大的发展，并开始在印度以外一些国家和地区如缅甸、斯里兰卡以及中亚、西域一带得到传播。阿育王本人也被后世的佛教徒护法大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