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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4年的一天，放假在家的16岁北京女孩阎恩兰无意中发现父亲的一个日记本。好奇心驱使她翻看了内容，当看到父亲跟随志愿军第23兵团入朝作战时写的一篇日记时不禁大吃一惊。日记写道：

在阎恩兰的记忆中，父亲是起义将领，是国军少将，更是傅作义将军的同乡和最信任的私人秘书。父亲一直在傅作义身边工作，即便解放后，傅作义当上了水利部部长，仍然不忘把父亲调到身边。

阎恩兰从小就称傅作义为傅伯伯，两家人远远超越了上下级关系。 但是父亲什么时候成了中共党员？傅作义知道吗？ 年幼的阎恩兰非常疑惑，她难以理解这个事实，但感到这是一件重大的事情，既不敢告示弟妹和母亲，更不敢当面问父亲。

这成了阎恩兰一生的遗憾，一家人因为父亲的身份问题遭受了许多坎坷，而直到39年后她和弟妹们才彻底弄清父亲的身份和他的传奇故事。

阎恩兰的父亲叫阎又文，1914年出生于山西荣河县。成长在军阀混战，民不聊生的黑暗时代中的青年，大多抱有救国救民的远大理想。

1933年，阎又文考入山西大学，英语成绩优秀，文笔好，深得老师喜欢。他被老师带到《中外论坛》的期刊担任编辑和翻译。这份期刊主要介绍国际上的左派思想，阎又文在工作中接触到了马列主义等进步思想。在老师们的影响下，他对救国救民的道路有了更深刻的认识。

1937年夏天，阎又文从学校毕业，那一年抗战全面爆发。阎又文决定弃笔投戎，前往爱国青年心目中的革命圣地——延安参加抗日工作。在延安，他参加了陕甘宁边区保安处举办的情报侦察培训。

结业后阎又文听从邢西萍（解放后曾任中央统战部长）的建议，利用与傅作义同乡的关系，到其部队工作。

经大学老师介绍，阎又文顺利进入傅作义部。他才思敏锐，文笔锋锐，渐渐得到傅作义的重用，成为傅的秘书。傅作义主持会议，都让阎又文写讲话稿、记录内容，他走到哪里都会把阎又文带在身边。

抗战初期，国军接连遭遇惨败。善于用兵的傅作义发现：国军常以阵地战与日军拼消耗，由于武器落后，不仅守不住阵地，反而遭受重大伤亡。反观八路军，总能插入敌后，以灵活的游击战术打击日军。而且八路军有一套优良的政工制度，能得到老百姓支持，在敌后得以发展壮大。

傅作义在担任第二战区北路军总司令和以后担任第八战区副司令期间都与八路军保持友好关系，互有往来。 他曾派人到延安拜访毛主席，请求派人到其部队传授游击经验，帮其组建政工机构。

八路军派了一批青年干部到傅作义部工作，并以潘纪文为特派员协助傅作义建立政工机构。潘纪文也是傅作义的同乡，能得到其信任，便于工作开展。

这批干部不仅为傅作义建立了完善的政工制度，帮其摒弃了军阀部队陋习，改善了军民关系。也传播了中共的抗战思想，使部队精神面貌焕然一新，成为一支有爱国主义觉悟的劲旅， 就连阎锡山也称傅作义的部队为“七路半”。

期间，阎又文也经潘纪文介绍成为一名党员。

不过傅作义与八路军的友好互动并没有持续多久。1939年下半年，国民党内掀起了第一次反共高潮。除了制造一系列摩擦事件外，还派中央监察委员姚大海以“考察”为名，突然到傅作义部要其清除部队中共党员。

无奈之下，傅作义只能将八路军派来的干部“礼送出境”。由于情况紧急，潘纪文未能来得及对阎又文的工作作出安排，此后阎便与组织失去了联系。

隐秘战线中有一个名词叫“闲棋冷子”，意思是未雨绸缪，先下闲棋，布冷子，以备将来不时之需。 这被总结为十六字方针“隐蔽精干、长期埋伏、积蓄力量、以待时机”。此时的阎又文就是一枚“闲棋冷子”，他甘愿忍受孤独，随时等待着组织的召唤。

抗战胜利后，傅作义已升任第12战区司令。老蒋把绥远、察哈尔、热河等地划归傅作义部受降，意图挑起其与八路军的冲突。傅作义为了抢夺地盘，挥师东进，进犯八路军在平绥线上的解放区，双方爆发了直接冲突。

这是阎又文不愿看到的，他力劝傅作义不要与八路军冲突，为部队留条后路。但傅作义被胜利冲昏头脑，根本听不进去。

为应对国民党挑起的内战，延安决定启用“冷子”，派出在陕甘宁边区保卫处工作的王玉去去联系阎又文。王玉化装成皮货商人，前往傅作义司令部所在地归绥。

在一家饭馆吃饭时无意间听到一个口音与自己十分相似的国民党军官在讲话，王玉急忙上去攀老乡。此人名叫薛起禄，是傅作义司令部的机要秘书。王玉一顿吹捧，两人喝了几碗酒后越聊越投机。

王玉谎称弟弟在傅作义部当兵，曾给家里来信，并说复信寄给一个叫阎又文的长官转交。现在弟弟已经几年没有消息，所以希望找到阎又文打听一下消息。薛起禄回答道：“傅司令的秘书就叫阎又文，该不会是他吧？”

王玉给了一笔钱贿赂薛起禄，让他带自己去找阎又文。几天后，王玉果然被带进阎又文的办公室。阎又文看了他一眼，只说了句：“不记得有这件事。”王玉上下打量了一番，确定他就是自己要找的阎又文。

几天后，王玉打听到阎又文的住址，提着礼品上门拜访。阎又文对这个来历不明的陌生人感到很奇怪，始终保持着警惕。王玉只能开门见山地说：“我是从延安来的。”得知王玉的身份后，阎又文紧紧地握住他的手说：“盼了多少年了，终于等来了这一天。”

王玉交代了此行的任务： 了解傅作义部重大军事、政治情报，以及傅与蒋的关系。 事关重大，阎又文只能与王玉单线联系，当时知道他真实身份的只有王玉、罗青长、李克农、周恩来等几个隐蔽战线的领导人。

1946年1月，在国共已经签署停战协定的情况下，国民党军队仍然不断向解放军进攻。冀察晋解放区首府张家口面临着敌军的东西夹击，为改变不利态势，中央决定发起大同战役。

狡猾的老蒋把大同划给傅作义，使其倾力相救。傅作义采取“围魏救赵”的战术，全力攻打集宁。鉴于形势不利，晋察冀军区只能撤围大同。 此次战役，傅作义部虽然实现了目标，但自身也付出较大的伤亡。

傅作义将责任推给中共，要求阎又文写一封诋毁、污蔑毛主席的公开信。这个要求使阎又文非常为难，写一封信并非难事，但诋毁自己的信仰和领袖，他实在难以下笔。无奈之下，阎又文找到王玉，让他向上级请示该如何处置。

周恩来和毛主席知道了，不仅同意写，而且指示骂得越凶越好 。一方面要让傅军得意忘形，在战场上失去警惕；另一方面又能激发我们官兵的斗志。

1946年9月20日，国民党南京《中央日报》全文刊登了傅作义的公开信。毛主席下令《解放日报》也进行全文转载，并表示要“奇文共赏”。朱德还要求晋绥和晋察冀两个军区向连以上干部宣读。 这篇文章引起了广大官兵的极大愤慨，他们一致表示要坚决捍卫来之不易的解放成果。

不过这篇文章也使一些不明真相的人对阎又文产生了误解，以致他在延安的一位老朋友此后再也未与他往来。隐蔽战线的工作便是如此，深入虎穴，不仅冒着被敌人杀害的危险，还会遭受各种委屈。这是为了革命成功而付出的必要牺牲，阎又文对此早已习以为常。

1947年底，傅作义就任华北“剿总”司令，其总部迁往北平西郊。阎又文也跟随傅作义到了北平，他的职务是政工处少将副处长、新闻处长、总部对外发言人，同时兼任傅作义的私人秘书。

中央在决定发动辽沈战役之前，要李克农了解傅作义部情报，因为傅作义部如果出关增援，会对战局产生极大影响。李克农再次派王玉潜入北平找到阎又文，阎又文汇报了自己对傅作义的看法。

他认为傅作义与老蒋之间是有矛盾的。傅作义并不想当华北“剿总”司令，他知道老蒋这是让他出来收拾烂摊子。傅作义赴东北开会时了解到，当地竟然可以用金条买到县长职务，他对国民党的腐败非常失望。 不太可能消耗自己的力量，去救援东北。

后来中央决定先打锦州，截断东北敌军与关内的联系。锦州战役期间，老蒋本打算让傅作义亲自指挥，傅作义果然极力推辞说：自己资历尚浅指挥不了如此重要的战役，委员长德高望重，应以统帅地位亲自指挥。

老蒋无奈之下只能委任侯镜如为东进兵团司令，率兵救援锦州。但他被阻击在塔山阵地前，寸步难前。 锦州解放，成了辽沈战役取胜的关键一战。

辽沈战役结束后，东北获得了解放。傅作义意识到自己成了下一个目标，何去何从成了一个让他头痛的问题。此时他掌握的部队包括自己的嫡系约20万，中央军40万。呈一字长蛇阵，摆在平绥线和平津线上。

此时傅作义有两条出路： 一是向西撤回绥远老巢，待价而沽，不过困守绥远恐怕也不会长久。二是向东撤往天津，必要时再从海路南下。但他的官兵大多是绥远人，乡土观念重，可能不愿跟他一起南下。另外南下后，部队也很可能像其他地方派实力人物一样，被老蒋吞并。

傅作义倾向于先留在北平观察局势，万一情况有变，就撤往天津，凭借国美人的援助固守。 正在此时，老蒋也急召傅作义赴南京商讨。老蒋想让傅作义率部南下，充实长江防线，以保半壁江山。但他也怕不战而放弃华北遭受指责，想听听傅作义的意见。

傅作义向老蒋分析了形势：解放军刚刚进行辽沈战役，起码要三四个月时间休整才能继续作战。况且已经进入冬季，大兵团运动非常困难。所以，解放军起码要到来年春天才会入关，而自己可以利用这段时间扩充兵力，构建防御工事，固守华北。老蒋同意了他的意见。

傅作义返回北平后让阎又文草拟了一份命令，大概内容是：向北平周边收缩部队，另派人去天津考察，为总部转移至天津作准备。

阎又文将傅作义的想法和部队布防情况报告给了组织，中央据此立即调整了作战部署：

在这之前中央的计划是先夺取归绥、太原，然后集结华北解放军和休整后的东北野战军歼灭傅作义集团。如果按此计划进行，傅作义部发现形势不对势必会向南逃窜。届时东北野战军入关将无战可打，同时华北60万敌军退往江南，凭借长江天险顽抗，将会大大增加全国解放的难度。

研究完阎又文提供的情报后，中央决定： 一方面命令徐向前、周士第立即停止攻打太原，以免将傅作义逼得太紧，使其外逃。另一方面，命令东北野战军克服困难，放弃休整，立即入关。 目的就是将傅作义集团抑留在华北。

东北野战军主力秘密入关，傅作义尚未完全察觉，北平便已被包围，傅作义南逃的退路便被截断。

如果强攻北平，不仅会使双方军中遭受损失，还会使北平城内200万老百姓以及大量文物古迹遭受灭顶之灾。中央的策略是争取傅作义起义，和平解放北平。

不过被围困并不意味着会投降。傅作义并非草包，涿州之战，他以孤军坚守三个月之久，赢得守城名将的称号。更何况此时他手上还有60万军队，绝对不会轻易言败。

傅作义有个习惯，遇到重大事情都会听取部下的意见。阎又文利用这个机会向他分析面临的形势：国民党大势已去，不论是走还是战，对下属、对人民、对 历史 都是不负责任的选择，唯一的出路是争取和平。此外，阎又文还动员一些自己熟悉的文化界人士劝说傅作义。

1948年12月17日，傅作义第一次派出代表出城与解放军谈判，但这次谈判因为傅作义“要价过高”而没有结果。 傅作义的想法是以自己的军队作为资本参股，建立联合政府。 正是由于未遭受打击，才让他产生了这种不切实际的幻想。

12月22日，傅作义起家部队35军在新保安被歼灭，军长郭景云自尽。这等于砍掉了傅作义一条胳膊，他闻讯后非常震惊，情绪十分低落。为了安抚傅作义，阎又文连续十多天没有回家，和傅冬菊（傅作义之女）轮流陪在傅身边，劝说他不要放弃和平的机会。

1949年1月6日，傅作义再次派代表出城与解放军谈判，聂荣臻等领导亲自参加了谈判。双方拟定了一个《纪要》，解放军要求傅作义于1月14日前答复《纪要》中的内容。

在解放军争取傅作义的同时，国民党方面也争取，蒋经国还曾持老蒋亲笔信到北平见傅作义，信中称赞傅为“千军易得，一将难求。”所以，傅作义始终犹豫不决。

直到14日当天，在阎又文等人不断催促下，傅作义才决定派代表出城继续与解放军谈判。聂荣臻见到谈判代表后直言不讳地说：“你们已经过了最后答复时间，这次谈判就不包括天津了，我们已经下达了进攻命令。”

15日，双方继续谈判。当天15时，天津便告解放，天津警备司令、傅作义的爱将陈长捷被俘。 傅作义的退路彻底被截断，只能同意在和平协议上签字。

根据双方协议，1949年1月31日，解放军开入北平，宣告北平和平解放，使用北平城内200万百姓和大量文物古迹免遭战火之灾。虽然傅作义是在断了所有退路后被逼接受和平协议，但阎又文的不断劝说也起了很大的作用。

北平和平解放后，阎又文的身份并没有公开。一方面，傅作义的嫡系董其武仍然控制着绥远，尚未参加起义。另一方面，也要考虑到傅作义的 情感 。此后，阎又文又利用与傅作义的关系，为绥远起义做了大量工作。

抗美援朝战争爆发后，董其武的所部改编为志愿军第23兵团入朝参加机场建设，阎又文也随部赴朝鲜参战。当时美军飞机对志愿军后方交通线和机场狂轰滥炸。入朝参战有着极高的危险，阎又文做好了牺牲的准备。

但作为一名入党十余载的老党员，既没有任何名分，也没过一天正常的组织生活，这对于阎又文来说无疑是一大憾事。所以他在日记中写道， 牺牲后唯一的愿望是组织能公开他的身份。 所幸的是，阎又文最终随部队凯旋。

解放后，傅作义曾担任水利部长，他把阎又文也调到水利部担任农田水利局副局长。阎又文工作能力较强，也还算年轻，时任局长屈健几次想发他成为党员。但组织和阎又文均没有任何回应，这让屈健百思不得其解。

直到1958年，在水利部的一次支部大会上，组织才宣布：从今天起阎又文是党员。在公开身份之前，组织特意让阎又文找傅作义谈话。考虑到傅作义的个人 情感 ，当时阎又文以征求意见的口吻询问：“我想入党，你看怎么样？”傅作义对此非常支持。

那时的阎又文虽然有了党员身份，但他的事迹仍然无人知晓。1962年，因为操劳过度，阎又文不幸患病去世，年仅48岁。 临终前，他只对妻子留下一句：“有问题找组织。”阎又文被安葬在 八宝山革命公墓，家人曾感到不解。

阎又文的几个子女学习都非常优秀，正常情况他们都能得到一份较好的工作。但因为父亲“ 历史 不明”，他们在学习和工作中遭受了许多坎坷。

1993年，曾与阎又文单线联系的王玉在与北京市公安局副局长刘光人的一次会面中提到了阎又文，并感叹道：“已经过去40年了，阎又文的身份是该解密了，真希望见见他的家人。”

刘光人恰好是阎又文二女儿阎绥兰曾经的领导，并对阎家非常熟悉。在他牵线下，王玉得以与阎又文的子女相见。他在得知阎家子女遭遇后，内疚地感叹道：“我早点找到你们，你们就不会受这么多委屈了。”

几天后，王玉带着他们去见了曾担任中央 社会 调查部部长的罗青长。在他们的帮助下，阎又文的身份得以证实。1993年5月31日，农业部给阎又文6个子女就业的单位分别发去证明函。 阎又文的子女在他去世31年后，终于得知他的真实身份和经历。

王玉还写了一篇回忆录，发表在《国家安全通讯》杂志上。这是首次对阎又文身份进行披露。不过这份刊物在当时主要面向内部发行，所以 社会 上对阎又文身份仍不知情。

1997年，有一部关于北平和平解放的谍战片热播。但由于阎又文的身份仍未在 社会 上公开，剧中仍然将他设置成反面角色。罗青长看到这部电视剧后，心情无比沉重。

他认为一个为国家解放作出过卓越贡献的红色特工不应该再遭受这样的委屈，于是立即动笔写了一篇纪念阎又文的文章发表在《北京日报》上。文章中称：“我的战友阎又文是隐蔽战线上的一位杰出战士。他把自己的一切都献给了党，真正做到了“白皮红心”。

论文写的好、有创新就可以发表

“文化安全”一词在国内学术文献中的出现目前可追溯到1999年。当年，一系列学术文章（我们从CNKI中检索到75篇这样的文章）开始提到“文化安全”一词，并且有两篇文章在标题中使用了“文化安全”一词，其中一篇是林宏宇1999年8月发表在《国家安全通讯》当年第8期上的《文化安全：国家安全的深层主题》，另一篇是朱传荣1999年12月发表于《江南社会学院学报》当年第1期（该刊创刊号）上的《试论面向21世纪的中国文化安全战略》。2004年由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出版的《国家安全学》一书，第11章即为“文化安全”。这是对“文化安全”特别是“国家文化安全”最早的比较集中的论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