研究城乡文化认同的论文

在我们对城乡差别的认识中，往往更多地局限于物质形态，但就城乡差异而言，还远远不惟如此。文化和心理的差异，具有更加深层的、根深蒂固的渊源。要消除以至弥合这种差距，至少有三个方面的问题需要研究：一是城市如何以更多的空间和宽容的心态接纳农民；二是农民如何以自身的能力、素质、文化和心理适应城市；三是政府如何为这种城乡之间的融合提供制度保障和服务安排。关键词：农村与城市 村民与市民 文化与心理 认同与差异农民问题何以成为重中之重，挂在了总书记和总理的心头，摆到了党和国家最高层决策层的案头，排上了中央“红头文件”的最前头，刻在了包括九亿农民在内的全社会的眉头。解决三农问题的思路也是各显其能，但就解决农村剩余劳动力而言，其基本的路径就是“农转非”。不过“农转非”的途径不是原来意义上的吃商品粮，而是给已经在城市的亿农民工以市民待遇，给现在农村仍需要转移的亿富余劳动力和每年新增的1200万劳动力以及以后新增需要作者简介：杨以谦（1957-），男，安徽砀山人，淮北市委党校副校长、教授。研究方向：政治文化、三农问题。转移的农民以平等的就业权。这就至少有三个方面的问题需要研究：一是城市如何以更多的空间和宽容的心态接纳农民；二是农民如何以自身的能力、素质、文化和心理适应城市；三是政府如何为这种城乡之间的融合提供制度保障和服务安排。一由于中国“三农”问题的历史性、复杂性、艰巨性、长期性，要真正使农业兴起来，农村强起来，农民富起来，远非一个文件、一次会议、一项政策所能企及。缩小三大差别，一直是我们走向共同富裕的价值取向，但我们对差别的认识往往更多地局限于物质形态。随着对三农问题制度层面认识的深入，政治和权力的差别更加凸显，给农民以国民待遇的呼声日渐其高，各种政策措施也接踵出台。但就城乡差异而言，还远远不惟如此。文化和心理的差异，具有更加深层的、根深蒂固的渊源。1、 观念差异农民代表居住生活在特定地理环境中的人群。这一人群常常与居住在城镇或都市的人群形成一种对照，即“乡下人”和“城里人”。居住在乡野之中，聚村而居，成群而落，靠近田野、草原和大自然。因其出生地的原始基因，不论到哪里，他们“乡下人”的 地理身份与天生“城里人”的地理身份的差异，便决定了城乡之间的观念差异，以及社会对这种身份的认知差别。由此，大凡落后、保守、歧视的观念似乎都源于农民，也适合农民；而大凡进步、创新、高尚的精神似乎是城里人的专利。“小农意识”、“小农观念”以及“小农行为”等等概念，既是用来代表农民的观念及行为，同时又是人们用来贬低他人的一种价值判断。领导干部不胜任工作称之有农民意识，工厂厂长把厂子搞亏了、破产了称之有农民意识，体育比赛比输了称教练有农民意识，作家写不出好作品称之为有农民意识，科研人员不出成果称之为有农民意识，导演把作品弄砸了称之为有农民意识，演员演不好自己的角色称之有农民意识，连某些腐败分子走到腐败这一步，也称自己有严重的农民意识，但有深厚农民意识的地地道道的农民，有成为腐败分子的吗，简直是无耻之极。够啦。其实带有农民二字的贬义词不止一个，比如农民心态、农民思想、农民观念、农民作风、农民思维、农民形象等等，不一而足。由此，城里人脑海里便形成这样一种定势思维，即认为农民总是墨守成规，因循守旧；安于现状，害怕冒险；思想固执、狭隘，而缺乏开拓进取精神，甚至把“中国的根本问题是农民问题”这一关乎国家发展和治理的根本性的问题 ，也歧视性地理解和归结为“农民的问题”或“农民出了问题”，似乎中国所有的问题都出在农民身上或都根源于农民。因而，农民问题解决了或农民不再出问题了中国便安然无恙。2、主流意识形态差异由于农民进入大中城市会面临很高的壁垒，比如定居成本，就业机会、生活保障、子女就学等等。因而规模小一些的中小城镇成为农民进城的较理想的选择。事实上，农民进城的愿望是很强烈的，想致富的农民甚至在自己耕作的土地上直接建起了供自己进入的城镇，来表达他们渴望进城的愿望。它代表了一种原生意义上的农民朴素求富心理。即要通过城市化来改变自己的现状，来提高自己的生命质量，实现人生的价值。观念的差异反映在官方的主流意识形态上，便形成了对农民的歧视。由此造成了在制定和执行政策法律上，对农民群体利益的忽视以及对农民采取的不公开、不公平和不公正的认识与对待。有些腐败分子假星星忏悔，要求从轻发落，说给我一次重新做人的机会，我可以回家种地;那农民要是犯了错，怎么发落，不论从轻还是丛重，还能到城里当官吗？在我们的现实生活中，对农民的歧视常常表现为整个社会或居于强势地位的社会集团对农民群体的种种限制上，这些限制日益制度化、经常化，事实上已经构成了中国社会的最大不公。3、文化与科技差异物质层面上的差异还有个比较，有关资料统计，城乡收入比已经由改革开放之初的：1拉大到现在的，而隐性收入则是6：1。文化和技术上的差异更是不可比拟。农村教育、医疗卫生、科技和文化艺术等领域发展缓慢。文盲和半文盲占全国总人口比重大，科教文卫人员比重小。据有关统计，农村各类科教文卫人员只占农村总人口的。就说卫生一项，可以说差异大的惊人，占人口70%的农民医疗卫生消费只占到总消费的6%。由于文化技术水平低，大多数农民工目前在城市里干的都是城里人不愿干的活儿，收入也十分微薄。那么，农民为什么不去找一份体面的工作呢？难啊！一是没文化技术；二是没钱培训学技术；三是即便大学毕业了也没门路找个体面的工作。在我国的农村劳动力中，受过专业技能培训的仅占9．1％。随着经济发展水平的提高和新兴产业的兴起，缺乏转岗就业技能的农村富余劳动力的就业难度越来越大。 生存难保，谈何文化技术，更谈不上精神享受。4、心理差异就心理观念而言,农民作为一个群体，有于其自身的生产和生活方式的特殊性以及在社会中的特定地位，自然会形成他们自己对待世界、社会和人生的基本态度和观念。在这个意义上，农民文化、农民意识确实存在。但是，如果把农民的思想观念和农民文化放到线性文化进化论的某个时点之上，认为农民的意识、观念总是保守的、传统的或落后的（孟德拉斯语），那么，这种认识多少带有偏见和绝对化的局限。马加爵案，媒体评论多归于因教育、归因于学校和社会心理救治系统不健全，这些其实都还是表象。最根本的原因，恐怕还在于横在“城里人”与“乡下人”之间日益扩大的鸿沟。于是，这种心理不平衡很容易转变为惹事作恶的诱因。相当多的城市社会治安案件往往由此引发。调查发现农民工是一个面临强烈心理矛盾与心理冲突的群体，有些心理问题已经成为社会稳定的制约因素，应引起关注。比如，自卑心理和孤独情绪，由此造成农民工在就业、生活、医疗、教育等许多方面与城里人隔着一条人为的却又是难以逾越的鸿沟；被剥夺心理和不满情绪，城市职工与农民工相比在各种福利上有一种天然的优越感；压抑心理和怨恨情绪，与生活上的贫困相比，农民工更难以忍受的是不被城市接受，不能与城里人正常交往与合作，不能像城里人一样感受到平等与尊严。二正视差异、缩小差别、消除隔阂、弥合缝隙是政府、城市、农民共同的责任和义务1、政府应该干什么制度与政策 对农民的限制、歧视，以及损害农民合法权益的现象普遍存在，制度上的缺憾不能不说是一个重要原因。比如相关的法律法规及配套措施不完善、不健全，有规定而滥施处罚，以及缺少真正能够为农民服务、保障农民权益的机构、机制等。但是，只要观念与感情真正转变过来了，办事情、想问题才会处处为农民着想，替农民打算，才会想方设法破除一切障碍，促进城乡一体化发展，使进城务工的农民在子女教育、劳动就业、社会保障方面与城市人享受同等待遇；只要观念与感情真正转变过来了，有关司法与执法部门才能不折不扣地贯彻《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法》的规定，切实维护农民工应当依法享有的各项权利，并加大对侵犯农民工合法权益的单位和人员的查处力度。措施与途径 进城农民除了原来的基础，一般是没经过多少培训和教育的。为此政府对进城农民扶持的首要任务就是对农民进行基本的城市适应性教育和基本技能培训。如加强对农民工的法制观念教育，帮助他们树立现代公民意识、权利意识、平等意识，提高他们在多元化利益分配格局中的发言能力、对话能力、组织能力和依法维权能力。对农民教育的一个前提，就是必须把农民工当成真正的城里人看待，归根到底，这些培训也是为了帮助农民工成为真正的城里人。这些培训不仅包括对进城农民进行职业技能培训，同时要有政治、法律、政策、道德、权力、义务等人文方面的教育，使农民有意识地融入先进的社会发展系统，成为有现代意识的社会人。引导与教育 农民工在非农产业和城镇实现就业或创业的过程，也是他们融入一个新环境、开始一种新生活的过程。其间很可能产生一些有形或无形的矛盾冲突，甚至发生传统和现代两种生活方式或文化形态的碰撞，这在农民工进入城市特别是大城市的社会生活的过程中，表现得尤为明显。因此，对农民工进行城市生活常识和法律法规知识的宣传普及，引导他们自觉培养起对城市文明的认同感和对城市生活的责任感，应该是农民工培训的更高层次的核心内容。我们常说，严重的问题是教育农民。似乎把农民教育好了，中国的一切问题都不在严重。然而，现实的问题是，我们对农民训导了多少年，严重的问题依然严重。是农民不可教化吗？非矣。严重的问题是我们对农民既不尊重，也不理解。因而，也就谈不上教育和解放，更说不上引导农民在人类解放的道路上获得自我解放。问题是我们对农民究竟认识了多少、理解了多少、亲近了多少，教育了多少、教育了什么、怎么教育。对待农民，了解不等于理解，接触不等于亲近，看重不等于尊重，教训不等于教育。2、城市如何接纳尊重与理解 尊重农民首先要尊重农民的人格地位，尊重农民的首创精神，把农民当人看，决不能再把农民当作二等公民。按传统的理解，农民是自给自足的小生产者，而现代化的涵义是以高科技为特征的社会化大生产，如果以此为界定，农民与现代化格格不入。而要使农民走向现代化，既不是一味地阻止农民进城或人为地排挤、苛刻农民进城，也决不是让农民都迁到城里去。而是要通过农村环境的改变，农业手段的改善，农民素质的提高，实现新的解放。真正让农民走向现代化，必须使农民自我觉醒，走进知识，亲爱文明。这一解放的目标和标志就是：职业非农化、居住城镇化、人口知识化、农业现代化。善待与宽容 农民为城市作出了巨大贡献，农村人建设了城市，城市人不仅破坏了自身的坏竟，还污染了农村。城市人自己对农村人的创造成果也是刮目相看，但对创造这些成果的农村人却另眼相待。假如我们再进一步换个位置想一想，我们自己是一个进城务工的农民，在为城市的繁荣付出艰巨的劳动与辛勤的汗水后，还处处受到歧视，处处受到刁难，工资被克扣拖欠，合法权益得不到保障，我们感情上能不能接受、心理上能不能承受、言语中有没有怨气。人的行为是受人的观念与感情支配的，将心比心，我们才会更加体贴农民工，与农民工心心相通。如果我们把观念与感情转变以下，来个换位思考，又当如何。把观念与感情转变过来，就应当设身处地替农民工想一想。他们大多来自贫困落后的乡村，由于生活所迫，他们不得不抛家别子，背井离乡，怀着希望与戒惧的心理来到陌生的城市打工谋生。他们在城市里铺路架桥、建房盖楼、清扫垃圾、端盘洗碗、小区保安，大多从事那些城里人不愿干的脏活累活苦活。在为城市建设与城市人生活的改善做出了巨大贡献。把观念与感情转变过来，更深层次问题是要充分认识到农村富余劳动力进城务工就业是工业化与现代化的必然趋势，是加速推进城市化建设的必然结果。不能认为农民的天职就是耕田种地，农民到城市来务工就业就是侵占了城市人的地盘，就是争夺城市人的饭碗。要实现工业化与现代化，就必须统筹城乡协调发展，而要统筹城乡协调发展，就必然要把农村大批的富余劳动力转移到城市中来。 接纳与扶持 农民进城的条件，不仅取决于农民自身的愿望，更重要的是取决于城市接纳农民门槛的高低。这样城市要创造有利于农民进城的条件，降低农民进城的门槛，扶持农民尽快适应城市。帮助农民实现历史性的大转变。按照社会的发展规律，传统的小农随着现代化、城市化的发展，逐渐转化为城市工人、城市居民，留在农村从事农业的人，也变成现代化的劳动者，传统的农民被历史巨浪所淘汰。我国农民正在进入这种历史性的转变，这要经历很长的过程。他们所走的途径是：在党和国家的领导帮助下，在改革开放中，发展乡镇企业（绝大部分是非农产业），使农村工业化，很多劳动力变成乡镇企业的劳动者；建设小城镇，使乡村城镇化，村民变成城镇居民，也有一部分进入大中城市，成为其中的劳动者或居民；从事农业的人，将随着农业现代化成为现代劳动者。当然，农民进城不能仅靠城市门栏的降低，同时，随着现代化进程的加快和知识经济的到来，城市也不能一味迁就于农民的低素质。农民自身必须在提高素质上下功夫。融合与共荣 缩小城乡差别决不是把城里人赶到乡下去，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也不是一味地让农民都进城，抢城里人的地盘。而是使包括农民在内的现代社会人共同融入人的解放和全面发展的现代化过程。融入的政治前提是把农民作为革命的主力军和社会主义建设的重要力量。工农联盟是农民与城市利益共同体的基础，我国要实现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目标，没有农业的现代化，就没有整个社会的现代化；没有农村的稳定，就没有整个社会的安定；没有农民的小康，就没有社会的全面小康；没有农民的富裕，就没有国家的富强。农民要融入城市现代化的进程，还需要提高自身素质，以城市主人翁责任感维护城市。一是遵守城市的规则。城市中存在的很多规则都不同于农村，比如卫生和环保意识，进城农民要想在城市中生存下去，得到城市居民的认可，就必须首先改变原有的旧习惯，遵守城市中已经存在的各种规则。二是保护城市的公共产品。在农村环境中生长的农民往往对于自己的私人产品有很强的保护意识，而缺乏对公共产品的保护。公共产品已经成为城市居民生活中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进城农民提高保护公共产品的意识十分重要。三是改变原有的生活文明准则。进城农民要想真正融入城市，就必须改变“田园化”的农村生活文明准则，去适应城市“商品化”的生活方式。四是要提高自身的技术能力和素质。进城农民仅仅在生活上适应城市的规则还是不够的，最重要的一点是要有很强的谋生手段，才可以和城市居民进行竞争，最终占据到城市中的比较正规的岗位。否则自身的地位仍然没有发生根本性的变化。3、农民怎样自立自思自醒 农民的自立首先取决于农民在现代化的进程中能否实现由自在到自为的飞跃。回首中国农民改革开放以来的伟大创举，农民在自身全面解放的道路上已经并正在实现着新的跨越，重新审视新时期的新农民，应给中国农民一个新理念：当代中国农民是农业现代化的主力军；中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拓荒者；新的生产经营方式的开拓者；农村城镇化的创造者；民主政治的直接实践者；农村社会主义精神文明的建设者。农民有了这样的自我觉醒，农民不但要走向富裕，更要走向文明，走向人的全面发展和解放。实际上，农村中比较富裕的家庭，无论是有人做公事的，还是从事非农产业的，以及培养出大中专学生的，一个共同或者相似的特点是：都把目光投向了外面的世界，走向文明与开化。相对于其他农民，这些人一般都有一定的文化，或者都有一技之长，头脑比较灵活，眼界比较开阔，观念比较新颖，有着强烈的发展愿望。在贫穷和富裕的鲜明对比中，农民深深地认识到：知识改变命运，文化书写历史；自思才能自醒，自为才能自主。自主自愿 农民缺少的不完全是进行创新的动力和能力，而是缺少必要的权利和自由。就农民的创造力而言，农民在现代化进程中所做的贡献和作用是不可磨灭的。没有任何一个农民不想走向富裕，不想走向文明。问题是农民积极性、主动性、创造性的发挥要建立在农民自觉的基础上。实际上农民“要求发展的意识”在转型期间体现的是相当清晰的。解决农民问题的关键是农民的富裕和发展，是农民自己不想富裕、不想发展吗，决不是；是农民自己不会富裕、不会发展吗，不全是。那么，农民怎么就富不起来，发展不上去呢？一个很重要的原因是农民之外的各类人员，农业之外的各行各业，村干部之上的各位领导，发誓不让农民富，发恨阻止农民富，发疯干扰农民富。农民最不能接受的是那些不懂装懂的瞎指挥者，最厌恶的是那些装出一副很内行的面孔，对农民指手画脚的老爷式公仆。既然我们要关心农民，那么就必须注意到农民自我发展的这种意识，要从“我是农民”的角度来说，“我关心我的发展，我要发展，我应该得到发展”是合乎理性的和正当的权利要求。而不要对农民的发展要求一味涉障，剥夺他们的发展权。自立自强 从来就没有什么救世主，要彻底改变自己的命运，全靠农民自己。与城里人的自傲心理形成鲜明对比的是农民不论在城里还是在乡下，都有一种农民身份的自卑感。这也强化了农民的城乡分类意识和城乡差异观念。随着观念、心理、制度、政策、环境、文化、技术差异的缩短或弥合。城市与乡村的共荣与融合,农民自己也应该逐步摆脱以至消除自身的自卑感,而应树立“我觉得自己已经是个城里人”的观念。不仅意识到,我为我是来自农村人而自豪。我为我能从农村来到城市并扎根城市,要比生在城市,但却艰难地生存在城市更骄傲。 农民要真正自立于城市，自主于社会，实现自我价值，必须屏弃乡下人自卑感，树立社会主人翁的责任感和自豪感，自立自强，自我解放，自我发展。当今，年轻的一代农民是不甘于一辈子呆在农村的，总要出来闯荡，由此他们的视野得以开阔，提高自身素质，谋求自身发展成为其自觉的要求。而要到城里发展，可以白手起家，但不能凭空想象。 这就要有一定的实力和能力，至少是要有通过学习和培养能够具备的潜力。这些能力包括：资本积累能力，知识获取能力，政治资源获取能力，相互合作的能力等。有了这些能力，加之政府的合理化制度安排，城市提供的广阔平台，农民的解放和发展才能融入人类解放和发展的大道。村民与市民的文化与心理差异不因农民工的进城甚或进城农民工拿到了城里的户口就自然而然地抹平。也不因“农民工是中国产业工人的重要组成部分”就把农民装扮成市民而使农民的地位有根本性的改变。农民进城的初衷是为了生存，至少是为了改变生存条件，农民改善生存状态的路径也不惟进城一条路。但要生存得好一些，除了消除制度性障碍，就农民自身而言，最迫切的就是要提高自身素质。当然，已经进城的农民，就其基本素质而言，要比不愿或无力进城的农民，无论文化技术素质或心理适应性都更强一些。而要能够继续在城里混下去，进而混出个市民样来，仅靠原来的那点本事就远远不够了。这样，不论在城里，还是在农村，要从根本上改变自身生存状态，政府的制度安排，城市的政策与心态调整，农民的文化技术素质提高和心理素质的适应也成为当务之急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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推动乡村文化振兴是解决新时代社会主要矛盾、重建乡村文化自信的必然要求。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亿万农民对美好生活需要日益广泛，满足农民过上美好生活的新期待，必须提供丰富的精神食粮。

人类社会与动物界的最大区别就是人是有精神需求的，人民对精神文化生活的需求时时刻刻都存在。但当前我国文化发展不平衡不充分问题在乡村问题最突出。许多富有泥土气息的乡土文化，逐渐式微、贫瘠，出现了精神贫血、民间工艺缺少传承人等文化病灶。

乡村文化是农民生活意义与价值的来源，如果农民无法认同乡村文化，就没有乡村文化自信，更谈不上文化的复兴、民族的复兴。因此，推动乡村文化振兴，就是要为农民提供高质量的精神营养，焕发乡村文明新气象，为坚定文化自信提供优质载体。

扩展资料

从本质上讲，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自信的灵魂和主心骨。全面实施乡村振兴，既要塑形，更要铸魂。

因为没有共同的精神追求，没有健康文化的滋养，很难构筑整个农村积极健康向上的价值观念和生活方式。优秀乡村文化不仅维系和凝聚着中华民族的集体记忆，让我们记得住乡愁，还为提升农民精神风貌，孕育社会好风尚提供了丰润的道德滋养。

浅谈叙事空间中的城乡文化对立论文

关键词：

叙事，对立，城乡，文化，空间

简介：

“人生的道路虽然漫长，但紧要处常常只有几步，特别是当人年轻的时候”，路遥开篇引用柳青的话暗示人物在传统与现代、城乡之间的抉择。“路遥一贯重视文学的‘时代意义’和‘社会意义’，重视创作题材‘广阔而深刻的社会生活的内涵’[1]”。《人生》也从问世之日起对众多青年产生了重大而深远的影响。 学界关于路遥的

内容：

“人生的道路虽然漫长，但紧要处常常只有几步，特别是当人年轻的时候”，路遥开篇引用柳青的话暗示人物在传统与现代、城乡之间的抉择。“路遥一贯重视文学的‘时代意义’和‘社会意义’，重视创作题材‘广阔而深刻的社会生活的内涵’[1]”。《人生》也从问世之日起对众多青年产生了重大而深远的影响。

学界关于路遥的研究多围绕《平凡的世界》、创作心理、作品题材这三部分进行，其间涉及路遥对于城乡文化的态度、对于《平凡的世界》人物形象的分析、“城乡交叉地带”主题等。有学者认为就路遥研究的问题意识来讲，并未超越学者李星在上世纪九十年代初的成果①。《人生》标志着路遥进入第一个创作高峰，当下对《人生》关注较少且多对人物形象进行道德评判，应当注意到以叙事空间中的城乡文化的二元对立切入确有所需。

文本中城乡冲突折射出路遥对城乡文化二元对立的思考，随着他后续作品对于现代性的思索与表现，城乡二元对立这一特点被逐渐削弱。通过塑造“高加林”这一形象，且设置不同的叙事场景，路遥表现他徘徊于“交叉地带”的冲突、城市文明与乡土传统的矛盾，构建出城乡二元对立的叙事空间。人物和环境作为叙事空间存在的重要表现在小说当中反差明显：县城、乡村两个故事空间里，刘巧珍、高加林、黄亚萍三人的感情纠葛实质是高加林抉择于城乡之间对人生道路选择的产物。除此之外，视角的转换在文学研究中的迫切性在相关学者也显而易见。莱辛“文学是时间艺术”的论断为文学研究多立足于叙事时间的视角定下基调，在“现实主义时期，大多数文学作品因空间性特征并不明显而采用线性叙事方式，所以在经典叙事学中，人们垂青“叙事时间”，对叙事空间视而不见。”[3]当下在对以往现实主义作品的再解读时，叙事空间作为区别于通常参照的“线性时间顺序”的另一角度，需要“从对叙事文本的整体体验上把握作品的空间性”，在这一前提下分析城乡文化冲突与人物塑造的关系，更好地理解作品的内涵。

一、《人生》文本中叙事空间的划分

主人公高加林在《人生》中经历回乡、短暂进城、回城、再度返乡的过程，串联起一系列人物（巧珍、亚萍、克南、德顺老汉等）。叙事空间将小说分成两大故事空间（乡村、县城）；而按照时间的线性顺序则分为三阶段：（见表1）

城乡二元对立的整体格局下，叙事空间需要联系与融合才能避免文本的分裂、情节的脱节——“大马河川道、桥”这一连结点应运而生。“大马河川道”是山间的平坦道路，象征乡土文明的自然传统；“大马河桥”一定程度上则象征现代文明，带有象征意义的二者是沟通城乡的必经之地。路遥在多个关键情节中都选择 “大马河川道（桥）”作为的故事空间：无论是“高加林在失去了民办教师资格后进城卖馍，途中面对进城人群内心萌生身份意识”，还是在“他与巧珍同行回村经过此地时接受后者热烈的告白”；抑或是“巧珍进城看望他，两人关系悄然变化，临别之际他在川道路口为巧珍拢上红头巾”，还是“在大马河桥上，他结束与巧珍的恋情”，甚至是“再度返乡途中他走过这必经之地，‘腿猛一下子软得再也走不动’”。

大马河川道作为小说叙事空间中一个独特的存在，不再是简单的地理名词，而是融注着人物之间复杂、交织的感情与思想，进而成为城乡二元对立的叙事空间的重要连结点。

二、叙事空间中的城乡二元对立与路遥的“交叉地带”

路遥作品格外关注陕北，形成了独特的乡土叙事风格。有学者指出：“路遥在创作中所表现出来的对乡土人生哲学的价值偏爱，实质上是乡土中国在现代化过程中，以儒家思想为主导的中国传统思想面临西方现代思想的压迫时所产生的现代性焦虑的反映。” [4]这种风格展现在路遥“交叉地带”的创作题材中。“‘交叉地带’原本没有特殊的含义，仅是指农村的某些东西与城市的某些东西交叉。但是路遥赋予它以积极的意义，之所以关注这个‘地带’是因为这个‘地带’作为农村与城市的生活空间，长期以来一直处于对立状态，两者间没有平等的‘交叉’，有的只是农村处在城市的绝对优势之下，因而被禁锢和封闭。由于生产方式不同，农村和城市在生活方式或其他方面当然会存在差别。”[5]乡土叙事的风格、创作题材的范围设定都表现出路遥乡土文化的鲜明立场，审视现代文明及其产物。小说描写高、黄二人对物质生活的追求、黄亚萍被加林父亲称为“洋女人”等细节表现出路遥对城市生活方式和思想持有非善意的态度以及对传统朴素的乡土伦理道德的珍视。

城乡二元叙事空间为路遥“交叉地带”题材的创作服务，文本中除了物质性的“大马河川道（桥）”是叙事空间的连结地，高加林心灵深处对乡土浓厚的感情同样也是叙事空间的连结点。他在离乡进城工作之际，“心里一下子涌起了一股无限依恋的感情，尽管他渴望离开这里，到更广阔的天地去生活，但他觉得对这生他养他的故乡田地，内心依然是深深热爱着的！”[6]这种感情在一定程度上弱化了城乡二元对立设置给读者带来的消极影响；路遥在小说中没有被叙事空间结构掣肘，反而是巧妙地利用这一连结点，通过抒发感情表现出叙事空间结构的张力，也使得人物的正面特质得以凸显。

路遥不拘泥于乡土传统的立场，用辩证的眼光进一步表现城市文明与乡土文明的关系。“感性层面上，伦理主义的目光让路遥对生活过的老土地无比的眷恋和怀念；而理性层面上，历史主义的目光告诉路遥要坚定的走向新生活的彼岸——也就是拥抱现代文明，路遥深知现代文明是社会历史发展的不可阻挡的历史趋势……寻求现代文明也是路遥骨子里理性的自主抉择。”[7]这体现在小说开放式的结局，在城乡之间位置、身份的变换：高加林回到乡村，在乡土伦理的评价体系中失分，但终究不会在乡村自我放逐。开放式结局暗示：只有城市才是他才能的真正舞台。

三、城乡二元叙事空间下的“高加林”形象

“路遥喜欢在以城乡交叉地带的生活为题材，他的作品中经常出现城市文明与农村文明的冲突，也经常出现离乡和恋土的矛盾，这就为农村青年的人生选择增添了一重历史转折的巨大背景，从而显示出一种伦理主义和历史主义的双重目光。”[8]高加林作为典型人物，依仗自己的文化资本试图完成从农村人向城市人的身份转变，却不幸失败。在城市长期处于话语体系、政治经济的中心的年代里，高加林这种受过相当程度的教育、有自己人生追求的青年丧失了社会的上升路径，不得不面对成为农民的事实，他们的挣扎不可避免。小说中这种挣扎尤其体现在高加林失去民办教师职位后，大大推动了情节发展。民办教师的职位对不愿做农民的他来说，意味着不用参加农业劳动就可以给家里贡献一份男劳动力的工分的优待，意味着对自己才能和人格的尊重。后来他被迫再返乡土、陷入困顿的起因，则是对纯朴乡土道德的背叛、是个人追求的膨胀，更是时代的悲剧，充分折射出创作时期的社会现实。

路遥在上篇适时运用插叙，交代高加林在城里上学时期表现突出，而当时体制下城乡的鸿沟限制了他的发展。正如黄亚萍所想：“她后来之所以和克南好了，主要是因为加林回了农村，她再没有希望和他生活在一块儿。不必隐瞒，她还不能为了爱情而嫁给一个农民；她想他她一辈子吃不了那么多苦！”[9]高加林两次进城深刻体会到城乡不平等，对自己的农民身份愤懑不平；之后对城市的渴望表露得更明显：“我非要到这里来不可！我有文化，有知识，我比这里生活的年轻人哪里差？我为什么要受这样的屈辱呢？”[10]进城工作后则表现为：“一路上，他忍不住狂热的张开双臂膀，面对着灯火闪闪的县城，嘴里喃喃地说：‘我再也不能离开你……’”[11]面对选择时他毫无迟疑地投入城市怀抱，数十年乡土文化的浸染抵不过接受教育后对现代文明的皈依。结尾处他被迫返回家乡后的反思，也提升了小说对城乡二元对立的反思高度，“他进一步地想：假如他跟黄亚萍去了南京，他这辈子就会真的幸福吗？他能不能和幻想的那样在生活中平步青云？亚萍会不会永远爱他？南京比他出色的人谁知有多少，以后根本无法保证她不再去爱其他男人，而把他甩到一边，就像甩张克南一样。可是，如果他跟巧珍结婚，他就敢保证巧珍会永远爱他。他们一辈子在农村生活苦点，但会活的很幸福的.……”[12]面对爱情，城乡身份的差别却成了最大的限制：无论是黄亚萍无法忍受牺牲的想法，还是刘巧珍独自凝望的自卑，都成了对纯真爱情的莫大讽刺。高加林爱情抉择的矛盾紧张激烈，但追求个人的发展的深层命题一直贯穿全文；表面爱情的演进深深地被这个命题影响，融入并成为其个人发展的一部分。高加林最终没有按照预想掌握自己的命运，他设想在巧珍和亚萍之间选择安稳或前景，在另一维度暗含出人性中的私欲。

二元对立的叙事空间下，爱情悲剧和人物性格问题同时从侧面表现出人固有观念中巨大的城乡差距。路遥在塑造“高加林”时赋予他城乡对立的思维，即使随着身份的转变也无法消解，反过来这种设计也折射出作家的内心世界。从小说结局来看，路遥为主人公设置重回乡土文化怀抱的出路，体现出乡土哲学的思想倾向：“（路遥）以乡土人生哲学的博大和深邃为乡土子民的奋斗提供了强大的精神尊严的后盾，他以乡村的道德人伦的温暖安慰着在生存价值的比较中饱尝创伤和屈辱的心灵。”[13]但造成悲剧的、人性方面的深层原因也应当引起反思；以此来看所谓“城乡交叉地带”的客观影响存在又有着被部分夸大的嫌疑。

四、结论

路遥在《人生》中建构起城乡二元对立的叙事空间，在表现现代文明与乡土传统的差异以及塑造人物方面作用显著，取得了良好的艺术效果。路遥一系列作品中个人的奋斗故事、潜藏的手法、叙事空间模式的不断发展，成就了他“乡土传统”以及“城乡交叉地点”的题材；另一方面也制约了作品思想内涵的进一步深化。文化层面上，“高加林”式的人物在现实中并不少见，人们现实中面临着剧烈冲突，“一方面向往着现代城市文明，另一方面又难以割舍掉传统乡土伦理在其身心所留下的巨大烙印。”[14]作品中高加林的抉择与当时中国处在传统社会与现代化的转折点这一节点紧密相关，路遥在时代浪潮中的经历、心路历程与叙事的城乡二元对立模式同样相伴而生，从此入手也使研究获得更广阔的社会内涵和思想深度。

注释：

①李星的相关研究主要涉及：路遥作品中的道德承诺及其潜在的人生信仰，从《人生》到《平凡的世界》的变化，现实主义创作方法的选择及其突破，地域文化、童年经历对创作心理的影响等，更多地从整体发现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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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陈占彪.论路遥小说创作的心理机制[A].路遥研究资料[M].济南：山东文艺出版社，2006：179.

[13]张克.乡土哲学的价值偏爱及其现代性焦虑[J].理论与创作，2004（02）： 75-79.

中华民族振兴了，看看我国的高速贯穿大江南北只不过要收费，我国的国民富裕了看看高楼大厦只不过大多都是房奴，国民一部分人富了看看私家轿车只不过油价是美国2倍，国民消费水平也提高了只不过食品不太安全，看看中国的企业多么强大只不过是国有垄断，2000字应该好写